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研究 >

2025 , Vol. 44 >Issue 3: 676 - 69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856

家庭经济理论视角下山区耕地撂荒影响机理及效应——基于重庆奉节县1970份农户调查

  • 何田 , 1 ,
  • 潘欣玥 , 1 ,
  • 郎雨 1 ,
  • 邓睿 1 ,
  • 刘愿理 2 ,
  • 廖和平 3
展开
  • 1.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成都 610101
  • 2.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 3.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潘欣玥（2002-），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管理与乡村发展。E-mail:

何田（1987-），男，四川仪陇人，博士，讲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管理与乡村发展、城乡人口流迁。E-mail:

收稿日期: 2024-09-03

  录用日期: 2024-10-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04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3YJCZH072)

2023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3BS086)

收起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abandoned cultivated land in mountainous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economic theory: A case study of 1970 households in Fengjie county, Chongqing

  • HE Tian , 1 ,
  • PAN Xinyue , 1 ,
  • LANG Yu 1 ,
  • DENG Rui 1 ,
  • LIU Yuanli 2 ,
  • LIAO Heping 3
Expand
  • 1. Faculty of Geography Resource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China
  • 2.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9-03

  Accepted date: 2024-10-26

  Online published: 2025-03-04

Fold

摘要

耕地撂荒现象作为山区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不仅深刻关联着农户家庭生计模式的转型与资源优化配置，还直接牵动着粮食安全保障的稳固、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基于此，本文以重庆市奉节县为研究区域，利用1970份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机理及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 山区农户耕地撂荒是涉及家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经济收益综合考量、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及风险规避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现象，不仅是农户家庭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界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也是农户为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而作出的理性决策。② 家庭人力资本增强与村庄区位环境劣势的叠加影响，会显著促进耕地撂荒，而家庭资源丰富、赡养负担重以及村庄经济基础坚实则对农户撂荒决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③ 家庭分工促进山区耕地撂荒，且其作为中介变量在影响耕地撂荒的多因素中扮演关键角色。为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现象，要着重强化人力资本培养、改善区位环境势能、优化家庭分工结构、健全土地流转制度等策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耕地撂荒; 影响机理; 家庭效益; 家庭经济理论; 山区

本文引用格式

何田 , 潘欣玥 , 郎雨 , 邓睿 , 刘愿理 , 廖和平 . 家庭经济理论视角下山区耕地撂荒影响机理及效应——基于重庆奉节县1970份农户调查[J]. 地理研究, 2025 , 44(3) : 676 -690 . DOI: 10.11821/dlyj020240856

Abstract

The issue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is a critical topic that urgently needs addressing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untainous areas. It is not only deeply ti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household livelihood patterns an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stabilization of food security, the acceler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our study takes on Fengjie county in Chongq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area, utilizes field survey data from 1970 farmers, and appli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ers behind land abandonmen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bandonment of cultivated land by farmers in mountainous areas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influenced by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family human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efficient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risk aversion. It is both an adaptive response of the internal economic structure of farmers' families to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a rational decision made by farmers to maximize family interests. (2)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enhanced family human capital and disadvantages in village location and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Conversely, abundant family resources, heavy caregiv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a solid village economic founda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 abandonment decisions. (3)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acts as a key mediator among the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is process. To address the issue effectively, 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human capital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improve loc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by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optimize 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structures to balance work and caregiv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strengthen land transfer systems to increase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These strategies, when implemented collectively and tailored to the unique conditions of mountainous regions, can significantly mitigate land abandonment and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ultimately supporting broa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objectives and improving farmers' livelihoods.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influencing mechanism; household benefits; household economic theory; mountainous areas

