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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3: 667 - 68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967

乡村振兴模式与对策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

  • 郭远智 , 1, 2, 3 ,
  • 周扬 , 1, 2, 3 ,
  • 韩越 1, 2, 3
展开
  •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2. 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通讯作者：周扬（1984-),男,贵州普安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贫困地理、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作者简介：郭远智（1990-）,男,江西南康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贫困地理学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8-09-26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1-30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871183,4147114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6M591105）

全球乡村计划-中国乡村振兴（GRP-CRV）

收起

Population aging in rural China: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 GUO Yuanzhi , 1, 2, 3 ,
  • ZHOU Yang , 1, 2, 3 ,
  • HAN Yue 1, 2,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enter for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9-26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1-30

  Online published: 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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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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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育率下降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因此科学认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演化及其机理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本文揭示了中国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对策。结果显示：① 2000—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在空间分布上保持“东北-西南”格局。② 2000年全国有48.26%的区县农村尚未步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西部、东北地区和中部的江西和湖北东部;到2010年,仅有17.54%的区县农村未进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及大兴安岭地区。③ 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受教育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口净流出率、出生率、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海拔、人均GDP则呈现负相关关系。老龄化背景下,应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同时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降低人口的风险暴露,进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 农村人口老龄化; 时空格局; 形成机制; 乡村振兴; 乡村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郭远智 , 周扬 , 韩越 .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J]. 地理研究, 2019 , 38(3) : 667 -683 . DOI: 10.11821/dlyj020180967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workers, which migrate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exacerbating the population aging in rural China, which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o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man activity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cientifically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aging population in rural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 rural China at county level through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MLR). Then it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Results showed that rural China entered the aging stage in 1999 and the ratio of population aged 65 and above increased from 7.50% in 2000 to 10.06% in 2010. In 2000 and 2010, rural aging population was concentrated to the southeast side of Heihe-Tengchong Line and maintain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northeast-southwest". Specifically, the rural areas of 48.26%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unties did not enter the aging stage in 2000, which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China as well as Jiangxi and eastern Hubei of central China; while there were only 404 counties with the aging level of rural population less than 7.00% in 2010, most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the Greater Khingan Range area and to the northwest side of Heihe-Tengchong Line. Furthermore,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mortality, number of beds in health institutions per thousand peopl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ging level of rural population, while net outflow rate of rural population, natality, urbanization rate, ratio of minority, elevation and per capita GDP show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Population aging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ountryside, we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intra-county economy and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sides, we should gradually liberate the birth control and reduce the risk exposure of rural population, which help to slow down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vide suppor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population aging; spatio-temporal pattern; mechan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development

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全球人均寿命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46.5岁增长到2015年的71.4岁[1,2]。同期,全球总和生育率由5.0下降至2.5[3]。在人均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由不足5%上升到8.5%[2,3],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加速发展态势[4]。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研究结果显示,到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进一步攀升至16.7%,总规模达到15.66亿人,其中增幅最大、增速最快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其老年人口将在21世纪初的基础上翻两番[3,5]。日趋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将从各个方面对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
人口老龄化研究起源于英法等西欧先行工业化国家[6]。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老龄化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不断拓展和深化。整体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生物学、医学等,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7,8,9,10,11]、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12,13]、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7,14]、老龄化的发展演化态势[15,16,17]、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16,17,18,19]等,并形成了专门研究人类老化过程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经济和自然问题的学科——老年学[20]。老龄化本质上是地球表层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地理学发挥其综合性和区域性研究优势[21],从现象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22,23],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24,25,26]、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26,27]、老年人健康与环境[28,29,30]、老年人的空间行为[25]、养老服务设施空间组织和规划[31]等。受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老龄化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研究内容也随着老龄化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深化,并不断与国际接轨。纵观国内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非空间科学的视角探讨老龄化现象本身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应对措施[22,23],地理学在老龄化研究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并且已有的研究侧重从宏观的国家或省域层面对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抑或探讨城镇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对县域尺度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背后的机理关注不足。
新时代,着力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相继提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要求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32]。要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关键在于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并与农业、农村有着密切联系的农民。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3],于1999年正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农村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附庸,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进而加剧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以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等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病”成为乡村发展的突出限制因素[32,34]。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社会经济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乡村面临着老龄化发展迅速、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挑战[23,35]。因此,科学地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事关中国老龄化工作的全局,更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
老龄化是人口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研究议题[23]。地理学的综合性优势使得其理应在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研究提取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数据,多尺度分析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演化及其区域差异,进而对其背后的形成机制进行剖析,探讨新时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策,以推动乡村地区的老龄事业发展,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本研究也有助于丰富和拓展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学研究,弥补县域尺度农村人口老龄化研究的空白。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1）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测度。人口老龄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36],指在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的背景下老年人口的增速显著快于年轻人口,进而导致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比不断增加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标准多样,包括老年人口比例、老少比、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口年龄中位数等,其中老年人口占比是最常用的度量指标。因此,借鉴老年系数的概念,研究定义农村人口老龄化（Rural Population Aging,RPA）是指农村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其计算公式为：
RPA = REP TRP × 100 % （1）
式中：TRP和REP分别表示特定地区农村总人口和农村老年人口。基于联合国1956年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本研究采用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各研究单元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当达到7%时,则认为进入老龄化阶段。进一步地,在联合国划定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6,36]将老年型人口结构进行细分。由此,本研究将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细分为五种类型：RPA<4%为年轻型,4%≤RPA<7%为成年型,7%≤RPA<10%为老年型Ⅰ期,10%≤RPA<14%为老年型Ⅱ期,RPA≥14%为老年型Ⅲ期。
（2）标准差椭圆分析。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DE）是由美国社会学家Welty Lefever等提出的用于揭示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的空间统计方法[37,38,39]。通过对要素空间分布椭圆的中心、长轴、短轴、方位角等参数的测算,标准差椭圆定量剖析所研究的地理对象在整体层面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中心表示地理对象分布的空间相对位置,方位反映对象分布的主趋势方向,长轴表征对象在主趋势方向上的离散程度,短轴表征对象分布的范围[39]。各参数的计算公式为[39]：
平均中心：
X ̅ w = ∑ i = 1 n w i x i ∑ i = 1 n w i Y ̅ w = ∑ i = 1 n w i y i ∑ i = 1 n w i （2）
方位角：
tan θ = ∑ i = 1 n w i 2 x ˜ i 2 - ∑ i = 1 n w i 2 y ˜ i 2 + ∑ i = 1 n w i 2 x ˜ i 2 - ∑ i = 1 n w i 2 y ˜ i 2 2 + 4 ∑ i = 1 n w i 2 x ˜ i 2 y ˜ i 2 2 ∑ i = 1 n w i 2 x ˜ i y ˜ i （3）
x轴、y轴标准差分别为：
σ x = ∑ i = 1 n w i x ˜ i cos θ - w i y ˜ i sin θ 2 ∑ i = 1 n w i 2 （4）
σ y = ∑ i = 1 n w i x ˜ i sin θ - w i y ˜ i cos θ 2 ∑ i = 1 n w i 2 （5）
式中：（xi,yi）表示地理对象的空间坐标;wi表示其权重;（ X ̅ w , Y ̅ w ）表示各地理对象的加权平均中心;θ为标准差椭圆的方位角; x ˜ i 、 y ˜ i 分别为各地理对象到加权平均中心的坐标偏差;σx、σy分别表示沿短轴x轴和长轴y轴的标准差。
（3）多元线性回归。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演化往往是若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要用多个自变量来反映因变量的变化,这使得综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MLR）具有普遍意义。某一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变化往往受到区内外多要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可表示为：
RPA = α 0 + α 1 F 1 + α 2 F 2 + … + α n F n （6）
式中：α0为常数项;F1、…、Fn为影响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变量;α1、α2、…、αn为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在其他自变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Fi每改变一个单位时,其单独引起的因变量RPA的平均改变量。

