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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2: 373 - 28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1265

研究论文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 汪明峰 , 1, 2, 3 ,
  • 周媛 1, 2, 3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 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 3.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汪明峰（1977-）,男,浙江绍兴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市经济研究。 E-mail:

收稿日期: 2020-12-28

  录用日期: 2021-06-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4-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07)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2021-01-07-00-08-E00130)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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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and evolution of urb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tourism dest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pace: A case study of Tianzifang, Shanghai

  • WANG Mingfeng , 1, 2, 3 ,
  • ZHOU Yuan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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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3.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2-28

  Accepted date: 2021-06-18

  Online published: 202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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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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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关键词： 权力-空间; 空间的生产; 文创旅游; 商业空间; 空间形态演化; 田子坊

本文引用格式

汪明峰 , 周媛 .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J]. 地理研究, 2022 , 41(2) : 373 -289 . DOI: 10.11821/dlyj02020126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CCIPs) formed by the urban renewal tends to be more attractive as tourism destina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spatial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CCIPs, which usually focused on the process of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original ecological communities to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communities into CCIPs. Both of them have similar research perspectives as analyzing spatial production in terms of the "dominant-dom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forces (tourism 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ocal residents. However, compared with tourism communities and CCIPs, the spatial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tourism space involves more complex stakeholders and spatial relations.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CCIPs’ tourism-turn, we use a new framework. Based on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Foucault's idea of power and space, this paper takes Tianzifang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production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tourism space, which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CC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micro interaction by combining field investigation, qualitative interview and semi-immersion obser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pace sovereignty refers to the rights to use and dismantle physical space. Based on social relations, actors in Tianzifang have fo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space. (2)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llective goal of growth, the urban government guides the design of spatial system with productive logic, promotes the distribution and interaction of power among micro actors, and forms spatial discipline and production mechanism. (3) In 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differentiated microspace production takes shape in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of merchants through diversified obedience and resistance initiative strategies, which promotes the spatial practice and evolu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space. The study also provides governance enlightenment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CIPs' transformation into a tourism destination.

Key words： power space; spatial produc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tourism; commercial space; spatial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Tianzifang

1 引言

在全球化扩张和快速城镇化的推进下,“空间的生产”理论在中国城市空间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关注。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权力等政治经济要素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对城市（乡村）的重新塑造过程,让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1],从而形成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2]。文化创意在城市更新进程中被认为是引导空间再生的有效手段[3,4,5],在创意阶层、中产阶级、商业团体、地方政府等主体的行动下促成空间的生产[6,7,8],并受到游客的青睐[9]。同时,旅游的“创意转向”使文化创意旅游空间成为了新兴的热点议题[10]。从文创产业园演变为文创旅游地,一方面是特色文创资源被转化为带动消费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因旅游开发导致新的行动主体进入,从而产生新一轮的空间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过程。由于此类旅游空间日渐增多,对其再开发和演化机制的研究亟待深入。
本文选取上海田子坊作为研究对象。它于2006年被评为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并于2008年成为国家AAA级旅游景点,在城市文创旅游空间中具有代表性。相关学科的学者对早期田子坊从居民社区转变为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过程开展了诸多研究[11,12,13,14,15,16,17]。这些研究较多应用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注重于描述行动者之间复杂的社会、空间关系,并揭示其关联的社会问题。近年来,田子坊从文创产业园区持续转型为文创旅游空间,其作为商业化消费空间的表征愈发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多方主体间的权力关系、主体与空间的关系发生重构,伴随着空间策略的改变而引发制度空间的再生产,即权力经由多方主体与空间最终作用于具象的物质生产[18],使得田子坊的权力-空间持续演化。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基础,拟进一步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重点考察田子坊从文创产业园演变为文创旅游空间这一轮新的空间生产和演化过程。从宏观结构变动和微观个体实践两者互动的视角,探究由各行动主体的权力及其所属空间所构成的权力-空间运行机制,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当前城市社会空间治理面临的问题。

