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研究 >

2022 , Vol. 41 >Issue 8: 2234 - 225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1196

研究论文

从对立到融合：日本的都农关系及都市农业演变研究

  • 金玉实 , 1, 2 ,
  • 马波 , 1, 2 ,
  • 赵玉宗 1, 2
展开
  • 1.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青岛 266071
  • 2.中国旅游研究院乡村旅游研究基地,青岛 266071
马波（1966-）,男,陕西绥德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制度、旅游文化、乡村旅游、旅游教育研究。E-mail:

金玉实（1973-）,女,吉林长白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乡村旅游等。E-mail:

收稿日期: 2021-12-16

  录用日期: 2022-04-02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0-1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JY215)

青岛大学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培育基金(RZ2100004657)

收起

Confrontation to integration：Evolution of urban-agriculture relationship and the adaption of urban farming in Japan

  • JIN Yushi , 1, 2 ,
  • MA Bo , 1, 2 ,
  • ZHAO Yuzong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 2. Rural Tourism Research Base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2-16

  Accepted date: 2022-04-02

  Online published: 2022-10-10

Fold

摘要

把空间概念“都”与产业类别“农”融于一体的“都农关系”,是日本近7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基于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都市化高级阶段,以及乡村振兴亟需多类型化实施的认识背景,对日本都农关系的演变进行历史梳理,划分出都农分离、都农共生和都农融合3个阶段,并从社会经济宏观背景变化的视角说明阶段递进的原因。同时把都市农业视为都农关系的表征,分析其在农户结构、种植结构和功能结构上的系列响应。在此基础上,援引制度学派的基本原理,探索日本都农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制度变迁机理。本文认为,都农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有必要把“都农关系”转化为中国的政策性概念,强化从都市区视角处理城乡融合创新发展问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农融合和都市农业发展体系,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也亟需学术界主动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 都农关系; 都市农业; 制度变迁; 日本

本文引用格式

金玉实 , 马波 , 赵玉宗 . 从对立到融合：日本的都农关系及都市农业演变研究[J]. 地理研究, 2022 , 41(8) : 2234 -2250 . DOI: 10.11821/dlyj020211196

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areas are confronted with tremendous challenges. In the new journey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how to accelera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le continuing to advance urbanizat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ll respects has become a core topic for all walks of life. The “urban-agriculture relationship (UAR)”, which integrates the spatial concept of “city” and the industry category of “agriculture”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ual urban-rural framework, and propels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city in space and their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achieves amphibious symbiosis in the end. This is the embodi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part,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supports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stimulating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remote areas. Japan, a neighbor of China and also a country that has similar climate conditions with China for farming, is a step ahead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space integration. URA was a major topic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nd its relevant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re worth learn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UAR in Japan and divides it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separation,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Then,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prog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s in the macro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Meanwhile, as urban agriculture is consider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UAR, its responses in terms of farming structure, plant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structure are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apan's UAR from confrontation to integration is explored by invok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school.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urban-agriculture integration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so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late the “UAR” into Chinese policy concepts and address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rban area.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agriculture integ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urban agriculture entails a suite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nd urgently requires the proactiv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part of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 city-agriculture relationship; urban farming; institution change; Japan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针对并旨在解决城乡之间巨大落差的现实局面。对全球的城乡关系进行历史性考察,可以发现,工业化带动的快速城市化是乡村衰落的主要原因,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求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动力。因此,推动乡村振兴,应该遵循区域科学原则,必须充分发挥城市资源、资本的力量,应当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最高准则。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社会经济水平差异悬殊。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依旧处在工业化阶段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发达地区已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一方面城市功能从生产为主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并重升级;另一方面涵盖城乡两个空间的都市区（圈）体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各地出台的大型都市区发展计划不少于20个,说明中国的城乡空间关系正在从二元对立的初级形态向融合创新的高级形态跃迁,研究都市区化中的城乡空间融创问题,无疑具有了学术前沿性和现实紧迫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近邻日本,长期以农立国,基本国情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但在都市区化和城乡空间融创实践方面先行一步,其相关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这一领域的政策与实践,跳出了城乡二元框架的束缚,具化于都市和农业的关系处理,强调通过城市规划、制度建设、价值引领等方式将农业要素融入都市经济和生态系统中,并进一步聚焦在都市农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之上。有鉴于此,本文以多种类历史资料为线索,援引制度方法梳理日本都市与农业相关政策的演变,尝试从宏观历史视野探究制度变化折射出的都农关系变迁,同时把都市农业视为都农关系的表征,通过分析其功能响应,探索日本都农融合的适应性机制,以期为中国都市化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上的借鉴。

2 概念释义与研究回顾

2.1 概念界定

本文使用“都农关系”一词,其中“都”是都市区的简称,“农”是广义农业的简称。
都市区是由高度集中的中心城市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外围地区结合而成的空间综合体,出现在城市化的高级阶段[1]。都市区的概念起源于美国,指城市发展因空间蔓延和郊区化而形成的新的空间组织形态[2]。追求规模经济以及经济要素空间聚集-扩散的平衡,是都市区的核心驱动力。在都市区化态势下,城市功能和影响力向周边地区辐射,以各种“流”的形式将具有乡村或农业特征的外围区域吸入到都市区体系之中。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间的各种“流”决定都市区的边界,但“流”的质和量,又受到交通、技术、政策等条件的规定,这使得都市区的边界处于不稳定状态。
大多数城市是在乡村的基底上发展起来的。换言之,早期的城市实质上是工商业与农业的混合形态。在比较优势和机会成本规律的作用下,城市里农地必然逐步减少,但又不可能完全消退。如果把都市区看作一个空间扩展的过程,则都农关系中的“农”,更多地指向那些进入都市区体系中的原属乡村地区的农业命运。
“都市农业”这一表达源自日本,最早出现于1930年的《大阪府农会报》①(①1930年《大阪府农会报》称“以易腐败而又不耐储存的蔬菜生产为主,同时又生产鲜奶、花卉等多样化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为都市农业”。)。1935年,日本地理学家青鹿四郎正式使用“都市农业”概念,用以界定市区或外围区域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及其布局特点[3]。梅川勉认为都市农业是日本特有的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4]。桥本卓而指出,都市农业是“城市内部及其周边的农村受城市膨胀的影响,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受席卷而形成的一种农业形态”[5]。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在其著作《日本农业模式》中涉及都市农业[6],从此使“都市农业”这一术语登上国际学术舞台。在英语语境中,都市农业通常包含城市建成区农业（urban agriculture,UA）和城市外围区农业（urban peripheral agriculture,UPA）两个部分。
“都农关系”把空间概念的“城”与产业类别的“农”置于一体,不仅突破了城乡二元的结构性龃龉,而且蕴含农业和城市在空间上整合、在功能上互补、最终实现两栖共生的理想愿景。显然,优化都农关系既是城市外围乡村地区实现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应有之意。

