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全球尺度的生态安全,其恶劣而敏感脆弱的自然环境也长期制约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故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青藏高原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促进相关研究转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有针对性、可操作、能落地的政策参考。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对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经历了缓慢上升阶段、加速上升阶段、波动下降阶段及当前的新发展阶段,从系统间相互作用、实践、对策及评价等方面对青藏高原区域整体及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丰富探究。但目前仍存在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研究视角不够全面和研究方法不够多元的问题,亟需从交叉学科视角利用多元研究方法对多尺度区域进行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加深对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总结和探究不同功能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形成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的“第三极”,随着全球变化和频繁的人类活动,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彼此消长,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遥感、气象、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并基于逐像元相关分析法,对研究区长时间序列下产水价值量、固碳价值量和气候调节价值量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时空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1990—2015年,青藏高原三种生态系统服务产水、固碳和气候调节均呈现由西北向东南增加的空间分布格局,26年间,产水服务和气候调节服务呈波动增加的趋势,固碳服务年际间波动大涨幅小。②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林地类型中三种服务价值量总体较高,水体类型中固碳和气候调节价值量均较低,产水价值量较高,2015年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上,产水服务的价值量表现为：林地>水体>草地>耕地;固碳价值量呈现为：林地>耕地>草地>水体;气候调节价值量呈现为：林地>草地>耕地>水体。③ 青藏高原中,气候调节与产水、固碳与产水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而气候调节与固碳服务则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固碳与气候调节的相关度最强,气候调节与产水的相关性最弱。④ 保护情景下,气候与产水呈现弱协同关系,气候与固碳的协同性最强,产水与固碳间的权衡性最弱,最有利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
基于1982—2015年的GIMMS NDVI3g+及同期气候数据,利用最大值合成法获得青藏铁路沿线直接影响区和生态背景区的年内NDVI最大值、年际NDVI平均值,对其进行了趋势分析、变异分析、气候相关分析和残差分析,部分结果用MODIS NDVI（2001—2018年）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① 青藏铁路年际NDVI高度响应气候变化和工程活动,即施工前主要响应气候变化,年际NDVI呈缓慢上升趋势;施工中主要响应工程活动,年际NDVI呈显著下降趋势;运营中响应气候变化和工程活动的综合影响,年际NDVI呈缓慢上升趋势。② 青藏铁路的工程活动对沿线植被有显著影响。即施工前直接影响区和生态背景区年际NDVI增长率相近;施工中直接影响区年际NDVI增长率低于生态背景区;运营中直接影响区年际NDVI增长率高于生态背景区。③ 研究利用时空不变量,剔除了植被覆盖的空间异质性分量、周期性绿度分量,甄别出了气候变化与工程活动的贡献量。
植被物候反映了植被对环境的适应策略,物候研究对理解植被的生长机制及其对生态因子的响应有重要意义。以柴达木盆地植被为对象,基于2000—2019年NDVI数据,采用双逻辑函数法和STL时序分解算法,从区域和群落层面研究了物候的静态（空间异质性）、动态（时空变化）及其对气候的响应。结果表明：① 柴达木盆地植被生长季始期（SOS）和生长季末期（EOS）均以提前为主,分别提前了0.13天/年和0.23天/年,其中57%的植被区EOS显著提前（P<0.01）。生长季长度（LOS）缩短了0.09天/年。② SOS和EOS在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两方面存在正相关关系,SOS较早发生的区域,EOS也较早,反之亦然,SOS提前的区域和EOS提前的区域重叠度高。③ 水热组合制约着植被物候,LOS最长的为温性草原（131天）和灌丛（128天）,最短的为高寒草甸（113天）。
堰塞湖的水文特征过程对于库区洪水宏观调控、预报预警、安全防治等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及时掌握萨雷兹堰塞湖水文特征和历史演化过程,本文基于密集时间序列遥感数据,综合调查全面系统地分析了1972—2019年帕米尔高原萨雷兹堰塞湖的水文特征以及时空变化过程;并通过“面积-水位”关系模型重建了1972—2019年萨雷兹堰塞湖的历史水位面积演变时序过程;在此基础上采取M-K趋势和突变检验分析了水文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萨雷兹堰塞湖水位总体上呈现波动性显著上升趋势,这种波动趋势主要表现为年内波动和高位震荡,但振幅在逐年减小。② 萨雷兹堰塞湖水文时序演化过程在2013年前后出现了一个突变拐点,面积水位变化特征表现为由原来的缓慢增加转变到加速上升。③ 1972—2019萨雷兹堰塞湖面积和水位关系模型为：y=-0.1003x2+18.181x+2440,（R2=0.63,P<0.05,双尾）。结合流域气象、径流以及相关文献数据分析得出萨雷兹堰塞湖的水文特征年内/际波动直接受穆尔加布河径流补给量的影响;区域冰川积雪加速消融带来的河道径流补给量增加是近年来面积水位加速上升的主要原因。
贵州高原北部发育平缓丘丛和深切峰丛2种喀斯特地貌组合,保存于喀斯特山间盆地的河流阶地对区域地貌演化具有指示意义。本文根据阶地发育特征和光释光（OSL）测年,分析阶地形成的时代和动力,结合区域地质背景,探讨构造抬升和河流侵蚀对黔北喀斯特地貌演化的驱动作用。结果显示,绥阳盆地T1阶地时代18.8~8.2 ka,T2时代144.4~104.1 ka;旺草盆地T1年龄为5.5 ka,T2年龄为45.1 ka。绥阳盆地阶地以漫滩相沉积物为主,旺草盆地阶地则多切割了白云岩基岩。分析认为,气候条件影响了阶地的沉积过程,但差异性构造抬升应为区域河流阶地差异发育的主要因素。阶地测年显示,旺草盆地的河流平均下切速率明显高于绥阳盆地,表明芙蓉江流域构造抬升和河流下切强度明显高于洋川河。在差异性构造抬升和河流侵蚀综合作用下,北部大娄山区形成了深切的喀斯特峰丛-峡谷地貌,南部乌江中游流域则发育以平坦盆地和宽缓丘丛为主的地貌组合。