2 理论基础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批判了将空间仅作为容器的传统观点,关注到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认识转变[19]47。其构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将空间和塑造空间的行动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相结合,通过三方面理解空间生产的具体过程[20]38-39：① 空间实践：是感知的空间,包含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具体物理环境及空间体系,属于社会空间的物质建构维度;② 空间的表征：是构想的空间,由科学家、规划师、工程师、政府等知识技术拥有者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概念性的空间,属于社会的支配性空间;③ 表征的空间：是实际生活领域的空间,作为居住者与使用者社会关系的物质与情感场所,属于被支配的空间,也是被力求改造与适应的空间,在某些场景中呈现出反抗性。这一理论在空间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尤其近年来在旅游地理研究中倍受关注,广泛涉及到社区旅游、民族文化旅游、遗产旅游、历史街区旅游等领域,比如关注旅游开发介入下的空间商品化[21,22]、传统社区空间生产主体的变迁[23,24]、旅游与传统仪式活动的三元互动实践[25]等。总体而言,多数研究遵循“（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0]30这一核心观点,关注社会结构变动背景下特定空间内行动者的实践所引发的社会关系、空间功能形态等变化过程。即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旅游从业者及相关人员等新介入的行动主体使得既有权力关系发生改变,资本进入导致空间被开发、设计、改造与使用（即空间的生产）,居民只得改变生活惯习,寻找新的空间法则。由此,行动者间支配-被支配的权力关系常被视作主导空间生产分析的主要内涵。
然而,“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20]170,列斐伏尔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生产性空间,空间是个体抵抗统治者的工具[26],空间三元辩证法同样包含着这种内涵。随着基于日常生活视野的研究转向,被支配的空间使用者（居民）得到学者们的重新审视。基于对其日常生活的观察,微观尺度下的日常生活空间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主题包括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都市微空间[27]、神圣空间的地方性生产与居民的日常抵抗及日常空间更迭[28,29]、村民角色转型与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30]、精英-民众的日常实践与地方文化保护及传承[31]、跨国商务人士的日常生活空间转换构建全球化空间的跨国生产[32],以及居民通过各种反抗性的表征空间形式重塑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33]等。可以发现,微观个体层面的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宏观空间生产的重要补充,体现出空间的生产是过程性的,是多方主体的个体行动所构建的,故而充满了差异。这也导致在空间实践层面,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所传达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性。
矛盾性体现在社会关系与空间的互动之中。列斐伏尔认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具有某种空间性存在时,它们才具有某种社会存在”[20]129,即社会关系需要通过物质实体作为载物[34],从而完成社会秩序的空间化,并通过空间体现社会秩序。从日常生活角度来看,产生矛盾性的根本是空间主权的归属问题。列斐伏尔将权力主要体现在空间的表征中,这种构想的空间体现出政府和开发商等拥有强大权力与资本的组织对于空间的设计与改造,因此谁拥有了空间的表征,就拥有了空间主权[35];而表征空间中的行动主体基于实际的日常生活空间使用习惯,通过反抗行为争夺空间主权,进行再次的空间改造。由于空间支配者和空间使用者总是存在群体差异性,所以这种矛盾性是必然存在的,其所引起的空间主权问题更不容忽视。
空间主权不仅体现在抽象的社会秩序制度,也体现在对真实物质实体的控制。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与知识的集中体现,只要占据了生产主流话语与知识的位置,任何人都可能获得一定的社会权力,并对其他社会群体进行控制与规训[36]。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既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也是权力的展现[37]。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土地制度,本文认为空间主权在此体现为绝对的所有权与相对的使用权两个方面,每种权力关系背后都有着特定的工具性空间以及空间的生产[38],从而构建起权力-空间生产机制。需要强调的是,该运作机制具备的生产性逻辑多于压迫性逻辑。福柯认为权力不只是“支配-压制”中用于控制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生产用途的工具。针对各种空间权力开展的案例研究均表明,权力是为了实现某一集体目标而被作用于抽象的、物质的空间[39,40,41]。虽然权力存在差异化的客观性质,但生产性逻辑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这种差异化在集体中实现整合与建立社会秩序[42]235-238,依靠不同权力者的协商、谈判或交换[43],促使各行动主体间权力关系的博弈[44,45]。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分析路径强调宏观和微观权力-空间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拥有空间所有权的行动主体通过空间发展目标和规章制度,并针对差异化的空间使用者进行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以确立宏观尺度下“空间的表征”。另一方面,作为微观个体的行动主体在其所拥有使用权的不同尺度的空间中构建微观尺度下“空间的表征”;通过空间设计和改造构建规训空间,以冀他们的空间使用者成为符合其秩序规范的主体[46],呈现出服从行为,是为相应尺度的“表征的空间”;但又由于矛盾性的存在,空间使用者也会形成策略调整式的反作用,体现出“隐蔽的微观权力生产”[47]。如此,权力在宏微观尺度空间的展演最终形成具备一定秩序的空间实践。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对田子坊从文创园区转型为文旅景点的过程进行剖析。与单纯旅游社区的形成有所不同,文创旅游景点的形成经历了从居住社区到文创园区再到旅游景点,利益相关的行动主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本文旨在探讨田子坊作为文创园区成名并吸引大量游客后,城市政府推动文创旅游发展的宏观权力如何在空间和各行动主体间向下渗透,并明晰微观个体如何调动各自的权力空间以作出规训与反规训的能动反应,以期全面理解城市文创旅游空间所特有的空间秩序形成和演化机制。

3 研究方法与研究区概况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最初通过新闻信息收集和文献搜索等方法梳理了田子坊早期的空间发展历程。后于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通过多次走访调研,对田子坊的空间布局与形态、业态构成、商铺人员与游客的互动、商家间互动进行记录,又结合2018年3—8月期间在田子坊进行项目实习的参与式观察,对田子坊的发展现状有了整体把握。研究还建立了不同时期的商户空间数据库,主要基于3个来源：① 2008年当时开发商制作的《田子坊旅游地图》,通过信息搜索和电子化,获取193条商业数据;② 2013年已有研究中的业态地图[17]4,经过转绘获取280条数据;③ 2019年上半年对所有建筑底层的商铺与企业进行调察,记录了387条商铺经营信息。
在实地调研中,通过收集名片、网络平台公布的联络方式、现场攀谈等渠道与访谈对象进行联系,最终与商户7人、艺术家4人、商会管理人员1人进行了半结构式与非结构式访谈（表1）。访谈内容主要涉及选择入驻田子坊的原因、业务构成、对管理委员会与商会的看法、对游客的看法、经营策略、个人/企业经营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设想等,目的是了解相关行动者的个体经历、发展历程、所处空间及其权力关系。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属性

Tab. 1 Basic attributes of all informants

序号 性别 出生年代 职业
1 男 1970s 企业主
2 男 1960s 画家
3 女 1980s 画廊经营者
4 男 1980s 文创企业员工
5 男 1970s 陶艺师
6 男 1940s 招商咨询人员
7 男 1950s 画家
8 女 1990s 文创企业员工
9 男 1970s 旅游纪念品店店主
10 女 1990s 文创企业员工
11 女 1990s 饰品店员工
12 女 1990s 文创企业员工

3.2 研究区概况

田子坊现处上海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紧挨地铁9号线打浦桥站,南临泰康路,北靠建国中路。其内部空间形态如图1所示,拥有7个出入口和4条南北向弄堂,里弄工厂和石库门里弄住宅两类产权房屋组成了相对封闭的物质空间单元。“田子坊”最初为泰康路210弄“志成坊”的雅名,目前实际由泰康路210弄、248弄“天成里”、274弄“平原邨”、建国中路“薛华坊”组成,长期以来是属工、商、居混合的里弄社区。
图1 田子坊的空间形态

