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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6: 1554 - 157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385

研究论文

外资效应、经济复杂度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 任卓然 , 1, 2 ,
  • 徐青文 1, 2 ,
  • 贺灿飞 , 1, 2 ,
  • 李伟 3
展开
  • 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 2.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 3.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贺灿飞（1972-）,男,江西永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E-mail:

任卓然（1996-）,女,河南新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和产业发展,经济复杂度和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1-05-10

  录用日期: 2022-03-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8-10

基金资助

基金信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69)

收起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effect,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the export market expansion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 REN Zhuoran , 1, 2 ,
  • XU Qingwen 1, 2 ,
  • HE Canfei , 1, 2 ,
  • LI Wei 3
Expand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5-10

  Accepted date: 2022-03-28

  Online published: 2022-08-10

Fold

摘要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和出口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地级市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研究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并依据经济和技术复杂度检验外资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描述性分析发现：① 内资企业出口在国内呈多级连片格局,逐渐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②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拓展新出口市场,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则倾向于提升出口额。计量模型结果表明：① 外资企业推动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但抑制了其进入新出口市场,分别表现出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② 从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仅在高复杂度城市/产业阻碍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表现出竞争效应;而在低复杂度城市/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较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均更强。

关键词： 出口; 内资企业; 溢出效应; 竞争效应; 经济复杂度

本文引用格式

任卓然 , 徐青文 , 贺灿飞 , 李伟 . 外资效应、经济复杂度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J]. 地理研究, 2022 , 41(6) : 1554 -1576 . DOI: 10.11821/dlyj020210385

Abstract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FO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xport capacity enhancement and export market expansion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xport data of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0 to 2016,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ort market expansion pattern of Chinese domestic enterprises, explores the impact of FOEs' spillover effects and competition effects on domestic enterprises' access to new export markets and export value growth, and tests the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of FOEs' effects based on economic and product complexity.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finds that, first, the export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is in a multi-level contiguous pattern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domestic enterprises gradually expanding to emerging markets such as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econd,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regions (industries) with low economic complexity or those with low product complexity tend to expand new export markets, while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regions/industires with high economic complexity or those with high product complexity tend to increase export value. The econometric model shows that, first, FOEs promote the growth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export value, showing a spillover effect, but they inhibit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from entering new export markets, showing a competitive effect in the marke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econd, in regions with higher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industries with higher product complexity, FOEs show stronger competitive effects, hindering domestic enterprises from expanding new export markets, while in regions/industries with lower complexity, FOEs have strong spillover effects; thir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regions with low economic complexity,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higher economic complexity are subject to stronger competi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s.

Key words： export; domestic enterprises; spillover effects; competition effects; economic complexity

1 引言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收缩、中美贸易战、金融危机等带来全球经济剧烈波动,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全球生产和贸易受到强烈冲击。投资方面,在华外商投资逐年下降,大量外资撤出中国向东南亚转移。贸易方面,在2010年以前,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70%以上,随后逐渐下降,到2019年外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2%,中国继续深化“外循环”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利用现有外部资源提高内资企业出口能力,畅通国际市场供需循环,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将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外资企业推动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本文关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拓展的异质性影响,将在以下方面做出理论补充。首先,虽然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了FDI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溢出效应,其中大多数研究从示范效应、出口信息溢出方面证实了FDI对内资企业出口的正向溢出作用[1⇓-3],但这些研究对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鲜有关注,而事实上,外资企业带来信息与知识的同时,也会与本地企业争夺市场和资源,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产生不利影响[4]。其次,内资企业出口拓展有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两种形式,两种拓展形式需要克服的成本和收集的信息不同,而现有研究大多数忽视了两者间的差异[5,6]。最后,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技术变革,外资企业在不同产业和区域发挥的作用具有动态差异。现有相关研究虽然关注了区域和产业异质性[1],但对区域差异的划分多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对于产业的划分则按照要素密集度,两者均为静态划分方法,无法反映产业技术和区域经济发展动态。
本文将使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出口数据,引入出口地经济复杂度和产业技术复杂度概念探讨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目的地和出口额增长两种出口市场拓展格局,探讨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