2.2 相关研究回顾

纵观历史,农业生产能力和食物获取手段的迁移对都农关系演进有着重大影响。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可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更充足和稳定的食物来源,从而让定居、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变为可能[7,8]。产业革命前的漫长时期,城市与农业同在,以便就近生产和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食物需求,城市内部和近郊农业生产活动最为活跃和发达[8],城市发展演化同农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9]。
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是都农空间分离的转折点[10],而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将城市扩张与人口聚集推向高潮[11],使都农关系严重分离。究其原因,一方面,技术水平的提升与专业化大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为城乡产业分工奠定了物质条件,现代化的生产主义以及全球化食品体系的建立,导致农产品供给量持续增加与价格下跌[12]。另一方面,在重经济、偏工业化的价值指引下,城市发展依据“最高最佳用途”原则和竞租理论[13⇓-15],支付地租能力较弱的农地被城市建设用地更替[14,16],于是“摧毁一切阻碍城市发展的旧建筑物,拆除游戏场地、菜园、果园和村庄,不论这些地方是多么有用,对城市自身的生存是多么有益,它们都得为快速交通或经济利益而牺牲”[17]。需要指出,对两次产业革命进程中都农分离现实的批评也从未停止,探索高质量发展而勾勒出的“田园城市”[18]、“光辉城市”[19]、“广亩城市”[20]等理想城市模式都富含都农融合思想,并通过价值引领、城市规划、制度建设等方式,努力将农业融入都市区经济和生态体系[21],协同可持续城市建设理念[22⇓-24],致力于重构协调融合的都农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25],城市作为生活空间的意识逐渐抬头,对于都市农业的价值和多重利益的科学认识不断丰富[26]。1992年联合国发布《21世纪议程》后,可持续发展理念广泛渗透,农业的多元价值获得深入理解,都农融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变得更加活跃,并日益指向城市食物安全、环境更新、健康生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非经济领域[27⇓-29]。
都农关系的变化体现在都市农业的定位、管理和生产模式之上。侧重社会福利功能的欧美国家,都市农业经营和管理多依赖城市公共管理部门和志愿者,组织松散,在农地管理和农耕专业化程度以及生产活动的持续性等方面长期存在严峻挑战。与此对应,日本的都市农业在积极吸收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农户为农业经济活动的主体[30]。正因为如此,日本在高楼林立、路网密布的城市街区里保有了农田,且由专业农民精耕细作,农产品销售份额占到全国的9%。事实上日本在大城市迅速膨胀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都农共生的一些举措,都市农业的多种功能逐步拓展[31],以响应城市和农业社会双重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针对其中宏观政策与制度变迁[32]、微观农户决策逻辑[33]、具体经营模式[34]等,日本本土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和理论探讨,部分成果得到中国学者的引介[35]。
在中国,对都市农业的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十多年来相关研究增长较快,主要集中在都市农业的类型和模式、功能定位、发展状况评价、影响因素分析及空间布局等方面[36]。随着“三生”城市意识的觉醒和都市区战略的实施,在学术语境中,“都市农业”逐步化身为推动城市绿色发展和改进市民生活质量的方式[37],引起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高度重视[38⇓-40],引发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和政策的积极介入[41]。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都市农业的形成与变化是对都农关系演进的响应,而都农关系的变迁是对社会经济的因应。面向未来的都农关系研究,不仅需要从历史角度考察其连续性,还要从社会经济的宏大背景中探寻其结构性动因。因此,把历史制度主义引入都农关系分析之中就显得十分必要[42],诚如诺斯所言：“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43]。

3 日本都农关系的阶段性变迁

以重大历史事件、政策法令的颁布视为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可将日本都农关系的演进划分为3个阶段：都农分离期（1956—1991年）、都农共生期（1992—2014年）、都农融合期（2015年至今）。

3.1 都农分离期（1956—1991年）

1956年日本宣布“已经不是战后”,开启经济发展的快速键。工业化是引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引起大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聚集和人口的急剧流入（图1）。城市的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以及公共建设和住宅用地需求激增,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提高,并推动了城市建设的面状扩张。城市建设用地需求推高土地价格,地租支付能力较弱的农地被城市建设用地吞噬[14,20]。
图1 1956—202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与城市人口流入量的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日本内阁府SNA官网和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Fig. 1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urban population inflow in Japan, 1956-2020

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房地产开发无序扩张与蔓延,并满足增长的住宅需求,1968年日本修订了《城市规划法》,划出“街区化区域”和“街区化调整区域”。街区化区域包含既有城市建成区和“10年之内优先并有计划地实现城市街区化”的区域,街区化调整区域则是暂时控制碎片式开发的区域。以大阪府为例,全府92%的土地（约17.1万hm2）被指定为都市规划区,其中有8.9万hm2被划入街区化区域,这里边包含1.4万hm2农田,相当于大阪府农田总面积的42.6%（1970年的统计数据）,意味着大阪府近一半的农地被划入街区化区域。
街区化区域内的农地被划入建设用地,使得拥有大面积农田的农户面临巨额缴税压力,招致划线范围内一些农民的强烈反对。加之社会环境意识开始萌发,对农田林地生态价值的关注日益提升,于是1974年由农林省制定颁布了《生产绿地法》。生产绿地法对于地块面积达500 m2以上的农地,以持续从事农业5年（第二种生产绿地）或10年（第一种生产绿地）为门槛,根据土地所有者的意愿,赋予其生产性绿地资格,征农地税[44]。1982年,原建设省出台过渡性的“长期维持农地制度”,以5年持续从事农业为条件,给予免除与宅基地等额的固定资产税的优惠。不得不说,这些政策法规尽管带有保护农地的色彩,但设置了较为苛刻的门槛,本意依旧在于推动农地的城市化转型,逐步将农业从城市中挤出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经济显现,以三大都市圈为中心,地价飙升,土地的重要性及资产价值急剧上升（图2）。日本以合理利用土地为目标,于1989年制订了《土地基本法》,激励城市街区化区域农地的转出,都市区农地使用压力增大。极具诱惑力的高地价、农外就业的比较优势,以及农业经济竞争的广域化,加速了人口离农和农地的转出。以东京都为例,1965—1991年,农地的比例由36.5%下降到11.8%,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则由28.9%上升到55.1%。
图2 1975—2020年日本土地价格变动