Fig. 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ianzifang

20世纪90年代末,创意产业被广泛确立为推动城市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支柱产业[48]。在中西方的实践经验中,文化创意产业盘活旧工厂、旧厂房仓库等地带也被认为是城市更新再生的有效途径[49,50]。彼时适逢上海中心城区的传统产业结构实施“退二进三”的战略调整,田子坊中的里弄厂房在工厂转制的背景下被闲置。为谋求地区发展,田子坊在考察过国外创意街区的基层官员推动下、在原市经委和原卢湾区政府的支持下,走上以文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
1997年起,泰康路210弄的工厂以十年低租金的方式吸引来第一家陶瓷琉璃工艺品公司,形成引领效应后吸引来更多的文化艺术公司,树立起了泰康路作为工艺品特色街的发展定位。随后,厂房由开发商承租,多个厂房被转租给艺术家群体。陈逸飞、尔冬强、王劼音、李守白等知名艺术家的入驻,提升了田子坊文化产业在油画、陶瓷、雕塑、视觉艺术方面的专业性。原来的志成坊也改名为田子坊,取自中国古代画家“田子方”之意。其后艺术家联谊会的成立,推动了艺术家间的资源共享与权利保障,与文创商业的发展互利互惠,对后续艺术家、文化商人、创意商铺的入驻形成强大吸引力,推动了泰康路从工艺品特色街到文化创意集聚区的转变。
在2003年,原卢湾区政府将该地块纳入打浦桥日月光商业中心项目中,计划用大拆大建的方式进行一次性的城市更新。当时,由街道官员、艺术家群体、文化商人和部分居民组成的民间管理组织希望已有文创产业集聚区雏形的田子坊坚持文化主导的旧区更新,因而发起倡议活动。在多方人士的抗争下,田子坊不仅加速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家与其他就业群体,而且也在市级政府的肯定下维持了原有的发展定位。田子坊的民间开发团队与区政府从最初的对立面转而站在了同一阵营,田子坊也从社会主导型转为政府-社会共同主导的、以文化为发展导向的旧区更新空间开发模式。
随后田子坊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04年田子坊入选上海市首批创意产业园区,2005年被评为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创意产业集聚区,2006年位列中国三大最佳创意产业园区,2007年被评为上海优秀创意产业集聚区、十大地标性场所和最具影响力品牌。几年中,文创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原创设计、艺术品收藏、特色餐饮等商业在一楼沿街商铺的需求量大幅增加。田子坊的空间开发从里弄工厂迅速扩张至里弄住宅区,弄堂里几位居民自发从事房屋出租中介业务,随后出租房屋住宅成为大部分居民的选择。商业区向居民区迅速深入[17]3,导致田子坊所涵盖的空间范围从里弄工厂区域发展至里弄住宅区域。至此,得益于典型的弄堂景观和特色文创氛围,田子坊广受国内外游客喜爱。

4 文创旅游空间生产中权力的空间表征

4.1 以文创旅游目的地为目标的空间策略

田子坊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前瞻性。2009年国家发布首个《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上海市委、市政府紧跟出台了多项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在《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首次确立并强调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上海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柱产业。在政策支持和创意工作者的响应下,依托旧厂房和仓库、新开发区、大学等布局所形成的文化创意集群在上海已达成相当的规模[50,51]。《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和《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其中,与旅游休闲业的产业融合具有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不仅实现了业态的融合创新,而且与上海建设“文化大都市”“创新之城”的发展定位也有所呼应。
田子坊凭借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成为集群创新发展的一块试验田,文创旅游发展受到城市政府的大力支持。2007年被收入“上海工业旅游年票”,2008年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点,后又成为“迎世博主题实践区”及“卢湾区新型景点”。政府在宣传营销与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中所作的努力使得田子坊的知名度再度攀升。2010年世博会期间,日均客流上升至1万人左右,周末日均在3万人次左右,单日最高近3.7万人次。大量游客的到来使田子坊的消费主体发生转变,一般游客替代文创从业者和爱好者成为了消费的主力群体。
随着商业开发需求的高涨,田子坊出现可租商铺紧缺、已出租里弄住宅商用欠缺合法性的问题。为了支持文创旅游的开发,原卢湾区政府进行制度创新,2009年通过出台开创性的《田子坊地区住房临时改变为综合用房受理流程》,准许居民通过手续办理即可出租房屋作商用。“居改非”政策成为田子坊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不仅为增长空间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保障,也赋予旅游空间中普遍“被支配”的居民重要的空间主权,提升其在空间开发中的参与感,住宅出租被认为是居民集体创业的一种体现[15]3。凭借“居改非”政策,园区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坊内居民出租房屋,鼓励其利用租金改善居住与生活条件,此举得到居民的热烈响应。
在此背景下,区政府设立田子坊官方管理委员会,建立以房屋租售、业态管理、基础设施维护、发展规划等为核心业务的管理体系。园区开发商成立上海田子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并联合园区内的引领性企业与商户组建商业协会,旨在形成共建、共享的社会自治组织。2012年,在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推动下,田子坊最终明确了以文创旅游的发展规划,目标建成商业业态精品化、中高端化的旅游空间。在这一进程中,田子坊已不仅仅是泰康路上的石库门里弄,更是完成了将其作为符号象征的转变。它与文化创意挂钩、与城市旅游挂钩,是上海的“苏荷区”,也是经济意义上的增值空间。

4.2 保障文创旅游空间形成的行动者空间主权分配

基于城市发展的空间策略,在执行层面（图2）,地方政府将物质空间使用权通过工业厂房“二转三”和居民住宅“居改非”的制度交由开发商和居民,赋予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又将权限下放给街道办事处和园区管委会,保障管理权力的可控性。
图2 空间主权的行动者分配

Fig. 2 The micro-individual distribution of space sovereignty

2015年底,田子坊的管理层级从区政府变为街道,由街道开展精细化管理。街道办事处与管委会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其管理权力在空间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街道办事处的管理权体现在场所空间中,其职责定位于打浦桥街道范围内的工作,更注重田子坊作为场所与其他场所间的协调关系。管委会的职责在于制定田子坊的内部制度,更注重对于公共空间的直接管理和商业空间开发的约束制度。
开发商将空间使用权拆分为租赁权和管理权。个人、企业等商业客户通过租赁获得办公空间,并对空间进行修饰或设计改造,以获得符合其使用惯习与独特风格的工作室、公司、商铺等具象空间。同样,居民住宅的承租商户具有对空间的改造权力,但居民一般不对承租者进行管理,或者也可以保留自住权。开发商和部分商户组成的商会对于商业空间中的各类商户具有直接的管理权力,以保证商户符合空间的发展目标。
通过权力的拆解,宏观的空间主权被分配给具体的微观行动者。在这一空间分配制度的运用下,行动者间的权力关系不仅产生于空间,也作用于空间,形成了互相制约的权力-空间关系。因此,这种稳定的权力-空间关系是文创旅游的空间策略得以实施的保障关键,也是维持空间秩序的基础。

4.3 文创旅游空间的空间规训与生产

在宏观尺度上,作为上层建筑的绝对的、权威的空间权力,地方政府将田子坊地区看作为城市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空间,基于田子坊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良好发展基础,提出了以经济增长、文旅产业融合创新为发展目标的空间发展策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依赖已建立的权力-空间关系,推动权力向下层渗透、驯顺微观空间,使空间作为旅游开发的载体,使其转化为旅游景区（图3）。
图3 权力空间规训与生产机制

Fig. 3 The discipline and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power space

