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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11: 2963 - 297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0352

论文

国际水政治研究进展与政治地理学展望

  • 张文雅 , 1 ,
  • 刘晓凤 2 ,
  • 王雨 , 3
展开
  • 1.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香港999077
  • 2.香港大学地理系，香港 999077
  • 3.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深圳 518055
王雨（1984-），男，河南洛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和政治生态学。E-mail:

张文雅（1995-），女，海南海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和环境政治。E-mail:

收稿日期: 2020-04-27

  录用日期: 2022-08-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1-1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3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7YJCZH183)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A030313964)

收起

A review of transboundary hydropolitical research and a political geographical outlook

  • ZHANG Wenya , 1 ,
  • LIU Xiaofeng 2 ,
  • WANG Yu , 3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 3.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4-27

  Accepted date: 2022-08-15

  Online published: 2023-01-11

Fold

摘要

国际河流因涉及国家间的资源归属和主权事务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尽管国际水政治相关的权力和空间议题已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之一，但尚未在国内政治地理学者中得到充分关注。结合质性系统性综述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90—2020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235篇与CNKI数据库中158篇国际水政治文章进行回顾。结果表明，国际水政治研究呈现多学科介入的特点，中文研究侧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议题，英文研究则以政治地理学和政治生态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总体而言，在水冲突与合作、话语批判、水-社会关系三大研究主题下，既有研究不仅通过多元主体和话语建构回应“领域陷阱”的局限性，还从辩证和关系视角丰富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从而推进了国际水政治的研究议程。本文认为，政治地理学者可从空间、领域、尺度等角度进一步深化国际水政治研究，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地理学的理论和思考。

关键词： 国际河流; 水政治; 政治地理; 政治生态; 批判地缘政治; 研究进展

本文引用格式

张文雅 , 刘晓凤 , 王雨 . 国际水政治研究进展与政治地理学展望[J]. 地理研究, 2022 , 41(11) : 2963 -2978 . DOI: 10.11821/dlyj020200352

Abstract

Transboundary water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geopolitical issue because it is associated with states′ natural resources ownership and sovereignty. Although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the transboundary watersheds have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in Western academia, the research from domestic political geographers remains scant. To better capture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themes of transboundary hydropolitics, this study conducts qualitative systematic and bibliometrics-based literature reviews on 235 English articles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nd 158 Chinese articles from the CNKI database between 1990 and 2020. It shows that transboundary hydropolitics research is highly interdisciplinary. The English literature mainly covers geography,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logy, while Chinese studies primarily draw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paid the most attention to wate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s. Whereas such topics as "space", "territory", and "state" have gained popularity in English studies, Chinese article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water diplomacy and other issues of reality. Wate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s, critical and discursive analysis, and hydro-social relations jointly constitute three pillars of transboundary hydropolitics research. The research on the first topic evolved from a conflict-cooperation dualism to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interaction, highlighting the power asymmetries, actions and strategies among the countries. However, this line of inquiry is subject to the "territorial trap" due to its state-centricity and statist understanding of sovereignty. Against this backdrop, critical hydropolitics and securitization theory have examined multiscalar actors′ representative, discursive, and imaginative practices, which provides a more subtle and dynamic analysis of power relations. Moreover, the realist thinking of wate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research has given rise to the dichotomy of nature and society, which treats water as the object of interstate competition. Drawing on a dialectical and relational ontology of water, some political ecologists and political geographers investigated the hydro-social relations via the frameworks of the waterscape, hydro-social cycle, hydro-social territories, etc. This research assists in analyzing the spatial deployment of power and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ower and nature. We argue that political geographers may contribute to the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river by engaging in the discussion of space, territory, and scal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iver; hydr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ecology; critical geopolitics; research progress

