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现：近年来城市比乡村好的城镇化前提开始出现新变化,以前农村-城市单向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会出现城乡之间的反向或双向的过程。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逐渐从工业部门拓展到整个非农产业,改变了城镇规模越大越好的组织模式;市场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流”空间中开始出现分散化布局的组织模式,改变了传统空间的规模-等级结构;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的新趋势将改变传统单一用地功能的设置,而更强调功能和空间的复合应对;城市发展由经济利益主导向综合效益转变,城市等级的高低取决于自身的吸引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功能。建议未来完善城镇化模式、路径、规划、调控的理论方法,注重城乡特色、推进城乡等值化、实现城乡要素交流融合。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关注的焦点。在考察中国城镇化过程和行为主体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三个行为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产生。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城镇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但更多关注自身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通过户籍制度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中国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大多采取低工资、低社会保障的政策。个人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三个行为主体中,外来人口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制度性的障碍使他们难以嵌入城市社会。为了更好促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

中国改革前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已演变成城市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的不平等关系。目前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不完全和排斥性的城市化。要达到完全的城市化,必须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包括常规的城乡迁移、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融合与包容以及城市边缘区的城乡一体化。流动人口地位低下的情况,政府和企业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讨论在户口制度背景下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和城市流动人口融合的理论,认为应使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课题,该方法可应用于不同尺度的人与自然共生系统的规划、发展、建设和扩展,同时以香港的马鞍山新市镇作为例子来展示如何规划和发展一个可持续社区,以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期望。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依靠优惠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吸收外来投资,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总结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即在开放政策的导向下,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外资推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模式的问题充分暴露。分析传统城镇化模式所遇的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短缺、产品出口受限等困境,提出珠三角地区在解决困境中所形成的城镇化新进程的基本特点,即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并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城镇体系核心特征的演变,推动其研究视角由等级制的传统中心地理论向关系制的现代城市网络转变。以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简要回顾克氏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进展,通过对中心地理论固有缺陷,以及城镇体系研究逻辑变化的分析,阐明传统中心地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代城镇体系问题时的局限性;指出城市网络理论兴起的背景：交通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导致区位论的解释失效、流空间理论的产生、全球化与生产网络的产生、制度与体制演变——中心地组织原则的转化;从企业组织、交通流、信息流三个研究视角,揭示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网络思维端倪;通过研究主体特征的关注由中心性到节点属性、主体关系由等级从属到功能互补、时空尺度由地方到全球三个方面的对比,指出中心地与城市网络应用于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差异。

为了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对1952-2014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指数进行演化分析,并在时间序列分析基础上探索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一改长期的分散化趋势,正走向集中化;人口规模增长、政策干预以及城市之间信息和交通成本的节约,都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化;人均GDP长期以来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但近年来开始促进分散化;对外开放水平则主要促进分布的集中。未来应以全国适度均衡发展作为指导方针;远期以市场一体化,近期以共赢互利机制建设为抓手,促进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协调分工,优势互补;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减少城市化格局的人为波动。

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细分为城镇人口“镇化”与“城化”,采用“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两个指标,从不同空间尺度及主体功能区视角,系统分析1982-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① 中国的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在不断提升。2015年镇化水平为41.8%,2010-2015年期间镇化贡献率为55.1%。②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镇化主导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0%以上;城化主导型县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城市群地区,在全国国土面积中所占比例较小。③ 展望未来,中国城镇人口的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将稳中趋缓,应加强探索出基于主体功能区域分异的差异化小城镇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力地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加快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内容深度相对薄弱、功能拓展比较泛化、时代特征不够显著等问题,把握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使命、新要求,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了融合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即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学理和逻辑机理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振兴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研究。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汲取科学方法论的智慧和营养,构建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是新时代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