街道办事处对应中观尺度,其权力在于通过边界控制和外部引导手段,使用出入口控制、围墙和道路封闭等方式对田子坊进行空间分隔和范围划定。并在泰康路进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停车及上下客;在其毗邻的上海轨道交通9号线地铁站周围布局指示牌;美化出入口的“田子坊”牌坊;设立景观墙等等。通过上述各类空间限制的方式强化田子坊作为旅游空间的“景区”特征。
管委会通过对公共空间的监视,达成了对其余空间的间接控制。福柯曾提出“全景敞视主义”概念,即将权力操控者的监视与控制效果最大化,使得被操控者在无处不在的监控中形成被压迫的自主规训[42]128。管委会的监视也正是类似的一种体现,通过基础设施功能维护进行涉及园区安保、保洁、绿化等持续性的日常工作;整治检查包含对违规建设、占道经营、消防隐患、环保问题的专项突击检查与定期检查;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如消防大数据、园区实施客流播报）进行不可见性的后台操作管理。日常性、突击性、后台性的监视手段与监视者使商户意识到自我规范的必要性,并为居民、商户及游客等群体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危机,建立起安全、规范、美观的景观空间。
商会作为田子坊的社会自治组织,为管委会的管理职能起到辅助作用,肩负招商服务、企业服务、经营评估等职责。在招商服务方面,根据《田子坊创新产业集聚区产业导向目录》设立准入条件,严格控制餐饮类、杜绝侵犯知识产权和无关行业商户,有意识地多吸纳原创性商家,并对商业业态与盈利能力进行评估。在商户入驻之后,协助办理营业执照、消防安全检查、装修施工等必需手续,并为经营不善的商铺提供指导,以及在年终总结中鼓励商户分享经营经验。商会通过对商户的纪律控制以规避其产生违规操作、经营失败、清退等不良结果。
此外,开发商与房东的租赁存在偏好。年年涨租、短约租期（里弄住宅的租约通常为1年）、挑选租赁对象①（①No.2在访谈中提及开发商对厂房商户的招商更青睐企业,而非个体艺术家。）、二房东转租等行为均属于隐蔽性的惩罚手段,具体包括对经营状况良好的商户追涨租金、到期不续约导致商户被迫放弃长期发展、偏好赋税能力强的企业入驻而限制个人工作室、居民住宅经二房东之手租金缠上高额溢价等行为,短视地损坏了部分商户的有序发展与正当利益,造成了商铺的高流转率（表1中No.1、No.6的访谈）。在田子坊内部,商铺作为与游客接触最多的物质空间单元,在纪律控制的规训中成为异化的景点。

5 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文创旅游空间的演化

5.1 商户在表征空间中的能动性策略

宏观与微观权力互动作用形成的空间统治力量落实到表征的空间中,商户被权力支配的同时,更引人关注的是他们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商户是受到规训与控制的空间使用者,也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主要角色。商户的日常实践不仅与规训空间有关,还同游客存在关联。尽管游客不直接参与空间的表征,但作为文创旅游空间的目标服务对象,商铺是否受到游客的喜爱、消费、广为宣传是商户能否生存的主要衡量指标。因此,为了巧妙地应对规训化的空间、与游客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商业发展目标,田子坊内的商户采取了个性化的行动策略,从而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模式[52]。
5.1.1 服从 服从所指的是,在不违反规训的前提下,商户使用空间时,可以行使不同程度的空间主权以利好自身发展的策略。
（1）商户使用营业权力的灵活性服从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商户选择在里弄住宅区域满足自身的开发与拓展需求,为应对高额租金与租期不定的租约,具有短期高回报率的快消商业如餐饮食品类、旅游纪念品类在2013年后出现尤为明显的涨幅（表2）。虽然在招商的产业准入目录里对餐饮类和批发性小商品类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多数的新增商户选择了以不产生油烟的包装食品饮品类、产生少量油烟的小吃、设计小巧的地方性旅游纪念品为经营商品。商户相对自主的营业选择权体现为规避清退风险并尽可能获利的保守性策略。
表2 2008—2019年田子坊商业类型与数量变化

Tab. 2 Changes in commercial types and numbers of Tianzifang from 2008 to 2019

商业类型 2008年 2013年 2019年
数量(户) 占比(%) 数量(户) 占比(%) 数量(户) 占比(%)
文创商业 文化创意类 50 25.9 28 10.0 44 11.4
工艺品类 60 31.1 77 27.5 94 24.3
小计 110 57.0 105 37.5 138 35.7
快消商业 服饰饰品类 40 20.7 95 33.9 99 25.6
餐饮食品类 41 21.2 52 18.6 100 25.8
小计 81 42.0 147 52.5 199 51.4
旅游商业 旅游纪念品类 2 1.0 28 10.0 50 12.9
总计 193 100.0 280 100.0 387 100.0

注：文创商业类型中,文化创意类包含画室、文创产品设计工作室、画廊、书店、博物馆等以文化艺术类作品作为产品或载体的主体;工艺品类包含陶艺、珠宝、皮具、装饰品等以器具作为载体进行艺术设计的主体（主要是销售而非制作）。快消商业类型中,服饰饰品类意指丝巾、围巾、成衣旗袍、披肩、首饰等批发商品;餐饮食品类以小吃、包装食品、饮品等为主。

