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山
, 王宇渠, 徐期莹, 李世杰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ZHOU Chunshan, WANG Yuqu, XU Qiying, LI Shijie
收稿日期: 2018-08-21
修回日期: 2018-11-23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1-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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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春山（1964- ）,男,河南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城市地理学研究。E-mail: zhoucs@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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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依靠优惠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吸收外来投资,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总结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即在开放政策的导向下,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外资推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模式的问题充分暴露。分析传统城镇化模式所遇的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短缺、产品出口受限等困境,提出珠三角地区在解决困境中所形成的城镇化新进程的基本特点,即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并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RD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as started a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by making full use of its open-policies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However, it was this rapi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brought the PRD region into trouble whe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in 2008.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 the PRD region began to explore a new way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in the PRD, which are foreign capital promoting, production factors driving, developing from below and open-policies oriented. Accordingly, this paper believes the reasons that make the PRD region into dilemmas are the rising of labor costs, the shortage of land resources, the restriction in export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environment. The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PRD region: (1) Seeking new impetuses for development by substituting the "resource oriented" mode with the "knowledge source oriented" mode. (2) Transforming to a composited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can activate the domestic capital, the heavy industry, and the large-scale enterprise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one relying on foreign capital, light industry and small business. (3) Changing the economic-centered strategy to the human-oriented concept. (4) Improving development quality through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ptimizing urban image and highlighting culture. (5) Promoting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by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inally, the paper explores and comes to conclusions on four key issues about the new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D region: (1) The essence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PRD is to rely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2) The PRD region has some advantages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foreign trade, innovation, market economy consciousness and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f it can successfully get rid of the path dependency rely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l" will become a typical on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3) The PRD region has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Middle Income Trap. (4) The PRD region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n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deepen its cooperation with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play a greater role in global competition.
Keywords：
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产业变迁、人口迁移、土地使用转换、制度变迁等科学问题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1,2]。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型。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转型离不开各交叉学科的研究、实践成果的推动,也为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地理学者开始从新型城镇化的背景、内涵、特征、发展过程与影响等角度出发,在实践与理论上逐步进行探索[3,4,5]。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排头兵,珠江三角洲（下文简称“珠三角”）地区新时期城镇化的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及对中国城镇化实现转型发展有何借鉴,成为新时代中国城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凭借特殊政策以及毗邻港澳的优势,以廉价土地、劳动力与外资相结合,形成外向型经济驱动的城镇化模式。2015年,珠三角城镇化率为84.12%,远高于全国56.10%的城镇化水平,珠三角城镇化发展模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珠三角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一起,成为中国城镇化模式的三大典范[6]。珠三角模式获得极大的成功,引起世人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在不同时期,学者对珠三角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模式、驱动力分别进行了探讨。1980年以后,Lo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农业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是珠三角经济和城市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它们促进珠三角人口发生转变、城市快速发展[7]。许学强等则认为商品化、非农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珠三角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并认为1990年代以前珠三角城镇化过程表现为产业、人口等要素“就地转移”的空间演变特征,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城镇均衡发展格局,促使珠三角城镇化发展初步呈现城乡一体化的地域特征[8]。1990年代后期,珠三角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薛凤旋等提出了“自外而内”外商投资的城镇化动力,以“小城镇、小城市”为主导的外向型城镇化模式[9]。此阶段,港澳台、日本和欧美等国家与地区的生产企业,开始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投资设厂,促进了珠三角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空间拓展等方面通过“自下而上”模式推动珠三角“再城镇化”,促使更多的人口向珠三角地区集中。
2000年后,面对珠三角中小城市的竞争压力,广州、佛山和深圳等大城市通过推进新区建设、行政区划调整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来促进产业发展,提高城市发展竞争力,导致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10,11]。随后,廉价的土地日益稀缺,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国际贸易受到影响,珠三角持续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动力发生转变,城市改造与规划、政府治理和民生保障等逐渐成为珠三角城镇化的新动力[12,13],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开始显现。总体上,珠三角城镇化主要是由乡镇集体或个人投资的“自下而上”自发性城镇化和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城镇化组成的双轨城镇化[14,15]。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将珠三角打造为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标志着珠三角进入以城市群与大都市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从一个典型的桑基鱼塘农业地区,经过乡村工业化、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进入大都市化、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珠三角的城镇化进程发生重大的转型,从外向型乡村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渐转向创新型、全域城镇化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珠三角自身的发展条件以及外部的发展环境都经历了大的变化与转折。这一发展过程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总结珠三角传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分析传统城镇化转型的背景,归纳珠三角为摆脱传统城镇化的路径依赖、实现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城镇化新特征,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以及能否再次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被认为是传统的城镇化,将其特点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技术、人力和市场逐步走向“全球化”,新的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成为一些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主要动力。1978年以来,珠三角产业与城镇化发展主要是受到这个新动力的影响[9]。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差异引起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推动了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将产业链的低端部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回顾国际产业转移历程,全球制造业呈现出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转移路径。由于中国的市场开放具有梯度性与渐进性,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
珠三角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承接香港制造业的转移。1978年,港商在东莞创办太平手袋厂,开启了珠三角“三来一补”“前店后厂”“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带动了珠三角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珠三角的原始资本积累与工业化进程。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通过贴牌生产和吸引外商投资办厂相结合的方式,珠三角地区开始承接台湾地区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信息和家电制造等产业的转移。三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珠三角加大开放的力度,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多种产业门类的制造业,涉及电子及通讯设备、化学原料及制品、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深度加工的产业。
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驱动作用。改革开放后10年内,珠三角就从一个外贸经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发展成为全中国经济外向性最强的区域,远远超过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图1）。到1995年,珠三角外贸依存度为京津冀的2.9倍,长三角的4.7倍。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利用外资获得城镇化发展的最典型的区域。改革开放后30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0年的1.2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43.6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30.6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47668.2亿元;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0.23增长到2007年的1.86,这种外向型经济不仅消化了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外地民工迁移到此,帮助珠三角实现经济的腾飞。
图1 1980-2016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与外贸依存度
Fig. 1 The value of import and export and the ratio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1980-2016
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在吸引外商投资时,除提供税收优惠外,还提供低价甚至零地价的土地。这既导致了建设用地面积激增、耕地面积锐减,也造成珠三角土地利用低效的局面。1987-2007年,珠三角地区建设用地总面积从1526 km2增加到5130 km2,扩大了2.4倍。其中深圳、中山、东莞、珠海分别扩大了6.5倍、5.6倍、3.0倍、2.9倍（图2）。1980-1991年短短11年时间里,珠三角地区耕地面积总体减少14%,城市范围内耕地的减少量都在20%以上[16]。同时期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的增长率却只有GDP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比较低（图3）。虽然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逐年缩小,但土地低效利用的情况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图2 1987-2012年珠三角地区建设用地面积与年均增长率
Fig. 2 The area and annual growth rate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1987-2012
