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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

2022 , Vol. 41 >Issue 1: 63 - 7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463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创新与发展”专辑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 蔡丽茹 , 1 ,
  • 吴昕晖 2, 3 ,
  • 杜志威 4
展开
  • 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广州 510635
  •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 3. 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广州 510275
  • 4.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 510070

蔡丽茹（1983-）,女,广东广州人,硕士,助理研究员,注册城乡规划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和农村现代化。E-mail:

收稿日期: 2021-06-01

  录用日期: 2021-09-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3-10

基金资助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20XYJ28)

广东省科学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建设专项基金项目(2020GDASYL-20200104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21012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871107)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 CAI Liru , 1 ,
  • WU Xinhui 2, 3 ,
  • DU Zhiwei 4
Expand
  • 1. Institute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Modernization,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35,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3. China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stitut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4.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6-01

  Accepted date: 2021-09-30

  Online published: 2022-03-10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摘要

面对严峻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落地对于中国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中,该类型技术在乡村地区一直面临推广难,采纳度低的问题。以往众多研究证明,社会网络是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和支撑。基于此,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构建了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框架,通过2016—2020年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实践调研及10个县市3015份问卷数据的定量分析,总结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四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农户间简单离散的技术互动。② 单核阶段：精英农户的点式嵌入与拟亲缘网络扩散。③ 多核阶段：多个精英农户形成与业缘关系网络扩散。④ 高水平互动阶段：农业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功能性网络扩散。个体资源禀赋、技术有效性及感知度、技术传播方式和外部环境作为技术扩散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的实践逻辑和底层机制,对同类技术推广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 环境友好型; 农业技术扩散; 时空过程; 乡村精英; 社会网络

本文引用格式

蔡丽茹 , 吴昕晖 , 杜志威 .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J]. 地理研究, 2022 , 41(1) : 63 -78 . DOI: 10.11821/dlyj020210463

Abstract

Facing the sever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e diffusion and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s of decisive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ecology in rural China. However,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s currently hard to promote and with a low acceptance in rural areas.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social network is an effective way and foundation for technology diffusion. Corresponding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ff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s. Through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data of 3015 households in 10 counties and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8 to 2020 and the fieldwork observ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agricultural pollution control in this provinc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four stages of environment-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ffusion: (1) Initial stage: discrete and simple technical interaction among rural households emerges. (2) Single-core stage: single core such as elite farmer has formed and technology starts to diffuse through kinship network. (3) Multi-core stage: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elite farmers and the diffusion goes through occupational network rather than kinship. (4) High-level interaction stage: agricultur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 have been established; functional network has been formed. Behind the four stages, individual farmers keep on accumulating their own material,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o achieve the upgrade of their node level, also known as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from disorder to formalization. Correspondingly, there are four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dividual resource endowment, technology effectiveness and perception, technology diffusion channel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se factor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rural China, and are of policy significance for the diffusion and adoption of similar technologies. According to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usion of new technology,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guide and promote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ffusion; time-space processes; rural elites; social network

