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英国,指通过创意/创新力的发挥,或借助高新科学技术手段,转变城市产业经济以及实现城市工业空间、居住空间重构且异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新兴业态,具有创意人才及地方特色等多要素依赖性、创意/科技双驱动性、市场多变性、行业范畴模糊性等特征^[1]。21世纪初,文化创意产业逐渐在中国大城市兴起。学界正式引介“创意产业”肇始于2004年12月21日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创意产业论坛”,继而引起中国沿海城市政府和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关注。然而,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空间格局、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选择机制鲜有探究。另外,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不仅影响区域/城市的产业结构,而且对其社会空间结构具有重构作用。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研究对城市产业及空间品质具有提升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业区位论受区域发展水平与地方特色等因素的影响显著,且区位因子渐趋“软化”^[1]。然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样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社会经济、文化均有各自特色,成为完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研究的重要案例地。因此,选取浙江作为研究区,以期突破北京、上海主导的特大城市话语权,丰富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研究的地方性案例。

2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渊源与研究方法

2.1 产业区位论的方法论流变

20世纪初,基于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产业区位论建立在一系列理想假设条件之下,突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如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2,3]。随后,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产业区位论研究又增加一些限制性假设条件,如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同质、完全信息等,并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基于价格理论实现经济活动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2]。总之,（新）古典区位论均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基于各种理想限制条件以生产地效益最大化为中心、以欧式距离为研究抓手、静态单一地研究生产地相对于需求方的地表布 局^[4],即产业理想的宏观区位,并呈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表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秉持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学者认为传统区位论理论假设的严格性和区位选择因子的有限性,不仅人为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关联,而且忽视了动态分析,如完整产业链效益、隐性因子、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逐步构建以生产地与生产者集聚、个性化市场为视角,以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因子的加权距离作为研究抓手成为新兴产业区位论的新范式。其中,结构主义学派认为产业区位是经济结构的具体空间表现,而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区位理论应该考虑各类因子及因子间相互作用;人文主义学派强调人的存在及其主体性作用,产业区位论要素“人”也就延伸到经济活动主体（法人、政府等）,从而坚持一种宽松的、情景性的假设条件^[5]。此外,科技进步导致的生产方式转变对产业区位论的完善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如信息化和知识经济促成区位因子软化、区位选择范围全球化、区位主体虚拟化与组织结构松散化等新趋势^[4],进而使区位距离衰减效应中地理空间范围的扩大及跃变（表1）。

2.2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的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21世纪以来,全球许多国家的城市政府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并制定政策促进其发展。然而,该产业孵化、孕育与健康发展至今仍未被充分认知,导致政府部门在统计该产业时面临许多障碍,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属性数据缺漏无法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撑。无可否认,一些地方或特定城市集聚了许多文化创意企业,从而引起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Florida首先提出“3T”准则,认为科技、人才、容忍度是影响创意阶层集聚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6],随后Glaeser在Florida的“3T”准则的基础上,提出了“3S”理论,即阳光、技术和城市蔓延,强调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7],Landry又将文化创意产业区位因素总结为7要素^[8],Scott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区位解释为全球化和本地劳动力市场与生产网络结合^[9]。此后,大量学者从政策^[10]、基础设施^[11]、地方性^[12]等不同视角解析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因子。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试图构建发展中国家^[13]或非大都市区^[14,15]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进一步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模型在不同区位和尺度语境下进行完善。尤其是Fahmi以印度尼西亚为样本发现人力资本、经济条件、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建立能力、基础设施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的主要因子,并且新兴创意产业不受本地市场限制,需要不同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13],对中国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启示。然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研究多借助“钻石模型”探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影响因素和集聚特征^[16],认为创意人群集聚、人口密度与发明专利等均在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选择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嫮认为省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易受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17]。此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地方性和根植性较强,换言之,非贸易性联系、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等同样具有重要影响^[18]。这就要求文化创意产业区位分析不能仅从宏观区位入手,而要借助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注重微观区位解读^[19],即从城市内部环境与企业相互作用构建研究主线。

