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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

2024 , Vol. 43 >Issue 9: 2493 - 251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456

行为地理与心理健康

跨城居民的休闲行为、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研究：基于时空行为视角

  • 寇力容 , 1, 2 ,
  • 罗苗 1 ,
  • 赵莹 1, 2 ,
  • 徐红罡 , 1, 2
展开
  •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珠海 519080
  • 2.旅游可持续智能评测技术文旅部重点实验室，珠海 519080
徐红罡（1967-），女，云南昆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系统动力学、可持续旅游。E-mail:

寇力容（1992-），女，湖北襄阳人，博士，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流动性与健康、健康和养生旅游、旅游声景观。E-mail:

收稿日期: 2024-05-17

  录用日期: 2024-07-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19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36)

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22qntd5901)

收起

Research on leisure behavior, noise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cross-city residents: A space-time behavioral perspective

  • KOU Lirong , 1, 2 ,
  • LUO Miao 1 ,
  • ZHAO Ying 1, 2 ,
  • XU Honggang ,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0, Guangdong,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Smart Assessment Technology,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China, Zhuhai 519080,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17

  Accepted date: 2024-07-30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Fold

摘要

区域一体化发展下跨城通勤居民日渐增多，面临行为方式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中山市和珠海市的跨城通勤居民为例，采用时空活动日志、便携式声音分贝水平传感器和GPS跟踪设备的动态监测追踪方法，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探究基于活动单元的休闲行为、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跨城居民在活动单元上的客观噪音暴露与心理压力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观噪音感知是客观噪音暴露与心理压力水平之间的中介变量，不同休闲地点和休闲活动对缓解其心理压力的影响存在差异。跨城居民的工作、居住、通勤和休闲行为相互影响，工作日长时间的工作和通勤导致其休闲时空限制高、心理压力大，周末的休闲行为对缓解其心理压力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跨城居民的周末休闲行为受到主动调整和时空制约的影响：一方面，跨城居民面临较高的休闲时空制约，被迫处于高噪音的休闲环境中；另一方面，其能够主动调整周末休闲行为，通过跨城活动获得更优的休闲环境，并有效缓解心理压力。本研究通过综合多源数据和混合方法，为理解跨城居民的休闲行为、环境暴露感知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视角，并对跨城人群和多元休闲情境下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贡献和政策意义。

关键词： 休闲; 环境暴露; 环境感知; 声环境; 心理健康; 粤港澳大湾区

本文引用格式

寇力容 , 罗苗 , 赵莹 , 徐红罡 . 跨城居民的休闲行为、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研究：基于时空行为视角[J]. 地理研究, 2024 , 43(9) : 2493 -2510 . DOI: 10.11821/dlyj020240456

Abstract

With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population of cross-city commuting resident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his growth has led to a rise in mental health issues stemming from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at impact these cross-city residen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ross-city commuting residents between Zhongshan and Zhuhai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sing dynamic monitoring and tracking methods, including spatiotemporal activity diaries, portable real-time sound sensors, and GPS tracking devices, this study employs a mixed approach that combin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Given that psychological stres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dividuals' mental health,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eisure behaviors, noise environments,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by analyzing activity uni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noise exposure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levels at the activity level is not significant for cross-city residents. Instead, subjective noise perception acts as a mediator between objective noise exposure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Different leisure locations and types have varying effects on alleviat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Zhongshan, cross-city residents experience higher stress levels outside their community due to noisy environments despite better housing conditions, while in Zhuhai, lower noise levels during leisure activities provide a less stressful environment. The work, residence, commuting, and leisure activities of cross-city residents are interrelated. Long work hours and commuting on weekdays impose high spatiotemporal restrictions on leisure and contribute to increased psychological stress,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weekend leisure activities for stress relief. However, the weekend leisure activities of cross-city residents are influenced by both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and active adjustments. On one hand, they often face high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and are forced into noisy leisure environ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an actively adjust their weekend leisure activities, thereby achieving better leisure-related acoustic environments and effectively reliev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through cross-city leisure activities. By integrating multi-source data and mixed method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oise environmental exposure,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diverse leisure contexts for cross-city populations. Additionally, it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eliev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enhancing mental health for cross-city populations through offering more leisure opportunities, improving leisure environments, and minimizing travel constraints. These strategies will improve cross-city residents′ leisure environments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leisure; environmental exposur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coustic environment; mental health;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1 引言

