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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42 >Issue 12: 3235 - 3247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0168

研究论文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的网络模式与关联性

  • 唐可欣 , 1, 2, 3, 4 ,
  • 张维阳 , 1, 2, 3, 4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 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 3.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 4.华东师范大学未来城市实验室，上海 200241
张维阳（1989-），男，山东济宁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网络与区域多中心结构研究。E-mail:

唐可欣（1999-），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长三角一体化与城市网络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3-13

  录用日期: 2023-04-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2-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2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新文科创新平台(2022ECNU-XWK-XK001)

收起

Network patterns and relevance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official ro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 TANG Kexin , 1, 2, 3, 4 ,
  • ZHAHG Weiyang , 1, 2, 3, 4
Expand
  • 1.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4. Future City Lab,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13

  Accepted date: 2023-04-07

  Online published: 2023-12-12

Fold

摘要

破除城际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诸多促进城际联系的手段中，政府主导的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是两个存在潜在关联的重要方式。研究利用长三角城市府际合作数据和干部异地调任数据，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对比两种城际联系的网络模式，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探究不同类别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关联程度差异。研究发现：① 府际合作网络密度明显高于干部异地调任网络，同为多中心的网络结构但核心城市有所不同，其中合作网络以经济中心城市为核心，而调任网络以行政中心城市为核心。② 干部异地调任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类、实践性强、政府参与度高的合作有更强关联性。③ 副厅级干部调任、平调型干部调任与府际合作的关联性更强。研究基于此提出促进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良性互动、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建议举措。

关键词： 府际合作; 干部异地调任; 城市网络; 网络关联性; 长三角一体化

本文引用格式

唐可欣 , 张维阳 .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的网络模式与关联性[J]. 地理研究, 2023 , 42(12) : 3235 -3247 . DOI: 10.11821/dlyj020230168

Abstract

Breaking down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between cities and promoting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have become the key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mong the many means of promoting intercity connections, government-led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official rotation are two important approaches, while they are potentially interrelated. Using the data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the rotation of major official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ie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network patterns of the two processes by drawing on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assoc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official rotation throug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density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network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fficial rotation network. The same network structure is polycentric but the core cities are different.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takes the economic center city as the core, while the official rotation network takes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city as the core. (2) Official rotation has a stronger correlation with “informal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intercity cooperation with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high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3) The rotation of officials at the deputy department level and the rotation of officials transferred at the same level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official rotation, and thus facilitating higher-quality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Key words：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official rotation; city network; network relevanc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 引言

