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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42 >Issue 1: 1 - 1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20006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

  • 杨宇 , 1, 2, 3 ,
  • 任亚文 1, 2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2.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广州 510070
  • 3.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杨宇（1984-），山东威海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能源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01-06

  录用日期: 2022-06-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1-3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22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18)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2018069)

收起

The structure and bound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network: A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rade

  • YANG Yu , 1, 2, 3 ,
  • REN Yawen 1, 2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Institute of Strategy Research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510070, 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06

  Accepted date: 2022-06-30

  Online published: 2023-01-31

Fold

摘要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能源利益主体间围绕多元能源议题而构建的关系网络。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各能源组织的架构、功能、绩效以及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占据了主要内容，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结构以及内部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认为，能源组织与实际贸易存在交互关系，将二者相结合来进一步呈现和解释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收集主要能源组织的属性数据与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数据，将国家间在能源治理组织的常态化合作关系与实际发生的能源贸易关系作为分析基础;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探析其基本结构以及出现的“边界重构”现象。研究发现：① 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两种网络对比中，美国与俄罗斯均占据主导地位。② 中国已经成为能源贸易大国，但在全球能源组织合作中不具优势，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之间缺乏正式的治理合作。③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被划分为欧盟以及亚太-北美“社区”，其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口国（东盟与中东）则相对“边缘”。④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边界重构集中表现为能源治理全球化与区域化并存下的“尺度嵌套”关系，这与已有研究中对“碎片化”或“统一化”的判断存在显著差异;全球化表现为全球性治理平台通过建立和强化“生产-消费”主体间的对话来打破固有的利益边界，而区域化则反映了主要区域已经形成了内部相互依赖的治理集团。通过该研究，能够进一步明晰现有常规能源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内部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为未来进一步探索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 全球能源治理; 能源组织; 能源贸易; 能源网络; 边界重构

本文引用格式

杨宇 , 任亚文 .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J]. 地理研究, 2023 , 42(1) : 1 -16 . DOI: 10.11821/dlyj020220006

Abstract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shaping energy discourse, and its essence is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among energy stakeholders around diversified energy issues.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structure, functions, performance, and complex impacts of various energy organizations have dominated, while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internal relationships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have not been further explored.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organizations and actual trad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two relationships to further present and explai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tructure. This study u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in energy organizations and energy trade to construct a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network and to explore its basic structure and its trend of "boundary reconstru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ergy organization networks and energy trade networks, with the US and Russia dominating both networks. (2)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energy trading nation but is weak in the global energy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system and lacks form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with traditional energy interests. (3)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has a typical "Core-Fringe" structure and is divided into the EU, Asia-Pacific and North America, with OECD countries occupying the core and net energy exporters (ASEAN and the Middle East) on the periphery. (4) The "boundary reconstruction" focuses on the "nested scales" in the coexist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energy governance. This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fragmentation" or "unification" that has been judged in studies. Globalization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breaks the inherent boundarie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main bodi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hile regionalization reflects that the main regions have formed internal interdependent groups. This study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jor countries withi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vide idea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energy organizations; energy trade; energy network; border reconfiguration