随着城市的高密度发展，居住空间拥挤、绿地空间缺乏、交通堵塞、环境噪音和空气污染等问题均对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噪音污染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污染问题之一。2023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各级部门合计受理的噪声投诉举报约450.3万件，其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59.9%[1]。研究表明城市噪音污染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持续暴露于高分贝噪音环境下会增加人们的心理压力，导致紧张、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疾病[2⇓-4]。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已明确指出建设健康环境的重要性，将噪声作为监测和治理对象之一[5]。
我国的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理念下已初具成效，应运而生了跨城通勤居民[6,7]，例如京津冀一体化、上海大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跨城通勤居民。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发展较为典型的一体化都市圈，并有较为普遍的跨城群体居住其中[8,9]。《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10]，湾区内部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提供了优质的就业机会，而毗邻的佛山、东莞、中山等城市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居住环境。为了寻求和整合更好的居住、工作和休闲资源，跨城通勤居民日益增加，本研究简称为“跨城居民”。跨城居民数量众多，在两城机会和资源共享的同时，也承担着长通勤时间和交通拥堵等问题带来的心理压力[11]。对于跨城居民而言，长时间的工作和通勤会限制其在工作日参与休闲活动的时空安排，进而增加这部分群体的心理压力、疲劳和健康风险。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其通勤行为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11]，但缺少对跨城居民的跨城休闲、周末休闲行为对缓解其心理压力的研究[9]。因此，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下出现的新群体及心理健康状况需要展开更多研究，也需要给予更多的政策关怀。
休闲是缓解人们心理压力的重要手段，但其重要性常常被忽视[12]。虽然已有研究揭示了休闲本身能够缓解心理压力、改善心情、提升健康[13,14]，但环境在休闲行为与心理健康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缺少系统研究。此外，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到客观环境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关系存在重视客观物质环境、忽视主观感知环境的问题。近年来行为地理学者完善了主观感知环境的影响分析[4,15]，但两者的重要性仍无定论，因此需要借助基于行为-环境-健康的动态监测技术[3,15,16]，开展客观实测环境和主观感知环境相结合且对比的分析[4,15]。同时，正面认识休闲行为的决策复杂性和主观能动性，通过不同个体的休闲行为在被动制约和主动调整的协调关系，认识主客观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
本文以中山市-珠海市跨城通勤居民为研究对象，中山是传统工业城市，而珠海是休闲旅游城市，两个城市的休闲环境具有较大差异。跨城通勤人员数量日渐增长，有研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估算中山和珠海之间跨城通勤人员达到15万人次，且主要分布于临近行政边界的镇街[17]，这些边界区域目前仍存在空间破碎、交通连接不畅、行政边界壁垒等困境[18]，而生活在边界地区的跨城居民日渐增多。因此，亟需关注生活在两城边界地区的跨城居民，更全面理解其通勤以外的生活，特别是对其心理压力有缓解的休闲行为及环境，从而为提升区域一体化下跨城居民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基于已有的现实和理论背景，本研究拟采用时空行为视角，借助有关行为-环境-健康的动态监测技术，探讨以下研究问题：第一，跨城居民的周末休闲情境如何影响其心理压力?第二，跨城居民的周末休闲情境如何影响其主客观噪音环境，进而如何影响其心理压力?第三，跨城生活如何影响人们的周末休闲情境、主客观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

2 文献综述

2.1 噪音环境与心理健康研究

环境健康研究关注环境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在关美宝（Mei-Po Kwan）教授提出的地理情境不确定性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简称 UGCoP） 影响下[1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主张在评估环境暴露对个体健康的影响效应时，需要将个体时空行为及其所暴露环境的时空动态性纳入分析[20,21]，从而减少空间和时间不确定性所引发的评估结果偏差问题[3,4,15,21⇓⇓-24]。在这一趋势下，相关研究揭示了城市中的噪音环境、空气污染、绿地空间暴露等对人们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4,23,24]。尽管噪音环境、空气污染和绿地空间暴露具有一定关联性，不过噪音环境具有更高的时空动态性、且与特定行为所处的微观空间环境具有更强的关联[2,16]，因此本研究拟聚焦噪音环境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噪音环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主要有三个方面：① 已有研究揭示了噪音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危害，瞬时和长期暴露于噪音环境都会增加人们的心理压力和烦扰水平[4,15,25]，并且负面影响人们的自评心理健康[2,3]。心理压力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最为重要的指标[26]，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噪音环境对人们心理压力的影响。② 研究揭示了人们的主观感知噪音在客观噪音暴露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4,15]。换言之，人们的客观噪音暴露水平越高，越会引发其主观噪音的负面感知，进而显著提高心理压力水平。噪音环境包括客观噪音暴露和主观噪音感知，客观噪音暴露主要指人们所接触到的客观实测噪音分贝水平，而主观噪音感知是人们对噪音的严重程度给出的主观评价。③ 研究揭示了主客观噪音环境所处的时空行为情境具有重要作用[15,27]。在不同时空行为所关联的情境下，人们对于同等分贝水平的实测噪音，存在不同的主观感知，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28]。因此，需要关注不同时空行为所关联的时间、空间和活动情境下，人们的客观噪音暴露对其主观感知噪音环境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环境健康动态监测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支持。已有研究构建了基于个体时空行为视角下的行为-环境-健康的动态监测技术[16,29⇓⇓-32]，融合了便携式实时声音分贝水平测量仪、GPS跟踪设备、时空活动日志等方法，在传统评估特定地点（例如居家环境、工作场所、学校等）、来自某个特定来源（例如：交通、建筑施工等）的噪音水平监测上，提供了一套基于个体行为的主客观噪音环境的高时空精度数据的动态监测技术[3,4,15,24]，从而降低了环境与健康研究中的地理情境不确定性问题。此外，地理叙事分析法（Geo-narrative Analysis）融合了个体对噪音环境的主观感知体验、地理时空数据和客观实测声音水平[27,33,34]，能够更好地理解特定时空情境下人们对环境与健康的主观感受，帮助理解时空行为所关联的多源声音对健康的复杂影响。
目前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基于个体整体的时空行为，忽视了休闲行为的多样丰富性及对心理压力的缓解作用[12]。休闲行为往往作为居民时空行为的一个类别，与人们的工作或学习、通勤、出行等进行对比[3,4,15]，缺少对休闲行为多样性的深入分析。其二，已有研究仅关注在单一城市范围内生活的城市居民[3,4,15,23]，缺少对多个城市流动居民的关注，这部分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心理压力[11,35]，值得更深入探讨。

