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研究 >

2021 , Vol. 40 >Issue 7: 2086 - 210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0735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 刘阳 , 1, 2 ,
  • 赵振斌 , 1, 2
展开
  • 1.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
  • 2.陕西省旅游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119
赵振斌（1965-）,男,陕西洛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社区旅游。 E-mail:

刘阳（1994-）,女,四川资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GIS与社区旅游。 E-mail:

收稿日期: 2020-07-30

  录用日期: 2020-11-03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9-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97122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9TS015)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ulti-group conflicts in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 LIU Yang , 1, 2 ,
  • ZHAO Zhenbin ,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 2.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Tourism Informatics, Xi'an 71011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7-30

  Accepted date: 2020-11-03

  Online published: 2021-09-10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摘要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关键词： 参与式制图; 多群体冲突; 质性分析; 空间分布; 形成机制; 西江千户苗寨

本文引用格式

刘阳 , 赵振斌 .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 地理研究, 2021 , 40(7) : 2086 -2101 . DOI: 10.11821/dlyj020200735

Abstract

Multi-group conflic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notic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rural community. Study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group conflicts exerts much significance on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This research employed a mixed method of participatory mapping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investigate local residents’ perception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which mainly included the places they were dissatisfied with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order to measure community conflicts efficiently, the whole investigation process followed the logic of “negative emotion - reasons tracing - conflict types - spatial distribution”. Surveys were conducted in the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of Southwest China.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identification logics of conflict opponents, conflict types and corresponding opponents were identified. The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were analyzed. Results suggested that: (1) Under the drive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conflict types were characterized with diver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Nevertheless, there was a primary structure constituted by everyday life interference, interest contradiction, public power dumbness, environment disruption and construction restriction, which accounted for 74.19% in all the conflicts. (2) Four conflict opponents were perceived by residents in community, which constituted four conflict opponent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residents and decision makers, residents and extraneous operators, residents and residents, and residents and tourists. The composition and proportion of conflict types varied from conflict opponents in every relationship but main conflict types existed. (3) Distribution of conflict opponent relationships presented a pattern of clustering in core regions and disperse in fringe, that is, a large number of four conflict opponent relationships were distributed in core regions but residents and decision makers as well as residents and residents were in fringe regions. Further, the high-density value areas of four relationships were different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residents and decision makers were dispersed in core area, while those between residents were in fringe. Conflicts between residents and extraneous operators as well as tourists were axially clustered in core areas. (4)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nflicts distribution was driven by micro geographical location, overall planning, market demand and stakeholders’ spatial practice. Multiple groups were competed in space, which shaped community space collectively.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mapping; multi-group conflicts; qualitative analysis;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1 引言

