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进程的影响——一个方法论探讨
The effect of internal migration on regional aging: A decomposition method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1-11-8 接受日期: 2022-03-25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1-11-8 Accepted: 2022-03-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刘涛(1987-),男,安徽宿州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和城乡规划。E-mail:
持续活跃的迁移流动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也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结构的关键因素。为量化估计人口流动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方法论框架,将人口流动的作用分解为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并从地级尺度分析中国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进程的作用,解读其空间规律和内在机制。总体而言,人口流动导致多数地区老龄化加深,仅有少数地区的老龄化得到缓解;人口流入对老龄化的降低作用和流出的提升作用并非绝对。人口流动的老龄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和聚散特征:“胡焕庸线”是重要分界,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内陆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多数地区降低作用突出,人口大量流出的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提升作用明显。规模效应在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及其空间格局的影响中发挥主导作用;按流入、流出分解后,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得以体现。规模和结构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化的作用模式。最后开展了类型分析,并探讨了各类型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的特征和未来趋势。
关键词:
The continuously growing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has not only profoundly changed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but also become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regional variation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which the significantly varying level of aging is a typical case. In order to quantitatively estimate the region-specific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this study developed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o decompose the contribution of migration to regional aging into scale effect and age structural effect. The effects of in- and out-migration could be examined sepa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by using this method.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with focuses on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 separate and overall effect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revealed that migr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aging process in most prefectures whereas alleviated it in a few regions. The reducing effect of population inflow and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outflow on aging were not necessary as commonly expect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markable regional variation was found in the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The well-known Hu Huanyong Line was a distinct divide of the aging effect due to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eography of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The aging process was slowed down greatly by massive in-migration in coastal mega-regions, inland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other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as well as most western prefectures. In contrast, the process was accelerated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Huaihe River Basin with large-scale out-migration. The overall effect was contributed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were shaped jointly by the scale effect and structural effect with the dominance of the former. Significance of the latter emerged as the effects of in- and out-migration were evaluated separately. Moreover, the two effects manifested diverse importance and modes in different areas. Finally, a typolog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most typical features, mechanisms, and future trends of aging in various regions across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These empirical studies and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is novel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he limitation of this decomposition method and the future study to improve it was discussed in the end.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刘涛, 张家瑞, 曹广忠.
LIU Tao, ZHANG Jiarui, CAO Guangzhong.
1 引言