2.2 休闲、环境与心理健康研究

目前大量研究揭示了休闲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正面关联[14,36,37]，即人们开展多元休闲活动本身能够降低心理压力、提高积极情绪，从而提升心理健康。休闲是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的有效途径[37]，参与社交、购物、文化、网络娱乐、体育锻炼等休闲活动有助于降低心理压力[37]。除了休闲活动本身，休闲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特别是自然环境或户外环境的休闲活动，有助于人们减少压力、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38]。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压力降低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人们在自然环境下长期适应中，不仅习得了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能力，还发展出了通过环境降低压力、抵御消极情绪的机制，从而提升健康水平[34]。尽管休闲活动倾向于在更好环境下开展[14]，但城市居民受时空限制、仍不得不暴露于嘈杂环境[27]。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休闲本身与心理健康的关系[13,36,37]，噪音环境如何在休闲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作用仍缺少深入探讨。
时空行为视角为理解休闲行为的特殊性，及其与个体环境暴露、环境感知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其一，休闲行为情境具有丰富性，可根据休闲类型、地点、时间等进行划分。按照活动类型而言，金倩等将休闲活动细分为消遣娱乐、休闲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社会活动和教育发展类活动[39]。何诗等将旅游、体育锻炼、文化娱乐作为基本休闲活动类型[40]。按照休闲地点而言，赵莹等将其分为家内休闲、市区休闲、市郊休闲和旅游休闲空间[12]。这些研究为理解休闲行为的丰富性提供了划分依据。
其二，休闲行为具有主动调整和时空制约的双重特点。一方面，与工作、通勤、居住相比，休闲行为具有更高的主动调整性，柴彦威等指出个体能够根据环境感知来灵活自主调节休闲行为的开展[41]。另一方面，个体行为也受时空制约影响[42,43]，限制优质休闲环境的利用[27]。由于人们时间资源的有限性，工作和通勤等活动的时间分配客观限制了休闲时间；并且休闲与居住、工作、通勤等其他行为之间存在时间和精力等资源竞争，这种资源竞争对个体分配休闲的时空安排产生影响，形成了具有制约性的休闲行为模式[41]。因此，研究需进一步挖掘休闲行为的丰富情境，认识跨城居民的休闲行为与主客观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2.3 区域一体化发展下跨城通勤居民的休闲行为、噪音暴露与心理压力研究

区域一体化发展下城市之间的联系不断密切[44]。随着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区域间产业分工差异增大、城市间住房成本差异扩大，区域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增加，日益壮大的跨城居民亟需更多关注[6⇓⇓-9,11]。已有研究侧重分析跨城居民的通勤行为[11,35]，与传统城市郊区居民相似[45]，跨城居民面临长距离和长时间的通勤[46,47]；同时工作日的通勤和工作挤占了休闲、休息和社交的时间和精力[46]，使其休闲时间压缩、休闲空间主要局限于住宅附近[48]，导致这一群体面临较高的心理压力[6,35,46]。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这一群体能够权衡长距离和长时间的通勤，通过跨城生活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更高性价比的住房、更优质的居住条件、并利用两个城市更多元的休闲环境，从而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49]。这些研究提倡不仅要关注跨城居民的通勤行为，还需要关注这一群体的其他生活领域，实现对其所面临心理压力影响机制的全面认识[9,49]。休闲作为缓解心理压力的重要方式，跨城居民面临工作日的休闲时间和空间选择较为局限的问题[48]，跨城居民可能在休息日开展灵活主动的休闲行为，这是揭示其如何主动缓解心理压力的关键。
此外，已有研究仅揭示了跨城居民在通勤中的噪音环境对其心理压力具有负面影响[46]，但随着这部分人群在两个城市中开展活动，拓展了休闲环境的使用范围[11]，接触到不同的客观环境[16]，易于形成多样化的休闲活动情境，从而产生差异化的环境感知和心理压力[50]。考虑到这一群体在周末的休闲行为具有较高主动调整性，研究其周末休闲行为及所关联的微观环境，对于改善跨城居民的噪音环境、缓解其心理压力、从而对全面理解跨城居民的心理压力缓解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借鉴时空行为理论，结合动态监测方法，从微观个体角度，更全面、深入探讨跨城居民的周末休闲行为、主客观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联，并分析跨城生活对其休闲行为、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绘制了理论框架（图1）。
图1 跨城居民的休闲行为-主客观噪音环境-心理压力的研究理论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on the leisure behavior of inter-city residen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noise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的案例地选取了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的锦绣阳光花园小区，该小区临近中山和珠海的行政边界地带（图2），小区因其临近珠海、高性价比和优良环境，吸引了大量中山珠海跨城通勤人员，他们在这里开展中山居住、珠海工作的跨城生活模式。符合已有研究所揭示的发现，即中山珠海跨城通勤人员主要分布于临近行政边界的镇街[17]。该小区自2009年建设，是一座规模大且发展成熟的社区，由130多栋住宅楼构成，容纳了超过8000户居民。一方面，该小区位于中山和珠海边界地带，距离珠海市区仅7 km，开车仅需20多分钟，并设有充足的停车位，方便私家车通勤的跨城居民。其次，锦绣阳光花园小区周边配备了较为完善的公共交通。例如小区附近就有公交站，并提供了42路、986路、坦洲拱北线等在中山和珠海之间运营的公交线路，覆盖了珠海和中山的主要区域，为小区中的跨城居民提供了跨城通勤、生活的公共交通。另一方面，该小区内部环境安静，噪音来源较少，多为人类活动声；小区之外的噪音来源相对更多，包括周边交通道路噪音、施工建设噪音、小摊商贩售卖的商业噪音、市民活动噪音等。对于跨城居民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噪音暴露情况更为复杂，频繁跨城生活使得他们经常往返于中山与珠海之间，接触到两个城市不同分贝水平和来源的噪音环境，因而可能会产生更多元复杂的主客观噪音暴露和心理压力水平，因此该小区中的中山珠海跨城通勤居民是典型的研究对象。
图2 案例地位置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4）0650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Location of the case