1 引言

国际河流通常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共享，其跨越不同国家边界的自然特征赋予了跨境水强烈的政治属性。一方面，水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各国力图确保饮用水、工业和农业生产用水的稳定供应，并且河流本身所具备的航运、渔业、资源开采、水电开发价值往往是居民生计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1]；另一方面，一国的治水决策牵涉到其他流域国家的水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流域中各行动主体的跨境水博弈嵌入在复杂的经济政治结构中[2,3]。由于国际河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治理过程易引发国际关系紧张及潜在冲突，跨境水治理逐渐成为人们眼中“繁难的问题”（wicked problem），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4]。
水政治（hydropolitics）研究主要探讨以水为载体的复杂政治问题；国际水政治研究则通常以国际河流相关的主体、关系以及政治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权力、制度、话语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跨境水政治的格局特征和内在机理进行理论概括[5,6]。国际水政治是一个跨学科议题，研究者从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政治生态学等学科视角出发，探究水合作与冲突、跨境水治理、地缘政治和经济等问题。过去，政治地理学者主要关注国际河流所引发的领土与主权争端及权力斗争问题。近年来，随着地理学批判研究的发展，以批判地缘政治为代表的研究将注意力转移至话语、表征、想象和领域建构等议题。在此背景下，批判水政治研究蓬勃发展，出现批判水地理学（critical water geography）等研究流派[7]。国际河流所蕴含的尺度、空间、领域、关系、机制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中国拥有大小国际河流（湖泊）40余个，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亚洲水塔”青藏高原孕育了众多亚洲国际河流，进一步加剧了周边地缘环境的复杂性[8]。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国际合作机制涉及跨境流域内的政治关系、基础设施、水量分配、居民生计、社会组织等议题，对推动全球化进程至关重要。然而，国内政治地理学者针对国际水政治开展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仍相对有限。在国际水政治知识积累的总结上，杨珍华和赵自成，何大明等分别对中国跨境水资源问题研究以及全国国际河流的自然地理学研究进行了综述，但对世界范围内国际水政治文献的系统性回顾仍相对不足[9,10]。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质性系统性综述（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际水政治领域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回顾，旨在呈现国际水政治的研究图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研究问题：第一，国际水政治研究呈现何种特点和趋势?第二，国际水政治研究有哪些主要路径和主题?第三，政治地理学者如何介入并推动国际水政治研究?

2 文献概况

2.1 方法和数据

本研究结合质性系统性综述与文献计量学方法，回顾并分析国际水政治领域的中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Systematic Review）是一种通过明确、具体和可重复的步骤，检索、评估并整合某一主题所有研究结果的方法[11]。一般研究步骤包括提出研究问题，确定检索方案，以及筛选和分析结果。该方法有助于描绘研究的整体图景，以指引未来的研究。质性系统性综述作为系统性综述的一个分支，旨在整合或比较研究结果，并寻找这些研究共同的主题[12]。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与CNKI数据库，设置检索词为“国际（international）”“跨境（*boundary, territor*）”“水（water, hydro*）”“河流（river）”“政治（politic*）”“合作（cooperat*）”“冲突（conflict*）”“地理（geography）”“尺度”（scale）等，时间范围为1990—2020年。为降低主题检索带来的不确定性，研究将学科类别设定为地理学及相关学科。通过浏览检索结果的标题、摘要等信息，在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后，共得到235篇英文文章和158篇中文文章。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1对上述文章的主题和趋势进行分析[13]。

2.2 发表趋势

近三十年来，中外学界对国际水政治议题的关注呈现递增趋势，并且英文研究的数量整体上多于中文研究（见图1）。总体而言，国际水政治研究在英文世界起步更早，议题得到更充分的讨论，理论累积更为深厚。在文章的期刊分布上，发文数量最多的前五个中文刊物分别是《资源科学》（12篇），《世界经济与政治》（5篇），《自然资源学报》（5篇），《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5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3篇）。英文刊物则分别为Political Geography（25篇），Geoforum（25篇），Geography and Natural Resources（11篇），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10篇），Geographical Journal（10篇）。
图1 国际水政治研究论文发表趋势

Fig. 1 Chronological trends of literature on transboundary hydropolitics

2.3 关键词分布

国际河流所具备的复杂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特征使其成为一个跨学科议题。国际水政治研究因此呈现出多学科介入的特点，涉及地理学、政治生态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图2展示了中英文文章关键词分布的特征，其中包含研究视角和议题。在研究视角上，中文文献主要集中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英文文章则侧重地理学（geography）、地缘政治（geopolitics）、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研究。由于视角的不同，研究关注的议题也有所区别。中文文献主要以“国际河流”为中心，关注水资源国际合作与冲突、流域治理、气候变化等议题，偏重中国水外交，尤其是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研究。英文文献的议题相对多元化，以政治（politics）为中心，除与中文研究共同的关注点冲突（conflict）与合作（cooperation）外，国家（state）、边界（border）、空间（space）、私有化（privatization）等议题均得以探讨。
图2 中英文文章关键词