商户灵活利用营业权力也体现在进取性策略中。田子坊内大多数商铺空间规模较小,且由于里弄道路窄、曲、多尽头路的局限性,单间店铺不易引人注意,因此部分店铺采取“空间重复”的进取性策略。多家分店同设于田子坊不仅意味着曝光率增加,这种重复性也加深了游客的印象,是诱导其消费以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
（2）商户内部权力运用的调整性服从策略。商户获得收入的主要途径来自游客的冲动性、跟风性消费,表现为“进店就买”“很多人买我也买”。为了增强对游客的吸引能力,面对石库门建筑同质化的门面以及建筑的改造限制,诸多商户通过标志设计、外立面装饰、景观创造等空间改造彰显独特个性,以提升诱客能力。也有商户将商品制作过程的展示作为满足消费者好奇心的卖点,这种把对于游客而言后台性的商户特权从不可见变为可见的行为,是商户的权力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调整性策略。此外,田子坊中非常多见的商户主动揽客行为是商户话语权力在日常实践中的体现,不涉及具象空间的吆喝与商品介绍话语等方式则是商户与游客间进行互动的行动策略。
5.1.2 抵抗 抵抗是指商户在空间使用中不顺从空间规则,进行某种改变的反规训策略。
（1）商户占用公共空间的直接抵抗策略。尽管管委会对公共空间的监视间接规训了商户进行规范经营,但利用公共空间进行与游客互动的商户并不在少数。部分商户占用道路来设置与游客的互动性工具,如摆设试吃台、商品展示、打造拍摄背景墙等;一些位置相对偏僻的商铺利用公共空间进行“自救”的宣传行为,如在道路上安放指示性路牌、在建筑物墙面设置引导性招牌等;更甚者,存在不租用商铺的流动性商户,在公共空间直接摆摊经营。
（2）商户封闭空间的间接抵抗策略。一些会员制的、不面向游客的文创商户为了抵御一般游客的侵扰,通常采取自我隔离的回避措施,打造回避生人的私人化空间。这些商户通常选择入驻在游客稀少的区域或“上楼”隐藏,也不做揽客措施,闭门而居;也有商户直接贴出告示,注上“谢绝游客”“闲人免进”等公告文字告诫游客。这些商户的实践表明,并非所有商户都接受旅游空间的生产,并且也能够通过自身的权力-空间关系实施反规训策略,维护发展权益。
（3）商户转移活动空间的沉默性抵抗策略。文创商户中,艺术家商户作为田子坊开发早期阶段的主导力量,在空间进行旅游开发转型时,部分因不予续约而被迫撤离②（②2012年10月31日,解放日报搜狐号博文《尔东强艺术中心作别田子坊》,http://roll.sohu.com/20121031/n356200873.shtml;No.2曾谈及不被允许继续承租而离开的艺术家。）,部分因高租金压力而主动离开。除了放弃空间主权,艺术家商户还采用空间主权转移的行动策略。一方面,游客很少能够在消费上支持艺术商户,拥挤的客流量反而导致以往的高质量客户减少;另一方面,大型展会推动专业展会在外部其他空间集中,导致艺术商户转而更倾向于将业务转移至外部市场,以此维持生存。
“现在整个艺术市场都不好。现在不光靠工作室的收入,也会在外面举办一些活动、个展、展览等增加收入……在田子坊艺术中心做过两次个展,其他是在别的地方”（表1中No.2）;“画廊从2006年年初起,主要的经营模式就是参加一些大型的展会……例如上海的艺博会、香港的当代艺术展,在新加坡和美国也参加了许多活动”（表1中No.3）。
在2012年出版的《田子坊的画家群落》[53]中记录了33位画家,而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仅留下10位左右。留下的艺术家商户因艺术家联谊会的解散而失去发声渠道,同时因在决策层中的边缘化而得不到管理方的有效帮助③（③No.3提到曾热心提供建筑外立面墙面设计并提出建议,被搁置;No.8表示商会的作用仅是每年开一次年会提发展目标,而对于商户真正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并不关心,导致他们对上层管理团队非常消极。）。失去园区内的交流平台,没有嵌入与园区发展有关联的商业④（④No.2和No.3表明艺术商户不与其他商户合作;No.4、No.10、No.12表明自己有设计部门。）,他们的行动策略往往是无声的出走,呈现为一种沉默的抵抗。

5.2 文创旅游空间的秩序建构与再生产

基于商户行动策略形成的微观空间再生产,本质上是对文创旅游空间生产形成的自下而上型空间秩序的协商。这一空间秩序是商户与其他行动主体间、商户间的权力关系经过日常生活的协商后,映射于物质空间,形成空间实践,继而在空间形态上有所体现。通过梳理不同类型商业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图4）,发现主动参与文创旅游空间生产的商户是空间扩张的主要驱动力。反之,则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空间排斥。
图4 2008—2019年田子坊商业类型的空间分布变化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types of Tianzifang from 2008 to 2019

在服从策略的实践下,田子坊内的商业呈现出明显的快消化趋势,快消商业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空间上形成明显的扩张,也在对核心区域和新增空间的占领中呈现出其强势性。快消商业在中心道路的集聚程度很高,其中餐饮食品类集中在道路转弯与尽头处;服饰饰品类主要集中于泰康路沿街和274弄主要道路。旅游商业在中心区域形成相对的集聚。对同一商业空间类型变化情况的进一步梳理中,发现快消商业的空间活跃度相对较高,在商业类型更迭与新增商业空间时,快消商业总是成为空间实践的首选。
同时,连锁店成为商业空间的主要商户。不仅绝大多数商户为非独创品牌,更甚者,连锁经营现象也出现在园区内部小尺度空间中,同品牌的分店数最多高达5处,选择重复开店的商户数量也持续增多。连锁店的知名度、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更高的租金承受能力与运营能力“投其所好”式地满足了商业空间的入驻条件,对资本权力小的原创品牌个体户的生存空间造成加速挤压,使其更易感受到空间排斥感（表1中No.9）。
商户的更迭换代形成阶段性的发展特征（表3）,这种发展逻辑推动田子坊的商业空间形成类似核心-边缘的功能分区（图5）。核心商业区不断扩大,并随着9号线打浦桥站的开通（2009年）将重心移至中南部,以餐饮食品类、服饰饰品类、工艺品类、旅游纪念品类等零售商业为主。次要商业区位于东北部,以服饰饰品类为主。文创商业空间呈现出收缩状,集中于厂房区,且游客较少。
表3 田子坊的发展阶段与商业空间特征

Tab. 3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stages and commercial space of Tianzifang

对应发展阶段 时间 商业特征 空间特征
文化创意开发时期 1997—2008年 艺术工作室与画廊为主要商业 文化创意产业区为主
文创旅游萌芽时期 2009—2012年 “艺术+精品店+高端餐饮店”的商业开发模式占据主流 混杂于餐饮区和次要商业区
文创旅游主导时期 2013年至今 针对游客的餐饮、服饰饰品、旅游纪念品等快消商铺大量增加 餐饮区和商业区扩张,文创产业区退化
图5 2008—2019年田子坊功能分区演化

Fig. 5 Evolution of Tianzifang functional zoning from 2008 to 2019

作为核心的文化创意类商户,大多数虽不主动参与旅游空间的生产,在数量与空间上有所减退,但也有留下的文创商户拥有更为稳固的空间权力。例如主打原创设计的高质量丝巾、围巾和披肩等服饰的“woo嫵”;将原创画家的设计作品转化为定制服饰进行售卖的“路上海”;致力艺术作品展示、收藏与销售的艺术品收藏平台“守白艺术”“南希艺术画廊”“枫丹白露画廊”;还有“金粉世家”“子丑银卯”以及一些个人画室商户从开发初期便扎根于此,经过多年经营培育,已然打响自身的品牌名气,与田子坊的品牌效应互相成就。
相比之下,依赖于外来消费者对田子坊名气的垂青,做起针对游客生意的商户,更像是围绕着大树的藤蔓,呈现依附关系。如此,田子坊的商业群落也逐渐分化（表4）。其中,共生型商业多为提供文化创意类产品和服务,以上门客户和渠道客户为主,体现出其发展的扎根性。其他如专业化的艺术品类、广告设计、文化传播、建筑设计、服装设计、摄影类等文创企业则自有其业务拓展渠道。依附型商业多为快消类商业,提供餐食、饮品、工艺小商品、文化创意衍生产品等商品服务,主要位于游客最为拥挤的核心商业区,价格相对平价,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表4 不同类型商业的特征及其消费者群体