全球化和信息化密切了城际要素往来，城市发展愈发依赖彼此间联系和在区域中的网络位置[1]。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群多中心发展因其兼顾了集聚经济、规模互借效应、网络外部性等优势[2]，成为中国及欧美国家城市与区域空间规划所选择的空间发展模式[3]。如何加深区域内城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破除城际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成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4]，也是人文地理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作为中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长三角地区具有相对完整的城镇体系、密集的基础设施网络和扎实的区域合作历史[5]，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样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成立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然而，从更高质量一体化的目标要求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仍面临着诸如职能分工有待进一步深化，区域整体优势和规模效益有待进一步挖掘，影响要素合理流动的行政和制度壁垒仍然存在等问题[6,7]。要解决这些难题，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际互联在促进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10]。其中，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是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过程。
府际合作是指地方政府自愿参与，以协调区域发展问题、提升城市与区域竞争力为主要目标，从而开展的城市间合作行为；而干部异地调任则指干部受上级指派接受职位调动，从而进行跨行政区域的流动行为。以党政交流、联席会议、签署协议等为代表的府际合作[9]是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际要素整合的重要形式，也是实施区域共享共治的有效手段[11]。府际合作不仅加强了城际信息联通和要素流动，并存在直接促进干部异地调任以推动相关合作项目落地的可能。而干部异地调任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干部管理措施[12]，不仅是城际要素流动的直观表现，更提高了城际间的信息交流程度，有利于增强政府之间的信任程度，为城际合作提供保障。在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长三角城市间通过开展座谈会、定期会议、互访交流等多种方式并借助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为平台不断加强沟通，府际合作愈发紧密，干部异地交流也逐步频繁。例如，上海和苏州互派干部在两座城市内双向交流任职，这些调任干部将原有的工作经验与接触到的新工作领域相结合，为上海和苏州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促进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城市管理经验借鉴等一系列跨区域合作交流，在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动一体化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厘清长三角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网络模式，探究两种过程之间的关联性具有科学意义，也有利于制定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以往针对城际联系的研究多通过交通流、企业流、信息流、知识流等视角[13]进行网络研究，通过观察不同城市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结构，识别城市节点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及城市对之间的联系紧密度，进而解析城市和区域发展问题[14]。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作为两种重要的政府主导的城际关系，经济和管理领域关注较多。其中，针对府际合作，已有研究多从各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协调机制、利益保障等方面[9,15,16]讨论了城市群府际合作问题，且大多数研究均肯定了府际合作可以消除行政壁垒，发挥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的作用[9]。针对干部异地调任，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干部异地调任对地方经济发展[17]和政策层面[18]的制度性影响，并重点关注个体层面上的流动特征[12]，鲜有研究关注干部群体的空间流动趋向。然而，周雪光等基于政府官员的“层级分流”模式，从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不同部门等多种维度，用系统经验材料描述了地方官员空间流动趋向与特点，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开创性案例[19]。而地理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府际合作的措施、效应、障碍等方面[20⇓⇓⇓-24]进行质性分析。其中，陈雯等提出了存在共享型、损益型、比较利益型三种地方政府合作模式，并据此考察长三角的合作博弈案例[23]；张衔春等基于产业合作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视角讨论了城际合作中存在的区域治理权力重构问题[24]。然而，除了唐承辉等基于城际合作新闻构建的城际联系网络以外[25,26]，借助网络的方法分析府际合作的模式及效应的研究较为薄弱，更鲜有研究借助定量工具探讨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的关联性问题。
基于此，本文利用长三角政府间合作的新闻数据和干部异地调任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两种过程进行城市网络模式分析，并探究网络间的关联性。具体来说，研究基于2018—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政府官网公布的城市合作新闻信息以及遍历长三角干部调任信息，构建城际联系网络，从节点、城市对、网络结构等维度进行网络模式分析，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相关性分析对两种网络间的关联性进行统计检验。由于不同类型府际合作和干部调任之间存在异质性，研究根据合作领域、合作主体、合作形式、调任方式、现任职级分别对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进行分解，探讨了不同类别府际合作和干部调任的网络模式与关联性，并据此提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发展最为迅速，人口最为密集，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之一。按照《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长三角城市群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以及上海的所有地区，共有41个城市，覆盖土地面积35.8万km2。本文采用此标准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空间范围界定。
研究数据包括2018—2019年间的长三角41个城市间的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数据。鉴于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正式提出促进了长三角府际合作的频次，加之2017年底党代会的召开带来了干部新一轮调整，将研究时段选为2018—2019年。为增强定量分析的稳健性，将2018年和2019年的数据合并成一个时间截面处理。首先，通过遍历长三角41个城市政府官网公布的城市合作新闻信息，编译府际合作信息。具体来说，在指定城市政府官方网站以目标城市为关键词，搜索2018—2019年间指定城市与目标城市的合作新闻。例如，在南京政府官网上输入“杭州”关键词进行搜索，在杭州政府官网上输入“南京”关键词进行搜索，再根据府际合作的定义和类别界定，对搜索的新闻内容逐一进行人工判断，除去与两个城市合作无关的新闻以及重复新闻，筛选出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的府际合作信息。其次，通过各城市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领导干部名单，将厅局级及以上职级（厅局级副职、厅局级正职、省部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纳入研究样本，并基于政府网站和辅助百度百科检索相关干部于2018—2019年在长三角异地调任的记录及职位变动信息，建构干部调任数据库。