图3 1987-2012年珠三角地区单位建设用地产出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Fig. 3 The value and growth rate of the output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GDP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1987-2012
除了外资与土地,庞大的人口红利也是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2000年,珠三角拥有常住人口4290万,从业人员1902万。其中非户籍流动人口1726万,占常住人口的40%,占从业人员的比例更是高达91%（图4）。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为珠三角发展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常住人口总量的比例却从1995年的28%下降到2000年的22%,这说明珠三角新增外来人口学历普遍不高,驱动珠三角城镇化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在廉价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驱动下,珠三角不断吸收并充分利用外来投资,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得以顺利展开。与此同时,过于依赖土地、劳动力的发展也为珠三角金融危机前后的困境埋下隐患。
图4 2000-2016年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从业人员与非户籍流动人口变化情况
Fig. 4 The evolution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labouring population and flowing popul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2000-2016
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为主要推动力的两种城镇化模式,是理解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重要理论模型[17]。1950-19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五年计划”调整城乡关系,形成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18]。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国际资本、民间资本等更多样的发展要素能够参与到中国的城镇化中。以乡村集体或个人投资为主体的“自下而上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和长三角率先开始兴起,学者对应地总结出乡村城镇化的“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这三种乡村城镇化模式形成的初始动力和城镇化主体存在差异。“苏南模式”由村镇集体经济驱动形成,政府干预的特征明显。“温州模式”由民间小微经济驱动形成,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为核心,具有明显的“小商品、大市场”的特征。“珠三角模式”由港澳外资和产业转移驱动形成,具有驱动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如东莞企业以外商投资为主,顺德以镇办企业为主[19]。
1980-2000年间,广东省乡镇企业劳动力数量从206万人增长到929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比例从8.7%大幅上升到23.3%,实现了对江苏省的超越。但进入21世纪之后,广东省乡镇企业劳动力数量开始缓慢增长,占比也明显下降,重新被江苏省超越（图5）。广东省的情况大致能够反映珠三角地区的情况。同样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城镇化,与长三角内生型城镇化相比,珠三角外向型城镇化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动力。
图5 1980-2013年广东省与江苏省乡镇企业劳动力变化
Fig. 5 The evolution of labour in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1980-2013
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以前属于国防前线,出于战备考虑,国家很少在此大量投资。因此在“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时代,珠三角的发展缺少投资动力,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1978年,珠三角工业总产值仅为133亿元,有32个建制镇,城镇人口增长主要靠自然增长,城镇化水平一直在28%以下。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人口、土地等方面的政策相继实施,对珠三角的城镇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政策上,1979年中央批准在深圳蛇口成立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将深圳、珠海列入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中,特别制定出入境、劳动工资以及土地管理等方面的特区单列法规。1985年,整个珠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区。随后,广东省在珠三角经济开放区内确定了第一批59个重点工业卫星城,执行进出口税收的各类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珠三角经济开放区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要地带[20]。
人口政策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户籍管理政策以及取消粮食供应制度,解放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开劳动力迁移的序幕。珠三角地区作为全国开放的前沿地区,得以享受由跨省劳动力迁移带来的巨大人口红利,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土地政策上,当时国家没有限制土地的使用,珠三角地方政府以低地价、零地价政策吸引了大量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乡镇、农村地区投资设厂,促进了珠三角乡村城镇化的发展。
珠三角的城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政策导向的城镇化。以对外开放政策为核心,在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政策、人口政策与土地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外向推动、自下而上、土地和劳动力要素驱动的珠三角城镇化模式最终成形。大量的政策红利以及地方的积极探索支撑珠三角城镇化的快速腾飞。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由探索进入全域推进,珠三角地区的政策优势逐步减弱。
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的30年时间里,珠三角城镇化与经济同步迅猛增长。区域整体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25%增长到2008年的80%,增幅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发展速度也高于“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最快的起飞阶段,短短的二十多年就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发展速度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城镇化的奇迹（图6）。珠三角整体人均GDP从1978年500元左右增长到了2008年的57888元,递增率达到17%以上;2008年珠三角整体GDP超过1978年110倍。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2008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和47%。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从1987年的76 km2增加到了2008年的107 km2。
图6 1980-2015年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及全国城镇化率对比
Fig. 6 The comparison of the urbanization rate amo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China, 1980-2015
珠三角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带动高速增长的城镇化,城镇面貌得以大幅度改变,奠定珠三角在中国经济以及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经济与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珠三角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快速城镇化是“借来”的,城镇化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技术等都是借来的。几十年来“借来”的经济模式让珠三角获得巨大的发展,却也严重透支了珠三角的土地、环境、资源等要素。“借来的迟早是要还的”,2008年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使曾经辉煌的“珠三角模式”受到了严重考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过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的发展加速期后,珠三角地区城镇化达到较高水平,同时也进入一个慢速发展的阶段。1980-2006年期间,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02%,2006年达到79.55%;2007-2015年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53%,2015年达到84.59%。城镇化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持续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少。
传统城镇化阶段完成了数量的大幅增长,却也留下低质量城镇化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人口“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城镇化水平虚高。到2010年,珠三角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7%,与此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依然只有36.6%,意味着还有约2592万流动人口处在半城镇化的状态。2010年珠三角非户籍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总量的46%,而长三角和京津冀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24.29%和13.46%,与国内其他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群相比,珠三角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比高,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面临更大挑战（图7）。
图7 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情况对比
Fig. 7 The comparison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and flowing population amo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10
传统城镇化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累积的流动人口半城镇化问题,不断扩大的城市建成区、城中村环境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地困扰珠三角社会经济发展[21,22]。城镇化质量不高成为珠三角发展的主要矛盾。
早期珠三角地区以廉价土地与国外资金进行技术合作的模式吸引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土地要素对珠三角城镇化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23]。2000年以前,珠三角大量的土地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零地价”出让[24],以吸引外资企业进驻。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土地利用较为粗放、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土地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等原因,带来了珠三角地区用地无序扩张的问题。
珠三角地区的建设用地,从1987年的1526.36 km2扩张到2012年的6821 km2,年均增长9.9%;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珠三角地区耕地面积为9912.13 km2,到1998年,耕地面积减少到6641.87 km2,近三分之一的耕地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间转化为建设用地[25]。而随着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珠三角人均耕地面积从1980年的0.9亩（0.06hm2）减少为1998年的人均不到0.5亩（0.03hm2）,人均耕地面积仅有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远低于国家人均耕地1亩的红线。从土地利用强度（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看,珠三角各市均达到较高水平,2012年,深圳、东莞的土地利用强度超过45%,中山、佛山在35%左右,超过国际公认的30%的警戒线,土地利用强度远高于香港同期21%的水平。为解决存量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开发政策,土地价格明显提高。传统粗放型的“土地要素推动”经济发展模式难以进一步持续下去。自2000年以来,土地对珠三角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明显下降。
刘易斯拐点,表述了随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供给被经济增长全部吸纳,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提升的经济现象。2008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劳动力供给增长逐渐停滞,出现劳工短缺的问题,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上升[26]。珠三角地区年末就业人员增长率在2005年达到峰值（13.25%）后,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0.68%,转移劳动力供给几乎停止增长,劳动力成本逐年提升。
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由于地区内部用工成本日益提高,珠三角地区与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2000年前后,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的劳动力小时报酬还明显低于菲律宾与泰国;随后受用工成本增高、人民币升值影响,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成本在2008年以后已经明显高于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家（图8）。2013年,广东省制造业工人的人均工资水平达到3800元/月,是2003年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2.9倍。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加工企业用工成本日益提高,企业利润大幅度降低甚至亏空。
图8 1999-2009年珠三角及相关地区制造业小时报酬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manufacturing hourly retur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related areas, 1999-2009
而在中高端的研发、设计与高端制造领域,欧美发达国家先后启动“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力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和机器人等重点行业与新兴产业牢牢把控关键技术,并在各产业链的研发创新、品牌打造、行业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的环节上继续掌握话语权;通过发动各种类型的贸易战,通过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利用各种专利规则,遏制中国等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步伐,给中国制造业整体的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的挑战。珠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受到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双重挤压”,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总体上增长缓慢,复苏乏力。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下滑、不少新兴经济体陷入困境、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珠三角地区外贸市场萎缩可能会成为“常态化”[27]。从进出口总额看,珠三角地区从2008年的3872.08亿元下降到2009年的3417.77亿元。进口总额总体变化趋势与出口总额类似（图9）。
图9 2000-2009年珠三角地区出口总额变化