旅游开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1]。凭借独特的地方性资源,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乡村社区的旅游业得到大力发展并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2]。然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不断卷入,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内部物质景观（建筑等）和非物质景观（仪式等）在各方共同作用下也受到冲击,产生了诸多变化,导致问题与矛盾不断凸显,威胁着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4,5]。其中,社区居民作为参与主体长期身处这些变化之中,在获得旅游收益的同时也直接承受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6,7],当二者失衡时便可能引发冲突,由此社区内部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现象。
冲突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被认为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8]。旅游社区是众多社会关系的集合,成为冲突发生的空间载体。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冲突常常是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不相容的经济诉求造成的[9,10,11],也可能来自态度或价值差异[12,13]、权利渗透过大[14,15]或管理体制缺乏[16,17]等方面,表现为矛盾或紧张的相互关系[18],负面情感的出现[19],甚至是直接的行为对抗[20]。由上可见,旅游社区冲突是个人或群体之间彼此相关和互动的一种形式,是由于人们感知的物质利益受损、制度失调或价值差异等引发的不相容,可引起冲突主体负面情感或对立情绪,也可导致行为对抗的出现。
过去20年,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了关注。研究内容包括冲突类型、冲突因素和冲突管控等方面,如Wang等在总结文献的基础上,将旅游社区冲突分为社会文化冲突、经济冲突、环境冲突3种类型[21]。对于少数民族旅游社区而言,王兆峰等认为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是利益相关者之间2种主要冲突类型[22]。社区冲突不仅具有多种类型,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Almeida等将旅游社区冲突归结为物质利益、价值、结构性因素、心理因素等7种类型,并提出了一个旅游社区冲突分析的模型[23]。Yang等通过民族志考察,分析民族旅游社区中多群体间的冲突产生和社会关系波动状况,认为社区冲突由观念、资源和权力引起,并与社区旅游的探索、参与和发展三个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相对应[24]。蔡克信等通过对旅游社区冲突的分析认为经济、权力、制度和能力是形成冲突的影响因素,其中经济是直接诱因,权力和制度是深层成因,能力是中介条件[25]。社区冲突的类型分析和因素研究能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冲突,而冲突管控则为协调多群体间关系提供了可参考的途径。Curcija等通过23个CBT（community based tourism）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将旅游社区冲突划分为事件、响应和后果3个环节,并提出了“线性冲突管理模型”（Linear Progression Conflict Management Model）,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冲突协调的工具[26]。吴伟光等通过对冲突的诊断、处理、信息反馈和措施优化等多个动态循环的环节进行分析,认为围绕利益共享建立社区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冲突管理框架是缓解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27]。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多群体冲突的属性特征,然而社区旅游开发是在利用社区资源、文化等基础上进行的空间实践,由于土地占用、道路建设和象征性价值差异等因素引起的社区冲突,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特性[28,29],目前关于多群体冲突空间特征的研究还很有限,且缺乏对不同冲突主体冲突空间特征差异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探索。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乡村旅游社区众多,快速的旅游发展进程改变了社区原本的生活生产秩序,同时也重构着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导致冲突多有发生。为此,基于社区居民的主体视角认识旅游驱动下多群体冲突的空间分布特征,能有效辅助社区旅游空间规划,并为管理决策提供参考。本研究结合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探讨居民主体视角下的社区冲突类型,识别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目的在于：第一,明晰社区的主导冲突结构;第二,揭示冲突对象关系空间分布的一般特征;第三,剖析冲突空间分布的形成机制,以期为协调社区旅游开发管理与居民生活生产的关系提供新视角。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是现存最大的苗族聚居地,房屋以木质结构的吊脚楼为主,随地势高低错落分布,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由于保存了较为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淳朴的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景观构成,西江苗寨成为黔东南重要的旅游目的地。2009年雷山县政府成立了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随后5年发展中,总投资约7亿元,征地约30 hm2,打造了诸多旅游景点及设施。目前,西江苗寨旅游发展核心区为南起一号风雨桥,北至六号风雨桥的河流与古街沿岸所形成的带状区域,是社区主要景点的分布地,也是社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游客在此较为集中,该区域居民旅游参与程度普遍较高,而羊排寨和东引寨作为民俗文化保护区,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发展相对滞后,成为旅游发展边缘区。
多年旅游开发改变了西江苗寨内部景观,居民在此过程中经历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氛围变化;同时,社区以农业为中心的传统生产方式受到挑战,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趋向愈发明显。长期以来,居民、政府及企业等主体在门票收入分配、征地赔偿和房屋建设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虽然政府出台了许多措施,如成立民族文化保护基金用以补贴旅游发展受益不足的群体,但社区居民仍然抱有较大不满情绪。综上所述,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内部的多重改变与矛盾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条件。研究区包括南贵寨、平寨、羊排寨和东引寨,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 1 The research area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 PM）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PM是在参与式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一种数据收集方法[30],这种方法强调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可以从利益相关者的主体视角获取他们关于当地资源利用、土地规划、经济状况及景观变化的感知数据[31]。半结构访谈是质性数据收集的典型方法,允许受访者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就某一主题根据自己的了解叙述其观点及看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收集的丰富性,从而得到有效的研究结果[32]。
为保证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及规范性,正式调研之前,调查组共计8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在研究区进行了2天的预调研工作,根据预调研结果,对测量工具及调研大纲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正式调研于2016年5月10日开始,小组成员分为4组展开了为期13天的现场调研与资料收集工作。本次调研对象为社区居民,调研工具包括比例尺为1:3000含有详细注记的调研区卫星影像、用于标示地点的带有特殊标记（哭脸 ）的不干胶贴片以及包含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半结构访谈问卷。由于冲突问题具有较高敏感性,而负面情感又是冲突的直接表现,本研究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探测社区冲突。为解决受访者表达困难的问题,访谈以导入性问题开始,在建立轻松访谈氛围的基础上,围绕“在当前旅游开发背景下,寨子里让您感觉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同时还设置了若干辅助性问题以帮助受访者更好地理解访谈内容。在实际访谈过程中,首先由访谈者向受访者展示事先准备好的研究区卫星影像地图,并简要介绍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让受访者在图上识别出自己家所在的位置以及寨子中他（她）认为较具代表性的地方或建筑,若受访者识别有困难,由访谈者提供必要信息帮助其建立基本的空间认知;然后,邀请受访者利用不干胶贴片在地图上标出其不满意的地方;接着,询问受访者标记此地方的原因,并做详细记录,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出于对受访者的尊重及表述信息的准确性,对贴图数量和表述时间不做限制;最后,调查人员了解并记录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
调研对象的选取采用立意抽样方式,旨在保证访谈对象人口统计学和社区空间上的相对均匀分布,以确保填图结果的有效性和代表性。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及填图共计200套,回收有效问卷及填图189套,有效率为94.5％,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1。参与式制图得到的填图点通过ArcGIS软件进行处理统计,共计718个点,平均每个受访者标记了3~4个地点。
表1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 1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样本统计特征 项目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98 51.85
女 91 48.15
年龄（岁） <18 16 8.47
18~29 44 23.28
30~44 70 37.03
45~59 43 22.75
≥ 60 16 8.4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4 23.28
初中 88 46.56
中专或高中 38 20.11
大专 11 5.82
本科及以上 8 4.23
个人月收（元） ≤ 3000 128 67.72
3001~7000 45 23.81
>7000 16 8.47