2.2 研究方法

2.2.1 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网络构建

借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分析方法，通过聚合府际合作和干部调任信息，构建41×41的网络矩阵。对府际合作来说，彼此的合作和关联是相互的，因此为无向联系。干部调任是有向流动，但本研究主要关注干部调任行为在两个城市之间搭建起的沟通桥梁作用，且为了便于同合作网络进行对比，因此将调任网络也以无向联系看待。以干部调任为例，假使城市i的某干部调任至城市j，那么城市i和j通过该干部的异地调任行为形成了一次城际联系，可记为 R i → j。汇总所有干部在城市i和j之间的调任，可测算出城市i和j的联系强度值 R i j：
R i j = ∑ 1 n R i → j + ∑ 1 m R j → i
式中：n表示从城市i调去城市j的干部数量；m表示从城市j调去城市i的干部数量。
汇总城市i与长三角其他40个城市的联系强度，可测算出城市i的城市调任频次 C i：
C i = ∑ j = 1 40 R i j

2.2.2 网络分析指标

在探究两种城际联系的关联性之前，有必要对比其结构异同。研究从网络密度、平均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等基本网络指标进行分析对比。
网络密度可以用来反映网络中各个城市节点与别的城市进行交流互动的密切程度。网络密度 D的计算公式为：
D = 2 k ( k - 1 ) ∑ R i j
式中：k为长三角城市节点的全部数量，即41； k ( k - 1 ) 2表示网络中可能存在的最大联系数量； R i j表示城市i和j之间的网络连接数，即两个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值。加权网络密度可以大于1，数值越大，表明网络的整合度越高。
聚类系数可用来反映节点与相邻节点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而平均聚类系数是网络中所有城市节点聚类系数的平均值，其数值越高，表明节点间的集聚效应越强，网络整体的凝聚力越强。在加权的城市网络中，需要考虑边的权重以区分节点周围不同邻点的重要性差异。于是，先用 E w ( i )表示网络中城市节点i加权的聚类系数[27]：
E w i = 1 C i ( s i - 1 ) ∑ ( R i j + R i h ) 2 a i j a i h a j h
式中： s i表示与城市i相邻的城市节点数量；j和h分别表示与城市i相邻的两个城市，当城市j和h存在联系时， a j h = 1，否则为0。
网络中所有城市节点的平均聚类系数 E w则为：
E w = 1 k ∑ i = 1 k E w i
另外，为了探究联系强度对聚类系数的影响，可以计算出无权的平均聚类系数 E，与加权的平均聚类系数 E w进行比较。当 E w E > 1时，表明强联系的节点之间更容易形成集聚，反之，则表明弱联系的节点之间更容易形成集聚。用 E i表示与城市i相连的 s i个城市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量，测算出无权网络中的平均聚类系数 E：
E = 1 k ∑ i = 1 k 2 E i s i ( s i - 1 )
平均路径长度表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到任意另一个节点最短路径的平均值，当该数值越小时，表明着一个城市寻求与网络中其他任意一个城市的联系更容易形成，网络中资源流动越流畅。用 l i j表示连接城市i和j的最短路径数，可以测算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 L：
L = 2 k ( k - 1 ) ∑ l i j

2.2.3 QAP相关性分析

由于网络数据本身隐含着各个观察值之间彼此不互相独立的特性，违背了OLS等传统回归分析样本相互独立的原则，检验网络数据的相关性需要采取QAP二次迭代程序。QAP相关性分析是通过对已有矩阵进行多次随机的置换，然后对两种网络关系矩阵中元素的相似性进行比较，根据两个矩阵相关性系数落入拒绝域还是接受域从而进行判断。QAP相关系数和显著性P值共同决定了QAP相关性。若显著性P值小于0.05，说明府际合作网络和干部异地调任网络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反之则表明两个网络间的关系不显著。相关性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当系数越接近1，表明两个网络之间的关联性越强[28]。

