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研究 >

2023 , Vol. 42 >Issue 12: 3294 - 331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0266

研究论文

基于多源数据的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与分区研究

  • 鄢继尧 ,
  • 赵媛 ,
  • 郝丽莎 ,
  • 郭宇
展开
  •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赵媛（1963-），女，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E-mail:

鄢继尧（1997-），男，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3-04-14

  录用日期: 2023-07-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2-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48)

收起

Evalu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type area division in China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 YAN Jiyao ,
  • ZHAO Yuan ,
  • HAO Lisha ,
  • GUO Yu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4-14

  Accepted date: 2023-07-24

  Online published: 2023-12-12

Fold

摘要

基于多源数据构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K-means聚类法等方法，分析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的空间分异特征，识别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研究发现：① 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总体较低，区域差异显著。吴越、燕赵、闽台、齐鲁文化区较为理想地实现了资源、载体、支撑“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较高；关东文化区潜力最低。② 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空间分布以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和部分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聚居地为核心，以文化区交界处为边缘，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潜力高的城市仅有北京、上海；潜力较高的城市除广州、杭州、重庆等10个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外还包括晋城、苏州、黄山、黔东南、晋中、泉州；潜力中等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文化区；潜力较低及潜力低的城市数量多、范围广。分维度看，载体维度区域差异最大，其次是支撑和资源维度。③ 全国可分为五大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三维优势均高区仅包括北京、上海；支撑优势区包括广州、杭州等11个城市；资源-载体优势区包括晋城、黔东南等5个城市；三维优势中等区包括69个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等文化区；三维优势均低区城市数量高达249个，广泛分布在中国全域。最后为不同类型区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非遗资源; 旅游利用潜力评价; 空间分异特征; 类型区; 融合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鄢继尧 , 赵媛 , 郝丽莎 , 郭宇 . 基于多源数据的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与分区研究[J]. 地理研究, 2023 , 42(12) : 3294 -3312 . DOI: 10.11821/dlyj020230266

Abstract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uses entropy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uses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 to classify the types of area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with similar advantage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overal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in China is low,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Wuyue, Yanzhao, Mintai and Qilu cultural zones have achieved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goal" of resources, carriers and supports, and have a high potential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The Kanto Cultural District has the lowest potential.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potential takes the cities with high administrative level, some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and ethnic minority settlements as the core, and takes the junction of cultural areas as the edge, showing obvious "core-edge" characteristics. Cities with high potential include Beijing and Shanghai; cities with relatively high potential include high-level administrative cities such as Guangzhou, Hangzhou, Chongqing and other cities such as Jincheng, Huangshan, Qiandongnan, Jinzhong, Quanzhou; cities with medium potential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Wuyue, Yanzhao and Qilu cultural areas; cities with low potential and relatively low potential are numerous and extensive. In terms of sub-dimensions, the carrier dimension has the largest regional difference, followed by the support and resource dimensions. (3)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of area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The areas with high advantages only include Beijing and Shanghai; Support advantageous areas include Guangzhou, Hangzhou and other 11 cities. The advantaged medium areas include 69 citi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Wuyue, Yanzhao, Qilu and other cultural areas. The number of cities with low advantage is as high as 249, which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whole country.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c plan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different types of area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evaluati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type area; integrated development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旅游的重要资源，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旅游作为大众生活方式，为非遗提供了实践及应用场景，激发了非遗的生机与活力[1]。2023年，文旅部印发《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要求推动非遗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在此背景下，基于地理学视角，揭示中国各文化区、地级行政区的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识别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对因地制宜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有关非遗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早，国际顶尖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早在1993年就非遗旅游相关问题专门出版了一期专刊[2]。近年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非遗旅游价值[3,4]、非遗旅游开发与游客体验[5,6]、非遗旅游的影响[7,8]等。如Vandiver以手工艺类非遗为例，发现非遗的文化、艺术、审美价值通过旅游开发可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和旅游产品的体验价值[3]。Yoshida发现要通过有形空间载体来展现非遗的价值，认为博物馆展示是非遗旅游开发、增强大众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5]。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特别是文旅部成立以来，文旅融合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要求，非遗旅游作为典型的融合方式，相关研究显著增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9,10]、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11,12]、非遗空间分布与旅游响应[13⇓⇓⇓-17]、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18⇓⇓⇓⇓⇓-24]等方面。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作为开展非遗旅游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24]。就研究内容而言，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非遗资源禀赋、旅游开发环境两个维度。非遗资源禀赋是对资源内部作出的评判，包括非遗资源的数量[23,24]、密度[19]、种类[23,24]、级别[20,22]、价值[18,20,21]、适游期[21]、可参与性[22]等指标；旅游开发环境是对外部环境所作出的评判，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23,24]、旅游业发展水平[22⇓-24]、旅游配套设施[21,22]、区位交通条件[18⇓⇓⇓⇓⇓-24]、客源市场规模[18⇓⇓⇓-22]等指标。就研究方法而言，评价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就研究尺度而言，主要以微观为主，评价某个非遗资源的旅游利用潜力，为数不多的宏观研究的空间尺度虽涉及省、市、县，但分析时基本都将其视作一个评价单元。
总体来看，有关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的研究成果不少，为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然而，非遗资源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在与旅游融合发展中需依托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等有形空间载体。已有研究基本未将有形空间载体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虽有几篇文章将A级旅游景区数量纳入指标体系[23]，但忽略了传统村落、博物馆等重要载体，也未考虑非遗资源与有形空间载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由于评价涉及维度较多，受限于数据本身的覆盖面和时效性，还未有全国尺度的研究，且已有研究主要将某省、某市或某县视作一个整体评价单元。而在实际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文化地理区作为非遗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环境，地级行政区作为旅游开发、政策制定的基本单元，亟需探究的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判断出更适宜非遗旅游发展的文化地理区和地级行政区。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多源数据，为全面评价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提供了可能。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以下简称“城市”）为研究单元①(①本文选取4个直辖市，292个地级市、7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共336个行政区为研究单元，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海南省三沙市由于数据缺失，不纳入研究范围。)，融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等POI数据，百度指数、城市商业魅力值、数字中国指数等大数据及传统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从非遗资源禀赋状况、非遗有形空间载体、非遗旅游外部支撑3个维度构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K-means聚类法等方法，从文化区和市域两个尺度分析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的空间分异特征，识别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以期为不同类型区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2 理论阐释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阐释