1 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源，农以地为本”，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1]。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的小农生产发展源远流长，创造出最为璀璨的农业文明，是世界农业主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人多地少、耕地细碎化、大国小农”是基本国情农情[2]。山区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农业耕作条件局限显著，人均耕地面积极为有限，人地关系矛盾尖锐，农户在零星散布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艰难维持着家庭的基本生计[3,4]。耕地不仅是农户家庭赖以生存的食物根基与温饱保障的核心资源，更是支撑区域建设稳健发展的载体与维系生态安全不可或缺的基础要素，其对于促进社会可持续繁荣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加剧，受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城市较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等“拉力”和农业相对收益持续下滑、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相对滞后等“推力”的综合作用，促使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深刻改变了农户的生计模式——由原先依赖传统农业的单一模式，逐步转向兼业乃至以非农活动为主的多元化策略。在此变迁下，农户逐渐削减对既有耕地的投入乃至放弃耕作，进而导致耕地陷入未充分利用或荒芜的境地，耕地撂荒问题日益凸显，尤其在西南山区，留守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受复杂地形的影响制约，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经营进程发展缓慢，引发大量耕地撂荒的现象[5]。耕地撂荒不仅直接导致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而且也会造成土地退化和土壤侵蚀，逐步削弱耕地生产能力，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深刻影响乡村社会经济生态，加剧乡村衰落的趋势，抑制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创业就业的积极性[6]，不利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制约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难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在面对国家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压力、保障粮食安全、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亟需针对影响山区耕地撂荒的驱动因素开展深入研究。
耕地撂荒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最早出现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Alcantara 等学者运用遥感影像数据提取区域耕地撂荒分布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7]，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拓宽了非农领域的就业渠道，从而吸引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继而造成低效与劣质耕地退耕并实现森林恢复，称之为“国家森林转型”（National Forest Transition）[8]。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也出现了大量耕地撂荒现象，尤其是在山区，学者们对耕地撂荒原因及驱动机制展开了深入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 城镇化发展引起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导致山区农业劳动力减少及老龄化严重[9,10]。② 农业生产成本的持续攀升，挤压了农业生产利润空间，直接促进劣质耕地逐渐被边际化和撂荒[11,12]。③ 山区地块破碎度高、坡度大、通勤距离远、交通不便等造成农业生产条件较差，机械化程度不高[13]。④ 土地管理、土地流转等制度不完善，阻碍了农户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加剧了耕地撂荒的风险[14,15]。耕地撂荒显著重塑了农村土地的利用结构与格局，并深刻影响农户的生计模式，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系统均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与效应。生态环境影响效应研究主要聚焦于碳汇功能、生物及景观多样性、森林火灾、土壤侵蚀与恢复等关键领域[16]。相对耕地撂荒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其社会经济效应研究较为薄弱，且尚缺乏全面而精准的定量评估。不同群体对耕地撂荒的社会经济影响提出不同的观点。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出发，耕地撂荒是农民的理性抉择[17]；然而，在欧洲农村地区，居民普遍对耕地撂荒持消极态度，认为撂荒是对土地资源的低效乃至浪费性利用[18]。山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往复流动，导致耕地撂荒频发，这一现象将加剧农地边际化（Arable Land Marginalization），进而形成恶性循环[19,20]，不仅对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而且加剧边际地区低收入农户的贫困程度[21]。可见，耕地撂荒是自然因素、经济发展、政策制度、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并产生复杂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效应。然而，已有成果主要聚焦于宏观区域或县域层面耕地撂荒特征及其原因的探讨，而相对缺乏从山区微观农户视角出发，基于家庭经济理论深入探究耕地撂荒影响机理的研究。
家庭经济理论是研究家庭内部资源优化配置与行为决策机制的理论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诸多关键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家庭劳动力的迁徙模式、家庭生产与投资的规划、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动态分析、家庭就业决策的科学制定等。该理论凸显了家庭作为核心决策单元的重要性，将家庭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集合体，并强调通过家庭成员间的劳动力合理分工，以实现家庭整体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同时，家庭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微观基础单元，也是一个紧密嵌入并直接受宏观制度环境影响的实体，其内部生产要素的分配与投入，是家庭成员经过深思熟虑的分工与权衡利弊后所采取的集体决策行为。因此，以家庭经济理论为视角来分析耕地撂荒问题更为适用。本文聚焦农户尺度，立足家庭经济理论，构建山区耕地撂荒分析框架，以山区县重庆奉节为例，探究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及效应，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山区耕地高效利用和保护的相关措施与建议，以期为山区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坚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精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理论阐释与分析框架