2.2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预选取

大量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40]。从形成机制来看,人口老龄化是某一地区人口自身与外部环境综合作用所引起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不断上升的现象,其中前者主要指人口结构,后者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内容。从要素作用的层面来看,生育率下降、人均寿命延长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是推动人口结构转变的直接驱动因素,是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化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地,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又受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外部环境要素的影响,包括环境质量、地形地貌、城镇化、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人口变化、人口政策、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等。基于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借鉴相关研究成果[41,42,43,44,45],研究预选取植被覆盖指数（NDVI）、平均海拔（Elevation）、出生率（Natality）、死亡率（Mortality）、人口净流出率（NOR）、人均GDP（Per capita GDP）、少数民族人口占比（ROM）、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er capita DIR）、城镇化率（UR）、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NBHI）、受教育水平（EA）等11个变量用于探讨其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剖析其驱动机制。
老龄化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46],人口的年龄变化在其发展演化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通常来说,县域人口的变化主要受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前者通过县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表征;后者通过人口的迁入与迁出来体现,也即农村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构成的人口净流出率来指示,人口净流出率大于1表示农村人口的净流入,小于1则表示农村人口的净流出。从外部环境来看,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22],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等要素来实现,因此选取植被覆盖指数来表征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使用平均海拔来指示地形地貌要素。而从社会人文环境来看,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既可以体现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也可以通过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表征人口迁移的趋势;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城市和乡村存在明显的差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由于生育率的差异造成老龄化空间分布不平衡,因此选取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和城镇化率作为表征人口生育政策的民族差异和城乡差异的指标;医疗卫生直接关系到居民健康状况、人口死亡率等,进而影响着人口平均寿命,是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又一因素,选取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表征县域的健康保障能力和水平;文化教育一方面解放农村居民的思想,推动生育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驱动着农村劳动人口外流,因此选取人均受教育水平作为度量地区教育发展的指标。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所使用的行政区划矢量边界和植被覆盖指数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时间为2010年。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以2010年为基准年份,对2000—2010年期间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行政单元进行归并、对应等操作,同时剔除诸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风景名胜区、高新区等上级政府派驻机构和无农村人口的行政单元。对于少数县级农村人口老龄化数据缺失的省份,包括新疆、湖南、辽宁、四川等省份,选取地市作为分析单元。对于西藏自治区,也存在县级层面数据缺失的问题,但由于各区县城镇化水平低,县域整体的老龄化水平与农村相近,因此在对西藏自治区进行分析时则以县域常住人口老龄化替代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全国层面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数据来源于2001—2006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2016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县级层面人口数据源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社会经济数据源于2001年和2011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

借助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通过加权标准差椭圆分析计算中国县域农村老龄人口的分布椭圆（表1和图1）。200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空间分布椭圆的中心在湖北省襄樊市（113.08ºE,32.19ºN）,长半轴为990.36 km,短半轴为717.07 km,方位角为35.68º,共覆盖23.16%的国土面积,呈现出“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特征。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与2000年相似,椭圆的中心依旧位于湖北省襄樊市（113.01ºE,32.19ºN）,亦为“东北-西南”格局,长半轴为1039.71 km,短半轴为783.34 km,覆盖的国土面积增加至24.50%。从2000—2010年的县域农村老龄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变化来看,椭圆的中心向正西方向移动,长半轴增加了30.45 km,短半轴增加了21.82 km,表明农村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向正西方向有所扩散,但变化幅度较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椭圆的方位角仅增大0.28º,表明空间格局始终呈现“东北-西南”走向。从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2000年和2010年,虽然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但西北侧的占比呈现扩大趋势。
Tab. 1 Parameters of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of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表1 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特征椭圆参数

特征椭圆 平均中心坐标 x标准差（km） y标准差（km） 方位角θ（°）
2000年 农村老龄人口 113.08°E, 32.19°N 717.07 990.39 35.68
农村人口 112.59°E, 32.41°N 783.34 1039.71 35.76
老龄人口 113.87°E, 32.52°N 726.43 1056.27 32.10
2010年 农村老龄人口 113.01°E, 32.19°N 738.89 1020.84 35.96
农村人口 112.62°E, 32.51°N 833.58 1080.36 36.89
老龄人口 113.79°E, 32.66°N 758.19 1066.73 32.01
Fig. 1 Spatial variation of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in 2000 and 2010

图1 2000年和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空间分异格局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绘制而成,底图无修改。

特定地域范围的农村老龄人口是该地区人口整体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化与地区总人口的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刻画中国农村人口、中国老龄人口的空间格局来揭示三者的差异（表1和图1）。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空间分布椭圆的中心由鄂豫两省交界处（112.59ºE,32.41ºN）向东北方向移至南阳市境内（112.62ºE,32.51ºN）,长半轴和短半轴分别由1039.71 km、783.34 km增加至1080.36 km、833.58 km,旋转角由35.76º增加至36.89º,呈现出向东北方向扩散的趋势。同时,全国老龄人口的椭圆中心由河南省信阳市境内（113.87ºE,32.52ºN）向西北方向移至驻马店市境内（113.79ºE,32.66ºN）,长半轴和短半轴分别增加10.46 km、31.76 km,旋转角减小0.09度,表明老龄人口呈现向西北方向扩散的趋势。整体来看,2000—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农村人口、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在空间上均呈现“东北-西南”的格局,并具有一定的扩散趋势,但在具体的扩散方向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农村老龄人口的扩散方向为正西方向,农村总人口的扩散方向为东北方向,总老龄人口的扩散方向为西北方向。