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研究来源于旅游资源利用潜力研究。旅游资源利用潜力的概念界定大致可分为两种视角：一是着眼于理想发展空间的“差距说”，认为旅游资源利用潜力是现有旅游资源得到最佳配置时能达到的理想水平与实际水平的差距[25]；二是着眼于未来发展能力的“支持保障说”，认为旅游资源利用潜力是现有旅游资源在内部和外部环境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在未来开发利用中可能发挥出来的潜在能力[26,27]。纵观已有研究，多是在“支持保障说”视角下，基于系统论建构旅游资源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旅游资源、客源市场、生态环境、开发条件等维度进行评价[28,29]。其中，旅游资源作为吸引物，是资源开发的物质基础；客源市场作为旅游资源得以开发的源动力，决定资源开发的方向；生态环境作为旅游资源的载体，是资源开发的外在约束；开发条件是旅游资源具有潜力的支撑，影响着资源开发的力度[28,29]。在测评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时，学者们往往也基于“支持保障说”的视角，认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是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的潜在能力[23,24]，从非遗资源禀赋、旅游开发环境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18⇓⇓⇓⇓⇓-24]。
基于上述视角和观点，本文认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是指非遗资源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转化为旅游产品的潜在能力。在测评时，以昂普理论（Resource-Market-Product，RMP）为理论基础，结合资源（R）向产品（P）的转化关系，衡量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
根据昂普理论，旅游资源（R）由核心（R核心：旅游吸引物）和外围资源（R外围：旅游配套设施）组成[30]。由于R核心的差异，R向P的转化关系包括三种类型：① R-P共生型：R核心品质很高，从资源转化为产品的优势明显、较易实现，如黄果树瀑布、九寨沟等；② R-P提升型：R核心品质较低，需要充足的外部环境支撑才能提升产品品质，如云南民族村、清明上河园等；③ R-P伴生型：分为两种类型，当R核心为无形文化时，需与有形空间载体（R有形）相结合才能形成产品。如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构成红色旅游；当R核心为非旅游功能实体时，需增加旅游功能后才能形成旅游产品，如三峡大坝等。
从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的过程来看（图1），一方面，非遗资源受制于无形性的特征，在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需依托有形空间载体[10,31,32]，R-P转化关系属于R-P伴生型。由于非遗起源并根植于特定地方及人群，具有地域性的特征[33]，在周边范围内与有形空间载体结合才能更好保存原真性；另一方面，非遗资源具有脆弱性、流变性的特征，在城市化冲击下日渐式微，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难度较大、机会成本较高，在转化过程中还需要充足的外部环境支撑[22⇓-24]，R-P转化关系属于R-P提升型。
图1 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的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alu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鉴于此，衡量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从内向外涵盖3个层次：① 分析开展非遗旅游的基础（R核心），即非遗资源禀赋状况；② 分析非遗资源在转化为旅游产品过程中所需依托的有形空间载体（R有形），即非遗有形空间载体；③ 分析为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提供支撑的外围资源（R外围），即非遗旅游外部支撑。

2.2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图1），从非遗资源禀赋状况、非遗有形空间载体、非遗旅游外部支撑（以下分别简称“资源维度”“载体维度”“支撑维度”）3个维度出发，参考已有文献指标[18⇓⇓⇓⇓⇓-24]，遵循科学合理、突出重点、数据可得等原则，构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由于熵值法是客观的权重计算方法，能有效克服指标间信息叠加，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而计算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得分，具体计算步骤见鄢继尧等[34]。为排除量纲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正向标准化处理[34]。
表1 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目标 维度层 准则层 指标 权重 指标说明
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 R核心：
非遗资源禀赋状况		 非遗数量及密度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 0.0259 -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密度 0.037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城市面积
非遗类型及结构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门类个数 0.0091 -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多样性指数 0.0086 借鉴生态学中分析生物多样性的香农威纳指数进行测算，计算公式：H=- ∑ i = 1 s ( P i l n p i )，式中：Pi为第i种门类的非遗数量占所有门类非遗数量的占比，S为门类数量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类型优势度 0.0265 优势度=表演类和手工艺类非遗数量×1/2+民俗节庆类非遗数量×3/365
非遗价值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数量 0.0690 -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成熟度 0.0279 用2022年减去各批次评选年份设置权重计算成熟度。计算公式：成熟度=第一批×16+第二批×14+第三批×11+第四批×8+第五批×1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数量 0.0378 -
R有形：
非遗有形空间载体		 A级旅游景区 同时包含样方中A级旅游景区数量 0.0249 -
同时包含样方中A级旅游景区质量 0.0258 已有研究多采用各等级A级旅游景区数量乘以权重来计算A级旅游景区数量。计算公式：A级旅游景区质量=同时包含样方中5A级旅游景区数量×5+4A级×2.5+3A级×2+2A级×1.5+1A级×1
传统村落 同时包含样方中传统村落数量 0.0520 -
同时包含样方中历史文化名村数量 0.1313 -
博物馆 同时包含样方中博物馆数量 0.0387 -
同时包含样方中博物馆质量 0.0386 参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的《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中一级、二级、三级博物馆得分分别为800分、600分、400分的标准。计算公式：博物馆质量=一级×4+二级×3+三级×2+未分级×1
同时包含样方中博物馆开展的教育活动数 0.1273 -
R外围：
非遗旅游外部支撑		 旅游发展水平 国内旅游人次 0.0225 -
入境旅游人次 0.0826 -
潜在客源市场 潜在大众游客 0.0322 全国对“城市名+旅游”关键词和“城市名+景点”关键词的网络关注度
潜在专门化游客 0.0193 全国对“城市名+非遗”关键词的网络关注度
旅游配套服务 星级酒店质量 0.0240 借鉴A级旅游景区质量的计算方法，计算公式：星级酒店质量=五星级酒店数量×5+四星级×2.5+三星级×2+二星级×1.5+一星级×1
强连接城市数量 0.0556 -
城市商业魅力 0.0170 -
数字中国指数 0.0511 -
经济社会基础 人均GDP 0.0115 -
城镇化率 0.0037 -