Fig. 9 The evolution of the total expor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2000-2009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珠三角快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弊端彻底显现。珠三角地区2009年GDP增速低于全省水平,2012年增速低于全国和全省水平,昔日的光环黯然失色,似乎进入了一个寒冬时期。面对土地劳动力短缺、资金技术缺乏、出口受阻等困境,珠三角正在奋力地转型,逐步转向以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开启城镇化的新进程（图10）。
图10 珠三角地区新、旧城镇化模式概念对比图
Fig. 10 The comparison of the new and old urbanization patter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技术创新是驱动增长的根本源泉,以科技、知识与管理等为核心的“知识源导向”模式正逐步取代以往珠三角地区以资源、土地与人口等要素为主要驱动力的“资源导向”模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新的持续增长源[28,29]。在金融危机、制造业撤离的背景下,广东省专利申请批准量在全国各省市中的排名,从2008年的第一滑落到2012年的第三。在此期间,广东省与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与企业也开始进行艰难的经济转型,通过“腾笼换鸟”战略,转移落后产业,培育和引进新兴产业,全面加大R&D投入。2016年,广东R&D经费投入2035.14亿元,首次位居全国首位,R&D经费占GDP比例达2.56%,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值2.40%与欧盟15国的平均值2.08%。其中,珠三角地区R&D投入占全省的94.9%。在外部压力、内生性的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的作用下,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开始取得成效。到2016年,广东省专利申请批准量达到230648件,重新超过江苏省和浙江省,居全国第一位。其中,珠三角地区的专利申请批准量和专利申请量排名全国第二位的江苏省相当;深圳是中国专利授权量排名第一的城市,高于上海市和福建省（图11）。珠三角成为中国创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图11 2007-2016年珠三角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与国内排名前7省（含直辖市）对比
Fig. 1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nd the top 7 provinces in China, 2007-2016
在推动珠三角地区创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是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的主要力量。2015年,广东工业企业R&D投入占全省R&D经费投入的89.3%,企业R&D投入经费总量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一位。在2017年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不含港澳台）中,珠三角地区占据四个席位。分别为：华为（第二,3293件）、中兴通讯（第五,1699件）、格力（第七,1273件）、欧珀移动通信（第八,1222件）。而且,由于企业更能把握市场所需的创新方向,在数字经济时代,珠三角地区先拔头筹,华为、腾讯等企业成长为全球知名的创新企业。
随着珠三角整体科技、创新水平迅速发展,“创新引领”对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对珠三角的实证研究表明,科技人员数量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30]。从“东莞的科技中心”松山湖与东莞其他镇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发展的表现看,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式发展模式”有助于减少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冲击,保持经济水平与城镇化的持续增长[31]。由于这些产业技术垄断性较强,产品附加值较高,相关企业与员工收入较高,也为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较多的税收;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也更有条件在就业城市安居、落户,从而促进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发展;而城市拥有的高技术人才与关联企业又对技术密集型与创新产业具有较强的“粘性”与吸引力,从而促进城市发展进一步良性循环。从结果上看,这种以企业为创新主导力量的模式内生动力更足,整个经济区生态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创新动力也更高。
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32,33]。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总体上从改革开放初期驱动力较单一的阶段,逐步向多元因素影响下的复合城镇化阶段发展[34,35]。金融危机后,廉价的土地日益稀缺,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珠三角城镇化动力发生转变,出口加工型企业对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减弱。珠三角FDI占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在1997年后逐步下降,到2015年仅为7.96%。金融危机前后,外贸依存度逐步下降,到2015年,外贸依存度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首次降到1以下（图1）。
从工业增加值看,金融危机后,外商、港澳台投资经济的工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体投资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逐步下降,从2007年的62.61%降为2015年的46.35%;而股份制经济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在2015年达到51.77%,首次超过外商、港澳台投资经济,珠三角地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资本来源日趋多元化和混合化（表1）。从产业结构看,珠三角地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进一步走向重工业化与企业规模大型化。轻工业增加值从2007年的41.62%降为2015年的36.22%,小型企业增加值从2007年的33.04%降为2015年的23.45%;传统外资驱动、轻工业为导向、乡镇中小企业“村村点火”的城镇化模式进一步转型,逐步走向复合驱动、轻重工业协调发展、企业发展规模化的城镇化模式。
表1 2007-2015年珠三角地区经济成分工业增加值对比
Tab. 1 The industrial added value of the economic compone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2007-2015
| 2007年 | 2011年 | 2015年 | ||||||
|---|---|---|---|---|---|---|---|---|
| 增加值(亿元) | 比例(%) | 增加值(亿元) | 比例(%) | 增加值(亿元) | 比例(%) | |||
| 总计 | 11981.59 | 100.00 | 17976.18 | 100.00 | 23680.10 | 100.00 | ||
| 国有经济 | 639.07 | 5.33 | 892.17 | 4.96 | 54.62 | 0.23 | ||
| 集体经济 | 127.09 | 1.06 | 130.75 | 0.73 | 74.29 | 0.31 | ||
| 股份合作经济 | 32.20 | 0.27 | 19.99 | 0.11 | 14.73 | 0.06 | ||
| 股份制经济 | 3325.81 | 27.76 | 6498.23 | 36.15 | 12259.88 | 51.77 | ||
| 外商投资经济 | 3510.95 | 29.30 | 4969.43 | 27.64 | 5359.55 | 22.63 | ||
| 港澳台投资经济 | 3991.46 | 33.31 | 4767.53 | 26.52 | 5615.33 | 23.71 | ||
| 其他经济 | 355.01 | 2.97 | 698.08 | 3.89 | 301.70 | 1.29 | ||
| 轻工业 | 4986.34 | 41.62 | 6977.97 | 38.82 | 8577.71 | 36.22 | ||
| 重工业 | 6995.25 | 58.38 | 10998.21 | 61.18 | 15102.40 | 63.78 | ||
| 大型企业 | 3735.05 | 31.17 | 8604.26 | 47.86 | 12209.16 | 51.56 | ||
| 中型企业 | 4287.23 | 35.78 | 5076.31 | 28.24 | 5917.95 | 24.99 | ||
| 小型企业 | 3959.30 | 33.04 | 4295.60 | 23.90 | 5553.00 | 23.45 | ||
传统城镇化阶段完成了农村地区农民的空间转移和职业流动,而区域发展越过这一阶段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便成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36,37],包括强化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挖掘城乡文化内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图12）。与此同时,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核心要素是人,只有把人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通过营造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把人才吸引来,城市才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图12 城镇化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
Fig. 12 The mechanism of society flowing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为解决外来人口市民化等问题,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实行流动人口积分入户城镇制度,探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政策,落实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工伤、失业、养老保险以及公租房的保障范围等政策和制度。从2008-2016年,珠三角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总人数分别增加了2990万、1461万、3034万、771万和1995万;参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分别增加了42%、19%、41%、4%和30%,社会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大大增加。珠三角已经逐步完善城镇化发展观念的转变和相关政策制度的探索,逐渐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图13）。
图13 2008年、2016年珠三角地区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Fig. 13 The quantity and proportion of insurance participa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08 and 2016
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至今,城市为经济、社会和个人提供发展空间的成就显而易见,但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社会隔离、交通堵塞等问题[38]。为了解决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并步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城市必须向着繁荣、和谐、有序、共生的方向发展[39]。城市或区域间的竞争已不再限于经济总量之间的竞争,发展品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区域城镇化品质的提升最终来自于城市品质的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具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实用性,强调城市生活和生产的便捷程度,具体包括完善基础交通体系、实现交通高效衔接、推进轨道交通开发和经营、大力发展公益性公共设施、提高市政工程的科学性等。二是形象性,强调城市的外在景观美化,具体包括构建生态宜居的城市格局,强调城市特色元素与建筑环境相融合,营造优美的公共艺术环境等。三是文化性,是城市品质建设的最高层次,具体包括突出城市风格和文化特色,将本土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将生活环境与文化、商务等城市功能结合起来,彰显各具特色的城市魅力等。
为了提高城市品质,珠三角各城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划与政策。在《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建设美丽宜居花城”是贯穿近、中、远期的发展目标;中山将“建设宜居精品城市”列为城市发展的四个定位之一;佛山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等等。而且,各个城市已经取得一定的建设成果。如东莞公园数量达到1200多个,在2016年全国主要城市公园数量排行中居于首位。深圳、广州、佛山、珠海分别占据了二、四、七、八的位置,有效提高了城市的实用性和形象性。
针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破坏、社会公平缺失、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凸显以及行政边界限制等问题,国内相关学者借鉴西方“全域城镇化”的理念,开展了相关的探索,将城镇化研究对象由城市地区扩展至周边农村区域,提出乡村振兴的理念,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基础设施覆盖、文化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内容[40]。
珠三角地区过去自下而上、以土地劳动力要素为依托、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是一种以牺牲乡村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土地资源紧张等问题,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2014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启动了《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编制工作,该规划的特点首先是“全空间”,即规划与管理的范围涵盖了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及其他非建设用地,能够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传统规划管城不管乡的问题。其次是“全要素”,即在促进规划区内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等要素的协调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保护生态环境、集约利用自然资源。
为贯彻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文件,其目的在于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农村房屋建设、农村景观与生态等方面对乡村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提升,以重振乡村的活力,平衡城市与乡村发展的速度与力度,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1）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在人民币升值、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也使珠三角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与问题彻底暴露。为摆脱这场危机,政府做出了各种努力,这正是珠三角新城镇化进程的正式开始。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发展新兴产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端制造业转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高端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摆脱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困境,也要摆脱依靠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不仅要重视生产的发展,也要重视生活的品质;不仅要关注经济的增长,更要关注社会的公平与和谐。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核心就是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
