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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11: 2989 - 300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056

从发现到超越： 西方乡村发展思想的理论脉络与研究展望

  • 刘轩 ,
  • 刘祖云 ,
  • 杜焱强
展开
  •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
杜焱强（1989-），男，湖北通城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管理。E-mail:

刘轩（1999-），男，江西萍乡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韧性。E-mail:

收稿日期: 2024-01-16

  录用日期: 2024-07-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1-0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3713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GL154)

收起

From discovery to transcendence: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research prospects of Western rural development thought

  • LIU Xuan ,
  • LIU Zuyun ,
  • DU Yanqiang
Expand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16

  Accepted date: 2024-07-19

  Online published: 2024-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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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如何发展一直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研究通过对西方乡村发展文献的系统综述，旨在总结其思想的理论演进脉络并展望研究议题。总体来看，西方乡村发展思想经历了从简单向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阶梯式演化历程，在百年学术积淀与实践探索中，遵循着“发现乡村—重塑乡村—超越乡村”的演化轨迹，形成了跨学科、多理论、宽视野的理论格局。在“发现乡村”时期，城市研究的兴起引发了对乡村现象与问题的关注，并催生出早期乡村发展思想；在“重塑乡村”阶段，伴随着乡村社会转型与学术研究复苏，乡村发展思想的核心内涵与特征得到重新定义；在“超越乡村”时期，西方出现大量“不是乡村的乡村”实例，乡村发展思想在对象、目标和手段层面有了显著突破。当前，中国乡村发展处于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未来应加强对中国式乡村地理和城乡治理问题的关注，致力于本土概念与理论的建构；突破西方城市中心主义的桎梏，总结中国乡村发展的典型案例，走“以农为本”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 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 西方经验; 文献综述; 演进与展望

本文引用格式

刘轩 , 刘祖云 , 杜焱强 . 从发现到超越： 西方乡村发展思想的理论脉络与研究展望[J]. 地理研究, 2024 , 43(11) : 2989 -3006 . DOI: 10.11821/dlyj020240056

Abstract

Rural development has long been a pivotal concern in the pursuit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 remains a fundamental topic with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This study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on ru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objective of summarizing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ideas and forecasting potenti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ural thought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evolution, transitioning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and from a singular to a diversified perspective.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is body of thought has been shaped by extensiv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following a discernible trajectory of "discovering the rural-reshaping the rural-transcending the rural". This trajectory has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theoretical, and broad-bas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ontinues to influence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iscovering the rural" phase, the emergence of urban studies brought rural issues into focus, which subsequently led to the formulation of early ru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This period was marked by a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rural phenomena and challenges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overlooked. Moving into the "reshaping the rural" pha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ies, coupled with a resurgence of academic interest, led to a redefinition of the core tene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ought. This phase emphasized the dynamic and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rural areas in response to broader socio-economic changes. Finally, in the "transcending the rural" phase, Western scholars began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non-rural rural areas," highlighting the blurring boundari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paces and signaling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in the objects, goals, and methods of rural development.Given the unique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imperative that future research prioritizes the study of China's rural geography and urban-rural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should aim to construct indigenous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reflect China's uniqu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dditionally, there is a need to challenge the dominant Western urban-centric paradigms by documenting and analyzing typical cas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doing so, China can carve out a differentiated path of development that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agricultural heritage and aligned with its national priorities.

Key words：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Western experience; literature review;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1 引言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由人类社会转型引发的乡村结构与功能的重构，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乡村衰弱[1]。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着力解决国内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的二十大重申了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与工作目标，要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城乡融合，建设更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随着三农工作的稳步开展，全国乡村振兴的脚步扎实推进，整体向好。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工作也进入到机遇和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关键时期，乡村发展同时受到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等张力影响，乡村衰弱、转型和重塑等不同现实样貌，并存于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诱发出乡村该如何发展的忧思。基于这一疑问，本文将目光转向西方乡村研究领域。一方面，西方乡村研究起步较早、历史悠久，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积淀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中国乡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2]。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全国出现了诸如人才流失、环境污染、产业单一、土地利用率低等乡村问题，面临着同过去西方乡村相似的发展困境，因而其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对中国乡村发展研究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对“西方乡村发展思想”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界定：首先，就“西方”而言，研究所考察的文献需要满足两个标准：一是研究对象或数据资料来源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27个欧盟国家，这些国家通常代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二是作者中至少有一位的研究机构或国籍身份为上述国家。其次，由于在西方语境中，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乡村振兴”概念，而是更多通过“乡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的概念，来表述处于“相对落后”（Left Behind）的乡村地区如何开发、建设和发展[3]。此外，“Rural Development”除了是西方乡村研究（Rural Research）的高频词汇外，还通过农村发展政策（Rural Development Policy）的形式出现在政府文件中[4]。也就是说，在如何发展乡村的问题上，西方更多使用“Rural Development”的概念，用以表达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边缘位置的乡村地区，如何实现有别于城市模式的发展路径[5]。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西方乡村发展思想”的研究范畴作出如下界定：第一，综述对象仅限于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献、政策和现实案例；第二，仅讨论适用于西方乡村发展情境的理论和思想。例如，尽管T.G.McGee提出的Desakota模式对西方乡村发展有所启发，但其研究对象是20世纪80年代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似城非城、似乡非乡”的城乡互动形态[6]，相关政策建议并不合乎西方乡村的发展情形，因而并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
虽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基数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乡村发展历程与学术轨迹不可能完全仿照西方国家，但两者在城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城乡差距、资源分配和生态环境等核心问题仍具有相似性，其先行经验对于思考中国乡村发展的未来趋势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为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西方乡村发展的文献资料，总结归纳乡村发展思想的历史脉络和演进特征，旨在西学东用、引以为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2 发现乡村：20世纪50年代前西方乡村发展思想