3 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网络模式

图1展示了2018—2019年长三角地区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网络模式，其中节点大小表征了城市发生联系的频次（即加权度中心性），连线粗细表示城际联系的强度。府际合作网络中，上海的中心性最高，同其在长三角的经济核心地位相匹配。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常州、南京、杭州和苏州等城市的合作频次也很高；而作为安徽的省会城市合肥在合作网络中仅位列第13名，反映了府际合作联系背后更突出经济导向性。另外，这些城市在府际合作网络中的相对核心位置也与其位于长三角的地理中心有关，因为涉及到交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领域的府际合作频次与城市是否位于区域的地理中心及城际毗邻性密切相关。而在干部调任网络中，中心性最高的城市是杭州、合肥、南京，且与别的城市拉开较大差距，体现出省会城市的辐射效应。这一特征与数据源包括省职能部门的任职干部有关，但省级干部的异地调任同样显著畅通了省会城市同地方城市的信息沟通渠道。
图1 2018—2019年长三角府际合作网络和干部异地调任网络

Fig. 1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official rotation network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uring 2018-2019

从城际联系来看，在府际合作网络中，联系强度高的城市对主要受地理邻近性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方面，以常州和苏州、马鞍山和南京、苏州和上海、南通和上海等为代表的城市对，空间上相近甚至相邻，城际要素流动密集，府际合作关系紧密。以马鞍山和南京为例，这两座城市由于毗邻相接、经济关联度高、人口流动量大等因素，居民和企业对于跨省办理业务的需求大，两市针对公共服务、教育、交通、产业发展等领域进行了实质的城际合作。以马鞍山和南京为代表的跨省毗邻城市对立足于相近的区位条件，致力打破行政分割的阻碍，不断加强城市主体间联系，体现出长三角跨界毗邻地区的融合发展态势[29]。另一方面，城市更倾向于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开展密切合作，例如淮安和南京、黄山和杭州等，体现出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合作网络中的吸引力较大，这个结果与周望等对城市群政府间合作意愿研究发现[30]类似，即经济发达的城市拥有更强的合作吸引力。而在干部调任网络中存在强联系的城市对均位于同省内，该发现与周雪光等[19]发现的实证结果一致，即干部的空间流动在跨行政区域上的流动率极低，这种结果与调任干部属于省属干部有直接关系。在联系强度较高的城市对中，浙江省的城市占了多数，干部在杭州与绍兴之间发生的异地调任次数最多。相对来说，江苏省的干部异地调任较分散；由于干部调任的动因之一是便利干部积累不同发展类型和能级的城市执政经验，这一分散格局某种程度上也能体现出江苏在城市发展能级上的多中心格局。
从网络结构来看（表1），两个网络的整合度与聚类程度均存在显著差异。虽然长三角的所有城市都参与到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网络中，但府际合作网络的边数量、联系强度、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都远高于干部异地调任网络的相应指标，城际联系更为密切。这是因为府际合作更具有自主决策性[22]，各个城市基本遵循利益原则[30]决定是否与其他城市通过交流访问、活动组织等方式建立合作关系，并非仅受上级行政指令的影响；而干部异地调任主要是根据上级政府的指派，更多的是出于异地交流制度和政府工作考量，并且干部调整的周期间隔不会太短，导致调任行为不会高频率发生。就最短路径而言，府际合作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为1.378，说明几乎长三角任何两个城市间均存在直接合作，府际合作联系的流畅度较高；而调任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为3.076，反映出两个网络整合度存在的差距。从聚类系数来看，两个城市网络中均存在局部“抱团”的态势，但是两个网络的集聚表现有所不同。根据加权平均聚类系数与无权平均聚类系数的比值结果，其在府际合作网络中的比值结果大于1，体现拥有强联系的城市间更容易产生集聚，即上海、常州、南京等合作频次越高的城市之间关系更加紧密，而六安、亳州等小城市仅与核心城市发生联系，彼此间很难形成集聚，从而呈现出了核心-边缘的网络结构；而在干部异地调任网络中的结果小于1，表明虽然长三角的异地调任主要发生在省内，并形成了以合肥、南京、杭州为核心的三个局部集聚小团体，但是存在弱联系的城市之间更容易产生集聚。
表1 长三角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整体网络结构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overall network structure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official rot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节点 边 联系强度 网络密度 加权聚类系数 无权聚类系数 平均路径长度
府际合作 41 510 2706 3.300 0.763 0.699 1.378
干部异地调任 41 84 157 0.192 0.334 0.342 3.076

