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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6: 1513 - 152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501

研究论文

创业者区位选择的家乡偏好及其驱动机制

  • 孙斌栋 , 1, 2 ,
  • 崔莹雪 1 ,
  • 李琬 , 3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 2.崇明生态研究院,上海 202162
  • 3.郑州大学商学院,郑州 450001
李琬（1990-）,女,河南周口人,“求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区域经济研究。E-mail:

孙斌栋（1970-）,男,河北阜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和区域经济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1-06-09

  录用日期: 2022-04-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8-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8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18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6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9M65008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20T130194)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22A170006)

收起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entrepreneur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of home bias

  • SUN Bindong , 1, 2 ,
  • CUI Yingxue 1 ,
  • LI Wan , 3
Expand
  • 1.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Institute of Eco-Chongming, Shanghai 202162, China
  • 3.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6-09

  Accepted date: 2022-04-27

  Online published: 2022-08-10

Fold

摘要

作为家乡认同感浓厚且出现大规模流动人口的转型中国家,中国的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究竟偏好家乡还是异地亟待回答,这关乎地方创业政策的方向性布局。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是否存在家乡偏好,并探究了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的确存在家乡偏好,且这种偏好在生存型和机会型的创业者中均普遍存在;在剔除可能造成家乡偏好高估的样本后,上述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创业者偏好在家乡创业是为了借助熟悉的社会网络拓展营销渠道并照顾子女和父母。上述发现为制定创业人才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创业者; 区位选择; 家乡偏好

本文引用格式

孙斌栋 , 崔莹雪 , 李琬 . 创业者区位选择的家乡偏好及其驱动机制[J]. 地理研究, 2022 , 41(6) : 1513 -1524 . DOI: 10.11821/dlyj020210501

Abstract

Hometowns are special places created b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s in the process of living and growing up, and thus carry a rich sense of geography. In fact, place identity is a core concept in human geography, and hometown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it. As China is a transitioning country with a strong hometown preference and a larg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hinese entrepreneurs prefer their homes or not when choosing their work locations. Moreover, the China-based study facilitates the examination of entrepreneurs' high need for emotional support and their commitment to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which compensates for the absence of non-economic factors motivating hometown preferences in existing studies. Based on data of the 2015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irst individual-level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s' home bias in locational choice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ur study finds that entrepreneurs do have a strong home bias, and that this bias holds for both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 This finding holds true after excluding samples tha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overestimation of home bias, i.e., excluding those in the same industry as their parents and those working in agriculture, fishing, and mining. In term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conomic factors, there is no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ing that entrepreneurs prefer their hometown out of access to financial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relatives, but entrepreneurs who prefer their hometown and place of longest residence do have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erm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non-economic factor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living with the entrepreneur and parents over the age of 60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entrepreneur's home bias, while the number of friends hard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it. This not onl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entrepreneurial talent policies, but also indirectly responds to the "war for talent" that has been raging in various cities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 location choice; home bias