注：由于图幅所限，本文仅展示频次为3次以上的关键词。

Fig. 2 Keyword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 articles

2.4 关键词突现

本文通过关键词突现（Burst）呈现国际水政治研究热点的演变。表1展示了英文和中文关键词于不同阶段的出现情况。“强度”（strength）越高，表明该关键词在突现阶段内的影响力越大。其中，英文研究大致包含三个知识演化阶段。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水资源短缺所引发的国家间矛盾和冲突，聚焦于水战争的预测和预防，代表学者如格雷克（Peter Gleick）、沃尔夫（Aaron Wolf）等。从2001年到2010年代初，在全球化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思潮的熏陶下，水合作的成本收益分析及水资源商品化研究大量出现，代表学者如迪纳尔（Shlomi Dinar）、斯威格道（Erik Swyngedouw）、贝克（Karen Bakker）等。2011年以后，领域、国家、空间等议题得到充分探讨，关于国际河流的想象、话语、尺度分析蓬勃发展，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代表学者如荷西（Philip Hirsch）、林顿（Jamie Linton）等。中文研究则主要分为两大发展阶段：2010年以前，研究侧重于河流的资源属性，关注水资源分配、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议题，代表学者包括何大明、冯彦等。2010年以后，水资源的政治属性倍受重视。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欧盟《关于欧盟水外交的理事会决议》（Council Conclusions on EU Water Diplomacy）等机制背景下，研究者愈发关注国际河流在周边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代表学者如李志斐、郭延军等。
表1 国际水政治研究关键词热点演变

Tab. 1 Keyword burst of literature on transboundary hydropolitics

英文关键词 强度 起始年 结束年 中文关键词 强度 起始年 结束年
Middle East 1.84 1997 2002 开发 1.19 2003 2008
Ecosystem 1.62 2001 2006 保护 1.13 2008 2009
Policy 3.30 2009 2013 安全 1.11 2009 2010
Territorial 1.84 2011 2012 图们江 1.58 2012 2013
Geography 2.11 2013 2017 合作机制 1.28 2012 2014
Resource 2.96 2014 2016 流域治理 1.94 2014 2016
Politics 1.88 2014 2017 跨界河流 1.42 2016 2018
State 2.97 2016 2020 中亚 2.55 2017 2018
Impact 2.06 2018 2020 水外交 1.98 2017 2020
Space 2.44 2018 2020 全球治理 1.09 2018 2020

注：数据源于笔者整理。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首先，国际水政治研究在国际政治地理学界发展较为充分，而国内政治地理学对该话题探讨较少。其次，国际水政治研究呈现多学科介入的特点。中文研究侧重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英文研究则以政治地理学、政治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主要视角。最后，国际水合作与争端和流域治理是中英文研究共同关注的议题。英文研究的议题相对多元，领域、国家、空间等概念被深入探讨，理论积累更为丰富；而中文研究则以中国面临的水外交现实问题为导向，尚未与国际水政治研究形成理论对话和探讨。

3 国际水政治的三大研究主题

由于国际河流涉及复杂的主体、关系、制度，各学科研究者也因此关注国际水政治的不同面向。政治地理学者强调人地关系中的权力、尺度、领域、边界；国际关系学者侧重探究跨境河流对沿岸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影响，政治生态学者则着眼于河流所承载的自然与社会辩证关系[14]。在跨学科视野下，国际水政治逐渐形成了水冲突与合作、话语批判、以及水-社会关系等三大研究主题，后两者建立在对水冲突与合作研究不同程度的批判基础上，分别从超越“领域陷阱”和水的本体论角度扩充国际水政治研究（见图3）。
图3 国际水政治研究主题

Fig. 3 Research topics of transboundary hydropolitics

3.1 水冲突与合作

跨境河流事务与沿岸国家间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跨境水冲突与合作成为了中英文文献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国际水政治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15]。水冲突与合作研究由经典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主导，经历了冲突-合作二元论和冲突与合作共存两大发展阶段，主要包括水冲突、水合作、水互动系列理论及分析框架。

