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因子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技术的进步、高速运输工具的诞生,传统的地理空间关系和地域联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空间距离所产生的效应在降低;其次,地缘政治博弈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借助互联网,原来相对弱势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在上升;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利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的竞争逻辑;第四,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新因素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碳排放权等相对虚化的权利发展成为新的地缘政治争夺对象。在上述驱动力的作用下,地缘政治学发展和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① 更加关注全球问题和从全人类视角研究问题,传统的主权国家概念受到严重挑战;② 从对土地、能源矿产和海上战略通道等实体资源争夺,向信息权、碳排放权等相对虚拟的资源转变;③ 重视新的能源类型和新的地域空间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④ 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在研究内容上向所谓的“低政治”问题拓展,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交叉和融合成为趋势;⑤ 地缘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多元;⑥ 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成为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也为地缘政治研究带来机遇。
根据1961-2005年中国东部389站的夏季降水观测资料,以及通用地球系统模式（the community earth system model,CESM）在固定边界条件驱动下的650年控制试验模拟结果,采用经验正交函数分解和功率谱分析等方法,辨识了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主导格局。观测分析与CESM的控制试验模拟结果均表明：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主导空间型为“南北反相”（大致以淮河流域为界）和由南到北的多带相间分布（长江流域、东北同相但与华南、华北反相）格局。对比证明：在无任何外强迫变化下,CESM可模拟出观测到的1961-2005年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主导空间型和相应的时间位相转折特征。这为深入辨识区域降水年代际异常的主控因子,分析气候系统外强迫变化和内部变率对中国降水年代际变化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地表辐射收支是能量循环的重要参数,影响着地球水热平衡,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多数研究利用MODIS数据估算地表辐射收支,模型输入参数复杂。综合利用GLASS数据、MODIS数据和地面实测数据,采用Bisht等提出的净辐射估算方法,制订一种简单的地表辐射收支估算方案,分别计算2010年1-12月中旬卫星过境时刻中国陆表净辐射的最大值。通过改进的正弦模型将估算结果转换为日最大地表净辐射,并利用地面实测日最大净辐射值对估算结果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综合利用GLASS数据、MODIS数据和地面实测数据建立的地表辐射收支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中国陆表净辐射的分布,与地面实测日最大净辐射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平均误差为27.21 W?m-2,克服了利用其他遥感数据估算地表辐射收支输入参数复杂,数据量大的缺点,适用于大尺度地表陆表辐射收支研究。
根据Hoekstra和Chapgain提出的污染物吸纳理论,估算了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灰水足迹,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2012年中国灰水足迹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构建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STIRPAT模型,测算了人口和富裕等人文因素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灰水足迹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分布不均衡性;人文因素对水资源环境的威胁大小排序,依次为城市化率、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和富裕程度,其中,城市化率、人口数量、农业比重和人均GDP每提高1%,分别引起灰水足迹增加1.03%、0.85%、0.63%和0.52%;人文因素对灰水足迹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人口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北向南逐步加大,富裕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减小,农业和城市化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南向北逐步增大;在现有样本范围内,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