3.2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

基于获取的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数据,利用ArcGIS软件分析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其区域特征（图2）。2000年中国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50%,已迈入老龄化阶段,并且在县域尺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图2a）。具体来看,全国有48.26%的区县农村尚未步入老龄化阶段,其中45.08%的区县为成年型,广泛地分布在湖北东部、江西以及四川盆地和广西除外的西部和东北地区;剩余3.18%的区县为年轻型,主要分布在北疆、青海中西部、河西走廊西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农村人口年龄结构为老年型的区县中,43.41%的区县为老年型Ⅰ期,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黄土高原北部、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7.81%的区县为老年型Ⅱ期,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处于老年型Ⅲ期的区县仅有0.52%,零星分布在中东部地区。进一步地,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图2b和图3）,Moran’s I系数值为0.7971,表明全国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低低”（LL）集聚格局的区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四川盆地和南疆地区除外）和除辽宁省以外的东北地区;呈现“高高”（HH）集聚格局的区县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在四川盆地和鄂西地区也分布有一定数量的区县;呈现“高低”（HL）或者“低高”（HL）格局的县域数量少,并且呈现零散分布态势。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profiles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 2000 and 2010

图2 2000年和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绘制而成,底图无修改。

Fig. 3 Global autocorrel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 2000 and 2010

图3 2000年和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全局自相关分布

在内外部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到2010年,全国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常住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06%,步入老年型Ⅱ期,各区县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普遍的程度加深态势（图2c）。全国仅有17.54%的区县农村尚未步入老龄化阶段,其中处于年轻型的区县仅占1.30%,零散分布在青藏高原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边境地区;处于成年型的区县占比由2000年的45.08%下降为2010年的16.24%,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及大兴安岭地区。农村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区县中,处于老年型Ⅰ期的区县占比为43.99%,在数量上变化较小,但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特征,主要分布在东北、黄淮海平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天山北麓、甘肃中东部、江西等地区;处于老年型Ⅱ期的区县增加明显,占比达到32.65%,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华南地区以及武陵山区等地;处于老年型Ⅲ期的区县占比为5.82%,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山东半岛东部、重庆等地。进一步地,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关于“超高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的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即进入超高龄社会阶段[47]。2010年,全国有8个区县的农村进入超高龄社会,为上海市崇明县（20.49%）、安徽省铜官山区（23.71%）、浙江省遂昌县（24.75%）以及江苏省的海安县（20.66%）、通州区（20.76%）、如东县（21.01%）、海门市（21.53%）和启东市（21.93%）。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1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全局空间自相关的Moran’s I系数为0.7353（图4）,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亦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但集聚程度有所下降。具体来看,胡焕庸线西北一侧（新疆中部和内蒙古中部除外）、东北地区（辽宁省除外）、云南省边境地区等地普遍呈现出“低低”（LL）集聚特征,华东地区（江西省除外）、四川盆地及其外围、武陵山区、广西中北部等地则主要呈现“高高”（HH）集聚的特征（图2d）。整体来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均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高于西北一侧。
Fig. 4 Annual average growth rate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from 2000 to 2010

图4 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速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绘制而成,底图无修改。

在剔除统计口径和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数据偏差的基础上,将2000年和2010年各区县的农村人口老龄化进行匹配,共获取1920个研究单元。通过对研究期内农村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速（Annual average growth,AGR）的测算及其类型划分可知（图4a）,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为负增长的区县仅有84个,主要分布在西藏的西部和东部以及南疆三地州,其余区县呈现零散分布的空间特征;绝大部分区县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其中增幅最大的为浙江省遂昌县（12.72%）,其次为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10.91%）。具体来看,低速增长型（0%≤AGR<2%）区县有495个,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青藏高原、新疆中南部、华南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中速增长型（2%≤AGR<5%）区县有1111个,分布范围广;高速增长型（AGR≥5%）的区县有230个,主要分布在天山北侧、河西走廊、六盘山区、贵州东部、四川盆地东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增速的空间格局来看（图4b）,东北北部和东部、天山北坡、河西走廊、六盘山区、四川盆地、武陵山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呈现出“高高”（HH）集聚格局,南疆三地州、西藏自治区、珠三角、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东部等呈现出“低低”（LL）集聚格局。
进一步地,从2000—2010年各区县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变化来看（表2）,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呈现出非老年型向老年型转变及老年型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在逐级跃升方面,年龄结构类型变化最多的是成年型增长为老年型Ⅰ期,区县总数达到506个,其次为老年型Ⅰ期增长为老年型Ⅱ期的区县,总数为454个。在跳级跃升方面,由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Ⅰ期、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Ⅱ期、老年型Ⅰ期转变为老年型Ⅲ期的区县数量分别为8个、79个、46个;另外,有3个区县实现了由成年型向老年型Ⅲ期的跳跃式变化,为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福建省德化县和重庆市云阳县。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未发生变化的区县有692个,其中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Ⅰ期、老年型Ⅱ期和老年型Ⅲ期分别有15个、272个、326个、73个和6个;向更年轻型的年龄结构类型转化的区县仅有24个。
Tab. 2 Changes in the types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from 2000 to 2010 （个区县）

表2 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类型变化

2010年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Ⅰ 期 老年型Ⅱ 期 老年型Ⅲ期 合计



2000年		 年轻型 15 38 8 0 0 61
成年型 5 272 506 79 3 865
老年型Ⅰ期 1 7 326 454 46 834
老年型Ⅱ 期 0 2 5 73 70 150
老年型Ⅲ期 0 0 3 1 6 10
合计 21 319 848 607 125 1920