4 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网络关联性及其异质性

4.1 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整体关联性及分类结果

为了研究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间的关联性，首先对2018—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组成的府际合作矩阵数据和干部异地调任矩阵数据进行了QAP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0.169，且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体现出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之间具有关联性，说明了政府间合作决策与城际调任干部所建立的信息渠道相关[18]。
研究将府际合作按合作领域、合作形式、合作主体分为不同类型。按合作领域分，府际合作主要涉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行政管理、资源与环境保护4个领域。其中，社会发展主要指安全防灾、教育合作、科学文化娱乐交流、社会福利、医疗合作等方面的合作；经济发展主要是关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行政管理主要牵涉城市管理、党政交流、规划编制等方面的合作；资源与环境保护则指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按合作形式分，府际合作主要包括城际协议、活动组织和交流访问等三类。在长三角府际合作的具体实践中，不同合作形式往往混合交织，但不同的合作形式在府际合作中发挥的作用有区别，研究以合作的主导形式作为判断依据，对合作形式进行分类。按合作主体分，府际合作主要包括政府和政府、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等三类。从分类统计来看（表2），在府际合作中，行政管理（41.4%）、经济发展（33.7%）和社会发展（20.3%）是府际合作的主要领域；短期性的交流访问是最常见的合作形式（57.8%），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间在党政建设、社会发展、城市管理等方面的交流访问，这种访问能够增强合作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和获取潜在的资源信息[6]；政府参与度最高的合作占据大多数（69.8%），而作为助推合作形成的重要驱动力[21]，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参与的府际合作在数量上相当。
表2 长三角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分类结果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official rot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城际联系类型 分类方式 具体类型 数量
府际合作 合作领域 社会发展 548
经济发展 913
行政管理 1119
资源与环境保护 126
合作形式 城际协议 540
活动组织 601
交流访问 1565
合作主体 政府+政府 1888
政府+社会 315
政府+市场 503
干部异地调任 干部职级 省部级 10
正厅级 46
副厅级 101
调任方式 平调型 100
晋升型 57
研究将异地调任干部按调任方式与干部职级分为不同类型。根据干部的任职经历，异地调任干部按现任职级可以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三类；按调任方式可以分为平调型调任、晋升型调任两类。在干部异地调任的分类统计中（表2），副厅级干部的调任次数最多；平调型调任频次是晋升型调任的近两倍。需要说明的是，干部体系的“金字塔结构”[31]自然导致干部数量随着职级的升高而减少。