3.2 混合研究方法

3.2.1 定量研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设备追踪相结合的方式，于2022年8月至11月开展实地调查。问卷调查收集了周末两天的活动日志、个人信息、主观噪音感知、心理压力水平等；设备追踪包括便携式声音分贝水平传感器收集实时噪音暴露、GPS追踪设备收集高精度的时空轨迹数据。最终招募120个开展中山珠海通勤人员参与调查，共收集了113个有效样本，有效样本需满足3个条件：① 问卷和活动日志完整。② GPS时空轨迹和实时噪音监测数据完整。③ 活动日志的主观评估数据完整。113个样本在周末两天的活动日志中共填写832条有效休闲活动和105条有效工作或学习活动。
在主观数据方面，主问卷收集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属性信息；活动日志要求参与者在周末两天的调查期间，按时间顺序记录下其活动信息，包括每项活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地点、类型和同伴。主观感知噪音由参与者在其活动日志上记录每个活动所对应的主观噪音评价，题项为“该活动中噪音问题严重吗?”，根据5分制Likert量表进行打分。心理压力评估由参与者在活动日志上评价每个活动所对应的心理压力水平，题项为“开展该活动中的压力水平?”，同样采用5分制量表。
在客观数据方面，GPS追踪设备记录了参与者周末两天的轨迹；使用便携式声音分贝水平传感器，在周末两天采集参与者的实时噪音暴露数据。便携式声音分贝水平传感器符合IEC 61672 Type 2声级计标准，记录每分钟噪音分贝水平，精度误差<1.5dBA，测量范围从30至130 dBA，适用于一般的环境噪音评估和日常噪音监测场景[51]。
在定量数据分析方面，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在Mplus 8.3软件展开分析，检验休闲行为、主客观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等变量之间关系。因为活动地点和活动类型都是无序多分类变量，因此对自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按照K-1法则构建虚拟变量，分别将家内休闲地点、工作或学习活动作为参考项。根据以往噪音水平对心理压力的实证研究[4,15]，社会经济属性会对心理压力产生影响，因此将跨城居民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包括学历和收入也纳入模型分析。在休闲情境方面，本研究参考以往研究将休闲活动地点划分为4种类型[52]，包括家内、小区、小区外中山市和珠海市，跨城居民周末休闲涉及中山市和珠海市，但由于出行时间和距离限制，家内和小区也是其重要休闲场所。本研究将休闲活动划分为4种类型[53]（表1），包括社交休闲活动、购物休闲活动、文化网络休闲活动和休息活动。体育锻炼、家庭活动、社交等休闲活动强调人际互动[54]，通常伴随较高噪音；购物、外出就餐等休闲活动涉及与外界互动，声音来源多样；文化活动、网络活动等文化网络休闲活动中特定声音成为吸引物；而休息活动要求较为安静环境[15]。因此，不同休闲活动类型和地点差异，可能会对跨城居民的主客观噪音环境及心理压力产生复杂影响，需更深入分析。
表1 休闲活动分类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整合分类 详细分类
社交休闲活动 体育锻炼、家庭活动、社交活动、观光旅游
购物休闲活动 购物、逛街、外出就餐
文化网络活动 文化活动、网络娱乐
休息活动 睡觉休息、睡午觉

3.2.2 定性研究

本研究还采用半结构访谈法，于2024年1月对参与了问卷调研的11个受访者展开了深度访谈，试图理解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和主观感受。每个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大约在1小时，通过让他们分享在中山和珠海的跨城生活、休闲体验和环境感知，了解其在中山和珠海的休闲行为、噪音环境感知与心理压力的主观感受，以及跨城生活的影响。经受访者同意，研究者对这些访谈进行了录音，通过转录最终收集了10万余字的访谈记录。
在定性数据分析方面，采用地理叙事分析方法（Geo-narrative Analysis）整合多源数据[55]，将活动日志、便携式声音分贝水平传感器、GPS跟踪设备记录的时空轨迹与定性数据相结合[56]，在ArcGIS 10.5软件中分析和可视化参与者的GPS轨迹和实时噪音暴露数据，并与他们基于地理位置和时间信息的主观感知相结合。最终通过受访者的GIS可视化和主观感知，理解其在不同休闲情境下对多元噪音环境的感知与心理压力体验。总体而言，多源数据和混合研究方法为理解中山珠海跨城通勤居民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休闲行为、主客观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提供了全面深入的理解。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中山珠海跨城通勤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总结如下（表2）：① 稳定优质的居住环境非常重要，中山更大的房子容纳更多家庭成员。② 他们中绝大多数家庭已婚有子女，约1/3有老人同住，并且82.30%都购买了商品房，绝大多数为中年上班一族，拥有较高学历。他们中男性占40.71%，且超过70%的参与者年龄在30~49岁之间。③ 绝大多数参与者有私家车，一般通过开车或公共汽车通勤，分别占54.87%和26.55%。④ 他们通勤时间较长且易受交通拥堵影响，不堵车时59.29%参与者通勤时长为30至59分钟，仅8.85%参与者通勤时长超过60分钟；而堵车时45.13%参与者的通勤时间超过60分钟。⑤ 大多数受访者比较熟悉当地休闲资源，75.22%的参与者有广东省户口。
表2 参与者人口统计学特征（N=113）