3.1.1 水冲突

水政治研究兴起阶段，水冲突与合作二元论占据主流，大量研究从经典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角度分析跨境水冲突的成因[16]。此视角下，资源稀缺性以及由物质资源、军事力量和上下游位置所构成的权力非对称性（power asymmetry）被认为是水冲突最重要的影响因素[17,18]。格雷迪奇（Nils Gleditsch）等指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共享同一条河流的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相对更高[17]。尤其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水资源供给减少和需求剧增所导致的资源枯竭，已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甚至可能引发水战争[18]。流域内的地缘政治格局亦会影响沿岸国家关系。洛维（Miriam Lowi）将国际关系的霸权稳定理论运用于跨境流域，指出上游霸权国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权力，还占据优势地理位置，因此流域内难以产生合作机制；反之，如果霸权处于下游且有强烈的水资源需求，则可能将水治理安排强加于其他弱势国家，导致不平等水条约的出现[19]。国家之间敌对的历史，恰当国际条约、法律以及执法机制的缺位，都可能增加对抗的可能性[20]。约旦河流域的区域性干旱、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领土争端、暴力对抗的历史、彼此的不信任以及发展需求的差异，使得两国之间的水战争一触即发[21]。此外，社会权力关系和治理过程可能进一步深化矛盾。印度河流域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摩擦表明，不断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和权力斗争可能带来持续的冲突[22]。概言之，水资源需求、自然地理要素、地缘权力关系、历史文化等条件均可能激化流域国家间的矛盾并引发水冲突。

3.1.2 水合作

在冲突与合作二元论发展后期，受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影响，研究注意力日益转移至水合作和流域治理，主要采用制度主义范式研究国际水政治问题。政治经济学者认为，人们对利益的理性计算支配着个体的行为选择，水权及水治理规则的界定是跨境水问题的核心，霸权或非对称权力反而不是最重要的[23]。无法清晰界定的产权，沿岸国家的“搭便车”行为，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跨境水冲突和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24,25]。各国基于水资源的共同利益能够促进彼此在水质、流域综合管理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合作[26]。
制度主义者围绕促进水合作的条件和路径，从利益分享（benefit-sharing）、综合水资源管理（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以及虚拟水（virtual water）等角度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第一，“利益分享”提倡将关注点从水量分配转移到河流利用的利益分享，主张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公平分配国际河流开发的环境、政治、经济效益，平衡各方的成本和收益，以流域国家的“正和博弈”取代“零和博弈”，从而减少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27⇓-29]。例如，学者通过计算“非零和博弈”下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利益，认为两国应合作推动水坝建设，并根据相对需求分配水坝的效益[30]。另外，利益分享的实现还涉及相关主体之间的谈判策略。谈判过程中，附带支付（side-payment）和议题联系（issue-linkage）策略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各主体履行承诺和责任的能力，推动谈判共识的达成[31,32]。前者是指通过补偿和激励，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后者指的是将不同议题进行捆绑，计算总成本和收益，或直接与其他目标比较，从而影响最终的谈判结果。不能忽视的是，利益分享原则可能遭遇执行上的阻碍，在具体项目中受到精英利益攫取、环境退化和弱势群体生计问题等影响[33]。第二，综合水资源管理旨在通过用水者、规划师、决策者等多主体的参与协同，解决水资源管理中的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难题，促进水、土地、能源等相关资源的协调发展，以期在不损害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和社会福利[34]。这一概念的核心要素包括：① 综合考虑水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用途；② 基于整体规划的跨部门水资源管理；③ 公众参与和善治[35]。而由于缺少清晰的定义和标准、象征性执行、部门利益无法调和等原因，研究者质疑这一方案在现实世界中的可操作性和效益性，并强调不同社会和政治情境中制度执行的重要性[36,37]。第三，“虚拟水”概念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回应了水合作。作为一种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方式，虚拟水贸易是指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水密集商品（例如咖啡、棉花、水稻等），从而把有限的国内水资源转移到更需要和更紧迫的地方，以缓解自身的水资源压力[38]。此举将国家从水资源自给自足的环境、经济和政治压力中解放出来，试图通过国际贸易，以虚拟水的形式实现水资源的再配置和优化利用，从而避免水冲突。但值得注意的是，虚拟水的贸易实践也会受到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39]。尤其在资源商品化、去管制化、财产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进程中，虚拟水贸易反而可能构建新型的不对等权力关系，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水资源掠夺的工具[40]。总体而言，在冲突与合作二元论发展的后期，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跨境水政治研究逐步转向水治理相关的制度和规则设计，围绕权利、成本和收益衍生出一系列推动水合作的研究成果。

