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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7: 1733 - 174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217

论文

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 胡曙虹 , 1 ,
  • 杜德斌 , 2 ,
  • 范蓓蕾 3
展开
  • 1.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 2.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上海 200241
  • 3.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规划设计建设学院,东兰辛48823,美国
通讯作者：杜德斌（1963- ）,男,湖北宜昌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地理和科技创新。E-mail:

作者简介：胡曙虹（1986- ）,女,江西泰和人,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8-03-21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5-26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7-12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XDA20100311)

收起

R&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cation selection

  • HU Shuhong , 1 ,
  • DU Debin , 2 ,
  • FAN Peilei 3
Expand
  • 1. Shanghai Institute for Science of Science, Shanghai 200235, China
  • 2.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3. School of Planning Design & Construc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48823, USA

Received date: 2018-03-2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5-26

  Online published: 20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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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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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关键词： 中国企业; R&D国际化; 时空格局; 区位选择

本文引用格式

胡曙虹 , 杜德斌 , 范蓓蕾 . 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19 , 38(7) : 1733 -1748 . DOI: 10.11821/dlyj020180217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economy being strengthened constantly and the value chain being disassemble rapidly, innovation resources such as talent, technology, information flow are recombined fast worldwide.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R&D investment, th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foreign investment has hanged significantly. While China has long been a host country of MNCs overseas R&D investment, Chinese MNCs have increasingly invested their R&D oversea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Chinese companies, as latecomers in R&D globalization, have strategically determined the locations for their R&D investment. Using the data of overseas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rom 1998- 2015 and zero tail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it first describes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then examin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location decision of Chinese R&D investment. It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oversea R&D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companies has grown rapidl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Moreover, while most of Chinese oversea R&D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y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have the trends of both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For example, Huawei has concentrated about 2/3 of its overseas R&D institutions in Europe and scattered the rest in Asia, America and Africa, due to its strategy that the R&D institutes shall first meet local, then regional and global markets and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of Europe as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more basic R&D research. The zero tail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main country-level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overseas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as illustrated by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R&D demands of host countries are not the key factors that attract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2)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host countries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the host country is a key factor. (3)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rich R&D resourc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policy and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main factors for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4) Geographic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host countries seems only matter for Chinese R&D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ese companies; R&D globalizati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location selection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R&D机构配置于海外,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研发活动的最佳区位。目前,跨国公司从事国际性R&D活动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外投资大国,作为后起的对外投资大国,其重要性已超过日本和欧洲。随着中国企业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并逐步融入到全球创新格局中,成为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1]。
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空间扩张及对已有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空间布局进行重塑,是创新地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2]。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总体来看中国OFDI存量高度集中于几个避税地,地域分布格局偏离发展中国家常规[3]。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中国在非洲OFDI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4],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设厂的区域差异较大[5]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因素[3],东道国的属性及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邻近性[2],国家距离[3],母国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6],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等[7]。而目前对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时空分布格局的研究成果还较少,有学者基于案例研究的结果认为中国企业倾向于在具有各种优势的特定区位（如德国的电动工具行业、瑞典的通信行业和意大利的汽车行业）进行R&D布局[8]。企业海外R&D投资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类型,两者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其存在的差异性则需进一步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研究还主要聚焦于进入模式、主要动机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从R&D国际化的进入模式来看,中国技术获取型OFDI的投资方式已从新建向兼并、收购转变[9]。考虑到技术研发、知识创新的市场失灵特征和发达国家创新网络的完备性、高端性,联盟合作、兼并收购、社会网络联系等方式成为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有效方式[10]。通过加入战略联盟学习并培育本身不具备的竞争优势是跨国公司后发者（如中国企业）加速追赶先行者进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最佳模式[11,12]。从R&D国际化的主要动机及影响因素来看,一种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国外技术知识,是一种创造性的资产寻求和学习行为[13],节约成本似乎并不是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主要原因[14]。由于技术在地理位置上有一定的集聚性,技术落后的企业通常会选择在技术集聚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以获得技术溢出效应[15]。
综合已有研究来看,目前学界对中国企业R&D国际化这一新兴现象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少数典型企业或某一行业的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或小样本数据的定量研究。因此,有必要采用大样本量数据,同时以典型企业为代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总体刻画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发展特征及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从事R&D活动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东道国角度探讨影响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主要因素,试图发现并归纳现阶段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相关规律。