2 理论与文献综述

2.1 外资效应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集聚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7⇓-9]。已有文献认为,众多外资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内集中会产生集聚外部性,并通过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等绩效[1,5,10]。已有大量研究从生产率溢出、创新溢出和技术溢出[11⇓-13]等方面探讨了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其中大多数研究证实了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存在正向溢出。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通常拥有更高效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较高的采购标准,与其集聚的内资企业可以通过主动地学习和模仿,或为了满足外资采购标准被动升级技术得到外资溢出[14]。外资出口溢出效应和出口竞争效应是外资溢出与竞争效应的进一步发展,外资出口溢出效应是指外资企业在与内资企业集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向内资企业溢出技术、知识、国际市场信息,从而降低内资企业的出口风险和交易成本,促进其出口的效应[1,2,15]。外资出口竞争效应则是指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集聚过程中会产生激烈竞争,从而不利于内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亦有可能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提升创新和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其出口的效应[1,5]。相关实证研究主要从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溢出机制、溢出发生的条件等方面探讨了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例如Aitken等探讨内资企业是否均能从FDI中获益,发现FDI仅对小企业具有溢出效应[16];Sjöholm从成本角度探讨了外资出口溢出效应的机制,认为外国所有权网络可以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特定渠道出口等促进本地企业出口[17];朱晟君等探讨了内资企业在不同尺度上接受外资出口溢出效应的差异,发现外资企业的出口溢出可以在同城市向同出口国出口同产品这一小尺度上发挥作用[1];还有研究发现对于学习和吸收能力不同的企业,外资企业溢出效应也存在较大差异[18]。对于出口竞争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赵婷等发现,FDI前向关联机制出口溢出效应为负,显示出与内资企业竞争的态势[6];赵伟等发现FDI在高技术行业对内资企业产生竞争效应[19]。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出口时面临沉没成本,这包括生产转换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20]。外资企业对地理邻近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有利于降低内资企业的出口沉没成本、推动其出口市场拓展。具体而言,溢出效应体现在技术溢出、信息溢出和要素共享3个方面：首先,外资企业可以向内资企业溢出产品生产相关知识,产生“技术溢出”,降低内资企业生产转换成本并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其出口市场拓展[21]。示范效应和上下游联系是内资企业获得技术溢出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内资企业可以主动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获得技术溢出,即示范效应[22]。另一方面,外资企业还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链上下游联系等方式将先进的技术知识等溢出到内资企业之中[23,24]。根据Melitz提出的企业异质性理论[25],只有能够负担出口沉没成本且可以从出口中获利的高生产率企业才能服务国际市场。因此,外资企业技术溢出引致的内资企业生产转换成本下降和生产率提高有利于内资企业跨越出口门槛。其次,外资企业可以向内资企业溢出出口市场相关信息,降低其信息搜寻成本,即存在“出口溢出效应”[26]。外资企业具备完善的国际市场营销网络、掌握出口目的地的消费者偏好与竞争情况,且熟悉出口目的地法律法规,所以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地理集聚有利于共享出口市场信息,降低内资企业信息搜寻成本,推动内资企业进入新市场或在已有市场增加出口[3]。最后,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共享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能够降低生产转换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推动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2]。因此,对内资企业而言,外资企业是其市场拓展的“出口催化剂”[2]。
除了溢出效应,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地理集聚也会产生竞争效应,表现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双侧竞争。首先,以往在华外资企业多出口到发达国家,并且占有较大市场份额。近年来,外资企业出口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7],而内资企业出口呈现出相似的转移趋势,两者出口目的地趋同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市场竞争加剧。拥有先进生产技术和丰富出口信息的外资企业可能会挤占低生产率内资企业的市场空间,产生挤出效应[28]。其次,在要素市场,外资企业进入本地会占用资源与基础设施,产生拥挤成本,这提高了内资企业出口边际成本与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迫使低生产率内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这一点在高进入壁垒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3]。但同时,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也会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竞争会促使要素在企业间重新配置,使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内资企业;另一方面,适当的竞争提高了企业创新回报率,鼓励内资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不断提升生产效率[29],促进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外资企业出口带来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净效应概括为外资效应。现有关于外资效应的实证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Aitken等的研究开辟了该领域的先河,该研究以墨西哥制造业企业为对象,发现在墨外资企业的出口活动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为与其地理邻近的本地制造业企业提供信息和分销服务,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出口概率[2]。随后,基于英国[3]、瑞典[30]和波兰[31]的研究均表明外资企业促进了内资企业参与出口并扩大出口额。然而,Barrios等对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出口行为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无影响,内资企业自身的研发活动才是决定其是否出口的关键因素[32]。就中国而言,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有较强的溢出效应。李平等从资本角度出发,发现外资自由化通过提高企业资本深化程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利润率来提升企业生产率[33];沈国兵等以技术为切入点,发现外资进入提高了内资企业出口产品平均技术含量并优化产品组合再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了高技术和中等技术产品的出口技术含量[34]。进一步地,相关研究探讨了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Mayneris等发现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在特定产品—国家（地区）层面具有溢出效应,可以推动内资企业将新产品出口到新市场[35]。进一步研究发现本地外资出口企业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的推动作用最强[36],且中西部城市的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强于东部城市[1]。总的来说,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取决于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平衡。