近20年,中国老龄化趋势逐步显现、程度不断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全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1.9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5%;《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相关研究均预计,未来十年的老龄化速度将明显加快,成为劳动力供给、经济社会活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主要压力来源[1,2]。因应趋势和压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也是城乡服务供给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3]。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各地人口转型不可避免的结果[4];然而,在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人口流动迁移持续活跃的背景下,中国老龄化的水平和进程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地老龄化的结构性成因并不相同、应对老龄化的能力差异明显[5]。七普数据显示,辽宁省的老龄化水平已高达17.42%,而西藏自治区65岁及以上老人仅占总人口的5.67%,前者是后者的3倍以上。因此,实施国家人口均衡发展战略和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空间异质性不容忽视,区域视角必不可少。
人口迁移流动对中国的区域老龄化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各类地域要素影响老龄化的途径。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口系统内在演化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各地人口的生育死亡过程、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塑造了人口系统的内在演化路径,直接改变了各地的人口年龄构成,进而形成区域老龄化进程的差异性特征[6]。人口流动作为影响老龄化的重要动因,其选择性直接带来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尤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的人口流动模式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化空间格局[7]。具体而言,西方国家的老龄化现象多出现于经济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相应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老龄化程度也越高[8]。而中国的老龄化与快速城镇化进程叠加,出现在社会重构和转型阶段[9],人口流动迁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龄化自西向东渐次上升的宏观格局,削弱了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一致性,二者的空间关系更为复杂多样[10,11]。
近年来,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一些研究定性地讨论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作用,认为其具有“削峰填谷”功能,弱化了区域差异[18],甚至形成了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特点[19]。相关的定量研究则主要体现在解释老龄化的回归模型中,将迁移率作为老龄化的解释变量之一,考察区域人口流入流出的老龄化效应[20⇓⇓-23],认为流出率和流入率的作用强度存在一定差异。这些研究提出并普遍认同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人口流动会对区域老龄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全国老龄化的空间格局。但在区域老龄化水平的解释模型中加入人口流动变量,也只能证实影响的存在性和方向性,而对这些影响的类型、程度及空间差异仍很难做出较为精准的量化估计。为数不多的研究在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程度和空间差异方面做了一些精细化的探索。在影响程度方面,有研究利用老龄化过程分解的方法,或通过估算年龄别人口流动率,计算了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量化影响[24⇓-26]。在空间差异方面,已有研究在多个空间尺度探索分析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作用的地区间差异,这种差异在地域间[6]、城市群间[27]、不同省份之间[28]乃至省内不同县域之间[29]均得到体现。此类研究虽然评估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量化影响,并从多尺度探讨这种影响的空间差异,但这些分析较少涉及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的作用机制,这导致相关的量化评估仅能回答影响程度问题,而不能解决影响机制问题。此类方法的进一步探索将有助于系统准确地认知人口流动的老龄化效应及其机制,以及相关政策的选择和优化。
实际上,通过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可发现,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两种主要机制,即年龄选择性和空间偏好性(图1)。年龄选择性指流动的发生率并非均衡分布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青壮年人口流动率较高[30],且流动率会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因此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比流入地和流出地都更为年轻[25,31]。年龄选择性的存在使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老龄化均会产生年龄结构效应,即青壮年为主体的人口流动会同时改变两地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改变其老龄化程度[32]。空间偏好性指人口有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向生态环境优越地区流动的空间偏好特征[20,33]。空间偏好性的存在使人口流动的方向性明显、主要流向的流动规模较大,进而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老龄化均会产生规模效应,即流动会显著改变人口主要流出区、流入区各年龄群体的人口规模,进而影响老龄化进程。在年龄选择性和空间偏好性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发达、自然条件优越地区是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流动一般会减缓其老龄化进程;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则成为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其老龄化常因流动而加重[18]。要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影响的过程和机理,就难以避免地首先需要分离两种效应,识别各地流入流出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特定的年龄结构两种因素的影响。然而,现有文献仍缺乏对二者的系统分析和量化探索,限制了解释性研究的深化。
图1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人口流动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或滞缓了区域老龄化进程?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有何差异及规律性?以中青年为主的人口流入和流出是否必然意味着老龄化的减轻或加剧?空间偏好性带来的人口流入流出规模效应和年龄选择性带来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如何共同作用,促成了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的系统性影响?为此本文开展兼顾量化和解释性的方法论探索:首先尝试构建一个标准化、可推广、可拓展的人口流动老龄化效应估算方法,量化人口流动对各地老龄化进程的影响;进一步地,将总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并针对流入和流出两种并行的现象分别做此分解,据此探究人口流动老龄化效应的形成机制,解读空间差异背后的成因。本文的实证研究使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地级尺度、存量视角,计算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整体作用,并从流入和流出、规模和结构效应两个角度进行分解,分析人口流动老龄化效应的全局性特征和空间格局,讨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的内在机理,并根据作用特征和影响机制的共性与差异开展区域类型分析。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中国341个地级行政单元(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及海南省三沙市),其中直辖市各自视为一个单元,各省直辖的县级行政区按省合并后视为一个单元(共5个)。研究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该抽样调查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采用了分层、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具有地级代表性。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除人口普查之外最能有效反映全国各地人口的结构性特征的数据,各地级单元的数据包含了户籍人口、流入流出人口、常住人口的规模和年龄结构等,能有效支撑静态视角下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影响的实证分析。这里的人口流动不包含跨国及(地级)市内流动。