2.3 研究方法

2.3.1 扎根理论 强调从原始资料入手逐步归纳总结并形成理论,旨在从行动者主体视角来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深入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33]。本文根据扎根理论对访谈问卷中核心问题的文本内容在NVivo 11中进行编码,以构建居民主体视角下社区冲突类型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冲突对象的识别逻辑,判断冲突类型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
2.3.2 点属性二次赋值 将扎根编码得到的冲突类型类目与对应的访谈问卷关联,标识该问卷中点与冲突类型之间的归属关系,并将冲突类型的唯一类目编号赋予为该点的属性。通过ArcGIS对调研对象的贴图点进行数字化编辑时,把点数据对应的冲突类型类目编号作为该点的属性同时输入其属性表中,这是质性分析结果被赋予空间属性的重要过程,得到的结果用于后续空间分析。
2.3.3 标准差椭圆 作为度量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的一个重要方法,可以指示要素分布的方向性及离散情况。该方法会输出一个包括长轴、短轴、方位角和平均中心点的椭圆面要素。在本研究中,长轴和短轴分别表示冲突在主方向和次方向上的离散程度;方位角是长轴在垂直方向按顺时针旋转所形成的角度,表示冲突分布的主导趋势方向。
2.3.4 核密度分析 通过空间插值方式对离散分布的点进行密度估计,从而得到连续、平滑的表面,并直观呈现空间高值区及其分布范围[34]。本研究采用ArcGIS10.4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工具,以各类冲突对象包含的冲突类型点数据作为输入图层,默认点权重为1,结合研究区的尺度范围,通过实验并参考已有相关研究[35],设置栅格像元大小为10 m,搜索半径为70 m,得到基于冲突对象的冲突分布核密度结果。

3 结果分析

3.1 居民主体视角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

旅游开发是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由于旅游开发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多问题[36]。为深入剖析居民主体视角下的社区冲突,基于扎根理论对189套有效问卷的访谈内容（不满意的原因）进行编码,得到1534个编码节点,最终归纳形成8种冲突类型（包括27个次级类目）,分别为日常生活干扰(C1)、经济利益矛盾(C2)、公共权力失语(C3)、环境破坏(C4)、生产建设受阻(C5)、传统文化遗失(C6)、过度商业化(C7)和规划管理混乱(C8),见表2。不同冲突类型具有不同的含义,反映旅游开发过程中居民感知的社会、文化、经济或环境等矛盾。其中,日常生活干扰是指旅游开发后居民感受到了明显的生活不便以及旅游发展造成的基本生活失调。经济利益矛盾反映的是旅游开发没有使居民得到应得的利益,包括土地征收赔偿、景区的门票收入等,此外,旅游开发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增大也成为该冲突的重要内容。公共权力失语表示社区居民缺乏社区旅游发展相关信息的获取途径或信息获取不足,被动让渡自身权益,没有充分参与到旅游发展的决策之中。环境破坏强调旅游开发对社区环境及自然生态的负面影响。生产建设受阻主要指居民在从事房屋建设、生产经营等方面感受到的外界约束。传统文化遗失反映旅游开发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侵蚀,社区惯常文化环境受到扰动,居民在旅游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感受到冲突。过度商业化这一冲突类型是居民感知到旅游开发后社区经营市场受到干扰,导致生活成本变高。规划管理混乱是指居民对社区旅游规划建设的不认同以及感受到较强的生活秩序混乱,管理措施不到位等。
表2 居民主体视角下的冲突类型构成类目

Tab. 2 The composition of conflict typ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冲突类型 举例 频次 占比（%）
日常生活干扰(C1)
生活设施不足 医院设备太差了;电力供应不足 117 7.63
交通不便 坐车要等很久;公路不通 72 4.69
出入受限 打工回来不给进;回自己家也不行 50 3.26
办事不便 要走很久才到;办事跑来跑去,很远 34 2.22
小计 273 17.80
经济利益矛盾(C2)
收入不均 下面村子的人很有钱;观景台那边很富有 134 8.74
生计来源缺少 现在没有生活依靠;不能靠种田维持生活了 64 4.17
门票分配不公 村民没有门票分红;收钱不给我们 31 2.02
赔偿补助不足 政府征地不按标准赔偿;不给老房子的保护费 22 1.43
小计 251 16.36
公共权力失语(C3)
不合理征地 政府征收土地不按政策来;不征也得征 90 5.87
占用公共设施 学校被改建为表演场;政府把敬老院租出去 56 3.65
不当合作 很多老板和政府走得近,地被他们拿去开发了 42 2.74
信息不透明 收入不知去向;不知道政策是怎样的,欺骗老百姓 37 2.41
小计 225 14.67
环境破坏(C4)
河流污染 污水排到河里;以前在河里挑水喝,现在太脏了 115 7.50
街道脏乱 垃圾到处乱堆;村民在街上乱搭棚 76 4.95
生态受损 梯田被开发搞坏了;河床变窄发过大水 17 1.11
小计 208 13.56
生产建设受阻(C5)
房屋修建受限 想建房不让建;住不下也不允许修 138 9.00
摆摊受阻 现在街上会封住不能摆;经常因为摆摊发生矛盾 43 2.80
小计 181 11.80
传统文化遗失(C6)
建筑风格丧失 苗族房屋的飞檐没有了;新建砖房没有吊脚楼特色 72 4.69
传统风俗流失 以前干活会对歌,现在没有了 53 3.46
古建筑保护不善 两百年的老房子也被拆了;贱卖老建筑 14 0.91
民俗表演失真 跟我知道的苗族历史不一样;表演没有原生态氛围 10 0.65
小计 149 9.71
过度商业化(C7)
物价高 人工费很高;东西卖得比县城还贵 79 5.15
外来经营者多 太多外地商人;好多店都是外地老板开的 35 2.28
商品趋同 卖的货物都跟其他景区一样;东西没有苗族特色 16 1.04
小计 130 8.47
规划管理混乱(C8)
选址不佳 表演场位置不合适;车站不应该建在这里 71 4.63
治安混乱 现在有小孩丢失;游客闹事 27 1.76
噪音嘈杂 酒吧晚上声音很大;夜市开到很晚,太吵了 19 1.24
小计 117 7.63
总计 1534 100.00
可以看出,居民主体视角下社区冲突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和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类型结构,反映居民的共同认识和社区旅游发展现状。