家庭经济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美国经济学家Becker、Schultz提出的一种探究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以实现家庭总体效益最大化的研究理论[22,23]。家庭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家庭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及时间资源均呈现出有限性和稀缺性的特征，其有限及可利用的资源主要配置于市场工作与家庭生产两方面，在资源约束的框架下，家庭决策主体需基于各成员的比较优势，决定每位成员在劳动市场和家庭生产活动中的角色分配与时间投入，以实现家庭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可见，家庭经济理论本质上是依托家庭背景来分析家庭劳动力供给决策的一种方法，而其核心聚焦于家庭内部的劳务分工机制。家庭劳务活动主要分为家庭生产与市场工作两大类，家庭生产指家庭内部的物质产品生产（包括闲暇、家务工作），市场工作指家庭成员参与市场体系下的产品与服务生产活动，即在家庭外部环境中进行的职业性劳动。在遵循相对优势原则的家庭劳务分工中，家庭会根据市场与家务生产率的相对高低来调配劳动力资源，若市场生产率高，家庭倾向于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于市场工作，反之若家庭生产的效率占据优势，则会增加对家务劳动的投入，从而在实现家庭收入与闲暇时间最佳平衡的同时，确保家庭成员获得最大的效用满足与整体福利的提升。可见，家庭经济理论为分析家庭内部经济行为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视角。
山区地形复杂多样，地势起伏较大，耕地资源稀缺且破碎化严重，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修建农业基础设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技术难度高、经济成本大，同时财政支持相对有限，导致许多偏远山区缺乏必要的田间配套设施，农业生产主要依赖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模式，产业结构单一，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程度较低，传统种养业对农户的增收效果有限[24]。面对山区自然资源禀赋差，经济活力不足且承载劳动力就业有限的困境，为增加家庭收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就业领域转移，减少对环境资源的依赖，非农就业成为农户重要的生计策略[25]。因此，山区农户在家庭劳动力配置时，需考量如何在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机会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鉴于农户作为有限理性群体，综合权衡农业生产、非农就业的预期收益与潜在风险，从而作出最优化的家庭成员劳动分工决策，如家长通常会依据成员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个体因素，融合家庭总体需求，来决定哪些成员转向非农就业，以及如何通过合理配置实现非农就业与农业生产的互补，来规避全部成员务工或务农的风险。
伴随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山区劳动力呈现出显著向城镇非农领域流动的趋势，农业生产已不再是山区农户家庭配置劳动力的唯一方式。理性农户会综合考虑家庭人力资本优势与资源条件，依据市场劳动力供需状况及耕地预期收益，进行合理的家庭分工。当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配置能够充分满足家庭耕地所需时，则全部耕地均能实现有效利用与充分耕作，从而避免耕地闲置或撂荒；而当农户将主要劳动力转向非农领域，致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配备不足，无法支撑家庭耕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时，农户所拥有的耕地无法得到有效管理和耕作，撂荒现象随之产生。鉴于山区农业生产的低回报率，具备充足家庭劳动力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向非农领域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农户购买化肥、农药及农业机械设备的能力得到增强，不仅有助于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投入[26]，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进而有效弥补因劳动力短缺对耕地利用的负面影响，甚至遏制耕地撂荒，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27]。另一方面，尽管理论上家庭总收入的增加能够为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提供潜在动力[26]，但有研究表明，农户从非农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回流至农村后，其主要用途倾向于建造房屋等耐用消费品，而非直接转化为农业生产的投资增量[28]。此外，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领域转移，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变得相对稀缺，导致劳动力价格成本增加，进而挤压了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29]。农户为追求家庭效益的最大化，更愿意将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转向回报率更高的非农领域，而减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进而促使家庭耕地面临撂荒的风险[11,30]。因此，从家庭经济理论视角，家庭耕地撂荒的决策过程是农户综合考量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特征、家庭内部结构与互动关系、以及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家庭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与分工，进而决定是否采取耕地撂荒策略的动态调整过程，旨在实现家庭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见图1）。本文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基于家庭经济理论视角，解析农户耕地撂荒决策过程中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及资源、村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机理，揭示山区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深层次原因与内在机制，为山区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农户家庭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图1 家庭经济理论视角下农户耕地撂荒的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rmers'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economic theory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山区、长江上游，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联结点，在中国中西部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奉节县位于长江三峡库区腹心，是重庆市的东大门，地处四川盆地东端，东接巫山县，南连湖北省恩施市，西靠云阳县，北临巫溪县，地跨109°1′17″E~109°45′58″E，30°29′19″N~31°22′33″N，幅员面积4098 km²。全县辖29个乡镇、1个管委会、3个街道办事处，76个社区，314个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县常住人口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75967人，占50.48%，2022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33元。奉节县属于四川盆地东部山地地貌，县境内山地面积的比例达到88.30%，其中，中山（海拔1000 m以上）占总面积80.01%，是典型的山区农业、人口大县，自然环境条件较差。2019年末，奉节县人均耕地面积0.08 hm²，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0.11 hm²；耕地空间分异较大，地形平坦的耕种资源较少，而坡度超过25°的地块占比高达36.21%。

3.2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21年7月和8月分别前往奉节县开展山区农户耕地撂荒专题调研，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为主，以半结构化访谈作为补充。按照“乡镇—行政村—农户”的步骤，在全县随机抽取10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0个样本村，每个样本村调研20户农户，若某乡镇的行政村数量不足10个，则在该乡镇内调整农户样本的分配，确保所有行政村均被纳入样本范围，以达到样本在各行政村的均衡分布，确保样本的完整性和代表性。共抽样调查农户2000户，其中有效样本1970份，有效率达到98.5%，样本分布如图2所示。数据来源包括：① 农户数据来自农户调查问卷，包括户主信息涉及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特征等；家庭信息涉及家庭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家庭成员就业情况、家庭收入、耕地撂荒及流转数量等。② 村级数据包括人口、交通区位、自然资源、产业经济、文化教育设施、基础设施等，来源于村级调查问卷。③ 奉节县2020年土地利用变更及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奉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分辨率为30m，来源于中科院计算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的ASTERGDEM数据源（https://www.gscloud.cn/home#page1/1）。
图2 调查样本村位置

Fig. 2 Location of the surveyed sample villages

3.3 模型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其融合了因素分析、路径探析与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思想和方法，用于评估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检验模型假设的合理性[31]。人力资本、家庭资源、区位交通、家庭分工等影响山区农户耕地撂荒的潜变量难以直接量化评估，需依赖于可量化的观测变量进行解释并展开测评，与传统回归模型相比，SEM不仅能构建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路径图，而且据此图形化框架可系统分析潜变量间以及潜变量和观测变量间的影响效应，以此深入挖掘变量之间的内在结构和机制。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一是测量模型，探究潜变量与观测变量间的关系；二是结构模型，揭示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评估模型优劣，常用的拟合度指标有卡方自由度比（χ 2/df）、拟合优度指数（GFI）、比较拟合指数（CFI）、规范拟合指数（NFI）等。

3.3.1 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The Measurement Model）揭示潜变量η、ξ与观测变量X、Y之间的作用关系，公式为：
Y = Λ y η + ε ； X = Λ x ξ + δ
式中：Y为η的观测变量；X为ξ的观测变量； Λ y为Y与内生潜变量（η）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Λ x为X与外生潜变量（ξ）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η为内生潜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ε为Y变量的测量误差；δ为X变量的测量误差。

3.3.2 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公式为：
η = B η + Γ ξ + ξ
式中：B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Г为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即路径系数）；ξ为内生潜变量的残差向量。