Tab. 4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ommerce types and consumer groups

商业 具体类型 商品/服务 市场特征 消费者特征
共生型商业 文创工作室/个人 陶艺、画室、定制店 文化生产 上门客户、机构、长期指导
文创企业 广告设计、文化传播、建筑设计、服装设计、摄影 商务合作 有稳定需求的企业/个人
艺术机构 画廊、画展 拍卖销售 有一定财富且偏爱文化产品的人群
依附型商业 餐厅、饮品店、快消品 包装餐食、饮品、工艺小产品、文化创意衍生产品等 互相竞争;同质化、连锁化现象 外地游客的冲动消费
共生型商业与依附型商业虽然看似相对分离,然而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相干扰与竞争关系。“当两种层次不同的店铺出现在一条街上时,消费者的消费档次和消费能力是很重要的,他们如果给人留下的印象太强,则他们吸引来的目标客户就会越多,导致我们的目标客户会减少”（表1中No.4）。
依附型商业采取的行动策略对于共生型商业而言,是具备进攻性的,在空间秩序上对共生型商业形成压制。而采取相对保守策略的共生型商业在无形中接受了这种压制,不作反抗。从长期看,两者的关系无法利于和谐共存,势必会造成保守方继续丢失空间主权,给田子坊的发展带来更多挑战。

6 结论与讨论致谢

6.1 结论

本文结合空间生产理论与权力空间思想,建构基于物质空间主权的行动者权力-空间分析框架,探究田子坊地区从文创产业园转变为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
（1）在从里弄社区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早期空间生产中,文创从业者（及艺术家群体）、居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等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改变了田子坊的空间表征。空间主权可被拆解为所有权、使用权、改造权等不同形式的权力,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类似自动化行使的权力机器,为后续的文创旅游空间生产奠定了基础。
（2）在新一轮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中,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将宏观的空间权力通过权力机器向文创园区中的微观行动者渗透。为完成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集体目标,各行动者借助于各种技术方式行使权力和构建规训空间,形成微观尺度下空间的表征,并使用权力机器,形成全景主义式的自动化日常秩序保障机制,从而推动场所空间、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向景区、景观、景点转变。
（3）文创园区旅游化使得各类商户所代表的空间使用者成为了表征的空间中被规训的主要对象。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形塑“景点”空间的直接力量,是与场所空间和公共空间协商发展的重要方式。商户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导致原有文创商户（与从业者）的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使得文创空间的表征式微,从而重构了原先文创园区的空间秩序,并在形态上呈现出相应的功能区分化,推动田子坊作为文创旅游空间的空间实践与空间再生产。

6.2 讨论

本文是对田子坊案例的持续跟踪研究,在大量针对其早期文创产业空间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创园区旅游化转型的空间生产进程,有助于理解类似城市空间在较长时间段的演化机制。同时,与单纯旅游地的形成有所不同,文创园区的旅游化转型涉及到更复杂的利益相关群体及其空间关系。本文分析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能够更全面地认识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规训机制有助于调和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之间的日常生活矛盾性,在加速文创园区的旅游商业化同时维持景点的“文创”品牌;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关系与空间秩序产生了微观的反规训作用,在不同类型个体的日常实践中,服从与抵抗策略的共同施行推动了空间的竞争和重组。在田子坊的空间再生产中,文创商户（与从业者）从早期的主导者转变为当前的被支配者。与扩张中的快消商户相比,文创商户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边缘化与后台化,使得园区的文创品牌受损,破坏了在公众心目中的原有形象⑤（⑤在实地调研中多次遇到感慨“田子坊是商业街”“田子坊哪有文创”的游客;网络平台上也有不少负面评论。）,这也是不少类似文创园区转型面临的共同问题。
最后,为文创旅游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和治理提供一些启示。① 坚持以“文创”为核心定位,促进文创产消空间融合。挖掘园区已有文创产业资源和优势,使消费与文化艺术、办公、科技等非消费活动有机融合[54];保持开放心态,巧借信息经济助力,引领文创新消费潮流;开展持续性、长期性的文创主题活动,进一步提炼文化精神内核,强化园区的文创品牌。② 优化园区营商环境,布局和完善文创产业生态。注重业态招商规划,制定和完善商户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培育和扶持本地化特色文创产品的研发,鼓励商户IP化经营,贴合园区整体品牌;发挥大型节庆活动的带动效应,促进“会商旅文体”联动发展;发挥行业协会、高校、艺术家及从业者组织的作用,形成良性的创新创业生态[55]。③ 深化多元治理机制,协同推进社区空间改造和优化。借助园区内外公共空间的改造利用,增强文创氛围;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融合,塑造新型文化创意空间;激活社区居民、普通商户的参与积极性,及时发现问题,促进情感交流和社区文化建设。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研究思路、理论框架构建、结果分析、结论凝练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叶超, 柴彦威, 张小林. “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 经济地理, 2011, 31(3):409-413.

[ Ye Chao, Chai Yanwei, Zhang Xiaolin.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urban research.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3):409-413.] DOI: 10.15957/j.cnki.jjdl.2011.03.010.

DOI

[2]
郭文.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 经济地理, 2014, 34(6):33-39, 32.

[ Guo Wen. The connotation and logic system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6):33-39, 32.] DOI: 10.15957/j.cnki.jjdl.2014.06.025.

DOI

[3]
张纯, 王敬甯, 陈平, 等. 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 以北京市南锣鼓巷为例. 地理研究, 2008, 27(2):439-448.

[ Zhang Chun, Wang Jingning, Chen Ping, et al. The influence of local creative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space on urb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A case study of Nanluoguxiang in Bei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2):439-448.] DOI: 10.3321/j.issn:1000-0585.2008.02.021.

DOI

[4]
He S. The creative spatio-temporal fix: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China. Geoforum, 2019, 106:310-319. DOI: 10.1016/j.geoforum.2017.07.017.

DOI

[5]
马仁锋, 王腾飞, 张文忠. 创意再生视域宁波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 地理学报, 2019, 74(4):780-796.

