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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9: 2448 - 246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1056

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职能分异：基于中资企业海内外扩展的视角

  • 王逸飞 , 1, 2 ,
  • 张维阳 , 1, 3, 4, 5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 2.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商业与法律学院工商管理系,哥德堡 40530
  • 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 4.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 5.崇明生态研究院,上海 202162
张维阳（1989-）,男,山东济宁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网络与多中心发展。E-mail:

王逸飞（1996-）,女,山东济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1-11-08

  录用日期: 2022-05-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1-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901186)

上海市2020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重点项目(20692191400)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19CG2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8ECK009)

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WSGS2020004)

收起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c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dual circulation: Chinese companies' global expansion perspective

  • WANG Yifei , 1, 2 ,
  • ZHANG Weiyang , 1, 3, 4, 5
Expand
  • 1. School of Urban &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Gothenburg 40530, Sweden
  • 3.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4.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5. Institute of Eco-Chongming, Shanghai 2021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1-08

  Accepted date: 2022-05-12

  Online published: 2022-11-10

Fold

摘要

重要中资企业的海内外拓展布局,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循环流动,也赋予了作为空间载体的城市参与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双重角色和职能分工。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认清城市参与双循环的职能分异,对于科学评估城市融入双循环的能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从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和《财富》世界500强中资企业的全球组织网络出发,利用链锁模型映射了企业视角下中国城市的国内国际联系网络,解析了城市参与链接国内国际循环和担任中介节点的职能分异,并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建筑等四种行业解析了职能分异的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职能分异受行政等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其中,国家级产业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对外服务职能;区域级中心城市,则具有更强的对内服务职能。不同类别行业塑造的网络格局和城市职能分工具有明显差异。

关键词： 国内国际双循环; 职能分异; 城市网络; 中资企业; 全球扩展

本文引用格式

王逸飞 , 张维阳 . 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职能分异：基于中资企业海内外扩展的视角[J]. 地理研究, 2022 , 41(9) : 2448 -2464 . DOI: 10.11821/dlyj020211056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leading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s the circul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endows cities with the dual rol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ual circulation.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implies that China should "rely on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of domestic demand and innovation a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economy, and balance emphases on bot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elf-sufficiency". In this context, recognizing the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dual circu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Drawing on the organizational network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Forbes Global 2000 and Fortune Global 500 list in 2018, 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to map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ies of Chinese cities. In doing so, it uncovers cities′ different rol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as well as their intermediary functions in the dual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ir major business activities, we further divide companies into four sectors: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consumer service, manufacturing, as well as mining and construction. This allows us to examine the sect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ities′ functions. We find that, administrative ranking and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ese citie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dual circulations. Our results also suggest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level industrial centers have extensive global connections, and they are able to provide high-level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dustrial centers at a regional level, by contrast, have stronger domestic connections, providing lower-leve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surrounding areas. Besides, different sectors shape various network structures and city functions. In the network shaped by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cities with high administrative rankings are able to participate the dual circulation; for the general service sector, th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dual circulation is more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contrast, in the cas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larger number of cities are involved in the dual circulation process, with a more scattere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the min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cities with resource advantages can widely participate in the dual circulation.

Key word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ual circulation;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urban network; Chinese companies; global expansion