3.1.3 水互动

针对水冲突与合作二元论，伦敦水研究小组（London Water Research Group）认为其忽视了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复杂内涵，合作与冲突实际上是共存而非对立的，于是引入跨境水互动（transboundary water interaction）概念以呈现水政治的动态过程与细微差别[41,42]。在此背景下，泽托恩（Mark Zeitoun）和华纳（Jeroen Warner）结合跨境水互动和权力理论，提出水霸权（Hydro-hegemony）分析框架[43]。具体而言，水霸权是指流域国家通过水资源攫取、整合与遏制等策略实现水资源控制的霸权，霸主可依据其意愿决定与流域内其他国家建立积极或消极的互动形式[43]。基于水霸主的政策选择，流域国家关系形成了从合作伙伴到单方统治的连续谱系，合作与对抗可能同时存在，超越了以往冲突-合作对立的语境。水霸权理论提出后，泽托恩等在国际环境研究SSCI期刊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INEA）发表了跨境水互动“三部曲”，不断补充和完善跨境水互动和水霸权分析框架，回应外界质疑以推动理论发展[44⇓-46]。其中第一部重申了冲突与合作共存的观点，指出跨境水互动的重点在于权力支配下国家间的互动[44]。萨利（Saleh Saleh）运用该框架评价尼罗河流域的权力关系，指出埃及一方面凭借与苏丹所签订历史条约的法律约束力，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战略重要性成为流域霸主，另一方面在地区合作倡议下，与苏丹共同投资建设水坝以加强对尼罗河水域的控制，两国之间呈现遏制与合作共存的关系[47]。尽管水霸权框架能较好地描述现实，但是有学者指出，霸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定的霸权秩序往往会受到各种反霸权策略的抵制，如下游的埃塞俄比亚对埃及水霸权的抗争过程表明，弱势的流域国家可能会挑战不平等的水政治格局，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水资源利益共享制度[48]。
作为回应，华纳等在2012年INEA水霸权专刊中探讨了边缘非霸权国家的应对策略[49]。尽管流域霸主权力和地位难以动摇，但非霸权主体可以通过建立约束性合作框架等方式推动水团结（hydro-solidarity）的实现，正如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间的国际公约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前者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水霸权，推动建立更公平民主的制度[50]。随着水霸权研究的深入，“三部曲”之第二部指出，即使非霸权国家在水互动中有时占据上风，但由于霸权主义背景下不公平的制度安排，非霸权国家在议程设置和资源动员方面能力有限，流域霸主则可借助软实力构建特定的合作形式，该分析从权力运作方式上丰富了水霸权理论[45]。第三部则探讨了更具体的反霸权策略，如通过愿景、话语、知识建构削弱霸权秩序的合法性，相应地，水霸主为巩固自身地位可能选择妥协或胁迫之间的各类方案，这些互动进一步推动新的权力格局出现[46]。总体而言，水互动理论超越了合作-冲突对立的视角，探讨了霸权与非霸权国家之间对抗与协作共存的关系，行动策略以及权力动态，推进了流域国家关系的理论发展。

3.2 话语批判

无论是水冲突、水合作还是水互动理论，都隐含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分析视角[51]。在此视角下，主权国家是塑造当代全球秩序的单一主体，研究多聚焦显性国家权力支配下的静态国际关系[52]。自20世纪90年代起，政治地理学者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假设进行反思。阿格纽（John Agnew）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落入了国家中心论的“领域陷阱”（territorial trap）[53]。弗隆（Kathryn Furlong）则指出，早期的跨境水研究把冲突等同于在流域内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展开的零和博弈[51]。鉴于此，批判水政治和安全化理论从话语、想象、表征等角度，超越并拓展了国家中心论和静态主权分析。

3.2.1 批判水政治

批判地缘政治学者主张探讨多元水治理主体及其复杂权力策略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49]。阿格纽和科布里奇（Stuart Corbridge）借鉴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霸权理论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生产思想，指出地缘政治霸权能够以意识形态形式影响并制约行动者的行为[54]。斯内登（Chris Sneddon）和福克斯（Coleen Fox）在批判地缘政治基础上，提出批判水政治（critical hydropolitics）的研究议题，主张关注跨境水制度安排中的话语变迁，国际流域中行动者的尺度建构，以及水资源控制的表征（representation）与实践[55]。以湄公河为例，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该区域的叙事和想象对水电开发等规划和改革有重要影响。决策者视乎其需要，可以使用地缘政治、发展论亦或生物物理环境等多种话语建构方式以推动自身的政治目标[56]。伴随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冷战后意识形态、战略部署、地区经济的变化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关于湄公河的话语建构层出不穷，从河流、流域、跨国经济区延申到非法流动场域，不同地缘政治想象背后隐含着变化的权力策略、政治议程以及相关主体期望的发展目标[57]。通过对地缘政治话语、叙事、想象的分析，批判水政治有助于揭示国家主权之外的隐性权力，刻画权力在多维空间上的复杂配置和实践。
除了繁复的权力形式，批判水政治还强调多元行动主体的角色和作用。伦敦水研究小组在2012年INEA水霸权专刊中承认了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水互动的重要性，以及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度不高的问题[49]。他们批判地继承了国际关系中的“两级博弈”（two-level game）概念，试图纠正国内和国际政治割裂的问题[58]。类似地，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水政治中的角色和作用也受到关注。例如在湄公河流域，柬埔寨的本土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借助抗议、游说、舆论营造等手段联合当地民众、反对党和国际力量，向地方政府施压，最终阻止了柴阿润水电站项目的建设；云南地方环保组织和政策企业家通过宣传、展览、游说等方式，推动改善水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家立法，侧面推进了国际流域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59,60]。总的来说，批判水政治大大延伸了国际水政治的研究范畴，从主体、尺度、权力机制等方面充实了学者们对跨境水治理模式和过程的认知。