2.2 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的影响
老龄化率是分析老龄化程度的常见指标,本文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征。研究从静态的存量角度出发,通过截面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现状水平和空间格局的作用。人口流动可以视为从户籍地流出,并向常住地流入的过程。因此可将户籍人口老龄化率视为流动前的基线水平,经历流动(包括流出和流入)后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则为预后水平。将户籍人口老龄化率和常住人口老龄化率分别定义为
该测算方法与以往的系列研究相一致,在理论和现实中都具有合理性,且与相关研究结果可比[34⇓-36]。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的人口流动概念体系具有特殊性,人户分离状态是界定人口流动群体和行为的核心,这种静态存量的概念界定方式成为人口迁移流动统计数据、相关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在人口流动和老龄化议题之下,静态的存量视角对于公共服务的配给具有重要意义,人口无论何时流动,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都是一致的,存量的流动人口、老龄人口均是不可忽略的政策对象。但同样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缺乏户籍迁移规模及年龄结构的数据,公式(1)并未考虑户籍迁移的影响。近年中国大力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户籍城镇化进程加快,户籍迁移一定程度减少了流动人口数量[37]。然而,各地户籍迁移规模和人口流动规模高度相关,且相比人口流动总量,户籍迁移的规模仍相对有限[38];更重要的是,尽管户籍迁移会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老龄化水平产生影响,但从公共服务供给角度而言,流动人口落户后就可享受流入地的全部政策福利,该群体并不是政策意义上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主要关注对象。故而,对户籍迁移的忽视并不会严重影响方法的合理性和政策意义;当户籍迁移相关数据可得时,也可做相应的补充和拓展。
2.3 影响的分解
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的影响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解,进而探讨其作用的路径和机制(图2)。一方面,人口流动会改变各地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进一步影响地区老龄化进程,据此可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另一方面,任何地区都同时存在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二者都会影响地区老龄化进程,据此可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分解为流入效应和流出效应。具体操作过程中,首先进行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分解,而后对流入和流出分别做此分解。由于两个角度的分解相互独立,互不交叉,因此分解过程无余值。
图2
2.3.1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
人口流动会改变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进而影响地区老龄化进程,据此可进一步对
式中:
从公式(3)可以看出,流动对老龄化的作用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2.3.2 流入和流出
每个迁移流都伴随一个反向迁移过程[39],对任何区域来说,流入和流出均同时存在,故可以进一步从流入、流出角度对
式中:
公式(7)左半部分反映人口流入的老龄化效应,表示为
根据公式(10),人口流动的老龄化效应可以分解为流入效应、流出效应两个组分,二者之间是加和关系。据公式(8)和公式(9),人口流入(流出)对区域老龄化水平的影响同样是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二者之间为乘积关系。
3 人口流动的区域老龄化效应
3.1 人口流入流出的全局效应
人口流动降低了少数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其代价为更多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图3展示了人口流动、流入和流出对老龄化水平影响的整体分布。可以看出,人口流动对老龄化整体表现为提升作用,平均每地区提升0.22个百分点。全国70.7%的地区老龄化程度因人口流动而加深,平均提升0.88个百分点;相应地,29.3%的地区老龄化程度因此而减轻,平均降低1.39个百分点,其中降低效应最明显的地区主要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高于5个百分点的分别为东莞、上海、苏州和中山。
图3
图3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影响的核密度分布
Fig. 3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人口流入并非总是降低老龄化水平,人口流出也不必然提升老龄化水平。在绝大多数地区,人口流入对老龄化水平起到降低作用(地区占比95.9%),而人口流出起提升作用(地区占比98.2%),这反映出人口流动的年龄选择性[31]。然而,也有一些地区人口流入、流出对老龄化作用的方向性与上述一般认知相反,即人口流入提升老龄化水平,人口流出降低老龄化水平。此类情况的出现与老年人口流动关系密切,如新乡、鹤壁、枣庄等地流入人口的老龄化水平高达20%左右,而户籍人口仅不到10%,故人口流入提升老龄化率;而玉树,海西等地的流出人口老龄化水平比户籍人口高超过5个百分点,故人口流出降低老龄化率。
3.2 流动效应的空间格局
人口流动老龄化效应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分异和空间聚散特征(图4)。首先,“胡焕庸线”是人口流动老龄化效应的重要分界。“胡焕庸线”东南以提升效应为主,尤以省会周边及省际边缘区的效应最为显著;降低效应地区在其间零星分布,其中省会及东部沿海城市群最为突出。“胡焕庸线”西北的提升、降低效应地区数量接近且连片分布,提升效应区已部分突破“胡焕庸线”向河西走廊等地延伸,同时在西部边疆连片分布。
图4
图4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影响的空间格局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the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人口流动的老龄化效应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呈现明显的地带性分异(图5)。总体而言,仅东部地区体现为降低作用,其他地区均为提升作用,中部地区尤其明显。东部地区有很强的内部差异: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率影响的分布比较离散;虽然各地老龄化平均降低了0.61个百分点,但过半地区(53.9%)老龄化有所提升,这是青壮年流动人口在少数地区大规模集中的结果。中部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口流动均对老龄化起到了提升作用(平均0.87个百分点),内部差异不大;少数降低作用地区主要为省会城市。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动均导致各地老龄化率平均提升约0.3个百分点;但东北地区分布更为集中、西部地区则较分散。
图5
图5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影响的地带性分异(核密度)
Fig. 5