（2）珠三角能否从乡村城镇化的典型模式上升为城市群发展的典型模式。1989年戈特曼提出世界六大城市群时,珠三角地区当时还处在乡村城镇化的“小聚集、大分散”发展格局中。而乡村城镇化使珠三角开启高速城镇化的进程,成功地造就了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地位,使珠三角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就进入了世界城市群的行列,并与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并称为中国三大核心城市群。无疑,作为乡村城镇化三大经典模式之一的“珠三角模式”是成功的,然而,作为三大城市群发展模式之一的“珠三角模式”能否成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三大城市群的特征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已经形成的多样化城镇职能分工体系中,上海是国际性的金融大都市,南京和杭州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心,苏锡常和宁波以先进制造业为主[41]。由于长三角地区是一个跨区域的概念,区域协同发展的任务任重道远。京津冀城市群的政治优势明显,整体实力强大,但是城市群内部发展差异较大且利益矛盾难以协调。京津冀城市群内部两极分化的非均衡发展明显,三地协同发展艰难[42]。与之相比,虽然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体量略小,政策优势不再明显,外向发展也遇到一定的挑战。但是,目前珠三角地区内部各城市产业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共同迈进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时代：广州是商贸业发达的国家中心城市,深圳是高科技产业集中地和全球创新城市,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东莞和佛山是世界制造业基地[43]。与此同时,长三角城市群奉行“拿来主义”,以政府强主导吸引外来资本和技术;京津冀城市群更偏重政府资源配置、政府大规模投资、国企主导;而珠三角城市群则强调本土现代股份制企业为主导的内生创新力。显然,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更偏重社会资本和民间投资,尊重市场自发秩序,倡导服务型政府,区域经济活力、效率与企业内生发展带来的可持续性更强。目前,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均产值和地均产值均高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市场经济意识、经济国际化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珠三角城市群正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努力突破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如果这一努力获得成功,“珠三角模式”将成为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典型模式。
（3）珠三角能否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典范。“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主要指当一个后发国家和地区通过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等优势发展低端产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时,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往往会同步提升,工资水平将难以再和其他低收入地区竞争;另一方面,受技术水平限制,中高端产业又难以和发达国家竞争。因此,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与经济发展容易进入停滞阶段。而且对低端产业的依赖和经济的停滞容易衍生出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问题,使得该地区陷入长时间的恶性循环中。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在于低端产业的转型升级。但是,产业的转型升级不仅需要较长时间,而且还要面对发达国家在重点行业和领域设置的技术与专利壁垒。因此,真正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屈指可数。从概念上来看,目前珠三角正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珠三角能否率先完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典范需要拭目以待。
日本、韩国等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主要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日本、韩国通过从出口导向战略转向创新发展战略,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完善制度建设,缩小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努力,使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终一举成为发达国家。从国际经验来看,珠三角要想成功突破这个阶段,必须进行创新与改革。首先,通过创新发展构建增长的新动力,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重点发展发达国家相对优势较小的新兴产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动力。其次,要加快社会发展转型,采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公平分配、完善社会制度建设等措施,为持续增长奠定基础。第三,要协调好城镇建设与资源承载力、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城镇各功能要素的质量,形成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力支持。
（4）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给珠三角的发展带来什么机遇。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给珠三角的发展带来什么机遇?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珠三角与港澳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分离不断走向融合的过程。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经历了孤立阶段（1978年前）,扩散阶段（1979-2014年）与共生阶段（2015年至今）[44,45]。资源禀赋差异与发展条件互补、市场力量与资本驱动、制度引导与政府的促进作用等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扩散阶段前期,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区域协作主要集中在产业上,港澳发挥龙头作用,带动珠三角经济的发展,粤港形成“前店后厂”模式;在扩散阶段后期,CEPA协议等一系列政策规划的出台,为开放的贸易市场提供保障,粤港澳的合作从“非制度性”转向“制度性”,推动力逐渐从市场驱动转向制度引导。2015年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了共同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经济增长核心,标志着珠三角与港澳进入全面融合发展的新时期。珠三角与港澳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以协同创新为引领、以一体化交通网络为纽带、以区域合作机制手段、以区域规划为蓝图,最终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珠三角城镇化的新进程初步显示出的特点必将是珠三角未来的发展方向。经历过市场经济大潮洗礼及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后的珠三角,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指引下,将会克服重重困难,最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从乡村城镇化的典范转身为城市群发展的“珠三角模式”,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典范,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应有的力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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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关于城镇化领域的研究内容框架 .
<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p>
The research content framework of urbanization field in geography .
<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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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地理学的传承与发展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密切结合城市规划实践,以城市规划需求为目标导向;(2)建立了引进、吸收和转换的机制;(3)积极推进城镇化研究的国际合作;(4)以全球视野促进中国城市地理理论研究与西方的接轨;(5)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强化对生态环境问题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关注,促进了很多分支学科的发展。中青年城市地理学者在西方城市地理学发展新趋势、城市产业演化、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城镇化格局的重塑、中国发展模式的新解释、大数据的应用、定性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探讨。未来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应该继续强调服务于城市规划实践;吸收其他学科优势,总结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地理学者应当掌握对国家城市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的话语权;继续加大国际合作研究力度,提高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密切结合城市规划实践,以城市规划需求为目标导向;(2)建立了引进、吸收和转换的机制;(3)积极推进城镇化研究的国际合作;(4)以全球视野促进中国城市地理理论研究与西方的接轨;(5)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强化对生态环境问题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关注,促进了很多分支学科的发展。中青年城市地理学者在西方城市地理学发展新趋势、城市产业演化、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城镇化格局的重塑、中国发展模式的新解释、大数据的应用、定性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探讨。未来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应该继续强调服务于城市规划实践;吸收其他学科优势,总结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地理学者应当掌握对国家城市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的话语权;继续加大国际合作研究力度,提高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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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
Several viewpoints on the background of compiling the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ning (2014-202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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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进展与影响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14年3月,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将城镇化重点转向实现“人的城镇化”.国家城镇化政策转型离不开多学科众多学者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的推动,中国科学院学部牵头完成的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在城镇化政策转型中发挥了作用.回顾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国家相关部委产生的工作推动与影响.认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积极承担国家智库和思想库功能,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决策咨询研究,城镇化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与科学精神.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fluence of series of consulting reports of urbanization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14年3月,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将城镇化重点转向实现“人的城镇化”.国家城镇化政策转型离不开多学科众多学者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的推动,中国科学院学部牵头完成的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在城镇化政策转型中发挥了作用.回顾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国家相关部委产生的工作推动与影响.认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积极承担国家智库和思想库功能,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决策咨询研究,城镇化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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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1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redicament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1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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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市化: “苏南模式”与“珠江模式”比较研究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2.04.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分别为我国江苏南部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代表了我国两种典型的农村城市化模式.文章首先探讨了"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农村城市化特征和趋势,然后从乡村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角度对两种模式下农村城市化的机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提出了这两种农村城市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Rural-urbanization: "South Jiangsu Model" compared with "Pearl River Mode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2.04.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分别为我国江苏南部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代表了我国两种典型的农村城市化模式.文章首先探讨了"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农村城市化特征和趋势,然后从乡村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角度对两种模式下农村城市化的机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提出了这两种农村城市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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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Zhujiang Delta, South China: A study of socialist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9.tb00264.