3.4 变量设定

参考家庭经济理论视角下农户耕地撂荒的逻辑分析框架，本文共设计8个潜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家庭资源、赡养负担、区位交通、经济基础、家庭分工、耕地撂荒和家庭效益。借鉴程培堽等量表题项的筛选方法[32]，本文确定潜变量对应的可量化变量，共20个题项（见表1）。具体而言，农户耕地撂荒决策主导权一般由户主掌握，故选取户主特征来反映家庭整体成员特征[25]。当户主较年轻且受教育程度越高时，其展现出更强的接纳和学习能力，更容易掌握并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进而推动农业生产的扩大与升级，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本禀赋上也更具优势，外出务工时有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可能导致耕地撂荒。同理，若户主健康状况较差，也会影响农户农业经营，不得不撂荒耕地。因此，本文选取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观测变量。
表1 变量、指标及具体阐释

Tab. 1 Variables, indicators and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潜变量 观测变量 指标阐释 平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CH） 年龄（CH1） 受访者报告值（岁） 39.20 10.43
受教育程度（CH2）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职高=3，大专及以上=4 2.76 0.97
健康程度（CH3） 不满意=1，一般=2，满意=3，非常满意=4 3.38 0.77
家庭资源（FR） 社会资本（FR1） 亲朋中大学生或政府工作人员数量（个） 2.53 1.41
家庭劳动力总数（FR2） 家庭劳动力数量（个） 2.95 0.93
家庭耕地面积（FR3） 家庭耕地总面积（hm2） 0.32 0.26
赡养负担（BSP） 老人数（BSP1） 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个） 0.84 0.89
学生数（BSP2） 6~16岁学生数量（个） 0.72 0.82
区位交通（NEL） 地面坡度（NEL1） 村域地面平均坡度（°） 13.59 6.75
海拔（NEL2） 村域平均海拔高程（m） 836.70 337.84
到县城中心距离（NEL3） 村委会到县政府所在地的最短距离（km） 55.36 19.06
到乡镇中心距离（NEL4）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最短距离（km） 9.49 5.44
经济基础（EF） 人均集体经济收入（EF1） 村庄集体经济收入/总人口（元/人） 16.98 23.78
天然气使用率（EF2） 村内农户天然气使用率（%） 13.73 24.08
家庭分工（DL） 劳动力转移率（DL1） 家庭外出转移就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 38.08 14.16
非农就业人数（DL2） 家庭中在当地或外地从事非农产业就业活动的劳动力数量（个） 1.38 0.65
耕地撂荒（CLA） 耕地撂荒面积（CLA1） 家庭耕地撂荒面积（hm2） 0.13 0.08
耕地撂荒率（CLA2） 家庭耕地撂荒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 39.56 23.43
家庭效益（FB） 家庭年总收入（FB1） 家庭年总收入（万元） 5.94 3.17
家庭年人均收入（FB2） 家庭年收入/总人口（元/人） 13140.32 8066.71
农户家庭拥有的劳动力、耕地资源越多，耕地撂荒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亲朋中有见识和阅历的成员越多，意味着家庭拥有更广泛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信息获取与交换，从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渠道，促进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耕地撂荒的概率[25]。劳动力作为家庭重要生产要素之一，若农户家庭承担较重的抚养负担时，往往会制约劳动力非农转移，使得部分劳动力为了照顾家庭而留守从事农业生产，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率越低，生产活动重心就越倾向于农业，因此，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小。故选取农户家中学生数量和老人数量作为家庭赡养负担的观测变量。
自然环境条件反映村庄的地形地貌，并直接作用于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农业生产的结构与模式。通常而言，随着海拔的升高与地形起伏度的增加，自然条件趋于严苛，对农业生产布局与实践构成挑战，使得农业活动的开展变得愈发困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阻力也随之加剧，最终可能导致耕地资源的闲置与撂荒现象加剧。村庄若拥有优越的交通条件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会显著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显著提升和耕地的高效利用，最终有效降低耕地撂荒率。

4 结果分析

4.1 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是用于评价调查问卷的可靠性或稳定性，内部一致性信度是目前信度检验最常用的评价方法，其原理是通过各调查项目相关系数的均值测算、考察问卷中每一个题目得分间的内在一致性。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评价。
运用SPSS20.0软件，测量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5，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从各维度来看，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会资本等8个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22~0.886之间（见表2），均满足大于0.6的标准[33]，表明各子量表测量题项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或可信度。组合信度（CR）在0.68~0.91之间，说明观测变量内部存在适度的异质性，平均变异抽取量（AVE）表示用潜变量的方差解释相应的观测变量的方差的占比，其数值越大，则反映解释潜变量的程度越高，普遍认为指标值应在0.5附近或大于0.5，不用删除测量项。
表2 假设模型信度检验结果

Tab. 2 Reliability test of hypothesis model

分维度 人力资本 家庭资源 赡养负担 自然区位 经济基础 家庭分工 耕地撂荒 家庭效益
Cronbach'S α系数 0.744 0.722 0.761 0.798 0.743 0.727 0.843 0.886
组合信度（CR） 0.740 0.820 0.700 0.810 0.780 0.890 0.910 0.870
平均变异提取量AVE 0.490 0.600 0.540 0.520 0.640 0.820 0.830 0.770