Regional variation of the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kernel density)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具有明显降低作用的地区主要为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内陆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及西部非边疆地区。东部沿海城市群中(表1),长三角城市群降低效应区连绵化分布,以沪宁杭三地为核心向南扩展;珠三角城市群降低效应最为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双极化特征;海峡西岸、山东半岛和辽中南城市群沿海地区降低效应明显。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口流动的降低作用较强(平均1.39个百分点)。人口流动的老龄化效应表现出了城市群/都市区中心-外围关系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特征[41]。从长三角、珠三角到东部沿海其余城市群,再到省会地区,中心城市对周边的带动效应逐渐减弱。在成都、武汉、西安等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吸引人口的扩散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促使其外围的德阳、咸宁、咸阳等地流入效应抵消了流出效应,人口流动的总体效应并不突出。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降低效应在西部非边疆地区也有明显体现。
表1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影响的差异性特征
Tab. 1
行政单 元数量 | 平均每地区(百分点) | ||||
---|---|---|---|---|---|
流动效应 | 流入效应 | 流出效应 | |||
全国 | 341 | 0.22 | -0.71 | 0.93 | |
东部沿海 城市群 | 长三角 | 16 | -2.43 | -3.29 | 0.86 |
珠三角 | 9 | -3.06 | -3.50 | 0.45 | |
京津冀 | 13 | -0.32 | -0.77 | 0.46 | |
辽中南 | 9 | -0.03 | -0.50 | 0.47 | |
山东半岛 | 8 | -0.47 | -1.14 | 0.67 | |
海峡西岸 | 5 | -0.85 | -1.47 | 0.63 | |
分行政 等级 | 直辖市 | 4 | -3.03 | -3.56 | 0.54 |
省会城市 | 27 | -1.39 | -1.86 | 0.47 | |
其他地级市 | 310 | 0.40 | -0.57 | 0.97 |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具有明显提升效应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人口大量外流的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在这一广阔区域,人口流动对老龄化提升效应的高值地区连绵化分布。这些地方受到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及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双重吸引,大量以外出务工为目的的劳动年龄人口外流[42],而自身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十分有限,因此流出作用占据主导,老龄化明显提升。
4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分解
4.1 主导效应识别
在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影响的两种效应中,规模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按人口流入和流出分解之后,规模效应仍发挥主导作用,结构效应也有一定解释力。净流入率
图6
图6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流动对老龄化作用间的关系
注:格子代表两种效应十分位点间各城市流动对老龄化作用的平均值。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scale effect, structural effect, and the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人口流动的空间偏好性和年龄选择性能够解释流入、流出和净流动等不同情境下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差异化作用。规模效应在三种情境下均起到重要作用,这主要因为在人口流动的空间偏好性影响下,迁移率地域差异明显,同时受到人口流动年龄选择性的影响,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及其与流入地、流出地的差异性在地区之间较为相似。在按人口流入、流出分解后结构效应存在一定解释力,这主要由于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流出地年龄结构的相对高低决定了人口流入、流出影响老龄化作用的方向性。
4.2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空间差异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是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两种效应的空间分布(图7)共同决定了人口流动作用的空间格局。虽然整体上看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由规模效应主导,而人口流入、流出的影响在规模效应主导的同时结构效应也发挥一定作用,但表现在空间上,不同地区的两种效应存在差异化的作用,有些为规模效应主导,有些为结构效应主导,有些则二者共同作用。
图7
图7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空间格局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7
Spatial pattern of the scale effect and structural effect
人口流动显著降低老龄化的地区多为规模效应主导,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岛城市群以及部分内陆省会结构效应作用同样明显。东部沿海城市群中,辽中南、珠三角、海峡西岸城市群均为规模效应主导,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尤为突出:以务工经商为主要目的的人口大量流入形成了很强的规模效应,同时其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因而结构效应作用并不明显。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城市群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均发挥作用,尤其长三角城市群两种效应呈现出了圈层差异:在沪宁杭周边及浙北地区,规模和结构效应作用均十分明显;长三角外围地区规模效应减弱,结构效应增强,这些地方吸引人口流入优势不突出,同时自身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故结构效应发挥主导作用。内陆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多数为规模效应主导,少数为结构效应主导(如沈阳),部分为规模和结构效应共同作用(如武汉、西安、兰州、南昌等)。这里结构效应的作用成因存在差异:沈阳主要为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其余地区则主要由于流入人口偏年轻。西部非边疆地区多为规模效应主导,这由于其自身人口总量较小,加之“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下经济重心和资源向西部地区倾斜,西部就业机会增加从而人口流入规模相对较大[44]。
在人口流动明显提升老龄化的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规模效应作用明显,长江上游地区结构效应同样发挥突出作用。长江上游地区受到户籍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流出人口较年轻的双重影响,结构效应作用较强。当人口流出的规模效应相同时,此区域老龄化提升更明显,这也导致该地成为全国人口流动对老龄化提升作用最强的区域之一。
5 人口流动老龄化效应的类型分析
表2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影响的类型划分及标准
Tab. 2
类型 | 特征 | 数量 | 占比(%) | 界定标准(除特殊说明外,须同时满足) |
---|---|---|---|---|
大规模人口流入区 | 强人口流入作用、规模效应 ( | 61 | 17.89 | ① ③ |
年轻人口流入区 | 强人口流入作用、结构效应 ( | 33 | 9.68 | ① ③ |
大规模人口流出区 | 强人口流出作用、规模效应 ( | 152 | 44.57 | ① ③ |
年轻人口流出区 | 强人口流出作用、结构效应 ( | 76 | 22.29 | ① ③ |
其他地区 | 人口净流入老龄化提升,或 人口净流出老龄化降低 | 19 | 5.57 | ① (两条件满足其一即可) |
图8
图8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作用的类型划分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8