Tab.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N=113)

变量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变量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家庭成员数量（人） 1~2 13 11.50 性别 男 67 59.29
3~4 65 57.52 女 46 40.71
5~6 35 30.97 平均月收入（元） <5000 36 31.86
婚姻结构 未婚 13 11.50 5001~10000 58 51.33
已婚无子女 8 7.08 10001~0000 15 13.27
已婚有子女 92 81.42 20001~30000 3 2.65
同住老人 无 72 63.72 >30000 1 0.88
有 41 36.28 上班交通工具 自行车/电动车 10 8.85
住房产权 自有产权 93 82.30 小汽车 62 54.87
租房商品房 15 13.27 公共汽车 30 26.55
其他 5 4.42 其他 11 9.73
小汽车 无 23 20.35 不堵车通勤时长
（分钟）		 0~29 36 31.86
有 90 79.65 30~59 67 59.29
户口省 广东省 85 75.22 60~89 10 8.85
其他 28 59.29 堵车通勤时长
（分钟）		 0~29 6 5.31
年龄（岁） 18~29 20 17.70 30~59 56 49.56
30~49 87 76.99 60~89 38 33.63
≥50 6 5.31 90~119 12 10.62
≥120 1 0.88
不同休闲情境下的主客观噪音水平存在差异（表3）。由于4类活动类型中人们认为噪音问题“一般”“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以及“一般”“比较有压力”“非常有压力”的样本较少，参考已有文献[4,27]，将其分别合并为“严重”和“有压力”。从休闲地点而言，小区和小区外中山的客观暴露噪音相对较高，同时小区外中山的主观感知噪音相对而言更严重；而家内、珠海的客观暴露噪音相对较低，同时家内、珠海的休闲活动对应的主观感知噪音“比较严重”“非常严重”比例较低，这说明跨城居民群体在中山和珠海开展跨城休闲中所接触的主客观噪音环境存在差异，跨城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在更低主客观噪音环境下开展休闲的机会。此外，就休闲活动而言，社交休闲活动和购物休闲活动的客观暴露噪音相对较高，其主观感知噪音也相对更严重，但文化网络休闲活动和休息活动的客观暴露噪音和主观感知噪音相对较低。
表3 不同休闲情境的主客观噪音水平差异

Tab. 3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noise levels in different leisure situations

变量 分类 数量 客观噪音
均值(dBA)		 主观感知噪音
1=完全没有 2=不严重 3=一般 4=比较严重 5=非常严重
休闲活动 社交休闲活动 213 50.32 45 92 59 16 1
购物休闲活动 175 50.93 27 68 62 18 0
文化娱乐活动 230 45.25 57 112 58 3 0
休息活动 214 40.92 72 106 34 2 0
工作或学习活动 105 46.01 17 32 44 11 1
休闲地点 家内 432 43.48 116 227 87 2 0
小区 70 50.30 13 35 19 3 0
小区外中山 201 51.13 33 66 76 25 1
珠海 129 48.17 39 50 31 9 0

4.2 定量研究结果

4.2.1 拟合指数

采用极大似然法估算模型参数，不断修正初始模型之后得到模型拟合指数（表4）。其中，卡方/自由度为3.813，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为0.055，CFI（Comparative Fit Index）为0.918，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为0.027，均在参考值范围内，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表4 拟合指数

Tab. 4 Fitting index

拟合指数 模型结果 参考值
卡方/自由度 3.813 < 5
RMSEA 0.055 < 0.08
CFI 0.918 > 0.90
SRMR 0.027 < 0.08

4.2.2 模型结果

潜类别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化建模结果见表5和图3（虚线代表不显著路径，实线表示p < 0.05水平的显著路径）。结果表明，活动单元上客观暴露噪音对心理压力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但会通过主观感知噪音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压力。具体而言，客观暴露噪音对主观感知噪音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向（0.088），表明客观暴露噪音的增加会显著提高主观噪音感知的严重程度。主观感知噪音对心理压力有正向的直接效应（0.245），表明主观感知噪音的严重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心理压力会显著增加0.245个单位，即主观感知噪音越强，个体越容易产生心理压力。由此可见，主观感知噪音对心理压力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客观暴露噪音主要通过跨城居民对噪音产生主观负面感知、进而增加心理压力。
表5 结构方程模型建模结果

Tab. 5 Modeling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变量 客观暴露噪音 主观感知噪音 心理压力
估计值 标准误差 估计值 标准误差 估计值 标准误差
客观暴露噪音 0.088* 0.034 0.007 0.033
主观感知噪音 0.245*** 0.030
活动地点 家 参考项
小区 0.048 0.039 0.031 0.041 0.022 0.039
小区外中山 0.133** 0.048 0.165** 0.050 0.106* 0.049
珠海 0.046 0.041 0.018 0.043 0.017 0.041
活动类型 工作或学习活动 参考项
社交休闲活动 0.172*** 0.049 -0.151** 0.051 -0.185*** 0.049
购物休闲活动 0.155** 0.046 -0.104* 0.048 -0.150** 0.046
文化网络活动 0.011 0.056 -0.151* 0.059 -0.191** 0.056
休息活动 -0.166** 0.056 -0.230*** 0.058 -0.132* 0.057
社会经济属性 学历 0.066* 0.031 0.047 0.033 -0.215*** 0.031
收入 -0.057 0.031 -0.011 0.032 0.207*** 0.031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5、0.01和0.001 水平上显著。