1 引言

家乡是生活和成长过程中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创造出的特殊地方,具有丰富的地理学涵义。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段义孚就把人地情怀（Topophilia）引入地理学研究[1],其后逐渐演化为人文地理学核心概念——地方认同[2],家乡认同则是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作为一个家乡认同极其浓厚的国家,中国的创业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家乡认同的影响,企业区位选址时的家乡偏好就是这种认同的集中体现。以籍贯区分的商会（浙商、潮商和闽商）长期存在、阿里巴巴总部位于创始人马云的家乡杭州都是企业家存在家乡偏好的朴素证据。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现象,人口的迁移不仅是为了寻求就业机会,发掘创业机会也逐渐成为异地迁移的重要动机。这就导致中国的创业活动中还活跃着大量异地创业者,这些异地创业的企业家被形象地称为“过江龙”[3]。比如,来自福建沙县和青海化隆等地却遍布全国的快餐服务创业者,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却集聚在北京中关村的科技创业者。实际上,基于上述观察很难判断创业者在区位选择时究竟是更偏好家乡还是异地,然而现行的人才政策似乎仍遵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传统认知,更强调对外来人才的优待。从2018年以来,越来越多城市加入“抢人大战”,相关政策往往将住房补助、项目资助、荣誉激励等集中赋给抢来的人才,忽视了对自有人才的培养。因此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的区位选择,还有利于重新反思人才政策的基本导向。
从以往研究来看,由于人口流动愈加普遍,当前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移民创业”或“异地创业”主题[3⇓⇓-6],甚至先验性的认为外来人口的创业活跃度高于本地人口[3]。影响创业者选择在家乡创业的重要因素如本地社会关系,在“移民创业”或“异地创业”的研究中也颇受关注[4⇓-6]。然而,直接从家乡偏好的视角开展创业者区位选择的研究十分匮乏,创业者在创业区位选择上的家乡偏好却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目前关于创业者存在家乡偏好的有限证据主要来自美国[7]、丹麦[7]和意大利[8]这些发达国家,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有着较高占比的流动人口且市场经济十分发达。这就使得已有研究倾向从经济因素解释创业者家乡偏好的动机。比如,Michelacci等检验发现丹麦的家乡创业者获得本地贷款的概率相对较高。事实上,创业者选择在家乡创业也可能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作为一个高风险的经营性活动,创业过程中获得诸如亲人和朋友等社会网络强关系的情感支持,更有助于渡过创业难关。此外,创业者尤其是女性选择在家乡创业很可能是出于照顾子女和老人的考虑,创业收入主要用以补贴家用,不提供家庭的主要经济支出。然而,家乡创业者的这些动机尚未得到实证验证,这很可能与研究单元的选取有关。作为家乡认同氛围浓厚的国家,基于中国的家乡偏好研究还有利于检验创业者对情感支持的高需求以及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弥补现有研究中家乡偏好动机非经济因素的缺失。
因此,本文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检验创业者在创业区位选择时是否存在家乡偏爱并分析其内在动机。作为第一个基于中国背景的创业者家乡偏好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从被忽视的家乡偏好视角出发,从理论视角提出了创业者在家乡和异地进行二元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中国的创业者是否对家乡这个特殊地理空间存在偏好;其次,不仅关注影响创业者产生家乡偏好的经济因素,还注重挖掘非经济因素,从而更完整地分析创业者家乡偏好的驱动机制。本文的应用价值在于为人才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还间接地回应了近些年各城市方兴未艾的“抢人大战”。

2 创业区位选择：异地还是家乡?

任何创业活动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创业者在创业时也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偏好。异地还是家乡则是创业者必然要面临的选择,而无论选择异地还是家乡都会受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驱动。
从研究相对成熟的异地创业来看,通常认为这部分创业者往往是被动地选择创业,也即生存型创业。由于外来者通常面临文化语言障碍、隐形歧视且难以进入本地居民非正式网络与信息沟通渠道等等问题,这就导致其在就业市场上存在劣势进而选择自主创业[9]。当然,随着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的增加,外来者的创业动机逐渐多元化。相较于本地居民,外来者在异地创业时也会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就业市场的劣势也意味着外来者在选择创业时面临的机会成本也相对较低[10],因此更容易下决心进行创业。其次,外来者拥有非本地的特殊经历和知识,且不仅了解移民群体的特殊需求还经历两种文化的碰撞,因此更容易发现新的创业机会[11]。最后,外来者还往往会基于同乡或民族纽带形成高度团结和信任的社会网络,进而获得低价的劳动力、供应商、客户、市场信息和非正式信贷等创业必需的经济因素,且同时收获共同文化背景的合作伙伴和同族裔的精神支持等创业所需的非经济因素[12⇓-14]。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降低异地创业的成本和难度,且对于初始创业至关重要。
上述驱动动机在外来者的创业空间的选择上也有充分表现。在非家乡地的城市内部选择创业空间时,创业者也并非是随机选择的,而是更倾向于流入“族裔聚居区（ethnic enclave）”[15]。从国际研究上来看,Logan指出相较于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移民,亚洲裔更能将其所集中的移民飞地发展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宜居地[16]。基于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存在大量基于地域或族群的创业集聚区,比如在华日本人在广州天河北、珠江新城和环市东一带的嵌入式创业[4],温州籍的服装批发零售业经营者曾在北京城南的“浙江村”大量集聚[17]。这种特定群体在特定空间的聚居也被认为是异地创业获得创业成功的潜在途径[15],他们能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经济和非经济优势。事实上,对于刚刚起步的创业者来说,资金支持、利基市场、营销渠道等是直接影响创业的经济因素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创业艰难期获得亲朋的情感支持、照顾家庭中的子女和父母、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等这类非经济因素也不可或缺。这两类因素之间也相互作用,尤其是支撑创业的非经济因素往往也会带来资金、市场、营销渠道等经济因素,进而共同影响创业及创业地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创业者在家乡和异地二元区位进行选择的理论框架（图1）。综合来看,对于选择在家乡地的创业者,他们往往更熟悉且有能力调动和整合家乡的经济资源[8,10,18],能更方便的获取到家人或亲朋的情感支持且能兼顾家庭[19⇓-21]。从异地创业者通常选择的“族裔聚居区”来看,异地创业实际上也是在异国他乡尽可能地寻找类似家乡的创业区位。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家乡偏好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创业者固有的高风险承担精神的特征会使其响应其他城市良好的创业机会或政策,进而削减创业者的家乡偏好。再加上异地创业的其他独特优势,创业者在创业空间选择上究竟偏好家乡还是异地仍需实证检验。
图1 创业区位（家乡或异地）选择的理论框架