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s and open door policy adopted since 1978 have had impact on the country's economic structur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such changes in the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Zhujiang Delta located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South China. Market-orient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migration of surplus farm labor, and the spread of small towns in the rural areas are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eforms and are plac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argued that the hybrid "center-downward" and "periphery-upward" approach in spatial development was adopted because it was politically more adaptable to the Chinese objectiv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continue to uphold Marxism, Maoism and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Through careful control of the destination of the rural migrant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olicy of small town development, China hopes to establish a new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and the periphery on more equal footing. Currently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Zhujiang Delta displays a well-integrated network of towns of varying sizes being established to fill in gaps in the settlement hierarchy to effect spread of benefits from the core to its periphery. But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spatial inequity in development persists as the core has advanced at a much faster pace than its perip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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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open door policy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ttps://doi.org/10.1111/j.1468-2427.1990.tb0082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demographic impac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has occurr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f China a region strongly influenced by Hong Kong and Macau is analyzed. The authors note that more liberal policies with regard to migration have evolv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i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a marked increase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However in contrast to the usual pattern found in most third world countries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recent years has not been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primacy. Nor has overurbanization--in the sense that massiv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s not accompanied by rapid industrialization--been apparent. Instead there is a discernable trend toward a rank-size urban hierarchy. Als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small and intermediate urban places has been gathering pace. In many respect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 an anomaly and does not readily fit the conventional model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UMMARY IN FRE) (EXCE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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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 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 .https://doi.org/10.11821/xb199703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化的研究历来都偏重于内力的营造，例如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步伐，乡村－市的人口流动，政府的地区性经济政策以及新城市的建设等。在资本、人力、技术和市场走向“全球化”的情况下，新的国际分工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已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及经济活动急剧增长与集中的主要动力。本文对这一类型城市化的特点和空间形态作出了概括性的描述。
Exo-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https://doi.org/10.11821/xb199703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化的研究历来都偏重于内力的营造，例如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步伐，乡村－市的人口流动，政府的地区性经济政策以及新城市的建设等。在资本、人力、技术和市场走向“全球化”的情况下，新的国际分工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已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及经济活动急剧增长与集中的主要动力。本文对这一类型城市化的特点和空间形态作出了概括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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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
Globalization in almost all aspects of society entails widespread discourses on the rol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non-state institutions, accompanied by a revival of regions at both supra-national and intranational levels. These discourses lead to an emergence of new thinking about governance in domains ranging from national and local politic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However, enthusiasm about governance has stemmed from and mostly concentrated on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ies. Studies on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are rar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governance concept to research on China,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ories of governance, then provides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ern China.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since 1978 through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mainly in relation to the spatial aspect.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oordination and partnership through network relations have been eagerly called for and a shift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is looming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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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珠三角城镇空间拓展的模式与动力机制分析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8.1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0年以来,珠三角城镇空间拓展的模式转型表现出正规化和多样化的新趋势。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迫使政府通过制度手段、政策调控推进近郊农村全盘"城市化";同时,通过生物岛、大学城等大型项目建设,实现农村地区的大幅度"城市化"。城镇空间拓展的模式正由原有的自下而上、内生化的旧模式向强调政府主导的新方向转变。"城中村"进入真正的转型社区阶段,成为转型社区,其改制与改造的推进使城市空间扩张格局正由"非正规化"转向"正规化"。城市土地稀缺问题暂时缓解,但新城市社区中社会与人的城市化进程将任重而道远。
The driving forces and pattern of spatial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new er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8.1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0年以来,珠三角城镇空间拓展的模式转型表现出正规化和多样化的新趋势。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迫使政府通过制度手段、政策调控推进近郊农村全盘"城市化";同时,通过生物岛、大学城等大型项目建设,实现农村地区的大幅度"城市化"。城镇空间拓展的模式正由原有的自下而上、内生化的旧模式向强调政府主导的新方向转变。"城中村"进入真正的转型社区阶段,成为转型社区,其改制与改造的推进使城市空间扩张格局正由"非正规化"转向"正规化"。城市土地稀缺问题暂时缓解,但新城市社区中社会与人的城市化进程将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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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城市建成空间特征差异: 以广州、东莞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主导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不一,将会导致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特征差异。基于城市竞标地租理论,推导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市建成空间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并以在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上存在差异的广州、东莞为例,运用空间形态测度指数、移动窗口算法和扇形分析,对比研究两市建成空间特征的差异及其原因。实证结果印证了理论推导,即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市区内用地密度高、用地规模由内向外扩张、空间形态内紧外散的空间特征;而各县级（乡镇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各地用地密度、扩张规模相当,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分散、波动的空间特征。研究成果能够补充现有城市空间重塑机制中对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政力强弱驱动作用研究的不足。
Differeneces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driven by local governments: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and Dongguan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主导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不一,将会导致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特征差异。基于城市竞标地租理论,推导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市建成空间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并以在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上存在差异的广州、东莞为例,运用空间形态测度指数、移动窗口算法和扇形分析,对比研究两市建成空间特征的差异及其原因。实证结果印证了理论推导,即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市区内用地密度高、用地规模由内向外扩张、空间形态内紧外散的空间特征;而各县级（乡镇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各地用地密度、扩张规模相当,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分散、波动的空间特征。研究成果能够补充现有城市空间重塑机制中对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政力强弱驱动作用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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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olidation of state power into urbanizing villages: Shareholding reforms as a strategy for governan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556967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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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的双轨城市化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6.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讨论中国在改革时期双轨城市化兴起的政治经济因素。随后分析双轨城市化在珠江三角洲的趋势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含义。1980-1990年代,城市化有扩散的倾向,但同时又选择性地集中在新发展的经济特区。但是,此后珠三角出现了国家主导的城市化在主要的城市中心集中的新趋势。本文所展示的复杂现实,对现有基于城市或小城镇的城市化理论提出了挑战。
Dual-track urbaniz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6.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讨论中国在改革时期双轨城市化兴起的政治经济因素。随后分析双轨城市化在珠江三角洲的趋势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含义。1980-1990年代,城市化有扩散的倾向,但同时又选择性地集中在新发展的经济特区。但是,此后珠三角出现了国家主导的城市化在主要的城市中心集中的新趋势。本文所展示的复杂现实,对现有基于城市或小城镇的城市化理论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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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制度分析的珠江三角洲非国有经济演化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7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历史制度的分析视角,对珠江三角洲城市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结构和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两个城市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形成差异的内在逻辑.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了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方式重组生产资源和发展地方经济,而在改革开放后期,佛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集体工业转制要远远慢于东莞的乡村集体工业,并采用了次优的内部企业转制策略推进改革.分析表明:珠三角的东莞和佛山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路径上的分叉点在于经济主体对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和社会网络的利用方式,而初始的非国有经济结构对改革后期的发展进一步构成路径依赖,导致两个城市各异的转制速度和方式.