国际合作不仅是全球探索前沿科学的主导力量,也是全球应对资源环境、气候变化、健康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的最佳途径。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系统梳理了几次全球重大疫情期间的围绕病毒及相关研究的科研合作情况及其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在SARS、H1N1、西非Ebola病毒及相关研究的国际合作上,美国皆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国香港在SARS病毒研究上以及欧洲国家在Ebola病毒研究上也发挥关键作用。② 通过截取四个时间节点上的COVID-19研究文献发表情况发现,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国际合作更是架构COVID-19研究国际合作网络的骨架。鉴于当前COVID-19全球大流行态势,本文建议中国研究机构应当充分利用此次COVID-19病毒在中国较早被发现的“契机”和当前中国有效控制的局势,继续加强对COVID-19病毒及疫苗的各项研究,强化对病毒动物宿主和传播途径的了解,并积极与国外科研机构,尤其是与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提升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合作策略上可借助中国香港地区的优势,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开展三方或多方合作。
网络空间具有高度复杂性,与地理空间交织融合,共同构成人类的活动空间。构建主题完整、层次清晰的网络空间要素层次体系,是绘制网络空间地理图谱、实现网络空间可视化表达的重要基础。本文以网络空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紧密围绕“人-地-网”纽带关系,结合网络安全工作的实战需求,借鉴地理要素指标体系构建方式,提出了包含地理环境层、网络环境层、行为主体层和业务环境层的四层网络空间层次模型,阐述了各层次要素的表达方法与关联途径,以服务于网络资产管理和网络安全防控等业务需求。
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产品内贸易视角研究其出口空间布局有助于剖析中国出口体系结构特征。在区分中间、最终产品,一般、加工贸易的前提下,本文观察了出口所在地和目的国两个维度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企业空间布局,并基于技术关联探讨了其动态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在全国层面,除加工贸易最终产品外,一般贸易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中间产品和一般贸易最终产品与某地产品结构的技术关联程度越高,对应的出口企业越可能到该地进行出口。在东部地区,上述关系在4类产品中均存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只存在于一般贸易产品。② 一般贸易产品与某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结构技术关联程度越高,对应企业越倾向于出口到该国。但依据收入水平将目的国分组后,这种促进关系在高收入国家中不存在。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企业目的国布局与对应技术关联程度无明显关系。
本文尝试将海港和内河港的腹地范围演化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运用场强模型划分2001年、2008年和2016年长三角主要海港和内河港口的直接腹地范围,分析其演化特征,总结演化最显著的两大龙头港口——上海港和宁波港的腹地演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港口场强分布特征是以三大海港为龙头形成三大高场强集聚区。② 港口直接腹地演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宁波港扩张的腹地范围基本来自上海港收缩的腹地范围。③ 上海港的直接腹地范围不断被宁波港袭夺是因为上海港通过市场主导和行政协调的机制,扩展了沿着长江布局的内河港口群水水中转的间接腹地,而非直接陆地腹地;相反,宁波港主要依靠行政机制和逐渐强化的市场力量,使直接陆地腹地范围逐渐延展到浙江全省。
农业景观保护是实现农业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关系到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农耕文明传承、乡村风貌维系、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乃至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本文借助对发达国家农业景观保护路径的长时间尺度历史回顾,总结归纳出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般经历传统保护、应对保护、管制保护、治理保护和管护保护五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传统保护阶段到最近的管护保护阶段,农业景观保护目标从自给生产维续逐渐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景观可持续性先降后升。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农业景观保护状况,提炼出增强主体管护意识、提升景观功能服务、优化信息沟通渠道、完善政策弹性结构等四方面启示。
蒸散是岛礁水循环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珊瑚岛礁生态有重要意义。2018年6月27日—2018年8月8日利用自制的微型蒸渗仪及蒸发皿,在中国西沙群岛赵述岛开展了野外蒸散观测实验,获得了岛礁砂壤土裸地雨后实际蒸发速率,以及不同下垫面及钙质砂质地情形下潜在蒸散特征。其中,砂壤土裸地实际蒸发观测表明,雨后第2日至第4日平均蒸发速率为（1.6±0.2） mm/d,第5日至第7日迅速下降,7日后蒸发速率逐渐稳定在（0.5±0.2）mm/d,实际蒸发过程受土壤含水量调节,裸地实际蒸发（E）与蒸发皿潜在蒸发（Eo）的比值E/Eo与土壤表层含水量关系表明两者呈明显的线性相关。蒸散控制实验表明,蒸渗仪潜在蒸散呈现空旷地草地>空旷地砂壤土>林间带草地>林间带砂壤土的规律,林间带遮挡减少草地蒸散比减少裸地蒸发影响更加明显。裸地蒸发速率受岛礁钙质砂质影响,岛礁钙质砂颗粒越大,快速蒸发阶段持续时间越短,蒸发速率越小。微型蒸渗仪日蒸发量和午间蒸发速率呈一定线性相关,其中细粒钙质砂、中粒钙质砂及砂壤土三种土壤类型两者相关性更加明显。