4.2 模型检验与修正

本研究应用AMOS28.0软件，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对假设模型进行拟合检验。初步拟合结果显示，假设模型绝对拟合度 χ 2/df=2.712，GFI、CFI、NFI、NNFI在0.84~0.88之间，一般认为，这些拟合优度指数的值应大于0.9，为降低模型卡方值，增加显著性，尝试修正模型，直至模型拟合效果总体良好。修正模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路径关系提高模型的拟合度，二是通过删除不成立假设的路径关系，同时根据修正指数MI值，增添测量误差变量间的因素关系进行模型修正。经过优化后发现， χ 2/df=2.081，虽然NNFI未达0.9，但邻近0.9，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34]（见表3），图3显示了各变量间的最终影响关系路径（其中：a1~a4为决策因素对家庭分工的影响路径，c1~c4为决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路径）及路径系数。
表3 模型拟合度检验

Tab. 3 Test for model fitness

拟合指数 χ 2/df GFI RMSEA RMR CFI NFI NNFI
理想值 <3 >0.9 <0.1 <0.05 >0.9 >0.9 >0.9
初始模型 2.712 0.869 0.110 0.071 0.875 0.869 0.846
修正模型 2.081 0.923 0.070 0.040 0.919 0.923 0.894
图3 修正模型

Fig. 3 Modified model

4.3 山区耕地撂荒影响机理分析

4.3.1 个体、家庭及村庄要素对家庭分工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家庭分工有影响的假设不成立，没有通过t检验，即家庭成员不管个体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并不直接影响其选择从事非农就业的决定，可能的原因是山区劳动力非农就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或低技能要求的服务型行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相对较低。家庭资源的丰富程度对家庭分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山区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的提升直接促使更多家庭成员倾向于选择从事非农就业。具体而言，每当家庭资源增加一个单元，其家庭非农就业相应增加0.318个单位，体现了资源优势对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结构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家庭赡养负担的加重和村庄经济基础的薄弱对家庭内部分工产生不利影响，其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分别减少0.255个单位、0.372个单位。家庭赡养负担的两个观测变量中60岁以上老人数的载荷系数较大，其值为0.76，说明农户家庭中老人数量的增加，直接加重了家庭在赡养方面的经济与精神负担，这种负担的累积效应往往直接制约了家庭成员外出非农就业。村庄经济基础中人均集体经济收入的载荷系数达到0.89，说明随着村庄人均集体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反映出其产业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进而促使农户家庭成员更倾向于在本地寻找就业机会。村庄的地理区位及其环境特征对家庭非农就业展现出显著的正面推动效应，从区位环境的4个观测变量来看，海拔和到县城中心距离的载荷系数较大，说明海拔越高，到县城中心距离越远，村庄面临的自然环境挑战及交通不便问题愈发明显，进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潜力和本地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此情境下，家庭成员更倾向于寻求非农业就业机会，作为提升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

4.3.2 个体、家庭及村庄要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山区耕地撂荒在5%水平上呈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01，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载荷系数较大，说明年轻且身体健康的劳动力群体，凭借其较好的体能素质、充沛的精力及较高的职业追求，往往对薪资抱有更高期待，鉴于山区农业普遍面临生产率低且回报相对有限的困境，往往促使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转向非农领域寻求发展空间，进而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现象。家庭资源、赡养负担和村庄经济基础对山区耕地撂荒有负向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379、-0.321和-0.228。家庭资源中家庭劳动力总数的载荷系数超过0.9，该因子对农户耕地是否撂荒影响最大，农业生产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劳动力，其需求在耕种、精细管理及丰收等核心环节尤为迫切。家庭劳动力规模的扩大，直接促进更多人力资源向农业生产的倾斜，有效促进耕地利用率的提升与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进而降低了耕地闲置与撂荒的风险。家庭赡养负担增加反而降低耕地撂荒的风险，可能原因是随着山区农户家庭赡养负担的增加，部分家庭成员选择留在家乡，承担起照顾及赡养老年父母或其他亲属的责任，从而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此外，考虑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仍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有效减轻了因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而可能加剧的耕地撂荒风险，从而维持了土地的持续耕作和利用。当村庄经济基础愈加坚实，其就更具实力推行经济多元化策略，强化农业生产效率，并升级基础设施，从而创造出更广泛的就业机会与增收途径，减少因经济困境驱使下的放弃耕作现象，并有效遏制耕地因投入不足或低效运营所导致的荒废风险。村庄区位环境对耕地撂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原因是村庄的区位环境，尤其是地形坡度和交通区位条件，直接影响着耕地的利用与管理。地形坡度较大时，不仅增加耕种和收获的难度，还可能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此外，交通区位条件差，限制农业物资如种子、化肥的运入以及农产品的运出，增加生产成本，降低农业生产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因此，山区农户可能会因为种植成本高昂、收益难以保障而选择放弃耕种，导致耕地撂荒的风险增大。