3.2 冲突类型与冲突对象的对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厘清冲突类型对应的冲突对象,基于上述冲突类型体系,构建居民主体视角下的冲突对象识别逻辑,以期建立冲突类型与冲突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受访者在访谈中是否明确提及冲突对象,分为显性冲突对象和隐性冲突对象两大类,前者采取直接识别的方式,当冲突对象为镇政府、村委会等相关职能部门时,将其归纳为管理者;当冲突对象为外来开发商、经营者时,归纳为外来经营者;当冲突对象为旅游者、游客时,归纳为游客;当冲突对象为当地人、村民时,归纳为居民。后者通过冲突类型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进行识别,识别逻辑见表3（见第2092页）。
表3 居民视角下的冲突对象识别逻辑

Tab. 3 The identification logics of conflict oppone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类别 定义 识别方式 举例 冲突对象
显性冲突对象
居民在关于核心问题访谈过程中明确提到的冲突对象。
直接识别
土地被镇政府收走了;现在政府不准我们在路边摆摊 管理者
外地老板修的房子与苗寨风格不符;街上卖东西的很多都是外地人,东西很贵 外来经营者
道路比较挤,都和游客并排走;因为坐车抢位置和游客吵架 游客
隔壁邻居修房子的时候修到我家这边来了,吵起来了 居民
隐性冲突对象
居民在关于核心问题访谈过程中未明确提及的冲突对象,但访谈内容具有可识别的冲突对象指向。 根据冲突类型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进行识别
这里应该修成公共场所供老人小孩玩耍 管理者
表演场的地方不合适,现在被承包了 外来经营者
黄金周的时候人多我们就用不上水;现在坐车人多,很挤 游客
下面村子开发了,不用种地也很有钱,我们没有钱 居民
居民主体视角下包括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分别为45.44％、23.99％、19.88％和10.69％,冲突对象关系与冲突类型对应见表4（见第2092页）。综合冲突类型分析可以看出,居民-管理者存在8种冲突类型,其中日常生活干扰(C1)、公共权力失语(C3)和生产建设受阻(C5)是主体冲突类型,因为政府等职能部门的权力较为集中,对社区的规划建设、日常事务等拥有决策和控制权,居民的生产生活与社区政策导向息息相关,管理者因此成为居民感受到较多冲突的对象。居民-外来经营者的主要冲突为过度商业化(C7)、经济利益矛盾(C2)、环境破坏(C4)和传统文化遗失(C6),其余冲突类型频次较低,由于外来投资者大量的资本注入,在当地实施土地收买、房屋修建和商品售卖等行为,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当地社区正常的经营活动,此外社区的原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也受到冲击。居民-居民之间各种冲突类型同时存在,以经济利益矛盾(C2)、传统文化遗失(C6)和环境破坏(C4)为主,其中C2频次高达112,是四类冲突对象关系中数量最多的冲突类型,这是因为当地旅游发展极不平衡,部分居民通过对自家房屋进行改建以经营客栈、餐饮的形式参与旅游获得较高经济收益,而大多居民仍然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导致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内部分化严重,同时这一建设过程破坏了苗家吊脚楼特色。居民-游客之间只有日常生活干扰(C1)、环境破坏(C4)、过度商业化(C7)、规划管理混乱(C8)和传统文化遗失(C6)五种冲突,以C1和C4为主,反映出游客的大量涌入对社区日常生活设施产生了一定压力,当地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环境受到干扰,影响了居民的在地生活。
表4 冲突类型-冲突对象关系对应分析

Tab. 4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between conflict types and conflict opponent relationships

冲突对象关系 冲突类型 频次小计 频次占比（%）
居民-管理者频次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173 74 162 37 136 20 24 71 697 45.44
居民-外来经营者频次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27 65 54 65 11 61 69 16 368 23.99
居民-居民频次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16 112 9 54 34 64 10 6 305 19.88
居民-游客频次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57 0 0 52 0 4 27 24 164 10.69
频次小计频次占比（%） 273 251 225 208 181 149 130 117 1534 100.00
17.80 16.36 14.67 13.56 11.80 9.71 8.47 7.63 100.00

3.3 基于冲突对象关系的冲突空间分布分析

3.3.1 冲突对象关系的空间总体分布特征 为了把握各类冲突对象关系空间分布的总体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对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的冲突分布进行分析。从图2标准差椭圆结果的方位角、长轴和短轴来看,居民-管理者的标准差椭圆长短轴之比趋于1,表明冲突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圆形结构,方向性最弱（方位角为154.97°）,呈现出分散分布形式,且范围最广,旅游开发的核心区域及外围村寨均有涉及;居民-居民间的冲突分布范围及离散程度次之,但分布区域与居民-管理者差别不大,在空间上大致呈西北偏南方向分布（方位角为121.33°）;居民-外来经营者的冲突主要分布在观景台、河流及古街两岸等,空间上呈现出较为集中的分布形态,大致沿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方位角为128.26°）;居民-游客的冲突分布最为集中,主要在河流及古街等旅游发展核心区域,分布范围也最小,分布方向与居民-外来经营者大致一致（方位角为138.12°）。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分布的中心点位置显示,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的分布中心更偏向整个研究区的中心,而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的分布中心则明显偏向旅游发展核心区域。
图2 不同冲突对象关系的标准差椭圆结果