基于此,构建如图1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采用4个相互关联要素进行阐释。① 基础设施是一个宽泛概念,包括创意经济本身以外的科教、交通等因素;② 管治指各级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行为者的政策、战略和互动举措;③ “软因子”指地方网络、特定形象、历史层累、地方特性、促进或抑制文化创意产业的传统习俗以及有益于创意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等;④ 市场是指创意产业所处的瞬息万变的市场空间以及客户和消费者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扮演角色。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行业属性以外,地理层级（即地理尺度和地理位置）在上述4个因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地理尺度包括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城市尺度以及地方尺度等,地理位置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中不同等级的城市或乡村。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旨在辨识由该四要素所决定的最佳创意地点,也可用于解析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异。

2.3 数据来源与方法构建

2.3.1 数据来源与标准化 为尽可能真实地反应浙江省市域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根据浙江经济普查年鉴（2013）公布数据,提取浙江省及11市文化创意企业的从业人员数量^①(① 浙江经济普查年鉴（2013）中其他服务业中主要为文化创意产业。本文将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数据统计口径界定为其他服务业。),作为全行业研究的数据源;同理,提取浙江省及11市文化创意8个重点行业^②(② 以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和《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5）》为据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划分为6类（信息软件业、研发设计业、文化艺术业、建筑景观业、咨询策划业、时尚消费与娱乐休闲业）、16中类,并选择16中类行业中出现频率不小于8次（参评样本2/3）的作为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行业,即建筑装饰业、建筑工程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咨询业、艺术品创作及交易、旅游休闲、传媒出版、广告策划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作为重点行业研究的数据源。此外,又以浙江省11市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和8个重点行业的企业从业人数作为其空间分异解析方程的因变量,并以浙江科技统计网、11市2014年统计年鉴作为自变量的数据源（表2）。

研究空间分异时,由于部分指标数据单位不统一,无法进行比较,因此采用标准化法来进行无量纲化。运算公式为：

（Di-D）—∂2=Di*（1）

式中：D_i为各要素的初始数据; D̅为平均数; ∂为方差;D_i^*为各要素标准化值。

2.3.2 方法构建 借助市域数据来显示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异特征,即通过区位熵（LQ）来描绘一个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与省级相对比值,公式为：

LQ=lil/LiL（2）

基于数据的可靠性选用从业人数作为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异研究的数据源,因此式中：l_i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数;l为城市总从业人数;L_i为省域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数;L为省域总从业人数。当LQ>1时,该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可称之为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当LQ≤1时,该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低于或等于全省平均水平,可称之为地区的自给性部门。换言之,LQ越大,该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上通常构成产业集群;反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

解析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过程,首先采用主成分（PCA）对指标体系进行降维,然后将提取的若干主成分作为自变量,并分别以浙江11市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从业人数（Q）、8重点行业从业人数（W_i）作为因变量,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全行业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Wi=λ0+λ1Z1+⋯+λnZn+μ（3）

式中：W_i为因变量;i为浙江文化创意产业8重点行业;Z_n为自变量; λ_n为常量用作衡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程度; μ为残差项;

重点行业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Qa=β0+β1Za1+β2Za2+β3Za3+β4Za4+μ,a=1,2, ⋯,11 （4）

式中：Q_a为因变量;a代表浙江11市;Z_ai为自变量;β_n为常量用作衡量自变量对因变量Q_a的边际影响程度; μ为残差项。

3 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多维解析

3.1 全行业维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刻画

表3显示,2013年杭州、宁波、舟山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熵大于1,即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倾向集聚于这三个城市,且已形成集群发展模式。此外,温州、嘉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熵比较接近1,表明温州、嘉兴的文化创意产业趋向集群发展;金华、丽水、湖州、衢州、台州、绍兴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处于分散发展模式,尚未形成集聚点,尤其是绍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熵仅为0.38,被周边城市（杭州、宁波、金华、台州）包围成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洼地”。

3.2 重点行业维度浙江文化创意行业的空间区位指向分异

对于行业范畴广泛的文化创意产业而言,解析重点行业的空间格局判识区位指向是佐证总体区位规律的可信参考系。表4可知,浙江省艺术品创作及交易业、传媒出版业、建筑装饰业、建筑工程业的区位熵均大于1,形成一定程度的集群发展格局,其他行业的区位熵接近1,在空间上具有集群发展态势。其中,除艺术品创作及交易外,杭州市的其他重点行业的区位熵均大于1,即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的绝大部分重点行业倾向集聚在杭州;另外,全行业维度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现象并不明显的丽水市和衢州市的8重点行业却基本形成集群发展格局。需要注意的是,艺术品创作及交易业、旅游休闲业、传媒出版业分别在台州和金华、舟山、金华形成明显的集群业态。可见,文化创意产业8重点行业的区位选择机制并不纯粹是趋向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的地方特色或许成为某行业的区位趋向因子。