1 引言

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十分严峻。根据统计数据,全国近20%耕地已被污染,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①(①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https://www.mee.gov.cn/gkml/sthjbgw/qt/201404/t20140417_270670_wh.htm）。)。化肥和农药在小规模分散的农业生产中长期过量、低效的施用不仅严重破坏农田生态系统,还威胁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中国单位面积施肥量和用药量远超出发达国家设置的污染警戒线,但根植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面源污染衡量与治理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应该探索更适应中国国情的面源污染治理方法[1]。为遏制化肥农药使用增长势头,2015年2月,国家开始推行“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明确提出重视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推广,以科技手段支撑中国乡村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指的是侧重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改善的农业技术体系,其通过综合防治技术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农户对化肥、农药、农膜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和废弃物的不当处理,从源头上减少农业的内源性污染,属于创新替代型技术。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类型主要包括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平衡施肥技术、畜肥还田技术、秸秆还田技术等[2,3]。尽管大量田间试验和示范效果表明：农户应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后不但可以有效减少污染排放,还能一定程度上节约成本和增产增收,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兼容,但目前该技术仍以局部试验示范和点片实施为主,推广慢、落地难、采纳度低等技术扩散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4]。数据显示,中国的农业技术转化率只有30%~40%,仅为发达国家一半[5]。
诚然,任何创新技术的普及都并非一蹴而就,技术扩散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目前,农业技术扩散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堵点,亟待新的技术推广方式。近年来,社会关系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作用获得了学界的重视。社会网络是指区域内行动主体之间交往的渠道,是通过资源和信息流动而形成的主体之间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6]。中国乡村社会网络以农民、合作社等多主体为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通过互动交往建立起“类差序格局”的空间关系网。学者们探讨了社会网络与养猪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兰花种植技术、新种子推广技术等各类型技术扩散之间的关系[6,7,8,9,10,11]、普遍指出社会关系网络对农业技术的扩散和采纳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12,13,14]。社会网络是农户获取农业技术信息和技术支持的重要渠道[6,15],能促进使用者的技术感知和隐性知识的传递[16]、减少技术风险成本,从而促成农户的采用行为。一般情况下,社会关系网络中地位越重要或中心度越高的农户,能越早接触到农业创新信息,进而采用新技术的概率就越大[11,17]。已经采用新技术的农户社会网络关系越强大,越能触发其他农户的采用意愿。增加农户网络关系强度能促进农业技术扩散[18,19,20]。归纳起来,社会网络能通过技术获知机制[16,21]、风险分担机制[10]、学习机制[6,22]和互惠互助机制[23,24]缓解农户信息和风险的约束,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鉴于此,本文以社会网络为理论视角,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时空特征、发展阶段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对同类型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提出建议,从而推动中国乡村的生态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2 理论框架与数据来源

技术创新扩散是新技术通过特定的渠道在社会系统成员中传播的过程。技术扩散发生在社会系统中,其自身也是一个由关联要素组成的结构化系统。技术扩散系统主要由技术创新源、技术扩散通道和技术采纳者三个部分组成（如图1）,并与外部环境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25,26]。农业技术的扩散符合技术扩散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存在其特殊性,表现为技术主要在农村社会而非城市社会系统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被广大农户或涉农企业采纳和使用;技术采纳主体以超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为主,与传统生产方式差异大、见效周期较长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在保守谨慎的农民群体中的传播难免面临障碍。中国农村是典型的以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关系本位型社会[4,27],学者们认为,基于农村社会网络的社交学习(social learning)可以加强信息交流和人际沟通,从而有助于减少应用新农业技术时所涉及的不确定性[28]。
图1 “技术创新扩散系统-乡村社会网络”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ffusion system-rural social network"