随着城镇化加速和人口“流动性”增强,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具有典型不稳定特征,分析其对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采用北京、深圳、上海等9个大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分组回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因素,关注“居住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内部多次迁居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住房因素中,自有住房和选择居住在本地人居多的邻里对其健康具有显著正面影响。另外,“性别”因素具有调节效应;居住不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和自评生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健康对时空因素更为敏感和脆弱,女性健康不佳多归因于住房和邻里。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群体构成和迁移模式的持续变化,空气质量等舒适性要素逐渐成为塑造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基于200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空气质量对人口迁移影响的总体特征、变动趋势和作用模式。研究发现,空气质量已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人口迁移格局的重要因素,且主要表现为推力作用。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人口迁出决策,污染严重的地区更难留住人;而在迁入地选择过程中,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则更为重要,但其影响近年来有所弱化,城市吸引力更加综合多元。此外,研究还验证了教育资源对人口迁移的导向性作用,并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发现了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地位在持续强化。
收缩型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的全新命题。论文在简要梳理收缩型城市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收缩型城市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误区。因人口统计口径不一致、划分标准不可比、数量属性与地域空间脱节等原因给科学清晰的识别收缩型城市提出了挑战。在周一星、史育龙（1995）建议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基于实体地域对比与行政地域互验来分析全国城市人口的增减变化及收缩型城市的甄别框架,测算表明：全国有114个建制市2010年的“城人口”规模低于2000年“市人口”规模,但由于2000年“市人口”的偏大统计以及2010年“城人口”存在的“个别水分”,这些城市也未必就全是“收缩型城市”;在剔除乡村人口较高的“城市型政区”后,全国2000年和2010年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的建制市分别为56个和75个。论文认为：中国应尽快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推进城市化区域协同统计制度;要构建“时空对齐”的全国常住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并综合考虑各地行政区划建制差异,持续推进城乡人口的精准划分。
多中心化是分散城市人口,疏解交通拥堵,调节职住失衡,应对“大城市病”的重要手段。针对轨迹大数据,先利用词向量描述其空间特征和行为规律,再结合数据场理论表达城市区域对轨迹的吸引强度,并完成多中心识别,最后借鉴复杂网络理论对多中心空间交互规律进行探索和挖掘。结果表明：① 郑州市轨迹吸引强度呈核心强、外围弱、沿线蔓延的圈层空间分布形态,识别出的21个多中心轨迹引力差异较大,区域吸引能力不均衡;② 外围次级中心的区域引力强度和交互频次低,交互方向主要指向一级中心,呈现出外溢型多中心结构,为了实现其应有的分散疏解作用,还需加强统筹规划,带动其科学发展。提出基于词向量数据场轨迹引力的多中心识别分析方法,对于轨迹隐含的出行规律描述更加完整,对轨迹引力的表达更准确,从流动角度呈现了多中心的演化机理,为城市规划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构建俄罗斯81×81的首府城市的日铁路客运流量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其铁路客运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 俄罗斯首府铁路客运网络松散且不均衡,西密东疏,高、中密度联系的城市位于中央联邦区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俄欧洲北部、欧洲南部、亚洲等3个铁路区系内包含不同的子群与核心。② 日铁路客运流量表现出沿西伯利亚铁路的“廊道型”向南北两侧逐渐递减弱化的“非对称性”空间态势,西伯利亚铁路内部初步形成以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彼尔姆-秋明、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为核心及其外围地区的次一级“核心-边缘”格局。③ 俄人口分界线——“圣图线”西南侧城市的铁路要素集散能力、铁路联系强度、对其他节点控制程度均强于东北侧城市。
城市是游客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把握游客在城市间流动特征是探究区域城市旅游联系、明确旅游影响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与优化未来城市旅游发展布局及策略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借助聚类法、挖掘算法与网络分析法,以地理标记照片为研究对象,对泛长三角区域52个地级城市入境游客空间特征从分布、类型、流动、意象等视角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依据入境游客聚集程度泛长三角区域可被划分为入境旅游核心区、次核心区与边缘区,其中,核心区与区域经济中心高度吻合,次核心区旅游资源特色突出,边缘区旅游发展潜力较高。同时,入境游客流动网络密度由中部核心区向外部边缘区逐渐降低,形成一个包含四等级的网络层级结构。且各省市区域内部入境游客分布与流动也呈现差异化特征,并与各地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和服务接待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最后,入境游客意象分析也在一定程度印证出目的地最本质的地方性特征对入境游客空间分布和流动特征的影响及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制度环境呈现根本变化,探究博物馆发展状况及其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对于指导博物馆发展、丰富博物馆研究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以成都市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和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对成都市博物馆发展的过程、特征及空间效应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成都市博物馆主要经历了国有化发展、非国有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三个阶段,在数量与类型、规模与等级、功能与产业、迁移与集聚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变化。