Classification of the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大规模人口流入区的典型特征是人口净流入、流动人口规模大(流入率平均0.26,远高于年轻人口流入区的0.12)但年龄结构与本地户籍人口差异相对较小,人口流动对老龄化降低作用明显(图9)。此类型区包括三大城市群核心地区,武汉、成都等多数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及包头、酒泉、林芝等西部人口稀疏地区。三大城市群虽然长期以来具有广阔的人口腹地,吸引大规模人口流入[42],但伴随产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崛起和就业机会增加,其面临着人口回流风险[37,44,45],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降低作用可能有所减弱。内陆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公共服务相对健全、包容性强,在吸引省内或周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上有一定优势[46],同时在人口流动家庭化背景下这些地区也更可能吸引人口举家迁移[47],其人口流入规模效应的作用具有可持续性,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降低作用将得以保持。西部地区人口总量较少,虽然人口流入规模有限,但流入率较高;在区域均衡发展背景下,未来其政策优势将维持或强化,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降低作用有望持续。
图9
图9
各类型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
Fig. 9
Scale effect, structural effect and the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by regional type
年轻人口流入区虽然净流入人口规模不大,但由于流入人口以单独流动的年轻人为主,同时户籍人口相对老化,流入人口与户籍人口年龄结构差异明显(老龄化率平均相差10.2个百分点,高于上述大规模人口流入区的8.4个百分点),人口流动对老龄化有一定的降低作用(图9)。该类型区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部分省会的周边地区(如大庆、廊坊、嘉兴、江门)、少数偏远边疆地区(如西双版纳)。此类地区在吸引年轻流动人口上具有优势,其中山东半岛城市群、部分省会的周边地区均为新兴的人口流入区域,流动人口尚未老化,也未到老人随迁的家庭化流动后期阶段[48];而边疆地区商贸服务等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需求吸引了年轻人口流入[49]。在家庭化流动、流动人口中老年化趋势下[13],这种结构效应为老龄化带来的降低作用可能被弱化。
大规模人口流出区是典型的人口净流出地区,流出人口年龄结构与本地户籍人口有一定差距,同时人口流出规模较大(流出率平均0.15,高于年轻人口流出区的0.12),老龄化的提升作用相对明显(图9)。该类型地区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于城市群边缘、外围以及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周边,如清远,达州,黄冈,滁州等。这类地区多处于周边大城市的吸引范围内,受其虹吸作用强,而自身对人口吸引能力有限,人口大量流出导致老龄化率提高明显。紧邻城市群或省会的地区由于具备接受中心城市经济扩散、产业转移的优势条件,未来可能成为新兴的人口流入地区,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提升作用有望随之减轻;但对于距城市群或中心城市相对较远的外围地区,由于未来大城市和城市群将持续吸引人口[12],这些地方也将难以避免地面临人口持续外流问题,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提升作用可能保持或增强。
年轻人口流出区人口净流出规模相对不大,但由于流出人口较年轻,与本地户籍人口年龄结构差异较大(老龄化率平均相差8.6个百分点,高于上述大规模人口流出区的7.8个百分点),人口流动引起老龄化明显提升(图9)。该类地区主要分布于省际边缘区,如呼伦贝尔、延安、十堰、盐城、河池等。年轻人口流出区一般距离区域性中心城市较远,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有限,短期内人口外流趋势可能持续。年轻人口流出既直接加剧老龄化,又降低生育率,若此趋势延续可能导致地区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危机。
6 结论与讨论
人口流动是地区老龄化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构建了人口流动老龄化效应的估算方法,从人口流入和流出,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两个角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进行量化分解,并依此分析了中国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影响的全局特征、空间规律及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作用特征、机制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类型分析,探讨各类型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特征和未来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人口流动仅促使少数地区老龄化程度下降,其代价是多数地区老龄化加剧;人口流入并非总是降低老龄化水平,人口流出对老龄化也不必然起提升作用。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散特征:胡焕庸线是其重要分界,其东南侧以提升作用为主,西北侧提升、降低作用区连片分布;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地带性分异突出,仅东部地区整体体现为降低作用;人口流动降低老龄化作用明显地区主要为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内陆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西部非边疆地区;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具有明显提升作用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人口大量流出的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人口流动空间偏好性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年龄选择性带来的年龄结构效应是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的内在机制。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由规模效应主导;按人口流入、流出分解后,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同样得到体现。两种效应在空间中存在差异化的作用模式:规模效应在多数地区起主导作用,年龄结构效应在人口流动大幅降低老龄化的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岛城市群、部分内陆省会,以及人口流动明显提升老龄化的长江上游地区作用突出。
本研究构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进程的方法论,将其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这种分解优势在于能够精准量化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作用,并且有标准化、可比较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此方法对规模和结构双重效应的分解将有助于判断和解读未来全国老龄化空间格局重构的趋势性。一方面,流动人口中老年化[13],家庭化迁移[14]等趋势下,老年流动人口占比上升,这些都将引起人口流动年龄选择性的变化,削弱结构效应对老龄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流动迁移强度正在持续加剧[50],同时人口回流趋势不断强化[51,52],流动人口由在东部沿海地区高度集聚开始转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分散[37],这将带来规模效应对老龄化作用的变化,本方法对人口流入和流出影响的分解也有助于分析人口流动空间模式多元化背景下的老龄化效应。