3.3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的形成机制

在回归分析中,自变量间往往存在相关关系,也即各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48],因此为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研究对预选取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越大,表示各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越严重;容忍度（Tolerance）越小,则说明被其他自变量预测的精度越高,共线性越严重[49]。通常来说,VIF不应大于5,如若大于10则表示变量之间存在严重共线性;容忍度小于0.1则表示存在严重共线性。基于对模型回归的共线性诊断分析（表3）可知,预选取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容忍度均大于0.1,表明自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共线性,可用于模型的拟合分析。
Tab. 3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表3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模型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
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
B Std. Error 容忍度 VIF
NDVI 2.008 0.292 0.107 6.872 0.000 0.699 1.432
Elevation -2.63E-04 0.000 -0.082 -4.336 0.000 0.471 2.122
Natality -0.115 0.012 -0.155 -9.384 0.000 0.617 1.620
Mortality 0.953 0.033 0.439 28.755 0.000 0.725 1.379
NOR -2.847 0.161 -0.253 -17.693 0.000 0.830 1.205
Per capita GDP -0.08E-08 0.000 -0.052 -2.501 0.012 0.387 2.586
Per capita DIR 4.43E-04 0.000 0.421 18.467 0.000 0.326 3.071
ROM -0.006 0.002 -0.058 -3.497 0.000 0.620 1.613
UR -0.009 0.003 -0.054 -2.581 0.010 0.384 2.606
NBHI 0.125 0.038 0.056 3.277 0.001 0.582 1.719
EA 0.112 0.054 0.048 2.075 0.038 0.314 3.183
Constant 2.549 0.561 4.540 0.000
R=0.739 R2=0.546 调整R2=0.544
F=292.950 Sig.=0.000 df=11
由回归分析结果（表3）可知,模型整体拟合优度R为0.739,调整R2为0.544,df为11,表明模型整体拟合状况良好,所选的影响因素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代表程度很好,并且高于各单因素的影响程度。F值为292.950,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极其显著。同时,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1,说明其对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非常显著。各因素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人口净流出率、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出生率、受教育水平、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海拔和人均GDP,其中由人口净流出率表征的农村人口流动和由植被覆盖指数表征的农村生态环境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演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体来看,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受教育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老龄化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2.008、0.953、0.125、0.112、4.43E-04;人口净流出率、出生率、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海拔、人均GDP则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2.847、-0.115、-0.009、-0.006、 -2.63E-04、-0.08E-08。
对于正相关变量（图5）,植被覆盖指数反映的是地区植被覆盖度和植物生长状况,植被覆盖指数越高,则该地区的生态条件越好,越有利于降低死亡率、延长寿命,由此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越高,这也是全国长寿村所在地生态环境的主要特征。死亡率能引起各年龄段人口的变化,各年龄别死亡率曲线理论上往往呈“U型”或“J型”,也即婴幼儿和老年人死亡率高,而成年人死亡率低[50]。因此,死亡率的增加不仅仅包括老年人口的死亡上升,也包含幼儿人口死亡的上升和成年人在风险暴露增加的情况下引起的非老年人口死亡人数增加。同时,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人口的自然演化往往是人口发展演化的主要驱动力,某一地区老年人口死亡率高通常也意味着其老年人口占比也高。医疗卫生条件直接关系着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健康状况,良好的卫生条件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延长人的寿命,进而减缓老年人口的减少,提升老龄化水平。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个体对自身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可以更好地利用外界资源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提升人均寿命,也推动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迁往城市[51]。同时,思想的解放、传统婚育观念的变化推动着微观层面的个体在人口再生产上回归理性,促使生育率的下降,降低少儿人口的比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度量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关系着农民满足其自身公共服务需求和满足其自身对更高水平生活的需求的能力。一般来说,高收入意味着其对生活质量更加关注,也有着更强的能力去获取所需资源以满足其需求,甚至在面对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发展的不足时采取迁移到城镇地区的决策以就近获取资源,延长农村人均预期寿命。
Fig. 5 The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图5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机制

对于负相关变量（图5）,人口的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始终对特定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口净迁出率反映的是人口的机械变动情况,其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外来流入人口规模越大,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由此使得老年人口占比在外来青壮年人口流入的冲击下逐渐降低,反之则意味着人口外流严重,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造成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现象普遍;而出生率通过影响少儿人口的数量来影响整体的年龄结构状况,出生率越高,则在成年人口数量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少儿人口数量的增加将直接引起老年人口占比的下降。县域城镇化虽然会推动人口的由农村流向城镇,但在一定程度上,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将为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提供条件,小城镇成为农村人口集聚的地理空间,从而减缓农村人口的外流,也即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在源地（农村）和目的地（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中起着阻滞作用,从而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同时,由于城乡差别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即农村的政策执行往往宽于城镇地区,从而造成农村地区的少儿人口占比高,老龄人口占比则低。对于少数民族,主要是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民族差异来探讨,也即民族地区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着优待政策,由此使得少数民族人口的出生率保持较高的水平,进而使得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大的县域由于少儿人口占比较大使得整体农村老龄化水平较低。人均GDP是衡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某一地区人均GDP越高,一方面其对外来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强,另一方面也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农民提供兼业经营机会,减缓农村人口的外流,由此通过本地农村人口外流的减少和外来人口的增加实现了农村老龄化水平的降低。海拔表征的特定地区的地形地貌条件,是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海拔越高,则自然条件越恶劣,人们可利用的用于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越少,造成人均寿命越低,同时恶劣的环境也使得死亡率上升,从而降低老龄化发展水平。

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实施对策

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逐步向高级形态演化[52]。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日趋完善。相应地,由人口外流加剧、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以及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农村人口老龄化也日益突出。需要注意的是,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化过程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一方面造成农业生产要素过快非农化,引发进城农民“城乡双漂”,另一方面催生农村社会主体的过快老弱化,加剧农村“三留人口”（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难题[34]。发展是大势和必然趋势,着眼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现实问题,未来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基于乡村发展实际采取针对性措施,以克服留守人员和乡村衰败问题,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1）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重在通过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互促共进实现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因此,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在城镇化发展的大势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而减缓农村人口的外流和引导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在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农村凭借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优势,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城镇人口的回流,进而减缓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同时,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村镇格局建设,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农村人口整体的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迁移至城镇地区的家庭成员也可及时与留守人员进行联系,从而避免因为留守而造成的各种社会、心理等问题。
（2）积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机制。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推动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并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市、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的特征。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包括城镇地区的发展和乡村地区的发展两部分内容。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会推动农村的青壮年人口流入城镇,但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非农就业机会和兼业经营的可能性,减缓本地人口的外流;而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则缓解农村的劳动人口外流,并可吸引外来人口的流入,提升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占比,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通过城镇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构建起了县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道路,解决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造成的“三流”问题。
（3）逐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延缓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本质上是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引起的低生育意愿的必然结果,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只是助推了人口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53,54],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因此,尽管国家已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但其政策效果显著低于预期[55]。面向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基于各地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应有计划地逐步放开生育限制,使农村有能力的家庭的生育意愿得到满足,从而减缓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步伐。
（4）协调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降低农村人口的风险暴露。死亡率不仅与人口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而且与地区的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包括水土环境、自然灾害、疾病、政局等。随着现代社会中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及人类活动造成的各种资源与环境问题不断凸显,人类日益暴露于风险之中,从而引起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因此,未来的乡村地区应在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环境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降低人口的风险暴露、提升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减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通过降低非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降低老年人口的占比。
整体来说,这些措施只能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人口老龄化是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其程度将逐渐加深,因此为更好地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地区的发展还应该：① 强化和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齐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短板,构建起政府、市场以及家庭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土地养老等养老形式,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② 面向新时期城乡养老需求的不断升级,依托乡村的生态环境优势发展银发产业,一方面为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托银发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减少本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甚至吸引外来人口流入,提升乡村活力;③ 面向农村主体老弱化的现实,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土地转让、土地入股、土地出租等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助推土地向各种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既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同时也通过土地资源向土地资产和土地资本的转化为农村人口的养老需求提供资金条件。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2000年和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一侧,在空间分布上始终保持“东北-西南”格局,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人口呈现出相似的空间特征,但是在扩散方向上则呈现出差异性,农村老龄人口、全国农村人口和总老龄人口分别呈现出正西方向、东北方向和西北方向的扩散趋势。
（2）2000年中国有48.26%区县的农村未进入老龄化阶段,广泛地分布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的江西和湖北东部,农村人口老龄化区县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四川盆地;201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区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全国仅有17.54%区县的农村老龄化水平低于7%,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及大兴安岭地区。
（3）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人口发展是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受教育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人口净流出率、出生率、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海拔、人均GDP则呈现负相关关系。
（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要实现乡村振兴,应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的内生发展机制,同时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降低人口风险暴露,进而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此外,还应推动土地流转以实现土地资源向资本和资产转化,加强和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向城乡养老需求积极发展银发产业。