1 引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指的是为了应对新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由过去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转向重视畅通国内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其内涵是更好的联通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双循环”战略的直接体现是企业间和企业内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生产、销售等链条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衔接,而城市则是企业参与双循环的重要空间载体。具体来说,大型企业在国内多个城市间的网络化布局与协作,带动了包括资本、技术等在内的要素在国内的循环流动;与此同时,这些企业通过门户城市链接走出国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城际要素流动。例如,华为在中国境内31个省级行政区的大中城市均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通过密集的业务往来和市场覆盖,贡献了约65%的企业年收入;而在全球62个国家或地区亦设置了分支机构,构建起全球业务网络,贡献了约35%的企业年收入 ( 数据来源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0年度报告。)。因此,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通过洞察大型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网络化布局与业务往来,可以映射双循环的过程;通过分析城市在企业国内国际网络化扩展中的地位,可以据此表征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参与度。
国内国际循环并不割裂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城市作为双循环的空间载体,承担着联通国内城际要素流动网络和链接国际要素流动网络的双重角色和职能分工,只是程度存在差异。高等级的门户城市往往拥有更便利的外部连接性和高等级的服务供给,更多的承载着对外链接和帮助其他城市联系互通的中介枢纽职能;而中小城市则更多的承担着国内或区域网络的节点职能。例如,作为长三角和亚太地区的主要门户,上海除了是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外,还扮演着链接国家和国际城市系统和全球要素汇集的关键“枢纽”角色[1],是其他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市场的跳板;但它同时也是国内要素流动的主要节点。因此,分析企业海内外扩展网络的不同格局,可以明确城市的国内职能和全球职能间的组合关系,亦能够为提升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能力提供科学参考。
已有国内外研究对企业组织映射的城市网络和流动视角下的城市职能界定进行了系统分析。从城市网络研究来看,传统关注“属性”和“等级”的城市与区域研究逐渐向更关注“流动”和“联系”转向[2,3]。繁荣的城市网络研究涵盖不同的研究维度,包括交通和人口移动网络[4]、通讯与信息网络[5]、货物与商品运输网络[6]以及经济与金融流动网络[7]等,其中企业商务联系是主要且应用最广泛的视角,也是塑造城际体系和城市职能的主要动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理论[8,9]分别认为跨国公司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联通性是全球其他要素往来的主要依托,因此被作为判定世界/全球城市能级的核心要素。基于此,以“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为代表的城市网络研究流派,借助链锁模型,将企业组织网络映射为城际要素联系,拓展了城市网络研究的思路。类似地,Alderson等学者基于企业总部分支关系,利用“总部-分支”模型建构起全球城市网络,并分析了城市的职能和权力[10]。受GaWC研究启发,学者们开始从“城市-企业”二模网络出发映射“城市-城市”的一模联系网络,进而研究城际关系和城市地位[11,12]。虽然从企业布局信息映射城市网络并不能完全表征真实的城市联系,其方法可靠性和表征意义受到质疑,但仍被视为洞察城际商务联系的最有效方法。但过去全球尺度研究的实践较多关注高级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全球城际关系的塑造作用[3],忽视了制造业等其他行业和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在全球网络建构中的角色;而针对不同行业的城市网络分析能够反映不同经济活动影响下城际要素流动和循环的差异性[13]。