2.2 区域和产业异质性下的外资效应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现有实证研究无法得出一致结论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同区域和产业条件对外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具有差异。所以,本文分别使用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新兴的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复杂度概念来刻画出口地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以便更好地辨明外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有更强的影响。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国家财富积累的基础。随着劳动分工深化、不同经济活动间联系逐渐复杂,国家将有更好的经济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分工拓展至全球尺度,不同区域在生产能力,尤其是在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基础设施、劳动力技能等非贸易能力上的差异,导致区域经济产出不同[37]。换言之,区域生产能力差异是区域经济表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区域运用各种能力生产产品,就像使用积木摆出各种造型,积木的种类越多样,能够摆出的造型越丰富[37]。因此,区域生产能力可以从其能够生产的产品种类丰富程度表征。在此基础上,Hidalgo等引入迭代映射方法,根据区域的出口产品种类及其出口关系创造了经济复杂度指标,间接测度了区域生产能力[37]。该指标的含义是,复杂产品仅能被少数区域生产,如果区域能够生产多种仅能被少数区域生产的产品,则这一区域是高经济复杂度区域。大量研究证实了经济复杂度与经济产出的正相关关系[38⇓⇓-41],并认为经济复杂度是人力资本、制度质量、市场竞争等因素的综合反映[42]。产品技术复杂度是内嵌于经济复杂度的概念,考察的是一种产品所需生产能力的多样性和遍在性,是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有效指标[34]。如果一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多样的生产能力,且只有少数区域具备这些能力,那么该产品就是高技术复杂度产品。技术复杂度和经济复杂度指标是随时间动态变化的。综上,与东中西部、产业门类等传统的区域和产业分类标准相比,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复杂度的优势在于体现了不同区域和产业在生产能力上的动态差异,而这是经济表现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所以本文认为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复杂度是衡量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更好的指标。
较高的经济复杂度和产业技术复杂度会强化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经济复杂度越高,区域生产条件越优越,当地内资企业的生产能力与吸收能力越强,更容易受益于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Tang等研究发现,在外资政策与基础设施较好的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更可能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43]。但同时,高经济复杂度区域内资企业的出口产品结构可能与外资企业较为相似,从而引发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产要素竞争。同理,处于高技术复杂度产业的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大、合作需求高,更有可能向外资企业学习。但对于这类产业,外资企业可能会加大技术和信息保护力度,使得内资企业难以获得生产技术和国际市场信息溢出。实证研究结果也发现了这一现象,Mayneris等发现在华外资企业对高技术产业有更强的出口溢出[35];而赵勇等发现高技术产业的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具有抑制作用[44]。
基于上述理论和文献,绘制本文研究框架（图1）。本文首先研究在华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在已有市场实现出口额增长的影响,然后在区域和产业维度对上述机制做异质性分析。本文创新点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区分了在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不同出口市场拓展方式的影响,丰富了出口溢出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二,详细探讨了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作用机制。其三,引入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复杂度来刻画区域和产业异质性。
图1 本文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3 数据来源与指标测算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在地级市-目的国（地区）层面构建面板数据。数据包含339个地级行政单元和233个国家（地区）。海关库中的贸易公司仅从事代理报关等不涉及生产的工作,对数据有较大干扰,因此将其剔除。将数据中企业类型代码为2、3和4的企业识别为外资企业,代码为1、5、6的企业识别为内资企业。
计量模型中涉及的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CEPII数据库和世界银行。

3.2 指标测算

根据本文研究框架,需要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衡量产业和区域异质性的复杂度指标进行测算。参考朱晟君等[1],本文选取外资企业出口额衡量外资效应。指标测算如下。

3.2.1 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指标测算

本文使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地级市-目的国（地区）尺度上构建内资企业进入新市场与出口额增长两个出口市场拓展指标[15,45]。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指标（ E X c , g , t）的构建方式为：将地级市c内资企业第t期出口情况与第t-1期比较,若地级市内资企业在第t期对目的国g出口额大于0而在第t-1期等于0,则认为内资企业进入新市场,指标赋值为1,其余情况赋值为0。公式如下：
E X c , g , t = 1 , 若 城 市 c 内 资 企 业 在 t 期 出 口 额 大 于 0 且 t - 1 期 等 于 0 0 , 其 他
同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指标（ I N c , g , t）构建方式为：若城市c内资企业在t期对已有目的国（地区）g出口额大于t-1期,且t-1期出口额大于0,则赋值为1,其余情况为0。公式如下：
I N c , g , t = 1 , 若 城 市 c 内 资 企 业 在 t 期 出 口 额 大 于 t - 1 期 0 , 其 他

3.2.2 经济复杂度与产业技术复杂度指标测算

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本文引入城市经济复杂度指标（ E C I c）以衡量城市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为避免内生性,仅使用内资企业出口数据计算城市经济复杂度。参考Albeaik等[46]的方法构建ECI,其思想是定义产品“出口难度”,并将其加权到出口额,对城市出口额进行修正得到ECI。经过修正的城市出口额越大,经济复杂度越高,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定义城市c产品i的“出口难度”（ D i f f c , i）：
D i f f c , i 0 = 1 / ∑ c X c , i X c 0
式中： X c 0是未经修正的城市c出口总额; X c , i是城市c产品i的出口额。然后对城市出口额进行第一次修正：
X c 1 = ∑ X c , i D i f f c , i 0
得到第一次修正的出口额后,“出口难度”也将更新为 D i f f c , i 1 = 1 / ∑ c X c , i X c 1,将其带入得到第二次修正结果：
X c 2 = ∑ X c , i D i f f c , i 1
以此类推,N次修正后的城市出口额为：
X c N = ∑ X c , i D i f f c , i N - 1
最后,城市经济复杂度为修正后的出口总额减其出口经济规模（以该城市出口产品平均额表示）：
E C I c = l o g X c ∞ - l o g ∑ X c , i X i
为了保证映射数值收敛,每一步都将 X c进行标准化处理：
X c N = X c N ∏ c ' X c ' N 1 C
式中： C是样本城市总数,即339。
本文借鉴Hidalgo等的映射方法[37],构建产业技术复杂度指标（ P C I i）以反映不同产业中蕴含的生产知识差异。该方法认为需要更多生产能力的高复杂度产品仅能够被少数地区获得显性比较优势,即产品遍在性低;而生产能力强的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种类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即城市多样性高,基于此得到ECI和PCI的初始值,在此基础上将两者结果相互迭代得到最终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产业复杂度。虽然该方法也能够得到经济复杂度指标,但由于其将经济复杂度定义为产品复杂度的均值,低估了产业多样化对经济复杂度的贡献[47],导致结果偏差较大。因此不采用此方法估算ECI,仅采用其中的PCI测算方法。
首先构造城市c出口产业i的显性比较优势 R C A i , c：
R C A i , c = X i , c / ∑ i X i , c ∑ c X i , c / ∑ c ∑ i X i , c
定义当 R C A i , c > 1时, M i , c = 1,城市c产业i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反之 M i , c = 0,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然后定义城市出口产品的多样性 k c = ∑ i M i , c,产品的遍在性 k i = ∑ c M i , c。假设经济复杂度是产业技术复杂度的均值,产业技术复杂度是其出口地经济复杂度的均值,得到以下迭代映射关系：
E C I c = 1 k c ∑ i M i , c P C I i
P C I i = 1 k i ∑ c M i , c E C I c
式中： P C I i为产业i的复杂度。本文将在4位数产业尺度上计算产业技术复杂度。