Fig.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ntrepreneurial location choice (hometown or not)

从以往实证研究上来看,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来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且人口流动畅通的国家,比如美国[7]、丹麦[7]和意大利[8],而且发现创业者仍存在家乡偏好。在解释创业者家乡偏好的动机上,虽然以往研究在理论上分析了家乡在创业时的经济和非经济优势,但相应的实证则往往缺失或者只注重创业相关的经济因素。比如,Dahl等发现意大利的创业者存在家乡偏好,但仅仅对其动机进行了简单的讨论;Michelacci等则主要实证检验了获得本地贷款是丹麦的创业者存在家乡偏好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拟基于中国这种家乡认同氛围浓厚且流动人口大量涌现的复杂背景,分析中国创业者在区位选择时是否存在家乡偏好,并系统检验这种情景下创业者偏好家乡的动机。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和核心变量测度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该数据库聚焦中国15~64岁之间的劳动力,使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方法,抽样了29个省份（不包含海南省、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由于本研究的关键变量涉及居住地和工作地,目前只有最新的2014年数据涉及详细的相关信息,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该年的CLDS调查数据。为了确保数据样本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剔除工作状态为务农、核心变量存在缺失以及调查员认为不可靠的样本个体,最终样本包括7227个劳动力个体。
研究重点关注创业者在选择创业区位时是否存在家乡偏好,其关键就在于识别出创业者和家乡偏好。首先,创业者是从事创业相关活动的个人,本文对创业者的衡量主要来自受访者调查时点的工作状况。具体而言,将工作状态为“雇主”和“自雇”的被调查者认定为创业者[22]。此外,考虑到部分创业者是在就业市场上存在劣势被迫选择的创业,而这部分创业者在创业空间选择上的自由度不高,无法真实的反映创业者的区位偏好。因此本文根据创业动机又将创业区分为生存型与机会型两大类进行分析检验。具体来讲,将出于“抓住好的创业机会”和“当时有好的工作岗位,但创业机会更加好”原因的创业者认定为机会型创业,将出于“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原因的创业者认定为生存型创业。
其次,由于家乡偏爱是一种很难被直接观测的个人内在情感,本文参考以往研究[11,23]以工作地与家乡地的一致性来判断个人的家乡偏好。当然,这种以空间行为作为空间偏好的测度思路有可能使得家乡偏好出现低估或高估的情况。首先,家乡偏好有可能被低估。部分创业者虽然存在对家乡的主观偏好,但受客观的经济条件、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制约,无法选择在家乡进行创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后续分析仍能发现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存在家乡偏好,则说明实际的家乡偏好更强烈。其次,家乡偏好有可能被高估。① 由于本文将工作状态为“雇主”和“自雇”的被调查者认定为创业者,这就可能把继承家族企业的样本个体也认定为偏好家乡的创业者。这类创业者选择家乡创业的原因十分复杂,可能并非创业者个人意愿的单纯反映。② 依赖特定区位资源的创业者选择在家乡创业可能是被动的,并非创业者真实地对家乡的偏好。典型如,“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选择在家乡贵州创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关键原材料为贵州当地辣椒。对家乡偏好的高估则可能使得后续分析结果“虚高”,使得实际上不存在明显家乡偏好的创业活动被“误诊”,进而推理出错误的政策导向。因此,家乡偏好的高估必须谨慎处理,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本文还尝试将可能使得家乡偏好被高估的两类样本个体剔除,确保测度到相对真实的偏好以获得可靠的回归结果。
具体测度上,工作地确定性比较强,可以根据当前工作所在城市直接判断;而由于家乡的概念相对模糊,家乡地因此无法简单判定。本文将三种情况认定为家乡城市：出生城市,首次户籍落户的城市和当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整体而言,本文的7227份样本个体共涉及了287个城市,其中工作地120个城市,家乡地287个城市。从工作地和家乡地的空间分布来看（图2）,家乡地基本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工作地则相对集中,且78.57%的被调查者的工作地与出生地一致（户籍地和最长居住地的工作地一致性分别为81.06%和66.86%）。聚焦到创业者这部分样本（表1）,他们的家乡偏好则明显高于整体样本情况。这也暗示着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很可能存在家乡偏好。
图2 家乡和工作所在城市空间分布

