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地理学专注于研究交通系统与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影响。新的历史时期，交通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在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为推动交通地理学学科创新发展，本文立足交通地理学的学科内涵、特色与研究前沿，围绕理论篇、部门篇、交叉篇和展望篇四大篇章展开跨学科对话。① 理论篇提出交通地理学理论和概念的地方化和全球化、研究对象和范式的转变成为学者未来研究的重点。② 部门篇提出航空运输、海洋航运、物流活动和公路运输在交通地理学研究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③ 交叉篇提出交通地理学与空间规划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地理信息科学等学科之间关联密切，具有交叉研究的潜力。④ 展望篇则从低空交通、交通新模式、流动性和学科前沿等维度，为未来交通地理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球化时代，价值链是全球科技竞合的深层要素，解构全球科技结构性权力是谋划大国科技战略的关键。本文通过构建科技结构性权力的理论框架，从网络结构和宏观结构分析全球科技结构性权力的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科技结构性权力是国家在多边贸易关系中塑造全球价值网络结构的能力，同时又通过网络地位进一步强化对科技资源的支配，其测度有两个维度：一是“源于结构的权力”，二是“塑造结构的权力”。② 网络结构显示全球科技结构性权力分布极不平等，欧美发达国家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强者更强”的幂律分布特征持续发育出“核心-边缘”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宏观结构呈现出从德国的“一家独大”到中、美、德“三足鼎立”的空间特征，中、德主导科技输出结构性权力、美国独揽科技输入结构性权力。④ 国家科技实力是权力产生的基础，国际地缘环境是科技权力的运作背景，地缘环境邻近性和科技水平势差是权力网络形成的驱动力，地缘环境、研发投入强度和科技产出能力是科技结构性权力形成的重要因素。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促进城市群内部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平衡发展，对于推动区域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阐析共同富裕视角下城市群发展平衡性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富裕性特征和共同性特征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1—2021年中国九大城市群内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发展的平衡性进行量化评价，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收敛模型、核密度估计、Markov链模型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部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平衡性逐渐增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总体指数处于领先地位。富裕性特征的年均增长率较高，但各城市群在共同性特征上的水平仍较低且呈波动态势。② 总体指数的基尼系数呈现缩小趋势，发展不平衡现象有所改善，且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是中国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此外，各城市群总体指数均存在β收敛，哈长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存在总体指数较低和收敛速度慢的双重难题。③ 在研究期间内总体指数核密度曲线缓慢向右移动且极化现象减弱。同时，Markov链分析表明发展平衡性水平有向上转移的趋势，但较难实现跨越式发展。研究结论揭示了城市群发展的平衡性趋势，并为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支撑。