Fig. 2 Result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onflict opponents

上述结果表明,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在空间分布上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旅游发展核心区成为各类冲突对象关系叠置分布的重要区域,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游客的冲突分布更为集中,而越靠近边缘村寨则逐渐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的冲突为主,空间上表现出核心-边缘效应。
3.3.2 不同冲突对象关系的空间热点分布特征 在分析了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后,为了获取它们各自的空间分布热点区域,采用核密度分析工具进行分析,颜色越亮的地方密度值越高,即冲突在此分布越集中。居民-管理者的冲突分布范围较广,空间上形成了多个高值区,管委会和镇政府附近密度值最高,以公共权力失语和生产建设受阻两种冲突为主,其余若干次高值区分散分布于边缘村寨、环寨路等地方,呈现出一心多核的空间分布模式,见图3a。居民-外来经营者冲突分布的高值区位于观景台、表演场及白水河区域,其中前两个地方的主要冲突均为过度商业化,白水河则以环境破坏为主,该冲突对象关系在空间上呈轴向分布,见图3b。居民-居民的冲突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旅游发展边缘区,农贸市场、羊排寨和东引寨的密度较高,其中农贸市场的主要冲突为生产建设受阻,羊排寨和东引寨都以经济利益矛盾为主,此外在观景台也分布有一定冲突,主要为经济利益矛盾和传统文化遗失,在空间上表现为多中心分布,见图3c。居民-游客的冲突高值区位于客车站和古街,分别以日常生活干扰和环境破坏为主,在空间上呈双中心分布,见图3d。
图3 不同冲突对象关系核密度分布

Fig. 3 Density map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lict opponents

总体来看,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分散分布模式,其中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型,而居民-居民为边缘分散型;二是集中于核心区呈轴向分布,包括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冲突对象关系的空间高值区除了与居民感知具有价值或利益差异的地方有关,还分布于冲突对象所在地（如管理者所在的镇政府和管委会）,这些不同高值区也分布有不同的主体冲突类型。

3.4 多群体冲突空间分布的形成机制

西江千户苗寨多群体冲突空间分布特征是长期以来旅游发展的结果,受到当地微观区位条件、社会经济、空间要素配置、规划统筹、市场化需求及冲突对象空间实践方式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旅游发展早期,除了区位限制外,政策约束较小,当地居民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旅游;为了规范社区旅游,开始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旅游发展规划,社区空间被人为重构,形成了旅游发展核心区和民俗文化保护区,在市场化需求驱使下,社区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逐渐显现;随着不同利益主体卷入,主体实践塑造社区空间的作用愈发增大,出现了承载冲突较多的景观节点,最终在空间上形成了核心-边缘的冲突总体分布格局、不同冲突对象关系下的分散分布和核心集聚轴向分布模式（图4）。多群体冲突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为便于阐释,现将主要因素的作用分述如下：
图4 多群体冲突空间分布形成机制