② 制度变迁通过改变参与主体及其认知、行为进而作用于博物馆发展,当前参与博物馆发展的主体日渐增多,且其目的、行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转变较大。③ 成都市国有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与民办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差异较大,前者主要是单个国有博物馆对其周边区域的产业类型、用地性质的影响,后者主要为多个民办博物馆通过集聚对整个集聚区的产业与功能结构的影响。
明确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举措,全面推进乡村空间有序重构,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在解构乡村公共空间内涵、明确划分乡村公共空间类型的同时,梳理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嬗变历程和阶段特征,剖析乡村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权属关系不明、土地制度受限和空间组织无序等现实瓶颈,并融合“自上而下”行政管控与“自下而上”治理需求维度,形成乡村公共空间“需求-统筹-组织”综合治理体系。据此,提出激活关键要素转型、明确权属主体职责和夯实制度保障体系的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路径,为完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
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受自然和文化双重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差异性,通过识别空间差异来判断人地关系及其系统内部的空间机理和文化形成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从空间秩序视角出发,选取湘南地区10个典型的传统村落,将方向性序量、紧凑度、分形维数以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中心势等指标引入到区域单元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研究中,通过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利用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共性与个性,最终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机理。研究表明：① 方向性序量是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最直接的表征,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方向性秩序均值都在0.7以上,属于上游水平。② 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形态的紧凑性和复杂性,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外向空间秩序,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紧凑度较好、边界轮廓复杂性较低。③ 点度中心性代表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破碎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中心均在村落几何中心附近。④ 村落空间秩序实际上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感整体都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山水、宗族血缘、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4个方面。研究对于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并判断其文化形成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两大国家战略的结合点,已成为长三角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17年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研究其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在时序演变上,长三角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W”型变化特征;② 在空间演变上,长三角东南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相对稳定,而中部、西南部变动明显,整体呈现连片集聚发展特征;③ 在空间关联上,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涓滴效应”,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整体表现为与时序演变相反的“M”型变化特征;④ 基于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测算结果,将各城市划分为高高高、高高低、高低低、低高高、低低高和低低低六种类型,进一步揭示了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的区域差异;⑤ 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皆对长三角区域整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影响,但创新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基于2003—2018年企业股权关联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马尔可夫链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从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探析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各尺度的城际投资规模大幅提升,与关境外地区、关境内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内的投资联系分别呈现服务业驱动型、制造业驱动型和行业均衡型特征。