智慧城市转型成为新时期学术界和城市管理者最为关心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一种“技术决定论”或“知识（社会）决定论”二元对立的倾向，缺乏对智慧城市转型过程中技术-社会互构关系的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社会-技术互构视角和“社会-技术系统”思想，对技术创新与社会关系重组的共生性展开讨论，旨在揭示作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智慧城市，如何在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和技术创新的同步演进下发生渐进转型。研究通过采用“社会-技术系统”的多层级分析方法，从微观利基、中观体制、宏观景域3个层面提出“社会-技术协同”的分析思路，以期为中国智慧城市转型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土地是资源要素的重要载体，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LGUE），是实现“精明增长”的关键。在现象观察与理论构建的基础上，本研究以2008—2019年中国268个城市为研究单元，融合多源数据，结合ArcGIS分析、EBM-DEA模型和空间计量等模型，揭示城市扩张、高铁网络对ULGUE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① 中国ULGUE具有一定的梯度分布和空间依赖特征，其核密度曲线整体右移，且峰值不断降低，土地资源“精细化”利用程度有所提升。② 城市扩张与ULGUE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保持合理的城市扩张能显著提升ULGUE；高铁网络加快了资源优化配置，对ULGUE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效应。③ 从溢出效应来看，城市扩张显著提升了本地ULGUE，但对邻近城市则相反；高铁网络对本地ULGUE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也要警惕其“虹吸效应”对邻近城市造成负面影响。④ 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省会城市能通过城市扩张缓解城市运行压力，提升ULGUE；而非省会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则要合理确定空间开发边界，实现“精明增长”。就中介效应而言，经济集聚充当城市扩张与ULGUE的中介角色，而高铁网络则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升ULGUE。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高铁网络发展的快速阶段，期望本研究为提升土地绿色利用的综合效能，促进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作为公共物品的耕地资源长期面临过度占用与补充有限的保护困境。为理解中国式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行为，基于中国县域分权（省直管县改革与扩权改革）的改革实践，探究分权时序塑造的激励约束环境如何通过财政收支影响耕地保护。其中，分权时序是指各省在推行分权改革时下放不同类型权力的顺序。研究发现：① 财政分权先行有助于耕地保护，行政分权先行不利于耕地保护，而财政与行政分权并行的方式对耕地保护的影响不显著。② 机制分析显示，分权时序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开源”和“节流”来影响其耕地保护行为。具体而言，财政分权先行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的收入开源（减少耕地占用税的征收、降低耕地用于土地出让的比例与面积）减少耕地占用，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的支出节流（提升农业支出的数额和比例）减少耕地弃置实现耕地保护；行政分权先行通过促进地方政府的收入开源（强化耕地占用税的征收、提高耕地用于土地出让的比例与面积）加剧耕地占用，通过促进地方政府的支出节流（降低农业支出的数额和比例）加剧耕地弃置最终不利于耕地保护。③ 异质性分析显示，分权时序对于耕地保护的影响因各级政府权责安排、分权的具体内容事项而异。对于财权先行的地区，如果分权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收支责任，财政分权先行对耕地保护的正向效应得以强化；对于行政先行的地区，如果下放的事权中包含与土地审批直接关联的权力，行政分权先行对耕地保护负向效应得以强化。本文为理解分权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为合理配置地方政府财政与行政权限以实现耕地保护提供经验启示。

已有文献聚焦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并从宏观视角开展经济学实证计量研究，但未重视其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时空演变的典型事实特征及其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借助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解读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的时空动态分异特征，并分析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时间维度上，中国制造业企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分行业来看，中国各行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差异明显，资源缺乏与技术差距成为特定行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反映了资源和技术禀赋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因素。② 空间维度上，东部地区的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逐步提高，垄断重心呈现出“东南→东北→西南”的地理迁移特征。③ 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非对称的U型曲线特征，且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对非国有、东部地区和较差金融背景等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敏感。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地方的金融联系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全球金融网络的概念应运而生。本研究提出，全球金融网络不仅是理解全球-地方金融联系的重要概念框架，也是从金融全球化视角分析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本文提出了与全球金融网络有关的两种区域发展路径。第一，不同的区域主体借助全球金融网络，可以获取到必要的金融与商业服务支持，进而开展跨境的融资和金融投资实践。通过这样做，区域能够基于自身发展条件，整合利用境内外不同金融市场的优势来服务区域发展目标，但代价是区域将面临更大的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第二，区域通过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与商业服务业，促使区域内城市成为全球金融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从而能够提升区域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并实现金融与商务服务部门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两种发展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区域自身的地理条件和发展策略，也受制于外部不断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本文强调了全球金融网络用于分析区域发展问题的有效性，呼吁未来注重利用该框架来分析金融全球化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理论发展，并提供有用的政策启示。