注：图2a中的家乡是指以出生地表示的家乡,使用户籍所在地和最长居住地表示的家乡其空间分布与之基本一致。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5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2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home and work cities

表1 不同样本的家乡偏好程度

Tab. 1 The extent of home bias for different samples （单位：%）

出生地偏好 户籍地偏好 最长居住地偏好
全部样本 78.57 81.06 66.86
创业者样本 84.38 86.74 74.90

3.2 研究方法

为了严谨的检验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是否存在家乡偏好,研究采用非线性的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为：
l o g i t H o m e _ b i a s = β 0 + β 1 E n t r e p + β 2 C o n t r o l
式中：被解释变量为使用三种家乡口径判定的家乡偏好（Home_bias）;关键解释变量（Entrep）为是否创业或创业的具体类型;控制变量（Control）包括一系列影响家乡偏好或者创业的个体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情况、个人和家庭收入、14岁以来是否有搬迁经历）以及个体所在行业和省份的固定效应。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2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家乡
偏好		 工作城市是否为出生城市（是=1;否=0） 7227 0.786 0.410
工作城市是否为当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是=1;否=0） 7227 0.811 0.392
工作城市是否为首次户籍落户城市（是=1;否=0） 7227 0.669 0.471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创业（是=1;否=0） 7227 0.245 0.430
创业类型（没有创业=1;生存型创业=2;机会型创业=3） 6713 1.281 0.623
个体或家庭特征 年龄（2014年被调查时的年龄） 7227 39.958 11.043
是否是男性（是=1;否=0） 7227 0.593 0.491
婚姻状态（单身=1;初婚或再婚=2;离婚或丧偶=3） 7227 1.883 0.390
受教育年限（小学以下=1;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职高=12;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以上=19） 7227 10.624 3.625
个人总收入（2013年个人总收入,ln） 7227 9.894 2.068
家庭总收入（2013年家庭总收入,ln） 7227 10.575 1.988
是否有搬迁经历（被调查人14岁以来是否搬迁过） 7227 0.278 0.448

4 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是否存在家乡偏好的估计结果。列（1）~列（3）直接检验了是否创业者更偏好在家乡地工作,列（4）~列（6）则进一步地检验这种家乡偏好是否只在特定的创业类型中尤其是生存型创业中发生。家乡偏好分别以三种不同的家乡地来表达,其中工作城市与出生城市一致为出生地偏好,工作城市与首次户籍落户的城市一致为户籍地偏好,工作城市与当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一致为最长居住地偏好。从模型的拟合优度上来看,伪判定系数（Pseudo R2）在0.28~0.42之间,模型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3 创业者是否存在家乡偏好的估计结果