现代化是近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支配性力量，极大影响了乡村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和功能，从西方现代化进程来看，在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30年代三个时间节点上，乡村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挑战与认知发生过3次重要转变[7]。这些变革不仅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策时间，也深刻影响了乡村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变迁。

2.1 从中心到边缘：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角色变迁

尽管城市在农业文明初期就已出现，但彼时其主要发挥政治、军事和宗教功能，并没有取代乡村成为国家经济中心，14—17世纪西欧更是出现了城市资本和劳动力向乡村流动的原工业化现象[8]。乡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影响了以魁奈、杜尔哥等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学派的观点，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在其著作《经济表》中指出：土地生产物是“纯产品”，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因此，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9]。重农主义者将农业置于经济核心，而将工业视为次要领域，体现出关于农-工二元结构初步构想[10]。
18世纪中叶以来，蒸汽革命使得生产力迅速提高，乡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乡村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首次发生转变，引发了学界对经济模式的关注与讨论，最终塑造了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进行了深入论述，他指出，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根基，还是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他强调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认为城市工商业的增速应与农业生产力的增速相协调[11]。后来，李嘉图强调在国家经济构造中工业对农业的优势，马尔萨斯指出经济由工业与农业这两个核心部门组成，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中-工农均衡发展的论述，均是二元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扩展，但与重农主义者相比，这些学者主张包括农业在内的任何部门都对国民财富有贡献，强调任何人类劳动都能创造价值，并不存在高下之分[12]。
19世纪中叶后，电气革命不仅加速了欧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还影响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角色转变，此后西方乡村和农业经济进入由盛转衰的过程[13]。到19世纪末，欧美国家多数的人口和资源从农村集聚到城市，农业劳动力占比不足10%，农业经济贡献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14]，由此，西方国家形成了以城市主义和去乡村化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即在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乡村除了进行农业生产，更需要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原材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确立了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标志着国家发展战略中乡村角色向单一支持性定位转变，突破了斯密时期的城-乡、工-农均衡发展模式。这也反应出，随着经济结构的演变，城市必然成为创新和增长的引擎，而乡村逐渐被边缘化，这一更为广泛的社会发展趋势。
20世纪30年代后，受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框架影响，乡村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功能再次改变，乡村发展由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向更积极的政府干预主义转变[15]。首先，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政府应通过财政刺激来恢复和增强经济的理论，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乡村发展政策。例如，美国新政下的农业调整法案便通过限制农业产值来提升价格，同时，这些政策还促进了城乡互动，通过稳定农业收入、刺激农村经济，缩小了城乡经济差距。二战后，西方进入了城市化高速扩张阶段，新政时期的政策框架继续影响着乡村发展，乡村被视为“国家农场”，成为国家重建的后方基地。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乡村发展模式再次成为讨论焦点，在刘易斯等人的研究推动下，最终形成了以双重部门模型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发展理论[16]。