乡村居民生活圈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不断发生重组,本文选择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昆山群益社区为案例,运用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与社会学半结构化访谈法,解构生活圈并分析其重组过程的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 将乡村居民生活圈解构为居住圈、就业圈和交际圈,三圈重组过程演绎出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之间的调适关系及人的城镇化的滞后性。② 居民生活圈重组与血缘、地缘和业缘变化存在紧密关联,其中业缘是代际间生活圈重组差异的主要原因。③ 快速城镇化空间转型的巨大能量造成居住、就业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差异性与代际不平衡性。通过对快速城镇化下乡村居民生活圈重组过程与机制研究,为中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经济社会转型和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以往重数量、规模扩张和经济效益的快速城镇化模式引发的许多空间不公正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如何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空间发展权利等方面的公平,亟需用空间正义的理论思维去反思和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空间正义理论具有社会空间、多尺度性、批判建构三个主要特征,它们对城镇化研究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西方地理学界对空间正义已有较充分的理论讨论,实践案例亦很丰富,国内还处在初步了解和探索的阶段,缺少适合中国体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通过对空间正义思想与理论的梳理,提倡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尺度、多主体综合分析和案例比较,探讨和总结基于空间正义的中国城镇化演化机理与发展模式。在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定性、多尺度、多智能体的方法,揭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演变机制,寻找改善途径进而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将空间正义思想用于城乡发展与规划,可为城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并引导城镇化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及城乡的常态发展。

城市多中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精准识别城市中心和理解城市中心形成机制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VIIRS夜间灯光数据设计出城市中心识别方法,对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中心进行识别,从城市中心数和中心发展的均衡度两个方面对城市中心的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全国286个城市中识别出181个多中心城市,所识别的城市中心与城市规划中心具有很大程度一致性,识别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② 城市中心数表现为“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并随城市规模等级的增加呈现“S”型递增趋势。③ 城市中心发展的均衡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随城市规模等级的增加呈现稳定递增,到特大型城市基本保持稳定。④ 河流对市区的分割、市区是否临海以及市区平地占比等自然地理因素对城市中心发展具有影响,但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更大;社会经济因素中,轨道交通站点数、市辖区人口数、城市规模等级、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中心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尽管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控要素还在发挥重要作用,但水资源在生产、生活和生态方面发挥主控作用的局面愈益明显。在中国城镇化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模型基础上,从水资源供给、需求和水环境等层面将水资源作为主控要素嵌入原有模型中,拓展出基于水资源约束的中国城镇化SD模型,并对水资源利用进行了多情景模拟。结果表明：① 系统存流量和灵敏度检验证明模型模拟效果良好,具有可操作性。② 部门用水效率一定时,产业发展对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影响比人口增长更为明显。③ 在实行节水农业、节水工业、高生活需水、高生态环境需水和高再生水利用的综合协调方案中,2050年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约共需6789.70亿 m³水资源,基本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

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城镇化质量提升,关系到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关系到新时代“两阶段目标”的实现。“十九大”后,中国新型城镇化表现出4个方面新态势：一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广泛共识,从城镇化严重滞后转向新型城镇化,从盲目赶超发达国家转向符合中国实际,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二是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具有高度综合性,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加强协同推进;三是新型城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细化和深化,重点是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城镇化、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空间治理与空间规划;四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群以及国家级新区等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中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研究,提升地理学服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能力。

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组织规律是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塑造可持续地理格局的基础理论。从地理学对地理过程的重复、预测、调控、优化的讨论入手,阐释了空间治理体系是现代地理学用于调控和优化可持续地理过程与格局的重要途径。采用生态-生活-生产等三生空间构成的地域功能空间结构呈现的时空演变特征,表达了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有序性法则,阐释了地域功能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协调、同一地域单元各类功能及不同单元之间冲突最小化、地域功能在不同空间尺度有效传导、以及长时间尺度综合效益最大化等空间组织目标。从可持续性出发,建立自然要素的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四大属性的概念,并通过四大属性集成构成自然承载力,分析承载力的原值、余量和潜力在空间规划中的作用,形成自下而上解析空间组织的基本方法。从新空间均衡出发,基于承载力、融入位置和空间结构参量后构成的地域功能适宜性,形成自上而下解析空间组织的基本方法。进而讨论了集成两种方法形成的主体功能区具备的对空间组织与规划的基础价值和战略价值,提出主体功能区的区划、战略、制度和规划用途分离及相互关联的新思路。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为主线、以空间降尺度传导主体功能为核心科学问题、以关键约束参数为空间结构控制性指标,讨论了数据库与地域功能谱系、功能和尺度依赖的承载力评价方法与模型库、“三区三线”的建构框架,论证了空间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途径,提出地理学应着力加强大、中空间尺度（区域性）国土空间规划基础理论和方法、强化技术等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建议。

