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秉维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一代宗师。2013年是黄秉维先生诞辰百年。岁月易逝,先生驾鹤西去已经整整12年了。我们有幸常随先生左右,前后几十年之久。师生之情,雨露之恩,同事(上下级)之谊,耳提面命,不敢有忘。百年纪念,可思之情,可书之事,万千袭来,难以言表。

旅游小镇是近年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热点和乡村城镇化的主要方向之一。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和高清遥感图像相结合的方法,反演了1986-2010年旅游城镇三坡镇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其土地利用在空间上表现为离心扩散和向心集聚交替,集约程度不断提高;扩张速度经过了缓慢增长(1986-1995年),快速扩展(1995-2005年),稳定发展(2005-2010年)3个阶段;在功能变化上,由传统城镇的单一功能向多元旅游功能转变。以旅游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用地不断扩展为核心,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成为旅游城镇成长的主要形式。在驱动机制上,以自然地理环境约束为基础,外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政府干预与调控等成为旅游城镇用地演变的主要动力。

依托全国范围内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的典型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区位和地形条件下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①调查村庄宅基地的平均空心化率为10.15%,其中东、中、西部区域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分别为14.82%、9.11%和7.15%,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②空间上,高空心化率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地区;③城镇远郊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1.33%)高于城镇近郊村庄(7.81%),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2.24%)高于平原区(9.91%)和丘岗区(5.86%);④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和耕地相对稀缺程度较为敏感。在当前背景下,如果能充分利用已有闲置和废弃宅基地,可满足我国未来10～20年新增农村人口的用地需求。

跨江通道是支持城市跨江发展的重要设施,能有效地突破天然水系阻隔并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跨江流动,可有力地促进滨江副城的城市发展与土地增值。本文提出地价趋势分离法,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开展跨江通道对滨江副城住宅地价增值的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单通道各区段的住宅地价梯度及通道贡献值随着与通道节点距离的增加呈现出逐级递减现象,多通道作用下住宅地价的增值效应则呈多中心的波浪推移模式;2020年,各跨江通道节点区域通勤类通道对住宅地价的增值约为一级基准地价的52.54%,过境类通道仅为31.52%,同时可测算到多通道作用下"浦口新城"住宅地价的溢价潜力高达404.76亿元,这将为浦口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集大量资金,利于切实贯彻南京市的城市跨江发展战略。

在中国土壤动物已有的3个功能类群划分研究的基础上,将杂食性动物从原有3类群分类中分离出来,并加以补充与完善,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腐食性、植食性、捕食性、杂食性四个功能类群。对大庆草甸草原区土壤动物功能类群进行调查,共获大型土壤动物1432只,隶属于3门4纲39类。植食性动物个体数量最多但生物量最小。各功能类群在水平方向的分布上,腐食、植食、捕食性动物在林地和轻度退化草原等相对稳定的环境占优势,而杂食性动物则在不稳定环境占优势,表现出明显的对不稳定环境的适应;垂直分布上,各功能类群的个体数除腐食性动物第二层最多外,均表现为自表层向下逐渐减少;时间变化上,不同群落各功能类群5月、7月、9月的动态变化表现不尽一致,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从概念界定与目标定位入手,以气候变化和系统结构要素为分析框架,建立了包括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性等三类指标要素和本底脆弱性、潜在脆弱性和现实脆弱性等三个评价层次的区域脆弱性评价系统,并以南方丘陵地区为例,针对泥石流、滑坡、干旱与洪涝等区域自然灾害,构建了水土流失敏感区的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作者认为,区域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主要是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扰动下与自然灾害有关的脆弱性,敏感性与易损性是其脆弱性的本质属性,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性是脆弱性的系统要素。自然灾害频率指标可以作为反映灾害空间集聚性的区位暴露性指标,现实灾害度可以提供脆弱性评价因子厘定、指标权重确定、模型建立与阈值分析的结果验证。

利用中国境内红河流域23个气象站点1960-2007年的逐日降水数据,分析流域强降水事件频次和强度的变化特征及其相关影响。结果表明:①强降水频次和强度在空间上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趋势,流域下游的河口—金平—绿春—江城一带为高值区,上游的巍山—南涧—弥渡一带则为低值区。②强降水频次和强度的变化趋势存在空间差异,趋势增加的站点大多分布在李仙江上游、元江中上游和藤条江流域,趋势减少的站点大多分布在李仙江下游、元江下游和盘龙河流域。③从流域整体来看,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近48年来强降水频次和强度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频次和强度的趋势变化幅度分别为0.26 days/10a和0.18 mm·day^-1/10a;研究时段内频次和强度在时间变化上没有显著突变点。④基于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强降水变化的影响,表明近20年间强降水频次和强度的增加,增大了局部地区滑坡泥石流、洪涝灾害的风险,河流泥沙含量也随之增加。