② 各尺度城市投资网络呈现区域指向性和多中心演化特征,上海、杭州、南京等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发挥对外辐合全球和全国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内部辐射区域的作用。③ 与关境外、关境内和区域内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空间分布不均,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空间结构逐渐凸显,并分别呈现低水平区集中连片分布、改善空间先沿海后内陆扩张、中低水平区广域化扩张的突出特征。④ 城市投资联系水平整体呈现向邻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态势,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的难度随之增大,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也随之增强。地理空间格局在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状态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⑤ 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城市行政级别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创新能力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时间距离对全球和全国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影响显著,经济全球化仅对全球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生态城镇化的建设滞后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与绿地面积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模型分析2000—2018年两者关系的时空变化规律,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异速增长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呈加速增长态势,绿地建设增长缓慢,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关系逐渐由人地基本协调型转变为人口扩张弱型,2000—2008年多数城市表现出绿地扩张的特征,2009—2018年则转变为人口扩张的特征。② 教育投入度、人口集中度、设施供给度、土地开发度和对外开放度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的主要因子,双因子交互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各因子间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特征。③ 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是行政力、市场力和外资力共同驱动的结果,三种驱动力彼此联系、协同作用,主导驱动力逐渐由行政力转变为市场力。
高铁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准确度量高铁站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对于布设高铁站点、规划高铁新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解译了2017年前开通的527个高铁站点（对应180个城市）周围地区2004—2017连续14年的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测度了高铁站溢出效应,并解析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层面,中国高铁的投运使站点周围区域经济活动强度提升约4.7%,其中东部地区高铁站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第二,同城高铁站及机场的存在会削弱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其中机场和高铁站的竞争关系在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第三,城市规模与高铁站溢出效应呈非线性关系,特大城市的高铁站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升高铁站溢出效应。此外,与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三大都市的距离是影响高铁站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随着距离的增加高铁站溢出效应变得不显著甚至为负。上述结论可为高铁站选址、高铁新城规划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随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探索其时空效应有助于预测未来新建轨道交通的影响以及帮助政府制定合理的房价调控和城市土地利用政策。以福州地铁1号线为例,探讨城市轨道交通从建设前到建成运营的过程中,对站点周边2 km范围内住宅价格产生的时空效应。结果表明：① 城市轨道交通沿线住宅价格受到区位、邻里、建筑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有显著的增值效应,中高价位住宅市场受到城市轨道交通的影响最为明显。② 空间维度上,住宅价格随着与轨道交通距离的增大而呈现不同程度的递减,至轨道交通站点距离每减少1 km,住宅价格增加5.1 %。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具有显著的分市场效应,中心城区市场的影响半径大于非中心城区市场,平均空间影响范围为1.5 km;而非中心城区市场的影响强度要远高于中心城区市场,在400 m范围内住宅价格受到轨道交通的影响最大。③ 时间维度上,城市轨道交通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对沿线住宅价格均呈现出正向影响,且运营期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显著高于建设期,运营期相较于建设期平均涨幅达19.63 %;同时,轨道交通的开通给住宅价格带来的效应远大于调控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 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 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胡焕庸线（简称胡线）是重要的人口分界线,更是一条展现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综合视角下的国情分界线。