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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1: 4 - 17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667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创新与发展”专辑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挑战

  • 毛熙彦 , 1 ,
  • 贺灿飞 , 2
展开
  • 1.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贺灿飞（1972-）,男,江西永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E-mail:

毛熙彦（1987-）,男,福建厦门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地理、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1-08-06

  录用日期: 2021-12-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3-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312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04)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 MAO Xiyan , 1 ,
  • HE Canfei ,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8-06

  Accepted date: 2021-12-16

  Online published: 202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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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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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反思资源环境在学科内部边缘化的产物,旨在重建经济地理学理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联系。历经近20年的发展,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片段化、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无明显改观。为此,本文回溯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思路,归纳了以环境经济地理学名义开展的研究工作,探讨了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研究发现：① 环境经济地理学过去20年的发展思路是以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探讨适应资源环境变化的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模式,凝练了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两个研究主题。② 面向环境治理,环境经济地理学应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探讨企业和地方如何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同时,借助区位分析评估作为区位因子的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布局,发现了诸多“经典假说”的反例。③ 面向绿色转型,环境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结合,应用区域多样化和路径创造理论,分析了区域绿色转型的条件和过程。④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克服范式差异、加强问题导向、推动理论创新,挖掘中国丰富的环境经济地理问题所蕴含的机遇。

关键词： 区位; 演化; 全球生产网络; 路径创造; 绿色转型

本文引用格式

毛熙彦 , 贺灿飞 .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挑战[J]. 地理研究, 2022 , 41(1) : 4 -17 . DOI: 10.11821/dlyj020210667

Abstract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emerges as a reflection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 geography. It seeks to re-establish the linkage betwee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After almost two decades of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is still suffering from its poly-vocal, fragmented, and marginalized issues. This study scrutinizes the debates over the research agenda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views two primary strands of the literature.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discusses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study comes to four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advanc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It explore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s modify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also investigate how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responds to the rising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intensifying resource scarcity. Two research themes emerge, namel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green transition. Secondly,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u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 to investigate how firms and regions can simultaneously upgrade in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terms. It also seeks to establish the linkages between GVC/GPN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h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identifi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a locational factor and examines its role in the location choice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 offers various counter-examples for classical hypotheses, such as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the Porter Hypothesis,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Thirdly,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combines its theoretical interests with the theoretical advance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articularly, the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theory and the path creation theory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which seek to unravel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sses of green transitions. Based on these theories, recent studies also offer some predictors for the regional green transition. Lastly,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is still suffering from the divergence between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on research paradigm. Beside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is subject to a late-comer disadvantage. In this regard, it require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to become more problem-oriented in the future, embracing the opportunities embedded in the issues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location; evoluti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path creation; green transition

1 引言

过去40年是一系列全球议题的快速发展期,包含全球化和全球环境变化双重背景下的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重心却逐渐从“经济-环境”关系向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倾斜。在以空间性为主导的研究中,资源环境被视为一般区位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作用逐渐弱化[1]。结果,尽管经济地理学通过响应全球化变革取得一系列理论进展,但资源环境议题在学科中不断边缘化[2,3]。
当下,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变化挑战催生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求。经济发展很难继续将资源环境视为外生给定的条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将更深刻地嵌入到经济活动的不同环节[4,5]。为此,经济地理学现有基于“空间性”的研究不仅需要重新评估资源环境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更需要思考重拾“经济-环境”关系研究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环境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方向逐渐兴起。
一个标志性的起点是2004年5月,主题为“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State of the Art and Prospects”的研讨会在德国科隆大学举办。2008年,地理学国际学术期刊《Geoforum》出版环境经济地理学专辑,集结了会议相关成果。此后,环境经济地理相关研究数量有一定增长,成果也陆续登上《Economic Geography》《Regional Studies》等国际经济地理学界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但历经近20年的发展,环境经济地理学的边缘化问题没有根本性改观。研究数量增长缓慢,研究内容零星且分散[6,7],加上相邻学科快速发展,环境经济地理学整体处于后发地位。
环境经济地理学当下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境地中：① 在经济地理学学科内,普遍认可发展环境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性,但是研究实践发展滞后。② 从研究问题看,环境经济地理学理论上能开展的工作有许多,但是研究工作又很容易进入其他成熟领域,难以体现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独特性。
对此,本文希望通过观察现有以环境经济地理学为名开展的研究工作（即狭义的环境经济地理学）,回溯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思路,总结环境经济地理学已经取得的进展。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总结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应对挑战,本文提出环境经济地理学在原有以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的思路上,应当强化以问题为导向,加强与可持续发展关键科学问题的结合。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进程提供了丰富的环境经济地理问题,可充分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机遇,推动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2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思路