2.2.1 非遗资源禀赋状况

非遗资源（R核心）是开展非遗旅游的基础。非遗数量多且在一定范围内集中分布是形成旅游吸引力并支撑形成规模旅游开发活动的基础[23]，选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及密度两个指标。非遗类型与结构也是资源维度的一部分。国家级名录将非遗分为十大门类，不同门类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契合处、联结点不同[1]。城市拥有的非遗门类越多，可供游客观赏和体验的内容越丰富，进行旅游产品塑造更能产生规模效应，选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门类个数这一指标。为细分非遗门类个数相同但结构不同的情况，引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多样性指数进行测度。日本经验表明，游客更喜爱观赏性、参与性、体验性强的表演、手工艺和民俗节庆类非遗[35]。各国非遗分类标准不同，参照中国分类标准，表演类对应曲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手工艺类、民俗节庆类分别对应传统技艺与传统美术类、民俗类非遗[36]18。由于不同门类非遗适宜旅游利用的时间有所不同，以适游期作为权重计算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类型优势度[23]。表演、手工艺类非遗展示受时间因素影响小，以旅游旺季时间段（4—10月）作为适游期，设权重为1/2（6个月/12个月），而民俗节庆类非遗通常在节庆活动时才能对游客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统一以3天作为活动的持续时间，设权重为3/365[23]。
非遗旅游以非遗资源自身蕴涵的文化内涵为基础，非遗资源自身价值高低影响着旅游利用潜力[22]。非遗等级越高，文化、历史、艺术、精神价值越高[23]，选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数量这一指标。已有研究指出[19]，被评为国家级代表性项目时间越久的非遗往往价值越高，引入国家级代表性项目成熟度这一指标。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是非遗文化的承载者与传递者[37,38]，非遗传承人数量越多，越能形成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2]，进行旅游开发的价值也越高，选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数量这一指标。

2.2.2 非遗有形空间载体

无形的非遗资源（R核心）必须与有形空间载体（R有形）相结合才能实现向旅游产品的转化。已有研究表明，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是非遗的重要空间载体。一方面，越来越多的A级旅游景区在食、游、购等各环节植入形式多样的非遗展陈、展演、体验活动，作为增强游客文化体验的主要举措[10]；另一方面，传统村落是非遗得以孕育生存和传承发展的空间，也是非遗的重要空间载体[39]；再者，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中明确指出“博物馆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增强博物馆的旅游休闲功能，决定了博物馆在非遗旅游中的载体功能。
非遗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在周边范围内与有形空间载体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保存其原真性。为计算各城市与周边地域非遗联系更紧密、更易产生融合的空间载体数量，借鉴生态学景观（资源）要素空间关联分析方法[40]，设计R核心与各类型R有形的空间关系研究方案。首先，按非遗和各类型R有形的覆盖范围[13,31,41]确定取点直径为5 km，网格间距为取点直径的4倍20 km，在中国地图上沿经、纬线方向间隔20 km画等距直线，得到24716个样方；然后，将样方图层与R无形、各类型R有形图层叠加得到复合图层，由复合图层相应的拓扑数据库绘制同时包含R无形与R有形（以下简称“同时包含”）、仅包含R无形、仅包含R有形、同时不包含R无形与R有形等四种类型的样方（图2）。其中，位于同时包含样方中的有形空间载体与该地域内非遗联系更为紧密、更容易产生融合。由于一个同时包含的样方中可能包括多个R有形，进一步计算同时包含样方中包含的R有形数量，汇总得到各城市同时包含样方中的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数量。
图2 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与各类型有形空间载体的空间关联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 items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various types of tangible space carriers

本文从同时包含样方中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的数量、质量两方面衡量载体维度（表1）。其中，传统村落国家尚未分级，历史文化名村作为优秀的传统村落，选取同时包含样方中历史文化名村数量表征传统村落质量；考虑到博物馆具有教育、展示功能，传统音乐等表演类非遗可通过传承人展示出来，提升博物馆“生命力”，增设同时包含样方中博物馆开展教育活动次数这一指标

2.2.3 非遗旅游外部支撑

非遗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支撑（R外围）。旅游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非遗的旅游开发，在旅游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非遗即使并非最优质资源，也可融入到旅游吸引物中获得旅游开发的成功[42]。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更能有效促进非遗旅游产品和业态开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选取国内旅游人次、入境旅游人次和人均GDP、城镇化率分别表征旅游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基础。潜在客源市场对非遗旅游开发也起着促进作用。潜在客源可分为大众和专门化游客，专门化游客对当地非遗有着执着的喜爱，到当地旅游的目的主要是非遗旅游[36]63。网络关注度作为居民需求和行为在虚拟空间上的直观体现，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居民旅游需求，进而表征潜在客源[43,44]。本文基于百度指数，以“城市名+旅游”“城市名+景点”和“城市名+非遗”为关键词获取2019年全国对某城市的网络关注度，分别表征某城市潜在大众游客和专门化游客[43]。
旅游配套服务涵盖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对游客旅游体验的舒适性、便捷性、愉悦性产生影响。完善的住宿服务设施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和提升消费的重要载体，非遗所处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影响游客可达性，选取星级酒店丰度和强联系城市数量分别体现“住”和“行”的能力。强联系城市数量是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依据城市对之间的公路、铁路、航空联系度综合计算得出的，相比传统的公路、铁路总里程数更能反映交通通达性。“食、游、购、娱”四要素的能力采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商业魅力值”进行测度[34]，其包括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等五大维度，不仅可反映食（餐饮门店数量、饿了么外卖活跃度等）、游（抖音打卡地点丰富度、马蜂窝旅游热点指数）、购（品牌门店总数、便利店数量等）、娱（酒吧数量、livehouse数量等）要素的内容、形式、品质，还顺应了《“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的“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模式，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创新、夜间消费”的新要求。此外，为适应智慧旅游新业态，引入腾讯研究院基于数字产业、政务、生活、文化等指标测评的“数字中国指数”表征数字化程度[34]。

2.2.4 数据来源

研究支撑数据包括3个部分（表2）。① 资源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是目前唯一可获取的、由官方公布的非遗数据来源[45,46]。截至2022年10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包含1557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共计3610个子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有3057人；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共有42项。但入选项目均为大类，不含扩展项目，如入选项目名称为“二十四节气”的非遗对照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还包括农历二十四节气（九华立春祭）、农历二十四节气（三门祭冬）等13个扩展项目，将入选项目与中国名录对应后共得到290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② 载体维度中的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数据均来自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名录。截至2019年末，中国共有A级旅游景区12402家、传统村落6819个、历史文化名村487个、博物馆5535家。③ 支撑维度数据涵盖传统统计数据和大数据。为避免疫情影响造成数据不准确[47]，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空间、支撑维度中的数据均以2019年为节点。本文以全国矢量化标准图为底图，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信息抓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地理空间坐标，按照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所在地址抓取地理空间坐标，进行可视化与定量分析。
表2 研究支撑数据及来源