湿地是地球上最为重要而独特的生态系统类型,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和调节区域气候特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北京湿地为研究案例,在分析湿地气候调节作用过程机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遥感数据和常规气象站点监测资料,利用CASA模型和植被指数累积模型分别定量反演获得北京湿地年地上生物量和年蒸散量,基于价值量方法定量评估了北京城市湿地气候调节能力。结果表明:①北京湿地地上生物量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分别约为1.42×10⁸kg和1.03×10⁸kg,价值量分别约为2.83亿元和0.42亿元;②北京湿地蒸散发量约为4.16亿m³,价值量约为1.14亿元。③北京湿地通过固碳释氧和地表蒸散发等过程所形成的气候调节功能总价值约为4.39亿元。

应急响应是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高效、科学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重要保障,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针对重大自然灾害启动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分四级,一般重大灾害一般启动四、三级响应,而特大灾害则需启动二、一级响应。本文统计分析了2005-2010年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启动情况,结果表明:①应急响应南北分异特征明显,主要是由针对我国南方地区频繁发生的洪涝和台风灾害启动的四、三级等低级别响应决定,反映了近年一般重大灾害的发生以南方地区为主。②应急响应也呈现东西分异特征,其中,尤以针对中西部地区发生的特大地震、罕见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影响严重的旱灾和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启动的二、一级等高级别响应最为明显,反映了近年中西部地区灾害损失偏重发生。③中国针对各灾种的应急响应的区域分布特点,大致反映了各灾种的地理分布规律。

“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是美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全国国土空间战略规划,由联邦政府提议,旨在研究和构建美国未来40-50年空间发展的基本框架,以应对21世纪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分析“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制订的背景的基础上,文章从基础设施规划、巨型都市区域规划、发展滞后地区规划、和大型景观保护规划四个方面系统介绍了“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归纳总结了“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的特点,探讨了“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在理念、方法、机制等方面对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全国的网点布局发生了战略性变化。在经营效益的驱动下,银行采取集中化策略,大幅度减少基础网点数目,而增加支行数目。两类网点地理分布的空间不均衡性加大,地理集中度上升。网点布局向主要经济增长极集中,而从边疆地区与落后地区撤离。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基础网点及支行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明,两者的两类网点的地理分布在股份制改革后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础网点更加接近主要客户群体,支行则更加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结合自身的业务优势与特点,两者在两类网点的区位选择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导向的网点布局战略将可能带来落后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

对国家主体功能区开展监测和评估是掌握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实情况、动态监管主体功能区运行状态的基本途径。本研究首先提出了国家主体功能区空间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概念,继而分析了指标遴选原则,即体现国家主体功能区核心功能、具备较强空间展示能力、满足管理基本需要,以及指标的可操作性、综合性与独立性等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括9个指标组和60个具体指标的体系框架。具体为:监测评价指标组包括资源、环境、生态、自然灾害、经济、人口社会、政策、交通和主体功能区运行等9个指标组;每个指标组内包含若干个可操作的具体指标。进而,还讨论了空间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备性与实用性、指标数据的获取方法、指标数据的空间化处理与表达等关键问题。

承载力研究范畴经历了非人类生物种群承载力、人口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经济承载力、文化承载力、社会承载力等概念内涵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从生物种群承载力扩展到“耕地—食物—人口”承载力、从单要素制约承载力发展到多要素制约的系统承载力、从单纯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承载力研究延伸到涵盖自然资源禀赋和人类发展需求的综合承载力、从单个城市承载力扩展到区域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研究等演变特征。但另一方面,也不时发出“建议废弃承载力研究”的反对之声。本文指出: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是一个伪命题,在一定时空条件及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约束下,城市承载力阈值是客观存在的。并就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价理念、限制性因素的辨识、评价方法、空间分类分级评价等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并运用"状态指数"法来辨识城市综合承载力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最后,对未来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启迪和参考。

城市密集区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对城市密集区进行空间划分与识别,有助于明确国家开发格局和促进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从中心城市、标准市、其他中小城市和城镇、边界识别等方面界定了中国城市密集区的识别标准,并通过基于交通可达性测算的城市密集区边界划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15个典型城市密集区和8个准城市密集区,形成“三纵两横”的城市密集区空间格局。通过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对比发现,本文提出的城市密集区划分方案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相符,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应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导下,参照规划设定的定位和目标,选择适合的路径和方向。