DOI

[ Ma Renfeng, Wang Tengfei, Zhang Wenzhong. Gentrif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Ningb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ve regener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4):780-796.] DOI: 10.11821/dlxb201904012.

DOI

[6]
Ley D. Artists, aestheticisation and the field of gentrification. Urban Studies, 2003, 40(12):2527-2544. DOI: 10.1080/0042098032000136192.

DOI

[7]
Zukin S.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8]
Richards G. Cultural tourism: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and trend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36:12-21. DOI: 10.1016/j.jhtm.2018.03.005.

DOI

[9]
Gotham K F. Tourism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New Orleans' Vieux Carre (French Quarter). Urban Studies, 2005, 42(7):1099-1121. DOI: 10.1080/00420980500120881.

DOI

[10]
赵玉宗, 潘永涛, 范英杰, 等. 创意转向与创意旅游. 旅游学刊, 2010, 25(3):69-76.

[ Zhao Yuzong, Pan Yongtao, Fan Yingjie, et al. Creative turn and creative tourism. Tourism Tribune, 2010, 25(3):69-76.]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0.03.015.

DOI

[11]
Wang S W.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in Shanghai: A case study of Taikang Road creative cluster.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011, 29(4):363-380. DOI: 10.1080/08111146.2011.598226.

DOI

[12]
孔翔, 钱俊杰. 浅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上海田子坊地区的空间重塑. 人文地理, 2011, 26(3):46-50.

[ Kong Xiang, Qian Junji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spatial reshaping of Shanghai Tianzifang area. Human Geography, 2011, 26(3):46-50.] DOI: 10.3969/j.issn.1003-2398.2011.03.009.

DOI

[13]
Esther, Hiu, Kw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a historic urban district-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Case of Tianzifang in Shangha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 22(2):95-112. DOI: 10.1002/sd.534.

DOI

[14]
钟晓华. 行动者的空间实践与社会空间重构.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 Zhong Xiaohua. Actor's space practice and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Shanghai: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Fudan University, 2012.]

[15]
于海, 钟晓华, 陈向明. 旧城更新中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 以上海田子坊商街为例. 南京社会科学, 2013, (8):60-68, 82.

[ Yu Hai, Zhong Xiaohua, Chen Xiangming. Collective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community context in the renewal of old cities: Taking Shanghai Tianzifang shopping street as an example.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3, (8):60-68, 82.] DOI: 10.3969/j.issn.1001-8263.2013.08.009.

DOI

[16]
周宇. 转型时期基于消费文化视角的创意产业空间再生产研究: 以田子坊为例. 现代城市研究, 2013, (11):29-34.

[ Zhou Yu.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reproduc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aking Tianzifang as an example.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3, (11):29-34.] DOI: 10.3969/j.issn.1009-6000.2013.11.006.

DOI

[17]
孙施文, 周宇.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1):39-45.

[ Sun Shiwen, Zhou Yu. Research on the renewal mechanism of Shanghai Tianzifang area.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 (1):39-45.] DOI: 10.16361/j.upf.201501006.

DOI

[18]
殷洁, 罗小龙. 资本、权力与空间: “空间的生产”解析. 人文地理, 2012, 27(2):12-16, 11.

[ Yin Jie, Luo Xiaolong. Capital, power and space: An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uman Geography, 2012, 27(2):12-16, 11.]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2.02.010.

DOI

[19]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47.

[ Bao Yaming. Modernity and Space Produc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3: 47.]

[20]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Nicholson-Smith D. Oxford: Blackwell, 1991.

[21]
刘爱利, 涂琼华, 刘敏, 等. 宗教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的演化过程及机制: 以嵩山少林寺为例. 地理研究, 2015, 34(9):1781-1794.

DOI

[ Liu Aili, Tu Qionghua, Liu Min, et al.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in religious heritage sites: Taking Songshan Shaolin Temple as an exampl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9):1781-1794.] DOI: 10.11821/d1yj201509015.

DOI

[22]
陆依依, 保继刚. 西双版纳傣族“家”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地理研究, 2018, 37(5):967-980.

DOI

[ Lu Yiyi, Bao Jigang. Research on the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Dai “home” in Xishuangban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5):967-980.] DOI: 10.11821/dlyj201805009.

DOI

[23]
孙九霞, 苏静. 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 旅游学刊, 2014, 29(5):78-86.

[ Sun Jiuxia, Su J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he spatial changes of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Reflec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Tourism Tribune, 2014, 29(5):78-86.]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4.05.008.

DOI

[24]
郭文, 王丽.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 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地理科学, 2015, 35(6):708-716.

DOI

[ Guo Wen, Wang Li. Study o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and ident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t destinations: Taking Huishan ancient town in Wuxi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6):708-716.] DOI: 10.13249/j.cnki.sgs.2015.06.006.

DOI

[25]
孙九霞, 许泳霞, 王学基.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地理学报, 2020, 75(8):1742-1756.

DOI

[ Sun Jiuxia, Xu Yongxia, Wang Xueji. The ternary interactiv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ritual space production under the tourism background.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8):1742-1756.] DOI: 10.11821/dlxb202008013.

DOI

[26]
王丰龙, 刘云刚. 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 人文地理, 2011, 26(2):13-19, 30.

[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Overview and prospects of space production research. Human Geography, 2011, 26(2):13-19, 30.]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1.02.004.

DOI

[27]
马振华.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都市空间研究.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Ma Zhenhua. Urban spac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life. Wuh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28]
郭文. 神圣空间的地方性生产、居民认同分异与日常抵抗: 中国西南哈尼族箐口案例. 旅游学刊, 2019, 34(6):96-108.

[ Guo Wen.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sacred spac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esident identity and daily resistance: A case of Qingkou of Hani ethnic group in southwest China. Tourism Tribune, 2019, 34(6):96-108.]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6.014.

DOI

[29]
郭文, 杨桂华. 民族旅游村寨仪式实践演变中神圣空间的生产: 对翁丁佤寨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 旅游学刊, 2018, 33(5):92-103.

[ Guo Wen, Yang Guihua. The production of sacred space in the evolution of ritual practices in ethnic tourist villages: Observations on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villagers in Wengdingwa villages. Tourism Tribune, 2018, 33(5):92-10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8.05.013.

DOI

[30]
王华, 梁舒婷. 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 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 人文地理, 2020, 35(3):131-139.

[ Wang Hua, Liang Shuting.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villagers: A case study of Yaotang Village in Danxia mountain. Human Geography, 2020, 35(3):131-139.]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3.015.

DOI

[31]
孙九霞, 苏静.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地理研究, 2019, 38(6):1343-1354.