针对城市职能的研究是城市地理的传统议题。在克里斯泰勒的经典著作《Die Zentralen Orte in Süddeutschland》中就明确提出中心的职能除了包括满足中心居住群落的能力外,还应包括为周边区域提供商品、服务和工作的能力[14]。伴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通讯设施的发展,劳动分工的深化使得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超越了传统腹地,城市与区域内、国家内和全球其他地方有了密切的资源流动和要素往来。因此,单个城市的职能可分解为满足城市内部生产生活需求和为城市外部不同城市系统（城市群、国家城市体系、全球城市体系等）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节点职能[15];城市的职能分工体系也分别被理解为“层级-腹地”式的中心地模式和“网络化”的中心流模式[16]。然而,中心地和中心流并不相互冲突,Taylor认为中心地主要针对的是中心城市同腹地城市间的等级关系,强调的是城市的城镇性（Town-ness）,而中心流主要主张城际职能分工的互补协同,城际间具网络化关系,强调的是城市的城市性（City-ness）。因此,对于中国城市间国内要素联系和国际要素联系而言,是表现出传统的层级模式还是非层级的网络模式,以及两个尺度下有何区别有待深入探索。从实证研究来看,Taylor等对全球范围内中心城市与区域内外城市的相互关联进行研究,定量比较了城市在不同地理尺度下的职能分工[17]。类似地,Burger等则根据城市整体规模和服务不同尺度下功能联系的关系,厘清了区域形态职能和功能职能的关系[18]。从城市参与不同尺度下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认识城市的职能分工,拓展了从单一尺度来理解空间组织的研究维度,不仅有助于系统认识城市的职能分工模式,且有助于洞察不同尺度下“层级”和“网络”模式的具体体现。但已有研究仍多从区域[19]、国家[20]和全球尺度[21]对城市职能分工和城际网络联系进行研究,对不同空间尺度下的职能分工进行区分和比较的跨尺度研究仍相对匮乏。
基于此,研究通过中资企业海内外扩展的分析,解析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职能分异模式。其中,国内循环代指中国关境内（以下简称境内）循环,国际及港澳台循环代指中国境内城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及国外城市间的循环（下文简称国际循环）。本文首先依据2018年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和《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中资企业全球扩张信息,利用链锁模型映射了中国境内城市内部以及境内城市与境外城市间的要素流动格局,并据此测度城市分别参与国内和国际循环的职能水平,以及中介职能水平。同时,兼顾到行业异质性,本文对比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建筑、燃气供应等其他第二产业等四类行业所建构城际网络的差异,探讨各个城市在特定的子行业网络下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职能分异特征。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企业样本涵盖既有国内分支扩展又有全球布局的大型企业,因此遴选了2018年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和《财富》500强榜单中所有总部位于中国境内、在全球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有分支机构的企业共223家。不同行业类别的企业海内外扩张呈现不同的模式,如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多布局于高端资源集聚的全球城市,与以批发零售、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一般服务业布局呈现不同特征。制造业扩张主要选址集中于劳动力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庞大地区或科技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地区;采矿、建筑等行业的国内布局主要考虑原材料供给和消费市场等因素,而海外扩张形式则以对外承包工程为主,企业分支机构多设置在亚非拉地区的欠发达国家。因此,为了反映不同经济活动影响下城际要素流动和循环的差异性,研究根据企业主营业务的不同,将223家企业分为四种行业进行分析,包括以中国工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为代表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62家,以中国移动、腾讯、万科等为代表的一般服务业企业59家,以华为、美的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72家,以中石油、中国建筑集团等为代表的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等其它第二产业企业30家②(②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等其它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研究根据企业官网和上市公司年报等信息,逐个摸清企业空间拓展情况,记录总部分支的全球扩展信息。如表1所示,四类行业在企业数量、国有企业占比、分支机构数量和分布城市范围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表1 各行业视角下企业的全球扩展情况