转型与重构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视角研究居住迁移的时空规律和影响因素有助于从深层次理解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的内置机制,同时,对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2007年进行的一次入户调查资料作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时空路径的生命历程特征。结果显示,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呈现出年龄偏好和空间偏好两个基本规律,这两个规律可以用“N”形曲线和“微笑曲线”来表达。“N”形曲线揭示了居住迁移率随年龄变化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的规律。微笑曲线则揭示了老人与孩子的居住迁移的方向较为集中而中年人的居住迁移方向较为离散的特点。文章据此从不同生命历程居民居住偏好的角度分析了产生上述居住迁移宏观规律的原因。从而证实了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具有若干生命历程的特征,对转型期广州市住房的供给与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空间配置有着积极的意义。

城市公园是承载居民日常游憩的主要空间,度量居民在城市公园的游憩满意度对于改善公园的游憩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城市公园的游憩特征和影响因素,文章构建了用于测度居民游憩满意度(RRSI)的结构方程模型;并以北京城市公园为例,在量表设计和问卷调查基础上,对居民游憩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三大潜变量中,可达程度对居民游憩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深入分析发现,可达程度中的“公共交通”、“与居住区距离”,感知质量中的“景观品质”、“休憩设施”、“公园治安”、“文娱活动”、“标识系统”,感知价值中的“门票及消费”等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作用更明显,是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主要因子。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善城市公园游憩品质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以安徽黄山市为研究案例,分析了自驾车入游流空间行为。结果表明:①自驾车入游客源市场结构表现出近域性明显、东向发展特征显著、集中于4小时交通圈等特征,其中安徽省和长三角地区客源占据了绝对比重,达到76.6%。②自驾车旅游空间使用曲线具有较为典型的Boltzman曲线特点,即随距离增加,旅游人数不断增长,在400 km处达到最高峰,随着距离的进一步增加,旅游人数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其引力场主要集中在600 km范围以内。③自驾车入游流空间流动行为特征表现为:高速公路构成黄山市自驾车旅游交通线路流量的骨架,自驾车在区域内形成了较为显著的集聚中心,交通流量区域空间分布明显不均衡,景区空间相互作用影响自驾车旅游者的空间流动行为。④黄山市自驾车旅行空间模式主要表现为直游式为主(64%),没有完全的环形线路模式。

季节性是旅游明显而又重要的特征,要实现旅游业的高效管理,对于旅游季节性的充分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本研究以同一旅游目的地区域内的近邻景区为案例(西递、宏村和黄山),利用“十一五”期间的连续月度数据,采用季节调整方法对近邻景区客流的季节性进行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运用协动性分析方法,进行近邻景区客流季节性和非季节性因素的动态关联分析,借助动态关联分析结果,探究景区客流季节性的形成根源,反映近邻景区相互作用等非季节性因素在季节性上的表现。研究表明,结合景区间相互作用等非季节性因素进行景区客流季节性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景区客流的季节性,从而增强景区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以价值量为基础,采用部分生态估算模型为例,区分出生态系统服务和损失,分析在具体区域使用价值量比值形式表述生态安全程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研究表明: ①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损失的时间波动规律不一致,在陕北地区生态恢复背景下生态系统安全程度并未出现直线上升,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在地理—生态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复杂。② 使用SOM神经网络基于生态安全度将研究区划分为4 个子区域,并进行优化调控讨论。结果说明基于价值量的计算方法可以降低指标权重打分过程产生的不确定性,时空精度高,在实践中可以应用。由于生态估算模型本身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因此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多尺度、多方法相互对照评价是后续研究的目标。

以木孜塔格峰地区为研究区,从不同坡度、坡向的样方内测量雪深和采集光谱,通过分析归一化差分雪盖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Snow Index,NDSI）、反照率、HJ-1卫星的红外波段反射率与雪深的相关关系,建立了适用于HJ-1星的积雪深度反演模型,估算出2012年4月14日-25日木孜塔格峰地区的雪深时空变化,并结合实测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反照率反演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为0.992;通过NDSI阈值区分混合雪盖像元和积雪像元,雪深估测精度可达92.78%。冰川区的反照率、NDSI与海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26和0.733,且高海拔带反照率值明显高于低海拔带的反照率值。受西风带降雪的影响,非冰川区的北坡雪深值较大;西坡、南坡次之;东坡最小,且雪深最大值出现在坡度约等于10°处。雪深估测的相对误差随着样地的坡度增大而增加,坡度为15°时相对误差较大。