Tab.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whether entrepreneurs present home bias

(1) (2) (3) (4) (5) (6)
出生地偏好 户籍地偏好 最长居住地偏好 出生地偏好 户籍地偏好 最长居住地偏好
创业 0.429*** 0.359*** 0.386***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2.78) (2.97) (3.50)
生存型创业 0.315* 0.322** 0.470***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1.80) (2.31) (2.90)
机会型创业 0.341* 0.339** 0.261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1.72) (2.07) (1.64)
年龄 0.017 -0.047** 0.057** 0.005 -0.042* 0.048*
(0.67) (-1.99) (2.10) (0.19) (-1.77) (1.70)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0.27) (2.42) (-0.71) (0.86) (2.21) (-0.18)
男性 0.179* 0.709*** 0.129 0.152 0.644*** 0.103
(1.71) (6.87) (1.45) (1.44) (6.73) (1.16)
初婚或再婚 -0.243 -0.435*** -0.209 -0.275 -0.464*** -0.250
(未婚为参照组) (-1.38) (-2.98) (-1.31) (-1.48) (-3.03) (-1.49)
离婚或丧偶 0.595* -0.149 0.386 0.503 -0.051 0.271
(未婚为参照组) (1.91) (-0.52) (1.05) (1.61) (-0.17) (0.74)
受教育年限 -0.025 -0.023 -0.034 -0.018 -0.023 -0.025
(-1.04) (-1.37) (-1.44) (-0.71) (-1.30) (-1.06)
个人收入(ln) -0.094*** -0.055*** -0.086*** -0.093*** -0.054*** -0.090***
(-4.19) (-3.45) (-4.24) (-4.20) (-3.07) (-4.64)
家庭收入(ln) -0.016 -0.002 -0.007 -0.022 -0.006 -0.019
(-0.88) (-0.11) (-0.36) (-1.32) (-0.27) (-1.04)
外出经历 -3.370*** -2.397*** -2.912*** -3.366*** -2.445*** -2.890***
(-20.67) (-16.33) (-18.66) (-20.43) (-16.99) (-18.17)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 2.503*** 3.099*** 1.407 2.732*** 3.049*** 1.737*
(2.69) (4.58) (1.60) (2.77) (4.08) (1.86)
样本量 7227 7227 7227 6713 6713 6713
Log likelihood -2156 -3313 -2269 -2063 -3124 -2162
Pseudo R2 0.426 0.278 0.353 0.424 0.277 0.352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核心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于三种家乡地而言,创业者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具体到不同的创业类型,这种正显著仍基本成立。模型（6）的机会型创业虽然不显著,但其符号仍然为正。这就说明,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的确存在“家乡偏好”,且这种偏好在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者中都存在。后者也意味着创业者对家乡的偏好不仅仅是被动接受更是主动选择,家乡创业更多的是为了抓住好的创业机会。
其他控制变量也基本符合预期。首先,年龄与居民的家乡偏好的关系比较复杂,呈单调递增（据列（3）和列（6））或U型（据列（2）和列（5））,年龄在33~34岁左右最低。这跟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和年轻人偏好出门闯荡的现实一致。其次,相对于女性,男性的家乡偏好更为明显。这可能是与中国社会迄今保持“父权、父系、父居”的社会生活方式有关,女性嫁人后会普遍地离开家乡地而居住夫家[24]。最后,结婚、个人收入比较高和有外出经历的居民则选择远离家乡地工作。
为了避免高估创业者对家乡的偏好,表4分别剔除了与父母同行业（Panel A）和从事农业、渔业、采矿业的样本个体（Panel B）重新回归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创业者跟父母所从事行业不一致,其继承家族企业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从事农业、渔业、采矿业行业相关的活动其对特定区位资源依赖度往往偏高。整体而言,表4的回归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尤其是剔除与父母同行业的Panel A中,模型的系数大小和显著程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这就意味着,创业者的家乡偏好并非高估是切实存在的。
表4 创业者是否存在家乡偏好的稳健估计结果