Fig 4.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ulti-group conflict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1）微观区位影响旅游发展整体布局,奠定了社区内部差异化发展的基础,构成冲突产生的空间基础条件。西江千户苗寨依山而建,寨子内部地势落差较大,在南贵寨和平寨附近的河流谷地一带,地势相对平坦,交通便利,为其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逐渐发展成为旅游开发核心区,以面向游客为主,大部分居民旅游参与程度较高;然而,羊排寨、东引寨位于地势较高的河流坡地之上,可开发利用程度有限,依托其保存较为完整的苗族特色吊脚楼群而成为民俗文化保护区,以此作为社区苗族文化的展示窗口,并限制该区域的居民通过改建自家房屋来从事旅游相关活动,目的是维持苗族特色建筑,协调社区景观风貌。由于区位条件差异造成的旅游发展不平衡成为影响冲突空间总体分布的重要因素。
（2）政府统筹规划推动社区设施建设与空间要素配置,区域间旅游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居民内部收入分化严重,边缘区居民相对剥夺感增强,冲突空间分布的核心-边缘格局凸显。自2009年县政府成立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来,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旅游发展规划,社区空间被人为重构,自然环境基础较好的旅游发展核心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集中分布有大量餐馆、酒店、娱乐和购物商铺等服务设施和风雨桥、表演场等主要景点,而民俗文化保护区由于政策约束,导致该区域旅游设施建设明显滞后,游客较少,发展缓慢,并由此成为旅游发展边缘区。虽然政府每年从门票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设立了民族文化保护基金,用于奖励边缘区居民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所做的贡献,但与核心区居民的旅游收益相比仍然差距较大,使得边缘区居民相对剥夺感增强,并对旅游发展核心区感知有较多冲突。
（3）市场化需求引导资本向核心区倾斜,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差异显著,强化了社区旅游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冲突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增强。西江千户苗寨在规划先行、投资跟上的发展模式引导下,为了更好满足市场化需求,提升景区接待能力,社区进行了大量招商引资,重点引进了宾馆、旅游产品开发等旅游服务企业,围绕发展程度较高的核心区域兴建旅游景点,并推动以旅游业带动特色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极大促进了核心区产业结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相比之下,边缘区则仍然保持其原有的房屋形态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难以吸引外来资本,造成旅游发展活力不足,居民收入来源单一。这种因投资倾斜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成为冲突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
（4）不同冲突对象的实践方式共同塑造社区空间,部分景点和设施成为汇聚负面情感的主要地方,形成冲突高值区,并构成不同的空间分布模式。政府等机构通过规划决策等权力渗透的方式对社区旅游发展起统筹作用,居民除了在某些具体地点感知到冲突外,还将大部分冲突指向管理者本身,因此对管理者所在地（镇政府和管委会）赋予了较多负面情感;外来经营者在政策引导下以资本注入的形式参与当地旅游,进行了大量项目开发、房屋建设以及从事经营活动等,不断侵占社区功能空间,如表演场,原本是社区小学所在地,随着旅游发展小学被迁至寨子外围,该地被开发成为游客提供表演活动的地方,在此过程中,面向居民的公共教育空间转变为面向游客的旅游休闲空间,社区居民的需求逐渐被边缘化;旅游核心区居民依托自家房屋经营家庭式旅馆或民族餐馆,获取了较多收益,而边缘村寨的居民从旅游发展中受益有限,仍然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游客以旅游体验和观光为目的,核心区因其相对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成为游客活动和停留的重要地方,然而游客过多产生的街道脏乱和车站拥挤等问题成为社区居民共同的负面感知。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占总体冲突编码的74.19％。这些冲突类型与公共服务设施或生产生活空间相关,反映了当地社区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
（2）居民主体视角下形成了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各类冲突对象占比具有差异,冲突类型构成也有所差别,但都存在主体冲突类型,这与冲突对象在社区开展的旅游活动类型及参与程度有关。
（3）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大量分布了四种冲突对象关系,而靠近边缘区则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四种冲突对象关系冲突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均呈现出分散分布模式,但分别为核心分散型和边缘分散型,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都表现为在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的模式,在不同高值区也分布有不同的主体冲突类型。
（4）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4.2 讨论

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快速的旅游开发与经济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并逐渐演化成一个多重不相容叠置的空间。在多群体的实践过程中,社区由日常化空间向旅游化空间转变,由于利益相关者的旅游涉入方式与目的不一致,各方主体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空间竞争（spatial competition）关系[37]。当社区居民感知其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遭受损失时,会影响他们对社区旅游发展的态度[38],形成冲突产生的基础,并具有相应的空间显性特征（spatially explicit）。建立一种有效的冲突探测方法,厘清冲突空间分布的形成机制,可以帮助深入理解冲突产生的根源,为社区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通过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方法收集数据,从居民主体视角出发探究民族旅游社区冲突类型及其对应的冲突对象,并进一步分析了冲突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居民感知的冲突类型和冲突对象具有多元化特点,冲突空间分布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具有整体分异,还因冲突对象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热点分布模式。由于本研究聚焦西部民族旅游社区,与一般旅游社区冲突空间分布相比,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与政府角色、主客互动以及开发程度等因素有关[39,40],冲突倾向于分布在旅游开发程度较高的区域[41];然而,民族社区依托当地特色文化发展旅游,原本由社区集体或居民个人所有的在本民族内部不具有稀缺性和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源转变为具有高度经济效益的资产,争夺地理景观等空间资源的问题愈发突出[42,43],除了社区基础设施等会集聚较多冲突外,一些独具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空间往往也成为冲突集中分布的地方。本文对多群体冲突进行空间分析,明确了冲突分布的主要区域和景观节点,对当地实施旅游空间规划和社区管理具有指导意义,有助于实现社区旅游良性发展。
现有的旅游社区冲突研究大多以现象阐释和描述性分析为主[41,11],较少对冲突的空间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尤其缺乏对不同群体的冲突空间特征分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冲突研究对社区空间规划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本研究在冲突空间分析方面做了以下两点探索：第一,本文通过质性分析和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居民主体视角下构建了多群体冲突体系和冲突对象的识别逻辑,利用ArcGIS分析了不同冲突对象的空间分布特征,一定程度上将冲突与具体地点相结合,对复杂社会现象具有更好的解释性。第二,本文采用“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的逻辑链条探测居民主体视角下的多群体冲突,由于大部分冲突直接表现为主体的负面情感,因此,这种研究逻辑具有可行性,同时,这一研究路径还降低了旅游社区冲突研究的难度,使得结果更具有效性。由于严重的冲突都发展于负面情感,因此,这种研究具有冲突研判和管控的实践价值。
本研究通过参与式制图方法收集空间数据,由于部分参与者存在识图困难,需要进一步控制填图精度。但就本研究区来说,调研范围内具有众多易辨别的标志性建筑,且参与者均为本地居民,对当地的区域环境熟悉程度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地点空间标识的错误性。未来可从不同主体视角展开研究,全面深入地认识旅游社区的冲突特征。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案例地概况介绍和地图成图的准确性、冲突空间形成机制分析的条理性、讨论部分的提升等方面提出的关键修改意见及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37-1849.

DOI

[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Tu Shuangshuang.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37-1849.]. DOI: 10.11821/dlxb201810002.

[2]
马晓京. 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 旅游学刊, 2000, 15(5): 50-54.