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分支方向,是经济地理学对资源环境在学科内部边缘化进行反思的产物。从研究内容看,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环境”关系,包括环境基础如何限制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如何产生环境影响、环境变化如何冲击经济活动[7]。但是,环境经济地理学并不是唯一研究“经济-环境”关系的学科。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关注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不过,各学科对“经济”、“环境”的认识方式和表达精细程度不同[8]。所以,如何建构对“经济”和“环境”的认识,是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基础。
早期研究者们普遍反对将环境经济地理学中的“环境”无限扩大化[7],区别于环境科学研究中具体的物质空间,环境经济地理学中的“环境”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反映资源环境的价值与商品化过程[8]。对“经济”的认识则与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定义保持一致,采用“经济”的广义定义,涵盖了社会与自然资源[9]。
研究者们同时指出,“经济-环境”关系中涉及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调查、测量、追踪、溯源等工作,并非经济地理学所长,需要依赖相关学科的工作基础[10]。因此,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考虑以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出发点,侧重于经济活动空间特征的调查[3],更为关注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相匹配的经济组织及其空间配置。
建立在上述认识基础之上,早期研究者所提出的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思路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形成了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2个主要研究方向：
（1） 环境治理。以Gibbs、Soyez、Schulz、Bridge等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研究设想,普遍将环境治理作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核心任务。Gibbs提出将经济地理与生态现代化理论、规制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关注经济如何朝着更具生态理性的方向发展[11]。Soyez等提出环境经济地理学应以环境治理为核心,回答“谁凭借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治理并形成了怎样的地理效应”[3]。Bridge提出将环境治理的形式研究作为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主线之一[7],同时关注环境变化对经济空间行为的影响。
（2） 绿色转型。以Hayter、Patchell等、Braun等为代表的学者[6,12,13],从制度演化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将演化经济地理学（EEG1）与环境经济地理学（EEG2）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应用二者共同的制度演化分析基础,将区域嵌入一系列的全球-地方互动关系之中,重新认识不同地理尺度下的环境变化过程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关注资源边缘区独特的作用和发展路径,揭示不同类型的区域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并实现绿色发展。
上述发展思路对后续研究实践产生了显著影响。以环境经济地理学为名开展的研究实践大体分为了两条脉络。一是以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为基础开展的环境治理相关研究,评估了资源环境变化条件下,经济组织与空间配置在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响应与适应;二是以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开展的绿色转型研究,剖析了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如何在不同层级的制度、不同尺度的空间当中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绿色技术的应用与绿色行业的发展。这两条脉络与经济地理学自“关系转向”和“演化转向”以来的学科发展方向相契合。