1 引言

全球能源治理被定义为“对能源资源进行管理和配置以及提供能源服务所进行的国际集体努力”，是在应对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全球性能源问题时而采取的国际层面的集体行动，且集中表现为不同国家出于共同的能源利益诉求而建立集体话语权的行为[1⇓-3]。全球能源治理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治理内容和目标逐渐丰富、治理主体更加多元三个方面。伴随能源消费结构日趋多元化，全球能源治理的内容也从历史上围绕石油供需安全的国家间博弈逐步演化为当代以气候变化为载体展开系统性的话语权争夺，这其中包括了贸易、投资、价格、技术以及普遍存在的能源贫困问题，主要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也已经从生存空间上升为发展空间;同时，在这种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主体也不仅仅局限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构建起来的传统利益同盟，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已经占据越来越高的能源消费比重，在全球能源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现有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空间的根本诉求，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之间的能源权益在现行框架下难以协调。全球能源治理的基本架构是由不同的能源权益主体所构成，即不同类型和功能导向的跨国能源组织以及含有能源议题的经济合作组织，生产国、消费国、中转国之间所形成的利益同盟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立场的一致性，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并且对能源权力分配具有深刻影响[4]。
当前关于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研究总体上以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并在三个基本问题上展开争论，分别是现有治理架构的可持续性、新兴经济体对于现有秩序的冲击以及治理“碎片化”或“统一化”的路径选择[5⇓⇓-8]。首先，现有组织机构是否有能力持续作为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主体?部分研究聚焦国际能源署（IEA）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两大组织的优劣性进行阐述，一方面强调其在全球能源利益平衡体系中的价值地位，另一方面也抨击其僵化的治理机制。IEA和OPEC被视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底层架构[9⇓-11]，但在面对来自新兴国家能源治理话语权的持续诉求时，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利益边界”无法适应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尤其是一直以来OPEC被持续质疑其操控全球石油价格并试图控制石油供需市场预期，其组织改革及体系重构愈发迫切[12⇓⇓-15]。而联合国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平台和约束性机制难以落地也使得其能源治理体系（UN-Energy）并不具有现实价值[16]，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能源利益协调功能。其次，新兴工业国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推动现有治理体系的变革?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仅占据了当前全球能源消费市场的主导地位[17⇓-19]，而且在逐渐塑造全新的话语体系。特别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起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共建行动，计划通过超大规模智能电网建设推进全球清洁能源共享，并积极倡议建立新的全球能源治理秩序[20]。同时，东盟能源中心（ACE）、拉美能源合作组织（OLADE）、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SEC）以及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区域性治理组织的相继建立均为能源治理多边机制下的常态化互动提供了弹性空间[5]。然而，这种复杂的治理组织格局又进一步凸显全球能源治理的“碎片化”问题;不同国家总是会通过不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利益合作关系，并形成了不断叠加、相互渗透的复杂网络[5]，既得利益者与新挑战者之间的争端持续发生，这极大增加了能源治理的成本。此外，能源组织叠加及其“碎片化”格局是否有利于全球能源治理?相关学者呼吁建立具有统一协调功能的“世界能源政府”来取代现有格局，并认为二十国集团（G20）由于兼顾了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平衡以及具有潜在的高效率决策机制，可以改造为全球能源治理的“统一”性组织[21⇓-23]。然而，这种过度追求统一性的意识形态被批判为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的延续，对于新兴国家推动能源权力扩散所形成的多极化格局表现出显著的排斥性;并且进一步强调全球能源治理区域化的合理性[1]。总的来说，当前对于全球能源关系网络框架下的整体治理格局及其相互关系还缺少研究。所以，明晰全球能源治理的总体结构、识别国家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进一步解释“碎片化”格局形成的基本动力十分必要。
基于对过往研究的总结可以判断：不同国家通过参与不同的能源治理组织来强化自身的能源权益保障基础，并在不同的能源治理组织之间形成动态的竞合关系。所以就结构而言，全球能源治理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关系网络”[24,25]。在全球化时代，能源要素以多种形态在全球流动不断塑造着国际能源秩序，跨国能源贸易是其中最为基础和直观也是最为主要的流动形式;能源生产国、消费国以及中转国都寄希望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各自利益的扩张，这进一步强化了贸易在全球能源治理范畴中的关键作用。相关研究通过构建国家间贸易矩阵揭示了全球能源贸易的复杂网络结构，且呈现出“核心-边缘”的总体格局[26⇓-28]。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进一步的思考：贸易关系是国家间能源竞合关系的现实基础，全球能源治理既以能源治理组织为主体，又不能脱离贸易市场基础，那么将贸易关系与组织参与关系进行整合能否刻画全球能源治理的格局?同时，在网络化的结构中，不同国家又处于怎样的地位?鉴于此，本文将探索综合能源组织和能源贸易视角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识别总体结构及国家节点在治理网络中的地位差异;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对比历史时期的全球能源治理结构与现有结构之间的差异。这一研究有助于摆脱依靠地缘政治的定性解释框架来分析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石油和天然气仍是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的主体要素，所以构建全球油气能源治理网络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构建