Tab. 2 Research supporting data and sources

维度 指标 来源
非遗资源禀赋状况 非遗相关数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非遗有形空间载体 A级旅游景区相关数据 文旅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旅厅官网
传统村落相关数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公示的第1~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第1~第7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
博物馆相关数据 国家文物局发布的《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
非遗旅游外部支撑 旅游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2020年统计年鉴或2019年统计公报
网络关注度 百度指数爬取
星级饭店 全国星级饭店管理系统
强连接城市数量、城市商业魅力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20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数字中国指数 腾讯研究院联合腾讯云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

2.3 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划分

K-means聚类法可将数据按特征划分为k组。本文采用K-means聚类法对各城市资源、载体、支撑维度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出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导向政策。为选择科学合理的分类方案，采用Calinski-Harabasz伪F统计量衡量不同分组方式的组内相似性及组间差异。统计量越高，分类结果越可信。计算公式见古恒宇等[48]。

3 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空间分异特征

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总体较低，全国均值为0.0676，变异系数为1.0231，区域差异显著。本文从文化区和市域尺度分析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3.1 文化区尺度空间分异特征

文化的创生传承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在各地不尽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打破行政分区，以文化现象划定文化空间的文化地理区。本文参考已有研究[49]，将中国划分为13个文化副区和2个文化亚区（以下均简称“文化区”）。
从各文化区非遗资源旅游潜力及各维度均值（图3）来看，吴越文化区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唐宋以来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区域，潜力均值最高（0.1426）；位于东部地区的燕赵、闽台、齐鲁、岭南文化区潜力均值位列全国第2~第5名。其中，燕赵文化区封建社会晚期以来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闽台文化区受内陆与海洋文化双重影响，齐鲁文化区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这些文化区自然条件优越、人类活动频繁、文化交流活动多，非遗数量多、等级高、分布广。同时，这些文化区还是近现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和工商业集聚地，繁荣的工商业基础和人力、市场、资金等资源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了较多的空间载体和强大的外部支撑；岭南文化区非遗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资源和载体维度发展水平较低，分别位列第13名、11名。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促使支撑维度位列全国第4名，带动潜力均值跻身全国前5名。
图3 中国各文化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均值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The average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different dimension scores of each cultural area in China

荆湘、中原、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淮河流域、巴蜀文化区潜力均值位列全国第6~第10名，基本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荆湘、中原文化区三个维度均处于中等水平，带动潜力均值分别位列全国第6、第7名。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维度位列全国第6名；较多的A级旅游景区和传统村落也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有形空间载体，载体维度位列全国第5名；但支撑维度发展相对较低，制约了潜力的提升。淮河流域文化区非遗分布呈现南北密、中间疏的特征，巴蜀文化区呈现以成都、重庆两个核心城市集中分布的特征，资源维度相对其他维度低，制约了非遗旅游发展。
秦陇、内蒙古、新疆、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区潜力均值位列全国第11~第14名，均位于西部地区。其中，秦陇文化区是宋朝前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非遗数量较多，数量较多的博物馆也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潜力均值仅位列全国第11名。内蒙古文化区盛行游牧文化，居无定所的特征使非遗数量相对较少，且受地域辽阔的影响与各类空间载体的关系相对较弱，较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难以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支撑。新疆文化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先后受到佛教、伊斯兰教的显著影响，丝绸之路从中穿过，资源维度位列全国第7名；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区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区域内多样的民族发展演化历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得以在特殊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生存、发展，非遗数量较多且风格独树一帜，资源维度位列全国第4名。但以上两个文化区与内蒙古文化区类似，较低的载体和支撑维度限制了非遗旅游发展。关东文化区潜力均值最低。资源维度上，关东文化区兼具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尽管少数民族数量众多，但只有蒙古、朝鲜、满族等民族以群落形式集聚生活，而其他未形成群落集聚状态的诸多民族非遗数量较少，非遗主要集中在延边、哈尔滨、沈阳、锦州等城市，资源维度整体较低；载体维度上，各类空间载体数量、等级都较小，非遗与空间载体的空间互动也不容乐观；支撑维度上，受老工业基地衰落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较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难以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
总体来看，位于东部地区的吴越、燕赵、闽台、齐鲁文化区较为理想地实现了资源、载体、支撑“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较高；岭南文化区非遗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资源和载体维度发展水平较低，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西南少数民族农业、秦陇文化区相反；淮河流域、巴蜀文化区非遗集中分布现象突出，资源维度相对其他维度低，制约了非遗旅游发展；新疆、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区少数民族集聚，资源维度相对其他维度高，但地域辽阔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等原因制约了潜力提升。关东文化区各维度均较低，潜力最低。

3.2 市域尺度空间分异特征

为直观反映中国城市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其各维度空间分异特征，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利用潜力及各维度得分划分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5个等级（图4）。
图4 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其各维度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different dimension scores in China