Tab. 1 Overview of Chinese companies′ global expansion

行业类别 企业数量（家） 其中国有企业数量（家） 分支机构数量（个） 分布城市数量（个）
高级生产性服务业 62 56 1871 356
一般服务业 59 24 1075 239
制造业 72 42 1336 396
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等其它第二产业 30 29 533 219
总计 223 151 4815 667
参照GaWC建构城际联系的链锁模型,本研究根据城市所属企业分支机构的重要程度进行赋值。其中,企业总部所在城市赋值为5,区域总部所在地赋值为4,一般性分支机构所在地赋值为2。在此基础上,如果分支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少、业务处理需要转交给其他分支机构,则认为该机构规模较小,将所在地赋值调整为1。如果机构规模较大,负责处理业务的种类较多,并与其他分支机构具有纵向垂直管理关系,则将该机构所在城市赋值调整为3。如企业在某城市没有布局则将城市赋值为0。
城市样本则参考GaWC2018数据库的城市名单,在此基础上,根据中资企业的布局情况进行删减和补充。对于境内城市,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进行数据归并。最终得到667个的城市数据集,其中境内城市224个,港澳台和海外地区城市443个。

2.2 研究方法

（1）链锁网络模型。链锁网络模型由Taylor等提出[22],广泛应用在将企业内组织网络转换为城际联系网络的研究中。具体来说,城市 i和 j间的联系值 C i j由所有样本企业在两个城市共同设置机构的强度所决定,计算方法为：
C i j = ∑ a V a i × V a j
式中： V a i、 V a j分别代表企业 a在城市 i、 j所设机构的功能得分。
（2）城市职能测度。根据城际的联系强度,可测算出城市 i链接国内国际网络的总体职能（ G N C i）,以及城市分别链接国内、国际网络的单独职能（ D - G N C i, I - G N C i）。其中 G N C i等同于城市 i与其他所有城市的联系值加总,即：
G N C i = ∑ j C i j
D - G N C i等同于城市 i链接其他所有境内城市 m的联系值加总,即：
D - G N C i = ∑ m C i m
I - G N C i等同于城市 i链接其他所有境外城市 n的联系值加总,即：
I - G N C i = ∑ n C i n
图1展示了链锁模型建构的城际联系示意。如图所示,企业 a在北京、上海、纽约、悉尼的扩张塑造了分支机构所在城市间的城际联系。具体来看,北京-上海间的联系体现了北京、上海的对内服务职能,帮助城市链接国内循环;而企业的境外扩张所塑造的北京、上海与悉尼、纽约之间的联系则体现了城市的对外服务职能,使城市得以链接国际循环。类似地,企业 b在上海、深圳、纽约、悉尼、圣保罗的扩张则构建了上海-深圳的境内联系,以及上海、深圳与三个境外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贡献了上海和深圳链接国内和国际循环的职能。因此,上海参与国内循环的职能由上海-北京、上海-深圳间的城际联系所构建,而与纽约、悉尼、圣保罗之间的联系则构成了上海参与国际循环的职能。
图1 链锁模型示意

Fig. 1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此外,为了刻画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中转控制职能,本文对城市中介性进行了测度。链锁网络模型中,两个非直接相连城市之间的联系依赖于其他城市,这些中间城市对非直接相连城市之间的联系有着制约作用,因而承担着中介职能。与强调城市直接链接国内、国际网络的职能不同,中介职能反映的是城市帮助其他城市链接进双循环的能力（比如,济宁并不跟纽约产生直接联系,而是通过济南的连接同纽约产生间接联系）。城市中介职能的测度 C ( i )定义为其他城市之间联系的最短路径需要经过城市 i的概率,计算公式为：
C ( i ) = ∑ j ≠ i ≠ k g j k ( i ) / g j k
式中： g j k为城市 j、 k之间连接的最短网络路径数; g j k ( i )代表城市 j与 k的联系经过城市 i的最短网络路径数。作为国内和区域网络的节点,中小城市所拥有的企业分支机构数量较少、等级较低,与全球城市系统的联系多需要经由其他城市展开。

3 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职能分析

3.1 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总体特征

全行业中资企业塑造的城市网络相对密集,其中无权网络的网络密度为0.21,平均而言每个城市均与其他20%的城市产生关联。考虑到复杂城市网络可视化的杂乱性,图2通过提取骨干网的形式,仅展示了全行业视角下总联系值位居前10%的城市（即67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③(③为了避免复杂城市网络可视化的过度杂乱性,文章中所附图件通过提取骨干网的形式,均只对各个视角下联系值位居前列的城际联系网络进行了展示。全行业视角下,中资企业的海内外扩张将667个城市纳入了双循环格局。因此,图2展示的是全行业视角下,总体联系值位居前10%的城市（67个）组成的城市网络。在对细分行业进行讨论时,由于各行业视角下链接双循环的城市数量较少,仅展示总体联系值位居前10%的城市将不足以体现各行业视角下城市链接双循环的格局特征。因此,图4、图6、图8和图10选取的是各行业视角下总体联系值位居前15%的城市组成的国内外城际联系网络。为证实所提取骨干网的代表性,通过QAP相关性测试,各骨干网同整体网络的相关性均大于60%。)。如图2所示,北京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有广泛的对内对外联系;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在网络中地位也较为突出。境内城市的海外联系集中于亚太地区,与香港、新加坡、东京、曼谷等城市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城市经济发达、与境内城市在空间上较为临近,成为众多中资企业海外拓展的目的地,因而有着较高的联系值;此外,伦敦、纽约等世界城市吸引了众多中资企业设立分支,也具有较高的联系值。
图2 全行业视角下的国内外城际联系网络（仅展示联系值前10%的城市）