水污染是影响公众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化快速发展,流域水环境污染防治压力日趋严峻。以淮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在遵循大尺度流域水污染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GIS空间分析法和回归模型等技术方法,通过流域水污染控制处理、监测预警、监督管理、防治投入等四个方面的能力,对流域35个城市水污染防治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动力因子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流域水污染防治力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平原地区污染防治能力较高,西部山区以及各子流域大部分地区防控能力较低,淮河干流及干流以南的中游区域防治能力中等偏低。②污染防治驱动力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流域内源动力,即公众教育、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子是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根本驱动力;舆论监督、外商投资等外源动力是区域水污染治理关键动力。

辽河流域污染物的输入是辽东湾海洋环境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治理海洋污染的根本在于治理陆域污染。以辽河流域COD污染为研究对象,在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及与土地利用数据匹配的基础上剔除了部分无效数据,提高了流域污染物估算和空间分析的精度,估算结果表明:2010年辽河流域COD总污染负荷约101万t,其中居民生活和畜禽养殖排放合计占总污染负荷的80%,是流域COD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源污染占11%;城市径流污染占9%。COD污染主要分布在辽河平原,且以面源污染为主,约有30万t入河。生物体代谢是COD污染的主要来源,污染物排放总量难于降低,辽河流域的COD污染压力短期内依然严峻。

黄山风景区是集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地质公园“三冠”于一体的海内外知名旅游风景区。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地质灾害特别是崩塌灾害已经严重影响到景区游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对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生产生活设施和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利用边坡防范工程的相关统计方法,定量测度了黄山景区单体崩塌的稳定性;结合GIS栅格网络技术,对景区内划定的52个栅格单元内的大范围崩塌灾害稳定性和危害性进行耦合分析。结果显示:崩塌单体不稳定,危险性大;整个景区崩塌灾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高易发区、中易发区和低易发区三个区间,并呈现出不同的崩塌灾害特征。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一区间提出不同的崩塌灾害防治策略,从而为黄山等类似风景区的灾害防治提供参考借鉴。

应用综合Niño指数,分析了江淮下游里下河腹部地区1957-2006年间汛期降水与ENSO冷暖事件的关系及环流形势。结果显示:汛期降水与ENSO冷暖事件的遥相关具有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El Niño、La Nina的翌年汛期降水分别以负、正距平偏多,汛期降水的正负距平转换出现在1970年代末左右。汛期降水与Niño指数具有2-7 a左右的相似周期,且二者在1980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相位转换。El Niño翌年汛期降水为正距平的环流场显示,东亚环流经向呈“+、-、+”高度距平配置,且副高范围扩大,偏西偏北,存在典型的梅雨锋面,雨带停留在江淮下游地区,利于降水形成。而La Nina翌年汛期降水为正距平的环流场表明,副高位置偏东偏北收缩,东亚经向环流呈“-、-”位势高度距平,低、中层分别为西南风、偏东南风距平,缺少梅雨锋面,汛期降水偏多的程度较小。

为了定量评价公路对地表水文过程的影响,选择典型喀斯特流域,在GIS水文分析功能支持下探讨了公路网系对流域水系结构的改变。研究表明:公路代表的人类强烈扰动集中分布在水系两侧1 km范围内。叠加路网之后流域内三级以下的低级水系数量和总长度显著增加,主河道分枝能力和流域平均分枝比增大,说明路网将增大河道行洪压力,同时减弱喀斯特流域的溶蚀作用而增强流水侵蚀作用。对子流域单元的统计分析表明,路面产流强度与子流域水系长度增加量之间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在空间上,路网增加的水系在流域出口附近的集中程度较高。公路影响抑制喀斯特地下水系的径流调蓄作用,可能导致洪水期河流洪峰提前并增大洪峰流量,从而加剧洪灾风险。