2.2 历史转折中的乡村发展：挑战、认知与实践

20世纪50年代以前，乡村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历经多次变革，不同的发展需求与问题深刻影响了西方乡村发展的学术认知与政策实践。
蒸汽革命期间，随着社会分工程度加深，城乡差距开始显现，乡村资源和自主性被剥削，逐渐演变为城市附庸，最终导向了城乡隔离[17]。这最初在古典经济学中得到讨论，例如斯密认为“城镇财富与规模增长应和农业农村发展成比例”，马尔萨斯则警告过分集中农业人口于工业领域会破坏国家稳定。后来，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乡矛盾，主张消灭城乡对立以实现工农结合[18]。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深化了对城乡分离的认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性指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随后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阐述资本主义中的城乡关系，在古典经济理论中引入经济结构的概念，将工-农结构扩展到城-乡二元结构，提出了工-农业互动发展理论[19]。总的来说，这些思想不仅增进了对城乡隔离现象的理解，还影响了西欧农业发展战略（如英国土地确权运动、法国农业革命、西班牙农业技术革新等），时至今日，它们构想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仍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和强调。
电气革命期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外，西方各国还出现社会分裂、阶层固化和待遇不公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研究得以确立并发展。19世纪初，人们感知到亲密的乡村社会正逐渐向由“原子式的”个体组成的城市社会转变，后来诸如社区、地方感等概念在与城市研究的对照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定义[20]。到19世纪晚期，社会学开始深入探讨乡村现象与问题，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认为：城市是更为优越的组织形式，因为相比于乡村的“机械团结”，城市的“有机团结”，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大可能，社会形态也更有弹性[21]。此时，乡村研究开始涉及某些具体主题如聚落地理、乡村生态和土地利用。例如，法国的白兰士通过历史方法分析乡村聚落演变；德国韦伯和奥托林巴研究乡村生态与农业活动的关系；白吕纳在《人地学原理》中提出了聚落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等[22]，这些研究为20世纪初西方乡村政策提供了部分学理支持，包括英国乡村居民点扶持政策，德国乡村空间规划，法国现代土地制度，荷兰的《土地整理法》等。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随后爆发的二战，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总体上看，西方各国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后，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扩张时期，导致美国中北部、加拿大西部和东欧的乡村地区出现了农业缩减、乡村空心化和生态破坏等社会问题[23]。这激发了学术界对乡村发展的关注，乡村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农业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开始形成，它们提供的专业、体系化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全面的支撑，有效引导了乡村发展的实践工作。例如，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对西方乡村发展和空间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规划者可以依据该理论优化乡村空间布局，以支持区域经济的集聚和增长，并提升当地与周边的经济互补效应，例如爱沙尼亚乡村改革，美国城市分级规划等均受其影响[24]；城市研究学者霍华德、芒福德和赖特提出的田园城市、人居系统保护、区域统一体等城乡共生理论，也显著影响了西方乡村政策与实践，如英国《新城镇法》、美国田园城市运动、荷兰城乡规划等都受到了这些观念影响[25]。

2.3 “发现”乡村：早期西方乡村发展思想的核心内涵

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乡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社会异质性程度较低，研究问题聚焦在“乡村有什么”，侧重于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的发现、探索与理解。总体上看，此时期研究以小范围实地考察为主，集中于对乡村现象问题的定性描述，而缺乏对乡村发展深层因素的系统分析与理论诠释。西方各国形成了着力于解决农业问题，以生产主义和城市偏向论为核心内涵的乡村发展思想。
首先，在现代化早期，乡村占据了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以提升农业生产率，并为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提供保障[26]。因此，各国乡村发展政策也主要关注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加强土地集约管理，其特征为从外部导入生产要素（如技术、资本）以提升农业效益，具体措施有经济支持、政府投资、自上而下的土地制度和完善农业制度等[27]，诸如《英国农业法》（1947年）、法国莫内计划（1947—1952年）、东德土地改革（20世纪50年代）与西德土地整理法（1954年）都是稳定农村社会、增强农业生产力现实案例。同时，由于乡村在国家战略中单一的功能定位，导致乡村研究几乎等同于农业研究，以从学理层面支持、论证如何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因此，直到20世纪上半叶，农业生产仍然是乡村发展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28]。
其次，生产主义成为乡村发展思想的核心架构。一战后，因城市地区的标准化生产、福特式工厂等发展路线获得巨大成功，西方各国主张通过工业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率[29]。后来，受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影响，西方国家为确保粮食安全，广泛推行高保护主义政策，形成了以生产主义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思想[30]。生产主义的核心在于提高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特别是通过机械化生产、化肥投入和品种优培等现代化技术。此外，政府主导的政策共同体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执行系统，实行集约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生产主义以粮食产出最大化为核心目标，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实现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和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和粮食短缺的背景下，该模式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地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31]。
最后，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以“城市偏向论”为内核的传统乡村发展理论，对西方乡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建立了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正式开启了学术界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讨论[32]。后来，拉尼斯和费景汉的工作将二元经济结构扩展为三个阶段，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33]。该理论产生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关注，据此得出的乡村发展政策往往主张为了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必须将资源从农业农村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34]。此外，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以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等观点，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及其机制，其中对西方“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经验总结，更进一步支持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强化了乡村发展思想中的城市偏向色彩，并对乡村生产生活造成了持久且不可逆的负面影响[35]。

3 重塑乡村：20世纪60—80年代西方乡村发展思想

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乡村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转型，其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及其要素发生剧烈重构。与此同时，乡村研究也迎来复兴，新主题、新方法、新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几乎涉及到乡村各个方面。这一时期，西方社会聚焦于“乡村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积极探索乡村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乡村发展思想得到剧烈“重塑”。