2.1 构建基础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本质上是组织合作和贸易供需两种关系体系中国家间关系的集合。该网络存在的基本依据有三：① 在行为尺度上，全球能源治理是一种为了解决全球性能源问题的集体行为，集体行为决定了合作关系必然存在;② 在对象维度上，全球能源治理的对象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构成的全球性的能源市场，能源市场必然存在消费与生产之间的供需关系，这种供需关系在已有研究中已经被总结为能源贸易网络、企业并购网络、能源投资网络等[29⇓⇓⇓⇓⇓⇓-36];③ 在主体维度上，全球能源治理的利益主体是跨国能源组织以及多种政治经济合作组织，利益主体本身具有“关系集合”的属性;既包括单一组织中的国家间关系，也包括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综上，全球能源治理应该被定义为“多种关系”的综合体，即具有多种关系交叉和嵌套的网络属性。而抽象的组织合作关系和真实的供需关系分别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内核与发生基础。由此，本文认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需要通过国家间的组织合作网络和能源贸易网络予以表达。所以在网络的具体层次上，国家参与能源治理组织的“共现”关系建立并存续的基础是实际发生的能源供需关系，即跨国能源贸易。不同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并提高能源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仅局限于两个能源行为体之间的对抗或者合作关系，而是多个行为体之间不对称的关系集合[8]。所以，有关系才有权力，话语权存在于这种关系网络之中。

2.2 数据来源

2.2.1 治理组织数据

在参考文本信息和相关学术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其组织的成立年限、能源议题针对性以及实际制度约束性筛选出13个将能源议题作为重要治理内容的国际合作组织（表1）。同时，考虑到新能源治理并不是简单的产销关系，所以重点选择以油气治理为主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研究样本，以新能源为重点的治理组织不在本研究范畴内。
表1 主要能源合作组织

Tab. 1 Major energ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正式名称 简称 成员数 成立年份 秘书处/总部所在地 数据源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15 1960 维也纳 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about_us/25.htm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 BLADE 28 1973 奎托 https://www.olade.org/paises-miembros/
国际能源署 IEA 30 1974 巴黎 https://www.iea.org/countries
七国集团 G7 7 1975 - http://www.g7.utoronto.ca/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19 1989 新加坡 https://www.apec.org/About-Us/About-APEC/Member-Economies
国际能源论坛 IEF 70 1991 利雅得 https://www.ief.org/about/member-countries
能源宪章 EC 55 1991 布鲁塞尔 https://www.energycharter.org/who-we-are/members-observers/
欧洲联盟 EU 28 1993 布鲁塞尔 https://european-union.europa.eu/principles-countries-history/country-profiles_en
东盟能源中心 ACE 10 1999 雅加达 https://asean.org/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 BSEC 11 1999 伊斯坦布尔 http://www.bsec-organization.org/member-states
上海合作组织 SCO 8 2001 上海 http://chn.sectsco.org/about_sco/20151209/26996.html
天然气出口国论坛 GCEF 16 2001 多哈 https://www.gecf.org/countries/country-list.aspx
二十国集团 G20 20 2008 - https://g20.org/

注：该数据截止2019年，英国仍属于欧盟。

作为治理组织的突出代表，OPEC和IEA之间历经四十多年的竞合博弈开创了全球能源治理的话语权体系，同时与中国、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关系，对当前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深刻影响。尽管俄罗斯寄希望于GCEF在天然气市场上获得与OPEC和IEA对等的话语权，但受限于非约束性的协作体系，事实影响力未达预期。OLADE、EU、ACE和SCO分别为拉美、欧盟、东南亚和中国-中亚的区域性治理平台：其中拉美地区是全球仅次于北美和中东的能源生产板块;而基于煤钢和原子能共同体建立的欧盟，其对能源利益的共同诉求由来已久;ACE依赖于东盟组织框架，在该区域中逐渐发挥了重要的能源利益协调作用，同时正在推进建设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为ACE进一步提升能源治理话语权创造巨大空间;SCO虽为苏联解体后中国以“反恐”为主要目标而建立的合作平台，但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均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生产国，中国所拥有的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市场在SCO框架中扮演着强化区域合作的重要角色;黑海地区作为亚欧大陆重要的能源枢纽，BSEC的存在加速了中亚与欧洲间的能源市场一体化进程，并在保障能源供应和形成统一的能源交易规则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力。相较于区域性能源组织，IEF与ECT则更具包容性，成员遍及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并已成为有效对接IEA、OPEC、G20等治理平台的重要角色，其治理贡献主要集中在解决能源综合贸易争端、强化能源交易法制环境，并强化生产国、消费国和中转国之间的合作。