3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3.1 环境治理对经济布局的影响研究

3.1.1 基于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 以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为基础,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致力于揭示资源环境变化如何重塑企业间互动关系,调整价值在不同生产环节的分配,改变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或生产网络的空间配置。在不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GVC或GPN中,企业可以通过空间修复、组织修复、技术修复等手段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应对资源环境日益刚性的约束条件,依靠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速率、增加生产弹性等策略维持资本积累的有效性不断降低,可持续性管理逐渐成为新的导向[14]。
现有研究首先指出,传统的价值链治理以扩大产能为导向,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存在根本差异[15]。如果不从经济活动内在的组织和空间配置逻辑入手,单纯地将环境治理视为外部干预,很难有效地平衡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一般而言,价值链治理反映企业间的权力关系,而环境治理依靠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形成的制度安排。价值链治理在提升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能力的同时,势必导致原材料需求的增加,迫使环境治理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设限。这样一来,环境治理间接通过制度手段增加了资源的稀缺性,并反作用于价值链治理[15]。
资源稀缺性的增加将直接影响价值在企业间的分配。已有研究表明,龙头企业能够凭借在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将环境治理施加的压力转嫁给上下游企业,使得价值链治理与环境治理出现负反馈关系。具有战略性质的龙头企业可能借助国家力量保证其自身在全球环境治理当中的利益诉求[16]。具有品牌效应的龙头企业则有能力对供应商设置环境标准,利用上游供应商的竞争将新增的环境成本向上游转嫁,通过挤出上游供应商的增值空间来维持自身的价值水平[17,18]。整体而言,龙头企业在传统的价值链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在环境治理中并不是。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他们往往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以维持自身利益）或提出各类倡议（以获取补贴、声誉等并将其变现）,但并不会进一步维持或深化治理过程[19]。
环境经济地理学从2个方面探讨资源稀缺性增加与企业间价值分配变化的问题：一是资源环境变化条件下,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将应用怎样的策略保障资源获取,维持其在生产网络中所获取的价值[20]。二是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刚性增加,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是否能够在提升环境表现的同时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
针对第一个方面,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聚焦农林牧副渔和采掘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变化[21]。研究从商品的物质性出发,关注企业如何获取不同类型、数量和品质的自然资源,并形成相应的价值链治理模式（或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资产的耦合模式）[22,23]。研究同样关注自然资源的领土性,旨在揭示自然资源所有权将如何影响获取自然资源的条件,塑造生产网络中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生产网络中分散的领土配置又如何随着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过程变化而变化[24]。
研究发现,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和环境治理所创造出的资源稀缺性,将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到全球生产网络当中,资源商品化的过程相应地被拉长[25]。不同经济主体在供需关系、合作模式、契约订立、价格机制等方面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24],改变生产网络的组织与空间配置情况,进而重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格局。
针对第二个方面,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前期研究基础。例如,Bolwig等较早地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揭示价值链的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如何共同作用于可持续性[26]。De Marchi等提出了超越服从、生态效率、生态品牌、环境成本四个维度的升级策略,依次对应了传统价值链升级中的功能、过程、产品和跨部门升级[27]。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析了不同环境升级背后的关系与权力结构[28],以及驱动环境升级的主要动因[29]。从地理的视角看,价值链升级路径与地方集群本身的特征关联紧密[30],环境升级也不例外。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本地资源环境基础、制度基础、集聚经济等因素都将直接左右环境升级的路径,进而决定企业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能否共同提升[30,31]。环境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势必需要适应不同地方的发展基础,制定差异化的资源组合策略。因此,环境升级的过程既包含了功能重组也包含了地理重组[32]。这意味着,单纯从行业角度或地理角度看,可能观察到不一致的升级结果。例如,Navarrete等将价值链环境升级现有研究成果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发现国家在价值链中地位提升与其环境绩效容易形成正反馈[33]。但是,环境升级在行业层面上的成效并不显著[34]。
整体而言,环境经济地理学应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认识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环境治理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提供了全局与局部相联系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企业与地方如何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过程中应对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在提升环境绩效的同时保障其经济效益。这一理论同样为环境经济地理学与相关学科对话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近年来,GPN凭借其对经济过程的综合集成,以及对价值创造、增值和捕获过程的分析,被引入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治理领域,用于评估生态修复的成效和影响[35]。
3.1.2 基于区位分析的研究 除了借助GPN全局与局部相联系的分析框架,环境经济地理学同样能够利用经济地理学区位分析的传统,在地方尺度上重新评估资源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尽管新经济地理学逐步放宽了“第一自然”对经济活动空间选址的限制作用,但随着环境变化与环境治理作用下资源稀缺性提升和环境成本增加,资源环境对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有所增强。为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资源环境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这一议题同样吸引了环境经济学的关注,大量研究基于“污染避难所”“环境逐底竞争”“波特假说”“以邻为壑”等假说开展环境规制对经济活动选址的影响研究[36,37,38],“转型升级还是转身离开”成为经典研究问题[39,40,41]。
但是,环境经济地理学不提倡从空间相对差异的层面直接建立环境规制与经济活动的联系,认为这种关联存在较大的“伪相关”风险。环境规制、经济结构的地区相对差异,不一定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地区发展阶段差异的共同结果。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实践更多以特定行业、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考察经济活动选址的综合影响因素,从而判断环境规制相对作用大小,比较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42]。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实践通过比较环境规制在区位影响因素体系中的作用大小,揭示了环境规制作为区位因子的复杂性。实证研究发现,虽然环境规制在影响制造业区位方面,与教育、研发等因素程度相当,但该程度仅足以驱动污染排放水平极高的几类行业出现污染避难所现象[43]。虽然有研究指出环境规制还可以通过控制污染产生的外部性提升区域对清洁产业的吸引力,间接减少污染排放[44,45]。但是,新近研究表明达到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减少污染型企业选址,达到更大强度的环境规制才有助于吸引相对清洁的企业入驻[46]。
除了作用大小之外,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并不必然是驱动企业选址的离心力,与行业类型、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等密切相关。以现有研究关注较多的光伏能源为例,光伏产业的生产、光伏能源的安装与应用在区位条件上截然不同。对于前者而言,环境规制理论上将为光伏产业的发展创造市场需求,但是也存在构筑绿色贸易壁垒的风险[47]。对于后者而言,环境规制将影响光伏发电的回报周期,与其他区位因素共同决定发展光伏行业改善本地环境的有效性[48]。类似地,在针对废弃物处理行业的研究中,同样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对于回收部门的发展有利,表现出波特效应。对于最终处置部门则表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49]。
上述认识为经典假说提供了诸多“反例”。就污染避难所假说而言,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即便有着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在吸引外资、承接污染型产业转移方面仍旧具有吸引力[50];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环境规制也进一步提升时,并不一定会促进污染进一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51]。例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相对提升,迫使水污染密集型行业出现了向内陆地区转移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但是却持续吸纳了更多大气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进入且表现出波特效应[52]。
就以邻为壑假说而言,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发现,选择在边界区位布局的污染型企业数量显著少于在核心区位布局的企业数[53],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区位选择面临机会成本。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的外部经济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可能远高于宽松的环境规制或是“以邻为壑”所带来的收益[54],企业迁移所产生的成本也可能远大于环境规制所可能施加的成本[55,56]。这些因素在经典假说中有欠考虑。
整体而言,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有助于超越经典理论假说,转而从更一般化的区位分析层面认识各类行业空间布局的特征,识别环境规制在选址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3.2 区域绿色转型研究