农业技术扩散是新技术在不同主体间和不同地点间传播的多阶段动态社会过程;在技术扩散的不同阶段,其对应的社会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罗杰斯将用户技术采用过程归纳为认识、说服、决策、实施、证实五个阶段[29]。李小建将农户的互动过程分成初级阶段、单核阶段、多核阶段和高水平互动四个阶段[30];邓正华将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扩散分为示范阶段和扩散阶段[3];另一部分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将农业技术的结构性扩散过程归纳为点式嵌入、链式延伸和网式扩张三个阶段,并指出这个过程伴随着农村社会网络结构从家族宗族网络到构建性网络再到功能性网络的重构[8,31]。
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总结为四方面,一是个体资源禀赋因素[32,33,34,35,36,37,38],包括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干部经历等个体特征以及耕作规模、土地细碎化程度、组织化程度等家庭生产经营特征,具有不同禀赋因素的农户会产生不同的采纳意愿、行为动机和技术选择。比如老龄化程度越高,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度越低[12];女性农户决策者对新技术的先行采纳有重要引领作用[11];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尝试新技术[10]。二是技术有效性及感知度因素,技术有效感知是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技术有效性高并不代表农户能全盘理解和吸收,农业技术的复杂性和地域性特点决定了农户深信农业技术更多是“干中学”而非纸上谈兵。此外,技术的落地需要一系列技术体系的配合,以及及时的技术反馈和技术更新。三是传播方式因素,社会网络本身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通过强连带和弱连带关系进行技术传播对技术扩散有促进或抑制的作用,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10,15,17,36]。在一组具有相似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背景和生产特征的农民家庭中,研究发现面对面的观察和交流是说服潜在技术采用者最有效的方法[4]。四是外部环境因素,如来自政府和市场的经济激励（补贴和价格机制）、技术培训、区域环境付款水平等,适宜的环境激励将正向促进农户环境技术行为的改善[9]。
综上,现有社会网络和农业技术扩散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构成了本文的重要基础,但尚有可进一步完善之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时空阶段划分仍不清晰,各种影响要素在各个阶段作用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尚不明确。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乡村社会网络与技术扩散系统理论相结合,构建出理论分析框架（图1）。
本研究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2020年在广东省10个县（市、区）的实地调研和2018—2020年的农户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在博罗县、惠城区、惠阳区、开平市、恩平市、台山市、紫金县、化州市、阳山县和蕉岭县开展,每个县区随机选择4个镇,每个镇选择1~3个村作为项目样本区域,合共调查了44个镇的95个行政村。其中2018—2020年间共进行3批次问卷调研,发放问卷3307份,共得到有效问卷3015份,有效率为91.17%,其中2662份为项目户问卷,353份为非项目户问卷,问卷调查内容涵盖农户个人及家庭信息和化肥农药施用情况。
下文将结合广东省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推广成功案例的实地调研和调查问卷的定量分析,通过探讨乡村社会网络系统中的点（节点网络地位作用）、线（主体间互动强度）、面（网络整体形态）、域（地理空间尺度）四大组成要素的特征变化,拟合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演化阶段和影响因素,以期丰富新时代农业技术扩散的理论体系。

3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时空演化过程

根据点、线、面、域四大要素的特征,可以将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整个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初始阶段、单核阶段、多核阶段和高水平互动网络阶段（图2）。
图2 农业技术扩散的社会网络及其演变的过程

Fig. 2 The social network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its evolution process

3.1 初始阶段：简单的离散技术互动

本阶段的特征是技术传播是离散和随机的。在初始阶段,农村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出无序与均质,农户能量水平不高且没有明显的等级分异。农户社交对象主要是自然村范围内有亲缘、地缘关系的亲戚和邻居,交流形式和内容也相对单一,主要为家庭日常事务、村内红白喜事等[4]。在技术传播上,存在局部小范围的种植技术和病虫害管理技术的简单互动,个别有心得的农户会通过非正式联系向熟悉的亲友分享一些技术“窍门”,但触发其他农户采用意愿的效果并不理想。整个社会网络的密度较小,农户间能量流动规模也小。