3.1 西方乡村的变革与转型：经济、社会和生态

20世纪60—80年代是西方乡村的大变革时期，一方面，快速城市化引发的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问题，促使大量人口从城市涌入乡村，重塑了乡村的人口结构[36]；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技术和工业向乡村流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发生变化，乡村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37]。这一时期，西方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结构都发生了显著转型，乡村空间开始走向复兴。
第一，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城市资本和人口的涌入，乡村经济系统被迅速渗透、改造，具体包括：① 乡村产业多样化。城市资本的流入使得乡村出现大量新的产业类型和就业机会，过去以土地产权为核心的产业特征向以市场和资本为核心发生转变，例如美国的农业公司（杜邦公司、孟山都公司等）与现代化农场。② 生产目标多元化。由于乡村与国际市场接轨，其生产目标从提供足量的农产品，向提供绿色产品、景观服务和文化消费转变，例如战后欧洲精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③ 乡村经济去物质化。随着乡村产业和生产目标的多元化，乡村经济从传统的物质性农业生产模式，转向满足市场需求、休闲生活和消费者偏好等非物质需求的发展模式。例如，196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保护法》中要求加强乡村的娱乐和休闲功能，就反映了乡村经济的非物质化转型。
第二，城市中产阶级的流入，给乡村带来的新的行动主体和人际关系，他们将乡村弱势群体他者化（Otherness），重塑了乡村社会系统。首先，城市市民为乡村注入新的社会要素，带来了多样化的社会资本，但也造成了关系隔阂、人际危机等负面效应[38]。其次，城市阶层引入了如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不同的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和文化氛围。最后，外来移民改变了乡村治理结构，导致了城市中产阶层—乡村弱势群体的二元对立，其中“中产阶层发挥主导作用，而乡村群体被边缘化为‘他者’”[39]。这些变化及其问题也反应在西方乡村政策中。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为缓解大量城市人口流入伦敦周边乡村引发的社会矛盾，英国政府颁布了多部《城乡规划法》，旨在合理布局乡村空间，在保护乡村特色的同时，缓解由人口增长及其多样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第三，传统的乡村常被描绘为恬静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空间，其生态环境受外部影响较小[40]，但20世纪60年代后，乡村生态环境面临着两种不同力量的改造。一方面，由于乡村规划大量套用城市模板，通过绿化带、公共设施、商业建筑等建筑划分空间结构，极大改变了乡村原始的生态环境格局。同时，工业制造和商业活动还造成了乡村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41]。另一方面，受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影响，许多乡村不以农业高产出为目标，开始实行对环境敏感的耕作方法，避免了对生态资源的过度利用[42]，同时，有些地区（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还主张通过科学技术等方式，开发出农业生产的生态价值，在保持乡村田园风光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43]。总体上看，此阶段西方各国十分重视乡村环境保护。例如，美国多次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案，就要求乡村开发工作前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3.2 乡村研究的复苏与再生：两股支援力量

20世纪50年代前，西方乡村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领域，较少涉及乡村社会与地方性问题，然而，在20世纪60至80年代，随着各种新兴理论的兴起及政策实践中的新面貌，乡村研究进入了令人瞩目的“再生”阶段。此时，研究视野与领域大幅拓展，几乎涉及到乡村各个方面，乡村研究进入了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
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界开始反思过去政治经济学的乡村发展理论，认识到乡村不仅是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基地，更是一个融合文化、生态、权力和种族等多重结构的复合社会[44]。乡村研究中涌现出空间理论、调节理论、生态反思、激进主义等新的理论视角，研究领域扩展到乡村治理、空间关系、移民融合、失业贫困、环境保护、乡村可持续发展等众多方面，显著推动了乡村研究的多向度扩展[45]。例如，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问世，便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在西方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生态批评运动，涌现出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文明、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研究议题，引发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热潮[46]；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重构方法”在激进主义地理学中兴起，乡村研究开始重视地方性和社会文化维度，关注劳动力布局、社会关系、空间转型、多功能农业等现象，加深了对乡村空间地方性与结构多样性的理解，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47]。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乡村实践中出现的新面貌，提供了大量真实案例与资料，推动乡村研究逐步超越过去的宏大理论叙述，转而关注地方、生态和社会文化等微观尺度的乡村现象和问题。例如，逆城市化现象导致乡村出现大量城市中产阶级，显著改变了社会阶层、人地关系、产权结构等乡村结构和要素，为了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及潜在影响，出现了诸如乡村田园牧歌（Rural Idyll）[48]、乡村重构（Rural Restructuring）[49]、乡村性（Rurality）[50]等研究议题。此外，受1973年石油危机及20世纪80年代国际农场危机影响，西方各国的福特主义工业霸权逐渐衰弱，农业部门开始融入资本市场，引发农村经济的“后福特转型”，催生出农业市场化[51]、乡村消费主义[52]和后生产主义乡村[53]等崭新的研究领域。最后，诸如“第三意大利”模式、法国的“绿色计划”等乡村发展成功案例，也不断激发学者思考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推动乡村研究的理论创新[54]。
最后，无论是反思性理论，还是乡村实践中的新现象和成功案例，都导向一个共同的问题——乡村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从乡村的本质出发，追问乡村发展的方向，激发了学界对乡村定位与作用的再思考，从而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维度，以及乡村自治和地方机制的探索与研究。乡村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建设既满足现代发展需求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乡村，对乡村的认识从单一的农业基地演变为兼具生产与生活功能，并能实现社会文化自我完善的多功能实体。因此，西方乡村发展战略日益聚焦于强化乡村内生动力和推动社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以重塑乡村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定位。