2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与国际合作司于1990年开始对实施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进行备案并登记相关信息,在各海外投资企业（机构）的经营范围中搜索查询“研发”、“研究”、“研究与开发”、“技术开发”、“研制”、“科研”、“科学研究”等与R&D相关的内容,遴选并整理出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在海外从事R&D活动的相关条目,最终形成“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库”。以该数据库作为本文对中国企业R&D国际化进行分析的主要数据来源,数据中包括企业海外R&D投资年份、国内来源地、R&D投资流向的东道国等相关信息。进一步,从所有从事海外R&D活动的中国企业中选择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作为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典型案例研究其时空分布格局,具体数据来源于华为官方网站、年报、相关文献著作及网站资料等。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中国企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R&D投资,即海外R&D投资,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了设立在香港和澳门的境外投资企业,以及设立在离岸金融中心、避税港等初始投资地的非实体R&D机构① (文中的海外投资企业不包括设立在离岸金融中心（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香港、西萨摩亚）的注册公司,原因是企业在这些地区不从事实质业务,而只是大部分企业投资海外的首选服务平台。)。尽管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无法获取企业在境外投资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研发人员投入数量、研发强度等R&D投入产出数据,但该统计条目中的内容仍是目前关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最为综合且权威的数据来源。
据“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库”数据显示,1998—2015年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中从事与研发活动相关的企业共有2157家,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全球六大洲102个国家,国内来源地覆盖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本文以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东道国和国内来源地（包括省域和城市）作为基本的空间分析单元。

3 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

3.1 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持续快速增加

中国企业新建海外R&D机构的历程可分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该阶段中国一些实力较强的跨国公司,如海尔、创维、中兴、联想、华为等家电、通信行业开始尝试在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设立R&D机构;第二阶段：2002年国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企业研发国际化步伐逐步加快,从2005年的41个增加至2010年的84个;第三阶段：自2011年开始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R&D机构的数量每年都在持续上升,且增长速度不断加快;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以及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备成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其在海外设立的R&D机构从2014年的311个急剧增长为2015年的782个（图1）。
Fig. 1 Numbers of new overseas R&D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during 1998-2015

图1 1998—2015年中国企业新建海外R&D机构的数量

3.2 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

3.2.1 已逐步形成覆盖全球的研发体系 从中国企业海外R&D机构的洲别分布来看,在中国企业海外设立R&D机构的起步阶段,亚洲及北美洲成为其布局的重点区域。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至2015年,其空间布局已从北美洲、亚洲扩张至在除南极洲之外的其他六大洲,逐步构筑了覆盖全球的研发体系,其中北美洲、亚洲和欧洲是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布局的主要区域（图2）。以典型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1999—2016年该公司在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的18个国家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
Fig. 2 Proportion of overseas R&D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continents during 1998-2015

图2 1998—2015年中国企业在各大洲设立R&D机构数量的比重

3.2.2 集中分布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R&D投资较少 从中国企业海外R&D机构所在东道国的空间布局来看,截至2015年,中国企业在全球102个国家设立了海外R&D机构,其中发达国家24个,发展中国家78个,新建的2157个海外R&D机构中有1754个（占比81.32%）分布在发达国家①(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发布的资料,发达国家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其余为发展中国家。),403个（占比18.68%）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即超过4/5的中国企业海外R&D机构布局在发达国家,主要东道国所拥有的中国企业海外R&D机构数量及比重如表1和表2所示。20世纪90年代末为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早期阶段,该阶段中国企业大约成立了15个海外R&D机构,发达国家是其实施海外R&D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共有14个,占比高达93.3%,例如中兴、创维和海尔等企业最初都选择在美国、瑞典、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新建海外R&D中心。2001—2015年中国企业新增海外R&D机构共2142个,其空间布局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除进一步增加对原有发达国家的R&D投资外,也逐渐向邻近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理距离较远的拉丁美洲、大洋洲及非洲的国家扩散,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东道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逐渐增加。
Tab. 1 Host countries of overseas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表1 中国企业设立海外R&D机构的东道国

发达国家（24个） 发展中国家（78个）
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加拿大、瑞典、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葡萄牙、荷兰、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丹麦、以色列、卢森堡、挪威、奥地利、新加坡 波兰、土耳其、墨西哥、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智利、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加蓬、南非、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越南、巴西、孟加拉、卡塔尔、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坦桑尼亚、乍得、也门、叙利亚、毛里塔尼亚、土库曼斯坦、尼日尔、安哥拉、尼日利亚、阿曼、苏丹、南苏丹、伊朗、布隆迪、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喀麦隆、沙特阿拉伯、玻利维亚、伊拉克、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突尼斯、阿富汗、阿根廷、纳米比亚、保加利亚、秘鲁、委内瑞拉、马里、塞舌尔、哥伦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加纳、厄瓜多尔、老挝、朝鲜、柬埔寨、津巴布韦、缅甸、斯里兰卡、赞比亚、塔吉克斯坦、蒙古、塞拉利昂、尼泊尔、文莱、乌干达、摩洛哥、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埃及、刚果（金）、瓦努阿图、几内亚
Tab. 2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overseas R&D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host countries during 1998-2015