3.2 单核阶段：精英农户的点式嵌入与拟亲缘网络扩散

该阶段的特征是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以精英农户为核心扩散。在某些外部环境因素如政策激励、外出务工或求学返乡、外部资助等刺激下,个别农户的能量得到迅速提升,与周边农户的量级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成为社区中的中能级农户——“精英农户”或“乡贤”。这种乡村精英大多数内生于农村系统,在区域内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和经济管理才能,深得普通农户的信任和依赖。他们逐渐占据乡村社会网络的核心地位,在农户中起到先锋模范、组织领导、技术传播、思想呼吁等作用。
实地调研中发现,毕业于某农业大学、具有农资公司工作经验后返乡创业的农资店店主夫妇成为了当地农业技术传播扩散的核心。该精英农户返乡第二年（即2016年）,获取到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②(② 该项目由广东省农业厅主持,在全省21个县市实施。项目旨在通过技术指导、培训和资金补贴的方式,引导农户在种植业中使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具体指配方肥、控释肥、高效低毒农药和综合防治手段）,从而实现化肥农药的减量化和环境的改善。)（以下简称“项目”）的资讯后,果断加入项目当中并成为指定农资店的负责人。该精英农户按照项目要求销售环境友好型的肥料和农药,同时自己种植对比试验田,直观展示技术效果。他根据当地土壤情况对推广的高效低毒农药配比进行改良优化,对技术的落地细节进行归纳总结,成为村里环境友好型技术的早期采纳者和示范引领者。由于精英农户为本地人,熟悉当地农户的需求和困难,在技术推广过程中创新多种服务模式,如定制施药量杯免费派发,深入田头进行一对一精准指导,为年长农户免费送货、为困难户提供民间赊账（降低技术使用的金融成本）等,深得农户信赖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技术扩散成效。
可见,在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的早期阶段,以内生型精英农户为核心的“拟亲缘网络”因其信任半径短,技术可视度高,在社区范围内产生了点到点的快速扩散效果。

3.3 多核阶段：多个精英农户形成与业缘关系网络扩散

本阶段特征可概括为：多个中能级农户形成,技术呈多中心点轴扩散。出于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经济收入的目的,精英农户与一般农户的交往频率不断加强。一般农户中的一些种植能手在获得精英农户提供的信息、技术甚至资金支持下实现了经济收益的增加,在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成为新的中能级农户,之后又以自身为中心向外延伸联系通道,逐渐形成纵横交错的社交网络,以满足获取资源、开拓市场的需要。
调查案例发现,个别中能级农户进一步成长为高能级农户,并凭借其前期形成的产品渠道和技术服务优势,带动本村甚至周边村庄的一些种植能手、新型职业农民成长为新的中能级农户,多核局面逐渐形成。例如,与前文提及的农资店店主夫妇同村的某普通农户使用其推介的土壤微生物菌剂和生物农药后,种植的番茄和草莓品质大大改善,于2019年开办了草莓园供游客采摘,成为了新的中能级农户。邻镇某甘蔗农户与农资店店主夫妇建立了长期密切合作的关系,在其推荐的“福戈+丰杰”甘蔗杀虫除草复合技术的支持下,甘蔗长势喜人。该甘蔗户扩大了种植规模,还雇佣了三名该村农民进行田间管理。而原中能级农户出于维护自身威望和开拓市场的需求,不断更新知识技术积累,创办了自己的果园种植三华李和柑橘,完成了更高能级的能量跃升,成为高能级农户。这种以“种植业缘”联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结构增加了技术源的节点数量,大大拓展了技术扩散的地域辐射范围,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传播至此已完成对本镇街范围的跨越。

3.4 高水平互动传播阶段：农业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功能性网络扩散

该阶段特征可概括为环境友好型技术通过等级有序的功能性网络扩散,并形成农业经济组织如合作社等。随着中能级农户的不断出现和完成能量积累,出现更多高能级农户,他们在乡村社会网络中占据“制高点”的优势位置。位置越高,对村镇内外的其他点的直接通达性越大,通达速度越快,影响强度也越高。此时,高能级农户充当着联结乡村封闭网络和外部开放网络的枢纽,与一般农户形成核心-边缘的网络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出于自身利益诉求及带动乡村发展的愿望,部分高能级农户会凭借其资源、能力和威望,带动众多农户形成联合生产经营网络（功能性组织）。在经济合作组织内,各能级农户基于经济契约而非心理契约关系进行分工协作,从而达成更具效率的技术扩散。
本研究当中,可以看到中高能级农户与普通农户联合组建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过程。如农资店主夫妇创办的果业企业在本地级市分设了三个种植点,采用“固定地租+分红+就业”的合作经营模式,实现了农业部门、合作社、村集体和农户的互惠发展。在合作社内,有利于组织发展经营的政策、市场资讯和知识技术等信息会通过集体学习和专业化分工的形式,得以由点及面地推广。
至此,技术扩散周期基本完成,四个阶段的特征总结见表1。如果把本研究中的乡村精英获得外部项目资助成为指定农资店主的年份（2016年）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时间点,可以判断一个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完整周期约为5~7年。
表1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四阶段特征总结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phases in the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点（节点地位） 线（互动关系） 面（网络形态） 域（地理尺度）
初始阶段
均质、能量差别小
零星随机、简单无序弱关系
离散,无等级分异、密度小
自然村局部小范围内、具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主体
单核阶段
精英农户（技术早期采纳者/引领者）嵌入;技术早期跟随者产生
核心带动下的拟亲缘技术互动;信任互惠下农户的技术学习
精英农户为圆心向四周发散;单一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密度增大
以示范村为主,跨自然村传播
多核阶段
多个中高能级农户形成;技术后期追随者 产生
多核心、多路径技术扩散;基于经济效益的业缘合作
多个核心;核心-边缘结构
跨本镇街范围传播
高水平阶段
高级农户带动下功能性组织形成
功能性网络扩散;组织化学习和专业化分工
等级有序的层级结构
跨越本县范围传播
总结
技术带动下的农户能级提升
非正式关系转向正式 关系
离散无序到等级有序
技术扩散去行政边界化