总体来看（图4a），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空间分布以行政级别高的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部分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聚居地为核心，以文化区交界处为边缘，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潜力高的城市仅有北京、上海2个，资源、载体、支撑维度发展均较好。潜力较高的城市有16个，除广州、杭州、重庆、西安、成都、深圳、天津、武汉、南京、青岛等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外，还包括晋城、苏州、黄山、黔东南、晋中、泉州等历史文化名城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潜力中等的城市有47个，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文化区，在其他文化区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或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有分布，如长沙、厦门、郑州、哈尔滨、拉萨、合肥、呼和浩特、大理、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潜力较低、低的城市数量多、范围广，占比分别为32.74%和47.92%。其中，潜力较低的城市以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为主，燕赵文化区到岭南文化区一带连绵分布形成一个突出的较低潜力区。潜力低的城市以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为主，关东、巴蜀、新疆、内蒙古、青藏高原游牧、秦陇、岭南文化区50%以上的城市潜力为低等级。
分维度看，资源、载体、支撑维度变异系数分别为0.9092、1.4991、1.1346，载体维度区域差异最大，其次是支撑和资源维度。具体来看，资源维度等级高的城市仅有北京1个（图4b），其作为首都，拥有3000余年的建城市和850余年的建都史，汇聚了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非遗数量及密度高、类型与结构优、价值高。等级较高的城市有11个，除位于吴越文化区的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温州外，还包括拉萨、黔东南、泉州、天津、厦门、重庆等城市。各城市等级较高的原因不尽相同。拉萨、黔东南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非遗数量多且类型齐全，备受游客欢迎的表演、手工艺和民俗类非遗也较多；泉州作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沿海开放口岸，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天津是曲艺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各种表演艺术门类齐全；厦门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尽管不多，但非遗密度较高，便于整体性保护开发；重庆地处西南内陆，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巴渝文化的独特性和神秘性，非遗数量多且类型齐全。等级中等的城市数量达53个，主要分布在燕赵、吴越文化区，秦陇、齐鲁和闽台、岭南、荆湘文化区分别有5个和4个城市为中等等级，成都、哈尔滨、扬州、呼和浩特、甘孜、海东、阿坝、乌鲁木齐、喀什、焦作等10个城市也为中等等级。等级较低的城市包括定西、泰安、忻州、海口、德宏等129个，以荆湘、岭南、西南少数民族农业、关东、秦陇、中原文化区城市为主；等级低的城市包括乌海、攀枝花、鸡西、白城、鹤岗等142个，以关东、岭南、巴蜀、秦陇、荆湘、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区城市为主。
载体维度等级高的城市除包括A级旅游景区、博物馆数量众多的北京、上海外，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众多的晋城也包括在内（图4c）。等级较高的城市有10个，其中西安、广州、杭州、青岛、重庆、成都A级旅游景区和博物馆数量较多、质量较高，晋中、黄山、张家口、黔东南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数量较多。等级中等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和燕赵文化区，33个城市拥有的优势不尽相同，天津、哈尔滨、武汉在A级旅游景区和博物馆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丽水、安顺、大理、郴州、吕梁、宁德在传统村落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其他城市3个有形空间载体均有一些优势，但优势不明显。等级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荆湘、岭南、秦陇文化区，数量达73个，遵义、保山、红河、衡阳、安阳、邢台、湘西、宜春、梅州等9个城市传统村落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其他城市空间载体主要为A级旅游景区和博物馆；等级低的城市数量最多，高达217个，内蒙古、关东、新疆、青藏高原游牧、巴蜀文化区80%以上的城市为低等级。
支撑维度空间分异特征与资源、载体维度有较大差异（图4d）。等级高的城市仅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均为行政等级高的城市。等级较高的城市包括重庆、杭州、成都、西安、武汉、长沙、南京、天津、郑州、苏州、厦门等11个，除苏州外均为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充分体现了近年来“强省会”战略的直接效果。等级中等的城市有35个，除昆明、济南、沈阳等15个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外，还包括桂林、张家界、洛阳、泉州、黄山、三亚等20个远近闻名的旅游城市；等级较低的城市包括江门、保定、唐山、宜昌、秦皇岛等102个，以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主，紧密分布在等级较高、中等的城市外围；低等级的城市包括和田、玉树、那曲、克孜勒苏、果洛等184个，分布在广阔的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青藏高原游牧、巴蜀、新疆、关东、内蒙古文化区75%以上的城市为低等级。

4 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划分与发展策略

4.1 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划分

采用K-means聚类法对各城市资源、载体、支撑维度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出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分别设定k=2、3、4、5、6共五种聚类模式，并分别计算各分类方案对应的伪F统计量。结果显示，当k=5时，伪F统计量的均值最大，且最大、最小值相差不大，因此设定k=5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各类型区资源、载体、支撑维度得分均值差异（表3），可将中国336个城市划分为五种类型（图5）。Ⅰ类区仅包括北京、上海2个城市，该类型区资源、载体、支撑维度得分均值均最高，可看作三维优势均高区，推动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很高的潜力。Ⅱ类区包括广州、杭州、重庆、西安、成都、深圳、天津、武汉、南京、苏州、长沙等11个城市，基本为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该类型区资源、载体维度均值较高，支撑维度均值（0.1343）远高于除Ⅰ类区外的其他类型区，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可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可看作支撑优势区，推动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较高潜力。Ⅲ类区包括晋城、黄山、黔东南、晋中、张家口5个城市，主要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少数民族集聚地，该类型区非遗资源禀赋状况较好，资源维度均值为0.0442；较多的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有形空间载体，载体维度均值高达0.1228，远高于除Ⅰ类区外的其他类型区；但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配套服务较弱，支撑维度均值较低（0.0233），成为非遗旅游融合发展的障碍，可看作资源-载体优势区。Ⅳ类区包括69个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荆湘、岭南、闽台、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区，在其他文化区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或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有分布，如洛阳、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渭南、拉萨等。该类型区各维度均值均不是最大或最小值，可看作三维优势中等区。而Ⅴ类区共包含249个城市，广泛分布在中国全域。该类型区三个维度均值均为最小，可看作三维优势均低区，推动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潜力较低。
表3 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划分

Tab. 3 Classific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分区 类型 非遗资源
禀赋状况		 非遗有形
空间载体		 非遗旅游
外部支撑		 非遗资源旅游
利用潜力		 城市数量（个）
Ⅰ类区 三维优势均高区 0.1875 0.2381 0.2264 0.6520 2
Ⅱ类区 支撑优势区 0.0576 0.0595 0.1343 0.2513 11
Ⅲ类区 资源-载体优势区 0.0442 0.1228 0.0233 0.1902 5
Ⅳ类区 三维优势中等区 0.0359 0.0323 0.0417 0.1099 69
Ⅴ类区 三维优势均低区 0.0161 0.0083 0.0161 0.0405 249
图5 中国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的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China