“统一用地分类,系统整合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城市用地分类,形成空间规划用地分类标准”是新时期国家推进空间规划和统一规划基础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梳理总结国内外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演化特点和解析中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空间规划和不同部门对用地分类的要求,通过历史继承、部门融合和综合集成,提出既希望服务空间规划、又能满足部门行业需求的基础性土地利用分类方案。研究表明：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内外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演化进程大致以1960年和1985年为界分为前、中、后三个不同时期;中国现行的土地利用/覆被分类体系在分类方法、分类主体、分类层级、类型构成、类型命名以及适用的数据采集方式和精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同体系的成果数据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研究建立的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分类方案由7个一级类型、27个二级类型、79个三级类型构成,与中国现行的分类体系相比,该分类除了在林地三级类型、建设用地部分三级类型吸纳了现行林地分类体系和城市用地分类体系中的合理成分外,对耕地的三级类型、园地的三级类型、草地的二级和三级类型、水域的二级类型等做了重大改进和调整。

为建立健全统一衔接的空间规划体系,国家将“形成空间规划用海分类标准”列入了《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并作为统一规划基础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总结评析中国现行用海分类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空间规划和涉海部门对用海分类的要求,通过历史继承、类型细化和综合集成,提出了一套既希望服务空间规划、又能满足部门行业需求的基础性用海分类体系。研究建立的用海分类体系采用了海域用途功能-用海方式-属性特征相结合的三级分类层序结构,包括9个一级类、28个二级类和43个三级类;一级类和二级类继承了现行海域使用分类体系的层序架构和主要内容,增加的三级类吸纳和集成了用海方式分类体系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用海类型划分体系的合理成分,重在突出海域使用的具体属性特征。进而以该分类体系为基础,阐释并归类了不同海洋功能空间的含义及用海类型构成,表明业已建立的空间规划用海分类体系具备作为“规范统一的基础性用海分类体系”的特质。

“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略格局、实施功能分区的科学基础,为主体功能区降尺度传导、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国土开发强度管制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参数。以地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地关系演化出发,探索“双评价”的理论内涵,建立“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指出“双评价”集成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时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为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最优方案。以福建省、六盘水市为案例,将人类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数分解与测算,结合上位规划及政府与专家系统研判,确定总量控制、结构化控制、空间结构或战略格局控制等目标参数,并在“双评价”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指标、参数及阈值,逐步进行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着重考虑相邻区域功能冲突与协调、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以及海陆统筹等区域特征,不断校核与优化。从数据的可获取性、数据集满足理论模型及评估方法的适应程度、可使用的分析方法及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尺度效应等方面,探讨功能分区方案不确定性及其解决途径,增强优化结果的鲁棒性,以此作为“三区三线”划定等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

省级空间规划是为实现“多规合一”而开展的基础性制度尝试,其核心内容划定“三区三线”是通过科学分析自然与社会本底,对各类空间边界进行严格勘定,作为管控国土空间的抓手。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是“三区三线”中“生态先行”理念的载体。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为基础,对福建省开展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要求的陆上全域生态保护等级和保护优先序评价,探讨和实践省级空间规划中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分方法,以期为沿海多山省份的空间规划提供参考。结果显示：福建省生态空间陆域占比为78.76%,涵盖了88.07%的森林、71.23%的草地、64.44%的水域和47.72%的裸地;生态保护红线陆域占比为20.90%,以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水源地保护及水源涵养红线为主。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分工作中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通过对以往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区划分的指标及其区域导向的系统梳理,在进一步明晰国土空间规划中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指向的基础上,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关于“三区三线”自下而上试划的要求,探讨了水源涵养重要性生态保护红线划分及其评价的改进方法。选取中国典型喀斯特区域六盘水市作为研究案例区,分别用环保部2015版与2017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中的模型法、NPP法以及本研究提出的改进方法,对六盘水市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试划。对比三种方法的划定结果可以看出,改进方法因评价数据精度的提高减少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方法的区域损失,提高了区域判别的精准性,可望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提供科学依据。