3.2.2 安全化

同样建立在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批判基础上，哥本哈根学派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安全化理论。现实主义视角下，水治理问题往往被列入“低政治”问题[23]。而哥本哈根学派发现，传统的低政治问题可能与国家安全等“高政治”问题相联系[61]。根据安全化理论，水安全的“威胁”并不完全是一种客观存在或事实，而是由包括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在内的行动者通过“言语行为”建构的“知识”[62]。安全化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机制，能够推动国际河流问题进入国家安全议程，获取上级注意，进而影响跨境水治理。例如在恒河流域，印度政府利用其技术专长，借由安全化话语将该河流界定为危害两国领土安全的威胁，迫使尼泊尔政府签订了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63]。同时，安全化理论不再局限于流域国家物质资源和军事力量的较量，转而从更动态和机变的角度看待相关主体的行为。例如安全化理论中的“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策略，旨在将问题从安全议程转移到经济、文化等常规领域[64]，逐步缓解流域国家之间的对抗思维。例如中国在湄公河、雅鲁藏布江、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三个流域中分别使用了缓和言辞、提高透明度、加强合作制度化的去安全化策略，以达到平衡水资源需求以及维护周边环境的稳定的目的[65]。通过建立起“低政治”与“高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安全化理论能够分析水政治领域不同权力形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搭建起经典地缘政治和批判地缘政治间的桥梁，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学者对复杂权力运行机制的理解，从互动实践角度弥补了水霸权理论静态主权分析的不足。

3.3 水-社会关系

囿于国家中心论与静态主权视角，水冲突与合作研究往往将跨境水看作权力争夺的对象或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资源背景。而话语批判研究尽管极大丰富了对权力和行动主体的认知，但其本质上仍认为水是独立于政治和社会治理体系的自然要素。这些本体论思维忽视了水与社会权力之间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形成了自然与社会割裂的二元论[66,67]。在此背景下，政治生态学者着眼于水-社会关系，透过水景（waterscape）和水-社会领域（hydrosocial territories）等概念，从辩证和联系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国际水政治问题的阐释。

3.3.1 水景

水景（waterscape）是“water”和“landscape”的结合，斯威格道在其1999年发表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论文中提出，水景是对河流复杂权力特征的综合刻画，旨在探究自然-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水政治、水经济、水文化与水利工程、地理景观之间的相互塑造[68]。其他政治地理学者对此概念有相似但略有不同的解读。莫勒（Francois Molle）等将其定义为人与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体现，其互动包含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中人类对水的操纵[69]。巴兹（Jessica Budds）和希诺约萨（Leonith Hinojosa）认为水景探索的是水、权力和资本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汇聚并产生不均衡的社会生态安排，以及这种安排会对权力关系产生何种影响[70]。另有同源概念如水-社会循环（hydro-social cycle）提出，水不仅是“H2O”，而是物质和话语过程共同塑造的产物[71]。概言之，水景概念反对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强调水是权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社会权力关系与水之间存在复杂、连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72]。
水景视角下，围绕水的设施、组织、规则、文化等都是权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被改造的河流景观，新成立的流域机构，被建设或被废弃的水利设施等均属于权力的工具，能够改变原有的权力关系并产生实质性的地理形态变化。例如泽托恩等以约旦河上游水景为例，阐述了以色列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全国水上运输船的建造，稳步提升其实际利用和控制水流的能力，以及黎巴嫩如何在资金缺乏、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外国军队破坏的背景下失去水流控制权，这样的水景建构使得以色列能够加强领土边界的控制，并在与黎巴嫩的冲突中占据上风[73]。在中亚塔拉斯河的案例中，哈萨克斯坦不仅通过集中水利部门权力、阻止流域管理委员会的成立等策略限制了地方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和权力，而且通过谈判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比水协议规定更有利的水量分配，影响水利设施建设议程，侵蚀了对手吉尔吉斯斯坦的利益和需求[74]。基于河流与社会权力相互塑造、互为组成的本体论，水景视角超越以往自然与社会二元和割裂的思维。与河岸权等显性权力和话语权力相比，政治生态学对自然本身权力的关注进一步拓展了权力的复杂形式，充实了对水政治和水-社会关系的理解。