在全球绿色发展的远景下，区域绿色路径发展和可持续转型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日益关注的研究主题。主流经济地理研究主要从区域发展基础的结构视角理解新路径发展，存在着对边缘/后发区域“无法创新”的悲观叙事。近期的研究融入可持续转型、创新系统、产业追赶和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尝试从外生力量和能动性的视角理解区域新路径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对后发区域的内涵和优势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未能深入揭示绿色产业的特殊性和地方集体能动性在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中的作用。绿色机会窗口为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能否利用这些窗口取决于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特性资源以及地方集体能动性的互动。本文在评述区域新路径发展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后发区域在绿色新路径发展中的特殊性和优势，从结构-机会-能动性的视角提出一个启发式分析框架，演绎分析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特性资源以及地方集体能动性）及其互动关系，并结合中国区域绿色产业发展实践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收缩城市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关注焦点之一，已有研究多面临城市空间范围界定和人口统计口径不确定问题。2008年《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和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确立的“城区常住人口”标准口径更加符合城市实体地域的人口规模。基于国家标准口径，通过对行政区划调整、工矿区和开发区城乡代码调整等进行空间一致性处理，识别2010—2020年城区人口发生减少的收缩城市。主要结论包括：① 中国693个城市中，收缩城市仅有48个，且绝大部分收缩城市的城区人口减少规模低于5万人。② 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以县级市和中小型城市居多，包括部分资源型或资源枯竭型城市。③ 收缩城市的形成受到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和城市政策等因素影响。收缩城市尚未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已有研究中不准确的统计口径造成了收缩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夸大。但是，随着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和人口生育水平下降，未来中国收缩城市数量和规模很可能出现明显增长，并且需要重视独立市辖区、县城、开发区等城区人口变动的精准核算和监测。

科学实用的综合指数算法对监测区域发展状况有重要意义。综合指数算法的关键在于权重量化，其中以主观权重的量化最为困难。少数个体的主观权重量化难以进行精确的数值化且缺乏代表性；群体的主观权重量化中存在意见收集过程繁杂的困难。本文提出耦合文本挖掘与高维排序权重法的综合指数算法，其中文本挖掘技术能够基于文本对各维度进行权重数值排序提取、解决主观意见获取与量化难题，高维排序权重法能利用权重数值排序计算综合指数、降低权重量化要求。为证明算法的可用性，基于政策文本挖掘政府决策者主观意见，逐年量化了符合政策导向和时代特色的维度权重排序并分析了中国2000—2019年省级区域发展质量水平。结果表明，新算法评价结果合理、可用性强。中国省级区域发展质量整体水平前、中期平稳上升，后期波动上升；东部沿海省份形成高水平聚集区；随着中部和西南省份的崛起，东西发展不均衡问题有所缓解。本文耦合算法的应用不局限于案例中的区域发展，可在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红利支持下进行高效、低成本的指数评价和决策支持。

气候智慧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CSA）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下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双挑战的农业系统解决方案。通过全面梳理CSA的概念内涵，评估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进一步归纳其基本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① CSA不仅可直接促进SDG13-气候行动，而且与其他SDGs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实现消除贫困、饥饿、促进公平的SDG目标。② 结合中国语境，CSA可界定为一项基于系统思维，能在多目标、多尺度下平衡粮食可持续增产（粮食安全）、提高农业对气候的适应能力（适应）、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减缓）3个目标之间的优先事项，增强农业系统弹性的土地利用工程。③ CSA研究可从理论探讨、水平测度、实践举措、优化调控4个方面深入探索，掌握概念标准、公平正义、多目标协同权衡、促进实践采纳等研究的关键节点，布局未来研究蓝图。本文期待为CSA发展成多学科交融和多系统互动的综合研究奠定基础，最终促使中国CSA研究走向国际理论关联和本土实践创新。

以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阐释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本文认为建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旨在空间修复发展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和政府管制失灵。首先，中央政府根据行政等级、职能和区划来调整多层级政府权力关系，并依据企业产权属性推进政府和市场权力再分配以修复治理困境。其次，中央政府以行政激励促进公私合作，达成区域整体利益最优并构建资源分配秩序。同时，地方政府联盟以辖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推动中央政府和社会资本融入地方治理。最后，多层级政府以行政命令界定公私部门责任边界，或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来解决市场失灵。中国区域治理不仅是国家权力跨尺度重构以实现国家管制，也是以跨越公私边界的权力、责任与利益的相互作用构建新的区域治理体制。