3.3 乡村发展思想的“重塑”：三层内涵变革

20世纪60—80年代，随着乡村社会的变革和乡村研究的再生，各行各界不断思考、追问“乡村应该是什么”，西方乡村发展开始突破城市附庸论，聚焦乡村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关注乡村发生的剧烈变迁及其动因[55]，乡村发展思想得到了全面的“重塑”。
第一，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20世纪60至80年代，西方乡村发展思想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变，核心特征为乡村生产性功能的逐步消解，以及对非生产性功能的增强和重视[56]。后生产主义放弃了过去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模式，而转向注重环境的可持续性，具体包括农业的多元化转型和空间功能的重构。一方面，后生产主义强调农业的多元经济模式和可持续性，主张通过严格的环境准则、减少农业补贴、降低土地利用强度，以及推动全球市场的粮食贸易等举措实现农业转型[57]。另一方面，随着乡村生产属性弱化，休闲、生态、旅游等消费及美学价值凸显，催生出新的市场需求、生产群体和经济增长点，景观休闲、生态服务、文化旅游等成为乡村重要活动，乡村的空间结构与属性功能被全面重构[58]。
第二，从城市偏向到城乡融合。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界开始反思过去明显偏向城市的乡村发展理论，迈克尔·利普顿在1977年发表的《缘何始终贫困：城市偏向与全球发展》中，全面批判了城市如何利用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集聚资源，削弱乡村发展空间，并造成乡村持续贫困和城乡利益固化[59]。后来，科布纳基从粮食价格的角度指出政策制定者应更公平地考虑乡村发展权利，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提出的乡村城市发展战略强调城乡相互依托等观点，深化了西方各界对“城市偏向论”的认识，乡村发展思想开始向城乡依存与融合等传统“回归”[60]。这些观点为西方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制定更公平、和谐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20世纪80年代法国推行的“国家区域规划（DATAR）”试图通过分散发展、产业融合等方式，缓解城市压力、提升农村活力，以实现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区域协调发展[61]。
第三，从外生动力到内源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的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乡村开始偏离依赖政府计划的“外生性”发展模式，转向注重地方驱动的“内生性”路径[62]。同时，现实也证明传统模式容易引发生产过剩、环境污染问题，伴随着德国“村庄更新计划”、荷兰乡村再生计划等“内源发展”项目的成功，西方各界开始重新思考乡村发展的动力[63]。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各国广泛实施增强内源动力的乡村政策，步入以社区主导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其共性在于强调地方的主导地位，以充分发掘当地资源，通过依托地方性知识激发乡村发展动力，以更加合于当地群体的多元化需求[64]。例如，英国科茨沃尔德区便通过响应政府的“村镇复兴计划”，采纳自下而上的内生式发展策略，有效激活本地资源、强化社区参与，成为西方乡村发展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模范。

4 超越乡村：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乡村发展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超越传统意义的乡村事例，在乡村发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不是乡村的乡村”萌发、壮大，激发学者思考乡村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关注“乡村能够成为什么”的问题，乡村发展研究赫然进入以“超越（Transcend）”为特征的新时期。