Fig. 2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city network (only cities with top 10% connectivities)

图3显示了中国城市对内对外联系和中介职能强度的测算结果。为了体现城市职能的相对强度,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图中所示的联系值为相对于各指标最大值的百分比。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联系值呈现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全国性集聚与地方性集聚并存的空间格局。联系值分布与中国整体经济格局较为一致,经济发达、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在参与国内国际循环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23]。一方面,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比达到67.7%,而大型国有企业往往分布在首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另一方面,企业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获取政策信息、寻求政府支持,因此更倾向于在高等级政府驻地集聚。从城市的对内服务值来看,北京、上海的服务值表现突出,第三位城市的服务值仅占首位北京的74%,凸显了对内服务网络的双核心结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北京、上海开展业务的企业分别占比达到67%和58%,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是其处于对内联系核心地位的直接原因。深圳、广州、成都、南京等其他主要节点城市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较高等级的商品和服务,扮演着区域中心城市的角色,具有较高的对内联系值。发达地区的边缘城市及内陆中心城市则联系值较低,且对内联系值远高于对外联系值,说明它们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较低、以链接国内循环为主。
图3 对内对外联系和中介职能强度前20位的城市

Fig. 3 Cities with top 20 domestic, international, and betweenness connectivities

相比于对内联系,对外联系值分布的极化现象更为突出,北京具有更高的首位度（其中,第二位城市上海的对外联系值仅为其65%）,链接国际循环的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虽然在经济规模、行政等级、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同上海差别不大,但北京借助其政治和决策控制中心的属性,汇聚了企业海外业务的重要监管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吸引了大量拥有海外业务的中资企业在此设立分支机构,以接近决策中心、获取非正式信息[7]。此外,样本企业中总部位于北京的大型国企往往也具有更完备的海外业务网络,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的对外服务职能。样本中,74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企业在境外设立了1218家分支机构,远高于上海（27家企业,215个分支机构）。对外联系值较高的城市中出现了以青岛、厦门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城市。当地龙头企业积极的海外拓展,塑造了这些城市较强的对外服务职能。例如,海尔集团在境外建立了上百家研发机构、生产园区和营销中心,分支机构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等,从而帮助总部城市青岛建立了广泛的境外联系。
与对内对外联系值的分布格局不同,中介中心值的测度显示,成都、兰州、贵阳等西部地区门户城市的中介职能更为突出。大型中资企业在向西部地区拓展时,往往在这些城市设立规模较大的分支机构,在负责处理地区业务的同时以此为支点进一步深入西部地区市场。例如,作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成都吸引了大量中资企业在此设立区域总部,负责统筹地区业务。区域总部能够对地区内其他城市低等级的分支机构形成直接管理,因此西部地区其他城市的对内对外联系多经由成都展开,赋予了其链接区域内外的枢纽角色和联通其他城市参与国际循环的中介职能。

3.2 各行业视角下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特征

3.2.1 高级生产性服务业

在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塑造的城市网络中,网络整体密度为0.09,平均而言每个城市均与其他约10%的城市产生关联。如图4所示,与全行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类似,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行政等级较高的中国城市在网络中地位突出,有广泛的对内对外联系。亚太地区是中资金融机构全球扩张的首要区域,表现为境内城市与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之间的高强度联系。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的纽约、伦敦、卢森堡也吸引了中资金融机构布局。
图4 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的国内外城际联系网络（仅展示联系值位居前15%的城市）

Fig. 4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city network based on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only cities with top 15% connectivities)