环境经济地理学凭借演化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多样化（Regional Diversification）和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等方面的理论基础,有了研究区域绿色转型的新切入点,考察区域如何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出现新的绿色技术、发展新的绿色行业。现有研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① 基于关联性分析,考察绿色技术或绿色行业与已有发展基础的关联程度,借助多维临近性、相关多样化等分析手段,揭示绿色新技术或绿色新行业发展的条件。② 基于路径创造理论,考察不同主体如何在不同层级制度、不同尺度空间中相互作用,推动区域发展出新的绿色技术或绿色行业。
3.2.1 基于关联性和多维临近性的研究 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了一个地方已有的知识基础和产业结构在发展新技术、新行业方面的重要性,对于绿色转型过程而言也不例外。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绿色转型更容易出现在知识溢出水平比较高、技术变革更为活跃的地区[57]。其中,具有环境相关知识基础的地方更容易发展出绿色技术创新[58,59]。进一步结合相关多样化与相关专业化理论,研究指出不相关多样化有利于推动更具突破性的发展,而相关多样化有利于推动渐进式的发展[60]。在现实观察中,绿色技术比起非绿色技术而言往往更具突破性[61]。因此在转型伊始,不相关多样化往往更有利于催生绿色新技术和绿色新行业。但是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相关多样化则更为有利[62]。
此外,已有研究同样借助地理临近、认知临近、组织临近、制度临近等多维临近性理论,探讨绿色转型的条件。研究发现临近性在促进协作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区域出现绿色新技术和新行业[63]。但是,研究同样指出,新技术/新行业与区域已有发展基础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临近性太强意味着太过于相似,能够带来的增量有限,不利于新技术或新行业的发展;临近性太弱意味着差异较大,难以实现知识重新整合,同样不利于新技术或新行业的发展[57]。此外,要素流动更为充分的地区能够对绿色创新起到更好的支撑作用,借助区域一体化规划实施、高速铁路通车等开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不同程度地证实了这一点[64,65]。
基于上述认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实证研究提出了预测区域绿色转型潜力的三个方面：① 评估区域现有与环境相关的知识基础或行业基础。② 评估待发展的新技术或新行业与已有知识基础或行业基础的关联水平。③ 评估区域现有知识结构或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水平和不相关多样化水平。
3.2.2 基于路径创造的研究 路径创造研究关注新的经济活动如何在区域内发生并发展,主要将其视为一个建立在区域已有基础之上渐进的、内生的、技术驱动、企业主导的过程[66],整合了本土与非本土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等主体的作用,探讨其如何在不同地域范围内整合资源,在不同层级的制度体系之下相互联系,进而塑造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67]。基于这样一个系统视角,环境经济地理学充分借助路径创造理论回答区域如何凭借现有的经济基础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点何在,绿色转型的路径又有哪些[68]。
由于环保产业的资金需求大、回报周期长、技术门槛高、政策干预强、布局范围广,十分契合路径创造的理论框架设计,现有实证研究中广泛应用环保产业作为案例,如海上风电产业、光伏产业、水处理、绿色建筑等[69,70]。这些研究一方面既揭示了不同经济主体如何通过互动创造知识、调动资金、组织市场、制定标准,为不具备基础优势的地区创造出发展绿色产业的条件[71]。另一方面,研究也揭示了路径创造初期的适宜条件又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制约[72]。Trippl等在梳理现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框架,解释区域既有的产业结构、支撑体系架构、制度设计和自然资产将如何塑造出多样化的绿色发展路径[73]。
绿色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变革,多要素、多层次、多主体、多目标、多区域的分析框架是必要的。路径创造研究的发展,同样提升了环境经济地理学与相关学科对话的潜力。在路径创造研究的基础上,现有研究进一步在不同方面展开探索：
（1）从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切入,研究融合了就业保障、能源消费、水资源利用、碳排放、污染排放等多目标,应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发现,以能源消费管理为主导的经济转型是平衡各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优路径,在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能够兼顾区域公平[74]。
（2）从经济转型驱动因素切入,研究针对转型经济体构建了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分析框架,整合了不同经济主体、不同类型要素、不同制度设计在驱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在不同空间尺度下产生的资源环境效应[75,76],强调了制度视角对于理解经济转型资源环境效应的必要性。
（3）从社会-技术体系变革的角度切入,借助多层次视角、技术创新系统等分析框架,开展可持续性转型研究,揭示转型的历史过程、复杂性及其治理[77]。当前,可持续性转型研究亦在寻求对空间维度的有效表达[78]。演化经济地理与可持续性转型之间存在理论契合点。加之环境经济地理与演化经济地理的关系紧密[79,80],可持续性转型研究有望成为环境经济地理学开展绿色转型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4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挑战