4.3.3 家庭分工与耕地撂荒关系

家庭分工对耕地撂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611，即家庭分工中劳动力非农转移率或数量越大，山区农户耕地撂荒的概率越高，可能原因是山区耕地多为坡耕地且坡度大，水土流失严重，耕地质量较低，同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造成农业生产成本高而收益低，农户在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条件下，家庭分工时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就业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就可能导致原本用于耕种的土地因缺乏劳动力、资金或管理而被荒废。图3结果显示，a1~a4和b都显著，且c1~c4的显著性小于0.05，表明可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文中采用ab/c的方法测量中介效应的效果量，在赡养负担、区位环境和经济基础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家庭分工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32.46%、13.60%、49.68%。说明赡养负担增加、村庄产业经济基础好可能导致家庭成员间分工的变化，部分原本外出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返乡照顾家庭或创业就业，进而增加了耕地劳动力投入，降低了耕地撂荒的可能性；村庄自然区位条件不利导致家庭农业生产难度增加，进而促使家庭成员调整分工，减少农业投入，最终导致耕地撂荒现象加剧。家庭分工在家庭资源对耕地撂荒的中介效应检验中虽显著，但方向与c相反，即起到“遮掩效应”[35]，即控制了家庭分工的影响之后，家庭资源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会减弱。这表明，家庭内部劳动力分配的不同模式、社会资本利用的差异性等会掩盖或影响家庭资源与耕地撂荒之间的直接关联。因此，山区农户家庭分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农户在面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时的理性选择和适应策略，合理的家庭分工对于防止山区耕地撂荒、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3.4 耕地撂荒的效应分析

耕地撂荒及家庭分工对家庭效益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291和0.223，说明山区农户放弃耕种土地，使其处于闲置状态，虽然这种撂荒现象可能不利于农业整体发展，但从家庭经济的角度来看，却能在特定条件下提高家庭收入的总效益。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一是山区农业生产的收益低，农户会根据其家庭拥有的资源和外部市场环境来优化资源配置，将原本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其他非农业领域工作，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从而增加家庭的总收益；二是耕地撂荒后，农户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市场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或企业，从而获取租金或转让费，不仅能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还能为家庭带来稳定的额外收入；三是农业生产面临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多种不确定性风险，撂荒耕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险对家庭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山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或市场前景不明朗的情境下；四是耕种土地需要投入种子、化肥、灌溉、收割等一系列成本，当耕地撂荒时，对于资源有限或农业收益不高的家庭而言，减少这些开支可以显著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因此，基于家庭经济理论，耕地撂荒可以视为家庭综合考虑家庭资源条件、市场机会成本和政策环境等各种因素，作出符合自身利益和长远发展的理性决策，通过减少在低效农业活动上的投入，转而寻求更高收益的机会，从而直接提高了家庭的总效益。

4.3.5 耕地撂荒的影响机理

综上，基于家庭经济理论的多维度出发，深入剖析山区耕地撂荒现象的内在机理和动因，农户家庭内部分工模式受到家庭资源禀赋、赡养压力、村庄区位环境及经济基础等因素共同制约。家庭人力资本的提升及村庄不利的区位环境对耕地撂荒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家庭资源丰富、赡养负担重及村庄经济基础好对耕地撂荒现象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理性合理的家庭分工与有效管理耕地撂荒问题，两者均对提升家庭整体经济效益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为实现山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策略导向。
农户家庭分工及耕地撂荒决策受到人力资本、家庭资源、赡养负担、区位环境以及经济基础等多重因素影响，将其归类为对家庭分工及耕地撂荒影响的“起因影响”因素，家庭分工对耕地撂荒具有“中介作用”影响，耕地撂荒成为农户作出家庭分工决策与效益相联结的最关键环节，最终影响家庭的总效益。系统机制是“起因影响—中介作用—结果效应”三段机制整体运行的结果，即构成基于家庭经济理论山区耕地撂荒的机理与效应，这一系统的作用结果影响山区农户家庭分工和耕地撂荒的决策行为（见图4）。
图4 家庭经济理论视角下山区耕地撂荒的影响机理

Fig. 4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bandoned cultivated land in mountainous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economic theory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基于家庭经济理论阐释及构建山区农户耕地撂荒分析框架，利用重庆市奉节县1970份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机理及影响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1）山区农户耕地撂荒是涉及家庭人力资源配置、经济收益评估、土地资源利用与风险规避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现象。从家庭经济理论的视角分析，耕地撂荒可视为农户家庭内部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结果，体现出农户家庭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互动关系，即农户在面对家庭资源结构、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外部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时，为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降低风险而作出的耕地利用调整。因此，基于家庭经济理论视角，深入探讨农户耕地撂荒的渐进过程及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可揭示山区耕地撂荒的机理及效应，为有效缓解耕地撂荒问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2）家庭人力资本的增强与村庄区位环境的劣势，会显著促进农户作出耕地撂荒的决策。家庭资源丰富、赡养负担重及村庄经济基础坚实对农户撂荒决策产生抑制作用。家庭分工显著促进山区耕地撂荒，且其作为中介变量在影响耕地撂荒的多因素中扮演关键角色，反映出农户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生计策略，合理的家庭分工对防止耕地撂荒、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村发展至关重要。
（3）耕地撂荒与家庭分工是山区农户基于家庭资源的有限性、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及自然区位条件的制约的理性选择，耕地撂荒决策可能与促进农业全面发展的目标相悖，却有效促进了山区农户在特定环境约束下实现经济总效益的最大化。