在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所提出的“开展基础评价”和“绘制规划底图”两项主要任务中,城镇适宜性的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属于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一项具有较强探索性的工作。以国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设想为依据,对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概念和内涵、空间关系、相关规则进行深入探讨,确定了城镇适宜性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主要思路和技术路线。结合福建省空间规划的案例,分析了城镇适宜性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过程、方法和结果。不同于以往各部门开展的空间性规划,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基础评价之上,这使得城镇开发建设活动的空间布局在资源环境本底方面得到合理保障,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也有了较为科学、客观的依据。此外,把基础底图的研制与城镇发展潜能、城镇开发指向的评估,以及开发建设的规模管控、空间管控、开发强度管控系统地整合起来,使得规划底图的随意性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实践表明,本文的思路和技术方法是合理可行的,这一尝试可为空间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研制人口与城乡布局是编制空间规划的必然要求和重点任务之一,旨在促进人口及城乡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形成与“三区三线”相适应的人口和城乡布局,推进人口和城乡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一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集成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方法。首先,总量控制,采用队列要素法、联合国法等完成基于行政区划单元的人口与城镇化水平预测;其次,因地制宜,以栅格为基本评价单元,实现城乡人口空间化,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底图,核算现状超载和新增承载人口;最后,弹性集成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空间集疏态势以及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诉求,划分人口增长地域类型、城镇增长类型、城镇规模等级等,完成人口与城乡布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省级空间规划试点福建省为案例,将研制方法与研制实践相结合,实现福建省空间规划的人口与城乡布局总图绘制。以期为各尺度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提供参考。

省级空间规划中的产业空间配置是在“三区三线”划分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域功能、引导地域功能格局优化的必要步骤。在综合考虑方法的创新性和成熟度基础上,对在“三区三线”格局内进行产业空间配置的逻辑架构、技术方法、数据体系等内容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探索性分析,形成了主导产业筛选、产业园区适宜规模识别、重点产业空间识别等流程体系,共同合成了一套用以研制空间规划中的产业空间配置类单幅总图的技术方法。其中,在主导产业筛选体系中综合考虑了产业关联、产业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在产业园区适宜规模识别体系中综合考虑了产业园区级别、园区产业是否切合区域产业发展导向、园区产业发展程度、与各类红线及城镇的空间关系等指标,并从微观企业入手向上总结重点产业空间范围,结合“三区三线”的国土空间适宜性、城镇空间划分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做到了对省级重点产业空间的有效识别和落地。同时,以福建省为案例进行了实践分析。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布局是在遵循自然系统格局的基础上,由人类活动所引致的物质环境再建构和空间秩序再安排,是构建和引领区域空间结构的重要支撑体系,因此一直是区域发展类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工作,提出符合空间规划目标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编制方案与技术流程,强调专项规划与“三区三线”、空间布局总图的关系,并以福建省为例,设计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单幅总图的编制技术流程,以期为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借鉴意义。

生态环境类单幅总图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促进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的重要支撑。探讨空间规划生态单幅总图和环境单幅总图的编制要点与技术方法,并以福建省为例,研制生态环境空间战略目标、空间结构与重点任务。在案例研究中,制定了福建省“三屏、六廊、十四片区”的生态安全格局建设方案,以及空间差异化的环境管控方案,并在空间上落实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和重大生态环境治理工程。通过探讨生态环境类单幅总图编制与生态环境类专项规划的关系,阐明省级规划指导市、县等下层级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单幅总图编制的原则与方法,是落实空间规划对生态环境保护空间指引的创新与实践。

有序、高效的空间规划体系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不同空间性规划打架、上下层级规划不衔接的问题突出,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仍处于改革和试点的阶段。回顾中国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阶段过程,按照空间层级和规划类型,提出适合中国国土面积和区域单元特征的中国特色空间规划体系,结合福建和贵州省空间规划试点案例,梳理空间规划体系中5个层次的衔接内容,包括“三区三线”底图与空间布局总图的衔接、“三区三线”底图与专项分幅总图的衔接、空间布局总图与专项分幅总图的衔接、专项分幅总图与部门专项规划的衔接、上下层级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同时从数据基础、学科体系、人才培养、规划流程4个方面指出未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空间规划体系应该克服的难点问题和努力方向。