表2 1998—2015年中国企业在不同东道国设立R&D机构的数量及比重

发达国家 机构数量（个） 比重（%） 发展中国家 机构数量（个） 比重（%）
美国 819 37.97 泰国 29 1.34
德国 165 7.65 越南 29 1.34
日本 176 8.16 印度 27 1.25
英国 76 3.52 俄罗斯 19 0.88
加拿大 69 3.20 哈萨克斯坦 15 0.70
韩国 82 3.80 巴西 18 0.83
澳大利亚 62 2.87 阿联酋 17 0.79
新加坡 75 3.48 印度尼西亚 13 0.60
荷兰 54 2.50 马来西亚 12 0.56
意大利 37 1.72 南非 11 0.51
法国 36 1.67 巴基斯坦 11 0.51
瑞典 26 1.21 沙特阿拉伯 8 0.37
以色列 17 0.79 墨西哥 8 0.37
西班牙 12 0.56 柬埔寨 7 0.32
瑞士 11 0.51 伊朗 5 0.23
芬兰 10 0.46 坦桑尼亚 5 0.23
其他 27 1.25 其他 169 7.83
合计 1754 81.32 合计 403 18.68

3.3 华为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及战略动机

3.3.1 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 1999年华为在俄罗斯设立数学研究所,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R&D中心,开启了其R&D国际化进程,华为R&D国际化的主要模式除了在东道国新建研发中心外,还包括技术获取型并购及与东道国的企业、高等院校建立R&D联盟等。1999—2016年,华为在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的18个国家设立了35个海外R&D中心,其中在亚洲的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土耳其4个国家共设立了5个海外R&D中心,在欧洲的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爱尔兰、俄罗斯、比利时、匈牙利、芬兰10个国家共设立了23个海外R&D中心,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共设立了5个R&D中心,在拉丁美洲的巴西及非洲的南非分别设立了1个海外R&D中心（如表3所示）。
Tab. 3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ain tasks of overseas R&D centers of Huawei

表3 华为海外R&D中心的空间分布及主要任务

东道国 海外R&D中心的主要任务
俄罗斯 1999年 在莫斯科成立俄罗斯数学研究所,吸引当地顶尖的数学专家从事基础研究
印度 1999年 在班加罗尔成立研发中心,为母公司各产品线开发和交付优质的软件平台、零部件和应用
2015年 扩建原有研发中心,成立尖端研发中心（华为海外最大的研发中心）,利用印度当地服务优势,打造全球服务交付中心,面向全球客户开展研发工作,主要负责开发通信软件和尖端通信网络服务方案。
瑞典 2000年 在斯德哥尔摩成立3G技术研究中心,从事GSM、3G和LTE超3G系统的研发,同时可以靠近竞争对手爱立信
2009年 在哥德堡新建立研发中心,专注于微波、基站和基于IP的网络研发
美国 2001年 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设立研发中心,致力于数据通讯和云计算研究
2016年 在西雅图贝尔维尤成立华为终端美国软件研究所,靠近脸书、推特、优步等其他公司在此设立的大型研发机构
德国 2006年 在波恩成立网络研发中心,靠近重要客户德国电信,了解德国市场,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
2008年 在达姆施塔特成立了创新和演示中心
2008年 在慕尼黑成立华为欧洲研究所,定位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
2009年 在杜塞尔多夫设立研发机构,靠近重要客户沃达丰,并和周边的大学开展科研合作
法国 2007年 在塞尔日市建立了华为在法国的第一个研发中心,负责无线技术的基础性研发
2008年 在布列塔尼地区的拉尼翁设立研发中心,负责固定宽带研发
2009年 新设伊西研发中心,负责移动宽带研发
2014年 在阿尔卑斯省的索非亚科技园成立芯片研发中心,聚焦芯片设计和嵌入式电子设备研发
2015年 在巴黎成立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通过时尚与艺术研究,使美学理论与尖端科技相结合,从而把更多创意融入华为产品的色彩与风格设计中,引领华为产品的设计方向
2016年 在布洛涅市成立法国数学研究所,旨在挖掘法国基础数学资源,致力于网络层、分布式并行计算、通信物理层、数据压缩存储等基础算法研究,聚焦5G等战略项目和短期产品,完成分布式算法全局架构设计等
印度尼西亚 2008年 在雅加达成立印尼研发中心暨培训中心,针对印尼市场的客户开发应用软件,同时致力于培训和共享当地的工程师
加拿大 2010年 在渥太华成立研发中心,该中心在5G移动通讯及光通信技术等领域具有世界级核心研发能力
2015年 在滑铁卢成立研发办公室,致力于解决手机安全问题
比利时 2009年 在新鲁汶科技园区成立比利时研发中心,致力于软件及应用领域的研发,其成果提供给华为软件公司使用
2015年 在鲁汶成立欧洲研究院,协调华为分布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工作,主要聚焦于新一代网络技术（5G技术）的研究
土耳其 2009年 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研发中心（华为海外第二大研究所）,致力于软件产品和业务、无线技术、全IP融合技术等的研发,及产品规划、优化等相关流程的分析和研究
日本 2012年 在东京成立日本研究所,从事网络领域的研发
2014年 日本研究所搬迁至横滨市,靠近现有的供应商及其他ICT企业,及时响应日本客户需求,同时开发更多面向全球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2016年 成立华为东京研发中心,设立面向市场的产品开发基地和尖端技术研究开发基地,与日本的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合作,共同研发物联网、下一代5G移动通信等技术
巴西 2011年 在圣保罗州坎比纳斯市设立研发和培训中心,开发适用于巴西当地的电信类软件、云计算业务和产品
芬兰 2012年 在赫尔辛基设立研发中心,负责终端产品的前端研发创新以及可靠性验证,主要聚焦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软件开发
东道国 海外R&D中心的主要任务
英国 2012年 在伊普斯威奇设立研发办公室,致力于光子设备的研究、设计、开发、生产和检测
2014年 在布里斯托尔成立新研发中心,研究领域包括光电子、终端设计、软件开发等,研究成果将服务于全球140多个市场的华为客户
爱尔兰 2013年 在科克城及都柏林设立了两个研发中心,专注于华为的下一代客户体验管理产品“SmartCare”,支持公司为爱尔兰和全球电信运营商提供客户服务
意大利 2007年 在都灵设立移动创新中心,与意大利电信携手合作开发移动网络应用技术,并为其提供技术测试、路线图开发和产品优化等需求服务
2011年 在米兰成立全球性微波研发中心（首个全球性研发中心）,着重研发如何满足日趋激增的数据流量所带来的带宽需求问题,兼带营销和销售支持功能
匈牙利 2015年 扩建其在布达佩斯的研发中心,为沃达丰提供的4G网络技术和匈牙利电讯公司提供的IP电视技术提供技术支持
南非 2016年 在约翰内斯堡成立南非创新中心,将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和设备引进非洲,帮助当地消除数字鸿沟