3.3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隐喻

全行业维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趋向大城市及特色鲜明的海岛城市,重点行业维度浙江重点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特征与全行业维度稍有不同。① 重点行业除了青睐大城市（杭州）以外,还倾向在特定中小城市（丽水、衢州）形成产业集群;② 不同重点行业的区位趋向因子迥异,导致个别城市（金华、舟山、台州）成为浙江文化创意产业某重点行业发展的温床,进而导致其区位指向的分异性特征。换言之,如果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强大的副省级类大城市定义为“资本空间”,同时将历史层累厚重且蕴含文化创意产业特定行业趋向因子的中小城市界定为“地方空间”;那么,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分异性。

不难发现,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规律与本文建构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具有一定的匹配性（图1）。即浙江文化创意产业所倾向的资本空间无非是雄厚的物质资本、优越的人才资本、优惠政策以及多样且广阔的市场空间;其赖以生存的地方空间本质上指厚重的历史层累、独特的地方网络关系、地方资本、宜人的生活环境等。当然,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选择十分复杂,仅凭区位熵描述其模型难免欠妥。因此,进一步借助定量方法提取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影响因子,并定性分析指标体系无法衡量的隐性变量。

4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的驱动因素及结构性解释

4.1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特征因子解析

4.1.1 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分析 综合文化创意产业影响因素已有研究成果^[6-8,13-18]、数据的典型性和可获性,选取人才、科技、宽容、政府、基础设施、经济、环境7类因素14个指标构建用于实证解析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表5）,并采用标准化法对数值进行无量纲化。

4.1.2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驱动因素回归分析 用标准化的14个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前4个主成分包含14个变量的87.9%（>85%）信息,且特征值均达到1以上。因此,选择前4个主成分便可反映原始14个变量变化情况。经旋转得到主成分旋转载荷矩阵,4个主成分实际意义可以重新得到合理解释：F1与原始14个变量载荷较大的有：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R&D研究人员数、发明专利申请量、科技R＆D经费内部支出、无当地户口和户口待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互联网宽带用户、人均GDP和城市化率,表明这8个变量与F1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由于这些变量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地区的科技、教育和经济水平,故将F1解释为“科教经济因素Z₁”。F2与原始14个变量载荷较大的有：教育、科技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文化体育与传媒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显然这3项均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故将F2解释为“政府支持因素Z₂”。F3与原始14个变量载荷较大的有：市区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将其解释为“市场需求与环境因素Z₃”。F4与原始14个变量载荷较大的为人均高速公路长度,将其解释为“交通因素Z₄”。

利用LM检验^③(③ F=63.996,远大于查表值[F0.05(4,6)=4.53,F0.1(4,6)=3.18],说明在a=0.05和0.1的水平下,回归方程均有显著意义;且R=0.988,表明方程的总体相关性很高。)浙江11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Q（被解释变量）、4个主成分（解释变量）,确定可以采用式3分析Z与Q间线性关系,借助SPSS 20.0求解得表6。可知,科教经济因素、政府支持因素的Sig.值均小于0.05,且其回归系数F值均大于F_0.1（1,6）=3.78,说明这两个因素对Q影响显著。其中,科教经济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水平解释能力显著,其次为政府支持因素。即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符合文化创意区位模型中的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

4.1.3 浙江重点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驱动因素主成分的回归分析 参照全行业分析思路,采用LM检验浙江重点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W_i（因变量）、4个主成分（经济科教因素Z₁、政府支持因素Z₂、市场购买力与环境因素Z₃、交通因素Z₄）之间关系,确定可以采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借助SPSS 20.0进行求解得到各行业回归模型计算结果（表7）。

表7显示,Z₂、Z₃、Z₄的Sig.值均大于0.05,表明其对W_i没有显著影响,Z₁的Sig.值小于0.05,表明经济科教因素对建筑工程设计业从业人数影响显著,以此类推可以辨识Z₁、Z₂、Z₃、Z₄对8个重点行业区位的影响程度。总体而言,建筑工程设计业、计算机系统服务业、旅游休闲业、传媒出版业、广告策划业均受经济科教因素影响显著;建筑装饰业除了还受市场需求和环境因素、交通因素的显著影响;经济科教因素、市场需求与环境因素对咨询业影响显著;艺术品创作及交易业受各因素影响均不显著。即浙江重点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特征符合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中的基础设施、市场和软因子驱动型。