本文对方法的探索仍是初步的,可从多个角度进行拓展性研究。首先,此方法只考虑静态的存量角度,而动态的增量角度是重要的拓展方向,即考察某时间段内的人口流动状况对该时间段始末两个时点间的老龄化程度变动的影响,这能够更好地控制户籍迁移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但本文的方法对户籍迁移的忽视也是相关数据缺乏背景下的选择,实际上,在要素集聚和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近年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户籍迁移规模不断增大[38,53],对中国城镇化格局形态和各地人口结构与需求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在未来相关数据可得时,纳入户籍迁移群体的分析将是对本文方法的重要拓展,也能够更为全面和精准地解释迁移流动对全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的重塑作用。其次,该方法仅考虑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直接影响,即通过改变流出地、流入地老年人口和总人口数量进而引起老龄化率的变动。然而,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也存在时间惯性,会通过改变流出地、流入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而改变老龄化进程[54,55],且老龄化也会带来迁移率和迁移模式的变化[56]。这种人口流动影响的长期性和循环因果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考虑。再次,本文对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分解虽然呈现了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的内在机制,但这些机制是在各地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下产生的。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也有其背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因素的驱动。因此从人口迁移流动角度认识和解决不同地区老龄化问题,未来还需进一步深入关注迁移流动背后的诸多深层次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此外,对于新近出现并被学界关注的回流、再流动等人口流动新模式,由于中国人口流动概念界定和调查方式的限制,这些新模式下流动群体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都难以获取,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形成了系统性限制,也导致本文的因素分解过程暂时无法纳入其影响。但人口的回流、再流动仍是值得未来相关研究密切关注和逐步深化的重要领域。最后,城乡之间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人口流动的方向、强度和模式上均存在巨大差别[19],即便人口流动在整体上减轻了某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其农村老龄化仍可能加剧。分城乡的拓展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进程的不同作用。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专家对文献述评、分解方法、可视化表达、行文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客观、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
Long-term trends projec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new era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diminishing in China?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during 1990-2015
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问题
快速人口老龄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人口发展大势上的体现,是中国当下和未来不可逆转的基本人口国情,决定了风险挑战的长期性和应对任务的艰巨性。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伟大构想在实践中日臻完善,夯实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口支撑。当前,在建党百年的关键节点,树立综合性和集成化的体系意识,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适应“十四五”时期深度老龄社会形态定局的重要基础,以及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要前提。具体而言,需要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夯实经济财富储备,增强政治治理能力,培育文化价值风尚,厚植社会民生沃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问题。
Dealing with the ageing society issues actively i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ystem
The general trend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characterised by rapid population ageing, which is one of the irreversible changes and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in current and future China, determining the long-term nature of the challenge and the arduousness of the task.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CPC's great concept on actively dealing with population ageing has improved in practice and consolidated the population support system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CPC,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system awarenes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actively deal with population ageing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adapting to the deep ageing societ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necessary preconditions for opening the new journey to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 holistic way.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economic wealth reserves, enhance politic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cultivate cultural values, ensure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ree centuries of fundamental change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
Governance choices in dealing with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影响机制
DOI:10.11821/dlxb202008002
[本文引用: 2]