通过构建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人口潜力模型,结合四组气候系统模式驱动下的作物模型和水文模型,模拟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复合情景下中国未来近期（2030年）和中期（2050年）人口时空变化趋势。发现：① SSPs情景下中国未来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比重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在考虑SSPs-RCPs的复合情景下,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比重的差距比仅考虑SSPs情景时要有所缩小。前者的原因是胡线东侧地区城市规模和等级远高于胡线西侧地区,在中国人口城市化大背景下,胡线东侧人口占比相对提升。而后者原因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胡焕庸线西侧地区的水热条件变化较之东侧有利,从而更进一步提高了人口的环境承载力。②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重的影响要远大于气候变化的影响。③ 从胡焕庸的北、中、南三段区域来探讨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胡线中段区域由于黄河等河流流经区域有较好的水资源条件,有利于推进该区域的城镇化建设,成为人口向胡焕庸线以西迁移的突破口。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回流人口及其创业活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格局与过程、创业发生与成长机制对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推进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人口回流、创业决策及其驱动机制等相关文献,发现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规律研究较为薄弱,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如何与回流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导致差异化的创业结果未得到充分探讨。针对回流人口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多重性特征,在嵌入理论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并遵循“格局-过程-机制-模式”的研究路线,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探讨回流创业的空间格局与创业过程的耦合关系,揭示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探索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空间中回流创业的一般特征与规律。以期为人口流动新背景下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回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构建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支撑。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海洋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对中国海洋环境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结合核密度、标准差椭圆以及广义矩估计模型探究2007—2017年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方面,研究期间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由相对有效下降至相对低效,沿海各省区间效率差异逐渐扩大。② 空间演化方面,海洋环境规制效率重心位置变化阶段性特征显著,向西南移动,各沿海省区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显著,分为提高型、稳定型和下降型。③ 影响因素方面,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科技投入与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呈正相关,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与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呈负相关。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理清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对城市群工业协同发展和污染联防联控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利用2010—2017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41个县（区）数据分析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格局均具有非均衡性和“路径依赖”。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之间存在“荣辱与共”的交互影响,工业集聚既促进污染集聚,污染集聚也促进工业集聚。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依赖性,相邻县（区）之间的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存在空间交互影响。人口密度和经济水平既促进工业集聚,也促进污染集聚;环境规制既抑制工业集聚,也抑制污染集聚;政府干预、市场化率和投资水平促进工业集聚;技术水平抑制污染集聚,但产业结构却促进污染集聚。研究认为,工业协同发展是污染联防联控的根本,形成工业共建和污染共治的空间合力是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绿色消费意愿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活方式转变提供新视角。