2.2.2 能源贸易数据

能源贸易数据是国家间发生实质性能源交易的证明，其贸易流向和流量反映了不同国家间的能源依存关系。本研究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https://comtradeplus.un.org/）对2019年全球各国之间石油（HS 2709）和天然气（HS 271111/271121）进出口贸易额进行分类统计，其统计范围是具有联合国会员国资格的主权国家（193个），不包括相关国家领土争议地区和附属地区。在实际统计分析时，各国能源贸易关系按照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额加总进行表达。

2.3 网络构建与分析方法

2.3.1 能源治理网络构建

首先，根据两国共同参与统一能源治理组织的次数构建国家间能源合作组织网络。当国家间形成能源利益诉求冲突时会有两种选择，加入对立阵营或加入统一阵营，所以组织参与行为能够反映出国家间在能源利益上的趋同性;其次，根据国家间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额构建国家间能源贸易网络，从贸易角度刻画全球能源供需市场空间结构。以合作组织参与频数与国际贸易额为基础构建“混合权重”计算模型，进一步生成全球能源治理拓扑网络。其中，合作组织和国际贸易分别为无向和有向加权网络，而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为无向加权网络，并利用复杂网络计量工具Gephi对治理网络进行节点中心性指标计算及“社区”划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应用一方面可以将全球能源治理的网络结构予以呈现;另一方面，网络分析中的点和线的定量化指标可以对国家在治理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进行科学化计量，使本实证研究具备更加充实的依据。

2.3.2 网络分析

（1）关系权重。与交通网络或商品贸易网络中存在流动不同，能源治理中的“关系”是一种相对抽象的主观行为。迄今为止，大多数相关研究更倾向于根据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地理距离或政治一致性进行量化分类，以区分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在本文中，需要结合组织参与能源贸易两种关系进行加权。首先，在能源组织关系中，将两两国家共同参与同一组织的频数作为无向关系权重，不重复计算;而在贸易网络中，将国家间实际发生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额之和作为有向关系权重。为了实现主要行为体骨干关系的提取以及合理控制高低权重值间的过度差异，尝试建立能源治理与能源组织及贸易的对数函数关系，将国家联合参与的组织数量与实际贸易量作为综合权重。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BW=n×Ln(Trade) B W = n ´ L n ( T r a d e )
式中：BW 代表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的综合权重;n表示参与两两节点（国家）同时参与同一组织的数量;Trade 表示两个节点（国家）之间的实际能源贸易额（石油贸易额与天然气贸易额之和）。
（2）关系矩阵。全球能源治理矩阵 G=（X, Y）包含两个元素，节点X和边Y，其中 X={Xi:i=1,2,⋯,n}，n是节点数，Y={Yk k=1,2,⋯, m}，m 是边数。 Wi,j是从节点i到节点 j 的权重。矩阵具体表达为：
G = X , Y 0 w 1,2 · · · w 1 , n w 2,1 0 · · · w 2 , n ⋮ ⋮ ⋱ ⋮ w n , 1 w n , 2 · · · 0
基于组织与贸易关系权重的全球能源治理网络属于无向加权矩阵，节点是国家，边代表国家之间的能源利益的依赖和合作关系，边的权重是综合权重值。
（3）节点中心性。中心性是复杂网络分析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包括节点中心度与加权度：在无向网络中，任意一个国家节点连接其他国家节点的数量;而在有向网络中分为出度与入度，分别按照边的方向计算出入度，出入度之和即为节点度值。加权度即在度值基础上考虑边的权重值，进行乘积运算。在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中心度值决定了国家节点在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的影响程度。节点Vi 的度 Di是指与该节点关联的边数。简单来说，一个节点的度越大，该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就越强，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也越大[37]。
D i = ∑ e i j
W D i = W ∑ e i j
式中：Di表示治理网络中国家节点i的数量eij与参与同一能源组织的国家j数量之和;WDi表示节点的加权度;W表示基于参加同一组织的两个国家的数量和双边贸易量的综合权重。
（4）“社区”结构探测。复杂网络本质上是由几个“子群”组成的相关体，这样的“子群体”被称为“社区”：内部联系紧密，外部联系相对较低。在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社区”代表共同参与能源治理组织且具有紧密关系的国家间利益集团，将其定义为“治理集团”。参考以往贸易网络研究，本研究采用模块化算法对全球能源治理进行社区检测。Blondel等设计了一种基于模块化的群划分算法，可用于对全球能源治理网络进行社区划分[38]。模块度Q的范围是[-1, 1]，模块化程度越大，网络分化越明显;反之，网络同化程度越高[39]。该方法通过Gephi网络分析工具中的Modularity Class指标进行计算和分析[40]。