注：表中内容根据华为年报、官方网站及其他网站资料整理所得。

一直以来,欧洲都是华为重要的市场,也是华为R&D国际化扩张的中心,为了充分利用和开发欧洲成熟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以及高水平的工程师力量,华为将欧洲作为其R&D国际化的主要阵地,2015年华为在比利时成立了欧洲研究院,统筹协调欧洲所有的R&D机构。以华为在法国设立的R&D中心为例,截至2016年,华为在法国成立了6个R&D中心,位居欧洲及全球各国之首,R&D中心分别设立在塞日尔市、拉尼翁市、伊西市、索菲亚科技园、巴黎市和布洛涅市,其功能涵盖技术开发和基础研究,具体研发方向主要涉及无线技术的基础性研发、固定宽带研发、移动宽带研发、芯片设计和嵌入式技术的研究、时尚与艺术研究、数学研究等。作为全球艺术与时尚中心,巴黎拥有丰富的创新和设计资源,华为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通过艺术与时尚研究,使尖端科技与美学理论相结合,从而把更多创意融入华为产品的色彩与风格设计中,引领华为产品的设计方向,将在华为全球范围创新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3.3.2 战略动机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主 总体而言,华为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包括对公司主要产品或生产工艺的适应型改造以适应当地市场,利用国外创新资源为区域生产性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以及为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从事前沿技术探索等,即包括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3类。从华为海外R&D机构产品及服务的市场定位来看,经历了从服务母国市场到服务东道国或区域市场再到服务全球市场的变化过程,大部分海外R&D中心都是服务于东道国或区域市场及全球市场。根据R&D机构的研发类型和服务市场的定位,可以认为华为设立35个海外R&D机构的战略动机从时间上大致经历了“面向国内市场的技术开发→面向国内市场的基础研究→面向东道国或区域市场的技术开发→面向全球市场的技术开发→面向全球市场的基础研究→面向东道国或区域市场的技术转移”的演化过程。

4 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道国视角

根据2015年思略特（Strategy&）的调研报告,中国企业R&D投入进入全球1000强的仅有9个,目前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还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其实施R&D国际化的主要动机是试图通过全球化创新来获取人才和技术,显示出了有别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独特的全球化创新方式。基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基本倾向,即主要集中分布在美国、日本、德国等科技强国,但同时又广泛分布于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的其他国家,表现为集聚与分散并存的特征。综合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认为一国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因素很多,可概括为经济因素,技术水平及制度因素等。