而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化,忽视建成环境的影响将低估城市规划和空间调控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郑州市大规模实地调查数据,采用EIO-LCA方法、特尔菲法和李克特量表法测算绿色消费意愿,并将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和建成环境逐次纳入模型探讨建成环境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①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活类设施（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到公交站点距离）正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休闲类设施（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商场可达性）负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② 建成环境与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交互后,休闲类设施和社会经济属性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增强,而生活类设施和态度偏好的影响作用较稳定。③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呈现“目的导向性”和“由远及近、由外及内”的规律。即一方面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因消费目的而变化,另一方面居民在生活消费时优先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以上研究结果为低碳城市建设和行为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城市环境立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制保障,也会因强化的环境规制而对企业贸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以城市环境立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城市环境立法在样本期内虽然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随着立法时间效应累积,“波特效应”会逐渐增强,城市环境立法的负向影响会被不断减弱。② 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环境立法对较低创新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加工贸易型企业以及“两控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③ 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环境立法引致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会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国内中间品种类和数量下降,进而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此外,城市环境立法又会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会倒逼企业创新继而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得以提升。但负向的“中间品替代效应”大于正向的“成本加成效应”,从而使得城市环境立法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断健全地方环境法律法规,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绿色生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区划是地理学认识地理环境地域分异规律和优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有效手段。本文首先借鉴已有研究,对区域生态经济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及生态经济区划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生态经济区划原则。其次,通过设计两级生态经济区划方案,首次对中蒙俄三国重要的经济增长轴带“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一国际区域进行了生态经济区划探索研究。基于研究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经济开发强度等人文经济要素,首先将研究区划分为6类生态经济区。通过引入人均环境污染物产生量、土地利用类型、产业结构、人均GDP、城镇化率等具体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指标,进一步将研究区细化为19类生态经济亚区。最后,综合对比分析各类生态经济亚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特征及地域分异规律,贯彻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其确定为优化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和保育发展区3类,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区的绿色发展建议。本研究将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绿色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本研究以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和多源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通过决策融合遥感解译方法、多元离散回归模型、质心迁移、扇形分析法等,重点考察了伊尔库茨克(Irkutsk)、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分别在1990年、2000年、2010年、2018年城市不透水面的扩张特征,探讨了不同城市扩张的自然环境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作用与驱动机制。首先不同城市的扩张方向、强度、速度、模式上存在显著时空差异,三个城市分别呈现“快速增长-增长-慢速增长”“增长-增长-慢速增长”“慢速增长-增长-慢速增长”发展趋势,其中叶卡捷琳堡扩张强度最高。而城市新增不透水面的扩张类型以蔓延式和跳跃式扩张为主,填充式扩张所占比重较小。其次典型城市扩张主要发展方向不同,伊尔库茨克城市扩张特征由南北发展向转为放射状发展,新西伯利亚由东西向发展向正西方向发展,叶卡捷琳堡城市扩张特征由放射状发展向西南方向发展,其发展方向与其自然、区位以及社会因素有关,其中自然因素和区位因素是俄罗斯三类典型城市扩张的主导因素。最后文章阐述不同类型的俄罗斯城市其发展方向与城市发展潜力,为其同类型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管理依据。伊尔库茨克借助丰富旅游资源重视城市内旅游产业发展,新西伯利亚由于历史问题,对城市内外部交通网络布局提出更高标准规划,叶卡捷琳堡作为俄罗斯国内较发达城市,可加强和周边城市联系形成具有联动作用的城市群。对中国东北地区同类型城市发展规划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包括加强发展紧凑城市、注重交通设施建设、加强周边城市联动、发展旅游等。