4.2 不同类型区发展策略

不同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的优势不尽相同，这一特征值得被纳入政策考量，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推动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
三维优势均高区要发挥典型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找准各门类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契合处、联结点，建设一批特色鲜明、氛围浓厚、当地群众和游客认可的非遗特色景区，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精品案例。同时，北京、上海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阵地，要在旅游空间为外国游客讲好中国的非遗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支撑优势区主要位于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要充分发挥旅游发展水平高、潜在客源市场广阔、旅游配套服务强、经济社会基础好的支撑优势，创新文化消费场景，举办非遗购物节、非遗美食节、非遗展演等活动，引导居民和游客畅享非遗购、探访非遗味、共赴非遗游，为促消费扩内需蓄能加力。同时，这些城市多为交通枢纽，游客流量大，要将非遗融入机场、高铁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拓宽非遗覆盖面和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三维优势均高区和支撑优势区包含的城市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诸多研究表明，非遗传承中的重要破坏因素来自城市化和现代化[31,50]。因此，在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过程中应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逐步建立“专家咨询-企业担责-公众监督”的非遗旅游项目审批和监督机制，杜绝对非遗资源的碎片化利用、歪曲性改编。同时，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非遗文化空间缺失是导致非遗逐渐衰落的主要原因。应充分发挥A级旅游景区和博物馆数量多的优势，推动非遗进景区、进博物馆，让由于生存空间变化而逐渐衰落的非遗资源在与旅游融合发展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苏州评弹在城市化进程中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通过将评弹表演融入山塘街、平江路等旅游景区，评弹表演小剧场成为景区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巨大的客流量也使得评弹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资源-载体优势区主要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拥有大量气质独特、特色浓郁的非遗文化，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交通相对闭塞。要发挥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多的优势，将非遗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起来，探索“非遗+节庆、演出、体验、研学、文创、美食、住宿”的多元融合，让传承人、村民、居民成为旅游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领略非遗的独特魅力，实现非遗促进旅游发展、旅游发展带动经济提升、经济提升反哺非遗保护的良性循环。但在此过程中应尊重非遗相关群体意愿和当地风俗习惯，避免对非遗进行无原则的改编改造，影响游客的真实性体验。
三维优势中等区各维度均值适中，推动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较高潜力。要发挥好这一良好基础，将非遗作为旅游的新一轮吸引物，打造差异化、品质化的非遗旅游产品，从而吸引更多游客。由于该区各维度均值均处于中等水平，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利用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全面参与非遗传播，培育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网红”品牌，让游客充分了解当地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魅力，提升旅游品牌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维优势均低区城市数量多、分布广。这些城市即使非遗资源禀赋状况较弱，但非遗的价值源于彼此间的差异，彰显特色便能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因此，未来应树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理念，深挖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鲜明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化，提升展示利用水平。由于支撑维度也较弱，可先确立具有典型代表性和带头示范作用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品牌，然后再逐渐以此为核心进行衍生与拓展。同时，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旅游接待品质。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多源数据构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在分析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划分出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总体较低，区域差异显著。文化区尺度下，吴越、燕赵、闽台、齐鲁文化区较为理想地实现了资源、载体、支撑“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潜力较高；岭南文化区资源和载体维度较低，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西南少数民族农业、秦陇文化区相反；淮河流域、巴蜀文化区资源维度相对其他维度低，制约了潜力的提升，新疆、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区反之；关东文化区潜力最低。
（2）市域尺度下，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空间分布以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和部分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聚居地为核心，以文化区交界处为边缘，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潜力高的城市仅有北京、上海；潜力较高的城市除广州、杭州、重庆等10个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外，还包括晋城、苏州、黄山、黔东南、晋中、泉州；潜力中等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文化区；潜力较低、低的城市数量多、范围广。分维度看，载体维度区域差异最大，其次是支撑和资源维度。
（3）全国可分为五大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三维优势均高区仅包括北京、上海；支撑优势区包括广州、杭州等11个城市；资源-载体优势区包括晋城、黔东南等5个城市；三维优势中等区包括69个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等文化区；三维优势均低区城市数量高达249个，广泛分布在中国全域。据此提出不同类型区的发展策略。

5.2 讨论

本文借鉴生态学景观（资源）要素空间关联分析方法，将非遗资源和有形空间载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突破了既有研究主要从非遗资源禀赋和旅游开发环境的角度评价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框架。研究结果表明，载体维度区域差异是所有维度中最大的，验证了本文相对以往评价指标体系增加载体维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与此同时，虽然已有少数研究关注到了有形空间载体对非遗资源旅游利用的作用，但仍主要采用重心模型等方法探究宏观尺度下非遗资源和空间载体间的空间错位特征，较难准确反映两者空间错位的具体分布特征。而本文从微观尺度考察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得到中国336个城市均包含样方中的有形空间载体数量，作为载体维度的评价指标。从载体维度空间分异特征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多数城市是因为均包含样方中A级旅游景区和博物馆数量多、质量高而得分较高的，而传统村落与非遗资源的空间关系是有形空间载体中最不紧密的。此结果告诉我们，传统村落应尽快开展非遗资源梳理统计工作，巧妙利用旅游人气维系现有非遗资源的存续、促进乡土文化的流传，并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逐步申请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正是由于全国尺度的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数据规模庞大、搜集难度高，因而既有研究多对非遗资源禀赋状况较好的省域或市域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虽然能够反映当地的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但缺乏多地对比以及对全国尺度整体规律的探讨。本文通过融合POI数据、网络大数据及传统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克服了数据难以获取的现实困境，将研究尺度拓展到全国，通过探究全国文化区、市域尺度下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划分出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为宏观把握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空间分异是以文化地理区为基底的，具体表现以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和部分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聚居地为核心，以文化区交界处为边缘，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此结果告诉我们，未来要充分发挥文化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联动周边城市进行整体性保护与旅游开发，以文化区内的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等为点位，共同打造重点与全面结合、特色与特殊结合、核心与边缘结合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推动文化区所有城市非遗旅游共同发展。
诚然，本文尚存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方面，中国已基本建立国家、省、市、县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但由于本文是全国层面的研究，不同省、市、县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建立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发布的批次和数量也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仅选取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分析。另一方面，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动态变化，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仅进行了横向的静态分析，未来可持续研究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机制。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专家对文献述评、理论阐释、指标选取、结论梳理及讨论总结等方面给予的宝贵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李广春. 期待“非遗+旅游”释放更多精彩. 光明日报, 2023-03-03(11).

[Li Guangchu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lease of more exc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ourism”. Guangming Daily, 2023-03-03(11).]

[2]
宋立中. 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综述与启示: 基于近20年ATR、TM文献的考察. 世界地理研究, 2014, 23(4): 136-147.