4.1 为何超越：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推动

20世纪90年代后，受乡村发展实践和学术研究转向的影响，乡村发展思想出现反传统倾向，试图突破过去的认知框架，赋予乡村发展各种创新点、增长极与可能性，以超越过去乡村发展思想的局限与不足。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社会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革，并在乡村发展实践中出现许多“超越传统意义的乡村”，具体包括：①乡村“类”城市化。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乡村的时空边界逐渐模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城市特征，经济部门和人口构成的多元化已然成为现代西方乡村的基本特征[65]。例如，21世纪初英国城乡就业差别仅为1%，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与城市大致相仿，此外，西欧乡村也出现大量非农人口（如自由职业者、服务业人员等），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农业基本无关[66]。②全球乡村的诞生。随着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乡村被裹挟进全球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国际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7]，美国好时小镇就通过著名的巧克力生产吸引了全球游客和投资，成为国际化的乡村旅游兼商业基地；法国维特雷小镇凭借其古老精美的玻璃工艺和文化遗产，成功将手工艺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并在全球文创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③技术前沿乡村的形成。由于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持续关注，部分西方乡村成为技术创新的先驱，引领生态和可持续农业的新浪潮。例如，硅谷的周边乡村正在形成高科技农业实验区，在农业生产与管理中嵌入信息技术，通过自动灌溉、生物科技和大数据等现代技术，营造出传统生活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的新型乡村形态[68]。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消解了乡村性，乡村空间中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等元素相互交织，乡村发展进入以“混杂（Hybridity）”为特征的新时期，此时的乡村研究出现两个明显转向[69]。其一，社会文化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化转向”在地理学界的兴起，乡村研究重心从经济和空间分析转向社会文化层面，不仅引入了对多样化群体（如移民、难民和文化少数群体）的社会性研究，还对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文化要素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展开分析[70]。这些研究回应了西方乡村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思考乡村发展方向并引导政策实践。其二，“后XX”话语转向。在社会科学反思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种“后XX”的话语模式，即学术理论呈现出无标准、无中心和解构主义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想嵌入乡村研究中，极大冲击了传统乡村发展理念并激发了新的理论增长点。例如，后结构主义冲击了城乡二元思维，它否认城乡的地理边界，强调全球化背景下乡村发展的网络化、非正式特征，主张由此构建联结过去“外源性”和“内生性”发展理论的“第三条道路”，进而催生出诸如新内生模式、区域网络战略、全球乡村模型等新型乡村发展观[71]。

4.2 何为超越：角色、目标和手段

“超越乡村”指乡村发展研究的第三个理论阶段，这是由于随着社会变革与发展，“现实的乡村”在不断突破，学术研究中“理想的乡村”也需要发生转换，以超越过去的乡村发展思路，更好地引导和改造现实。也就是说，在“超越乡村”阶段，发展问题变成了“乡村能够成为什么”，推动了乡村发展思想在角色、目标和手段上的突破。
第一，乡村角色的再定义：超越二元认知。一直以来，乡村常被置于工业/农业、消费/生产、地方/国际等二元认知框架内，被定义为城市的“他者”。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乡村嵌入多元化的全球系统，人们意识到需要在更广泛的尺度中重新考察乡村角色，以超越传统认知中的乡村定位[72]。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的多功能性逐渐消解其“他者”角色，使其在国家发展中享有同等于城市的地位[73]。例如，欧盟的“领导者”农村发展计划突显了乡村的“增值”潜力，随着农业技术和乡村旅游、生态服务的发展，乡村也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动者、推动者[74]；二是乡村由国别或地方性角色转向全球化的参与者。随着乡村在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中愈发重要的地位，乡村成为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参与者，能够借助其地理、文化和乡野资源吸引国际投资和游客，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探索新的发展空间与可能[75]。
第二，乡村发展的新目标：从生存到繁荣。当今，西方乡村发展目标正在经历从经济生存向综合繁荣的重大转变。这首先反映在如BV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和美好生活指数等综合指数在乡村发展中的应用，它们均超越了过去的经济增长目标，纳入社会、环境、公平和成长等维度[76]。随着少数群体权益、留守儿童、移民融合和失业贫困等问题加剧，西方开始采取更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强调综合福祉而非单一经济指标，如生态保护、提升公共服务和改善社会福利，以使乡村发展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和多元群体的需求[77]。总体而言，当前西方乡村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这种转变体现出对乡村发展潜力的新认识，同时凸显了乡村在国民经济和全球市场中日益重要的角色，预示着未来西方乡村发展战略将从解决生存挑战转向实现全面繁荣[78]。
第三，乡村发展的新路径：现代科技的应用。21世纪以来，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转型，也为乡村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与传统技术应用相比，这种转型体现在将现代科技有机整合进乡村生产、生活中，前者常忽视技术适配性及其潜在后果[79]。例如，乡村通常和技术断层和信息孤岛相关联，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使乡村通过数字管理优化了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还能够高效挖掘地方知识和资源，以打造集产业联动、信息共享、生态保护为一体的高科技乡村[80]；此外，区别于传统农业对化肥农药的高度依赖，建立在生物科技、遗传技术等基础上的生态农业，使得农业生产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并造成更低的环境影响，以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81]。