3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

3.1 “组织-贸易”关系的差异性结构

利用能源治理组织和能源贸易数据来构建国家间“共现”关系网络及能源贸易关系网络。其中，“共现”即“共同出现在同一组织内”。首先，在国家间“共现”网络中（见图1），有效关联总计4035条;其中，“共现”值为6的占比仅为0.074%，核心国家仅有英、法、德三国;“共现”值为5的占比为0.247%，核心国家扩展为G7与澳大利亚。其次，在跨国能源贸易网络中，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有效关联分别为1362条和528条，1亿美元以上交易占比分别达到57%和42%。通过进一步提取合作组织与国际贸易中的关系强度统计结果可以发现（见表2）。七国集团的内部合作已经建立起了排他性优势，而在贸易优势关联的前十位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其分别与俄罗斯、安哥拉、巴西、沙特等国能源贸易规模均超过200亿美元，尤其是与俄罗斯之间的油气贸易规模接近740亿美元。就整体结构而言，能源合作与能源贸易网络的“社区”划分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国家间“共现”关系网络的区域依赖和生产/消费功能差异性特征更加突出;其主要形成了以欧盟国家为主体的欧洲-中亚“社区”、以资源输出国主体的中东-非洲南美“社区”以及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北美-亚太“社区”。相比之下，贸易网络则更加具有全球化趋势，主要形成了欧盟-中亚-北非与美洲两大相对独立的“社区”以及东亚整体与中东及南非地区相互交织的贸易网络结构（图2，见第8页）。
图1 全球主要能源国际组织共现网络

注：节点越大，其中心性就越强，同一颜色的节点属于同一“社区”;为了保证较为清晰的可视化效果，该图 删除了关联度值为1的线条，国家节点的加权度值保持不变。

Fig. 1 Relationship network in key energy organization

表2 能源组织与能源贸易中的关系强度

Tab. 2 The weights of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energy organization and energy trade

能源组织国家对 共现值≥5 能源贸易国家对Top10 贸易流量（亿美元）
德国-英国 6 加拿大→美国 739.59
法国-英国 6 俄罗斯→中国 736.14
德国-法国 6 安哥拉→中国 471.33
美国-日本 5 挪威→英国 444.38
日本-英国 5 俄罗斯→荷兰 316.87
意大利-英国 5 沙特阿拉伯→日本 312.15
加拿大-美国 5 巴西-中国 305.39
德国-日本 5 沙特阿拉伯-中国 296.64
德国-意大利 5 俄罗斯→德国 262.44
法国-日本 5 卡塔尔→韩国 259.53
法国-意大利 5 - -
加拿大-日本 5 - -
澳大利亚-日本 5 - -

注：合作组织共现值选取范围为≥5个;贸易流量则选取前十位;→代表能源出口方向。

图2 全球能源贸易网络

注：图中仅显示国家间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额总和超过1万美元的联系;节点越大，其中心性就越强，且同一颜色的节点属于同一“社区”。