利用经济等级指数、经济联系强度研究2010—201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首府的空间经济联系与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西伯利亚和远东区各联邦主体、及与毗邻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①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首府的经济等级2010—2015年上升显著,2015—2018年上升缓慢,等级序列存在“断裂”现象,繁荣的发达首府与停滞的偏远首府两极分化现象突出。②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首府经济联系量不断增强,以乌兰乌德市为分界的西伯利亚区首府经济联系强于远东区首府,呈“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西伯利亚区形成以新西伯利亚市为极核,辐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鄂木斯克市、托木斯克市等的“一极、多心组团”格局,首位经济联系为新西伯利亚市;远东区呈现以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为中心的“双核”格局,首位经济联系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③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联邦主体间经济联系不断提升,同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也不断增强,其中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阿穆尔州同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最强,与黑龙江省的经济联系量高于吉林省和辽宁省。
沙尘天气是东亚地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强沙尘天气的发生不仅导致建筑物倒塌、人畜伤亡、植被破坏,还会导致火灾、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对人体健康、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全球沙尘循环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从东亚地区沙尘天气在长时间序列区域特征角度上系统分析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利用1981—2019年东亚地区697个地面气象站点沙尘数据,分析了其区域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空间上,东亚沙尘天气集中在位于内陆干旱区的蒙古国和中国西北地区,其中弱沙尘天气集中在中国北方地区,而强沙尘天气则集中在蒙古国。月变化上,东亚沙尘天气集中在春季（3—5月份）,在相对低纬度的中国青藏高原北麓沙尘天气3月份最多,位于中纬度的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4月份最多,而较高纬度的哈萨克斯坦东部和蒙古国5月份最多。年际变化上,40a间东亚沙尘呈减少趋势,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多项生态工程的有效实施下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沙尘天气显著减少,但近几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强沙尘天气呈增长趋势;在生态环境较脆弱的蒙古国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区域弱沙尘天气和强沙尘天气均呈增长趋势。本研究对准确地掌握东亚沙尘分布特征和防范沙尘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分析了蒙古国不同区域、不同土地覆被类型区的植被生长状况对干旱响应的敏感性特征,并探讨了成因。研究表明：① 2001—2019年,蒙古国虽然发生了3次较为严重的干旱事件,但整体上干旱程度呈轻微降低趋势,SPEI出现轻微上升,总体增速为0.001%/a;植被生长状况出现了好转,植被指数也呈上升趋势,总体增速为0.15%/a。② 蒙古国大部分区域植被生长受干旱影响较强,各植被指数与干旱指数呈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NDVI与SPEI-12的相关性分析中,正相关面积占比达76.36%;而在杭爱山脉和肯特山脉以北降水量丰沛的区域和阿尔泰山脉以南荒漠化严重和植被极为稀少区域,植被生长受干旱影响较弱,植被指数与SPEI相关性较小。③ 不同类型植被对干旱响应的敏感性也有差异,其中草地敏感性最强（0.22）,而森林敏感性最弱（-0.04）。④ 干旱持续时间长短,对植被生长影响有较大差异,蒙古国大部分区域的植被对延续3个月至半年的干旱最为敏感,而年内以7月份干旱对植被影响最强。⑤ 植被对干旱响应的敏感性实质是区域水分平衡的植被影响,对同种植被而言多年平均气温越高或降水量越少,植被对干旱响应的敏感性越强,反之则越弱。本文的研究结果对蒙古国因地制宜开展荒漠化防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蒙古高原是中国重要的北方生态屏障。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研究蒙古国植被物候变化特征对于认识蒙古国草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促进区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非对称高斯拟合法对蒙古国2001—2019年MOD13Q1产品中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NDVI）数据拟合,得到较为平滑的NDVI时间序列数据;基于TIMESAT平台,采用动态阈值法分析获得蒙古国连续19a植被物候数据。研究分析了蒙古国植被物候的空间分布及年际变化趋势,发现蒙古国植被返青期（Start of growing season,SOS）主要集中在110~150d,总体呈微弱推迟趋势,植被枯黄期（End of growing season,EOS）主要集中在270~310d,总体呈提前趋势,从而导致蒙古国生长季长度（Length of growing season,LOS）呈缩短趋势,且缩短时间最长可达2d以上。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植被物候对地形、降水、地表温度等地理要素的响应,表明蒙古国植被物候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海拔依赖性,不同植被物候对降水、地表温度（Land Surface Temperature,LST）的响应不同,SOS与日间LST呈显著正相关,EOS与夜间LST呈显著正相关,而LOS与年均降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