国土空间管控是对国土空间各类开发保护活动的科学谋划与管理安排,是进行国土空间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探讨以地域功能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科学基点的国土空间管控体系框架,并以福建省和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解析“三区三线”协同划定和国土开发强度并测算两个国土空间管控中技术难点的解决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功能管控和参数管控为核心的多尺度、多时序国土空间管控途径。研究发现：① 功能管控以主体功能区划和“三区三线”划定方案为基础,按照四类主体功能定位、三类空间（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六类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区、永久基本农田及一般农业区、城镇开发边界及城镇预留区）以及N类建设和非建设类用途分层级实施;② 参数管控则以国土开发强度为关键目标参数,实施基于总量-目标和过程-增幅双控的阈值管控,以及基于上限和下限双控的分类型管控途径,旨在实现各类空间内和区域整体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结构均衡协调,促进形成高质量、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急需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这是新时期建立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在国务院新一轮的机构改革背景下,空间类规划的编制职能向自然资源部集中,急需探索和建立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框架和制度环境改革的推进路径。研究表明：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建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依赖于部门的职能整合,二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整合与重构,三是依赖于制度环境改革。因此,在机构改革逐步完成的形势下,需要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建与制度环境改革两个路径着手,从国家、省域、市县等层面阐述了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建思路,构建五级四类、上下衔接、分级管理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确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专业人才培养、规划资质管理、推进立法等几个方面推进制度环境改革。最后从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审批程序前置和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确立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定地位与统领作用。结合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出了尽快出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办法和技术规程、重新调整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时序安排、加强技术队伍建设等若干建议。

从话语权结构入手,分析规划制度因素对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的影响机理,提出适应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优化话语权结构的策略建议。研究发现：① 由于利益主体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真正影响国土空间规划的是不同利益主体的话语权结构。随着中国规划体制的改革,要形成有序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最核心的是要在细分领域确定不同层级政府的话语权结构。② 不同层级规划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规模和空间两个方面,相对于国土空间上位规划的“三区三线”理想方案,六盘水市城市规划的建设类用地面积偏大27.9%,保护类用地面积偏小9.3%。冲突的原因是缺乏上级规划对下级规划的管控机制以及下级规划对上级规划的衔接机制。③ 通过分解传导以及集合传导机制,构建了细分领域的不同层级政府话语权结构体系,实现了不同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分级传导和分级管控。

以欧美对中国光伏反倾销、反补贴（“双反”）事件为例,使用网络分析研究2009—2015年世界光伏贸易格局,以Logit模型探讨2009—2011年和2011—2013年中国210个地级市与175个目的国的光伏贸易演变。结果表明,“双反”后中国与欧美贸易量急剧下降,与非“双反”国家贸易量有所提升,主要目的国从德国、荷兰、意大利和美国转向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政策激励促进光伏出口,且“双反”后政策效力增强。出口关联显著提升正常贸易环境下出口增长,“双反”后则为负向作用。加工贸易比重高的区域受到贸易保护冲击更为严重。市场多元化不能缓冲“双反”冲击,目的国中心性高有利于建立稳健贸易联系。政策激励在光伏贸易中作用突出,减少直接补贴,增加创新奖励是政策优化方向。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见证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出了诸多令人担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问题。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旅游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当前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理念。鉴此,本文在考查西方当前旅游发展和研究趋势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旅游发展和研究的现状,针对旅游研究理念亟待创新的要求,提出“地方场域”这一理论框架。文章基于重构地方本体论的讨论,将旅游、邂逅与地方整合进相互关联的框架中,旅游可以概念化为：人与人以及人与非人等流动性主体通过邂逅和相遇的过程,所形塑的不断变化的有关经验性的、体验性的、反思性的以及实践性的地方场域（个体旅游场域）。旅游场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交织着权力关系的政治化实践过程,是不同旅游主体所建构的地方场域之间冲突和融合的总体（总体旅游场域）。研究强调了有意义的时空相遇过程,不期而遇（邂逅）和平常的遇见（相遇）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反映旅游的日常生活化真谛。最后,本文从旅游发展自身的改变和旅游研究的改变入手,提出基于地方实践、基于批判反思、基于技术变革、基于参与共建和基于跨学科研究这五种知识生产模式抑或称之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打开未来旅游研究的本体论政治议程的对话窗口,并为新时代旅游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农民增收是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农户生计适应性与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本文采用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分析了1995—2015年中国农民增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发现了农户生计对经济发展的响应呈现显著的时空差异性特征。2009年成为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开始降低的拐点。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增收难问题早在2005年就已显现,东部地区在2012年开始出现农民增收难问题。城镇化发展、地区科技投入均有助于农民持续增收,而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制约了其提高生计水平和获取稳定收入的能力。应着力推进村镇化发展与乡村转型,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为农民自我发展创造机会与平台,提升其生计水平与应对外界发展环境变化的能力。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研究基于出口距离的基本定义及衍生的出口偏移指数（IMEO),探讨了2005—2016年中国317个市域单元的货物出口格局演化。同时,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表征财政投入、工业水平、通信技术,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析了其对于地区货物出口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2005—2016年IMEO呈现正余弦叠加振荡,外贸货物出口格局的演化态势为：重心西移→重心东移→重心西移→重心东移,表明西部地区的货物出口贸易受经济转型和国际环境的冲击更大;② 在对外贸货物出口的整体影响上,财政投入>工业水平>通信技术。政府财政投入对货物出口贸易的影响已经式微,通信技术发展对西部外贸货物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东南部更为显著。研究认为未来东部应当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对贸易风险的管控。西部则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业生产能力。