4 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时空格局

4.1 内资企业出口概况

图2为2000—2016年中国内资企业出口额及出口分散度①（①计算方法如下：出口分散度 D g , t = 1 ∑ n x g , t x t 2,其中 x g , t为t年中国内资企业在目的国（地区）g的出口额, x t为t年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额。出口分散度越大,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目的国（地区）越多元。）。2000—2014年,中国内资企业出口额大幅上升,仅在2009年因金融危机略有下降,后于2014年达到约8030亿美元的峰值;2014年后,出口额连年负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内资企业出口分散度虽然在2008—2013年下降,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趋势明显。
图2 2000—2016年中国内资企业出口额及出口分散度

Fig. 2 Export value and divergence indexes of Chinese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2000-2016

如图3,2000—2016年中国内资企业出口额呈现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格局,内陆地区出口额逐渐增加。2000年,对外出口的内资企业集中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之后长江沿岸城市内资企业开始大量出口,到2016年,内资企业形成多级连片分布的出口格局。
图3 2000年、2008年和2016年中国内资企业出口额分布格局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3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export value of Chinese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2000, 2008 and 2016

图4为内资企业在目的国（地区）的出口额增量时空分布。2000—2008年,内资企业在所有目的国（地区）实现出口额增长。出口额增幅较大的目的国（地区）为美国、中国香港、韩国、印度、日本以及德国、俄罗斯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与中国地理邻近的国家（地区）。2009—2016年,内资企业在对北美、东亚以及西欧和北欧增加出口的同时,逐渐向东南亚、拉丁美洲拓展。
图4 2000—2008年和2009—2016年中国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量分布格局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4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export value increment of Chinese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2000-2008 and 2009-2016

4.2 外资出口企业空间格局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结构

本文运用K均值聚类法,根据2001—2016年各地级市外资企业出口额在该市总出口额中的占比对所有地级市进行聚类分析,共分为如图5所示的三类。A类城市为外资出口企业大量集聚的东部沿海城市;B类和C类城市广泛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出口占比较小。
图5 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比聚类分析结果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share of exports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进一步地,根据聚类结果计算各类城市在各目的国（地区）的年平均拓展率,即某类城市新进入目的国（地区）或在已出口目的国（地区）实现出口额增长的地级市数量在该类城市所含地级市总数中的占比的年平均值。如图6所示,在新出口市场方面,本文将各类城市年均拓展率超过7%的出口目的国（地区）视作主要新出口市场。A类城市的主要新出口市场数量最少且最为集中,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亚的国家和地区为主;B类城市的主要新出口市场大多分布在非洲、中亚以及东欧和北欧的部分国家和地区;C类城市主要新出口市场的数量较多且空间布局较为分散,广泛分布于东南亚、欧洲和南美洲。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出口占比越高的城市,新出口市场数量越少,且主要为非洲、中亚的国家和地区。
图6 三类城市新出口市场年均拓展率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expansion rate of new markets of three types of cities

同理,在出口额增长市场方面,将各类城市年均拓展率超过40%的出口目的国（地区）视作主要出口额增长市场（图7）。A类城市的主要出口额增长市场数量最多且广泛分布于欧洲、美洲、东亚等国家和地区;B类和C类城市主要出口额增长市场数量依次减少,B类城市的市场集中分布于西欧、南亚、北美地区,而C类城市仅为美国。由此可见,随着外资企业出口占比逐渐提高,出口额增长市场数量也逐渐增加且空间分布广泛。
图7 三类城市出口额增长市场年均拓展率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expansion rate of export value growth markets of three types of cities

4.3 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区域与产业异质性

4.3.1 不同城市经济复杂度下的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为探讨出口地区域异质性下城市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的差异,本文根据城市新出口市场拓展率与出口额增长市场拓展率,即城市新出口市场数或出口额增长市场数在总出口市场数中的占比,将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并绘制四象限图（图8）。其中,横轴为新出口市场拓展率,纵轴为出口额增长市场拓展率,原点为两类拓展率的中位数。本文界定大于所有城市经济复杂度中位数的城市为高经济复杂度城市,反之则为低经济复杂度城市。
图8 2001年和2016年中国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市场拓展率四象限图