3.3.2 水-社会领域

水-社会领域是水-社会关系研究中理论丰富性和延展性较好的概念框架，出自2016年Water International期刊的水-社会领域专刊。此概念将水-社会关系置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下，关注权力-空间关系在水政治中的应用，探究多尺度网络中人类实践、水的流动、生态系统、水利设施、金融工具、行政和法律安排、文化体制和实践等要素相互定义、整合与动员的过程[75]。水-社会领域概念框架包含四大分析维度：多元尺度、多维空间、关系网络和领域建构，分别对应了领域的四大基本属性[66,76]。
第一，水-社会领域涵盖从地方、国家、区域到国际尺度的参与主体。土耳其伊利苏大坝修建过程中，本土社区的利益被土耳其政府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发展叙事所边缘化，直到欧洲银行和公司进入，方才驱使政府编制水坝环境影响评估和移民安置计划，并构建了预示“文明”“繁荣”“进步”的水-社会领域，改变该地区原本“粗犷”“贫困”“落后”的境况[77]。第二，该框架融合了物质、制度和想象空间。例如，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通过官方和大众传播媒介，从水资源、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角度构建了关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多边主义、经济合作、社会融合的水-社会想象，这些水-社会想象成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领域化建构的基础，以期达到改善澜湄合作治理的目的[78]。第三，领域关系网络涉及非国家行为体等多元主体。萨尔温江干流水电站项目中，缅甸联邦政府，泰国政府，地方、国家和跨国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成员构成了复杂而庞大的行动者网络。其中泰国发电企业通过水利技术管理等方法将现代化本体论自然化（naturalize），同时将其他本体论边缘化，以增强水坝建设的合法性[79]。第四，该框架剖析了水-社会领域的竞争性建构。国际虚拟水贸易中，跨国机构的水出口生产活动与规则制定创造了新的水-社会领域，忽视或排斥了当地的价值观和知识。此举导致水资源过度开采和污染并引发本土社区的抗议，地方农户力图夺回水土控制权，重塑领域中的权力关系[80]。吸纳与排斥、主流与边缘、控制与抗争共存于同一个领域中，水-社会领域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权力斗争与更迭的过程。水-社会领域框架从尺度、空间、主体和机制等角度刻绘了权力在空间中的流动和运作，进一步从空间-权力关系的角度完善了学者们对水-社会关系的探索。