当前,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实践更多是面向学科内部发展的反思。随着环境经济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势必需要不断融入可持续性科学庞大的知识体系之中,加强与相关学科的对话,并做出独特贡献。已有的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路径创造研究等已展现出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潜力。但是,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仍面临多方面挑战。

4.1 克服范式差异

以物质空间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对环境的认识是具体的,建立在特定的现象发现基础之上。相较之下,社会科学中的“环境”则是被建构的抽象概念,侧重于其价值体现和商品化过程[8]。两者刻画资源环境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术语、指标方法看上去相似,实则内涵不同。即便是相同的变量,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解读也存在差异。
当环境经济地理学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工作时,不可避免地触及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为了克服范式差异带来的问题,环境经济地理学需要避免将“环境”的概念泛化或者符号化,应当尽可能地明确所研究的环境问题本身。
在现有的工作中,往往以“代理变量”的思路测量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例如选择特定的污染物排放量指征一般意义上的环境问题或生态效率,或是构建综合性的污染指数进行评估。现有研究发现,宽泛的“环境”定义可能影响分析结果的有效性[81,82,83]。一方面,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成因与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而传统污染物可能不足以指征新兴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特定污染减排目标和多种污染物协同减排目标的方向可能并不一致,综合性的指数反而可能掩盖主要矛盾。由此可见,克服范式差异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是避免将“环境”泛化,对环境问题有明确的表述,对过程机理有清晰的刻画,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4.2 寻求问题导向