凝聚子群特征及形成机理的研究是理解城市网络发育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凝聚子群的多维度特征,定量测度了城市间链接关系的影响因素,探索性的分析了凝聚子群的形成机理。结果发现：派系、k-核、lambda集合、核心-边缘方法都表明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凝聚子群现象,揭示了城市网络链接强度的层级特征;经济规模、政治资源、知识资本是凝聚子群发育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邻近性、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也深刻的影响着凝聚子群的空间格局;择优链接和路径依赖是凝聚子群发育的动力机制,城市关键资源和区位优势将进一步转化为城市网络竞争优势。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政府需要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间合作,并积极应对城市间发展差距趋于扩大的问题。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耦合过程,厘清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关系及交互响应机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Super-SBM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和交互响应关系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① 城市精明发展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阶梯递减的空间演变趋势,多个城市群具有较高的城市精明发展指数。② 生态效率与精明发展的空间变化具有一定的耦合特征,沿海地区南北方向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生态弧线”城市带。③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特征,协同发展关系有下降趋势。④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存在双向交互的Granger因果关系,具有正向的交互响应关系,且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和惯性发展趋势。⑤ 长期而言,城市精明发展对生态效率变动的影响更大。

科学评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建设用地扩张的成效对于规划编制方法和规划管理措施的改进意义重大。本文基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指标,从时间、空间、数量和质量等视角构建城镇扩张评估指标体系,选择快速城市化地区南京市为例进行研究。主要结论为：① 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强度的管控有一定成效但仍需加强。规划期除2013年以外,其余年份新增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均高于规划年均控制规模,至2015年指标使用进度高达78.83%,规划剩余年限用地需求难以满足;② 南京城市空间扩张态势与规划城镇用地空间扩张格局基本吻合。不同方向指标使用进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呈东北和西北部快、南部慢的格局;集中度和合规度指标较好;③ 评估期内规模控制指数为-0.97,空间溢出指数为0.34,规划对新增城镇工矿用地管控力度偏弱,规划的累积执行效果呈逐年变差的趋势。④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可全方位、多角度评估城镇扩张的规划管控成效,对其他地区的规划实施评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开发低丘缓坡山地建设山地城镇,成为中国南方山区解决城镇化土地资源矛盾的重要途径。但山地生态环境脆弱,如何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山地城镇,目前尚没有成熟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此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以大理市为研究案例,将地质灾害、水源涵养、地形地貌、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洪水淹没作为山地城镇建设关键生态因子,划分确定山地城镇建设的生态安全等级;通过CGELUC模型与DLS模型等实证分析和情景模拟,优化生态安全约束下山地城镇土地利用布局和情景模式选择。实证研究表明,高生态安全的经济优先发展模式和三维立体土地利用方式,是最符合山地立体特征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