4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将四个因素作为考察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的关键影响因素,分别为农户个体禀赋、技术有效性及感知度、技术传播方式及外部环境因素。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于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扩散过程,但同一因素在扩散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具有差异,且在同一阶段中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比例也具有差异,下面将就影响扩散的四个因素进行详细分析与论证。

4.1 农户个体禀赋

为研究农户个体因素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作用,本研究将农户施肥变化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定义为一个二分类变量,农户施肥量增加赋值为1,农户施肥量减少赋值为0。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函数的表达式为：
log it(P)=In \frac{p}{1-p}=α+β_{1}x_{x}+β_{2}x_{2}+ \cdots +β_{k}x_{k}
式中：a是常数项;x1,x2,x3 … xk均为自变量;β是自变量的待估计系数;β1,β2,β3 … βk代表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p为农户施肥量增加的发生概率;1-p为农户施肥量减少的发生概率。在Logistic模型中,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法估算模型的参数值,通过将各自变量的参数值β进行指数转换后得到exp(β)。exp(β)被称为优势比,表示农户施肥量增加概率与农户施肥量减少概率的比值,在既定的参照水平下,若exp(β)大于1,意味着自变量能够促进农户施肥量增加。
基于文献梳理和问卷设计,本文选择与农户个体特征相关的性别、年龄、农户家庭总人数、文化程度、农业生产年限、农户家庭总收入6项指标进行分析,并对样本的数据变量进行规范化整理,具体变量解释见表2。
表2 数据变量及解释

Tab. 2 Variable definition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单位）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施肥量
施肥量减少=0;
施肥量增加=1
0.81
0.39
解释变量 性别 男性=0;女性=1 0.17 0.37
年龄（岁） 实际年龄 56.71 9.25
农户家庭总人数（人） 1~3=1;4~6=2;
7~9=3;≥10=4		 2.16 0.7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本科及以上=4 2.16 0.61
农业生产年限（年）
实际参与农业生产年限 30.73 11.31
农户家庭总收入（万元）
<2=1;2~4=2;
4~6=3;6~8=4;>8=5
2.87
1.17
本部分数据分析采用2020年批次问卷数据。2020年共发放问卷1460份,去除信息不完整得到的有效问卷为1357份,有效率为92.94%,问卷调查内容涵盖农户个人及家庭信息和肥料使用情况。在模型设置方面,本文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个体特征变量（模型 1）后,采用逐步回归方法依次增加农户家庭总人数、文化程度、农业生产年限、农户家庭总收入等变量（模型2至模型5）,共建立5个Logistic回归模型,回归模型统计检验结果如表3。
表3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Tab. 3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指标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exp（β） exp（β） exp（β） exp（β） exp（β）
性别 参照组：男
女 0.684*** 0.672** 0.695** 0.693** 0.644**
年龄 0.982*** 0.988* 0.994* 0.961*** 0.965***
农户家庭总人数（人） 参照组：1~3
4~6 0.897 0.864 0.844 0.952
7~9 0.536** 0.523** 0.464** 0.523**
≥10 0.366*** 0.349*** 0.296*** 0.307***
文化程度 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2.006*** 2.281*** 2.407***
高中或中专 2.542*** 3.031*** 3.201***
本科及以上 1.449 2.054 2.411*
农业生产年限 1.046*** 1.042***
农户家庭总收入（万元） 参照组：<2
2~4 0.604
4~6 0.355***
6~8 0.333***
>8 0.699
常数项 12.285*** 11.697*** 4.484*** 7.328*** 11.821***
N 1357 1357 1357 1357 1357
Prob>chi2 0.0114 0 0 0 0
Pseudo R2 0.0068 0.0207 0.0322 0.0542 0.0721