当下,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按照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看,有比较清楚的分类。但是按照资源环境问题来看,研究成果是零碎且片段化的。这与过去20年的发展思路有关。过去20年,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更多从学科发展的层面出发,关注如何在已有的理论中增加对资源环境的认识。资源环境问题更多作为案例支撑纳入研究中,直接导致了问题解析的片段化。缺少明确的问题,也进一步制约环境经济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对此,未来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应当适当调整发展思路,在从经济地理经典理论出发的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加强问题导向,重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大科学议题对接,关注学科内其他领域以及相邻学科的研究进展,在对话与交流中寻求研究命题的突破和方法的创新。
从学科内的角度看,经济地理学近年来在区域发展韧性、能源安全、粮食保障、转型发展等战略议题方面已有深入研究[84,85,86],与环境经济地理学存在显著交集。从跨学科的角度看,诸多可持续性科学相关领域当前已经衍生出对经济地理理论的需求。新经济地理、全球生产网络、路径创造等框架已在土地变化科学、资源科学、城市科学等研究中表现出潜力[35, 87]。以经济地理学的“全球-地方”互动特征为例,2003年以来大尺度生态学和土地变化科学领域所兴起的“遥相关（teleconnection）”和“远程耦合（tele-coupling）”框架,揭示了资源环境的本地与非本地联系[88]。两者在形式上与“全球-地方”互动有着极大的共同之处。

4.3 推动理论创新

“主流”经济地理学错过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议题如火如荼的30年,造成了当下许多研究本可以在经济地理学的论域之内,却已经在其他学科领域内长足发展了几十年,并形成了许多经典的理论假说和命题。与此同时,环境经济地理学当前的研究实践比较依赖于相邻学科的经典理论与方法。可以说,环境经济地理学当前发展整体处于后发地位。环境经济地理学如何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命题,避免以“空间视角”为名开展重复工作,是未来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
那么,环境经济地理学如何能够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推动理论创新是关键。借鉴可持续性科学的思路,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波尔型研究,也不是从技术到技术的爱迪生型研究,更可取的路径是巴斯德型研究,即寻求已有方案的理论解析或是为现有的理论找到应用方案[89]。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不一定是从“经济地理学经典理论”到“环境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路径,更不是在环境经济学中增加空间分析或是在环境地理学中增加经济变量。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应当从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实践需求中找到理论思路。中国当前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国土空间优化、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落实双碳目标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人地协同和区域协同需求。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目标、开展协作是一个“怎样做”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建立在理论解析的基础上,为上述各类过程提供一个清晰的经济组织与空间配置逻辑,或是环境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潜在方向。

5 结语

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对于资源环境议题在学科内边缘化的反思,试图重新认识资源环境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重拾经济地理学对“经济-环境”关系的研究。区别于相邻学科,环境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环境”关系,更侧重于揭示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相适应的经济空间配置。相应地,在过去20年形成了2个研究主题：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
针对环境治理,环境经济地理学一方面基于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应用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揭示了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提升如何影响价值在企业之间的分配过程。据此,探讨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和地方如何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另一方面,环境经济地理学遵循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分析传统,以特定行业、特定区域为单元综合识别区位影响因素体系,比较环境规制的相对作用大小,发现了经典假说的诸多反例并提供新的理论解释。
针对绿色转型,环境经济地理学通过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相结合,一方面应用区域多样化理论开展关联性分析,识别了区域绿色转型的条件,提供了预测区域绿色转型的相关指标;另一方面应用路径创造理论开展系统分析,展示了区域绿色转型多要素、多层次、多主体、多目标、多区域的复杂过程。
无论是全球生产网络还是路径创造理论,都展现出了环境经济地理学进一步与其他研究领域相交叉的潜力。但是,环境经济地理学未来发展仍面临克服范式差异、寻求问题导向、推动理论创新等方面的挑战。对此,中国的经济地理凭借典型的多主体、多层级、多尺度、多类型特征为环境经济地理发展创设了多元化的发展情景。中国当下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为环境经济地理面向现实需求,凝练核心问题创造了条件。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较好地秉承了人地关系传统,重视物质空间基础,具备较强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属性,为提炼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命题营造了学术环境。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以中国为案例的实证工作快速增长。应对环境经济地理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需要进一步转变理念,不仅仅将中国案例作为修补经典理论假说的证据（如现有研究普遍强调的制度作用）,更可以基于中国发展的路径与挑战进一步探索环境经济地理的核心命题与理论假说,引领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致谢：真诚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综述思路,结构组织与观点凝练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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