Evolution of non-state secto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7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历史制度的分析视角,对珠江三角洲城市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结构和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两个城市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形成差异的内在逻辑.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了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方式重组生产资源和发展地方经济,而在改革开放后期,佛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集体工业转制要远远慢于东莞的乡村集体工业,并采用了次优的内部企业转制策略推进改革.分析表明:珠三角的东莞和佛山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路径上的分叉点在于经济主体对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和社会网络的利用方式,而初始的非国有经济结构对改革后期的发展进一步构成路径依赖,导致两个城市各异的转制速度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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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
分析影响珠江三角州城市化的因素，尤其是工业化对城市化各个方面的作用，以及城镇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意义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
分析影响珠江三角州城市化的因素，尤其是工业化对城市化各个方面的作用，以及城镇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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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化进程: 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 .https://doi.org/10.11821/xb199805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９０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New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Dynamics and features of ynamics and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90 .https://doi.org/10.11821/xb199805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９０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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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视角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建构: “一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中国城乡演变分析 .https://doi.org/10.22217/upi.2015.0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制度是中国城乡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而制度的基础则是中国独特的中央—地方行政结构，特别是经历了1950—19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地方自上而下的发展决策形塑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本文认为，1950年代以来在中央—地方垂直的国家运作模式下，中国形成了最大限度地缓解城市发展危机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模式的建立过程一定程度上是对“最优城乡组合”的探索。以“五年计划（规划）”为依据，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演变（“城乡组合”）可划分为“城市重建—乡村重构”、“城市收缩—乡村扩大”、“城市恢复—乡村发展”和“城市扩张—乡村再造”等四个阶段。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城乡改革以适应“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十三五”将成为建立中国城乡新格局的关键时期。为此，本文建议“十三五”规划中应重新建构乡村价值，转变以城市需求为导向的乡村发展模式，在“国家—城—乡”之间建立新的均衡关系，使中国城乡实现有序、健康发展。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from a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perspectiv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hina from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o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https://doi.org/10.22217/upi.2015.0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制度是中国城乡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而制度的基础则是中国独特的中央—地方行政结构，特别是经历了1950—19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地方自上而下的发展决策形塑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本文认为，1950年代以来在中央—地方垂直的国家运作模式下，中国形成了最大限度地缓解城市发展危机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模式的建立过程一定程度上是对“最优城乡组合”的探索。以“五年计划（规划）”为依据，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演变（“城乡组合”）可划分为“城市重建—乡村重构”、“城市收缩—乡村扩大”、“城市恢复—乡村发展”和“城市扩张—乡村再造”等四个阶段。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城乡改革以适应“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十三五”将成为建立中国城乡新格局的关键时期。为此，本文建议“十三五”规划中应重新建构乡村价值，转变以城市需求为导向的乡村发展模式，在“国家—城—乡”之间建立新的均衡关系，使中国城乡实现有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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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 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要素、发展环境的不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概念框架,根据三个维度指标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等8种类型;并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及其趋同性。研究表明：①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动态演化。②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转变,总体上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③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结构、市场化程度、内外生关系的趋同,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趋同;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各模式间的学习、融合加深,并走向＂殊途同归＂。
The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要素、发展环境的不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概念框架,根据三个维度指标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等8种类型;并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及其趋同性。研究表明：①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动态演化。②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转变,总体上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③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结构、市场化程度、内外生关系的趋同,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趋同;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各模式间的学习、融合加深,并走向＂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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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 珠江三角洲的发展 .
正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从理论到实践上坚决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决定粤、闽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省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勇于改革,大胆创新,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经济格局由封闭型向外向型经济的方向转化。目前,全省已形成以深圳、珠海、汕头三个
A typical model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
正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从理论到实践上坚决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决定粤、闽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省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勇于改革,大胆创新,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经济格局由封闭型向外向型经济的方向转化。目前,全省已形成以深圳、珠海、汕头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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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遥感监视和分析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扩张过程: 以东莞市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yj1997040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urrent fast economic growth is accompanied with rapid urban expansion and great loss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hinders planners and local officer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IS for monitoring and analysing of land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t is found that wasteful use of land resource exists with lind' development patterns. The fast diffusion of urban areas has caused loss of larg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land. Based on GIS analysis, some protection measures can be formulated to curb the tendency of swallowing agricultural land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e area of urban use rapidly increased from 16234.6 ha to 41087.9 ha. in 1988~1993 in the study area, Dongguan. This means that 10.4% of the total land area was converted to urban use just within this short period. Moreover, most of the conversion only occurred in 1990~1993. It is found that the land loss in Dongguan in 1988~1993 mainly took place within a few kilometers nearby urban (town) centres or roads. Actually, 90 percent of the total land loss occurred within an average distance of 1.38 km from roads and 5.63 km from urban (town) centres. The result is not very surprising given that the proximity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land development.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ity proper is under a quick expansion of its urban areas in recent years. A transition period with more land loss occurring in a further distance exists because of the diffusion process.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ntrast between the diffusion in 1988~1990 and that in 1990~1993. The diffusion of the urban areas was limited in 1988~1990 while the diffusion was astonishingly strong in 1990~1993. It is because a larg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land has been encroach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since 1992. However, the diffusion pattern is not identical as there is obvious variation for each town.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for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urban expansion: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https://doi.org/10.11821/yj1997040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urrent fast economic growth is accompanied with rapid urban expansion and great loss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hinders planners and local officer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IS for monitoring and analysing of land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t is found that wasteful use of land resource exists with lind' development patterns. The fast diffusion of urban areas has caused loss of larg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land. Based on GIS analysis, some protection measures can be formulated to curb the tendency of swallowing agricultural land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e area of urban use rapidly increased from 16234.6 ha to 41087.9 ha. in 1988~1993 in the study area, Dongguan. This means that 10.4% of the total land area was converted to urban use just within this short period. Moreover, most of the conversion only occurred in 1990~1993. It is found that the land loss in Dongguan in 1988~1993 mainly took place within a few kilometers nearby urban (town) centres or roads. Actually, 90 percent of the total land loss occurred within an average distance of 1.38 km from roads and 5.63 km from urban (town) centres. The result is not very surprising given that the proximity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land development.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ity proper is under a quick expansion of its urban areas in recent years. A transition period with more land loss occurring in a further distance exists because of the diffusion process.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ntrast between the diffusion in 1988~1990 and that in 1990~1993. The diffusion of the urban areas was limited in 1988~1990 while the diffusion was astonishingly strong in 1990~1993. It is because a larg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land has been encroach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since 1992. However, the diffusion pattern is not identical as there is obvious variation for each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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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城镇用地扩展的城市化背景研究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3.05.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的城镇用地扩展现状的基础上,论文采用城镇用地的综合扩展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强扩展型、弱扩展型和相对稳定型3种变化类型。同时,根据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城市化与城镇用地扩展耦合系数的研究,揭示了城镇用地扩展强度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进一步从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入手,分析了城镇用地扩展的特征。研究表明,1990～200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用地的扩展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空间发展格局直接相关。城镇用地的强扩展区除集中在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顶点的三角区域内和重要交通轴线两侧外,还表现出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核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强度与数量递减的规律。
Urbanization base of city-land use expansion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3.05.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的城镇用地扩展现状的基础上,论文采用城镇用地的综合扩展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强扩展型、弱扩展型和相对稳定型3种变化类型。同时,根据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城市化与城镇用地扩展耦合系数的研究,揭示了城镇用地扩展强度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进一步从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入手,分析了城镇用地扩展的特征。研究表明,1990～200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用地的扩展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空间发展格局直接相关。城镇用地的强扩展区除集中在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顶点的三角区域内和重要交通轴线两侧外,还表现出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核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强度与数量递减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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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区域投资环境变化 .
通过对56家珠三角企业的调查，发现区位条件、政策法律、生产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是影响企业发展的5个最主要的投资环境因素。基于此，文章构建了珠三角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针对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弱化；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改善。同时，从生产成本、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产业配套等方面对影响珠三角投资环境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推动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加强“三旧”改造、实现区域一体化等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Changes of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ince reform and openning up in China .
通过对56家珠三角企业的调查，发现区位条件、政策法律、生产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是影响企业发展的5个最主要的投资环境因素。基于此，文章构建了珠三角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针对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弱化；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改善。同时，从生产成本、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产业配套等方面对影响珠三角投资环境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推动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加强“三旧”改造、实现区域一体化等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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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地价”看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及其城市规划绩效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5.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单体城市(镇)”主导的城市化及其城市规划造成产业结构优化迟缓、区域竞争力耗损、城市建设用地无序蔓延等严重后果。在珠江三角洲GDP快速增长的背后，是珠江三角洲各级市(镇)以“零地价”竞相吸引投资所造成的廉价劳动力与建设用地的过度消耗。城市化的确切内涵应当是传统农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彻底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改造”尤为重要。
A look at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ts urban planning through its "Zero Land Pric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5.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单体城市(镇)”主导的城市化及其城市规划造成产业结构优化迟缓、区域竞争力耗损、城市建设用地无序蔓延等严重后果。在珠江三角洲GDP快速增长的背后，是珠江三角洲各级市(镇)以“零地价”竞相吸引投资所造成的廉价劳动力与建设用地的过度消耗。城市化的确切内涵应当是传统农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彻底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改造”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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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2006年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差异分析 .
采用珠三角1988、1998、2006年3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空间重心分析、象限缓冲区分析、典型区位空间分析、景观形态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1988年以来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1988年以来，珠三角的建设用地进入高速扩展时期，建设用地空间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移动，整个区域东部及南部的建设用地扩展占绝对优势，特别在近珠江口以及珠江口东岸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围绕珠江口形成“剧烈扩展型―强扩展型―弱扩展型―稳定型”递变圈层结构；建设用地总体上呈现向沿路、沿海和平原区等典型区位集聚的特征，但在斑块层面上则表现出形态复杂和布局散乱的特点，且围绕城市中心区形成“集聚（高水平）―分散―集聚（低水平）”的圈层递变结构。
Spatial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uring 1988-2006 .