11DT02孔位于南黄海辐射沙脊群东北部里磕脚沙脊南坡,通过沉积相分析、粒度统计,结合年代地层数据,重建晚更新世以来里磕脚沙脊的长周期环境演化,分析沙脊成因、厘定沙脊发育年代。研究表明:里磕脚沙脊从下至上由潮滩相、硬黏土相、潮滩相和潮流沙脊相组成。潮流沙脊和潮滩由粉砂、细砂和少量黏土组成,两者均成正偏态分布。潮流沙脊和潮滩在概率累积曲线上分别表现为三段式和四段式分布,以跳跃次总体为主,并呈双跳跃特点。研究区晚更新世经历海平面下降发育潮滩环境,到完全暴露形成标志性的“硬黏土”层;全新世初期经历海侵,研究区复又开始潮滩沉积,随后被海水完全淹没,潮流作用渐强,改造下伏潮滩和“硬黏土”,逐渐堆积成高差最大达30 m的脊槽地形。

冲沟是多种外力作用的结果,展示为多种地貌现象。选择胶东半岛北岩子口小流域作为研究对象,以正射影像（DOM）和数字高程模型（DEM）为数据源,选择土地利用、地形湿度指数、坡度坡长因子、水流动力指数、坡向、平面曲率和地表粗糙度等7个地貌因子,计算小流域土壤侵蚀敏感性,研究侵蚀冲沟与地貌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冲沟多发生在坡度坡长较大、水流动力强、地表湿度较低的林草地区域,多分布在阳坡的凹面;冲沟大多分布在土壤侵蚀中等敏感性及以上的区域,约占总冲沟的96.4%;在土壤侵蚀中等敏感性及以上区域,实验权重值对验证区冲沟分布的响应精度为87.9%,与实际值93.3%相差较小,精度较高。研究结果可为区域内冲沟侵蚀的评价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分析了现今国际经济地理学发展中基于少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基于少数国家地理背景、基于经济学原理的偏颇,提出基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特殊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特殊文化、特殊的学科背景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应侧重经济社会发展、侧重人地和谐,侧重政府的特殊作用、侧重国内区域间关系与全球的影响、侧重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在研究中注重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兼顾。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地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地区跨越、政府特殊作用下的区域发展、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人地和谐与区域发展、农村聚落格局的演变趋势等,均可作为重要的研究问题。

海岸带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关系到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和优质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影响沿海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特征,运用相关分区方法,划分海岸线和海岸带开发与保护的适宜性空间,获取较高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地理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大部分学者从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要素构建指标体系,并对分区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海岸带具有自然地理的特殊性,所以在指标选择上有较大不同。以宁波海岸带为例,讨论海岸线及海岸带的空间区划指标体系选择和方法应用问题。在借鉴已有区划方法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评价单元划分、评价指标选择与处理等技术方法,在评价海岸线开发适宜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海岸带空间功能分区,将宁波市海岸带空间划分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并结合宁波市空间开发现状,提出不同类型区域空间布局调整引导方向和管制要求。

区域差异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区域差异长期扩大、过分悬殊,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处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由于各种矛盾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区域差异不断扩大。针对俄罗斯东部地区人口分布特点,利用超越对数计量模型深入分析后发现,俄罗斯东部地区科技贡献率都较低,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并且劳动力对经济贡献率远高出物质资本的贡献率。要转化优势、加快经济增长,就必须把自然资源与科技创新和劳动力发展等结合起来,提高人力与物质资本的直接产出弹性和外溢弹性,是俄罗斯东部、乃至整个俄联邦增强经济实力,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最大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科技金融是伴随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化、服务于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而逐渐产生的新生事物。以中国科技金融创新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的无锡国家级高新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对科技金融体系的产生、发展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无锡新区的科技金融服务已基本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政策、市场和社会因素是科技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金融体系的建立推动了产业转型,专门的科技金融空间出现,同时在科技金融支持下新的产业空间出现,并引发人口空间转移和社会空间转型等。本文可丰富科技金融和高新区转型的理论,并为其他地区的科技金融实践提供借鉴。

中部积水的湖盆地形使环洞庭湖区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平原地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县域统计资料,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发现,湖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同心带状结构。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区位和资源环境等3大类12个指标进行全因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特征形成的直接原因;农业现代化水平对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交通区位条件主要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来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地形结构的差异则是湖区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基础。