4.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4.1.1 研究假设与指标选择 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中国企业在101个国家（由于朝鲜缺失较多的统计数据,未被列入研究范畴）设立的2150家海外R&D机构数量来衡量影响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主要因素。
基于现阶段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主要动机,本文提出中国企业R&D国际化受东道国市场驱动、创新资源供给及政策获得等因素影响的假设,具体表述如下：
假设1：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与中国经贸往来越密切的东道国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有学者认为R&D国际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国际化所驱动,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R&D机构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开发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16],东道国的市场需求是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17]。von Zedtwitz认为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布局R&D中心更多的是考虑与市场和创新产出相关的因素[18],祝影等认为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在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地位在上升[19]。
通常对企业FDI有吸引力的国家对其R&D活动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对一国的直接投资数量也可以反映母国在该国的市场渗透程度和对该国的投资经验,同时从另一方面反映该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会状况[17]。Eapen的研究证实了创新搜寻和技术转移过程中的海外网络关系通过FDI对海外R&D机构产生知识溢出正效应[20]。
假设2：东道国创新能力越强、创新资源越丰富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技术转移和扩散成为提高技术水平的主要方式,也为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可能,陈昊等的研究发现中国对研发资本密集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获得逆向技术溢出[21]。东道国的创新潜力、创新投入和产出对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规模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2]。特别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海外设立R&D机构的动机除市场扩张外,更为重要的是寻求战略性资产,获取技术和知识资源以弥补技术缺口,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中国企业技术实力[23,24]。
假设3：东道国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基础设施对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必不可少,基础通信设施对于创新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通常被认为是推动R&D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东道国完善的基础通信设施可以降低企业R&D机构在东道国的运营管理成本,同时也是海外R&D机构同母国进行适时交流沟通的保障,从而成为一个国家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基础条件[17]。
假设4：东道国R&D人员工资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中国企业在该国设立R&D机构,呈现负向影响。
是否能雇佣到较低薪酬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通常被认为是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而言,节约成本从而降低研发费用是企业海外研发的主要动机之一[25]。尽管伴随着国内研发人员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倾向于将海外R&D机构设立在研发成本较低的国家,但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战略性资产,其海外R&D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否同发达国家一样以降低研发成本为主是值得进一步验证的问题。
假设5：东道国拥有促进创新活动进行的良好政策对吸引中国企业在该国设立R&D机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促进创新活动需要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制度,Maskuske研究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强,越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26],一个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是影响跨国公司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27]。此外,低政治风险的国家对吸引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作用,东道国鼓励性的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会对跨国公司R&D投资产生吸引力[14]。王永钦等的研究也发现,相比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性,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时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28]。
假设6：与东道国间的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在该国设立R&D机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Zejan的研究表明与母国的地理距离、文化差异等东道国因素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选址有重要的决定作用[29]。R&D全球化活动使得各地分散的R&D机构形成了企业的全球创新网络,地理距离会对组织产生强大的离心力,同时将导致语言和文化差异,从而成为海外R&D机构与母公司交流沟通的一个显著障碍[30]。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选取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R&D人力成本、创新能力、R&D资源数量、基础通信设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度质量,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企业来源地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9个变量作为描述东道国特征的解释变量,具体描述如表4所示。
Tab. 4 Indexes and variables description

表4 指标和变量描述

指标（变量名） 变量描述
经济发展水平（economic） 样本国家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
对东道国的OFDI（OFDI） 中国对样本国家的海关货物出口总额（万美元）（对数形式）
R&D人力成本（wage） 样本国家电气研发工程师的工资总额（美元）
创新能力（capacity） 样本国家研发创新能力得分
R&D资源数量（R&Dp） 样本国家每百万人中研发和技术人员数量
基础通信设施（infrustrate） 样本国家每百人拥有的手机数量+固定宽带数量+固定电话数量（对数形式）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ipr） 样本国家知识产权使用费（美元）
制度质量（institution） 样本国家的“政府效能”指数
地理距离（distance） 来源地与各东道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km）
其中,2000—2015年样本国家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每百万人中研发和技术人员数量、每百人拥有的手机、固定宽带、固定电话数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数据来源于2001—2016年世界银行中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样本国家创新能力指数来源于《2015—2016世界竞争力报告》,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7;中国对样本国家的海关货物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2001—2016年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样本国家电气工程师的工资总额数据来源于瑞士联合银行数据库（UBS）;样本国家的政府效能指数来源于2000—2015年世界治理指数（WGI）数据库。对于从事海外R&D投资的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选取企业来源地与各东道国首都（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按照两地间的经纬度由Google地图计算得出。为保证信息完整性,本文采用多重替代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
4.1.2 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是中国企业在2000—2015年各年度在样本国家设立的R&D机构数量,是非零正整数的离散变量,其既不符合正态分布特征,也不符合连续分布特征,因此可假设其服从泊松分布[31]。
泊松回归模型假设每个 y i 都是从参数为 λ i 的泊松分布中抽取的,这个参数与解释变量 x i 相关。使用泊松回归模型的前提是要求分布的期望与方差必须相等,经计算,本文的样本方差不满足与期望相等的假设,即存在过度分散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若仍采用泊松回归模型,将会导致较大误差,为消除这种不利影响,本文采用零断尾负二项回归模型：
λ it = exp β i x it + μ it （1）
式中： μ it 为未观测到的个体效应,假设 exp μ it 服从参数为（1, δ ）的Gamma分布,且独立分布,此时服从负二项分布：
Prob Y it = y it | x it = Γ ( λ it + y it ) δ λ it Γ ( λ it ) Γ ( y it + 1 ) 1 + δ λ it + y it （2）
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E Y it | x it = λ it 和 Var Y it | x it = λ it ( 1 + 1 δ λ it ) 。当 δ 为任意非零常数时,条件方差大于条件均值;而当 δ 趋向无穷时,零断尾负二项分布收敛于泊松分布,也即泊松分布模型是零断尾负二项分布模型的一个特例。可通过如下零断尾负二项极大对数似然函数求得参数 β 和 δ 的估计值：
ln L β = ∑ i = 1 N ∑ i = 1 T Γ λ it + y it - lnΓ λ it - lnΓ y it + 1 + λ it ln δ - λ it + y it ln ( 1 + δ ) （3）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下列模型来检验基于东道国角度中国企业海外R&D机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E R & D i | X i = α i + β 1 economic + β 2 OFDI + β 3 capacity + β 4 R & Dp + β 5 wage + β 6 infrustrate + β 7 ipr + β 8 institution + β 9 distance + ε it （4）
式中： i 为不同的国家;R&D为研究期内中国企业在不同国家设立的R&D机构数量; α 为常数。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带来的潜在问题,对变量 OFDI , infrustrate 进行了对数化处理,用Stata12.0程序包进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得到估计参数。