注：数据来源于国土交通省地价公示(https://www.mlit.go.jp/totikensangyo/totikensangyo_fr4_000043.html)。

Fig. 2 Land price change in Japan, 1975-2020

3.2 都农共生期（1992—2014年）

泡沫后的日本陷入“平成不景气”,诸多工程项目烂尾,房地产价格暴跌,城市膨胀与蔓延的步伐停滞。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态、有机、绿色的意识日渐明晰,对于农业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日本政府推出《新生产绿地法》（1992年开始实施）,将城市街区化区域内的农地分为“应当开发成住宅用地的农地(宅地化农地)”和“应当予以保护的农地”,把后者指定为生产性绿地,要求地块面积达到500 m2以上、保证持续营农30年,并同农地一样享受减免或缓交遗产税的优惠。而“应当开发成住宅用地的农地”则要缴纳与宅基地同等的税款,亦不能享受缓交遗产税的优待,以此促进转型[45]。新生产绿地法对生产性绿地的指定方式、义务、权利都有明确的规定,经营面积和漫长营农时限的约束起到了过滤筛选作用,即获取生产性绿地认定的都是具备优势务农物理条件（较大规模农地面积）和较强务农意愿的农户,因此在保护和维持都市农地和农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1992年日本三大都市圈街区化区域农地面积为4.6万hm2,其中的三成左右被认定为生产性绿地,其余约2/3为宅地化农地。宅地化农地逐年下降,到2006年已有一半以上的宅地化农地流转,而生产性绿地面积变化甚微（图3）。
图3 1992—2018年日本三大都市圈街区化区域农地的构成与面积的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日本国土交通省生产性绿地调研报告、总务省《固定资产价格等调研报告》。

Fig. 3 Changes in the size of urban farmland in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of Japan, 1992-2018

1999年出台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明确提出“振兴都市农业”,强调都市农业在食物供给、欣赏“农”景和体验“农”场、防灾避难、减缓热岛效应等方面的多重功能。为了促进市民的参与、利用与利益的增长,日本在《特定农地租借法》（1989年）和《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1990年）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法》（2002年）,为农地的租借、流转和市民农园的开设、农地的活用等方面提供法律支持,从而避免了在土地持有人无法继续耕种时不得不放弃农业的局面。
这一时期随着国民经济增速放缓,疯狂掠夺式的城市化膨胀回归理性,城市的生活、生态性质逐步显现,都市农业的社会、环境功能被发现和拓展,越来越多的利益契合点促进都农互惠共生。

3.3 都农融合期（2015年至今）

在长期的经济低增长和少子化、老龄化之下,日本市场需求疲软,国家发展战略从量的增长为目标的开发型向质的提升为目标的成熟社会型转变。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价值取向,都市农业凭借其多元功能在可持续城市建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日本政府于2015年颁布了《都市农业振兴基本法》,其目标一是确保都市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二是充分发挥都市农业的多元功能以支持优良城市环境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生产绿地法进行了调整,包括下调生产绿地面积下限、缓解农地上的建设行为规制、延长回收申请期限等,以此扩充都市农地的保护范围。并通过《都市农地租借法》的制订,简化生产性绿地的租借手续,保障都市农地上的农耕活动持续性。另外,在《都市规划法-建筑基准法》（2018年）里创设“田园居住地域”类别,在《都市绿地法》（2018年）将农田纳入绿地类等,从而将农地融入城市功能体系。这些政策法规充分体现了都农融合的发展理念,提高了都市农业地位的社会认同,使城市街区化区域里的农地得以稳定,标志着都市农业已融入都市经济、社会、生态体系,从而跳出城乡二元框架的束缚,为进一步实现都农融创提供了制度空间。

4 都农关系调整中都市农业的演变

如果说都农关系研究偏向整体、宏观视野的话,那么都市农业研究则更多指向微观层面。在日本60多年的都农关系调整中,都市农业在农户结构、种植结构和功能结构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对都农关系的响应,但也渐次影响了都农关系的走向。

4.1 都市农业农户结构的变化

农户结构的变化以东京都最为典型。从表1可以看出：① 都市区耕地总面积和农户总数量持续缩减,户均耕地面积1960年为0.602 hm2,1980年降为0.433 hm2,2020年降到0.424 hm2。农户的流出与耕地的流失不同步,1960—1980年,60%的耕地流转出去,而农户数量只减了45%。1990年前后,耕地的流出速度有所缓解,但仍然高于农户流失,户均经营面积持续走低。② 在农地碎片化主流中出现了集约经营的倾向。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城市近郊整齐平坦的良田首当其冲。在农地被大面积吞噬的同时,余留农田形状的碎片化也难以避免,不利于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劳作。自1960年以来,东京都经营面积不到1hm2的农户占比持续上升,1980年这一比例达到90.69%以后又有显著的下降。经营规模在1~3 hm2的农户占比在1960—1980年间以较大幅度地下降后,又有所增长,与经营规模小于1 hm2的农户占比互补,规定东京都农业的小规模经营特色。经营规模在3~5 hm2和大于5 hm2的农户数量和比例虽然总量不大,但呈上升势态,这一倾向引人深思。③ 农业劳动力老年化现象持续而显著。1960年以来,东京都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不断抬高。65岁以上人数的比例,1960年不到20%,1980年为25.8%,2000年为45.6%,2010年为53.3%,2020年有所下降,为50.9%。这一方面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受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支配,青壮年“离农”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劳动力老龄化势必引发都市农地的进一步缩减,如农户将部分农地开发建房或建停车场,开展出租业务以扩充收入来源,同时,都市农业的种植结构也受到一定影响。
表1 1960—2020年东京都农户结构的变化