注：为便于观察高、低复杂度城市的出口拓展倾向差异,原点为两类拓展率的中位数。

Fig. 8 Four-quadrant charts of the rate of new export markets and export growth markets of Chinese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2001 and 2016

高经济复杂度城市主要在已有市场扩大出口,而低经济复杂度城市更倾向于进入新出口市场,两种趋势随时间逐渐加强。2001年,高经济复杂度城市主要位于第一、第二象限,说明高经济复杂度城市出口额增长市场拓展趋势强;低经济复杂度城市主要位于第一、第四象限,说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新出口市场拓展显著。到2016年,高经济复杂度城市在已有市场的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开拓新市场的趋势明显减弱;低经济复杂度城市不仅拥有更多新出口市场,还逐渐增加对原有市场的出口。
其次,将2001年和2016年各城市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在已有市场实现出口额增长的每个“城市-国家（地区）”出口关系,按照“省份②（②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本文将直辖市视作城市,所以其出口关系总数远小于包括诸多城市的省份,二者无法直接比较。但为了保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仍在桑基图中加入了直辖市。）-城市经济复杂度-全球地理单元”进行汇总,绘制桑基图（图9）。以图9a为例,桑基图左半部分的每条分流代表每个省份高或低经济复杂度城市的新出口市场总数,桑基图右半部分的每条分流代表中国高或低经济复杂度城市在全球各地理单元的新出口市场总数。
图9 2001年和2016年不同经济复杂度城市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市场拓展桑基图

注：图中数字为“城市-目的国（地区）”出口关系数。

Fig. 9 The sankey diagrams of new export markets and export growth markets of domestic export enterprises in citie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complexity in 2001 and 2016

高复杂度城市新市场总数小幅减少,低经济复杂度城市新市场总数增加一倍多且略大于前者,说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新出口市场拓展趋势较强。从出口地维度来看,2001年,山东、江苏、广东等6个沿海省份所辖城市的新市场总数位列前十名。2016年,中西部省份所辖城市的新市场总数明显增加,河南、安徽、广西等7个省份占据前十名,内蒙古、云南、甘肃、宁夏等中西部省份的低经济复杂度城市促进了内资企业新市场总数的增加。从目的国（地区）维度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地区）始终是主要的新市场,二者在两类城市新市场总数中的占比逐渐提高,但在高经济复杂度城市新市场总数中的占比始终高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新市场总数基本稳定且愈发集中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低经济复杂度城市新市场数激增,目的国（地区）相对分散,由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等的国家（地区）逐步拓展至非洲、拉丁美洲等的国家（地区）。
在出口额增长市场上,相较于2001年,中国高经济复杂度城市和低经济复杂度城市2016年出口额增长市场数都大幅上升,但高经济复杂度城市出口额增长市场数在总量中的占比一直大于70%,说明高经济复杂度城市比低经济复杂度城市在已有市场扩大出口的概率更大。从出口地维度来看,虽然各省所辖城市实现出口额增长市场数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拥有较多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山东、广东、浙江、江苏和河南始终位居前五位。从目的国（地区）维度来看,中国高经济复杂度城市2001年主要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拉丁美洲的国家或地区增加出口额,占比均在16.00%左右,至2016年,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或地区的占比分别提升至21.40%和18.71%,表明高经济复杂度城市出口额增长市场也逐渐集中于两地。相反,低经济复杂度城市出口额增长市场的分布愈发多元且主要目的国（地区）逐渐远离中国,2001年以南亚和东南亚、东亚以及西欧和北欧的国家或地区为主,占比分别为22.84%、18.29%和16.71%,而在2016年则变为南亚和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或地区,占比也有所降低,分别为17.97%、14.03%和14.01%。

4.3.2 不同产业技术复杂度下的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为探究不同产业技术复杂度下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差异,本文根据城市-国家（地区）出口关系对分别计算了2001年和2016年各省不同技术复杂度产业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市场在各地理单元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③（③计算公式为： R C A p , k = e x p o r t s p , k / ∑ k e x p o r t s p , k ∑ p e x p o r t s p , k / ∑ p ∑ k e x p o r t s p , k。式中： e x p o r t s p , k为省份p高或低技术复杂度产业内资企业在地理单元k新出口市场/出口额增长的国家（地区）数。）。基于此,本文绘制2001年和2016年高、低技术复杂度产业新出口市场（图10）和出口额增长市场（图11）拓展热力图。单元格颜色代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若RCA大于1,则省份高或低复杂度产业内资企业在对应地理单元的出口市场拓展与全国均值相比具有优势,颜色趋红;反之则不具有优势,颜色趋蓝。
图10 2001和2016年不同复杂度产业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拓展热力图

Fig. 10 The heat maps of the new export markets of domestic export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industrial complexity in 2001 and 2016

图11 2001和2016年不同复杂度产业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市场拓展热力图

Fig. 11 The heat maps of the export growth of domestic export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industrial complexity in 2001 and 2016