4.2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首位城市的驱动因素结构性解析

统计数据刻画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格局,并通过计量分析出区位驱动因素。然而,集聚首位城市的经验证据能否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的科学性呢?为解决经验证据的抽象性,假定区位模型中每个要素分为四个等级并赋予对应得分值（1、3、5、7）。于是分析浙江省不同城市四个要素的发展现状,可以得到相应分值。① 管治层面,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城市,政府扶持力度自然不逊于浙江省其他城市（表8）,赋予等级分值7;基础设施和市场层面,杭州国民生产总值也一直位居省内第一,这也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巨大市场,杭州相对其他城市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拥有浙江省唯一一所“211”和“985”院校,且其他性质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也相对较多,如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等较有影响力文艺院校,它们汇聚于此增加了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教实力,同时也强化了市场需求。此外,杭州在公路、铁路、航空等对外交通运输以及地铁等市内交通全面发展,因此两个要素均赋予等级分值7;最后在软因子层面,2015年杭州空气优、良天数分别占达到78天和206天,可见杭州的生活环境宜居度较高,“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西湖文化”“运河文化”等独特的地方文化塑造了杭州厚重的历史层累,赋予等级分值7。② 与杭州相比,宁波作为国家计划单列市,在政治地位、经济水平等方面不分伯仲,但是宁波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力度却有所不足（表8）;根据2015年宁波空气质量统计全年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3%,并且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商帮文化及港口文化等特色城市文化一并造就了两市在软因子层面不分上下的格局;此外,与杭州重要的陆路交通位置相比,宁波虽拥有重要的航运交通地位,但于2015年刚建成的第二条地铁线路才使得城内交通有所改善;尤其在城市科教层面,宁波比杭州逊色更多,特色性艺术高校和有影响力的综合院校极度缺乏,这也导致了宁波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空间不足。因此,宁波市管治、基础设施、软因子、市场分别赋予等级分值5、5、7、3（图2）。③ 相比杭州和宁波两市,舟山市的经济水平、交通设施和政策扶持力度（表8）虽有所逊色,但是舟山作为浙江唯一一个海岛城市,凭借其海洋文化、佛教文化、武侠文化和军事文化等与浙江其他地区区分开来,“个性十足”,同时这种海岛文化特色突破舟山市本地市场限制,成为海洋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底色。因此,舟山市的基础设施、管治、市场、软因子分别赋予等级分值3、3、5、7。④ 相比上述三个城市,浙江省其他城市在以上四个驱动因素方面均不占优势,仅在城市环境上相差不大,从而导致全行业维度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主要集中在杭州,其次是宁波和舟山,其他城市相对较少的区位格局。

然而,全行业维度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分布较少的个别城市,却凭借地方特色在某些重点行业形成区位优势,如金华市艺术品创作与交易业及传媒出版业、台州的艺术品创作与交易业。①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在地理区位、经济水平等方面虽不占据优势,但金华市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政策扶持（表8）,形成东阳木雕、浦江剪纸等2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还拥有浙江师范大学、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和国内位居前列的横店影视城,这些因素都促进了金华艺术品的创作;其次义乌作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贸易中心,为金华艺术品交易业创造了商业氛围与地方网络。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加剧了各种视频终端设备及其功能的更新速度,以影视观看为主的休闲方式得到年轻人的青睐,而金华具有影响力的“横店影视城”恰逢时机,承接市场需求并带动了金华传媒出版业的发展,因此金华在基础设施、软因子、管治、市场分别赋以等级分值3、5、5、5（图2）。② 台州市位于浙中沿海,在基础设施、市场方面虽不占优势,但是作为南戏的主要发源地,且民间工艺发达,例如有“中华第一灯”的仙居针刺无骨花灯,并且临海的剪纸、台州的玻璃雕刻和刺绣等9项传统工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台州的创意氛围;另外,台州凭借地方资本和政府扶持（表8）,以及市区艺术走廊、天台雕刻工艺产业园、仙居工艺品产业园、温岭创意产业园等政府主导的园区带动台州艺术品创作与交易业的集群发展。因此,台州在基础设施、市场、软因子、管治分别赋以等级分值3、3、5、5（图2）。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梳理区位论研究流变尝试构建了驱动要素视角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并以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格局态势及其驱动因素佐证该概念模型。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实证表明市域尺度文化创意产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现象：① 全行业维度表明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主要聚集在杭州、宁波和舟山市,绍兴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洼地;② 重点行业维度表明杭州依然是绝大部分重点行业的集聚优势区位,金华成为艺术品创作及交易业和传媒出版业的发展高地,舟山和台州则分别形成以旅游休闲业、艺术品创作及交易业为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格局;③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的分异性。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指向驱动因素实证及结构性解释表明：①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② 浙江重点文化创意产业行业的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可见,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8个重点行业的区位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佐证了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即由基础设施、管治、市场、软因子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且不同行业属性、地理位置和地理尺度均影响区位模型的内部要素结构。