Tab. 1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 Tokyo, 1960-2020

年度 耕地面积(hm2) 农户(户) 经营规模占比(%) 劳动力年龄分布(人)
<1 hm2 1~3 hm2 3~5 hm2 >5 hm2 15~65岁 65岁以上
1960 31140 51724 80.93 19.01 0.06 0.00 87645 21473
1970 19299 38400 87.40 12.52 0.07 0.01 41502* 16456*
1980 12413 28688 90.69 9.08 0.15 0.07 30597 10632
1990 10037 20679 81.94 17.20 0.63 0.23 17900 8169
2000 7415 15460 81.69 17.20 0.76 0.34 10715 9000
2010 5826 13099 80.73 18.48 0.38 0.41 6055 6910
2020 4058 9567 83.99 14.11 1.19 0.71 6099 6317

注：数据来源于各年《东京都统计年鉴》、日本政府官方统计网(https://www.e-stat.go.jp),2010年与2020年的经营规模以农业经营体作为统计单位;*以60岁作为分界点。

4.2 都市农业种植结构的改变

按谷物、薯/豆、蔬菜、花卉/苗木、果树来分析都市农业的种植结构变化（图4）,可以发现：
图4 1960—2020年东京都主要作物种植面积的变化

注：数据源于各年《东京都统计年鉴》与农业普调数据(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tn-index.html);1980年的统计中缺失作物种植面积的数据,故用1985年的数据替代：1960—1990年为收获面积,2000—2020年为种植面积;1960年的统计,缺失花卉/苗木类的数据。

Fig. 4 Changes in the major crop acreage in Tokyo, 1960-2020

① 谷物种植面积快速持续下降。水稻、大小麦、其他杂粮种植面积1960年为24485 hm2,1970年降为5950 hm2,之后持续下滑,2020年仅有174 hm2耕地种植谷物。60年间,谷物种植面积下降速度远大于耕地总面积的缩减速度,占主要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由56%降到5%,在都市农业中的经济地位和重要性持续弱化。② 马铃薯、红薯、大豆、红豆及其他豆类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缩减。1960年,薯/豆类作物的种植面积约7598 hm2,1970年为2599 hm2,2020年仅有190 hm2。③ 蔬菜渐成都市农业的支柱。城市人口集聚对鲜活蔬菜的需求量大增,庞大消费能力的支撑是都市蔬菜生产的独特市场区位优势。1960年东京都蔬菜类种植面积为10943 hm2,1970年上升到12748 hm2,耕地面积总量迅速下降之时,蔬菜却逆势而上,代替谷物成为都市农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耕地的持续缩减,蔬菜种植面积也在下降,但其占比是不断上升的,2020年已占到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60%,跃然成为都市农业的主角。④ 花卉、花木和苗木类日渐凸显其存在感。1970年,花卉/苗木类种植面积为3620 hm2,约占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4%,面积占比在2000年时达到24%,2020年虽然降到16%,但种植面积总量排到第二位。⑤ 果树类的种植与管理难度和劳动强度不大,因此往往被选作农地待转型过渡期的替代方案。都市化前期,果树类种植面积与占比都不大,随着城市化开发压力的增大与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加剧,不少农户将耕地转换为果园,以减轻劳作负担的方式先留住农地待价而沽。果树类的种植面积在1960年为420 hm2,1985年增长到1545 hm2,之后缓慢下降,占比从1985年开始一直保持在15%左右。
随着城市化进程,蔬菜、果树、花卉与苗木逐步替换谷物、薯类、豆类而成为都市农业的主角,尤其蔬菜生产在都市农业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蔬菜种植以小规模、多品种轮作的形式,力争终年有菜可供,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收益。如东京都练马区生产的蔬菜主要品种多达30多种,大部分以直销的形式出售给当地住户、餐厅或学校,以品质抗衡来自大市场的竞争。
另一方面,蔬菜、果树、花卉为主的都市农业生产结构,有利于横向拓展与服务业、加工业结合实施业态的融创,如体验农园、观光农园以及农家餐厅等。蔬菜的绿、果与花的姹紫嫣红为城市增绿添彩,基于多功能性的业态融创促进人际社会交往[46⇓⇓-49]、修养身心[50⇓-52]、创建休闲与娱乐机会[10,53]、提振区域活力[54,55]、培育市民农业素养[56],从而融入都市区社会经济体系。

4.3 都市农业功能重心的迁移

农业经济活动以农产品产出（commodity output）为原生功能。伴随农业生产活动同时生成的非农产品（non-commodity output,NCO）,具有生境营造、宜居性打造、国土与食物安全、地域振兴、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重效益[57],即农业的多功能性。东京都产业劳动局把都市农业功能分为：① 生产功能、② 环境保护功能、③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④ 防灾功能、⑤ 景观生成功能、⑥ 休闲功能、⑦ 历史/文化传承功能、⑧ 康养福祉功能、⑨ 教育功能[58]。农业生产活动必然有②、③、④、⑤功能相伴,其余4项则是基于农业生产原生功能而拓展的文化性服务功能（图5）。
图5 都市农业的多元功能

Fig. 5 Multifunc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需要说明的是,“功能”为农业生态系统因生产活动的实施而具备的特性或能力,属于农业与生俱来的“内”因素。功能本身不随社会背景和文化的差异而发生变化,然而其开发利用则是根据社会需要的“外”因素进行的[59],功能定位随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发生转变[60]。日本都农关系的不同阶段,对应经济结构和社会需要的演进,都市农业的功能定位和开发利用有明显的改变（表2）。
表2 都市农业功能重心的变化与驱动机制

Tab. 2 Shift of functional focus on urban agriculture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s

都农关系发展阶段 功能开发利用程度 主要驱动力 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都农分离期 + + + + + + 城市扩张、人口剧增 农业弱势
都农共生期 + + + + + + + + + 城市化压力趋弱;生态环境意识高涨 农业模式多元、外部效益凸显
都农融合期 + + + + + + + + + 农业融入都市区社会经济体系 融入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创新利用