[ Ma Xiaojing. On developing national touris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Tourism Tribune, 2000, 15(5): 50-5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00.05.010.

[3]
邹君, 刘媛, 谭芳慧, 等. 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及其定量评价:以湖南省新田县为例. 地理科学, 2018, 38(8): 1292-1300.

DOI

[ Zou Jun, Liu Yuan, Tan Fanghui, et al. Landscape vulnerability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Xintia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8): 1292-1300.]. DOI: 10.13249/j.cnki.sgs.2018.08.011.

[4]
钱莉莉, 张捷, 郑春晖, 等. 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综述. 人文地理, 2015, 30(6): 7-12.

[ Qian Lili, Zhang Jie, Zheng Chunhui, et al.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ollective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5, 30(6): 7-1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6.002.

[5]
May D E. Rethink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landscape change and historic landscape preservation.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6, 11(2): 186-190. DOI: 10.1080/1743873X.2015.1047374.

DOI

[6]
Allen L R, Long P T, Perdue R R, et 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life.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 27(1): 16-21. DOI: 10.1177/004728758802700104.

[7]
Mcgehee N G, Kim K, Jennings G R. Gender and motivation for agri-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1): 280-289. DOI: 10.1016/j.tourman.2005.12.022.

DOI

[8]
陈恢忠. 论社会分层的功能及社会冲突.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14(1): 60-63.

[ Chen Huizhong. On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0, 14(1): 60-63.].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00.01.014.

[9]
Dredge D. Place chang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conflict: Evaluating public interest.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1): 104-112. DOI: 10.1016/j.tourman.2009.01.004.

DOI

[10]
孙九霞, 黄秀波. 民族旅游地社区参与中的空间协商与利益博弈: 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2): 40-48.

[ Sun Jiuxia, Huang Xiubo.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spatial negotiation in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Baisha Village in Lijiang City.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39(2): 40-48.]

[11]
李磊, 陆林, 杨钊. 温泉旅游规划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经济地理, 2018, 38(2): 206-212.

[ Li Lei, Lu Lin, Yang Zhao.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coordination in hot spring tourism planning.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2): 206-212.]. DOI: 10.15957/j.cnki.jjdl.2018.02.026.

[12]
Brown G, Raymond C M.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land use conflict potential using participatory mapp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22(2): 196-208.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3.11.007.

DOI

[13]
Mckercher B, Ho P S Y, Cros H 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4): 539-548. DOI: 10.1016/j.tourman.2004.02.018.

DOI

[14]
Camacho F M. Competing rationalities in water conflict: Mining and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in Chiu Chiu, El Loa Province, northern Chile.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2012, 33(1): 93-107. DOI: 10.1111/j.1467-9493.2012.00451.x.

DOI

[15]
龙良富, 黄英, 黄玉理, 等. 村民对旅游开发的社会反应:冲突论的视角: 以中山市崖口村为例. 调研世界, 2010, (9): 39-42.

[ Long Liangfu, Huang Ying, Huang Yuli, et al. Social response of villagers to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lict theory: A case study of Yakou village, Zhongshan city.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2010, (9): 39-42.]. DOI: 10.13778/j.cnki.11-3705/c.2010.09.014.

[16]
冀瑞鹏, 卢松, 蔡云峰. 古村落旅游开发经营中的尺度政治分析: 以婺源冲突事件为例.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2(6): 45-48.

[ Ji Ruipeng, Lu Song, Cai Yunfeng. Politics scale analysis i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ancient village: Taking conflict of Wuyuan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12(6): 45-48.]

[17]
韦复生. 旅游社区居民与利益相关者博弈关系分析: 以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为例. 广西民族研究, 2007, 23(3): 197-205.

[ Wei Fusheng.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of chess playing between the habitants in tourist community and the benefits related people: Taking the natural set performance of landscape of Guilin the impression on sister Liu as an example.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07, 23(3): 197-205.]. DOI: 10.3969/j.issn.1004-454X.2007.03.029.

[18]
Cornet C.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istance in Chin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2(5): 29-43. DOI: 10.1016/j.annals.2015.02.002.

DOI

[19]
李燕琴. 基于地方依恋与社区感的边疆民族旅游社区研究构想.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4): 90-93+97.

[ Li Yanqin. Understanding the frontier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A research path and framework based on place attachmen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3, 32(4): 90-93+97.]. DOI: 10.3969/j.issn.1003-2363.2013.04.017.

[20]
谢小芹. “场域-行动分析”视角:贵州西村农民的旅游抗争. 人文地理, 2019, 34(4): 135-142.

[ Xie Xiaoqin. "Field-action analysis": The tourism struggle of farmers in Xicun, Guizhou province. Human Geography, 2019, 34(4): 135-14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9.04.016.

[21]
Wang L, Yotsumoto Y. Conflic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0(4): 188-200. DOI: 10.1016/j.tourman.2018.08.012.

DOI

[22]
王兆峰, 腾飞.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协调机制研究. 江西社会科学, 2012, 32(1): 196-201.

[ Wang Zhaofeng, Teng Fei. Research on the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stakeholders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2, 32(1): 196-201.]. DOI: 10.3969/j.issn.1004-518X.2012.01.038.

[23]
Almeida J, Costa C, Nunes da Silva F. A framework for conflict analysis in spatial planning for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7, 24: 94-106. DOI: 10.1016/j.tmp.2017.07.021.