4.2 零断尾负二项回归结果与影响因素分析

4.2.1 零断尾负二项回归结果 为避免出现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由于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而使模型估计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等问题,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the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诊断法做了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检验。根据方差膨胀因子（VIFs）来判断是否有多重共线性威胁,计算结果显示VIFs均小于2.43,认为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影响可忽略。
基于东道国视角,以中国企业在各国设立的R&D机构作为被解释变量的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4为仅包括东道国因素的回归结果,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来源地与东道国之间地理距离因素的回归结果,对比两个模型可以看出,将地理距离纳入到回归模型后,卡方检验值增加至205.14,伴随概率为0.000,伪R2也增加至27.07%,说明模型5的拟合结果优于模型4。结合模型4和模型5的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R&D资源数量及R&D人力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度保障及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企业来源地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企业设立海外R&D机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情况,模型2、模型4、模型5中东道国基础通信设施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假设3未通过检验。
Tab. 5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cation selection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表5 中国企业R&D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经济发展水平 -0.009* -0.037*** -0.039**
（0.015） （0.014） （0.013）
对东道国的OFDI 0.609*** 0.568*** 0.538***
（0.054） （0.064） （0.066）
R&D人员工资 1.583*** 0.422 0.697**
（0.354） （0.401） （0.410）
创新能力 1.132*** 0.109** 0.050**
（0.220） （0.172） （0.170）
R&D资源数量 0.177** 0.147** 0.122**
（0.103） （0.510） （0.531）
基础通信设施 0.158 -0.308 -0.254
（0.215） （0.188） （0.182）
知识产权保护 1.976** 0.501*** 0.544***
（0.311） （0.151） （0.152）
制度保障 0.261*** 0.254** 0.234**
（0.115） （0.105） （0.104）
地理距离 -0.470**
（0.205）
常数项 -7.107*** -3.539*** 1.784*** -4.600*** -3.897***
（0.622） （1.038） （0.132） (0.905) (0.834)
Log likelihood -293.23 -325.70 -322.98 -279.43 -276.41
LR chi(7) 171.51*** 106.57*** 111.99*** 199.09*** 205.14***
Pseudo R2 0.2263 0.1406 0.1477 0.2627 0.2707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表6（见第1744页）中的模型b、模型d进行分析可知,模型b中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R&D人员工资、及R&D资源数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表现出正相关;模型d中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度保障、地理距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地理距离表现出负相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基础通信设施在两类国家的分析结果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Tab. 6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cation selection of R&D investment to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表6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R&D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变量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经济发展水平 -0.154 -0.178 0.379 0.325
（-0.123） （-0.144） （0.046） （0.045）
对东道国的OFDI 0.947*** 0.986*** 0.340*** 0.273***
（0.244） （0.217） （0.506） （0.418）
R&D人员工资 0.697 0.534** -0.010 0.293
（0.131） （0.135） （-0.177） （0.056）
创新能力 0.544** 0.380** 0.159 -0.282
（0.192） （0.127） （0.088） （-0.002）
R&D资源数量 0.431** 0.108** -0.538 -0.624
（0.065） （0.135） （-0.323） （-0.406）
基础通信设施 -0.272 0.638 0.197 0.286
（0.027） （0.054） （0.118） （0.185）
知识产权保护 -0.308 -0.948 0.450*** 0.577***
（0.023） （0.007） （0.365） （0.494）
制度保障 0.373 -0.362 0.525* 0.272**
（0.112） （0.115） （0.201） （0.114）
地理距离 0.575 -0.708***
（0.132） （-0.430）
常数项 -1.165* -1.663** -4.246*** -2.555**
（0.241） （0.277） （0.467） （-0.277）
Log likelihood -86.60 -85.79 -167.78 -159.07
LR chi（7） 73.89*** 75.51*** 75.39*** 98.80***
Pseudo R2 0.2990 0.3056 0.1834 0.2258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4.2.2 影响因素分析及解释
（1）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从表5中可以看出,模型4和模型5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0.037和-0.039,说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中国企业设立海外R&D机构的吸引力越小,这与假设1中“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预期相反。结合表6来看,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R&D需求方面的因素不是现阶段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与陈劲等[23]的研究结论一致。
进一步地,表5的模型5中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数量、东道国的创新能力、R&D资源数量、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及制度质量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这5项变量对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R&D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假设2和假设5通过检验。综合考虑表6的回归结果发现这些变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体解释如下：
（2）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也是影响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数量越多,企业越倾向于在该国设立R&D机构,这与假设1中“与中国经贸往来越密切的东道国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可能性越大”的预期一致,其主要原因为：国家间长期的交往形成重复博弈,有利于提高相互之间的信任,降低R&D投资成本;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数量越多说明中国对该国的市场渗透程度越强,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求更有针对性地从事R&D活动;企业实施R&D投资之前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母国与东道国间技术转移的障碍。