Fig. 2 Global energy trade network

综合国家间“共现”网络与贸易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中心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美国和俄罗斯属于高参与度、高贸易规模的垄断性国家，欠发达的能源输出国则处于低参与度、低贸易量区间。而相当数量的OECD国家呈现出高参与度、低贸易规模的基本特征（图3，见第8页）。以英、法、德三国为突出代表的OECD国家与主要能源出口国，是在长期的生产与消费利益集团之间的动态博弈中来逐渐建立能源竞合关系的主导地位;由于多数发达工业国对于外部能源存在高度依赖，尤其是三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推动欧洲国家需要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合作平台和对话机制来达到巩固能源安全的基本目标，如OECD及IEA、欧洲煤钢共同体（欧盟前身）、ECT等平台成为上述国家建立优势互补关系的重要载体。同时，这也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单个国家可以通过区域性或排他性的利益集团获得能源话语权，这种空间利益甚至超出了个体国家所需。然而，对于新兴国家在消费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的忽略是全球能源治理现有体系中最为缺失的部分。中国是唯一处于低参与度、高贸易量区间的国家，在能源合作组织的参与上与其他大部分国家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在贸易规模上的主导性，在跨国能源组织关系建立方面的相对滞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是与欧美国家内部长期的能源合作相比，中国更加偏好于保持在能源市场领域的有限合作，并通过跨国能源设施的建设以及其他领域的对等投资来逐渐建立总体性的能源安全保障基础。中国和俄罗斯在贸易网络中与美国同样显示出较为突出的供需市场优势，但中国在组织参与中仍然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俄罗斯与中国更加需要通过组织合作来进一步满足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外部能源扩张性需求产生的治理需求。
图3 “组织-贸易”网络节点中心度统计

注：考虑到象限图应用的合理性，高低值区间划分以最高值的1/2为基准进行临界值设定。

Fig. 3 Nodes centrality degree distribution in "Organization & Trade" network

3.2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表现为“核心-边缘”的基本关系结构，以“亚太-北美”和欧盟国家为主导的两大治理集团占据“核心”，而部分东盟和中东能源净出口国所构成的两个小型“集团”则处于“边缘”位置;这与国家间“共现”网络和跨国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边界差异。由于仅有少数国家同时具有贸易与组织共现关系，所以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仅包括42个国家节点和92条合作关系，整体结构更加紧密（见图4）。在亚太-北美“社区”中，中俄两国在治理网络中的强关联既来自于长期稳定的油气供需贸易关系，也建立在两国地理邻近的基础之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治理协作关系更加具有长期稳定性;而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以及英国之间较强的治理合作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地理邻近性、政治一致性以及非对称的供需关系基础之上（见表3）。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是美加墨三国能源治理协作关系紧密的重要基础，而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对美国具有长期的政治态度以及能源贸易依赖。美国与俄罗斯在“社区”中均是主要的油气净出口国，2019年美国和俄罗斯石油出口分别占全球的17.9%和12.1%，而天然气出口合计占比则超过40%，尤其是两国在东亚地区油气消费市场的控制性和垄断性意图愈发显著。这也进一步体现了亚太-北美“社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能源贸易依赖关系的主导性。相比之下，欧盟“社区”却属于典型的进口国联盟，政治经济一体化前提下的话语权属性较为单一，也更加稳定。尽管两大“社区”结构存在差异性，但“社区”间仍然存在部分国家之间的跨边界关系，这些关系集中在欧盟的英国、德国与亚太-北美“社区”的美国、韩国和俄罗斯之间。综上，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结构具有鲜明的区域空间依赖性，并在治理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
图4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

Fig. 4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network

表3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的主要国家对及其关系强度值

Tab. 3 Key country pairs i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network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eights

国家对 关系强度 国家对 关系强度
加拿大-美国 33.03046 比利时-法国 19.42848
俄罗斯-中国 26.40570 德国-土耳其 19.11042
澳大利亚-日本 25.24362 挪威-英国 18.29005
德国-英国 23.19645 美国-英国 17.73378
比利时-荷兰 21.55335 德国-俄罗斯 16.71009
荷兰-英国 20.52991 澳大利亚-韩国 16.13774
美国-墨西哥 20.16963 德国-挪威 15.88381
俄罗斯-日本 19.73805 法国-英国 15.86723
韩国-美国 19.72576 德国-荷兰 15.83836
美国-日本 19.71345 比利时-英国 15.26567
德国-法国 19.69527 俄罗斯-韩国 15.18623