界定了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借鉴“路径依赖”理论重新诠释旅游地产业成长路径,提出具有普遍性SGGT模式,以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为例,具体分析了SGGT和空间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历史与现实是武陵源旅游生长点形成的基础,需求与培育是旅游生长点萌发的关键因素,创新与拓展是旅游生长点成长的保证,蜕变促进了旅游生长点成为旅游产业增长极;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通过“路径创造”,实现了行政管辖权的统一,后被列为世界遗产地,成为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核心生长点;③在旅游产业“集聚力”和世界遗产地管控的驱动下,天门山成为张家界新的生长点;④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生长点的形成,是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和“路径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拓展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成长空间。本文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从旅游产业生长点视角理解旅游产业成长路径,更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高尔夫旅游不仅是中国旅游资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产业从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调整的重要支撑点。选取北京市作为研究区域,对18洞及以上共51处标准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2000年缓慢发展阶段,2001-2011年蓬勃发展阶段。②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态已经出现多中心特征,由空间点状集聚分布转向扩散化并形成线状网络体系。③从球场面积的空间容量分布来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中心城区球场密度大,但空间容量规模低;外围新兴区域球场密度相对较低,但开发强度高,空间容量规模大。总体上看,区域地形特征、重要水系分布、交通区位条件、配套服务设施、关联产业开发、土地价格、规划及政策引导等各种要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影响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以安徽省天堂寨旅游区为案例地,运用深度访谈、制度文本分析、典型个案分析,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下山区旅游业发展初期阶段对社区居民的去权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山区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在生产生活空间、自然资源使用、信息获取、旅游获益与旅游参与五个方面产生了去权效果。②山区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去权的形成机制是政府发展战略与制度设计、社区精英关系网络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支持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揭示多个社区利益群体相互联合对社区居民去权的过程与机制,政策建议是通过完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方式、加强行政监督、及时发布相关旅游发展信息、加强居民旅游参与的能力建设,使这种旅游发展政策发挥更佳效果。

城市公园是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也是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中国现行城市公园分类标准的回顾与探讨,提出城市公园可以划分为5种类型:文化遗址公园、游乐公园、综合性公园、社区公园、生态公园。北京市六环以内城市公园共计148处,总面积7293.9 hm²,平均面积49.28 hm²,各个类型公园有着不同的分布特征。城市公园至少具有四种重要功能:旅游休闲、生态价值、防灾减灾和教育科普。城市公园类型与功能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每个公园复合了多种功能,但是各个类型城市公园有不同的主导功能。文化遗址公园以旅游休闲和教育科普为主导功能,游乐公园相对单一的旅游休闲功能,综合性公园的功能比较全面,社区公园除科普功能较弱外,具有其它几项功能的中等水平,生态公园则以生态价值为主。对城市公园进行细化分类,识别主导功能,有助于科学指导城市公园建设,实现城市公园的合理配置。

土地类型是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反映中小尺度地段分异规律及其综合体整体特征。按北京市地段复杂层次和满足不同管理级别的应用需求，将北京市域土地类型从高级至低级划分出4 个基本级次，即土地类—土地型—土地组—土地相。不同级次划分指标是：土地类以地貌成因形态、土壤亚类、地带性植被生活型的综合为指标；土地型划分指标为中地貌形态、植被生态型、土壤成土条件的综合，突出植被生态型与土壤物质来源的耦合；土地组划分指标为坡向相同小地貌、相同土体构成与植被群系（或群系组）的综合；土地相划分指标为坡向坡度相同地貌面、相同根系土壤活动层、相同土壤含水量、相同植被群丛（组）和相同土地利用方式的耦合。

土地利用及其变化是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碳库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以植树造林面积、森林产品收获产量及林地转移面积为基础数据，采用《LULUCF指南》中数据分层的碳源汇计量方法，分析了1975-2005 年期间三种土地利用方式对新疆森林碳库的影响。1975 年新疆森林总碳库估算值为720.02 Tg，其中土壤碳库为528.82 Tg。近30 年土地利用变化对其碳库的影响总体表现为碳汇，固碳量为48.15 Tg，与1975 年碳库相比，森林碳储量增长了6.69%。植树造林表现出强烈的碳汇功能，总固碳量为54.24 Tg。森林采伐是最主要的碳释放来源，共释放碳5.42 Tg。林地转移呈现微弱的碳释放特征，共排放为0.66 Tg。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对该区域森林碳库具有明显的增汇效应。本研究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人类活动对区域碳平衡影响的认识。

为克服现有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中存在权重设置主观性强、高维数据不易处理等不足，在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长株潭城市群地区1996-2009 年各年度和2009年各县（县级市、市辖区）为数据样本，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时序变化和空间分异进行定量综合评价。结果表明：①复种指数、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耕地面积种植业产值已成为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②1996-2009 年，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以2002 年为分界点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的阶段性发展态势；③2009 年，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表现为由近郊区向中郊区、再向远郊区梯度式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④与常规评价方法相比，投影寻踪法客观可靠，信息表征丰富，结果合理，在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方面具有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