注：*、** 、***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

5个模型的综合检验概率p值均低于显著性水平,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零,表明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是有意义的。此外,从模型1到模型5伪决定系数（Pseudo R2）逐渐增大,说明模型的解释力愈来愈强。结果显示,农户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农户家庭总人数、文化程度、农业生产年限和农户家庭总收入对施肥量减少均有显著影响。
在各个体特征变量中,年龄特征的影响最为明显（模型1、模型4和模型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模型2和模型3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模型1中,农户年龄每增加1年,农户施肥量增加的优势比为原来的0.982倍,两者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农户年龄的增加有助于促进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与年龄个体特征相反,农业生产年限增加不利于施肥量减少（优势比<1）,农户农业生产年限每增加1年,在模型5和模型6中施肥量增加的风险发生比分别将增加1.046倍和1.042倍。以男性为参照组,女性为主农户其施肥量增加风险发生比低于1,表明女性农户更有助于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在学历个体特征中,仅有初中学历和高中（含中专）学历呈现显著相关,且学历程度提升对于施肥量减少的作用不显著,甚至呈现负相关性。此外,模型5中仅有总收入为4万~6万和6万~8万的农户家庭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显著性检验,且优势比小于1（分别为0.355和0.333）,这说明具有中等收入特征的农户有助于施肥量减少,有利于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扩散,但较低收入和较高收入的农户在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作用不显著。

4.2 技术有效性及感知度

技术有效性历来被认为是影响技术扩散效果的重点,而社会网络能有效增加技术效果的感知度。以减肥减药为代表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相对于其他农业技术有两个特点,一是基于“肥下越多,田长得越好”的传统观念,村民容易对减少农肥的效果和风险存在顾虑;二是环境效益如对土壤、水质的影响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并非追求短期利益的农户对技术的首要关注点。这两点使环境友好型技术对农户吸引力较小。
本次问卷数据中,化州地区农户对新技术选择的考虑因素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图3）。数据显示,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农户在是否采用新技术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始终为技术效果,占比维持在4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态势。次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成本,但其重要性逐年降低。农户第三看重的从补贴额度逐渐改变为新技术是否有指导和培训（从9%上升到17%）。
图3 2018—2020年农户新技术的首要考虑因素

Fig. 3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of farmers' new technology from 2018 to 2020

由此可见,在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的全过程,技术的使用效果均为农户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全流程均需重视新型农业技术的展示度和通过多种渠道加深农户对技术的认知。如前文所述,案例地精英农户在销售环境友好型农资之余,自己在村里种植对比试验田,从而更直观地向农户展示技术效果。而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是一个体系概念,包含许多技术配合手段,如高效低毒农药（病虫害防治技术）需要使用电动喷雾器（农机技术）均匀施洒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效用。鉴于此,乡村精英农资店主深悉农户需求,将操作流程和技术要点等以通俗图文的形式印在小纸条上发给农户,一来降低农户操作难度,二是使技术变得更可感知,取得了较好的技术扩散效果。
问卷结果显示,在技术扩散的初始阶段,除了要充分展示技术效果外,技术成本和优惠补贴等经济因素也是农户是否采纳技术的重要影响因素;到了技术采用中期,技术培训和指导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与此同时,访谈显示,到了技术扩散的后期,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不单纯以经济投入为衡量标准,此时对于农户而言,只要技术能真真切切解决种植中面临的问题（如新型病虫害的侵害、成果率不高等）,即便农资店因政策原因减少补贴而提升产品价格,农户仍然愿意额外支付20%的费用购买环境友好型肥料,以避免前功尽弃。