图 3 结构方程模型建模结果

Fig. 3 Modeling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休闲情境包括休闲活动类型和活动地点，对活动单元上客观暴露噪音、主观感知噪音和心理压力具有复杂影响。从活动类型而言，休闲活动都能够显著降低跨城居民的心理压力，这说明跨城居民周末的休闲活动对缓解心理压力、对工作日繁忙工作和通勤后的身心恢复具有重要作用。相比于工作或学习活动，社交休闲活动（0.172）和购物休闲活动（0.155）均与客观暴露噪音显著正相关，但这两种休闲活动下的主观感知噪音显著负相关，并显著降低其心理压力，表明跨城居民在开展这两类休闲活动时面临相对较高的客观测量噪音，但是他们更享受热闹互动氛围从而忽略身边的噪音，这些休闲活动都显著缓解了心理压力。休息活动与客观暴露噪音显著负相关（-0.166），跨城居民在休息和文化网络活动中显著感知到噪音更低，且与心理压力显著负相关，说明休息和文化网络活动的主客观噪音环境更低，进而帮助缓解心理压力。总体而言，跨城居民周末开展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对缓解其心理压力非常重要，并且不同类型休闲活动对主客观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具有差异化的影响路径。
从活动地点而言，相比于在家内休闲的噪音，跨城居民在小区外中山区域的客观暴露噪音（0.133）和主观感知噪音（0.165）均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心理压力也会显著增加（0.106）；在小区、在珠海的主客观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跨城居民在不同地点开展休闲活动存在较大的差异，跨城居民在中山能够购买环境更好的住房和小区，但不得不忍受小区外更为嘈杂的城市环境，同时他们显著感知这种嘈杂并造成心理压力增加；但是珠海的休闲活动主客观噪音环境更低，休闲环境更好，不会显著提升其心理压力水平。总体而言，跨城休闲帮助居民享受到更多元的休闲活动地点、以及这些地点下更优质的主客观声环境，从而帮助其缓解心理压力。