黄河源区高寒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基于改进的LPJ动态植被模型,模拟研究1981-2010年中国黄河源区水源涵养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一步探讨气候要素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近30年来黄河源区水源涵养量整体略呈减少趋势,减少速率为-1.15 mm/a,区域差异特征体现为大部分地区以减少趋势为主,特别是黄河源区东南部。过去30年黄河源区降水量以及大气水分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减的主要气候因素。随着干湿条件不同,两者影响程度各异,降水减少和潜在蒸散增加共同导致黄河源区东南部半湿润地区水源涵养量减少,而降水增加则是北部半干旱地区水源涵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关联数据是跨网域整合多源异构地理空间数据的有效方式,语义丰富的关联是准确、快速发现目标数据的关键。根据地理空间数据在空间、时间、内容上的语义关系,提出地理空间数据本质特征语义相关度计算模型。通过构建本质特征的关联指标体系,分层次逐级计算地理空间数据的语义相关度。与传统的语义相关度计算方式不同,以地理元数据为语料库,充分考虑地理空间数据的特点及空间、时间、内容在检索中不同的重要程度,分别采用几何运算、数值运算、词语语义相似度计算和类别层次相关度计算的方式,构建地理空间数据的语义相关度计算模型。该模型具有构建简单、适用于多源异构数据、充分结合了数学运算和专家经验知识等特点。实验表明：模型能够有效地计算地理空间数据本质特征的语义相关度,并具备一定的扩展性。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影响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以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TiVA及TiCE指标,对比分析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CO2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就越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
人类行为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经无可争议,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对全球发展方向和生产方式产生重大的作用。在建立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模型基础上,在全球尺度下进行计量分析,主要结论：第一,理论模型证明区域碳排放随经济发展推进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不可抗的基本客观规律,故减排应从降低峰值高度、促进峰值提前等方向入手;第二,实证结果说明第二产业份额对碳排放的影响强度为恒正值,而服务业的影响强度逐步降低,促使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的份额流动最终将带来整体影响强度的下降;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碳排放变动强度具有明显差异,产业升级对于中高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减排效率明显高于极高发展水平国家,且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将在更早的发展阶段迎来碳排放高峰。
与基于面状地理数据的研究不同,以微观企业点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从企业地址信息处理,到大量企业之间距离运算和处理,再到集聚参照设定,最后进行产业空间集聚分析的研究过程。以杭州市2013年工商登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集聚趋势较为明显,而传统的零售业和制造业在城市空间上没有形成集聚。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对空间集聚趋势的影响表明,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由较小规模企业主导,零售业的集聚由较大规模企业主导,信息服务业的集聚由中等规模企业主导,制造业的集聚整体上由中小规模企业主导。
体验性网络团购模式正在对城市商业空间产生显著影响。以团购商品信息量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矢量数据符号法和空间插值法对成都市团购市场发展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餐饮、娱乐、生活和旅游酒店类团购信息在各商圈分布的集中化程度与摄影类相比较低。成都市中心区域的团购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形成了以春熙路商圈为核心的综合商业型热点区和以建设路商圈和双楠商圈为核心的生活服务型热点区。市场原则下团购市场发展的空间公平性较好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成都市中心区域。团购市场发展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区位特征,其空间发展的驱动力主要包括实体商业空间布局、消费者规模空间格局和区域可达性等;“时间距离”对团购市场区位特征产生的摩擦阻力已经超过空间距离。
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是评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模型）测度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以及Tobit模型,探讨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并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0-2012年中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呈现“综合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态势;② 环境规制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递增,且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态势明显;③ 经济发展、城镇化、技术投入、市场化、全球化等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性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工业产值占GDP比例）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性负相关。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不断扩展加深了信息要素对于区域发展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要素视角下的信息空间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为信息化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布局提供科学的决策。从信息流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流要素的信息空间测度方法,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区域信息空间的格局和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信息空间呈现“异质”发展趋势,省份的信息影响力呈现“东—中—西”三层递减态势。