采用珠三角1988、1998、2006年3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空间重心分析、象限缓冲区分析、典型区位空间分析、景观形态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1988年以来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1988年以来，珠三角的建设用地进入高速扩展时期，建设用地空间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移动，整个区域东部及南部的建设用地扩展占绝对优势，特别在近珠江口以及珠江口东岸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围绕珠江口形成“剧烈扩展型―强扩展型―弱扩展型―稳定型”递变圈层结构；建设用地总体上呈现向沿路、沿海和平原区等典型区位集聚的特征，但在斑块层面上则表现出形态复杂和布局散乱的特点，且围绕城市中心区形成“集聚（高水平）―分散―集聚（低水平）”的圈层递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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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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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 .
正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Comparison of the two global crises .
正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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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地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5.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创新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创新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地域系统,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其研究的“人类创新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对智慧的人地关系系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也与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学、城市规划等学科有关,创新地理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i>① </i>创新地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i>② </i>创新要素（人才、资本、技术等）在空间的地域分布与组合规律的研究;<i>③ </i>创新环境、创新生态及评价研究;<i>④ </i>创新地理测度、创新空间格局与效应的研究;<i>⑤ </i>创新联系、创新网络及创新集群的研究;<i>⑥ </i>多尺度的创新体系的研究;<i>⑦ </i>创新、城市发展与规划的研究。</p>
Several theoretical issues on innovation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5.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创新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创新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地域系统,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其研究的“人类创新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对智慧的人地关系系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也与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学、城市规划等学科有关,创新地理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i>① </i>创新地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i>② </i>创新要素（人才、资本、技术等）在空间的地域分布与组合规律的研究;<i>③ </i>创新环境、创新生态及评价研究;<i>④ </i>创新地理测度、创新空间格局与效应的研究;<i>⑤ </i>创新联系、创新网络及创新集群的研究;<i>⑥ </i>多尺度的创新体系的研究;<i>⑦ </i>创新、城市发展与规划的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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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广东城市化的新特点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4.1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时期广东城市化出现以下特点:知识源导向、城市由单体向群体化发展、产业集群推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集约化发展、城镇化向城市化转变、由重“数量”发展向重“质量”发展的转变。
New features in urbanization in Guangdong in the new er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4.1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时期广东城市化出现以下特点:知识源导向、城市由单体向群体化发展、产业集群推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集约化发展、城镇化向城市化转变、由重“数量”发展向重“质量”发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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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
<p>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p>
Transitio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
<p>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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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快速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增长与收缩新现象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珠江三角洲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和城镇发展“增长奇迹”的典型地区,当中以东莞为代表的“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对东莞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市域范围同时出现了普遍增长与局部收缩两种截然不同的新空间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局部收缩现象逐渐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讨论.基于此,从城镇发展要素的集聚与流动出发,结合经济、人口和用地三个维度,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并对不同类型特征的城镇进行区分:持续增长、转型增长、潜在收缩与显著收缩.在实证分析部分,文章以东莞为案例,通过考察各镇街单元城镇增长与收缩的时间演变和空间格局,结合典型城镇案例分析,从经济危机冲击、刘易斯转折点、路径依赖存在、制度环境安排四个方面探讨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形成机制,最后对增长与收缩的未来深化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Growth or shrinkage: New phenomena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apidly-urbanising Pearl River Delta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珠江三角洲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和城镇发展“增长奇迹”的典型地区,当中以东莞为代表的“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对东莞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市域范围同时出现了普遍增长与局部收缩两种截然不同的新空间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局部收缩现象逐渐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讨论.基于此,从城镇发展要素的集聚与流动出发,结合经济、人口和用地三个维度,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并对不同类型特征的城镇进行区分:持续增长、转型增长、潜在收缩与显著收缩.在实证分析部分,文章以东莞为案例,通过考察各镇街单元城镇增长与收缩的时间演变和空间格局,结合典型城镇案例分析,从经济危机冲击、刘易斯转折点、路径依赖存在、制度环境安排四个方面探讨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形成机制,最后对增长与收缩的未来深化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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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1999.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定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作用。作者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休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各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的政府、农民、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
Laurence J C Ma.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s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1999.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定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作用。作者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休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各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的政府、农民、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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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ing-up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globalizing China: Lo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land-centred politics, and reproduction of space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8026626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in G. C. S. Scaling-up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globalizing China: lo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land-centred politics, and reproduction of space, Regional Studies. Drawing on insights from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ird World political ecology, this study identifies a new proces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globalizing southern China where municipalities have engaged in a land-based and city-centred development as a means of original capital accumulation. Global capitalism and reshuffling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have given rise to a strategy to scale-up the urban region and reproduce space for locally controlled development. Subsequent gain in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inequality and social discontents. Greater attention needs to be devoted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Lin G. C. S. Un 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à l'échelle en Chine au moment de la mondialisation: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local, la politique centrée sur l'occupation du sol, et la redéfinition de l'espace, Regional Studies. La résurgence du régionalisme, suite à la course à la mondialisation, a fait faire le point aux spécialistes sur quelques atouts relationnels d'envergure régionale comme sources d'un 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dynamique, innovateur et compétitif. Toujours est-il que des recherches récentes ont laissé supposer que les liens externes jouent un r00le aussi important, sinon plus important, que ne le jouent les rapports internes. Cet article cherche à évaluer d'un oeil critique le débat sur les facteurs endogènes et exogènes dans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Puisant dans des aper04us théoriques tiré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écologie politique du Tiers monde, cet article cherche à analyser aussi les causes et les conséquences de la politique d'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récente en Guangdong, dans le sud de la Chine. 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69Economie politique69Occupation du sol69Chine69Delta de la Pearl Lin G. C. S. Aufwertung der Regionalentwicklung in der Globalisierung von China: Ansammlung von Lokalkapital, landzentrierte Politiken und Reproduktion von Raum, Regional Studies. Die Renaissance des Regionalismus nach dem Globalisierungsfieber hat die Aufmerksamkeit der Akademiker auf regional spezifisches relationales Kapital als Quelle einer dynamischen, innovativen und konkurrenzf01higen Regionalentwicklung gelenkt. Aus den aktuellen Studien geht jedoch hervor, dass extraregionale Verknüpfungen eine nicht weniger wichtige, wenn nicht sogar gr0208ere Rolle spielen als interne Beziehungen. In diesem Beitrag wird die anhaltende Debatte über Endogenismus und Exogenismus in der Studie der Regionalentwicklung kritisch bewertet. Ausgehend von theoretischen Einblicken der politischen Wirtschaft und der politischen 00kologie der Dritten Welt werden in diesem Artikel die Ursachen und Folgen der jüngsten Regionalentwicklung in der südchinesischen Provinz Guangdong analysiert. Regionalentwicklung69Politische Wirtschaft69Landnutzung69China69Perlflussdelta Lin G. C. S. Mejorar el desarrollo regional en la China globalizada: acumulación de capital local, políticas sobre el uso de terreno y reproducción del espacio, Regional Studies. El resurgimiento del regionalismo tras la fiebre de la globalización ha hecho modificar la atención académica hacia ventajas relacionales específicamente regionales como fuentes de desarrollo regional dinámico, innovador y competitivo. Sin embargo, en recientes estudios se ha demostrado que los vínculos extra-regionales han desempe09ado un papel no menos importante, o hasta mayor, que el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s. En este artículo se evalúa desde un punto de vista crítico el debate permanente sobre endogenismo y exogenismo en el estudio del desarrollo regional. Basándonos en perspectivas teóricas sobr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y la ecología política del Tercer Mundo, en este ensayo analizo las causas y consecuencias del reciente desarrollo regional en la provincia de Guangdong, al sur de China. Desarrollo regional69Economía política69Uso de terreno69China69Delta del río Pe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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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
试图概括改革开放２０ 年来中国城市化新的动力机制， 以及由此出现的与前３０ 年完全不同的城市化的新现象， 对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The urban 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
试图概括改革开放２０ 年来中国城市化新的动力机制， 以及由此出现的与前３０ 年完全不同的城市化的新现象， 对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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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
Study on compression level and ideal impetus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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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 .