4 总结与展望

基于对过去三十年国际水政治中外研究的系统性回顾与计量分析，本文发现，英文研究起步较早且研究议题愈发多元化，国家、领域、话语研究竞相发展。而中文研究虽起步较晚，但也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视野下就中国水外交的现实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总体而言，水冲突与合作、话语批判和水-社会关系构成了国际水政治三大研究主题。其一，水冲突与合作研究从探讨河岸位置、经济军事力量、历史地理等要素对冲突的影响，过渡到从利益分享、水资源综合管理和虚拟水等角度提出合作方案，再到动态水互动关系的细致呈现，实现了从冲突-合作二元论到冲突与合作共存论的演变。其二，针对水冲突与合作研究中国家中心主义和静态主权分析面临的“领域陷阱”，批判地缘政治学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从批判水政治和安全化理论出发，探究国际流域中不同行动主体的地缘政治话语、想象、叙事，从权力复杂性和主体多元性的维度拓展了国际水政治研究的范畴。其三，针对将水视为各国争夺的对象或国际冲突背景的自然-社会二元论，政治生态学者从水的本体论出发，从水-社会关系视角批判了既有国际水政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自然与社会割裂思维，并对水的本体论进行重新阐释。在政治生态学视角下，水不仅是权力关系的反映，也是权力运行的工具，是权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水与社会之间辩证性和联系性的分析，拓展了对国际水政治问题的阐释。
综上，国际水政治研究既在融合多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也随着全球治理的“低政治”转向而衍生出更多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问题。中国政治地理学者在国际水政治领域仍有极大的潜力和空间做出更多的贡献。基于此，结合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本文认为未来国际水政治研究可从空间、领域和尺度视角展开，以国际河流为载体，开展制度和表征空间、水-社会领域以及尺度重构等研究，为国际河流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和思考。
（1）国际河流的多维空间研究。从空间构成上，随着中国国际河流事务逐渐被纳入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的版图，协调上下游国家关系需要更深入地探究流域空间中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系、制度安排。河流的实体空间、制度空间和表征空间相互融合并彼此作用，形成水的流动、水治理政策和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66]。除了具有实体边界的物理空间，由协议、规则、政策所确定的制度空间以及由话语、知识、想象所构造的表征空间亦为权力运行的载体，均需要进行实证考察和分析，为水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从空间机制上，中国是亚洲主要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意味着国家的水决策将牵涉到流域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水安全。在面临激烈外部竞争的背景下，国家治理手段和技术随之发生转变，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软实力愈发成为国家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相应地，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在阐明空间结构，治理技术与合法性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为流域主体改善政策环境，获取公众支持以实现治理目标提供了思路[81]。在此过程中，流域空间内权力和资本流动所塑造的新的社会空间形态，反过来亦能巩固抑或重构原有的权力关系。因此，开展多维空间的重叠、交互与竞争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际流域治理空间构成和权力动态的理解。
（2）领域性和领域化在水政治研究中的深化和拓展。政治地理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对于领域概念的理解不断深化，从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批判发展到水政治本体论的反思。前者主要以批判水政治为代表，以“领域陷阱”为出发点对国家中心主义和静态主权分析进行批判反思[51,53]。但在此阶段，“水”依然被视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和冲突的背景，人们对水的本体性认识并未发生改变。而在反思“水”本体性的争论中，政治地理学者引入政治生态学视角，批判自然-社会对立的二元论，水-社会领域的概念由此被引入国际水政治研究当中。此时，“水”不仅是权力关系的反映，而是权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工具[67]。在跨境流域水治理的语境下，水的权力工具属性可以体现在权力主体通过水利设施建设实现区域关系的再建构，通过设立治水机构达到权力关系的再组织，以及通过生产水知识完成资源的再分配。如此持续、竞争性的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推动了流域生态与社会关系的演化。换言之，水-社会领域化不仅包含对水资源获取（access to water）的影响，而是对人口、产业、空间规划等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是一种对水-社会关系整体的重塑。因此，未来国际水政治研究可以纳入国际流域内各级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组成的国际河流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关注跨境水设施、规则、文化、经济活动及其组成的水-社会循环过程和水景。从水-社会领域视角出发分析国际水政治，能够极大地拓宽权力分析的维度，有利于解析水治理过程中对不同主体的吸纳和排斥、主流化与边缘化等现象，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权力-空间关系及其地理效应，并为恰当处理国际流域的自然与社会关系提供参考。
（3）国际河流治理的尺度政治考察。跨境水治理不仅涉及国家、区域尺度，同时在地方、社区尺度也会产生影响。一方面，由于尺度的流动性，水治理过程可能发生尺度跳跃。在流域管理上，国际水治理规范、国家水资源管理制度与地方知识同时产生效力[82]。此过程中，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碰撞，催生了权力下放等新治理模式，造成社区对水资源的控制增强，进而影响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生态关系[83⇓-85]。此外，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交互所形成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过程中，国家制度和经济结构既可以尺度上推至超国家和全球尺度，向上融入“全球化”进程，作用于上下游的流量分配、生态系统、体制机制；也能够尺度下推至地区甚至个体尺度，通过“本土化”影响人民生计、社会文化、经济发展，进而重塑多尺度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原有的社会权力关系[86]。另一方面，尺度重构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和策略，能够为政治主体所用，以塑造特定的权力关系[87]。流域治理机构的设立、话语框架和地缘政治想象的构建、地理知识的生产等尺度重构手段在国际河流事务中被广泛运用，带来权力关系和地理形态在空间中的重新配置[88]。由于国际河流治理不可避免地嵌入在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结构中，治理过程可能面临中央-地方与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张力甚至阻碍。未来研究可融合全球、国家、地方等多尺度视角，考察国际河流治理的尺度交互及其效应。通过探究尺度的流动与耦合，尺度政治能够从尺度跳跃、尺度重构策略等方面剖析国际水政治的权力结构，从而为更好地协调国际关系、央地关系、政社关系等奠定理论基础。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整体结构布局、理论梳理、观点论证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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