国家发展战略对信息空间的格局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中东部省份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省连接了中国南北以及东部地区,形成稳定的“三角格局”,现阶段中国的信息空间格局并没有完全脱离地理空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部分依赖于地域分布。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江苏省的实证研究,从“环境”和“个体”两个方面解读其对农村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采用2010年江苏省城镇暂住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人经济社会特征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城市环境均对其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城市环境方面,城市总人口规模和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具有反向影响;控制规模之后,在户口含金量越高的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越低,这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
选择典型干旱区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研究区,基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相关应用软件,在详实的野外实测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遥感数据支持下,应用空间插值、叠置分析、逐步回归、神经网络、层次分析等方法,建立评价模型,进行自然、生态、土地利用和综合适宜性评价,相应确定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适宜性等级、适宜度及其分布;提取三期遥感影像信息并进行分类,根据后备耕地资源利用/覆被类型的特征,构建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安全性指数计算模型,加入水源保证条件限制,构建综合安全性评价模型,进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综合安全性的时空分析;基于适宜性与安全性评价,进行叠置分析、综合性分级。研究表明：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综合性等级的区域分布呈现环状特征,适合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区域面积与禁止开发的区域面积数量相差十倍。最后提出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举措建议。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以江南丘陵区的赣南地区为研究区,以DEM数据和1995年、2013年赣南地区的遥感图像为数据源,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基本模式及过程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基本思路。研究表明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呈现出以下特点：数量、规模及密度均较小,但有扩大的演化趋势,集中分布在海拔为200~600 m之间、坡度<15°的低山盆地、河谷阶地等地区及道路和河流沿线;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聚落空间演化有六种模式,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是聚落演化的动力;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初期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中期进行聚落结构上的重组,后期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
土壤侵蚀过程是广泛存在的地表物质运移、再分配过程,受景观格局的调控。关于景观格局与土壤侵蚀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众多,但耦合景观格局与土壤侵蚀过程的概念框架和有效工具比较少。景观连通度在斑块、坡面到流域等多个尺度上影响土壤侵蚀的发生和发展,是深刻影响土壤侵蚀过程的关键景观格局特征。从景观连通度的概念、分类着手,分析了景观连通度在土壤侵蚀过程中的作用,阐述了土壤侵蚀研究中定量景观连通度的方法,总结了基于土壤侵蚀过程定量景观连通度的两类主要途径：景观连通度指数方法和融合景观连通度概念的分布式土壤侵蚀模型。景观连通度概念及其定量在方法论上将景观格局与土壤侵蚀过程联系起来,是景观格局—土壤侵蚀相互作用研究的有效工具。
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利用北京市2012年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构建了敏感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最终使用变动1%对某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① 根据经济敏感度系数,北京应该优先疏解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等8个产业部门。假设上述产业部门全部疏解,对北京市产业增加值的影响为1.06%,对应的产业增加值减少186.4亿元。② 根据就业敏感度系数,北京应该优先疏解木材加工品和家具、纺织品等8个产业部门。假设上述产业部门全部疏解,对北京市就业人口的影响为1.31%,对应的就业人数减少12.0万人。③ 根据综合敏感度系数和首都核心功能定位,北京应该疏解的产业部门依次是批发和零售、化学产品、食品和烟草、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煤炭采选产品等19个产业部门。
城市房价与地价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仅受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相互之间也存在动态关系。研究房价与地价关系的传统方法,如Granger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等,无法刻画房价与地价之间多维的网络状关系,相比之下,结构方程模型能同时处理多个内生潜变量,且不受观测指标共线性的影响,为刻画地价与房价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工具。从住房与土地市场的供需传导机制出发,推导出房价与地价的结构模型,以北京市为例,运用2003-2013年居住用地价格和2014年在售楼盘价格,与北京市GIS电子地图相匹配,提取商服中心可达性、公共交通可达性、道路可达性、商服繁华度、设施便利性等解释变量,构建地价与房价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结构关系。