4.3 如何超越：政策实践中的乡村发展模式

在回答“乡村能够成为什么”及其超越性的问题时，实际上是在强调西方乡村正通过科学技术和可持续政策，向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型乡村转变，使其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发展的重要一员。于是，这种变革便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西方如何在政策实践中实现这一转型?代表性的乡村发展模式有哪些?
第一，全球化乡村：从地方到全球的角色转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去被视为地方和边缘的乡村开始转变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这种转变由全球农业市场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驱动，尤以美国、澳大利亚最为典型[82]。美国纳帕谷因其葡萄酒和酒庄而闻名于世，当地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打响了品牌知名度，吸引了国际投资和游客，转型为全球知名的旅游中心和酒生产基地，成为全球化乡村的典范[83]；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则借助国家贸易协定，依靠其生态绿色的品牌口碑，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其奶制品和海产品大量出口至国外市场，展示了如何通过全球性战略定位，实现乡村经济转型[84]。总而言之，这些全球化乡村通过结合地方资源与国际市场，实现了向综合和高附加值经济模式的转型，使乡村发展超越传统定位，从地方性经济体转变为全球经济系统的一部分。
第二，韧性乡村：迈向综合的发展目标。所谓韧性乡村，即指乡村成员通过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以发展公民和组织应对短期和长期的社会经济变革的能力，为社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路径[85]，这体现了乡村在应对风险挑战时的策略转变，包括激发社会韧性、保护地方资本和加强生态保护等。因为相比于城市地区，乡村受各种复合风险影响更大，因此建设“更有韧性的乡村”成为西方乡村发展的重要议程[86]。早在2006年，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就将脆弱性、韧性和适应列为全球环境变化国际人类层面方案的三个关键概念，2020年经合组织更是指出，需要反思农村新挑战，以支持向更具韧性的农业部门和粮食结构过渡[87]。这种政策导向体现了对乡村福祉的全面考量，发展不仅是经济层面，还涵盖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维度，确保乡村不仅能够生存，更能在变革中实现繁荣。
第三，智慧乡村与生态农业：现代技术的应用。一般而言，乡村往往和现代化不足联系在一起，但随着科技进步，利用数字技术和生物科技助力乡村发展已成为西方乡村政策的重要方向。例如，2010年，欧盟在其新的十年增长战略《欧洲2020年增长战略》中，确定以智慧、可持续和包容性为欧洲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88]，其中“智慧乡村”要求充分利用地方知识、优势和资源，通过数字、电信技术和科技创新，将乡村社区带入科技化的未来。此外，依托于基因技术、生物科技的生态农业也在西方社会备受关注[89]。在荷兰，政府大力推广生态农业项目，鼓励农场采用基因育种、精确施肥和集成病虫害管理等新型农业技术，这些措施使其成为全球前列的生态农业国家，显示了通过科技发展与应用，将传统农业转型为符合绿色、生态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5 结论与研究展望

5.1 结论

本文将西方乡村发展思想划分为3个阶段（见表1），具体结论如下：
表1 西方乡村发展思想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Tab. 1 Historical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rural development thought

时间划分 理论阶段 发展观念 理论视角 研究主题 研究特点
20世纪50年代前 发现乡村阶段 以生产主义、城市偏向为核心，乡村主要进行农业生产的传统发展理念 朴素发展观
城市偏向观念
生产主义观念
福特主义观念		 乡村聚落与景观
城市化现象
土地利用形态
农业生产与经济活动		 乡村研究被边缘化，主题单一，以定性描述和小范围实地考察为主，缺乏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
20世纪60—80年代 重塑乡村阶段 关注乡村的结构功能“重塑”，
聚焦乡村地方性与独特性，强调均衡发展		 现代化理论
调节主义
后福特主义
后生产主义		 乡村环境、乡村工业、乡村旅游、后生产乡村、乡村性、舒适性、乡村消费、乡村空间等 乡村研究领域大幅扩展并逐步体系化，呈现出多视角、多学科的特点，涌现出多样化的研究风格
20世纪90年代后 超越乡村阶段 超越二元视域，以科技引领和全球共识为核心，追求综合福祉与可持续发展 后现代后结构主义
新内生理论
流动性理论
社会转型理论		 智慧乡村、韧性乡村、全球乡村、反思乡村性、乡村创新、可持续发展、生物生态转向、多功能 乡村研究超越传统框架，涌现出全新理论、视角与方法，强调综合性研究与政策实践，学科融合加深，研究水准显著提高
（1）20世纪50年代前，在西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角色变迁，深刻影响了西方各国对乡村发展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该时期学术研究集中在城乡关系、乡村聚落、地理景观、土地利用等宏观层面，孕育了城乡融合观念、生产主义和二元结构理论等乡村发展思想。尽管这些理论为乡村政策实践提供了学理支持，但由于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叙述层面，缺乏对乡村发展深层因素的系统分析与实证检验，多是零碎的经验和观点，存在主题不够具体、思想不够聚焦、理论支撑有限等不足，未能形成全面、深刻的乡村发展理论体系。
（2）20世纪60年代后，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城市扩张和工业增长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城市问题，伴随着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向乡村地区转移，过去“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空间逐渐解体、重构，乡村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此时，乡村的经济存量和发展速度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乡村研究进入了令人瞩目的“再生”阶段。这一时期，乡村发展的视角、主题和方法更为多样、细致，不仅关注乡村重塑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问题，更聚焦于乡村的本质，追问乡村发展的方向，加强对乡村地方现象和自治机制的探索与研究，乡村发展思想得到更为深入、全面的诠释与拓展。
（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入了以科技引领、全球共识为驱动核心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以现代技术、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发展理念[89]。与此同时，各国乡村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诸如互联网乡镇、绿色硅谷和都市农场等“非传统乡村”的成功案例[90]，人们逐渐意识到乡村发展需要超越原有的路径和模式，立足于全球化视野考虑如何建设现代化、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型村庄。乡村发展思想进入到以“超越”为内核的全新阶段，其理论基础、认知视域和实践模式均有了显著突破，形成了诸如智慧乡村、韧性乡村、生态经济、科技农业、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等发展理念与模式。
总体而言，西方乡村发展思想在角色定位上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共生融合再到超越二元认知转变，在理论视角上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再到多功能主义转变，在政策目标上从农业生产到空间优化再到综合福祉，在实践路径上从外生力量到内源动力再到内外结合转变，整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向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阶梯式演化历程（见图1）。
图1 西方乡村发展思想演变图