[Song Lizhong. A review of study on intangible heritage tourism abroad and its inspiration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ATR, TM in the latest twenty year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4, 23(4): 136-147.]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14.04.016.

[3]
Vandiver, Pamela B. Craft knowledge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 A case study of Samarkand tiles and traditional Potters in Uzbekistan.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Symposium Proceedings, 2005, 852(7): 331-352. DOI: 10.1557/PROC-852-OO7.1.

[4]
Richards G. Cultural tourism: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and trend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36: 12-21. DOI: 10.1016/j.jhtm.2018.03.005.

[5]
Kenji Y. The museum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4, 56(5): 108-112. DOI: 10.1111/j.1350-0775.2004.00464.x.

[6]
Hwang S N, Lee C, Chen H J.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ts' involvement, place attachment and interpretation satisfaction in Taiwan's parks.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2): 143-156. DOI: 10.1016/j.tourman.2003.11.006.

[7]
Medina L K. Commoditizing culture: Tourism and Maya Ident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2): 353-368. DOI: 10.1016/S0160-7383(02)00099-3.

[8]
Dallen J Timothy. Making sense of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 trends in a maturing field of study.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7, 25: 177-180. DOI: 10.1016/j.tmp.2017.11.018.

[9]
赵悦, 石美玉.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三大矛盾探析. 旅游学刊, 2013, 28(9): 84-93.

[Zhao Yue, Shi Meiyu.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contradictions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Tribune, 2013, 28(9): 84-9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3.09.009.

[10]
苑利, 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的“功”与“过”. 旅游学刊, 2021, 36(5): 5-8.

[Yuan Li, Gu Ju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tering the scenic spot. Tourism Tribune, 2021, 36(5): 5-8.]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5.003.

[11]
杨红. 非遗与旅游融合的五大类型.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0, 12(1): 146-149.

[Yang Hong. Five types of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2020, 12(1): 146-149.]

[12]
张希月, 陈田. 基于游客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影响机理研究: 以传统手工艺苏绣为例. 地理研究, 2016, 35(3): 590-604.

DOI

[Zhang Xiyue, Chen Tian.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CH)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tourists: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uzhou Embroider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3): 590-604.] DOI: 10.11821/dlyj201603016.

[13]
高彩霞, 刘家明, 高岩, 等.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研究.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1, 37(3): 103-108.

[Gao Caixia, Liu Jiaming, Gao Yan, et al. Research on spatial patter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1, 37 (3): 103-108.] DOI: 10.3969/j.issn.1672-0504.2021.03.015.

[14]
张建忠, 温娟娟, 刘家明, 等.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 地理科学, 2017, 37(7): 1104-1111.

DOI

[Zhang Jianzhong, Wen Juanjuan, Liu Jiaming,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m respons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hanxi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1104-1111.] DOI: 10.13249/j.cnki.sgs.2017.07.016.

[15]
莫林丽, 余佳华, 李光慧, 等. 长三角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与旅游产业关联性分析.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3, 44(2): 146-153, 163.

[Mo Linli, Yu Jiahua, Li Guanghui,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ourism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23, 44(2): 146-153, 163.] DOI: 10.16246/j.issn.1673-5072.2023.02.006.

[16]
程乾, 凌素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科学, 2013, 33(10): 1166-1172.

DOI

[Cheng Qian, Ling Supei.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10): 1166-1172.] DOI: 10.13249/j.cnki.sgs.2013.10.002.

[17]
吴清, 李细归, 张明. 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 经济地理, 2015, 35(6): 175-183.

[Wu Qing, Li Xigui, Zhang M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relevant factors of China's different typ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6): 175-183.] DOI: 10.15957/j.cnki.jjdl.2015.06.025.

[18]
顾金孚, 王显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体系初探.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8, (9): 793-795.

[Gu Jinfu, Wang Xiancheng. Research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exploitation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 Resource Development &Market, 2008, (9): 793-795.] DOI: 10.3969/j.issn.1005-8141.2008.09.010.

[19]
朱星雨. 长三角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格局及其与旅游融合空间优化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1-80.

[Zhu Xingyu. Research on the patter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integration space with tourism. Nanjing: Master Dissertation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22: 1-80.]

[20]
尹乐, 李建梅, 周亮广.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5): 163-166, 176.

[Yin Le, Li Jianmei, Zhou Liangguang. The valu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resources in Eastern Anhu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3, 32(5): 163-166, 176.] DOI: 10.3969/j.issn.1003-2363.2013.05.030.

[21]
吴媛媛, 颜节礼. 苏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旅游开发潜力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5): 157-162.

[Wu Yuanyuan, Yan Jieli. Cultural tourism potential evaluation o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Southern Jiangsu.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3, 32(5): 157-162.] DOI: 10.3969/j.issn.1003-2363.2013.05.029.

[22]
张希月, 虞虎, 陈田, 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 以苏州市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8): 997-1007.

DOI

[Zhang Xiyue, Yu Hu, Chen Tian, et al. Eval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Suzhou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8): 997-1007.] DOI: 10.18306/dlkxjz.2016.08.009.

[23]
王萍, 刘敏, 刘慧娣.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 36(3): 92-98.

[Wang Ping, Liu Min, Liu Huidi.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tourism in Shanxi province.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7, 36(3): 92-98.] DOI: 110.3969/j.issn.1003-2363.2017.03.017.

[24]
王聪.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空间格局与旅游利用潜力分析. 桂林: 桂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1-62.

[Wang Cong. Spatial pattern and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alysi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Guangxi. Guilin: Master Dissertation of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1: 1-62.]

[25]
马勇, 董观志. 区域旅游持续发展潜力模型研究. 旅游学刊, 1997, (4): 36-40, 62.

[Ma Yong, Dong Guanzhi. Research on the potential mode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Tourism Tribune, 1997, (4): 36-40, 62.]

[26]
于秋阳.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结构模型及其测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1(5): 114-119.

[Yu Qiuyang. Structural model and measurement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ourism industry.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9, 41(5): 114-1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9.05.015.

[27]
李军, 冼凡几, 何莽. 中国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及空间效应分析. 华南地理学报, 2023, (1): 78-93.

[Li Jun, Xian Fanji, He Mang.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and spati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China's health tourism. 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3, (1): 78-93.]

[28]
曾瑜皙, 钟林生. 中国旅游资源评价研究回顾与展望. 湖南师范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 2017, 40(2): 1-10.