（3）东道国的R&D供给是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从中国企业海外R&D活动主要集中于欧美等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可看出,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其拥有的研发资源是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R&D机构中国企业可以充分接近东道国丰富的R&D资源,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创新要素（尤其是高端研发人才、前沿技术等战略资源）参与企业的创新进程,使企业获得最新技术并及时把握技术的发展动态;同时通过企业内部的知识溢出和示范效应向母公司转移,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
对比而言,发达国家较之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效能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不是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导因素。从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利用先进技术的成本,但从长期来看,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使企业丧失创新的积极性。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能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加强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保护,降低企业技术外泄的风险,使得企业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等所有权优势得到有效的保护。
以政府效能为代表的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对该国进行R&D投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东道国政府服务廉洁高效,公平而透明的税收政策,立法公正和透明,政策质量高且不受政治压力左右,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运营环境和全面有效的公共服务,从而降低中国企业R&D投资成本,控制投资风险,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该国从事R&D活动。
（4）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上。表5中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区位选择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与假设6的理论预期符号一致,也说明现阶段距离远近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R&D投资考虑的一个决策因素,目前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的现状证实了这一研究结论,也解释了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与对外直接投资步伐保持一致。但从表6中可以看出,这一结果并未体现在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R&D投资中,说明地理距离以外的其他因素对中国企业在距离较远的欧美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更大。
（5）中国企业选择距离较远且R&D人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受技术寻求动机的影响。对比表5中的模型1、模型4和模型5,以及表6中的模型a和模型b可以发现,东道国R&D人力成本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有较大的变化,加上地理距离的变量后,东道国R&D人力成本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在该国设立R&D机构,这主要体现在对发达国家的R&D投资中,假设4未通过检验。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R&D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往往更高,但发达国家通常都拥有先进技术,除亚洲的日本、韩国外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地理距离都较远。对于现阶段以技术寻求为主要动机的中国企业而言,仍然会选择距离较远但技术水平更高的欧美国家进行海外R&D投资,所以加上地理距离这一因素后东道国R&D人力成本这一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R&D投资的影响才会显著为正。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本文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从时空格局特征来看：研究期内,中国企业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持续快速增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已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研发体系,集中分布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R&D投资较少,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进一步,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华为海外R&D机构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R&D国际化的主要战略动机所决定。
对于中国企业R&D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首先将所有东道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地,考虑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动机存在的差异性,将东道国分成两类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仅从东道国角度来看,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东道国R&D供给方面的因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及制度保障等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国企业选择距离较远且R&D人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受技术寻求动机的影响。
作为后发者的中国企业在海外从事R&D活动,其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既不同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有成熟技术的海外转移,更不同于传统发展中国家以获取市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跨境资本输出,且其海外R&D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也呈现出更多元化的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以期为中国企业研发“走出去”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并试图为推动中国相关科技政策改革、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司月芳, 陈思雨, Ingo Liefner, 等.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基于华为WIPO专利分析.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869-1878.

[Si Yuefang, Chen Siyu, Ingo Liefner, et al.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case study of Huawei.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869-1878.]

[2]
邓羽, 司月芳. 西方创新地理研究评述. 地理研究, 2016, 35(11): 2041-2052.

[Deng Yu, Si Yuefang.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research in the Wes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1): 2041-2052.]

[3]
李凝, 胡日东.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 基于制度的视角. 经济地理, 2011, 31(6): 910-914, 939

. [Li Ning, Hu Ridong.Analysis on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tudy from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6): 910-914, 939.]

[4]
黎明, 夏昕鸣, 朱晟君, 等.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地理, 2017, 37(11): 19-27.