5.2 讨论

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协调可持续,才能相互支撑,实现稳定健康发展[32,56]。长期以来,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和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镇地区集聚,制约了乡村发展,引发了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用地严重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乡村地区深度贫困化等难题及其深层次问题[32,34]。为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服务的总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本质上是要实现乡村地区人、地、业、财等多要素的综合振兴,其中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乡村地区留守老人、空巢家庭等现象普遍存在,农村老龄化呈现程度高于城镇地区、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区域差异大于城镇地区等特征[57],主体缺失成为乡村振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依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也使得处于急速发展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到2030年,中国空巢老人将超过2亿,其中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地区[58]。在这一背景下,亟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一方面保障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支持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农业科技人员等“返乡”、“回乡”、“下乡”,构建产业兴旺有人干、生态宜居有人创、乡风文明有人传、治理有效有人为、生活富裕有人享的发展局面,从而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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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B, Zhang W.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and the strategy. China Population Today, 1998, 15(1-2): 2-4.This article describes trends in population aging during 1982-2000 2000-2025 and 2025-2050 in China. The authors identify the impacts of aging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aged over 60 years will increase to 129 million or 10.2% of total population by the year 2000. Aging began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fertility began to decline. The adult population grew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declined. By 2025 the elderly will number 278 million or 18.5% of total population. The increase during 2000-2025 constitutes a net increase of 150 million persons in 25 years. The aging problem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in rural area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and adult migrants to urban areas. The elderly will reach 389 million in 2050 or 25.8% of total population. The dependency ratio will be the maximum and age distributions will stabilize. Every 100 working-age persons will support about 40 elderly persons and 30 children. Elderly laborers will comprise over 33% of the total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2000 every 100 working-age persons will support 10.6 elderly persons. Labor resources will be insufficient by 2050.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 of the family as a primary supporter of the elderly is gradually becoming weakened. China must develop a development plan that balances population aging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must rapidly develop the economy with its current abundant labor resources. China must devise a uniqu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hina must improve community services and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DOI PMID

[18]
Zhang N J, Guo M, Zheng X.China: awakening giant developing solutions to population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2012, 52(5): 589-596.A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aging population and a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China is receiving increased attention from bo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s of other countries that face low fertility and aging problems. This unprecedented shift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has repercussions for many aspects of development including economic growth, social welfare, elder care, and other public welfare issues in China. Balanc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requires innovative strategies and represent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DOI PMID

[19]
Bloom D E, Börsch-Supan A, McGee P, et al. Population aging: Fact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Program on the Global Demography of Aging Working Paper 7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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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沧萍, 姜向群, 老年学概论(第三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Wu Cangping, Jiang Xiangqun.An Introduction to Gerontology (3rd ed.).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1]
傅伯杰. 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格局与过程耦合. 地理学报, 2014, 69(8): 1052-1059.地理学是一门以综合性和区域性见长的学科。地理学的综合性通过要素多样化来体现,区域性则表现为区域分异或区域差异。地理学综合研究是对地球表层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地球表层系统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趋势,把握其变化的脉搏。格局是认识世界的表观,过程是理解事物变化的机理,基于长期的野外观测和综合调查以及模型模拟,对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地理格局与过程进行耦合研究,是从机理上理解与解决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文章结合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相关研究案例,探讨了将格局与过程耦合研究的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DOI

[Fu Bojie.The integrated studies of geography: Coupling of patterns and process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 1052-1059.]

[22]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经济地理, 1991, 11(3): 1-6.正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虽然其中心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转化,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宗旨。

[Wu Chuanjun.The core of study of geography: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Economic Geography, 1991, 11(3): 1-6.]

[23]
高晓路, 吴丹贤, 许泽宁, 等. 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综述和研究框架构建.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12): 1480-1494.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复杂,地理学与老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亟需从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思考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填补老龄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题,即:1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2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3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4老年人的空间行为;5养老服务的空间组织与规划,并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对老龄化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体系和理论方法建构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为从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提供一个研究框架。

DOI

[Gao Xiaolu, Wu Danxian, Xu Zening, et al.A review and frame-work setting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ing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12): 1480-1494.]

[24]
Anderson G F, Hussey P S.Population aging: A comparison amo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ealth affairs, 2000, 19(3): 191-203.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Health Affairs, 0008 2000

DOI PMID

[25]
Rogers A, Woodward J.The sources of regional elderly population growth: Migration and aging‐in‐place.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88, 40(4): 450-459.A region's elderly population has two sources of growth: net migration and the net aging-in-place of its resident population. This paper outlines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the projected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these two sources of elderly population growth over time, and illustrates it with data for the states of Arizona, California, Florida, Illinois, and New York. The sources of elderly population growth differ between regions and over time.