注：①~⑨对应图5所示功能;+、+、+标志着功能开发利用程度由浅至深。

在都农分离期,谷类作物向蔬菜类作物转换,轮作次数增加。农户通过开发观光农园、提高直销比例来拓展增收渠道,并主张农业的防灾功能,作为保住农地的权宜之计。生产绿地制度的设计与市民农园、老年人菜园等公益性利用方式的导入,凸显都市农业的外部效益。然而,在工业化主导的传统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下,对农业功能的关注和评价重心在于其农产品产出的经济效益,这也是造成都农关系中农业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都市农业的社会、环境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拓展。
在都农共生期,随着城市化减速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对都市农业多元功能的探索活跃起来。1999年颁布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表述了农业的生活、健康价值,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案中强调都市农业在粮食安全、高品质食物供给、减缓热岛效应[61]、防灾方面的功能。1995年阪神大地震引发的惨烈火灾②(②1995年1月17日发生于阪神-淡路一带,震中在淡路岛北部,震源深度16 km,震级为7.2级。这次地震引发了严重火灾,共发生285起火情,烧毁7483栋建筑,住宅密集的神户市东部海滨地带灾情尤为严重。),惊醒人们确保城市疏散空间的重要性,都市农田的防灾功能进一步得到关注。城市居民生活价值观的改变和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促使都市农业的景观、观光、体验、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市民参与和交流日益活跃。
进入都农融合期,以《都市农业振兴法》为标志,都市农业正式嵌入都市区社会经济体系。借助都市圈经济的优势,都市农业以更加多元的功能相融于城市“三生”体系,外部效益受到特别瞩目。景（绿地、农景）、气（氛围、新鲜空气）、神（农文化、乡土文化）、育（农业教育、食育）、护（防灾、生态）、赏（康养、旅游）等社会文化功能的挖掘和强化,赋予了都市农业存续的价值和意义,城市也因此获得生机而变得饱满,表明都农融合是健康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的未来导向。

5 日本都农关系历史变迁的制度解析

从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恢复至今的60多年间,日本的都农关系经历了分离、共生、融合的变迁历程,都市农业相应发生了农户结构、种植结构和功能结构上的明显改变。按照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这一系列变化实质上是制度变迁的表现和结果,只有抓住制度变迁这个“牛鼻子”,相关现象才可以得到合理深入的解析。
提纲挈领,制度变迁理论可以归纳为三方面：① 对新的收入流的追求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因。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新兴产业具有更多盈利机会。要使这种潜在的收入变成现实的收入并以合法的形式内化,就必须借助于包括法律变迁在内的制度变迁。盈利机会的更替,引发制度变迁的更替。② 通常认为,制度变迁可区分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前者是基础,体现经济性原则;后者是补充,借助于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具有公共品属性,适应面广。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此来加强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并刺激市场理性行为。③ 制度变迁最终取决于变迁的成本-收益关系,只有当变迁的收益足够大,变迁的成本下降到足够小,变迁才能实现。然而对这种成本-收益关系的认知和评判,具有社会文化属性,还受相对的市场和非市场力量的影响。
以上述观点来分析日本的都农关系变迁史,首先需要关注农户基于农地产权的主体性地位。在都市区化进程中,工业和农业在盈利机会、成本-收益关系上的差异程度,决定农户的行为选择。在工业化初、中期,农业的比较劣势日渐明显,农业人口和农地的流出势在必然。城市蔓延导致农地碎片化,加之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上扬,导致农户趋于规避以农业持久性为前提的投资建设行为。居民生活空间与农业生产空间的交织和渗透,对化肥、农药的使用以及农业器械噪声的管控要求越来越严格,甚至农业生产需要更多顾虑到附近居民的生活需求,需得到市民的理解与支持,进一步增加了都市区农业的经营成本。当然,由于市民对某些农产品需求刚性的存在,都市农业不会被挤压殆尽。当政府和全社会意识到都市农业强大的非农功能时,都市农户迎来了盈利机会,能够普遍构建合理的成本-收益关系,都市农业方才获得真正的生机,并走上转型升级的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经济结构的变迁分析表明,如果没有一个明智政府的积极促进,难有理性行为的发生,产权亦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任何经济增长都是不可能的。在日本的都农关系历史演进中,事实上政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系列相关政策、法令的颁布,充当了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或谓历史否决点）,制衡和协调了现实情境下各种要素和力量的博弈,引导并规定都农关系的走向（图6）。
图6 日本都市农业相关政策、制度变迁

注：根据参考文献[33]和[62]整理补充。

Fig. 6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related to urban agriculture in Japan

在工业高速发展期,为了鼓励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日本政府出台《城市规划法》《土地基本法》等压制农业,推动了农地流转和城市化建设加速。殆至过快城市化带来人口过密、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害加剧等“城市病”,严重影响到城市生态和市民生活质量之时,政府颁布《生产绿地法》《市民农园促进法》等,以之保护和支持都市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泡沫经济的崩溃造成城市化动能的衰减,绿色环境意识高涨,提升了城市对农业的需求,遂有《新生产绿地法》对都市农地的保护和《食品·农业·农村法》对都市农业多功能性的强化,体现出从“城市不要农地”到“城市需要农业”的制度跃迁。2015年以后,《都市农业振兴基本法》的推出,以及《都市规划法》《都市绿地法》等对都市农地的制度安排,推动了都市农业与城市经济生态体系的交融,促进了都市农业业态的创新,使得都市农业渐次成为都市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然,政府是由多个部门组成的,相应的政策和法令难免带有部门色彩。在日本都农关系的演进中,土地、规划、税制、农业管理等多部门均有制度性供给,总体上看,早期基于各自行为惯性（路径依赖）的牵制并不乏见,但在中后期,协同和合作激励性越来越强,呈现出良好的政府共识。
附带提及,日本1992年起算的生产绿地30年务农限期,到2022年正好期满,后续如何改变,也许是影响都农关系的又一重大事件,值得即时予以关注。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1）基于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日本在近70年的发展实践中,政策治理和学术研究两端均突出了对都农关系以及都市农业的认知与处理。显而易见,相较于城乡关系,都农关系将产业发展与空间安排融为一体,摆脱了空间二元的束缚,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操作性。毫无疑问,日本的这个经验值得引起重视和借鉴。
（2）以“已不是战后经济”的宣布（1956年）、新生产绿地法提出“应予以保护的城市农地”（1992年）、《都市农业振兴法》的出台（2015年）为关键节点,日本在都农关系处理上经历了都农分离、都农共生、都农融合3个阶段。从对立走向融合,是对政治、社会、经济等宏观趋势的积极顺应。
（3）经济高速发展,人口、产业快速集聚,大城市过快膨胀,是都农分离的结构性动因;泡沫经济崩溃,人口增速下滑,减弱了都市农业的压力,而对农业多元功能价值的认同,为都市中的农业存续争得了物理和社会心理空间,使得都农得以共生;人口减少社会的到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渗透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确立,促使都市农业的定位上升到生活城市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开启都农融合的高级阶段。
（4）作为都农关系的表征,日本的都市农业主动接受都市化的导引和塑造,在农户结构、种植结构和功能结构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而获得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能力。其中,依托都市圈经济的优势,农户经营规模有所回升的倾向,尤其值得关注。
（5）农地私有制度为日本都市农业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尤其是相关法令的形式内化,为都农关系优化调整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随着社会共识的加强,政府的制度供给跨越了部门藩篱,体现出极高的协同和合作水平。