5.2 讨论与启示

本文立足家庭经济理论，以重庆市奉节县为研究区，探究了家庭人力资本、家庭资源丰富度、赡养负担及村庄区位环境、经济基础等关键变量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路径与效应，并揭示了家庭分工作为中介变量在耕地撂荒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不仅能够丰富和深化家庭经济理论在农业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还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助力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相较于已有聚焦家庭经济的耕地撂荒机制研究，本文发现家庭人力资本提升及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对耕地撂荒产生促进作用，与既有研究成果相契合[5,36]。然而，本研究指出家庭资源丰富度和赡养负担在耕地决策中的双重影响机制，与部分研究重点强调家庭经济压力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14,37]。本文创新性地将家庭分工视为连接家庭内外环境的桥梁，深刻揭示了农户在面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时，如何凭借灵活调整家庭内部的劳动资源配置策略，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与策略性，为理解和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提供了新颖且富有洞察力的视角。本文从家庭经济理论视角，综合考量山区农户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特征、家庭内部结构与互动关系以及外部经济环境，以揭示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但鉴于数据收集的局限性，农业政策与社会化服务、耕地地块数等数据未能直接量化纳入或获取，在后续研究中将致力于构建更为完善的数据采集体系，旨在全方位、精准地探讨山区农户耕地撂荒的复杂成因。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缓解耕地撂荒的政策启示：
（1）强化农村教育体系与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家庭人力资本水平是缓解耕地撂荒的关键途径。山区农业生产率低且回报有限，往往促使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更倾向于向非农领域转移从而加剧耕地撂荒。因此亟需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确保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同时，实施靶向明确、高效实用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特别注重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推广与应用教学，以提升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并辅以市场经营与管理知识的普及，全方位增强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与自主创业能力，从而激发农民回归农田的热情，提升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从根本上减少耕地撂荒现象，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深化特色产业培育与农业产业化进程，提升村庄基础设施与区位优势。针对县域南部与北部地区，鉴于其地形坡度大、海拔高且交通区位差，聚焦发展具有山地特色的高效农业模式，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促进农旅融合；对于离县城较近地区，积极建设蔬菜、脐橙等经济作物种植基地，全力打造城郊休闲农业观光园，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显著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稳固农业生产基础，并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中国山区自然地理条件及交通区位较差，应充分利用山区独特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积极推进村庄基础设施的全面优化与区位条件的改善，水利设施升级及通讯信息畅通，激活村庄内在经济活力，形成良性循环，以解决耕地撂荒问题。
（3）减轻家庭赡养负担，鼓励家庭合理分工与生计策略多元化发展。构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强化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与实效性，直接缓解农户的赡养负担和经济压力，使其能够更加专注于农业生产或寻找其他生计途径。同时，积极引导农户实施科学的家庭分工策略，鼓励家庭成员根据自身优势与市场需求灵活选择职业路径，减少对耕地的过度依赖，促进家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与结构的稳定性。
（4）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山区土地细碎化、经营效益低下以及土地流转不畅等因素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是山区耕地撂荒现象的重要原因，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能够打破传统土地经营模式的束缚，使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随着土地流转的推进，部分农民可以从传统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非农产业或从事更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活动，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农民增收，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因劳动力外流而导致的耕地撂荒问题。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指标选取、模型解释、对比讨论、政策启示等方面非常专业且细致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牛善栋, 方斌. 中国耕地保护制度70年: 历史嬗变、现实探源及路径优化. 中国土地科学, 2019, 33(10): 1-12.

[Niu Shandong, Fang Bi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system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9: Historical evolution, realistic origin explor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China Land Science, 2019, 33(10): 1-12.]

[2]
张永江, 袁俊丽, 黄惠春. 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农业经济问题, 2023, (12): 4-16.

[Zhang Yongjiang, Yuan Junli, Huang Huichun.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advancing path of agricultural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3, (12): 4-16.]

[3]
何田, 郎雨, 青丽波, 等. 乡村振兴视角下脱贫地区农村劳动力回流多维特征及形成机理: 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 人文地理, 2024, 39(3): 132-141.

[He Tian, Lang Yu, Qing Libo, et al.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labor reflow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Fengjie county, Chongqing. Human Geography, 2024, 39(3): 132-141.]

[4]
王刚, 廖和平, 温涛. 重庆南川村域耕地撂荒成因及分异机制与调控. 地理学报, 2024, 79(7): 1824-1841.

[Wang Gang, Liao Heping, Wen Tao. Causes,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villages of Nan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79(7): 1824-1841.]

[5]
李赞红, 阎建忠, 花晓波, 等.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14, 33(4): 721-734.

[Li Zanhong, Yan Jianzhong, Hua Xiaobo,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types: A case study of 12 typic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4): 721-734.]

[6]
何田, 邓睿, 朗雨,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脱贫家庭转出劳动力返乡意愿及影响因素.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47(3): 338-345.

[He Tian, Deng Rui, Lang Yu, et al.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to transfer labor force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2024, 47(3): 338-345.]

[7]
Alcantara C, Kuemmerle T, Baumann M, et al. Mapping the extent of abandoned farml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sing MODIS time series satellite data.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3, 8(3): 1-9.

[8]
Meyfroidt P, Lambin E F. Global forest transition prospects for an end to deforestation. Th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11, 36: 343-371.

[9]
李升发, 李秀彬. 耕地撂荒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学报, 2016, 71(3): 370-389.

[Li Shengfa, Li Xiubin.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 review and prospec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3): 370-389.]

[10]
谢花林, 吴箐, 李秀彬. 湘闽赣山区劳动力转移差异对梯田撂荒决策和规模的影响. 地理学报, 2023, 78(1): 16-34.

[Xie Hualin, Wu Qing, Li Xiubin. Impact of labor transfer differences on terrace abandonment: Evidence from micro-survey of farmer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Hunan, Fujian and Jiangx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1): 16-34.]