从数量上看,高技术复杂度产业2001年具有新出口市场拓展优势的出口关系数略小于低技术复杂度产业,之后,高技术复杂度产业优势出口关系数小幅上升,低技术复杂度产业保持不变,2016年,二者优势出口关系数相仿。从方向上看,2001年,高技术复杂度产业的优势出口关系主要体现在内蒙古、江西、甘肃、宁夏与北美洲,上海与大洋洲以及云南与东亚等;低技术复杂度产业则体现在北京、西藏与大洋洲,甘肃、云南、贵州与北美洲以及西藏与中东欧等。2016年,高、低技术复杂度产业的优势出口关系表现在中东部省份与欧洲、西部省份与亚洲、北美洲。
在出口额增长市场上,高、低技术复杂度产业拓展在出口地和目的国（地区）差异均较大（图11）。从数量和程度上看,2001年高技术复杂度产业具有出口额增长市场拓展优势的出口关系数与优势程度远高于低技术复杂度产业。之后,高技术复杂度产业优势出口关系数明显下降,低技术复杂度产业小幅上升。2016年,虽然低技术复杂度产业优势出口关系数超过高技术复杂度产业,但后者的最大值大于前者。从方向上看,2001年高技术复杂度产业出口额增长市场在全国层面分布较广,在中亚、西亚、大洋洲、中东欧均有广泛分布;而低技术复杂度产业仅集中在西藏-北美洲和各省与东亚。2016年,各出口地高技术复杂度产业出口额增长市场主要集中在非洲,而低技术复杂度产业在各目的国（地区）均有分布。

5 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5.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本文探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在已有市场实现出口额增长两种出口市场拓展方式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EX）和出口额增长（IN）,均为0/1变量,因此构建Probit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为外资企业出口额（Foreign）,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控制变量从出口地、目的国（地区）和两者联系三维度考虑。出口地维度,选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GDP）和企业生产成本（以劳动力成本表征,Wage）,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目的国（地区）维度,控制其市场规模（以人均GDP表征,Coun_per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两者联系维度,选取目的国（地区）与中国制度距离（Insti_d）④（④制度距离采用CEPII数据库发布的各国在6个维度上的全球治理指数,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Insti\_{{d}_{c}}=\frac{1}{n}\sum{\left\{ {{({{D}_{i,0}}-{{D}_{i,c}})}^{2}}/{{V}_{i}} \right\}}$,式中：n代表全球治理指数涵盖的指标个数,即6; D i , 0和 D i , c分别代表中国和目的国（地区）第i个分项的指标值, V i为指标i的方差。）和地理距离（Distcap）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最后,为排除出口地已有出口基础对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控制已有出口目的国（地区）数量（Coun）,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有随年份变化的自变量均滞后两期,并对连续变量做对数处理。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EX 1263792 0.0545691 0.2271373 0 1
IN 1263792 0.1687912 0.3745676 0 1
核心解释变量 Foreign 1342779 8736802 2.95E+08 0 7.22E+10
控制变量 GDP 1332527 1135.197 2020.792 3.24 28178.65
Wage 1332760 28374.41 17996.63 1077 126169
Coun_pergdp 1070562 14111.17 33668.52 111.9272 1441462
Insti_d 1036323 0.3816577 0.3470881 0.0026797 1.657347
Distcap 1227519 9157.676 3801.732 809.5382 19297.47
Coun 1342779 76.325 57.93318 0 222
构建城市-目的国（地区）进入新出口市场拓展模型：
E X c , g , t + 2 = α + β 1 F o r e i g n c , g , t + β 2 G D P c , t + β 3 W a g e c , t + β 4 C o u n _ p e r g d p g , t + β 5 I n s t i _ d c , g , t + β 6 D i s t c a p c , g + β 7 C o u n c , t + ε
构建城市-目的国（地区）出口额增长拓展模型：
I N c , g , t + 2 = α + β 1 F o r e i g n c , g , t + β 2 G D P c , t + β 3 W a g e c , t + β 4 C o u n _ p e r g d p g , t + β 5 I n s t i _ d c , g , t + β 6 D i s t c a p c , g + β 7 C o u n c , t + ε
式中：c为城市;g为国家或地区;t为时间。
4.3 节通过区分高、低复杂度初步探究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区域和产业异质性。计量模型部分先将全样本纳入回归,再将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产业技术复杂度分别取三分位数,将区域分为高、中、低复杂度三类进行回归,更详细地探讨外资效应作用机制的区域和产业差异。此外,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外资企业影响的长期效应（滞后10年）。

5.2 实证结果

5.2.1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表2）显示,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进入新出口市场的影响则均显著为负,结果与现有研究一致[1,48,49]。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有较强的溢出效应,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生产、管理等可变成本,从而促进其出口额增长。同时,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在进入新出口市场方面与内资企业存在竞争效应。在研究时段早期,内资企业主要向发达国家市场拓展。此时是发达国家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的时期。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在中国进行产品组装加工,从事公司内贸易,将制成品运回其母国,因此阻碍了内资企业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同类产品。近年来,内资企业逐渐向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而外资企业也表现出这一特征,两者产生了较强的新市场竞争。
表2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短期与长期效应