4.3 技术传播方式

社会网络是技术扩散的渠道和支撑,不同的网络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技术传播方式。传播方式一般分为：自学型（看书、摸索）、强关系传播（如亲朋邻里、乡贤、村干部）、弱关系传播（如外部专家、技术特派员）。依托乡村社会网络的农业技术传播过程中,农户通过日常交往和周边主体建立了信任关系,有效降低采用新技术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抵消纯粹市场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促进信息技术的强关系传播。因此,技术传播的方式的影响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中期,即单核阶段和多核阶段尤其重要。
在化州地区的调研过程中发现,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传播模式围绕着农户经常光顾的农资店以及经常接触的村技术助理（一般为村干部兼任）展开。农资店店主和村干部作为内生于本村系统中的权威型“熟人”,其为人、学识、种植技术和作物品质等综合实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肯定,因此对农户具有很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成为乡村社会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形成强关系传播。问卷结果也与研究者的观察一致。为了识别农户获取技术知识的方式,问卷要求农户分别评价五个指标对其获取技术技能的重要性。从图4中可看出,农资店、经销商对产品的推广和政府宣传培训是最重要的两种技术知识来源,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这两个渠道对于他们获取农业技术而言是显著重要的（包括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而将看书等自学型方式作为其提高技能的重要途径的农户比例相对较低。
图4 2019年农户技术获取渠道的重要性评价

Fig. 4 Importance evaluation of farmers' technology access channels in 2019

访谈中还发现,有68.21%农户实际上并不清楚自己所用农药的具体名称,但他们会严格按照农资店店主的指导和技术落实,有什么问题也会通过电话、微信图像或面对面沟通的方式让这位“乡村精英”帮忙解决。概括而言,比起农业技术部门或上级专家的偶尔授课指导或补贴到户的弱关系传播,农资店及其辐射的乡村社会网络由于“熟人信任”和具有近距离示范、保姆式指导、及时得到反馈的技术传播模式,效果更加直观和具有时效性。

4.4 外部环境

政策、资助、市场等外部环境因素能激发社会网络主体的能级跃升,从而形成外援支撑下的内生性技术扩散源并促成技术传播。
环境友好型技术从零星随机的传播发展到单核扩散阶段,其关键是精英农户从均质的网络空间脱颖而出。而精英农户的能量积累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自身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如创业、勤奋劳作和接受教育;二是外生性途径,如获得政府政策支持和外部资助。本研究中,项目的实施是农村技术扩散的外部政策因素,项目采取了三方面的激励措施：第一是设立指定农资店和村级技术助理。项目指定农资店必须按要求进行门面和货架整饰,店主和村助理也被要求接受相应技术培训和考察评优。这系列外部措施在短时间内强化了内生于乡村社会网络中的农资经营者和村干部的身份标识和知识技能水平,相当于在社区树立了技术标杆和权威,大大提升了其能量水平。由此可见,外部政策环境因素是刺激农户能级提升,推动技术扩散从初始阶段跨入单核阶段的重要触媒。进入多核阶段时,业缘关系作为精英农户间主要纽带,其受外部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会加大。
另外两项政策激励措施是提供农资补贴（经济激励）和集中授课的技能培训。为了衡量这两种外部激励对技术扩散的效果,本文将2019年问卷中的农户是否参与广东省面源污染治理项目、是否收取补贴、是否参加培训与其施肥行为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分析（表4）,具体方程如下：
表4 OLS回归分析结果