防范返贫风险、实现可持续减贫是“后扶贫时代”原贫困旅游地巩固脱贫成效的重点工作。本文以实践为导向，以旅游减贫经典理论为骨架，整合多学科返贫研究成果，构建旅游地返贫机制分析框架。该框架建立了旅游返贫类型体系，指明了返贫风险可能的发生途径与机制。框架指出：扶贫机制不完善将导致机会、增权、保障3个关键因素不同程度的缺失，这些缺失将通过直接效应、间次效应或动态效应三种路径导致低资产返贫、低增长返贫、再结构返贫或暂时性返贫的产生。文章进而给出分析框架的实际应用步骤，以指导旅游减贫实践者检视返贫风险、判断可能的返贫类型结果、阻断返贫发生路径，为脱贫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及返贫风险防范提供了指引。尽管以解决实践问题、提高实践效率、降低实践成本为导向，但该框架也能在理论上指引未来的旅游地返贫研究面向现实需求，探索是否有更优的返贫分类方法、是否有需要补充的返贫成因、是否有新的返贫路径等问题，有助于明确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京津冀协同发展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缓解区域差异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京津冀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城市间功能协同存在的问题，据此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设计对改善城市间功能协同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有分工、缺协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产业链中游部门相对薄弱；②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强度和辐射范围不足；③ 产业链空间网络不均衡，空间融合程度低。产业链空间网络分析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针对京津冀城市间功能协同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向与对策，但在补强产业链中游的加工制造环节、增强首都圈增长极作用和强化石家庄南部支点作用等方面，应加以完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优化乡村国土空间的重要实践活动，既是人为土地利用的重要碳源之一，也对缓解土地利用碳排放具有积极作用。为解析其与“双碳”目标的互馈机制与耦合关系，剖析其对实现“双碳”目标的贡献作用，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碳效应的学理研究问题与实践应用路径。结果表明：① 与传统土地整治相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具有更强的战略性、综合性和系统性，作为面向全要素全空间的土地实践活动，其价值导向和实践方式更多元，与“双碳”目标联系更密切，固碳减排可操作性更强；② 基于文献计量研究发现，面向“双碳”目标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在碳效应影响因素解析、碳核算体系构建、空间布局优化等方面开展学理研究和关键问题探索；③ 研究提出了综合规划引领、工程建设和建后管护的实践应用路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调整技术方法体系、优化规划编制和实施等各环节，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研究为面向“双碳”目标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理论研究视角和实践参考，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借鉴。

遗产价值评判的立场与标准隐含了遗产话语权的角逐以及价值观传播的问题。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评定受制于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特别是在入境遗产旅游这一文化外交的前沿阵地，现行遗产实践按照西方标准来展示中国文化传统，有可能预设了国际游客的遗产价值评判立场与标准，反而丧失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场优势。“共同价值”为遗产价值评判提供了指引，如何借力入境遗产旅游的现实情境，证实并传播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是遗产实践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以大运河苏州段遗产地为例，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理论视角，解析国际游客与大运河遗产地的互动过程及其感知评判遗产价值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国际游客从微观与中观两个层面来与遗产地互动，并通过移情性理解与自反性建构两种具体路径，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协商；这一过程中，国际游客能动地感知评判着大运河遗产的价值，跨越了所谓“普遍价值”所预设的狭隘僵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达成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文明交往实践，成为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的国际群众基础。文章引入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来尝试破除西方普遍价值论背后的霸权主义行径，对争取世界遗产话语权、推进文明间平等交往、弘扬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碳排放影响因素是学术圈密切关注的重要研究方向,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诸多案例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因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差异,不同学者在不同区域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缺少系统梳理和总结。有鉴于此,梳理国内外碳排放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基于文献综述,归纳碳排放影响因素特征。结果发现：① 碳排放影响因素具有时间效应、空间效应和空间尺度效应,即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作用方向,随时间演变、区域差异和研究单元的空间尺度升降而发生规律性变化。② 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和空间尺度效应,与中国短时间尺度内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以及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相关。③ 碳排放影响因素特征对碳排放研究需立足区域发展方向、区域分类管控和空间降尺度提出客观要求。地域功能是自然承载力、社会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集成表达,城市、农业、生态功能区因在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中功能定位不同,其产业集聚和人口分布各有其特点,带来能源消费碳排放差异。以主体功能区为抓手、开展碳排放分类管控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