DOI

[26]
Kinsella K.Urban and r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 population aging: An overview. The Journal of Rural Health, 2001, 17(4): 314-322.In keeping with the worldwide pattern of increased urbanizatio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has become more concentrated in urban areas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 whole, an estimated 73 percent of people aged 65 or over lived in urban areas in 1990, a figure that is projected to reach 80 percent by the year 2015. In developing nations, which are still predominantly rural, just over one-third of people aged 65 or over lived in urban areas in 1990, projected to exceed one-half by 2015.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global data on urban elders, examines extant data on gender balances and migration patterns, and considers the importance of subnational urban/rural differences and whether rural elderly ar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their urban counterparts.

DOI P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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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Z, Vaupel J W.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delayed childbearing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ing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9, 15(3): 425-445.The authors project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delayed childbearing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mographic aging in China. "Urbanization and delayed childbearing in China are likely to reduce further national birth rates and significantly slow population growth for two reasons. First urban residents are apt to continue to have substantially lower fertility rates than rural residents. In addition urbanites tend to give birth at older ages and may be more receptive to government efforts to further delay childbearing.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examined using a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projection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three scenarios regarding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cohort mean age of childbear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rapid urbanization combined with a rise in age at childbearing will affect total population size and ma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at is elderly particularly in rural areas. (SUMMARY IN FRE AND SPA) (EXCERPT)

DOI

[28]
Vita A J, Terry R B, Hubert H B, et al.Aging, health risks, and cumulative disabilit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8, 338(15): 1035-1041.

DOI

[29]
Kemperman A, Timmermans H.Green spaces in the direc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ontacts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29: 44-54.Green spaces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may provide a meeting place and support social contacts.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in general, are less mobile and have more limited activity spac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faced with smaller social networks due to social and health related changes. Green spaces in their direct living environment are therefore important to support their need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types of green spaces in the direc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social contacts of the aging gener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socio-demographics and other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Data for this study were obtained from a survey about living surroundings from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1501 persons in the age category of 60 years and over in the Netherlands conducted in 2009. The survey included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of the direct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respondents. Specifically, a Bayesian belief network was used to formulate and estima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elected variables.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contacts among neighbors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trees and grass and the perceived level of green. Green spaces support social contacts in the neighborhood. However, the safety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reen spaces are also important; high quality green spaces support social contacts between neighbors and strengthen communities for the aging population.

DOI

[30]
Dalton M, o'Neill B, Prskawetz A, et al. Population aging and future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ergy economics, 2008, 30(2): 642-675.Changes in the age composition of U.S. households over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could affect energy use and carbon dioxide (CO) emissions, the most important greenhouse gas. This article incorporates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nto an energy鈥揺conomic growth model with multiple dynasties of heterogeneous households. The model is used to estimate and compare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echnical change on baseline paths of U.S. energy use, and CO emissions.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ging reduces long-term emissions, by almost 40% in a low population scenario, and effects of aging on emissions can be as large, or larger than, effects of technical change in some cases. These results are derived under standard assumptions and functional forms that are used in economic growth models. The model also assumes a closed economy, substitution elasticities that are fixed, and identical across age groups, and patterns of labor supply that vary by age group, but are fixed over time.

DOI

[31]
Plouffe L, Kalache A.Towards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Determining urban features that promote active aging.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2010, 87(5): 733-739.At the same time as cities are growing, their share of older residents is increasing. To engage and assist cities to become more “age-friendl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prepared the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Guide and a companion “Checklist of Essential Features of Age-Friendly Cit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partners in 35 cities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HO determined the features of age-friendly cities in eight domains of urban life: outdoor spaces and buildings; transportation; hous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respect and social inclusion;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ment;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ty support and health services. In 33 cities, partners conducted 158 focus groups with persons aged 6002years and older from lower- and middle-income areas of a locally defined geographic area ( n 65=651,485). Additional focus groups were held in most sites with caregivers of older persons ( n 65=65250 caregivers) and with service providers from the public, voluntary, and commercial sectors ( n 65=65515). No systematic differences in focus group themes were noted between citi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lthough the positive, age-friendly features were more numerous in ci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hysical accessibility, service proximity, security, affordability, and inclusiveness wer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everywhere. Based on the recurring issues, a set of core features of an age-friendly city was identified. The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Guide and companion “Checklist of Essential Features of Age-Friendly Cities” released by WHO serve as reference for other communities to assess their age readiness and plan change.

DOI P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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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2)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3)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4)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DOI

[Liu Yansui.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33]
陈彦光, 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 地理研究, 2010. 29(12): 2109-2120.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城市化曲线和产业结构演变都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在理论上,人口转变、 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四个阶段大体对应。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提前了,而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没有跟上步伐,三个发展过程步调不尽一致。 目前,中国人口转变处于第三阶段后期,即出生率逐步降低和低死亡率的阶段。但是城市化过程处于第二阶段,即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阶段;产业结构演变也处于第 二阶段,即第二产业主导的快速工业化阶段。相对于城市过程和产业化过程,中国人口将会提前进入老龄化阶段。这会对我国城乡人口未来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城 市老龄人口的基础设施问题,乡村老年人口的赡养问题等,都需要结合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具体特征提前考虑应对策略。

DOI

[Chen Yanguang.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2): 2109-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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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新型城镇化应治“乡村病”. 人民日报, 2013-09-10(05).日前，李克强总理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和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大家座谈、座谈中，李克强总理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

DOI

[Liu Yansui. New-type urbanization should cure "rural diseases".People's Daily, 2013-09-10(05).]

[35]
田雪原. "未富先老"视角的人口老龄化. 南方人口, 2010, 25(2): 13-17.近来有学者对“未富先老”提出质疑，可取的一点是。不能用“未富先老”掩饰老龄事业发展滞 后，以“未富”遮百丑。然而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20与21世纪之交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率先步人老年型；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老 龄化则闯进严重阶段；2050年代老龄化达到峰值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也仅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距高收入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在21世纪，“未富先 老”将始终伴随着我们，老龄化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基本态势的制约和影响。

DOI

[Tian Xueyuan.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not getting rich before the old".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010, 25(2):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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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录仓, 武荣伟, 李巍. 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 地理学报, 2017, 72(6): 1001-1016.老龄化和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综合应用地理探测器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清晰地刻画了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审视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7.32%,其中12个城市群的人口属于成年型,到2010年时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已上升为9.00%,除珠三角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外,其余18个城市群均步入了老年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升级与类型替变态势。(2)老龄化高值、较高值区域不断向内陆城市群跃迁。(3)城市群老龄化的增量和增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老龄化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增量少、增速慢,而较低值、中值和较高值区增量多、增速快。总体上表现出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老龄化速度递减的态势。(4)在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表现出隆升—塌缩并存的现象。国家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从隆升结构向塌缩结构转变,城市群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降低;而地区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则从均质结构向隆升结构转变,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5)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基期老龄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替变和人口流动性是主导性因素。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性抬升是城市群老龄化升级与类型替变的关键,低龄人口迁入到城市群对人口老龄化则起到"稀释作用",城市群发育阶段不同引致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对老龄化则起到诱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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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Lucang, Wu Rongwei, Li Wei.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6): 1001-1016.]