4.2 不同类型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的关联性

不同类型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的QAP相关性如表3所示。从不同领域的府际合作看，干部异地调任和社会发展、行政管理、资源与环境保护类的合作均存在显著关联性。其中，干部异地调任与社会发展类的合作关联程度最高（0.209），且无论何种类型的干部调任都与社会发展类的合作具有关联性。这是因为社会发展类合作更突显政府合作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关系”，更容易克服传统地理空间的距离衰减效应[32]，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且相比环境治理、空间规划等领域的合作受到行政区划边界及城际毗邻情况的限制较少[11]，因此异地调任干部更容易与任职过的城市进行“联络”，促成城市间的合作。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府际合作主要是不同城市的干部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合作和党政交流，这种合作同政府之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密切相关，因此异地调任干部带来的政府间信息渠道增强，解释了异地调任与行政管理类合作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在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不论是出于落实宏观生态保护政策的目的[33]，或是毗邻城市间存在的跨界环境问题引发的协同治理需求[23,34,35]，干部调任与府际合作间均存在关联。但是，环境治理往往不是干部工作的首要目标，且环保政绩对其晋升不会带来明显加分[36]，因此干部异地调任同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之间的合作关联性较弱。另外，虽然经济发展领域在府际合作中的数量占比较高，但与干部异地调任却没有显著的关联性。这可能是因为地方经济发展是干部政治晋升的重要衡量指标[37]，地方政府间存在“为增长而竞争”，于是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动机会比合作更强烈[38]。
表3 不同类型府际合作与不同类型干部异地调任的QAP相关性结果

Tab. 3 QAP correlation resul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different types of official rotation

合作\调任 省部级 正厅级 副厅级 平调型 晋升型 总计
社会发展 0.092* 0.140** 0.207*** 0.223*** 0.138* 0.209**
经济发展 0.056 0.060 0.083 0.091 0.062 0.063
行政管理 0.047 0.118* 0.142* 0.175** 0.079 0.150**
资源与环境保护 0.071 0.031 0.103* 0.121* 0.032 0.085*
城际协议 0.055 0.097* 0.116* 0.134* 0.081 0.126*
活动组织 0.095* 0.148** 0.155** 0.192** 0.112* 0.178**
交流访问 0.049 0.076* 0.133* 0.146** 0.073 0.129*
政府+政府 0.087* 0.136** 0.184*** 0.216*** 0.110* 0.193**
政府+社会 0.033 0.030 0.07 0.072 0.039 0.065
政府+市场 0.033 0.082 0.088 0.094* 0.075 0.097*
总计 0.074 0.118* 0.162** 0.186** 0.101* 0.169**

注：***表示P<0.01；**表示P <0.05；*表示P <0.1。

从府际合作形式来看，干部异地调任与三种形式的合作都有显著关联性，但与实践性较强的活动组织类合作关联性更强。一般来看，交流访问更依靠参与主体的自主选择从而建构的合作关系，但缺乏约束性导致合作的执行力度难以保证[6]；城际协议形式的合作关系里主要依靠市场思维的契约机制，合作更具规范性，但由于合约协议等约束限制使得此类合作缺乏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以联席会议、艺术节活动等为代表的活动组织类的合作则是凭借自由意愿构建合作的共识，并具有弹性的城际协调机制[39]，与由上级政府或领导机构牵头的传统交流路径不同[11]，该类合作兼具自由性与规范性，也是调任干部更容易促成的合作类别。
从府际合作主体来看，干部异地调任与政府-政府间合作关联性最强，但与政府-市场、政府-社会为参与主体的合作关联性很弱。首先，干部的异地调任消除了两地政府的信息不对称等弊端，加强了政府间的互动关系，但未必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体（如大学）、市场主体（如集团）等建立联系。对于合作来说，各个城市秉持“自愿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为了提高合作效率[6]、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合作前“讨价还价”而发生效率损失问题[40]，政府更倾向选择自己更熟悉的政府进行合作，而不选择大费周折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其次，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面对涉及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合作，政府可能更倾向选择本地资源进行合作[40]。并且，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参与的府际合作可能因为界定不清责任主体[22]、缺乏宏观行政组织[41]的统一协调等原因，导致合作低效甚至失效的发生。
从异地调任干部类别来看，副厅级和平调型调任与府际合作的关联性最强。首先，干部异地调任往往带着增强执政经验、积累政治资源等目的，因此平调型干部更有动力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跟过去任职地开展合作项目，以使在“晋升锦标赛”中获得优势。同时，晋升型的干部到新任职地时，出于政治回避的因素，促进城市间合作的意愿程度相对较低。另外，由于省部级的干部更多的是对城际合作进行宏观规划与指导，合作的落实往往是由地级市层面的厅局级干部进行具体施行，因此职级分类中的厅级干部与大多数的府际合作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5 结论与讨论