6.2 启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长期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发展主线。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城镇居住人口占比达63.89%,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4.21%,表明“城市中国”时代的名至实归。与此同时,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如何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推动城乡深度融合,进而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各界关注的核心话题。农业要素与城市的融合,推动城市更健康、更宜居、更安全的高品质可持续生活空间的形成,都市农业也因城市活跃的经济文化活动的激发而得到活力,并通过模式创新适应与融入城市社会经济体系。这不仅是都市区城乡融合的体现,更通过对偏远区域的农业与农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支持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中日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且日本在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因此,日本都农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借鉴。囿于篇幅,在此简要提出如下相关建议：
第一,鉴于中国城市化已进入都市区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政府部门有必要引入“都农关系”概念,并以之作为关键词,引领相关领域的政策优化,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推动都农共生融合实践。“都农关系”将空间概念的“都”与产业概念的“农”置于一体,都农关系视角对于都市区中的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极具现实意义。都农关系蕴含“都”与“农”两栖共生的理想愿景。这一理想愿景的实现有赖于政府和全社会对农业多重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系列制度安排来制衡和协调各种要素和力量,赋予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与动力,并将之纳入城市体系。
第二,鉴于中国乡村类型丰富,乡村振兴需要分类实施,毗邻中心城市的乡村,尤其是改县（市）设区的地域,振兴战略应当按照都农融合的方向具化,从而更加高效地服务都市区发展,并创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第三,在稳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持续强化农户的主体性地位,积极推进合作社组织,有效加强村集体组织建设,为都农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微观制度基础。
第四,都市区规划应当突破城乡二元桎梏,下移重心,把都市农业及其多功能发展纳入规划体系。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避免部门化局限、割裂与冲突,提高制度协同效应。
第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农融合和都市农业发展体系,势在必然,势在必行。中国日趋鲜明的都市区化态势和高质量发展要求预示着都农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亟需建立和完善都农融合与都市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结合国情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学术界的主动探索和深入研究不可或缺。由于都农关系深受社会经济环境与自然条件的影响与制约,要对中国和日本在土地管理、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性有清晰的认识,结合国情和地区实际,根据空间的要素因地制宜地选择具体的路径和对策。对此,将作为今后的课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论述。

真诚感谢匿名专家在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提出的增加概念释义、突出和深入剖析都市农业功能演化的阶段特征与解构、强化政策启示以及行文思路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刘家强, 刘昌宇, 唐代盛. 新中国70年城市化演进逻辑、基本经验与改革路径. 经济学家, 2020, 1: 33-43.

[Liu Jiaqiang, Liu Cangyu, Tang Daisheng. The evolution logic, basic experience and reform path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Economist, 2020, 1: 33-43.] DOI: 10.16158/jcnki.51-1312/f.2020.01.004.

DOI

[2]
王德, 顾家焕, 晏龙旭. 上海都市区边界划分: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探索.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96-1909.

DOI

[Wang De, Gu Jiahuan, Yan Longxu. Delimiting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using mobile phone da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96-1909.] DOI: 10.11821/dlxb201810006.

DOI

[3]
青鹿四郎. 農業経済地理. 東京: 叢文閣, 1935: 463.

[Aoshika S. Agroeconomic Geography. Tokyo: Sobunkaku Publish House, 1935: 463.]

[4]
梅川勉. 都市問題と都市農業. 见: 南清彦, 梅川勉, 和田一雄. 現代都市農業論. 東京: 富民協会, 1978: 9-26.

[Umekawa T. Urban problems and urban agriculture. In: Minami K, Umekawa T, Wada K. Contemporary Urban Agriculture. Tokyo: Fuminkyokai, 1978: 9-26.]

[5]
橋本卓爾. 都市農業の理論と政策一農業のあるまちづくり序説. 京都: 法律文化社, 1995: 260.

[Hashimoto T. Theory and Policy of Urban Agri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Development with Agriculture. Kyoto: Horitsu Bunka Sha, 1995: 260.]

[6]
方志权, 吴方卫, 王威. 中国都市农业理论研究若干争议问题综述. 中国农学通报, 2008, 8: 521-525.

[Fang Zhiquan, Wu Fangwei, Wang Wei. A literature review of disputes and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urban agriculture theories.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08, 8: 521-525. ] DOI: CNKI:SUN:ZNTB.0.2008-08-113.

DOI

[7]
赵志军. 中国农业起源概述. 遗产与保护研究, 2019, 4(1): 1-7.

[Zhao Zhijun. Intro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Research on Heritages and Preservation, 2019, 4(1):1-7.] DOI: 10.3969/jissn.2096-0913.2019.01.001.

DOI

[8]
David T. Urban agriculture: Ideas and designs for the new food revolution. Vancouver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11: 48.

[9]
Richard W. The city is not an egg:Western urbanization in relation to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ure. In: Frederick R Steiner, George F Thompson. Nature and Cities. Cambridge, MA: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16: 32.

[10]
Willes M. The Gardens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

[11]
Ellen B. Beauty Redeemed. Basel: Birkhäuser, 2015: 22.

[12]
王萍. 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研究及其提供的思考. 浙江社会科学, 2015, (4): 56-62, 156-157.

[Wang Ping. On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5, (4): 56-62, 156-157.] DOI: 10.14167/j.zjss.2015.04.007.