注：根据最高值1/2原则只选取关系强度超过15.0的国家对。

国家节点的中心度值总体上呈线性分布特征，消费型国家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单一出口型国家被边缘化（图5，见第11页）。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与挪威等国集中在相对优势区间，而中国在其网络中的中心性相对较低，与能源贸易规模地位不相对称。其中英国的突出优势则在于与其他国家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同时仍然与主要能源生产国（挪威）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油气能源贸易，最为重要的是伦敦洲际交易所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Brent）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控制性优势;在此基础上，英国在能源组织与能源贸易网络之间的地位保持了高水平的相对均衡。欧盟、美国、俄罗斯占据了治理网络中的主导地位，而其他以能源输出为单一功能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具有显著优势，如中东地区的伊朗、阿联酋和卡塔尔;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此外，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中国与以欧美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能源治理秩序相对疏离，所以在这一治理网络中的影响力表现出与主要OECD国家相比之下的显著落差。从根本上来说，能源组织的参与与否取决于其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否保持基本一致或总体协调;同时，跨国能源组织的建立本身就具有集体性的硬性条件和约束机制;而中国油气贸易规模巨大、增长迅速，且对外部依赖较深，能源利益诉求需要更加独立自主;这种集体行动机制与中国这种巨型能源消费主体的话语权诉求事实上并不匹配。综上，通过对三种网络结构的整体对比，可以推断在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参与组织越多、能源流动规模越大，国家节点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治理网络中的优势地位。
图5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的节点中心性分布

Fig. 5 Centrality distribution of nodes i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network

4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边界重构”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形成是治理“边界重构”的结果，具体是指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边界”已经由“生产-消费”的功能边界演化为地理空间上的尺度边界。对比已构建的全球能源治理网络（见图5）与基于国家参与行为的治理组织网络结构（见图6），其“社区”划分结果事实上存在着尺度嵌套关系，也就是“边界重构”的集中表现。而形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动力是能源问题的复杂程度与实际治理架构之间的动态适应，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对不断复杂的能源问题的适应性以及“碎片化”和“统一化”两种结构的优劣比较。所以，在“碎片化”和“统一化”的争论之外，进一步了解和分析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历史基础以及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总结这一变化尤为必要。
图6 主要能源治理组织的国家参与网络

注：图中数据格式为“国家→组织”，即表达国家参与了某一个组织;国家节点与组织节点之间的连线权重值均默认为1;图中各能源治理组织周边的圆形节点为参与其的各个国家，限于图幅不逐一列出。

Fig. 6 Participation network in key energy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4.1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历史基础

纵观能源治理以及含有能源议题组织建立的历史进程，在油气能源消费占据主导的时代中，全球能源治理总体上一直在以“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为核心进行话语权的塑造和动态博弈。20世纪70年代以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跨国石油企业在中东地区垄断性的开发是“能源治理”这一意识形成的根源;尤其是1928年《红线协定》签署以后，就彻底演化成欧美国家对中东石油的“瓜分”;而单方面降低中东石油价格则是OPEC建立的导火索。从1960年OPEC建立开始到1974年OECD国家成立IEA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4），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博弈就一直持续至今。在后续数次的石油危机中，IEA通过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和能源数据统计体系形成了与OPEC通过增减产改变石油市场价格的行为之间的长期博弈。而以美国为首的OECD国家不断挑起能源生产地区的政治争端甚至是局部战争，包括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这极大增加了主要能源生产地区的安全风险。此外，在美国谋求“能源独立”的战略引导下，以生产国利益方与俄罗斯、中东、中亚五国等治理集团保持了动态竞合关系，重点面向欧盟和亚洲两大能源消费市场，试图攫取更大更长期的能源利益;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利益分化。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能源治理内容在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加了在能源贸易投资市场、能源贫困以及面向气候变化问题的能源系统转型，传统的“生产-消费”边界被打破，转而向区域化与全球化共生的“尺度嵌套”体系演化。