5.2 讨论

以浙江为案例初步验证了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并通过空间计量与多维度解析佐证了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驱动因素。然而,地理学视阈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研究涉及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诸多三级分支学科,如何从多学科融合视角（即经济、城市、文化的边界交叉）构建理论框架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此外,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还需要从数据源、方法体系、研究内容（行业及其主体、区位和尺度）等方面深化研究,同时也面临着相应挑战。

（1）文章虽然借助政府普查数据刻画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特征,并定量分析了其驱动因素,且与已有研究成果^[13,17]基本一致。但是,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行业范畴宽泛且不断更新的新兴业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对产业区位及其驱动因素分析带来了较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定量研究,尤其是繁杂且隐性的企业网络联系可视化带来福音,进而有助于地理格局刻画转向地理过程和地理效应研究。当然,网络大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也并非尽如人意,需要人工甄别和检验。那么大数据与小数据的结合使用能否增加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的科学性呢?

（2）定量分析仅提取出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软因子中的城市环境,未能系统刻画城市特色、文化习俗、地方网络及创意氛围等对创意产业区位的影响程度。然而,文化创意产业深受缄默知识溢出影响,即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受人力资本的易得性,尤其是年轻人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之间能否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网络能力的影响。通过建立学习平台,产生知识溢出和竞争,开创文化创意企业。这些过程应用了集聚经济,其中利基生产者^④(④ 指满足特定市场需求的小众生产者,与大众生产者相对应。)之间的“微互动”促进了创新思想的产生和交叉受益,且是最能体现地方性的元素,是文化创意产业地方根植性研究的必由之路。因此,文化创意产业软因子的分析,适宜选用定量还是定性,抑或两者结合方法拓展文化创意产业“隐性要素”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由于地方文化、地方网络和地方政策等创意产业驱动要素均具有空间尺度性和异质性,新兴产业区位论的距离衰减效应不再完全符合自内而外（实体空间）的渐变规律,而具有一种趋向地方特色的跃迁性。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研究需要考虑驱动要素的空间尺度效应,目前国内研究其区位模型宜增加微观尺度^[20],并与中、宏观尺度研究相结合。此外,文化创意产业最初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内部,随后又在各国的大、小城市甚至个别乡村地区陆续涌现。那么,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中的各要素所起作用是否相同?这也是秉持区位视角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异构性的核心议题之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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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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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örry S, Rosol M, Thissen F. The significance of creative industry policy narratives for Zurich's transformation toward a post-industrial city . Cities, 2016, 58: 137-142.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6.05.022      URL      [本文引用: 1]
[11]	Daubaraite U, Startiene G.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in kaunas county .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2, 17(3): 1178-1184. [本文引用: 1]
[12]	Clare K. The essential role of place with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Boundaries, networks and play . Cities, 2013, 34(7): 52-57.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2.05.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place and spatial boundaries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interviews with 70 workers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in London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clustering for workers in this sector despite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Creative firms are embedded in place, where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aesthetics and social networks leads to tight geographic clustering.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i) to explore how and why geography matters for workers in the ‘new’ or ‘changing’ economy and (ii) how this creates a shared identity between creative worker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despit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at have caused the death of distance, it turns out that geography is still important.
[13]	Fahmi F Z, Koster S, Dijk J V. The loc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ase of Indonesia . Cities, 2016, 59: 66-79.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6.06.005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occurrence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context of a developing country, specifically Indonesia. Our findings show that, in the context of Indonesia, it is crucia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nnovativ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first category represents those that exploit new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latter industries tend to preserve heritage values as selling points and, in Indonesia, they are actually much more significant in economic terms tha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two industries also differ.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likely to concentrate in large urban regions, where innovation and cross-fertilisation of ideas can take place with the support of talent pooling and relatedness among niche producers. The Indonesian case is no exception. Meanwhile,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are much less dependent on human capital and urbanisation econom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policy strategies aimed at creative industries would be applicable in reasonably advanced regions provided they have sufficient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comparison, regions specialising in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can adopt a different strategy to optimise the impact of these industries. Currently, the creative industry policy does not make this distinction.