[11]
Strijker D. Marginal lands in Europe: Causes of decline.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2005, 6(2): 99-106.

[12]
Xie H, Wang P, Yao G. Explor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based on a spatially expliciteconomic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2014, 6(3): 1260-1282.

[13]
李升发, 李秀彬, 辛良杰, 等. 中国山区耕地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 基于全国山区抽样调查结果. 资源科学, 2017, 39(10): 1801-1811.

[Li Shengfa, Li Xiubin, Xin Liangjie, et al. Ex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cropland abandonment in Chinese mountainous areas. Resources Science, 2017, 39(10): 1801-1811.]

[14]
曹志宏, 郝晋珉, 梁流涛. 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经济分析与策略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 2008, (3): 43-46.

[Cao Zhihong, He Jinmin, Liang Liutao. Economic analysi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the policy responses.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08, (3): 43-46.]

[15]
Deininger K, Jin S.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vity and equity impac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 37(4): 629-646.

[16]
Benayas J M R, Martins A, Nicolau J M. Abandon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An overview of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Cab Reviews Perspectives in Agriculture Veterinary Science Nutrition & Natural Resource, 2007, 57(2): 1-12.

[17]
徐莉. 我国农地抛荒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问题探索, 2010, (8): 60-64.

[Xu Li. Economic analysi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China.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0, (8): 60-64.]

[18]
Vega-Garcia C, Chuvieco E. Applying local measure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to Landsat-TM images for predicting wildfire occurrence in Mediterranean landscapes. Landscape Ecology, 2006, 21(4): 595-605.

[19]
Pointereau P, F Coulon P G, Girard P, et al. Analysi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the Extent and Location of Agricultural Areas That are Actually Abandoned or are in Risk to be Abandoned. Ispra: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Joint Research Centre, EC, 2008: 25-40.

[20]
Brouwer F, van Rheenan T, Dhillion S S, et al.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Marginalisation of Agricultur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8: 125-134.

[21]
Khanal N R, Watanabe T. Abandon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its consequences: A case study in the Sikles Area, Gandaki Basin, Nepal Himalaya.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6, 26(1): 32-40.

[22]
Becker G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299): 493-517.

[23]
Schultz T W.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Science, 1964, 144(3619): 688-689.

[24]
王刚, 廖和平, 洪惠坤, 等. 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 2019, 35(13): 243-252.

[Wang Gang, Liao Heping, Hong Huikun,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in south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9, 35(13): 243-252.]

[25]
彭婷, 阎建忠, 陈方. 重庆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 农业工程学报, 2019, 35(14): 270-279.

[Peng Ting, Yan Jianzhong, Chen Fang.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ousehold migration in Chongqing mountainous reg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9, 35(14): 270-279.]

[26]
Pan Z H, Xu W, Huang Z Y, et al. The effects of labour migration on rural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inland China: Do landform conditions matter?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7, 24(2): 1-15.

[27]
陈藜藜, 邹朝晖, 刘晔. 基于条件过程分析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对耕地撂荒影响机制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23, 37(11): 73-83.

[Chen Lili, Zou Chaohui, Liu Ye. Study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ural labor outflows on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based on the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China Land Science, 2023, 37(11): 73-83.]

[28]
Brauw A D, Rozelle S.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19(2): 320-335.

[29]
Belton B, Filipski M.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Myanmar: By how much, and for whom?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67(2): 166-176.

[30]
李秀彬, 赵宇鸾. 森林转型、农地边际化与生态恢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10): 91-95.

[Li Xiubin, Zhao Yuluan. Forest transition, agricultural land margin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10): 91-95.

[31]
安祥生, 陈园园, 凌日平.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镇化农民可持续非农生计分析: 以晋西北朔州市为例. 地理研究, 2014, 33(11): 2021-2033.

[An Xiangsheng, Chen Yuanyuan, Ling Riping.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of urbanized farmer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Shuozhou city in northwestern Shanx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1): 2021-2033.]

[32]
程培堽, 卢凌霄, 殷志扬, 等.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 理论与量表设计.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 6-11.

[Cheng Peigang, Lu Lingxiao, Yin Zhiyang, et al. Formation of consumers'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Theory and design of scales.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3): 6-11.]

[33]
宋子千, 蒋艳. 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机制: 以杭州为例. 人文地理, 2014, 29(2): 53-60.

[Song Ziqian, Jiang Yan. Leisure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residents and its influential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14, 29(2): 53-60.]

[34]
牛玉, 汪德根. 基于游客视角的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影响机理及创新: 以苏州平江路为例. 地理研究, 2015, 34(1): 181-196.

[Niu Yu, Wang Degen.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attern of historic stree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A case of Pingjiang Road of Su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 181-196.]

[35]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Wen Zhonglin, Ye Baojuan.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2(5): 731-745.]

[36]
周旭海, 胡霞, 罗崇佳. 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调研世界, 2022, (2): 12-20.

[Zhou Xuhai, Hu Xia, Luo Chongjia. The effe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2022, (2): 12-20.]

[37]
葛霖, 高明, 胡正峰, 等. 基于农户视角的山区耕地撂荒原因分析.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2, 33(4): 42-46.

[Ge Lin, Gao Ming, Hu Zhengfeng, et al. Reasons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in mountainous area based on farmers'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2, 33(4): 42-46.]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