图5显示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职能的测度结果。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区域层级特征明显,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与普通地级市之间的职能分异显著,存在明显的“全国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普通城市”的等级体系。以对内联系值为例,拥有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中最高联系值的南京、宁波,其联系值仅为首位城市北京的73.90%、57.85%。作为金融监管中心的北京和致力于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是中国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承担着对内服务全国、对外链接世界的职能。南京、杭州等省会城市具有较高的行政等级和经济发展水平,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往往在此设立重要分支机构,因而其金融服务职能较为突出,承担着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职能。此外,这些城市所属地区的本地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发展水平较高,能够为本地和周边地区提供金融服务[24],因而相比于全国性金融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对内服务职能更为突出。普通地级市联系值较低,且以承担对内服务职能为主,对内联系值在总联系值中占比平均为85%左右。这些城市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分支等级较低、业务处理能力有限,且所属企业多在本区域内部开展业务活动,如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5],海外业务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图5 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对内对外联系和中介职能强度前20位的城市

Fig. 5 Cities with top 20 domestic, international, and betweenness connectivities based on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与全行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类似,在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塑造的网络中,以成都为代表的西部地区门户城市中介职能突出。一方面,西部地区门户城市数量较少,样本中大型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的扩张多经由成都、兰州等区域中心展开,从而赋予了它们作为地区门户城市的枢纽职能。另一方面,样本中成都银行、甘肃银行等金融企业的省内外扩展,在帮助四川省、甘肃省的普通地级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同时,强化了作为总部的成都、兰州的中介职能。相比之下,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门户城市数量较多,企业在区域内部的扩展路径较为多元化。受此影响,东部地区城市中介职能强度分布也较为平均。

3.2.2 一般服务业

一般服务业视角下,网络整体密度值为0.06,相比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网络结构较为松散。如图6所示,在一般服务业塑造的城市网络中,北京、上海具有核心地位,香港、新加坡、悉尼等亚太地区城市联系值地位突出。以消费者服务业为代表的一般服务业在运营中需要与客户保持紧密联系、适应当地市场的规则,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26]。而亚太地区城市与境内城市在地理上临近,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商业效率;同时华人华侨数量众多、文化相似,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了当地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27],因此吸引了众多一般服务业企业设立海外分支机构。
图6 一般服务业视角下的国内外城际联系网络（仅展示联系值位居前15%的城市）

Fig. 6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city network based on consumer service perspective
(only cities with top 15% connectivities)

如图7所示,在一般服务业企业塑造的城际联系网络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联系值突出,承担着对内为全国提供高等级服务、对外联通世界的职能。这些城市具备发达的基础设施、雄厚的经济实力、大量高素质人才、便利的贸易网络等,成为服务业企业的首选区位[28]。具体来看,上海在网络中具有最强的对内服务职能,北京则承担着更为突出的对外服务职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三大运营商积极参与海外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总部北京与亚非拉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建立起了国际联系,链接国际循环。相比之下,房地产企业集中的上海则具有更为突出的对内联系值,对内联系值在总联系值中的比例达到60.7%。此外,与前述行业不同,青岛、厦门、大连等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城市在网络中联系值排名较为靠前,高于西宁、银川、拉萨等西部地区省会城市。这说明一般服务业的扩张受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有限,而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更为紧密的关联。
图7 一般服务业视角下对内对外联系和中介职能强度前20位的城市

Fig. 7 Cities with top 20 domestic, international, and betweenness connectivities based on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y

与前述行业类似,一般服务业的空间拓展多采取“总部-区域总部-普通办事机构”的空间组织方式,区域总部往往承担着链接全国性产业中心和普通办事机构的中介职能。因此,与对内对外联系值测度结果不同,中介中心值的测度显示,乌鲁木齐、兰州等西部地区城市在网络中承担着重要的中介职能。

3.2.3 制造业

制造业视角下,网络密度值为0.1,与服务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相比,整体结构更为紧密。由于样本中制造业企业数量多、扩张方式多样,城际联系也更为广泛。如图8（见第2458页）所示,中资制造业企业视角下,中国城市的对外联系突出：联系值排名前10%的城市中,49.23%的城市位于境外。通过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和生产工厂,中资制造企业的全球扩张既建立了中国城市与洛杉矶、杜塞尔多夫等欧美发达地区城市的联系,同时强化了与新德里、雅加达等新兴市场城市之间的关联。
图8 制造业视角下的国内外城际联系网络（仅展示联系值位居前15%的城市）