DOI

[13]
Amponsah O, Vigre H, Schou T W, et al. The impact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field trials in creating awareness and stimulating compliance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farm-based multiple-barrier approach.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15, 17(4): 1059-1079. DOI: 10.1007/s10668-015-9686-2.

DOI

[14]
Azunre G A, Amponsah O, Peprah C, et al. A review of the role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sustainable city discourse. Cities, 2019, 93: 104-119. DOI: 10.1016/j.cities.2019.04.006.

DOI

[15]
Fisher E M, Fisher R M. Urban Real Estate. New York: Holt, 1954.

[16]
Wadumestrige D, Mohan G, Kensuke F. Promoting urban agriculture and it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 global review. Sustainability, 2021, 13(17): 1-22. DOI: 10.3390/su13179609.

DOI

[17]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倪文彦, 宋俊岭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308.

[Lewis M. 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 Translated by Ni Wenyan, Song Junling.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89: 308.]

[18]
埃比尼泽·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 金经元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Howard E.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Translated by Jin Jingy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19]
勒·柯布西耶. 光辉城市. 金秋野, 王又佳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102-107.

[Le Corbusier.La Ville Radieuse. Translated by Jin Qiuye, Wang Youjia.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1: 102-107.]

[20 Wright F L. The Disappearing City. New York: W. F. Payson, 1932: 17-20.

[20]
Wright F L. The Disappearing City. New York: W. F. Payson, 1932: 17-20.

[2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rban Agriculture: Food, Jobs and Sustainable Cities. Publication. Series for Habit at Ⅱ vol. 1. UNDP, 2006.

[22]
Mendes W, Balmer K, Kaether T, et al. Using land inventories to plan for urban agriculture: Experiences from Portland and Vancouv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8, 74: 435-449. DOI: 10.1080/01944360802354923.

DOI

[23]
Lovell S T. Multifunctional urban agriculture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pla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ustainability, 2010, 8: 2499-2522. DOI: 10.3390/su2082499.

DOI

[24]
Redwood M. Agriculture in Urban Planning: Generating Livelihoods and Food Security. London: Earthscan, 2009: 54.

[25]
陈振华.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 城市职能转变与空间规划策略思考. 城市规划, 2014, 38(4): 28-33.

[Chen Zhenhua. From production space to living space: Change of urban functions and corresponding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4): 28-33.] DOI: 10.11819/cpr20140406a.

DOI

[26]
Orsini F, Pennisi G, Michelon N, et al.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multifunctional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Global North: A review.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2020, 4: 1-27. DOI: 10.3389/fsufs.2020.562513.

DOI

[27]
Lawson L J. City Beautiful:A Century of Community Gardening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70-203.

[28]
France R L, Mouget L J A. Reading urban gardens and farms:Literature, layering and largesse. In: Frans R L. Integrated Urban Agriculture: Precedents, Practices, Prospects. Integrated Urban Agriculture:Precedents, New York: Libri Publishing, 2016: 15-34.

[29]
Graefe S, Buerkert A, Schlecht E. Trends and gaps in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urban and peri-urban agriculture. Nutrient Cycling in Agroecosystems, 2019, 3: 143-158. DOI: 10.1007/s10705-019-10018-z.

DOI

[30]
飯塚遼, 太田慧, 菊地俊夫. 都市住民との交流を基盤とする都市農業の存続・成長戦略: 東京都小平市の事例. 地学雑誌, 2019, 128(2): 171-187.

[Iizuka R, Ota K, Kikuchi T. Growth and sustaining strategies of urban agriculture based on interac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The case of Kodaira City, Tokyo Metropolis. Journal of Geography, 2019, 128(2): 171-187.] DOI: 10.5026/jgeography.128.171.

DOI

[31]
鷹取泰子. 東京近郊における都市農業の多機能性システム: 東京都練馬区西大泉地区を事例として. 地学雑誌, 2000, 109(3): 401-417.

[Takatori Y. The multi-functional system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suburbs of Tokyo: A case study in the Nishi-Ooizumi area of Nerima Ward, Tokyo.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0, 109(3): 401-417.] DOI: 10.5026/jgeography.109.3_401.

DOI

[32]
蔦谷栄一. 国土デザイン中の都市農業. 農林金融, 2006, 59(10): 33-45.

[Tsutaya E. Urban agriculture in land desig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Finance, 2006, 59(10): 33-45.]

[33]
安藤光義. 都市農家の行動原理の変容と都市農地の行方. 都市住宅学, 2018, 101: 28-32.

[Ando M. The change of the behavioral principle of urban farm household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of farmland in urbanization area. Urban Housing Sciences, 2018, 101: 28-32.] DOI: 10.11531/uhs.2018.101_28.

DOI

[34]
大西敏夫. 都市農業における経営展開の可能性とその条件. 農業と経済, 2018, 84(2): 35-44.

[Onishi T. Possibil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management in urban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and Economy, 2018, 84(2): 35-44.]

[35]
方志权. 日本大城市都市农业建设及对上海农业发展定位的启示. 科学发展, 2019, (7): 95-102.

[Fang Zhiquan. Urban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big cities of Jap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positioning of Shanghai'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2019, (7): 95-102.] DOI: 10.3969/j.issn.1674-6171.2019.07.012.

DOI

[36]
王岱, 蔺雪芹, 刘旭, 等. 北京市县域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动态分异与提升路径. 地理研究, 2014, 33(9): 1706-1715.

DOI

[Wang Dai, Lin Xueqin, Liu Xu, et al. Dynamical variation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urban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eijing at the county level.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9): 1706-1715.] DOI: 10.11821/dlyj201409011.

DOI

[37]
姜乖妮, 孙晓宇, 陈斯, 等. 基于都市农业视角的城市住区户外空间修补策略. 城市问题, 2020,(5): 48-52.

[Jiang Guaini, Sun Xiaoyu, Chen Si, et al. Strategies for repairing outdoor spaces in urban settlements based on an urban agriculture perspective. Urban Problems, 2020, (5): 48-52.] DOI: 10.13239/j.bjsshkxy.cswt.200506.

DOI

[38]
王晓静, 张玉坤, 张睿. 国外城市内部空间与都市农业的整合设计实践及思考.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34(2): 142-148.