根据搜寻空间理论,网络渠道能够提供比传统渠道更多的住房信息,减少居民迁居过程中对原住房周边区域的依赖,从而扩大了居民迁居的搜寻范围。但是,与远程办公和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相比,学者较少关注网络渠道对居民实际迁居空间的影响。基于南京城区居民迁居活动调查数据,利用三维核密度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不同信息渠道使用者的迁居时空特征、信息渠道对使用者迁居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网络渠道已经成为居民迁居过程中的主导住房信息获取方式,其使用者的迁居距离大于传统渠道使用者,丰富了现有关于ICT对居民迁居空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也为城市住房信息管理和住房空间规划提供借鉴。
在分析2001-2013年中国工业化特征分析基础上,运用Kaya方程将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分解为产值规模、高污染部门比重、产污系数和污染物来源部门结构四个因素,并运用LMDI因素分解法研究四个因素对污染物排放变化的贡献度。研究发现：2001年以来中国工业规模扩张对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增长呈正向拉动,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的降低对污染物增长呈负向拉动。高污染部门在工业部门结构及污染物来源部门结构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其对污染物排放增长皆呈正向拉动,但其绝对值小于产值增长和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降低的作用。该现象主要归因于中国的环境治理重末端治理轻源头管控所致,因此建议中国环境管制应注重从产业结构入手,积极促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高级化。
近年来,中资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倾向日益明显,海外专利申请数量激增。中资跨国公司的海外R&D中心区位与空间组织结构,以及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成为国内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案例,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数据与企业访谈资料,分析了华为研发国际化的途径和成效。研究发现：华为通过在全球卓越中心建立海外R&D中心以及与国际一流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跨境合作获得领先的研发资源,并通过总部协调实现知识由海外卓越中心向中国的流动。这种主动技术获取途径既保障华为获得全球领先的技术资源,又保障了知识商业化的成果归华为所有,是华为成长为全球领先企业的主要途径。
农村家庭用水结构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是分析农村用水情况,保障用水安全的基础。采用问卷调查和实测的方式获取西藏自治区9个县（市、区）的84个家庭的用水数据,对比分析不同家庭的用水量及用水结构,总结了西藏农村家庭用水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家庭人均生活用水量在33~38 L/d之间,家庭差异显著,主要集中在洗衣、洗菜、洗碗用水三项,家庭生活用水的主要用水项是卫生用水和厨房用水;生产方式与文化风俗习惯影响家庭用水水平,人口组成影响用水结构,常住人口数和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人均用水量呈现显著负相关。
对沅江入湖沉积物进行钻探取样,利用等离子质谱仪（ICP-MS）对沉积物重金属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重金属Ba、Sc、V、Th、U、Cu、Co、Ni、Cr等在沉积物中含量变化相对稳定,分布相对均匀;而Mn、Zn、Pb、Mo、Cd、Tl、Bi等重金属的含量变化大,分布不均匀。重金属含量柱状剖面变化特征及富集系数（EF值）的计算结果显示：沉积物中Cd达显著富集,而Sc、V、Mn、Pb、Bi等为中等富集程度。沉积物中存在3个重金属富集层,即中下部Pb、Tl、Bi富集层;中上部Pb、Cr、Ni、Cu富集层;浅表部V、Cr、Mn、Ni、Cu、Zn、Pb、Cd、Tl、Bi等多种重金属富集层。地累积指数（Igeo）和综合富集指数（EI）评价结果显示：沅江入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程度自河床深部向浅部,污染程度趋于增强,污染元素组合趋于由Pb-Bi的单一元素组合向由V-Cr-Mn-Ni-Cu-Zn-Pb-Cd-Bi组成的复合元素组合变化。且自上游向下游,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程度趋于降低。这种重金属污染空间变化特征与区域人为活动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人类活动持续干扰的背景下,云南部分湖泊面临着污染物输入增加的环境压力,特别是营养盐富集和重金属污染。以云南地区遭受过严重工业污染的阳宗海为研究对象,通过沉积物硅藻群落、砷浓度、营养元素与稳定同位素、粒度等多指标分析,结合文献记录和湖泊调查结果,揭示了阳宗海硅藻群落对湖泊富营养化和砷污染的长期响应特征,并识别了不同时期的主要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强度。结果表明：长期的营养盐累积使得浮游硅藻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且耐污染的底栖硅藻种的快速增加与砷污染出现的时段一致。在阳宗海长期富营养化的背景下,当水体砷污染物浓度达到一定阈值水平后,硅藻群落结构的改变和多样性的降低都指示了湖泊生态系统发生了灾难性的转变。同时1965年开始的湖泊引水工程导致了贫营养种的突然增加。因此,水体富营养化、重金属污染与湖泊水文调控是导致阳宗海硅藻群落长期变化的主控因子,对阳宗海的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需要综合考虑不同胁迫因子的长期影响与驱动作用。
利用中尺度气象模式WRF中一个含有云凝结核CCN活化过程的双参数云微物理方案（NSSL 2-mom+ccn）,研究不同气溶胶导致的初始CCN浓度对云物理和降水过程的影响。完整地模拟了北京市2015年7月16-17日一次典型的从小雨到暴雨连续降水过程,包括降水主要集中的时间段,雨带的西北—东南走向,降水初期普降小雨、后期转变为中到大雨甚至局部地区出现暴雨,24小时最大累积降水量可以达到65 mm,模拟结果与实测符合较好。模拟得到的区域平均累积降水量随着气溶胶的增加而减少,与其他研究根据地面降水与能见度资料统计分析的结论相一致。比较详细地给出了气溶胶对云的微物理结构、水成物时空分布以及微物理过程的转化率的影响。
基于2014年第10号强台风“麦德姆”登陆前后福建平潭岛海岸前丘、爬坡沙丘、横向沙丘和沙席等海岸沙丘形态的高精度测量数据,分析了典型海岸沙丘在台风登陆前后的形态变化,初步总结了华南海岸风沙地貌形态的台风响应模式。结果表明：4类典型海岸沙丘在台风“麦德姆”登陆前后的形态变化较大且主要是以体积减小和沙丘高度降低为主,测点高程的平均变化值为0.22 m,样区海岸沙丘体积平均减小0.59%,测点高程变化的平均值为高度降低0.05 m,但不同类型海岸沙丘及其不同部位的响应变化并非一致且存在较大差异,此与台风“麦德姆”的强侵蚀力及不同海岸沙丘的形态及其下伏地形、表面植被分布等的差异有关。