4.3 定性研究结果

跨城居民在中山和珠海两个城市之间住房成本差异、工作机会差别、居住休闲环境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权衡后选择了跨城生活，即在中山居住、在珠海工作，这种生活需要承受跨城的通勤，但能够享受两个城市的休闲环境，因此成为其权衡后的最优选择。其中，经济成本是首要考量因素。在同等经济水平下，他们难以在珠海工作地点周边就近购买到优质的住房和小区，因此他们选择了在中山房价更低、却能够享受到更优质居住环境的小区生活。访谈中不少受访者反映：“我们在坦洲买房，觉得小区户型比较方正，通透性好。小区环境比较好，也有些健身设施。同样的价格在珠海买不到这样的房子”（S13）。同时其生活成本也相对更少：“我住在（中山坦洲）这边，每个月可以多存一些钱，之前在（珠海）那边开支会大不少”（S20）。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两个城市的边界地带，能够缩短其跨城通勤的时间，如一名受访者反映：“小区在中山和珠海边界这边，过去（珠海）也就二十多分钟，但（中山）这边的房价低不少…上班时间比以前在珠海公司边上租房要长，但毕竟是自己买的房子，住得更舒服”（S12）。
跨城居民在工作日面临较高的时空制约，工作和通勤时间过长，使得他们较少时间开展休闲活动，心理压力高：“像我们工作比较辛苦，可能有时候工作10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有时开车回来比较堵，到坦洲就很晚了，所以平时没有时间去休闲”（S08）。为了避免上班通勤的交通拥堵，部分跨城居民还会选择每天提前去上班、推后时间下班，有受访者反映：“这样跨城上班很辛苦，早上要提前一个小时，回来的话也要迟一个小时”（S63）。此外，跨城居民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居住，下班后还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照顾孩子和老人，很难抽出时间开展休闲：“要加班到晚上8点左右，照顾小孩洗完澡都没什么时间了，所以基本上到家不会再出去玩了”（S41）。因而跨城居民具有较高的心理压力，他们反映的心理压力多来自于工作、通勤、家庭和经济压力等，而休闲活动的缺失进一步加重了心理压力，如珠海搬来的受访者反映：“对比之前在珠海上班、珠海居住，现在跨城后休闲时间少了很多，感觉压力更大”（S63）。与工作日的高时空制约相比，周末休闲的灵活度更高，帮助其缓解在工作日时工作、通勤和休闲的时间分配不平衡引发的冲突：“平时工作没时间休闲，每天就是去珠海工作、来回上班，也就周六、周日有空带孩子去公园玩一下”（S35）。“周末运动下、玩耍下，心情比较舒畅，帮忙疏解了压力”（S41）。
跨城生活拓展了周末休闲活动的选择，跨城居民可以通过主动调整，体验更多元的休闲活动和场所，从而缓解心理压力：“随着工作重心转移到珠海，在珠海的休闲社交活动的占比提升了，因为跨城生活，在珠海那边认识的人增加了”（S108）。跨城居民普遍提到珠海有更多的滨海公园，有利于开展家庭亲子、社交和旅游观光活动，特别适合亲子游玩休闲：“像我们现在有家庭的基本上是带小孩出去，海滨公园我们可以带风筝去放，小孩玩的那些娱乐设施也有，也可以看海。但是中山这边基本上就是室内的或者是爬山了”（S12）。此外，跨城生活也拓展了其文化娱乐活动的选择，跨城居民常常提到珠海能够提供更多元的文化活动：“我有参加一些读书会和英语角，都是在珠海，在中山很少有这样的活动，很多有意思的文化活动只有珠海有”（S108）。对比而言，在中山受访者常常提到购物作为其主要休闲活动：“我们附近都没有什么休闲场所，我们去周边商场购物基本上占了百分之八九十，有时候带着小孩子逛一逛，感觉中山周边这里没什么玩的”（S13）。因此，跨城生活拓展了其周末休闲活动类型和地点的选择。
在不同的休闲活动情境下，跨城居民产生了差异化的主观噪音感知与心理压力。在家和小区开展休闲活动时，跨城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和小区环境比较满意：“居住环境还可以，小区绿化好、这边比较安静”（S17）。更大的居住空间和更好的小区环境是跨城居民选择在中山居住的重要原因：“对我来讲这边居住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我们这个小区住的话还是挺安静的”（S20）。对于珠海，多位受访者对珠海的休闲环境给出了积极评价：“珠海的那些设施，像大型超市、公园，不管是设施还是环境，走过之处都感觉很舒服”（S12）。在珠海开展休闲活动中，受访者们常提到周边玩伴声、音乐声、人流声、伴随远处的交通声等，尽管客观声音来源很多，但他们并未感知到这些声音为噪音。对比而言，在小区之外的中山开展休闲活动时，频繁的道路交通噪音、建筑施工噪音、市民活动噪音以及商业小摊贩噪音等，是他们感知到的主要噪音来源，常让他们感到苦恼，致使心理压力增加：“虽然说中山很有烟火气，比如说夜晚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在前面的市民广场跳广场舞，我觉得很吵，声音确实很大…还有就是因为中山坦洲这边经常修路，加上道路上坑坑洼洼，这边经常塞车，这个时候那些司机就会按喇叭，那种噪音让人感觉非常焦躁，压力值飙升的感觉”（S108）。
尽管跨城居民获得了更多元的休闲类型和地点选择，但是他们在周末开展休闲中也时常面临时空制约，路程和时间依然是制约休闲的重要原因。他们不得不提前出门准备休闲、以减少在出行中的时间、延长有效休闲时间：“在这边跨城生活要提前几个小时去准备，在路上要耽误一两个小时”（S35）。周末他们需要提前结束休闲、以保证第二天的正常工作：“第二天要上学还是要回中山住，（小朋友）每次在珠海都是很多东西没玩够、没待够的感觉”（S35）。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提前做好计划、主动前往珠海休闲，享受珠海更优质的休闲环境：“感觉珠海的环境好一点，时间多的时候都是往珠海跑，但时间紧的时候就在中山这边附近逛逛”（S35）。他们会更加珍惜在珠海的休闲时光：“如果去珠海那边，就想待久一些，因为感觉好不容易去到那边”（S08）。但是，由于跨城生活带来的出行时间变长、工作忙碌、经济压力等原因，他们更多的时候不得不在噪音水平更高的小区之外的中山区域开展休闲：“也是跟工作有关系，因为工作比较忙碌，周末很少去珠海，可能范围会更局限在中山”（S08）。因此，尽管小区之外的中山环境嘈杂，但受制于时间和行程，跨城居民仍主要选择在中山开展休闲活动，忍受由于修路施工和交通拥堵等带来的噪音环境：“觉得最近很烦躁，中山太多修路的，而且路面设计的一点都不好，所以就会感觉到那些车的声音很大”（S08）。因而，跨城居民面临着更高的时空制约，在周末仍需要提前做好计划开展跨城休闲活动、寻求更好的休闲环境、缓解心理压力。
以一位受访者（S34）为例开展地理叙事分析（图4）。该受访者的噪音环境暴露呈现随时空轨迹动态变化的特点，中山相比于珠海，噪音分贝水平更高、噪音来源更多，该受访者提到：“中山这边这两年在修路，所以感觉中山的环境尘土比较大一点，路面上带来的噪音、还有商铺周边带来的噪音比较大一点”。当该受访者在珠海的公园开展休闲活动时（如海滨公园），所监测到的噪音分贝水平较低：“珠海的那边噪音还是比较小、比较少的”“最近去珠海的海滨公园让我觉得环境质量特别好，那边也有点小建设，但整体没有什么影响”。在出行或通勤时，噪音水平又会显著升高，这种现象在中山时更为明显。在心理压力方面，该受访者在中山居家休闲和珠海公园休闲过程中都感觉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与更优质的环境密切相关：“好的环境让我总体来说会更舒服一点、安静一点”。但是在出行或工作时的心理压力却略有增加，例如在海滨公园附近出行和在绿湖公园附近工作时。这位受访者周末也需要偶尔加班，挤压了休闲活动的机会，他会选择在家上网娱乐或在中山就近的户外公园散步休息，帮助其缓解心理压力，通过动态权衡去主动适应跨城生活：“中山这边比较放松一点，毕竟家在这边，在这边旅游、玩的时候就感觉纯属是放松心情，出来游玩。在珠海那边感觉很快的节奏，去了几个小时，完了以后马上就要跑回来的这种感觉”。
图4 典型样本S34的周末时空轨迹、噪音环境暴露与心理压力