DOI

[24]
Yang J, Ryan C, Zhang L. Social conflict in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5(2): 82-93. DOI: 10.1016/j.tourman.2012.06.002.

DOI

[25]
蔡克信, 潘金玉, 贺海. 利益、权力和制度:旅游社会冲突的成因机制.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4(1): 48-55.

[ Cai Kexin, Pan Jinyu, He Hai. Interest, power and institutions: On genetic mechanism for tourism social conflict.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44(1): 48-55.].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17.01.007.

[26]
Curcija M, Breakey N, Driml S. Development of a conflict management model as a tool for improved project outcomes in community based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0(1): 341-354. DOI: 10.1016/j.tourman.2018.08.016.

DOI

[27]
吴伟光, 楼涛, 郑旭理, 等. 自然保护区相关利益者分析及其冲突管理: 以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林业经济问题, 2005, 25(5): 270-274+286.

[ Wu Weiguang, Lou Tao, Zheng Xuli, et al. Analyzing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of nature reverse development and its conflicts managing: Take Tianmo Nature Reverse as the case. 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2005, 25(5): 270-274+286.]. DOI: 10.16832/j.cnki.1005-9709.2005.05.004.

[28]
Williams D R. Leisure identiti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2, 34(4): 351-367. DOI: 10.1080/00222216.2002.11949976.

DOI

[29]
Zhu H, Liu J, Liu H, et al.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boundary identifying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fluence in historic area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Qianmen area,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 63: 11-20. DOI: 10.1016/j.habitatint.2017.03.003.

DOI

[30]
Rambaldi G, Kyem P A K, McCall M, et al. Participatory 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6, 25(1): 1-9. DOI: 10.1002/j.1681-4835.2006.tb00162.x.

[31]
Forrester J, Cook B, Bracken L, et al. Combining participatory mapping with Q-methodology to map stakeholder perceptions of complex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pplied Geography, 2015, 56(1): 199-208. DOI: 10.1016/j.apgeog.2014.11.019.

DOI

[32]
陈向明. 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6): 93-102.

[ Chen Xiangm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China Social Science, 1996, (6): 93-102.]. DOI: CNKI:SUN:ZSHK.0.1996-06-008.

[33]
Corbin J, Strauss A.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90, 13(1): 418-427. DOI: 10.1515/zfsoz-1990-0602.

[34]
Okabe A, Satoh T, Sugihara K. A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for networks, its computational method and a GIS-based t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09, 23(1): 7-32. DOI: 10.1080/13658810802475491.

DOI

[35]
Karimi A, Brown G, Hockings M. Methods and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for identifying social-ecological hotspots. Applied Geography, 2015, 63: 9-20. DOI: 10.1016/j.apgeog.2015.06.003.

DOI

[36]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地理研究, 2019, 38(1): 102-118.

DOI

[ Lu Lin, Ren Yisheng, Zhu Daocai, et al.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02-118.]. DOI: 10.11821/dlyj020180454.

[37]
高艳, 赵振斌. 民族旅游社区空间的竞争性: 基于地方意义的视角. 资源科学, 2016, 38(7): 1287-1296.

[ Gao Yan, Zhao Zhenbin. Space competition in the national tourism community and place meaning. Resources Science, 2016, 38(7): 1287-1296.]. DOI: 10.18402/resci.2016.07.10.

[38]
Gursoy D, Jurowski C, Uysal M. Resident attitudes: A structural modelling approach.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 79-105. DOI: 10.1016/S0160-7383(01)00028-7.

DOI

[39]
Madrigal R.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1): 86-102. DOI: 10.1016/0160-7383(94)00070-9.

DOI

[40]
Williams J, Lawson R. Community issues and resident opinions of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2): 269-290. DOI: 10.1016/S0160-7383(00)00030-X.

DOI

[41]
褚玉杰, 赵振斌, 张铖, 等. 旅游社区多群体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以西安汤峪镇为例. 地理学报, 2016, 71(6): 1045-1058.

DOI

[ Chu Yujie, Zhao Zhenbin, Zhang Cheng, et al. Spatial features of preference difference and conflict potential among multi-groups in tourism community: A case of Tangyu town in Xi'a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6): 1045-1058.]. DOI: 10.11821/dlxb201606011.

[42]
马东艳. 民族村寨居民抵制社区旅游的内在机理及对策研究. 云南社会科学, 2014, 33(3): 89-93.

[ Ma Dongyan. Research on internal mechanis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thnic village residents' resistance of community tourism. Social Science in Yunnan, 2014, 33(3): 89-93.]. DOI: 10.3969/j.issn.1000-8691.2014.03.019.

[43]
左冰. 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 云南迪庆案例. 旅游科学, 2009, 23(2): 1-8.

[ Zuo Bing. Localization of empowerment theory i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Diqing in Yunnan province. Tourism Science, 2009, 23(2): 1-8.]. DOI: 10.16323/j.cnki.lykx.2009.02.003.

[44]
张彦, 于伟. 主客冲突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山东城市历史街区的研究. 经济管理, 2014, 36(4): 117-125.

[ Zhang Yan, Yu Wei.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hosts and tourists conflicts on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ourist destination: Take city historic distri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examples.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6(4): 117-125.]. DOI: 10.19616/j.cnki.bmj.2014.04.014.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