[Zeng Yuxi, Zhong Linsheng.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 on the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7, 40(2): 1-10.] DOI: 10.7612/j.issn.1000-2537.2017.02.001.

[29]
王霄, 黄震方, 袁林旺, 等. 生态旅游资源潜力评价: 以江苏盐城海滨湿地为例. 经济地理, 2007, (5): 830-834.

[Wang Xiao, Huang Zhenfang, Yuan Linwang, et al. A study on potential assessment of ecotourism resources: A case of coastal wetlands in Yancheng.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5): 830-834.] DOI: 10.15957/j.cnki.jjdl.2007.05.038.

[30]
吴必虎. 区域旅游开发的RMP分析: 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 地理研究, 2001, 20(1): 103-110.

[Wu Bihu.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RMP for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Case study of Luoyang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1, 20(1): 103-110.]

DOI

[31]
李如友, 石张宇.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及其机理.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 38(5): 129-137.

[Li Ruyou, Shi Zhangyu. Spatial misalignment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strib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2, 38(5): 129-137.] DOI: 10.3969/j.issn.1672-0504.2022.05.017.

[32]
陈倩. 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郑州: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10-14.

[Chen Qian. The role of museums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Zhengzhou: Master Dissertation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013: 10-14.]

[33]
魏雷, 朱竑. 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 地理学报, 2022, 77(2): 492-504.

DOI

[Wei Lei, Zhu Hong. The translocal practi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 (2): 492-504.] DOI: 10.11821/dlxb202202015.

[34]
鄢继尧, 赵媛, 许昕, 等. 中国城市家政服务业发展与需求耦合协调分析.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 38(2): 71-78.

[Yan Jiyao, Zhao Yuan, Xu Xin, et al. Analysi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demand of domestic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ese cities.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2, 38(2): 71-78.] DOI: 10.3969/j.issn.1672-0504.2022.02.010.

[35]
李致伟. 通过日本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探讨日本经验.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4: 119-121.

[Li Zhiwei. Exploring Japan's experience through the protection of Jap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ver a century. Bei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2014: 119-121.]

[36]
张希月.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利用价值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 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2016.

[Zhang Xiyue. Research on tourism utilization value evalua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Bei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2016.]

[37]
周成, 周霖, 张旭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多类别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3, 39(2): 72-80.

[Zhou Cheng, Zhou Lin, Zhang Xuho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multi-catego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3, 39(2): 72-80.] DOI: 10.3969/j.issn.1672-0504.2023.02.010.

[38]
陶伟, 蔡浩辉, 高雨欣, 等. 身体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实践. 地理学报, 2020, 75(10): 2256-2268.

DOI

[Tao Wei, Cai Haohui, Gao Yuxin, et al. The transmission and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the bod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10): 2256-2268.] DOI: 10.11821/dlxb202010015.

[39]
王淑佳, 孙九霞.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22, 77(2): 474-491.

DOI

[Wang Shujia, Sun Jiuxia.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protection lev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west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2): 474-491.] DOI: 10.11821/dlxb202202014.

[40]
黄松, 李燕林, 李如友. 桂西地区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的空间关系及成因机理. 地理学报, 2015, 70(9): 1434-1448.

DOI

[Huang Song, Li Yanlin, Li Ruyou.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eological relics and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in Western Guangxi, China. Acta Geographical Sinica, 2015, 70(9): 1434-1448.] DOI: 10.11821/dlxb201509007.

[41]
陈严武, 韦福安. 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的空间关系及协同发展: 以广西为例. 旅游学刊, 2020, 35(3): 113-126.

[Chen Yanwu, Wei Fuan. Spatial relations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and A-level scenic spots in Guangxi. Tourism Tribune, 2020, 35(3): 113-126.]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3.013.

[42]
王新越, 朱文亮. 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 地理科学, 2019, 39(1): 147-155.

DOI

[Wang Xinyue, Zhu Wenliang.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and obstacle factors in Shandong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 147-155.] DOI: 10.13249/j.cnki.sgs.2019.01.017.

[43]
徐菁, 靳诚. 中国省域间旅游关注网络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分析. 旅游学刊, 2020, 35(6): 14-24.

[Xu Jing, Jin Cheng. Analysis of network pattern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provincial tourism attention in China. Tourism Tribune, 2020, 35(6): 14-2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6.007.

[44]
鄢继尧, 赵媛, 许昕, 等.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中国城市家政服务需求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经济地理, 2021, 41(11): 56-64.

[Yan Jiyao, Zhao Yuan, Xu Xin,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domestic service demand in China: Based on network atten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11): 56-64.]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1.007.

[45]
李嘉欣, 王振波. 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研究. 地理学报, 2022, 77(12): 3162-3179.

DOI

[Li Jiaxin, Wang Zhenbo.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edigree age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a Geographical Sinica, 2022, 77(12): 3162-3179.] DOI: 10.11821/dlxb202212014.

[46]
郭宇, 鄢继尧, 王振波, 等. 中国五批361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数据集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 2021.

[Guo Yu, Yan Jiyao, Wang Zhenbo, et al. Spatial dataset of 3610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of China in five packages. Digital Journal of Global Change Data Repository, 2021.] DOI: 10.3974/geodb.2021.12.01.V1.

[47]
蒋依依, 刘焱序, 王宁, 等. 2004—2019年全球旅游流网络中心度时空演变. 地理研究, 2022, 41(3): 698-712.

DOI

[Jiang Yiyi, Liu Yanxu, Wang Ning, et al.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global inbound tourism network centrality during 2004-2019.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3): 698-712.] DOI: 10.11821/dlyj020210106.

[48]
古恒宇, 孟鑫, 沈体雁, 等.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 地理学报, 2020, 75(2): 240-254.

DOI

[Gu Hengyu, Meng Xin, Shen Tiyan, et al.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2): 240-254.] DOI: 10.11821/dlxb202002003.

[49]
奚雪松, 许立言, 陈义勇. 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人文地理, 2013, 28(1): 75-79.

[Xi Xuesong, Xu Liyan, Chen Yiyong.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Human Geography, 2013, 28(1): 75-79.]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3.01.003.

[50]
朱罗敬. 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实践研究. 武汉: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71-72.

[Zhu Luojing.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productive protection of urb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Changsha city as an example. Wuh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2019: 71-72.]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