Tab. 2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export markets expansion of domestic export enterprises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出口额增长
(1)		 进入新出口市场
(2)		 出口额增长
(3)		 进入新出口市场
(4)
lnForeign 0.0174*** -0.0130*** 0.00562*** -0.00814***
lnGDP 0.0479*** -0.145*** 0.0681*** -0.138***
lnWage 0.117*** -0.170*** 0.159*** -0.163***
lnCoun_pergdp 0.0750*** 0.00556*** 0.0180*** 0.0103***
lnInsti_d -0.0602*** -0.0122 -0.337*** -0.0334**
lnDistcap -0.335*** -0.0264*** -0.436*** -0.0449***
lnCoun 0.786*** 0.393*** 0.754*** 0.351***
_cons -3.373*** -0.418*** -2.198*** -0.245**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845420 845420 858120 858120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5.2.2 区域与产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表3展示了不同经济复杂度城市外资效应的回归结果。在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方面,外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对不同经济复杂度城市内资企业出口额提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高复杂城市生产和吸收能力较强,更容易获得技术知识溢出。而低复杂度城市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都较弱。这种情况下外资效应总体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内资企业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强[50]。即使在现有生产学习能力较差的低经济复杂度城市,内资企业仍然可以获取外资的技术和知识溢出,提高生产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出口市场份额。
表3 外资企业对不同经济复杂度地区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

Tab. 3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export markets expansion of domestic export enterprises in citie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complexity

经济复杂度 出口额增长 进入新出口市场
高
(5)		 中
(6)		 低
(7)		 高
(8)		 中
(9)		 低
(10)
lnForeign 0.0159*** 0.0168*** 0.0162*** -0.0103*** -0.00561*** 0.00250*
lnGDP -0.00913** 0.0309*** 0.00902 -0.163*** -0.108*** -0.0308***
lnWage 0.0391*** -0.0492*** -0.00945 -0.148*** 0.00665 0.0398*
lnCoun_pergdp 0.0425*** 0.102*** 0.123*** -0.0327*** -0.00344 0.0558***
lnInsti_d 0.0390** -0.129*** -0.127*** -0.113*** 0.0747*** -0.0333
lnDistcap -0.224*** -0.372*** -0.522*** 0.118*** -0.0148** -0.193***
lnCoun 1.163*** 0.833*** 0.668*** 0.191*** 0.331*** 0.403***
_cons -4.826*** -1.797*** -0.269 -0.510*** -2.075*** -1.917***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67761 268659 269018 267761 268659 269018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经济复杂度城市对外资知识溢出的吸收程度,将城市分为高、低复杂度两类,绘制其出口额增长概率⑤（⑤计算公式为： P c , t = ( N c , t - N c , t - 1 ) / N c , t,式中： N c , t为城市c内资企业在t年出口目的国（地区）数量。）与外资企业出口额散点图（图12）。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均可以获得溢出,但高复杂度城市的拟合斜率更大,说明高复杂度城市内资企业的学习能力更强,对知识溢出的利用率更高。
图12 高复杂度与低复杂度城市出口额增长概率与外资企业出口额散点图

Fig. 12 Scatter plo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ort growth probability of high-complexity and low-complexity cities and the export value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在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方面,外资企业的抑制作用仅发生在中高复杂度城市。结果表明外资企业仅与生产能力较强区域的内资企业产生国际市场竞争。这些城市主要位于广东、江苏、山东、福建等地。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主要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加工贸易,生产的中间产品与制成品通常是比当地内资企业技术含量更高的电子零部件、机械品等。这些高技术产品也是高经济复杂度城市内资企业出口的主要产品,面向发达国家出口时更容易与外资企业产生市场竞争。如华为手机主要市场位于缅甸、南非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难以向发达国家拓展。低复杂度城市主要位于河南、广西、云南、宁夏、辽宁等地,当地生产能力较为单一,主要出口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甚至未经加工的初级产品。这些产品的目标市场与外资企业相差较大,因此避免了与外资产生市场竞争,同时,外资带来的出口信息和技术为其提供了出口渠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开拓新市场。
进一步绘制高、低经济复杂度城市进入新出口市场概率与外资出口额散点图（图13）,发现高经济复杂度城市拟合系数绝对值更大。这说明经济复杂度更高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效应更强。高经济复杂度城市通常有更多外资企业分布,且当地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结构更为相似,因而外资企业与当地的出口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图13 高复杂度与低复杂度城市进入新出口市场概率与外资企业出口额散点图

Fig. 13 Scatter plo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export markets entry probability of high-complexity and low-complexity cities and the export value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表4展示了外资效应的产业异质性分析结果。在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方面,外资溢出效应表现出强烈的稳健性,始终显著为正。在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方面,中高技术复杂度产业回归结果显著为负,低技术复杂度产业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区域异质性的分析结果相似。各技术复杂度的内资企业均可以从外资企业中获得技术、知识、信息或管理经验溢出,降低其可变成本、打通出口渠道,从而促进出口额增长。而高技术复杂度内资企业由于用于研发的固定成本更高,进入新出口市场时需要克服比低技术复杂度内资企业更大的沉没成本,其获得的溢出效应不足以弥补其面临的沉没成本和竞争效应。同时,低技术复杂度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产品差异较大,具有差异化优势,因而外资企业对中高技术复杂度产业进入新出口市场表现为竞争效应,对低技术复杂度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
表4 外资企业对不同产业技术复杂度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

Tab. 4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export markets expansion of domestic export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industrial complexity