[Wang Xiaojing, Zhang Yukun, Zhang Rui. Design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urban agriculture into urban internal space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inking.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9, 34(2): 142-148.] DOI: 10.22217/upi.2017.562.

DOI

[39]
贺丽洁, 方智果. 都市农业在绿色住区中的发展策略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3): 76-82.

[He Lijie, Fang Zhiguo.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about urban agriculture in green residential community.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7, 32(3): 76-82.] DOI: 10.22217/upi.2016.262.

DOI

[40]
高宁. 与农业共生的城市:农业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2-121.

[Gao Ning. The City in Symbiosis with Agricultur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grarian Urbani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92-121.]

[41]
黄姣, 马冰滢, 李双成. 农业多功能性与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 框架和案例分析. 地理研究, 2019, 38(7): 1791-1806.

DOI

[Huang Jiao, Ma Bingying, Li Shuangcheng.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land use manage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A framework and a case stud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7): 1791-1806.] DOI: 10.11821/dlyj020180074.

DOI

[42]
何俊志.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国外社会科学, 2002, (5): 25-33.

[He Junzhi. Structure,history and behavior: Analytical paradigm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Social Sciences Abroad, 2002, (5):25-33. ] DOI: CNKI:SUN:GWSH.0.2002-05-004.

DOI

[43]
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杭行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

[Douglass C N.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ranslated by Hang Xing. Shanghai: Gezh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3.]

[44]
中山久憲. 都市計画法制定から 50 年の振り返りと改正への提言: 都市計画業務実践の視点から. 現代社会研究, 2018, (4): 25-53.

[Nakayama H. A review of 50 years since The Urban Planning Act was legislated in 1968 and proposal for legal refor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in urban planning works. Kobe Gaku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tudies, 2018, (4): 25-53.] DOI: https://iss.ndl.go.jp/books/R100000002-I026396927-00.

DOI

[45]
方志权. 日本都市农业的特征、功能、问题以及对策. 中国农村经济, 1998, (3): 73-78.

[Fang Zhiquan.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Japan. Chinese Rural Economy, 1998, (3):73-78. ] DOI: CNKI:SUN:ZNJJ.0.1998-03-013.

DOI

[46]
Eizenberg E. Actually existing commons: Three moments of space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New York City. Antipode, 2012, 44: 764-782. DOI: 10.1111/j.1467-8330.2011.00892.x.

DOI

[47]
Firth C, Maye D, Pearson D. Developing “community” in community gardens. Local Environment, 2011, 16: 555-568. DOI: 10.1080/13549839.2011.586025.

DOI

[48]
Von H M. The Struggle for Eden:Community Gardens in New York City. Santa Barbara, CA: Bergin and Harvey, 2002: 85-98.

[49]
Ward N. The agricultural treadmill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 the postproductivist era. Sociologia Ruralis, 1993, 33(3/4): 348-364. DOI: 10.1111/j.1467-9523.1993.tb00969.x.

DOI

[50]
Armstrong D. A survey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upstate New York: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Health and Place, 2000, 6(4): 319-327. DOI: 10.1016/S1353-8292(00)00013-7.

DOI PMID

[51]
Masashi S, Daniel C, Yuichi Y, et al. Health benefits of urban allotment gardening: Improve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7, 14(1): 71. DOI: 10.3390/ijerph14010071.

DOI

[52]
Wood C J, Jules P, Murray G. A case-control study of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benefits of allotment gardening.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5, (3): e336. DOI: 10.1093/pubmed/fdv146.

DOI

[53]
魏后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农村让城市更向往: 2050年的中国城市化展望. 探索与争鸣, 2013, 11: 29-31.

[Wei Houkai. Better cities for better lives, better villages for better cities: China's urbanization vision in 2050.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3, 11: 29-31.] DOI: 10.3969/j.issn.1004-2229.2013.11.010.

DOI

[54]
Shinew K J, Glover T D, Parry D C. Leisure spaces as potential sites for interracial interaction: Community gardens in urban areas.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4, 36: 336-355. DOI: 10.1080/00222216.2004.11950027.

DOI

[55]
Tornaghi C. Critical geography of urban agricul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4, 38: 551-567. DOI: 10.1177/0309132513512542.

DOI

[56]
林琢也. 東京都稲城市における農家直売所の経営特性: 都市における「農」の役割を考える. 地域生活学研究, 2013, (4): 25-36.

[Takuya H. Characteristics of farm stand in Inagi City, Tokyo. Journal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ommunity Life, 2013, (4): 25-36.] DOI: 10.20845/jircl.04.0_25.

DOI

[57]
OECD. Multifunctionality: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

[58]
東京都産業労働局. 平成27年都市農業・農地が有する多面的機能の経済的評価に関する調査. https://www.sangyo-rodo.metro.tokyo.lg.jp/toukei/2015toshinougyou.pdf.html, 2022-01-23.

[Tokyo Industrial and Labour Bureau. Survey on the economic evaluation of the multi-functions of urban agriculture and farmland 2015. https://www.sangyo-rodo.metro.tokyo.lg.jp/toukei/2015toshinougyou.pdf.html, 2022-01-23.]

[59]
李根蟠. 从生命逻辑看农业生产和生态所衍生的功能. 中国农史, 2017, 36(3): 3-17.

[Li Genpan. Through life logic to see the evolved function from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logy.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17, 36(3): 3-17. ] DOI: CNKI:SUN:ZGNS.0.2017-03-001.

DOI

[60]
刘本城, 房艳刚. 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功能演变特征与地域模式. 地理科学, 2020, 40(10): 1720-1730.

DOI

[Liu Bencheng, Fang Yangang. Characteristics and territorial types of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 evolution in Mid-southern Liaoning Urban Agglomer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0): 1720-1730.] DOI: 10.13249/jcnki.sgs.2020.10.016.

DOI

[61]
竹下伸一, 堀野治彦, 中桐貴生. 都市農地がヒートアイランドにもたらす影響. 環境技術, 2006, 35(7): 502-506.

[Takeshita S, Horino H, Nakagiri T. Effect of farmlands in urban area on heat islan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2006, 35(7): 502-506.] DOI: 10.5956/jriet.35.502.

DOI

[62]
Kodama 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Farm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Workforce in the Urban Fringe of the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Tsukub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2017: 10.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