Tab. 4 Robust estimation results of whether entrepreneurs present home bias

(1) (2) (3) (4) (5) (6)
出生地偏好 户籍地偏好 最长居住地偏好 出生地偏好 户籍地偏好 最长居住地偏好
Panel A: 剔除与父母同行业劳动力的样本
创业 0.471*** 0.405*** 0.428***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3.09) (3.43) (3.79)
生存型创业 0.298* 0.355** 0.475***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1.85) (2.56) (2.77)
机会型创业 0.334* 0.407** 0.236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1.65) (2.44) (1.45)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754 6754 6754 6278 6278 6278
Log likelihood -2011 -3092 -2128 -1937 -2917 -2039
Pseudo R2 0.432 0.283 0.355 0.427 0.282 0.352
Panel B: 剔除从事农业、渔业、采矿业劳动力的样本
创业 0.401** 0.348*** 0.366***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2.45) (2.80) (3.11)
生存型创业 0.284 0.318** 0.416**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1.56) (2.21) (2.36)
机会型创业 0.296 0.346** 0.228
(没有创业为参照组) (1.46) (2.02) (1.47)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889 6889 6889 6307 6424 6307
Log likelihood -2087 -3151 -2197 -2000 -2974 -2097
Pseudo R2 0.425 0.284 0.350 0.417 0.284 0.344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一致。

5 区位选择的驱动机制

5.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指创业者为了获取创业所需要的资金、资源、信息和营销渠道等经济相关因素而选择在家乡地创业。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检验经济因素中的资金和营销渠道。此外,这两个因素也位于创业活动中两端,分别对应了创业活动中初期“钱从哪里来”和末期“货到哪里去”两个关键环节。首先,创业作为一个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创业初期获取来自亲密血缘关系的亲人和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的“爱心资金”至关重要[25]。在家乡创业的企业固定资产“看得见”“摸得着”,这就可能会使得创业者获得亲人朋友的信任进而得到投资。表5的列（1）~列（3）以是否获得家人和其他亲戚的资金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问题为：生意开始时注册资本或投入资金的主要渠道是否包括家人和其他亲戚）,检验三种测度的家乡偏好是否有助于获得资金支持。遗憾的是,三列回归均不显著。换而言之,创业者偏好家乡是出于获得家人和亲戚的资金支持的假说在本文没有得到实证支撑。
表5 创业者家乡偏好的经济因素

Tab. 5 Economic drivers for entrepreneurs' home bias

(1) (2) (3) (4) (5) (6)
是否获得家人和亲戚的资金支持 提供生意项目的人数(ln)
出生地偏好 0.008 0.333
(0.04) (1.55)
户籍地偏好 0.140 0.487***
(0.90) (2.85)
居住最长地偏好 0.201 0.422**
(1.12) (2.04)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035 1035 1035 1830 1830 1830
Log likelihood -628.1 -625.4 -627.6 -1098 -1097 -1097
Pseudo R2 0.108 0.112 0.109 0.108 0.108 0.108

注：其他控制变量剔除个人是否迁移过,其他与表2一致;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其次,家乡往往是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积累最多的地方,因此有利于创业活动营销渠道的拓展。表5的列（4）~列（6）以提供生意项目的人数为被解释变量（具体问题为：生意开始的时候主动提供生意项目的人的个数）,检验三种测度的家乡偏好是否有助于创业活动的展开。结果发现,偏好户籍地和居住最长地的创业者的确有着更多提供生意项目的人。这很可能是驱动创业者选择家乡创业的原因之一。

5.2 非经济因素

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指在家乡的创业者是出于照料家庭中的子女或父母、获得亲人和朋友情感支持、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等与经济不直接相关因素。甚至这部分的创业者选择在家乡创业并非为了“赚大钱”,而是看重自主创业有着更高的灵活度和自由度。考虑到子女、父母和朋友是公认影响创业者区位选择的重要非经济因素,加上数据可得性的考量,本部分以同住子女数量、父母是否超过60岁、可以谈心事的朋友数量（ln）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检验这些因素是否增加创业者的家乡偏好。其中,共同居住的子女和超过60岁的父母对日常照顾的需求更高,而能谈心事的朋友更能提供情感支持且更有可能成为共同创业的伙伴。结果发现（表6）,同住子女的数量以及父母的年龄超过60岁都会显著助长创业者的家乡偏好,朋友的数量基本不会显著提高创业者的家乡偏好。这可能是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朋友间可以便捷地通过网络联系;而照顾父母和子女涉及到大量的日常事务,面对面的空间需求高,因此更能驱动企业家偏好家乡。
表6 创业者家乡偏好的非经济因素