DOI

[ Sun Jiuxia, Su Jing. The daily practice of elite individuals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6):1343-1354.] DOI: CNKI:SUN:DLYJ.0.2019-06-008.

DOI

[32]
王立, 薛德升. 解绑: 嵌入: 广州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生产. 地理研究, 2018, 37(1):81-91.

DOI

[ Wang Li, Xue Desheng. Unbinding-embedding: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ized space of Tianhe North,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81-91.] DOI: 10.11821/dlyj201801006.

DOI

[33]
孙九霞, 周一.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 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地理学报, 2014, 69(10):1575-1589.

DOI

[ Sun Jiuxia, Zhou Yi.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reproduction of tourism commun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lif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Lefebvre and De Seto.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1575-1589.] DOI: CNKI:SUN:DDLY.0.2019-11-030.

DOI

[34]
张羽佳. 权力、空间知识型与乌托邦. 探索与争鸣, 2016, (8):84-88.

[ Zhang Yujia. Power, spatial knowledge and utopia.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6, (8):84-88.] DOI: 10.3969/j.issn.1004-2229.2016.08.018.

DOI

[35]
Gottdiener M. A marx for our time: Henri Lefebv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ociological Theory, 1993, 11(1):129-134. DOI: 10.2307/201984.

DOI

[36]
钱俊希. 后结构主义语境下的社会理论: 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伏尔. 人文地理, 2013, 28(2):45-52.

[ Qian Junxi.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s and social theories: Michel Foucault and Henry Lefebvre.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45-5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3.02.011.

DOI

[37]
何雪松. 空间、权力与知识: 福柯的地理学转向. 学海, 2005, (6):44-48.

[ He Xuesong. Space, power and knowledge: Foucault's geographical turn. Academia Bimestrie, 2005, (6):44-48.] DOI: 10.16091/j.cnki.cn32-1308/c.2005.06.009.

DOI

[38]
王丰龙, 刘云刚. 空间生产再考: 从哈维到福柯. 地理科学, 2013, 33(11):1293-1301.

DOI

[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Re-examination of space production: From Harvey to Foucaul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11):1293-1301.] DOI: 10.13249/j.cnki.sgs.2013.11.002.

DOI

[39]
余构雄, 戴光全. 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解读. 人文地理, 2018, 33(1):137-142.

[ Yu Gouxiong, Dai Guangqua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uise ship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power. Human Geography, 2018, 33(1):137-14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8.01.018.

DOI

[40]
黄耿志, 薛德升. 1990年以来广州市摊贩空间政治的规训机制. 地理学报, 2011, 66(8):1063-1075.

[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Disciplinary mechanism for the space politics of vendors in Guangzhou since 1990.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8):1063-1075.] DOI: CNKI:SUN:DLXB.0.2011-08-008.

DOI

[41]
叶超, 谢瑜莺. 权力的空间意象: 《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 地理科学, 2015, 35(12):1585-1590.

DOI

[ Ye Chao, Xie Yuying. The spatial image of powe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of “Cancer Tower”.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2):1585-1590.] DOI: 10.13249/j.cnki.sgs.2015.12.012.

DOI

[42]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新远婴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Translated by Xin Yuanying, Liu Beiche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43]
Foucault M.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 Faubion J D.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3: Po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86: 349-364.

[44]
Stone C. Urban regimes and the capacity to govern: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993, 15(1):1-28. DOI: 10.1111/j.1467-9906.1993.tb00300.x.

DOI

[45]
Hindess B. Discourses of Power: From Hobbes to Foucault.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6.

[46]
Garnham N. From cultural to creative industries: 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pproach to arts and media policy mak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5, 11(1):15-29. DOI: 10.1080/10286630500067606.

DOI

[47]
吴志才, 张凌媛, 郑钟强, 等. 旅游场域中古城旅游社区的空间生产研究: 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视角. 旅游学刊, 2019, 34(12):86-97.

[ Wu Zhicai, Zhang Lingyuan, Zheng Zhongqiang, et al. Study o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tourist community in the tourist field: Cased on Lefebvre's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Tourism Tribune, 2019, 34(12):86-97.]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12.011.

DOI

[48]
王伟年, 张平宇. 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 城市规划学刊, 2006, (2):22-27.

[ Wang Weinian, Zhang Pingyu.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urban renewal.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6, (2):22-27.] DOI: 10.3969/j.issn.1000-3363.2006.02.005.

DOI

[49]
汪明峰. 文化产业政策与城市发展: 欧洲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发展研究, 2001, 8(4):11-15.

[ Wang Mingfeng. Cultural industries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8(4):11-15.] DOI: 10.3969/j.issn.1006-3862.2001.04.003.

DOI

[50]
He J, Gebhardt H. Spac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clusters in Shanghai.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4, 22(11):2351-2368. DOI: 10.1080/09654313.2013.837430.

DOI

[51]
褚劲风, 高峰. 上海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的地理空间及其集聚研究. 经济地理, 2011, 31(10):1674-1679.

[ Chu Jinfeng, Gao Feng. A study on agglomera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along Suzhou creek in Shanghai.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31(10):1674-1679.] DOI: 10.15957/j.cnki.jjdl.2011.10.029.

DOI

[52]
徐小波, 吴必虎, 刘滨谊, 等.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 扬州“双东”案例. 地理学报, 2016, 71(12):2212-2232.

DOI

[ Xu Xiaobo, Wu Bihu, Liu Binyi,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space development in tourist historical districts based on practitioners: The case of Yangzhou “Shuangdo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2):2212-2232.] DOI: CNKI:SUN:DLXB.0.2016-12-012.

DOI

[53]
沈纯道. 田子坊的画家群落.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 Shen Chundao. The Community of Painters in TianZifa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2.]

[54]
谢晓如, 封丹, 朱竑. 对文化微空间的感知与认同研究: 以广州太古汇方所文化书店为例. 地理学报, 2014, 69(2):184-198.

DOI

[ Xie Xiaoru, Feng Dan, Zhu Hong. 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 and identity of cultural micro-spaces: Taking the Fangsuo Cultural Bookstore of Taikoo Hui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184-198.] DOI: 10.11821/dlxb201402004.

DOI

[55]
朱华晟, 吴骏毅, 魏佳丽, 等. 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的驱动机理与创新影响: 以上海创意设计业为例. 地理学报, 2010, 65(10):1241-1252.

DOI

[ Zhu Huasheng, Wu Junyi, Wei Jiali, et al. Creative networ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design industry in Shanghai,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10):1241-1252.] DOI: 10.11821/xb2010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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