Fig. 8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city network based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ly cities with top 15% connectivities)

与其他行业的扩张模式不同,在制造业企业构建的城市网络中,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的城市数量众多、空间分布更为分散。北京、上海、深圳是全国性的制造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经济发达、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基础雄厚,吸引了大量的制造业总部和研发机构,承担着对内服务全国、对外沟通世界的职能[29]。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创新能力较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具有参与双循环的整体优势;上海、深圳作为重要门户城市,承担着联通区域内外的枢纽作用。例如,总部位于珠三角城市群内佛山、惠州的美的、TCL等制造业企业均在深圳设立重要的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承担产品研发、对外联系方面的重要职能,从而帮助深圳建立起广泛的城际联系,链接国内国际循环。成都、武汉、沈阳等省会城市扮演着区域制造中心的角色。一方面,这些城市交通便利、生产性服务业较为发达,吸引了众多省内制造企业在此设立重要分支机构,处理对外业务。同时,布局全国的制造企业往往将这些城市作为重要的区域枢纽,使得它们拥有较高的对内联系值、更多地参与国内循环。发达地区的边缘城市及内陆地区城市在网络中联系值较低,以生产职能为主,仅拥有低等级的分支机构,因而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水平较弱。
与服务业的空间组织方式不同,制造业的扩张模式多表现为总部、研发机构与承担生产职能的普通地级市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与服务业相比,在制造业塑造的城市网络中,区域性产业中心的中介职能较弱,而聚集了大量总部和研发机构的全国性制造中心则成为了其他城市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的中介节点。如图9所示,制造业视角下,城市中介职能与对内、对外联系职能强度分布更为类似。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性制造业中心在广泛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的同时,也承担着帮助其他城市链接双循环的中介职能。
图9 制造业视角下对内对外联系和中介职能强度前20位的城市

Fig. 9 Cities with top 20 domestic, international, and betweenness connectivities based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3.2.4 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

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视角下,网络密度值为0.06,与其他行业相比,城市之间联系较弱。这类行业中企业运营方式以直接承包工程项目为主,设置的分支机构数量较少,因而境内城市之间的联系较为稀疏。而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格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与沿线国家展开业务合作,合作项目集中在工程建设、能源勘探与开采等行业[30,31]。这样的战略扩张帮助中国城市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建立起了联系。如图10所示,伊斯兰堡、莫斯科、阿拉木图等城市在网络中显示出了关键的节点作用。
图10 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仅展示联系值位居前15%的城市）

Fig. 10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city network based on mining, construction, and gas supply industry (only cities with top 15% connectivities)

与前述行业不同,在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建构的城市网络中,城市的对外联系值占总联系值的平均比例达到了79.06%,远高于对内联系值。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外援助,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走出去”战略和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先导性作用[32]。目前,中资企业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的重要力量,这一类行业视角下的节点城市因此承担着重要的对外服务职能。特别是众多大型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积极扩张,强化了总部北京的对外联系,赋予了北京在网络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如图11所示,联系值排名第二的成都,其对内、对外联系值仅占北京的50%左右。此外,这类企业的分支机构多设置在资源能源丰富的原料产地,或设置在省会城市负责区域内的业务统筹。因此,成都、西安等区域门户城市承担着联通区域内外业务的枢纽职能,扮演着区域中心的角色。普通地级市中,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的城市以资源丰富的矿产地为主,如煤炭资源丰富的抚顺、大同、长治等。
图11 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视角下对内对外联系和中介职能强度前20位的城市

Fig. 11 Cities with top 20 domestic, international, and betweenness connectivities based on mining, construction, and gas supply industry

中介中心性的测度证实了北京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与其他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相比,在采矿、建筑和燃气供应业企业塑造的城市网络中,北京的中介中心值首位度更高,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这一类企业总部在北京的高度集聚,赋予了北京帮助其他城市链接双循环的枢纽职能。总部位于其他省市的大型企业,也往往在北京设立重要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的中介职能。