Tab. 4 Results of OLS regression models

核心解释变量（变量名） 施肥量(lfert)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是否参加项目（item） -0.2860*** -0.2770***
是否培训（train） -0.1890*** -0.1660***
是否补贴（sub） -0.0320* -0.0570***
性别（sex） -0.0100 -0.0170
年龄（age） -0.0004 0.0004
受教育年限（edu） 0.0080** 0.0090**
是否村干部（cadre） -0.0690*** -0.0730***
农业生产年数（agriyear） -0.0001 -0.0010
外出务工年数（outyear） -0.0020 -0.0020
常数项 4.7690*** 4.6920*** 4.7180*** 4.6140***
N 876 876 727 727
Prob>F 0 0 0 0
R2 0.1720 0.0740 0.2170 0.1270

注：1.*、***、*** 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2. 施肥量在回归模型中取对数。

$y=β_{0}+β_{x}X+β_{2}C+ε$
式中：y代表农户的施肥量;X为核心解释变量;C为控制变量;模型回归估计得出的β1即项目实施（包括补贴与技术培训）对农户施肥量的影响系数;ε为残差项。
结果表明：是否参与项目、是否培训和补贴对于施肥量的减少均十分显著（模型1、模型2）;在对一系列变量进行控制后,影响仍然显著（模型3、模型4）。问卷结果显示,在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的过程中,参与培训总共约降低了农户施肥量16.6%,而补贴可起到降低农户当年施肥量的8.6%的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在农村地区扩散的时空演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乡村社会网络是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通道层,有效促进了技术的传播;反之,农业技术扩散的过程也是社会网络不断重构的过程。
（2）技术扩散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始阶段离散简单的技术互动;单核阶段的精英农户点式嵌入和拟亲缘网络扩散;多核阶段的多个精英农户出现,高能级农户形成以及技术沿业缘关系扩散;高水平互动阶段的功能性网络扩散。四个阶段背后,是单个农户在技术的支撑下不断累积自己的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从而实现网络地位跃升,是技术从无序到正式化扩散的过程。
（3）个体资源禀赋、技术传播方式、技术自身和外部环境四大因素共同作用于技术扩散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强度。综合而言,各阶段均需要充分展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效果;在扩散初期,技术采用成本和优惠补贴等外部因素作为导入手段作用较为显著;到了技术采用中期,来自外部的技术培训和基于乡村社会网络内部的技术指导是技术落地和可持续传播的关键要素。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扩散符合技术扩散系统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技术体系通过社会网络被谨慎保守的农户采纳,各扩散主体的“社会-空间”关系也在技术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重构。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政府需要根据新技术扩散的阶段性特点,引导促成因地制宜的传播方式。在扩散的初始阶段,需要深入乡村一线,摸清当地情况和目标采纳者的禀赋特征和技术需求,采取多元化的宣传推广方式;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使分散农户形成有效的技术感知。依据农民群体禀赋的内在差异,选择有群体针对性的培训方式。如对中低教育水平群体更多地采取田间培训的方式,而对高教育水平群体则可采用课程教授的方式提高培训效率。在单核扩散阶段,政府需进行系统的激励政策设计（技术补贴、试用等）,并找准政策措施与社会网络的结合点。抓住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培育和发挥乡村中高能级农户（早期采纳者）的引领带动作用。在多核扩散阶段,注重扩散源和采纳者对技术的反馈以便作出及时的技术调整和更新,尝试拓展和运用现代信息手段的为农户提供技术和市场信息支持。在高水平扩散阶段,应大力支持围绕高能级农户建立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如合作社）,推动关系网络系统向经济利益共同体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新技术通过社会网络特别是功能性网络的有效扩散。
致谢：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方法选择、结果分析、结论梳理方面的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感谢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的支持,感谢协作单位的颜卓涛、吴文生,是你们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使本研究得以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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