[Li Ming, Xia Xinming, Zhu Shengjun, et al.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OFDI in Africa countri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1): 19-27.]

[5]
刘晓凤, 葛岳静, 赵亚博. 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 经济地理, 2017, 37(11): 99-108.

[Liu Xiaofeng, Ge Yuejing, Zhao Yabo.National distance and Chinese Companies’ choice of loca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1): 99-108.]

[6]
王疆, 江娟. 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世界地理研究, 2017, 26(4): 20-30.

[Wang Jiang, Jiang Juan.Country-of-origin agglomeration, loc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U.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7, 26(4): 20-30.]

[7]
余官胜, 林俐.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地理研究, 2015, 34(2): 364-372.

[Yu Guansheng, Lin Li.Enterprises overseas cluster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of new entra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micro enterprises data in Zhejia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2): 364-372.]

[8]
Di Minin A, Zhang J, Gammeltoft P.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D in Europe: A new model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30(3): 189-203.

DOI

[9]
杜群阳. R&D全球化, 反向外溢与技术获取型FDI. 国际贸易问题, 2006, (12): 88-91.

[Du Qunyang.R&D globalization, reverse spillover and technology sourcing FD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06, (12): 88-91.]

[10]
朱顺林. 逆向嵌入国际研发网络: 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的有效路径. 经济体制改革, 2011, (5): 93-97.

[Zhu Shunlin.Reverse imbed international R&D network: Effective path of cultivate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11, (5): 93-97.]

[11]
Li P P.Toward a geocentric theory of multinational evolution: The implications from the Asian MNEs as latecomer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20(2): 217-242.

DOI

[12]
Li P P.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multinational evolution: The eviden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s latecom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7, 13(3): 296-318.

[13]
吴先明. 创造性资产与中国企业国际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Wu Xianming.Creative Asset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4]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DOI

[15]
Jaffe A B, Trajtenberg M, Henderson R.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s evidenced by patent cit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3): 577-598.

DOI

[16]
Jaffe A B.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 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 profits and market val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5): 984-1001.

[17]
杜德斌. 跨国R&D投资的宏观区位选择. 世界地理研究, 2001, 10(2): 7-15.

[Du Debin.Study on the macro-location choice of overseas R&D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1, 10(2): 7-15.]

[18]
Von Zedtwitz M.International R&D strategies of TNC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China//Globalization of R&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ceedings of an Expert Meeting. 2006: 117-140.

[19]
祝影, 路光耀.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国别类型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35(21): 13-19.

[Zhu Ying, Lu Guangyao.The country type of R&D globalization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5, 35(21): 13-19.]

[20]
Eapen A.Soc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to domestic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3): 244-263.

DOI

[21]
陈昊, 吴雯. 中国OFDI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科学学研究, 2016, 34(1): 49-55.

[Chen hao, Wu Wen. Country difference of Chinese OFDI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6, 34(1): 49-55.]

[22]
欧阳艳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2010, (4): 66-71.

[Ouyang Yanyan.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n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embodied i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ase of China. World Economy Study, 2010, (4): 66-71.]

[23]
陈劲, 景劲松, 周笑磊. 我国企业R&D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科学学研究, 2003, 21(1): 51-57.

[Chen Jin, Jing Jingsong, Zhou Xiaolei.Influencing factor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03, 21(1): 51-57.]

[24]
Anwar S T.CFIUS, Chinese MNC's outward FDI, and 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J]. World Trade, 2010, 44: 419-466.

[25]
薛澜, 沈群红, 王书贵. 全球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布局: 基于跨国公司在华独立研发机构行业分布差异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02, (3): 33-42.

[Xue Lan, Shen Qunhong, Wang Shugui.Layout of MNCs’ R&D investment in China under global strategy: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dustry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independent R&D institutions in China. Management World, 2002, (3): 33-42.]

[26]
Maskus K E, Saggi K, Puttitanun T.Patent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direct investment and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under a Global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2005: 265-281.

[27]
Thursby J G, Thursby M C.Here or there? A survey of factors in multinational R&D location: Report to the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Roundtable. Marie Thursby,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28]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经济研究, 2014, (12): 126-142.

[Wang Yongqin, Du Julan, Wang Kai.The determinants of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a’s ODI: Institutions, taxations and resource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 (12): 126-142.]

[29]
Zejan M C.R&D activities in affiliates of Swedis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92(3): 487-500.

DOI

[30]
陈劲, 童亮, 景劲松. 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沟通机制研究. 科研管理, 2004, 25(1): 77-83.

[Chen Jin, Tong Liang, Jing Jinsong.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Chinese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04, 25(1): 77-83.]

[31]
张华, 贺灿飞. 区位通达性与在京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 地理研究, 2007, 26(5): 984-994.

[Zhang Hua, He Canfei.Locational accessibility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 Bei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7, 26(5): 98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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