[14]	Escalona-Orcao A I, Escolano-Utrilla S, Sáez-Pérez L A, et al. The location of creative clusters in non-metropolitan areas: A methodological proposition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5: 112-122.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6.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15]	Townsend L, Wallace C, Fairhurst G, et al. Broadband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 rural Scotland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1-8.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6.07.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Depictions of Youth Homicide: Films Set in Rural Environments, reviews portrayals of youth homicide within six films that are set in rural environs. It examines depictions concerning the environment or setting of the film, including how media may explore notion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as a means by which to explain some aspects of rural crim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ough films that depict youth homicide in rural settings encompass stereotypes often associated with rural crime, such as perceived police incompeten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in regard to community ti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instances in which rural homicide was framed in a realistic light, for example, the fact that rural firearm use for their actual purpose is common and firearm accidents are common, but firearms as a means of homicide are rare.
[16]	肖雁飞. 创意产业区发展的经济空间动力机制和创新模式研究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本文引用: 1]      [Xiao Yanfei. A study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 models of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pace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al district . Shanghai: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7.] [本文引用: 1]
[17]	文嫮, 胡兵. 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 经济地理, 2014, 34(2): 101-10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考虑空间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分析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首先,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对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空间分析。然后,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5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宽容和人才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并不太显著。研究结论与国外已有研究有一定差异性。最后,就该研究结论展开了初步的讨论。 [Wen Hu, Hu Bing. 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of provincial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2): 101-10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考虑空间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分析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首先,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对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空间分析。然后,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5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宽容和人才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并不太显著。研究结论与国外已有研究有一定差异性。最后,就该研究结论展开了初步的讨论。
[18]	马仁锋. 大都市创意空间识别研究 .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8): 1013-1023.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8.004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经济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 既孕育了创意空间, 又对其有高度依赖, 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空间是否存在, 其发育程度如何, 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创意企业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 基于创意空间的现实形态结合地统计方法及城市空间结构, 构建了由全局与局部Moran 指数初次判别—回归分析检验与甄别构成的创意空间识别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基于GeoDA空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与综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 年与2008 年上海市各区创意企业在空间关联性上呈正相关, 且表现出集群式空间集聚;③上海创意企业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 并形成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创意空间, 这表明创意空间具有显著的趋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离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务区, 且有别于国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 反映了中国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自身特征。 [Ma Renfe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eative spaces in Shanghai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8): 1013-1023.]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8.004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经济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 既孕育了创意空间, 又对其有高度依赖, 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空间是否存在, 其发育程度如何, 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创意企业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 基于创意空间的现实形态结合地统计方法及城市空间结构, 构建了由全局与局部Moran 指数初次判别—回归分析检验与甄别构成的创意空间识别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基于GeoDA空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与综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 年与2008 年上海市各区创意企业在空间关联性上呈正相关, 且表现出集群式空间集聚;③上海创意企业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 并形成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创意空间, 这表明创意空间具有显著的趋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离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务区, 且有别于国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 反映了中国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自身特征。
[19]	周尚意, 杨鸿雁, 孔翔. 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 . 地理研究, 2011, 30(9): 1566-1576. [本文引用: 1]      [Zhou Shangyi, Yang Hongyan, Kong Xiang. The structuralistic and humanistic mechanism of placeness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566-1576.] [本文引用: 1]
[20]	刘振锋, 薛东前, 庄元, 等. 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研究 .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963-1972. [本文引用: 1]      [Liu Zhenfeng, Xue Dongqian, Zhuang Yuan, et al. Space scale effect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963-1972.] [本文引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