注：该图基于天地图-矢量：CGCS2000绘制。

Fig. 4 Weekend trajectory, noise exposure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a representative participant S34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跨城居民为对象，利用活动日志、便携式声音分贝水平传感器和GPS跟踪设备收集了居民在周末两天活动中的实时主客观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探讨动态监测方法下基于活动单元的休闲行为、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借助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本研究得出了以下重要发现：
第一，跨城居民的周末休闲情境显著影响其心理压力，周末休闲情境主要从活动类型和活动地点两个方面理解。在活动类型方面，跨城居民的周末休闲活动显著降低其心理压力水平。与周末开展工作和学习活动相比，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都显著降低跨城居民的心理压力水平。在活动地点方面，跨城居民在小区之外的中山开展活动时，较之在家、小区和珠海开展活动时的心理压力水平更高。
第二，不同休闲情境差异化影响主客观噪音环境。在活动类型方面，不同休闲类型下主客观噪音环境、以及对跨城居民的心理压力影响存在差异。社交休闲和购物休闲尽管客观声音分贝水平高，但积极社交互动仍能降低其心理压力水平；文化网络活动常常在居住空间开展，更大的居住空间让跨城居民能够更好地享受在家的休闲，降低心理压力；休息活动需要更安静的环境，更大的居住空间也帮助跨城居民开展休闲休息，降低心理压力。在活动地点方面，跨城居民在中山小区之外的活动地点的客观暴露和主观感知的噪音均高于其他地点，从而导致更高的心理压力水平。这说明在中山居住和珠海工作的跨城居民，虽然中山更低的房价让这部分人群能享受更优质的居住环境，但他们需要在居住环境、工作地点、通勤时长和小区以外更嘈杂的环境方面做出权衡取舍。
第三，主客观噪音环境对心理压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活动单元的客观噪音暴露与心理压力水平之间关系不显著，主观噪音感知是客观噪音暴露与心理压力水平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当休闲活动暴露于高水平的客观噪音时，会提高主观噪音感知，进而增加心理压力。这表明客观环境暴露和主观环境感知相比，主观环境感知对跨城居民的心理压力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3,26,27]，说明环境对健康的影响需要同时关注客观实测环境和主观感知环境。
第四，跨城生活影响人们的周末休闲情境、主客观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由于工作日的长时间工作和通勤，跨城居民的休闲时间和空间限制高，面临较高心理压力。周末的休闲行为对心理压力的缓解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因为大多数跨城居民周末无需工作，有较高主动性开展周末休闲活动。跨城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机会和改变。一方面，跨城生活提高了其对珠海丰富休闲资源的熟悉和使用，他们对珠海的休闲环境评价更好，并倾向于在时间充裕的周末、主动前往珠海开展休闲。另一方面，由于中山居住地点到珠海休闲地点之间需要更长出行时间、繁忙的工作、经济压力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仍造成了时空制约，使他们在时间和精力有限时难以频繁开展跨城休闲，不得不在中山离家更近的地点和场所活动，忍受更高的主客观噪音环境，包括频繁的道路交通噪音、建筑施工噪音、市民活动噪音以及商业小摊贩噪音等多源噪音，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总体而言，跨城居民在时空制约和主动调整中动态权衡周末休闲行为，不断影响周末休闲情境、主客观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具有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理论贡献有两点：其一，加深了对基于个体休闲行为复杂丰富性的理解，拓展了不同休闲行为相关情境下人们的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之间关系的理解。其二，与传统有关单一城市内部居民、以及跨城居民单一通勤行为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关注区域一体化发展下跨城居民的休闲行为对心理压力的缓解作用，揭示了多元环境下跨城居民的主动调整和时空制约对休闲行为的塑造、对休闲环境和心理压力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深入理解了休闲活动决策中的动态权衡，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断优化不同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配置和环境设施共享，以及提升跨城居民的心理健康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的方法论层面贡献包括：其一，本研究采用动态监测方法，收集了基于活动层面的噪音水平数据和心理压力水平数据，并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数据，更精确地反映了高时空精度下跨城居民在休闲活动单元上的主客噪音环境与心理压力关系。其二，运用先定量再定性的混合研究设计，不仅挖掘了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还认识了变量关系背后的关联机制，是一次典型的解释性混合研究设计实证[57]，更全面理解了跨城居民在不同休闲情境下的噪音环境对其心理压力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也具有现实政策意义。其一，鉴于跨城居民面临较大心理压力，周末休闲活动对缓解心理压力具有重要作用，政策层面上应该鼓励引导跨城居民积极开展周末休闲活动，不仅鼓励跨城休闲活动，也需要关注小区之外的休闲设施和休闲环境，在政策上对这一群体给予适当的休闲支持与心理关怀。其二，鉴于噪音环境对人们心理压力的负面效应，政府需要关注边界区域的公共噪音环境，通过改善周边交通拥堵状况、优化道路设计、增加绿化植被，改善小区之外区域的噪音环境，从而改善跨城居民的休闲环境、缓解心理压力。其三，为跨城居民探索更灵活的工作时间，降低跨城居民的通勤和工作的时空限制，从而为工作日提供更多休闲机会，为周末提供更便捷畅通的交通连接，提供开展休闲活动的外部保障。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收集基于个体、高时空精度的数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涉及到受访者对隐私保护的担心，因此往往研究样本量偏小。未来研究可以使用本研究所提出的基于时空行为、实时主客观声环境与心理压力水平的动态监测方法，收集更大样本量，验证本文的研究发现。其次，未来研究可以收集跨城和非跨城居民进行分析对比，更深入理解跨城生活对人们的休闲行为、噪音环境和心理压力的影响。最后，未来研究也可以结合行为认知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探讨环境与健康的客观暴露与主观感知之间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研究价值提升、研究理论明确、研究发现呈现、研究不足梳理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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