技术复杂度 出口额增长 进入新出口市场
高
(17)		 中
(18)		 低
(19)		 高
(20)		 中
(21)		 低
(22)
lnForeign 0.0135*** 0.0135*** 0.0155*** -0.00881*** -0.00881*** 0.00528***
lnGDP 0.0457*** 0.0221*** 0.00909*** -0.128*** -0.128*** -0.123***
lnWage 0.109*** 0.171*** 0.178*** -0.163*** -0.163*** -0.0843***
lnCoun_pergdp 0.0694*** 0.0574*** 0.0648*** 0.0199*** 0.0199*** 0.0142***
lnInsti_d -0.0812*** -0.0936*** 0.00239 -0.0397*** -0.0397*** -0.00113
lnDistcap -0.303*** -0.286*** -0.297*** -0.0776*** -0.0776*** -0.0851***
lnCoun 0.845*** 0.776*** 0.708*** 0.494*** 0.494*** 0.474***
_cons -3.742*** -3.894*** -3.769*** -0.724*** -0.724*** -1.425***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45420 845420 845420 845420 845420 845420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最后,本文探究了上述外资效应异质性的长期影响,因版面限制故不展示具体结果。长期来看,外资企业对所有城市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逐步扩展到了生产能力较弱的低复杂度城市。而从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长期对各产业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均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外资企业可以促进所有产业领域的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拓展,产生溢出效应。

5.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研究结果的严谨性,排除潜在的剩余估计偏误或变量异常值导致偏差,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构建方式替换为外资企业是否与内资企业潜在出口目的国（地区）具有出口联系的虚拟变量（Dummy_Foreign）,若外资向内资潜在目的国（地区）出口大于0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且滞后2年。结果见表5第1、第2列,核心解释变量符号与显著性与之前保持一致。其次,为了排除回归结果受到外资主要出口城市的影响,剔除研究时段内每年外资出口额最多的城市,发现与原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5 Results of robustness check

替换变量 去除极端值
出口额增长
(1)		 进入新出口市场
(2)		 出口额增长
(3)		 进入新出口市场
(4)
Dummy_Foreign 0.228*** -0.133***
lnForeign 0.0174*** -0.0130***
lnGDP 0.0539*** -0.153*** 0.0474*** -0.144***
lnWage 0.131*** -0.183*** 0.113*** -0.169***
lnCoun_pergdp 0.0773*** 0.00259 0.0754*** 0.00547***
lnInsti_d -0.0534*** -0.0140 -0.0606*** -0.0109
lnDistcap -0.338*** -0.0230*** -0.336*** -0.0270***
lnCoun 0.787*** 0.391*** 0.787*** 0.393***
_cons -3.542*** -0.254** -3.332*** -0.423***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845420 845420 842906 842906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6 结论与讨论

6.1 主要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并非仅有溢出效应,而是对不同出口拓展方式有不同影响,且具有基于区域和产业复杂度的异质性作用。具体来说,描述性分析结果发现：① 中国内资企业出口额稳步提升,呈现多级连片分布格局。② 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逐渐分散,向传统发达国家市场增加出口的同时,逐渐拓展至南亚和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③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出口拓展方式以进入新出口市场为主,且出口市场拓展目的国（地区）较为集中;而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出口拓展方式以提升出口额为主,且出口目的国（地区）拓展较为分散。计量模型结果显示：① 外资企业通过溢出效应促进了内资企业提升出口额;但通过竞争效应阻碍了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② 异质性分析发现,外资企业竞争效应主要存在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中,对基础较差的低复杂度城市/产业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对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既收获了外资企业更强的溢出效应,也遭到了更激烈的竞争效应。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发现外资企业将阻碍内资企业拓展到新出口市场,补充了出口溢出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此外,现有研究大多肯定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韧性、环境改善和区域不公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51⇓⇓-54]。而本文发现虽然复杂度高的城市/产业对外资出口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更好,但这些城市/产业也面临着较高的市场竞争风险,不利于拓展新的出口市场。

6.2 政策含义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应依据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外资政策和本地企业扶植政策,既可以避免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由于出口相似性高带来激烈竞争,又可以使本地企业获得出口溢出。
对于创新能力较弱,城市生产结构复杂性较低的城市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外部动力对本土企业创新和出口能力提升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因此,进一步深化开放政策是该类城市出口高质量转型的关键。首先,城市应搭建外资平台,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并配套相应的基础设施与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其次,在引入外资时,需要从价值链和产业关联两方面甄别开放行业,重点引进与本地出口企业具有密切产业关联的上游企业,搭建本地出口产业链。最后,应鼓励“两头在外”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转向“深耕本地”,促进外资企业本地研发,提升其溢出效应。
对于产业链发展较为成熟,产业结构复杂的城市来说,外资企业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地企业出口市场。因此,提升本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该类城市强化出口优势的重点。一方面,内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是创新能力提升较慢的制约点,地方政府应为本地企业提供合理的研发补贴率,同时配合宏观税收减免,鼓励本地企业加强研发,开发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另一方面,当前大量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未能转化为市场上的产品,政府应切实引导校企合作,加快地方研究机构的成果转化,实现全社会研发能力增强和产品质量提升。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内容表述、图表展示、结果分析和结论归纳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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