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是政府主导的两种城际互联方式。府际合作可以加强城市间各类要素的交流与互动，有助于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是协调区域利益冲突的有效方式；而异地调任干部可以畅通城际信息交流渠道，是推动区域合作的政策执行者[31]。本文通过构建长三角地区的府际合作网络和干部异地调任网络，从节点、城市对、网络结构3个方面进行网络模式对比，并利用QAP相关性分析对不同类别合作与调任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具体分析。
研究发现，府际合作网络整合度与联系紧密度明显高于干部异地调任网络，府际合作网络主要以经济中心城市为核心，而干部异地调任网络则以行政中心城市为核心。府际合作网络的密度较高，形成了以上海、南京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为核心，以六安、亳州等小城市为边缘的核心-边缘结构。干部异地调任受到制度性因素等影响，网络较为稀疏，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3个局部小团体的网络结构。其次，地理邻近性对府际合作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以常州和苏州等为代表的省内城市对之间有着紧密的合作联系，以南通和上海、马鞍山和南京等为代表的跨省毗邻城市对在经济发展、行政管理等领域上存在频繁的交流互动。最后，通过关联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别的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的关联程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合作领域上，干部异地调任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合作有更强关联性；在合作形式上，与实践性强的合作有更强关联性；在合作主体上，与政府参与度更高的合作有更强关联性。而在不同类型的调任干部中，平调型和副厅级等晋升潜力较大的干部调任与两地之间府际合作的关联性更强。
本文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有以下政策启示。从合作领域看，长三角在交通、产业等经济发展方面合作较为密切，然而干部异地调任与经济发展类的合作却没有显著的关联性。应以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为平台[42]，协调经济领域重大合作项目与干部异地交流相互促进机制。另外，可以对社会发展类的合作给予倾斜，进一步提高合作领域的广度。从合作形式上看，活动组织类与城际协议类的合作较少，以交流访问占多的合作形式需要深化。从合作主体看，继续重视政府之间的直接交流，在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机制上继续完善，进一步提高区域合作效率与质量[43]。根据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空间模式差异以及二者关联性来看，干部调任主要发生在省内，而邻近的跨省城市间合作较为密切，且合作和调任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因此未来应当多促进干部的跨省调任、邻近调任，以便更有效率地推动跨省合作，缓解地方保护主义、信息不对称等跨省合作障碍[6,11]。另外，鉴于不同类型的合作与调任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差异，副厅级干部调任、平调型调任与府际合作存在更强的关联性，社会发展等领域、活动组织等形式的府际合作与干部调任存在更强的关联性，应进一步总结较好的经验做法，推动府际合作和干部异地调任的互动效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干部交流机制”的总要求。
本文基于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两种城际联系间的潜在关联性，使用QAP相关性分析进行了定量检验，并对不同类型的合作与调任进行了异质性讨论。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具体体现在：第一，在数据方面，在城市政府官网上有关城市间合作的新闻信息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存在被清理的情况，同时，部分府际合作信息可能未被记录在政府官网，调任干部信息也难免存在遍历检索遗漏情况。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干部调任与干部任期、分管部门、教育经历等个体层次的差异息息相关[19]，例如，干部在任期第五年时使当地的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12]，然而本文仅考虑了干部在职级上的异质性。另外，严谨的经济学计量检验能更充分的揭示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与补充：一方面，对合作主体、调任干部的微观主体层面给予关注，将个体属性信息纳入到定量分析中来。另一方面，采用质性分析的方法对府际合作和干部调任之间关联性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层次挖掘；采用计量模型解析府际合作与干部异地调任间的因果关系。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专家对本文研究背景分析、结论梳理及政策启示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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