本文在梳理以人为本城镇化理念和政策形成的基础上,对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进行深入探讨,认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基本内涵不仅体现在形式城镇化,即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质城镇化,即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包括人口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健康、绿色、可持续、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养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全覆盖、稳定的就业岗位和体面的居住。传统以GDP为核心的城镇化思路忽略实质城镇化而片面追求形式城镇化,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实质城镇化为重点和关键,其政策框架是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人的素质为基石,以人的就业为关键,以人的保障为支撑,以人的居住为重点。
Basic connotation, main indicators, and policies framework of the human-oriented urbanization .
本文在梳理以人为本城镇化理念和政策形成的基础上,对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进行深入探讨,认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基本内涵不仅体现在形式城镇化,即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质城镇化,即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包括人口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健康、绿色、可持续、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养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全覆盖、稳定的就业岗位和体面的居住。传统以GDP为核心的城镇化思路忽略实质城镇化而片面追求形式城镇化,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实质城镇化为重点和关键,其政策框架是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人的素质为基石,以人的就业为关键,以人的保障为支撑,以人的居住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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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 收益预测及分担机制研究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613.2015.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利用第六次广东省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的现状及空间分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人力资本的成本-收益理论,建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收益计算模型,总成本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成本、城市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社会保障成本、成人教育培训成本、义务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总收益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以及对企业利润的贡献.总体上,各市市民化成本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市民化收益的地区差异性相比市民化成本较小全省市民化成本-收益达到平衡所需要的年限为5.5年.最后,文章初步探讨了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机制,并针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提出了加强市民化的分区分类策略.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citizenization of Guangd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its sharing mechanism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613.2015.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利用第六次广东省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的现状及空间分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人力资本的成本-收益理论,建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收益计算模型,总成本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成本、城市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社会保障成本、成人教育培训成本、义务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总收益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以及对企业利润的贡献.总体上,各市市民化成本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市民化收益的地区差异性相比市民化成本较小全省市民化成本-收益达到平衡所需要的年限为5.5年.最后,文章初步探讨了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机制,并针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提出了加强市民化的分区分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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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视角下的城市化品质提升路径思考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0.08.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乡一体化是容纳城乡差异的一体化,是共同实现生活美好感的一体化,城乡互哺是城市化品质提升的重要路径,只有建设更好的城市、提供更好的生活,才能通过更好的城乡关系提升城市化的品质;融合传统东方重礼秩序和现代西方重理秩序的公民文明建设是获得生活美好感的重要路径,在此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创新将是人类社会伴随技术进步而可持续地获得城市化品质提升的必由之路。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i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0.08.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乡一体化是容纳城乡差异的一体化,是共同实现生活美好感的一体化,城乡互哺是城市化品质提升的重要路径,只有建设更好的城市、提供更好的生活,才能通过更好的城乡关系提升城市化的品质;融合传统东方重礼秩序和现代西方重理秩序的公民文明建设是获得生活美好感的重要路径,在此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创新将是人类社会伴随技术进步而可持续地获得城市化品质提升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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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7011 [本文引用: 1] 摘要
总结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规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与机制.运用熵权法测算人居环境质量,以辽宁省14市为例,研究2005-2014年其人居环境的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系统属性以及驱动机理.结果显示:①时间分异特征.辽宁省10年间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现为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离散程度特征;辽宁省人居环境大致分为以沈阳和大连为主的人居环境核心区,以盘锦和鞍山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过渡区,以及阜新和朝阳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起步区.②空间分异特征.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呈现出“屋脊”式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部向两侧逐步递减的空间结构特征,在中部“屋脊”的南北两侧呈现出大连和沈阳两个高点;而且呈现出“双核”“三元”式空间分异.③系统分异.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有明显的系统分异;系统时间分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系统区域分异,支撑系统、社会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为明显,居住系统、人口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小,环境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最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与需求侧要素以及人居环境的主体“人”是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系统分异的形成机理.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Liaoning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7011 [本文引用: 1] 摘要
总结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规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与机制.运用熵权法测算人居环境质量,以辽宁省14市为例,研究2005-2014年其人居环境的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系统属性以及驱动机理.结果显示:①时间分异特征.辽宁省10年间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现为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离散程度特征;辽宁省人居环境大致分为以沈阳和大连为主的人居环境核心区,以盘锦和鞍山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过渡区,以及阜新和朝阳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起步区.②空间分异特征.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呈现出“屋脊”式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部向两侧逐步递减的空间结构特征,在中部“屋脊”的南北两侧呈现出大连和沈阳两个高点;而且呈现出“双核”“三元”式空间分异.③系统分异.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有明显的系统分异;系统时间分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系统区域分异,支撑系统、社会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为明显,居住系统、人口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小,环境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最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与需求侧要素以及人居环境的主体“人”是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系统分异的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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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西方城市研究的“城市化”转向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61213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进入新世纪，随着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国内学界对于城市化问题普遍予以热切关注。无独有偶，当代西方城市研究正在出现“城市化”转向，对于全球尺度的“城市社会”的到来予以热切关注，对建立在工业时代经验基础上的城市理论展开反思，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研究转向：尺度转向、比较转向、后殖民主义转向，出现了全域城市化、比较城市化、地方城市化、世界的城市等新概念或新理论。本文对这一新进展进行介绍和评述，并结合当前中国的城市研究进行分析，以此推动本土研究发展，拓展国际视野。
Tu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urban studies in the earlier 21 century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61213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进入新世纪，随着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国内学界对于城市化问题普遍予以热切关注。无独有偶，当代西方城市研究正在出现“城市化”转向，对于全球尺度的“城市社会”的到来予以热切关注，对建立在工业时代经验基础上的城市理论展开反思，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研究转向：尺度转向、比较转向、后殖民主义转向，出现了全域城市化、比较城市化、地方城市化、世界的城市等新概念或新理论。本文对这一新进展进行介绍和评述，并结合当前中国的城市研究进行分析，以此推动本土研究发展，拓展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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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7.01.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其发展和演变对中国城市发展、中国沿海经济乃至亚太地区的发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均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与挑战。重点论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Prospect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Delt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7.01.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其发展和演变对中国城市发展、中国沿海经济乃至亚太地区的发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均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与挑战。重点论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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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时空演化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1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2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3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ince the 1990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1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2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3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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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战略的思考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3.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面临新的挑战,珠三角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现状,将其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under the current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3.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面临新的挑战,珠三角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现状,将其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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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及机制 .
区域协同能发挥初始禀赋与比较优势,实现发展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文章以协同学为基础并参考相关研究,将区域协同发展分为孤立、扩散、共生和融合4个阶段,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通过梳理其协同发展进程,从经济、城乡、交通、政策与规划5个方面分析了现阶段(共生阶段)的协同发展特征,剖析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由此提出下一阶段(融合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下一步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A study on synergic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
区域协同能发挥初始禀赋与比较优势,实现发展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文章以协同学为基础并参考相关研究,将区域协同发展分为孤立、扩散、共生和融合4个阶段,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通过梳理其协同发展进程,从经济、城乡、交通、政策与规划5个方面分析了现阶段(共生阶段)的协同发展特征,剖析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由此提出下一阶段(融合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下一步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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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域单元1995―2015年21年经济数据为基础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借助标准差、变异系数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式快速增长,经济指数港澳总体上一直是湾区内最高值,广深增加速度较快;2)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总体上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3)经济空间格局由港澳两极中心变化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极中心,呈现出沿内湾倒"U"型分布趋势;4)外部环境、区位特征、区域发展政策等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域单元1995―2015年21年经济数据为基础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借助标准差、变异系数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式快速增长,经济指数港澳总体上一直是湾区内最高值,广深增加速度较快;2)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总体上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3)经济空间格局由港澳两极中心变化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极中心,呈现出沿内湾倒"U"型分布趋势;4)外部环境、区位特征、区域发展政策等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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