受工程建设和农田生态系统恢复过程的影响,农用地整治后产能效益的发挥存在滞后性,采用实时遥感数据难以对近期产能变化进行有效估算。基于2001-2013年MODIS-NDVI数据,提取表征产能水平、产能波动、产能潜力和复种指数变化的四项特征参数,以2006-2010年验收的农用地整治项目为样本集,采用SVM算法,建立产能变化与潜在影响因素间的联系,对2011-2013年验收项目的产能影响特征进行预测和评估。研究表明：① 在确定已知样本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未知样本集各项特征基于SVM模型进行预测的拟合效果可达到全局最优;② “十二五”前期,农用地整治后实现产能水平提升、产能波动减小、产能潜力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的项目比例分别为88.18%、66.41%、81.55%和3.59%;③ 农用地整治对产能提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长江中游平原、江南丘陵、南岭丘陵、粤西贵南等地区产能提升较为显著,松嫩三江平原和辽宁平原丘陵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牌坊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复杂作用。以中国始建于民国之前的1045座现存牌坊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地域分异特征,探索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对牌坊建立与保护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现存牌坊数量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各类牌坊分布亦呈东西分异或南北分化特征。成因上,宏观地理环境格局控制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地域分异,是形成牌坊分布地域差异的主要原因,牌坊的保护状况亦加剧了地域分布的南北差异。“人本”属性牌坊在地域分布上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南方理学文化繁荣更加催生了节孝坊和功德坊在南方地区的集聚;“神本”“物本”属性的牌坊主要受祭礼文化、京师文化、泰山文化的影响而集聚在北方地区;局地自然地理环境亦使部分类型牌坊的分布呈现特定的局域性。
以西安市为例,利用绕城高速内文化企业空间点数据,借助ArcGIS 9.3软件创建不同尺度方格网并计算格网内文化企业点数和密度,运用基尼系数、Global Moran's I指数和Kriging插值来探讨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尺度的增大对文化企业空间集中程度具有“稀释”作用,稀释能力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减弱,这种稀释作用具有一定的尺度“阈值”;② 格网尺度超过1.5 km×1.5 km时,集中程度随尺度变化较小;③ 根据基尼系数和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变化情况,将文化产业空间分为三个尺度层次,微观尺度（0.1 km×0.1 km~0.6 km×0.6 km）下自相关系数随尺度增大而快速增大,中观尺度（0.6 km×0.6 km~2.8 km×2.8 km）下高水平波动,宏观尺度（2.8 km×2.8 km以上）下趋于稳定;④ 从微观到宏观尺度,文化产业沿着散点—极核—轴带—团块格局演变,文化产业的尺度效应是由空间单元划分引起相邻文化密集区的空间重构造成的;⑤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进行文化产业规划和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针对文化产业不同尺度的空间特征做出不同层次的安排,以利于文化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运用针对中国重要客源国居民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外国人来华旅游意愿总体情况及其差异性进行分析,并从旅游供给侧及客源国居民旅游感知的视角,探讨来华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外国人来华旅游意愿总体上不太强烈,在区域、华裔特征、来华次数以及年龄、学历和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旅游资源和产品、语言沟通、旅游安全、旅游接待服务、交通便捷度和旅游价格等对来华旅游意愿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旅游资源和产品影响最大,其次是语言沟通、旅游安全和旅游接待服务,交通便捷度和旅游价格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在旅游业绩效内涵及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界定旅游业内部绩效概念及其特征,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评价和探讨旅游业内部绩效及其影响机制。采用1989-2013年张家界旅游相关数据,结合小波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① 出现期,张家界旅游处于投入阶段,产业结构极度失调,高度化上下波动,内部绩效均值为1.199;② 生成期,旅游经济快速增长,结构合理性中度失调,高度化周期波动,内部绩效均值为6.265,经济绩效表现较好;③ 发展期,旅游经济绩效经历了三次下降,产业结构优质协调,高度化在调整中稳步前进,内部绩效均值为47.885,结构绩效表现较好;④ 影响机制：总体来说,经济水平、交通、旅游总需求社会固定资产和政府支出是主要影响因子,但不同阶段作用机理有所差异。研究对张家界旅游业理性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指导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竞争力日益依赖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硬实力、以人才为源泉的智创力和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以及能吸引并承载这些关键要素的多尺度创新空间。这些空间既包括有利于产生和激发创新的地方或场所,又包括叠加交织在这些场所中能促发各种思想交流碰撞、各类社会关系构建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系统。因此,如何使文化作为一个关键要素根植于空间,进而打造出具有文化品位且能生产新文化的地方,正逐渐成为亟须研究的核心议题和学界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本文首先基于对中国新愿景的解读和文化本质的辨析,呼唤中国迫切需要形成一种与其大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新文化;之后,基于历史发展透视论述了如何通过文化根植打造新地方,以提升城市和国家的竞争力;最后,本文强调了地理学人应高度关注有关文化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一系列新研究命题,以在这个以人本化为导向,追求舒适宜人性、城市性、流动性、通达性、人文性和安全性的时代,进一步优化创新空间并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回应这一召唤,地理学需要扩展其研究视角,在继续关注宏观区域分析的基础上,更加着眼于微观空间/地方打造的研究。