[37]
Lefever D W.Measuring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by mean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6, 32(1): 88-94.Many social problems involve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social factors concerned. To kn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eas in which these factors appear is to throw light on the entire situation. A statistical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unit locations on a "spot map" is indicated. The symbolism has been kept parallel, as far as possible, to that used in the statistics of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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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Wong D W S. Several fundamentals in implementing spatial statistics in GIS: Using centrographic measures as exampl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s, 1999, 5(2): 163-174.Significant research effort has been focusing on using GIS for advanced spatial statistics,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ven though GIS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facilitate sophisticated spatial modeling and spatial statistics, the simple but important theme of combining spatial information with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and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different type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can be derived from and stored in GI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on location information. Other type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uch as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connectivity are derivatives of simple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are briefly discussed. Using a set of centrographic measures a subset of spatial statistic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statistical techniques can be combined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uch as longitude and latitude of points in analyses. Some of these techniques also utilize attribute data of the point loca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locational information. As long a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s extracted from GIS and made accessible to users, the GIS environment provides great potential to develop new spatial analytical methods by directly manipulat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lone or together with attribute data. Using locational and attribute data of selected U.S. citi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hows how spatial mean, spatial median, standard distance and deviational ellipse are derived in a GIS environment.

DOI

[39]
赵作权. 空间格局统计与空间经济分析.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Zhao Zuoquan.Spatial Pattern Statistics and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4.]

[40]
陈敦贤.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2, (3): 60-63.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情况下出现的 ,具有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基数大、地区差异大等特征。在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和老龄化加速交织的情况下 ,给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增加了难度。面对老龄化的挑战 ,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开发利用人力资源 ,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劳动力资源优势 ;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改善供给结构 ,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实现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DOI

[Chen Dunxian.The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Journal of Zhona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 2002, (3): 60-63.]

[41]
梅林, 郭艳花, 陈妍. 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及成因.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3): 352-362.本文基于地理信息软件Arc GIS 10.1,选取老年人口系数为人口老龄化指标,运用人口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半变异函数等分析方法,对吉林省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1990-2010年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解释其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吉林省各县市人口老龄化差异明显,进程加快,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但移动速度减缓;（2）吉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的集聚呈现先弱后强的变化趋势;（3）人口老龄化高—高区向东部集聚,低—低区向西部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4）总体上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空间的结构化分异较为明显,随机性因子引起的空间异质性程度较弱,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5）出生率始终是影响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迁出率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起关键作用,人均GDP年对人口老龄化呈负相关,城市化率对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

DOI

[Mei Lin, Guo Yanhua, Chen Yan.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Jili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3): 352-362.]

[42]
许昕, 赵媛, 张新林, 等. 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演变及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 2017, 37(12): 1859-1866.基于街镇尺度,运用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演变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老龄化整体上呈现＂E＂字型分布格局;区域老龄化类型差异变化显著;＂乡镇-街道逆二元结构＂凸显。（2）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空间总体变异程度增强,结构性因素是引起空间变异的主要原因,随机性因素影响程度在增强。（3）成长型、老年型初期与老年型中期、老年型后期、超老年型表现出相反的重心偏移轨迹,成长型、老年型中期、老年型后期在空间上出现扩散效应,老年型初期出现极化效应。形成机制主要缘于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

DOI

[Xu Xin, Zhao Yuan, Zhang Xinlin, et al.Spatial vari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Jiangsu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2): 1859-1866.]

[43]
査奇芬, 谢明柱. 农村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4(4): 37-42.在对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进行自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经济、 医疗卫生、教育、计划生育政策及人口机械迁移等因素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在地理上存在很显著的集聚效应，空间地理因素对 其影响显著，并且整体上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最小，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最显著， 各因素均与之同方向变动。因此，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区域特征，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区域实际的人口政策；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养老保险事业；发 展本地特色产业，将劳动力吸附在本地，降低老年人口系数。

[Zha Qifen, Xie Mingzhu.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3, 14(4): 37-42.]

[44]
孔令文, 陈珍珍. 人口, 经济因素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3): 252-259.利用1997—201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死亡率、教育投资、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等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较显著的正向效应;出生率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负向效应。从区域层面看,死亡率、教育投资、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均为正向效应;出生率在三个地区对人口老龄化均有负向影响;健康投资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有负向效应;非农产业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效应也为负。

DOI

[Kong Lingwen, Chen Zhenzhen.Effects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5, 17(3): 252-259.]

[45]
鲁小波, 陈晓颖. 中国各省人均寿命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7, 19(2): 72-78.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公报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寿命普遍大幅度提高，但是在各省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各省人口寿命存在差异呢？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首先选取可能影响人均寿命的8个方面36个因素，将这36个因素与人均寿命进行了简单相关分析和分别以省人均GDP、省平均海拔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然后通过结合当前中国各省经济、社会、自然等现状对相关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各省的经济水平、平均海拔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省的人均寿命。

DOI

[Lu Xiaobo, Chen Xiaoying.Fcators on mean lifespan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07, 19(2): 72-78.]

[46]
姚东旻, 李三希, 林思思. 老龄化会影响科技创新吗: 基于年龄结构与创新能力的文献分析. 管理评论, 2015, 27(8): 56-67.lt;p>本文从实证文献出发,在机制和结果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于创新的影响。本文发现,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分析年龄与创新均得到了大量证据支持,同时专利申请、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国家的TFP均存在和年龄结构相关的一致模式。在综合个人与宏观层面的实证性原因与模式之后,我们认为年龄结构与创新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国家层面的创新能力也与此一致,但国家间的差异也会造成年龄结构对各国TFP的增长趋势的影响有所差异。</p>

[Yao Dongmin, Li Sanxi, Lin Sisi.Aging affects innovation? An analysisi based on literature. Manangement Review, 2015, 27(8): 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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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mas F.Population Decline and Ageing in Japan: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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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林, 孔丹莉, 毛宗福.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中的常用共线性诊断方法. 数理医药学杂志, 2004, 17(4): 299-300.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中,由于多个自变量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往往存在共线性关系.所谓共线性,是指两个或多个自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1].共线性造成的主要后果是自变量对预测变量Y的估计不可靠,甚至会得到在专业上无法解释或与专业意义完全相悖的回归方程[2～4].因此,多重回归分析时有必要进行共线性诊断.本文先介绍三种常用的共线性诊断方法,然后结合实例说明其应用.