注：图中的时间节点均为约数，仅作示意。

Fig. 1 Evolution diagram of Western rural development thought

在发现乡村阶段，时间跨度虽然大，但此时由于现代化水平较低，乡村发展思想基本围绕着城乡关系和农业生产两大主题展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以及乡村研究的确立与发展，最终形成了着力于解决农业问题，以生产主义和城市偏向论为核心特征的乡村发展思想。在重塑乡村和超越乡村阶段，由于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和逻辑连续性，时间上的划分也更为精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逆城市化重塑了西方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格局，伴随着乡村研究的复苏与再生，乡村发展开始突破城市附庸论，聚焦于乡村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关注“乡村应该是什么”，实现了对过去乡村发展思想的重塑与变革，即以后生产主义代替生产主义、城乡融合代替城市偏向、内源发展代替外生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出现许多“不是乡村的乡村”的实例，激发人们对“乡村能够成为什么”的追问与思考，使得乡村发展思想在对象、目标和手段层面发生根本变革，形成了以应用现代科技、追求综合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主张将乡村发展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以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全面繁荣。

5.2 研究展望

当前，中国乡村发展进入了“元素混杂”的时期，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等张力深刻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现实的理想乡村发展之路，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第一，增强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切，构建本土化的乡村发展理论。中国乡村发展转型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介入展开的。不同于西方国家乡村发展与城市建设“双线并行”的轨迹，面临着完全不同发展背景与问题。但更重要的是，随着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的深入推进，在全国乡村发展实践中也涌现出丰富的现实范本与经验，为此，需要更好地捕捉当下乡村发展面临的“真现实”与“真问题”，构建本土化的乡村发展理论，将西方话语恰当地融入中国现实，而不是用中国的乡村发展经验去类比西方普适性的发展理论，从而更好树立乡村发展的主体意识和理论自信。
第二，突破西方城市中心主义的桎梏，走“以农为本”的中国式乡村发展道路。西方乡村发展思想虽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论指向，但根本上没有摆脱城市中心主义的桎梏，因为在“发展至上”的现代化逻辑中，乡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满足城市需要，其发展思想和实践也伴随着“资本意志”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然而，乡村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底色，“乡村如何建设与发展”关系着中国的出路与未来，不能步入“拉美旋涡”陷阱，无视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乡村主体地位的缺失，而是需要回到“以农为本”的初衷，发挥乡村振兴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增强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和创造能力，将自下而上的国家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第三，总结探索中国乡村发展的典型案例，注重差异化发展模式。乡村发展并没有静态或普适性的固定样板，而是一个富含强烈区位、历史和自然本底的动态范畴。例如，通过农地整理发展起来的荷兰的精简集约型农业、法国以大城市为依托的维特雷产业型小镇、美国依托全球性企业及发展起来的“公司镇”（如好时小镇、康宁镇）等，都是极具推广借鉴意义的乡村发展案例。中国作为一个时空差异显著、区位变化多样以及多民族文化共存的综合文明体，很难找到统一的乡村发展模式，更需要注重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案例与经验，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发展政策。不可否认的是，源于特色的中国国情，乡村发展的道路和模式还有许多有待探索和拓展的空间，这些“中国经验”不仅是国家实力和优势的有力彰显，也为突破西方“普适性话语”提供了中国乡村发展的新思路。

真诚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结构调整、文献综述逻辑、分析对象的精准性等方面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使本文在这些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专家的无私奉献和宝贵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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