2014年3月,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将城镇化重点转向实现“人的城镇化”。国家城镇化政策转型离不开多学科众多学者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的推动,中国科学院学部牵头完成的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在城镇化政策转型中发挥了作用。回顾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国家相关部委产生的工作推动与影响。认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积极承担国家智库和思想库功能,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决策咨询研究,城镇化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与科学精神。
近年来,国内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由此引发的环境损害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是中国推行的一项应对环境污染损害的重要环保举措,而基线则是确定损害的关键。基线确定作为损害评估与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评估的关键技术环节和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结国际上常用的4种基线确定方法：即历史数据法、参考点位法、环境标准法和模型推算法的优缺点及应用情况,探讨不同基线确定方法的具体工作步骤,并结合中国土壤环境研究工作积累与进展,提出中国土壤基线确定基本原则和推荐“4步法”工作程序,对中国开展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指导作用。
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地理研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追溯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创新的空间特征描述,经区域创新集聚机制探索,到跨区域知识传播和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的研究;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代表人物、空间尺度、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西方创新地理研究存在以下缺憾：重视创新组织,忽略了创新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重视理论反思,缺乏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和方法的突破;欧美研究占绝对主流,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证的反思。因此,未来应围绕着创新主体,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基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新型创新地理研究框架。
气候舒适期作为气候舒适度/人体舒适度评价的一种时间标尺,对建筑设计、人体健康和旅游发展等意义深远。以“月”界定气候舒适期的传统研究因时间粒度较大,不利于全球变化下区域间横向和区域内纵向的比较和解析。根据中国大陆775个基本（基准）气象站点1961-2010年间的逐日气象数据,利用温湿指数（THI）和风效指数（WEI）的组合模型策略对其“舒适”分级标准进行改进,在“天气舒适日数累加”这一以“天”为粒度的气候舒适期界定下,对中国大陆近50年来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开展分析。研究给出了中国大陆的年均气候舒适期数值及其季节分配,揭示了年均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季节性差异,探讨了50年来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演变及其季节性特点,为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提供一种有关人居环境建设和人类活动适应的基础认识和科学依据。
利用历史图件、地形图及遥感数据监测塔里木河下游诸多湖泊水域面积并分析近一百多年的变化情况。根据湖泊水域及其变化,该区湖泊在100多年内变化过程可以分为3个时间段：① 20世纪60年代以前,该区水文条件较好,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泊总面积超过2000 km2;20世纪60-7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水利设施的陆续兴建,湖泊水域缩小,甚至某些湖泊彻底干涸;21世纪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与下游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该区水文条件有所好转,干涸多年的一些湖泊重新形成水域,2013年湖泊水域总面积达760 km2。② 根据湖盆成因及水域变化把该区湖泊分为：河道西侧的风成湖,河道网之间及东侧的河成湖及河道末端的构造湖等三类。③ 初步总结风成湖演变过程,发现该区风成湖与河成湖在形状、深度、水质、形成时间等方面有较大差异。④ 近代人为因素对湖泊水域变化的影响高于自然因素。
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布局结构和土地利用格局。从时空两个维度出发,基于地价和开发强度两个要素,探讨轨道交通影响下的深圳市空间结构动态演变过程。通过描述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发现,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价和开发强度在受到距市中心或组团中心距离影响而空间衰减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站点导向性。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在时间上是超前的,规划方案的公示和轨道系统的建成运营均塑造了土地价格梯度和容积率梯度。并且,由于城市建设和历史原因,深圳原特区内外在轨道交通的影响下,地价和开发强度呈现了差异化的增长趋势。研究结果对理解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及政府财政效应评估等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