Tab. 6 Non-economic drivers for entrepreneurs' home bias

(1) (2) (3) (4) (5) (6) (7) (8) (9)
出生地
偏好		 户籍地
偏好		 最长居住地偏好 出生地
偏好		 户籍地
偏好		 最长居住地偏好 出生地
偏好		 户籍地
偏好		 最长居住地偏好
同住子女数量 0.436*** 0.152* 0.162**
(5.16) (1.75) (2.00)
父母是否超60岁 1.042** 0.636** 0.902**
(2.50) (2.24) (2.12)
可以谈心事的朋友数量（ln） 0.038 0.115* -0.005
(0.33) (1.82) (-0.06)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45 1771 1575 921 1148 990 1545 1771 1575
Log likelihood -415.5 -720.4 -462.1 -260.6 -487.4 -291.5 -426.0 -721.5 -463.8
Pseudo R2 0.428 0.278 0.304 0.394 0.241 0.321 0.414 0.277 0.301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一致。

6 结论与讨论

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李克强总理特别提到要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特别是在当前疫情的影响下更需要支持创业以带动就业。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创业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创业者生活的地理空间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续区位选择,地理学特有的空间视角可以为推进创业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本研究就以“家乡偏好”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讨创业者的区位选择,重点分析创业者在创业区位选址时是否存在对家乡的偏爱,并结合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系统地检验了创业者偏好家乡的动机。研究发现：① 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家乡偏好,且这种家乡偏好在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者中都存在。在排除有可能使得家乡偏好被高估的因素后,这一发现仍然成立。② 拓展创业活动的营销渠道并照顾家中子女和父母可能是驱动创业者选择家乡的重要因素。
与已有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相比,上述发现再次验证了创业者在创业区位选择上存在家乡偏好。换而言之,不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人口流动难易以及是否有浓厚的家乡认同氛围,在区位选择上创业者的家乡偏好十分稳定。从创业区位选择的经济动机上来看,丹麦的创业者选择家乡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本地银行的资金支持,而中国的家乡创业者更多地看重其对营销渠道的拓展而非获取资金支持。这可能与中国居民普遍具有储蓄习惯有关,创业者普遍使用家庭储蓄开展创业活动。根据《全球创业观察2016/2017中国报告》,中国青年创业者的资金来源中只有9%的资金来自银行或金融机构贷款,而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有23%的资金来自银行。从创业区位选择的非经济动机上来看,基于中国的研究还验证了照顾子女和父母在影响创业者选择家乡的重要作用。这说明创业者对情感支持的高需求以及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家乡偏好动机非经济因素的缺失。
本文是第一篇专门针对中国这种家乡认同氛围浓厚且流动人口大量涌现的复杂情景开展的创业者区位选择研究,这不仅回应了中国创业者在区位选择上究竟偏好家乡还是异地的争论,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者的区位选择。未来相关政策设计应考虑创业者偏好家乡的行为规律,科学引导创业活动的空间布局。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上破除更看重外来人才的传统观念。外来的和尚未必能念好经,而本地人才对本地实际情况把握更深刻,且容易将家乡情结转化为创业动力。其次要积极培育本地人才,鼓励人才走出去、引进来。认真抓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盘活、用好现有人才资源,下大力气挖掘和培养本地“永久牌”人才。鼓励人才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依托乡情、亲情,积极推进“引凤还巢”工程。近些年各城市方兴未艾地掀起“抢人大战”,其背后深层逻辑就在于通过争夺流动人才谋求城市未来的发展。本文的发现则是对这类外向型人才政策的一个严正提醒,积极培育本地人才不可偏废。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没有检验偏好家乡创业者的经营效率情况,这也是未来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令本文的研究框架更为清晰、研究内容更加充实、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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