4.2 边界重构：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尺度嵌套”关系

在生产国和消费国对立的历史基础上，并结合全球能源治理网络和国家参与的治理组织网络的“社区”结构，其尺度嵌套关系是能源组织建立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结果。首先，能源治理不仅仅是能源问题，更是一项政治和经济交叉的关键议题;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对话机制的建立已经具有一种全球治理的尺度特征，如能源宪章（ECT）以及国际能源论坛（IEF）以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都涵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能够利用全球治理平台强化不同能源属性国家之间的对话功能，也恰恰代表了能源生产和消费利益集团之间已经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沟通和协商。其次，区域性能源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当今经济全球化动力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局部结果。如OLADE、ACE、EU、SCO等，这些区域或是生产为主导，或是消费为主体，又或是生产与消费功能兼顾，且与全球化的能源组织在空间上存在着紧密的尺度嵌套关系。此外，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亚太-北美“社区”的形成也证实了这一尺度嵌套的基本关系：ACE、SCO以及北美地区一方面既具有相对独立的区域边界，但同时区域之间又具有更大尺度的治理协作关系。尤其是近年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经济全面合作协定）等合作框架在亚太地区的建立更是在强化这种尺度嵌套关系。而这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边界重构”的基本结果存在较为明确的外部干预，一方面表现为新兴工业国对于传统能源治理等级秩序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能源消费结构正在转型，新能源治理开始对传统能源治理结构构成外部冲击。区域内的能源消费国、生产国以及中转国通过供需关系进行功能整合，从而能够以较低的协作成本达到对能源问题的有效治理。在全球能源治理区域化的趋势下，追求单一的“世界能源政府”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5 结论与讨论

全球能源治理是能源问题研究体系中内容最为综合的领域，尝试对其基本结构进行定量化探索以期能够进一步丰富相关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组织“共现”关系和能源贸易关系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并呈现出这一治理网络中与传统国际组织有所差异的“社区结构”，由此形成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和思考。
（1）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作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构建基础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中国的“高贸易量、低治理参与”与大部分OECD国家的“低贸易量、高参与治理参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与俄罗斯是在能源组织合作与国际能源贸易网络中同时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利益主体。OECD国家在多个能源组织的参与中持续强化其内在关联，而新兴国家在组织参与上存在天然弱势，但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
（2）全球能源治理网络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OECD国家占据了话语权主导;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口国（东盟与中东）则处于边缘位置。在“社区”分布中，欧盟与“亚太-北美”地区存在不同的关系模式;“亚太-北美”国家间能源治理协作关系的形成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贸易关系驱动，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日本与澳大利亚以及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强关联证明了能源供需依赖关系;而以英法德三国为核心的欧盟能源治理关系则更加依赖于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结构所突出的“边界重构”集中反映为区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尺度嵌套关系。通过梳理全球能源治理组织建立的历史基础，并对比组织参与网络与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社区”划分结果，能源治理的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消费”架构基础上的全球性治理的对话机制建立，而其区域化则是主要能源区域集团利益体系形成的必然结果。这一方面区别于大量组织叠加造成的“碎片化”格局，另一方面相较于理想化的“统一治理结构”更加趋于实际，这种建立在组织合作和能源贸易网络基础上的“边界重构”结果更加符合全球能源治理结构转型的实际。
总体来看，在可预见的周期内，欧美国家在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地区是否仍然以增加在现有治理网络中的地位作为长期目标?从实际来看，增加现有组织的参与并非是中国参与能源治理的唯一方向，中国自身的能源流动规模以及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决定了其在未来的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必然以相对独立的主导性角色而存在。基于当前“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合作体系、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合作基础、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合作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围绕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多元功能性平台已经广泛建立。这些实践都将为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内成为新兴主导角色奠定了扎实的话语权基础。尽管在现有格局中OECD国家仍然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力，但是以IEA与OPEC为架构的“生产-消费”阵营分割伴随着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与交易市场的有限性难以保证现有治理架构的稳定和平衡。“社区边界”的区域化格局证明了地理因素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全球能源治理网络，能源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空间效应将进一步推动治理体系在“碎片化”现实和“统一化”设想两种分化状态中走向区域化分治结构。拉丁美洲、欧盟、东盟、黑海地区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都是能源治理话语权在区域化空间扩张的具体实践，而后在全球能源治理秩序中获得更大影响能力的过程，以通过利益共同体的形式保障国家和区域能源利益。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全球能源治理网络化的研究思路、论证逻辑、结果解释以及结论梳理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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