4 结论与讨论

快速扩张的中资企业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参与塑造了中国城市对内对外联系的格局与过程。本研究从全行业主要跨国中资企业的全球组织网络出发,分析了中资企业全球扩张视角下的城市网络格局。在此基础上,将城际联系分解为国内和国际联系进行分析,刻画了中国城市参与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职能分工;并进一步结合不同行业对外扩张的属性特点,对各细分行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和职能分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资企业的全球扩展强化了中国城市内部以及外部联系,补充塑造了世界城市网络格局。此外,各个行业企业塑造的城市网络在整体结构与节点属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能力均受到行政等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在网络中地位最为突出,承担着对内提供高等级服务、对外广泛参与国际循环的职能。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承担着次一级的服务职能,能够联通区域内外、为其他城市提供较高等级的商品和服务。其余城市在网络中地位较为边缘,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水平有限。但对比来看,城市链接国内循环的职能与全国城市规模分布类似,更受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影响,不同类别城市广泛参与;而城市链接国际循环的职能极化现象突出,部分具有显著政治和资源优势的城市才具有明显的节点职能。这一结论也能从国家级产业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职能占优,而区域中心城市对内服务职能占优的现象看出。另外,北京对外服务的链接能力显著超过了上海、深圳等其他城市,也揭示了行政资源、金融等相关服务和监管机构集聚对城市链接国际循环的重要性。
城市参与双循环的网络格局与职能分工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网络的区域层级特征明显,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与普通地级市之间的联系值差距显著。一般服务业视角下,城市链接双循环的职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两类服务业视角也表现出一定共性：企业多采取“总部-区域总部-普通办事机构”的空间组织方式,凸显了区域中心城市在网络中的中介枢纽职能。与服务业的扩张模式不同,制造业视角下参与双循环的城市数量众多、空间分布分散;采矿建筑、燃气供应业视角下,北京的首位度明显,具有资源优势的城市能够广泛参与国内国际循环。不同于服务业的组织方式,第二产业的对外扩张更多表现在总部城市与分支机构间的直接联系,从而赋予了企业总部聚集的全国性产业中心更强的中介控制职能。
研究启发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职能的层级性同“中心流”理论强调的“非等级”存在明显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职能空间组织具有明显的行政属性,首都、省会和普通的地级市在参与国内外循环的基础条件和竞争优势上差异较大。因此,中国语境下“企业-城市”网络组织模式的层级性既体现了“中心地”模式的层级和腹地内涵,又兼具了“中心流”模式的网络特征,值得进一步理论化和深入分析。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科学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的重要战略部署。从空间发展来看,双循环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外部联系的拓展、内外空间的联通。认清中国城市链接双循环的职能分异,有助于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提升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能级水平。对于在双循环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应该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支持本地企业扩张,进一步提高利用国内国际资源的水平。服务业“总部-区域总部-普通办事机构”的空间组织方式彰显了区域中心城市在其空间组织网络中的重要地位。这启示在双循环体系中担任次一级中心的区域门户城市应发挥自身区位优势,鼓励本地企业向区域外扩张,并进一步吸引外来服务企业入驻,以此促进区域内外要素流动、提升在双循环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产业总部城市与分支机构间直接联系的组织模式则为在双循环体系中地位较为边缘的城市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思路。例如,对于制造业基础较为雄厚的城市,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条件,发挥产业基础、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优势,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优势企业入驻,提高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水平。
研究也尚存一些局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示。主要包括：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循环职能分异的塑造机制应通过严谨的计量检验和质性分析进行深入剖析;基于大型跨国企业的视角不能反映其他类型企业参与国内循环和海外扩展的模式,如温州、义乌企业的海外市场与全球布局具有特殊的模式,下一步研究应从不同类别企业参与双循环模式出发更全面的解析城市职能分异;大型企业内部扩展网络和企业间往来网络是解析双循环过程的两种维度,本研究只针对第一种维度进行了分析,未来需要通过企业间往来进一步刻画双循环过程和城市职能分异。此外,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参与建构的国内和国际循环存在潜在差异（比如北京和上海的位次等）,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和结果分析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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