DOI

[Ding Yuanlin, Kong Danli, Mao Zongfu.The common collinearity diagnostic methods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Medicine, 2004, 17(4): 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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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 潘发明. SPSS统计分析大全.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Wu Song, Pan Faming. SPSS Statistical Analysis.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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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n S H, Heuveline P, Guillot M.Demography: Measuring and Modelling Population Processes. Oxford: Blackwell, 2000.SAMUEL H. PRESTON, PATRICK HEUVELINE, AND MICHEL GUILLO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xv + 291 p. $62.95; $32.95 (pbk.). It took a small measure of sadism on the part of the editor of PDR to ask the author of a textbook in demography to write a review of another textbook in the field, and a degree of masochism on my part to accept.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at the book to review was likely to be very good. There are several ways of commenting on this genre of book. One is to look at what is included in it and what is not. Another is to search for errors or for points of dis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s. But a starting point might be to ask for whom the book was written. An obvious answer is: for demographers. But the market of demographers is very small,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keep to a strict definition of the profession; it is thus wiser to think of a wider audience, including specialists in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s. After all, a lot of nonstatisticians open books written by statisticians, and I think that demographers have developed many good techniques that are potentially of great use in various field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rt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kind of image of demography as a discipline emerges from the textbook. The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demography is a technical discipline: this holds no surprise, since the subtitle of the book refers to "measuring and modeling." The very first sentences read as follows: "To a statistician, the term 'population' refers to a collection of items, for example, balls in an urn. Demographers use the term in a similar way to denote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s alive at a specified point in time who meet certain criteria." Within a few paragraphs, the reader is introduced to the "balancing equation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the definition of rates in demography.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presentation is...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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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P.As a City upon a Hill: The Tow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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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K.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UK, 2004.A translation of book one,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of "Das kapital.". "First Modern library edition," reprinted from v. 1 of the edition published in Chicago by C. H. Kerr & company, 1906-09. "Works and authors quoted in 'Capital'": p. 84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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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li M G, Morgan S P.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preferences in Shanghai. Population, 2011, 66(3): 519-542.China has joined the group of low-fertility countries; it has a total fertility rate somewhere in the range of 1.4 to 1.6. Much speculation about China's future fertility depends on whether individual'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preferences are much higher than the state's fertility goals. If so, then a relax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restrictions could lead to a substantial fertility increase. We directly asked a probability sample of Shanghai registered residents and migrants whether a policy relaxation would lead them to have additional children. Our results show that small families (one or two children) are intended in this urban setting. I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ere relaxed, a relatively small fraction (fewer than 14%) report that they would revise their intentions upward. Even this modest increase (as much as 10%) is suspect because factors that can deflate fertility relative to intentions are likely more powerful than the inflationary ones (in Shanghai). These empirical findings help ground speculations on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in the hypothetical absence of policy constraints. La Chine fait partie du groupe des pays à faible fécondité avec un indicateur conjoncturel de fécondité de l'ordre de 1,4 à 1,6 enfant par femme. Les spéculations sur l'avenir de la fécondité en Chine dépendent en grande partie de ce que sont les souhaits et les intentions de fécondité des individus, comparés aux objectifs de l'07tat. S'ils sont largement supérieurs, un rel09chement des restrictions en matière de planification des naissances pourrait conduire à une augmentation importante de la fécondité. Un échantillon aléatoire de résidents enregistrés et de migrants a été interrogé à Shanghai afin de savoir si un assouplissement de la politique les conduirait à avoir un surcro06t d'enfants. Les résultats montrent que, dans ce contexte urbain, les intentions vont vers une famille restreinte à un ou deux enfants. En cas de rel09chement de la politique de planification des naissances, une fraction relativement limitée de la population (moins de 14 %) déclare vouloir réviser ses intentions à la hausse. Modeste, cet accroissement est de plus incertain car les facteurs susceptibles de réduire la fécondité effective par rapport aux intentions sont, à Shanghai, vraisemblablement plus forts que ceux jouant en sens inverse. Ces résultats empiriques permettent d'envisager ce que pourrait être l'avenir de la fécondité en l'absence de contraintes politiques. China forma parte de los países de baja fecundidad con un indicador de alrededor 1,4 a 1,6 hijos por mujer. Lo que puede pensarse sobre el futuro de la fecundidad en China depende en gran parte de lo que representan los deseos y las intenciones de los individuos en la materia, comparados con los objetivos del Estado. Si estos últimos son ampliamente superiores, un relajamiento de las restricciones en materia de planificación de los nacimientos podría conducir a un aumento importante de la fecundidad. Una muestra aleatoria de residentes registrados en la ciudad de Shanghai y de migrantes ha sido interrogada a fin de saber si una mayor flexibilidad de la política del gobierno les conduciría a tener más hijos. Los resultados muestran que, en un contexto urbano, las intenciones van hacia una familia restringida, de uno o dos hijos. En el caso de un relajamiento de la política de planificación de nacimientos, una fracción relativamente limitada de la población (menos de 14%) declara querer revisar sus intenciones a la alza. Modesto, este incremento es además incierto pues, en Shanghai, los factores susceptibles de reducir la fecundidad efectiva respecto a las intenciones son probablemente más fuertes que los que van en sentido contrario. Estos resultados permiten considerar lo que podría ser el futuro de la fecundidad en ausencia de restricciones polít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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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te M K, Feng W, Cai Y.Challenging myths abou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he China Journal, 2015, (74): 14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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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如何. 人民论坛, 2018(14): 46-47.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拓宽了政策性生育的选择空间,有益于人口的生态优化和均衡发展。从统计数据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有限正向效应确实正在释放,但是我们更应该为已经悄然形成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居危思破。

[Mu Guangzong.What is the effect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n China. People’s Tribuns, 2018(14):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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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 Li Y.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2017, 548(7667): 27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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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宝.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与应对. 西部论坛, 2015, 25(2): 73-81.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急迫,任务也更为艰巨。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0—2020年为快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2021—2034年为高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2035—2050年为高位发展阶段,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常态化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将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风险、养老服务需求等产生深远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和服务一体化。

DOI

[Lin Bao.Population ageing in rural China: Trends, impacts and suggestions. West Forum, 2015, 25(2): 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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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勇. 新型农村养老服务需升级补短板. 经济日报, 2017-12-23(07).

[Yuan Yong. The new type of rural service for the aged needs to be upgraded. Economic Daily, 2017-12-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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