利用2000年和2010年分县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变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之间的路径关系,探讨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包头至云南腾冲是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较为清晰的空间分界线,其东南部老龄化高值县区连片集中,低值县区夹杂其间;西北全域老龄化率普遍较低,仅在北缘横亘一条中值县区连绵带。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的影响机制。迁移率、预期寿命和生育率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内生因素,其中,预期寿命对县域人口老龄化有正向效应,迁移率和生育率则对县域人口老龄化有负向效应。社会经济、家庭状况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外生因素,对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收入增加、社会发展、居住条件改善以及环境舒适性提高等推高县域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提高则降低县域人口老龄化水平。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gional age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ince the 1970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ageing at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by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regional ageing is still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county-scale data in 2000 and 2010 censuses,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ageing i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Moreover,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r SEM) is developed to explore the path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variables. Consequently,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gional ageing process is thoroughly revealed.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line from Baotou City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o Tengcho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or BT Line) is a geographical demarcation of regional ageing disparities in China. Southeast of the BT Line witnesses contiguous areas of higher ageing counties which interspersed with lower ageing counties, whereas northwest of the BT Line is a continuous area of lower ageing counties with just one middle-level ageing belt located in the north margin. Secondly, the fitting results of SEM interpret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gional ageing disparities in China. Thirdly, life expectancy, fertility and migration are three endogenous factors of regional ageing process. Thereinto, life expectanc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while fertility and migr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n regional ageing. Lastl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as significant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regional ageing in China. In general, the income increase,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dition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would enhance regional ageing level, otherwis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would decrease regional ageing level.
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On 28 April 2011, China's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released its first report on the country's 2010 population census. The report states that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mainland China reached 1.3397 billion in 2010, with an annual averag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f 0.57% during the previous 10 years. The shar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ged 0 to 14 declined from 22.9% in 2000 to 16.6% in 2010, whereas the proportion aged 65 and above grew from 7.0% to 8.9%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is indicates that China's population is aging rapidly. The report also shows that China is urbanizing, with nearly half of the population--665.57 million people, or 49.7%--living in urban areas, an increase of 13 percentage points over the 2000 figure. Moreover, about 260 million Chinese people are living away from where they are formally registered, an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m (about 220 million) are rural migrants living and working in urban areas but without formal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China is at a demographic turning point: It is changing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into an urban one, from a young society to an old one, and from a society attached to the land to one that is very much on the move.
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
文章借助各省区人口老龄化的演变过程及其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关程度变化,来判别中国是否出现"未富先老"、"城乡倒置"或"人口红利"消失阻滞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差异化演变等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发现:(1)中国各省区的人口老龄化演变阶段差异很大,但基本没有出现"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发展,这既与经济转型、开放经济等有关,也符合全球人口老龄化演化的一般规律;(2)勾画中国各省区人口老龄化演变特征,可将其划分成四类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类型,其演变历程的地域推移与地域集聚现象十分明显。就目前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有明显相关性,经济发展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文章借助各省区人口老龄化的演变过程及其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关程度变化,来判别中国是否出现"未富先老"、"城乡倒置"或"人口红利"消失阻滞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差异化演变等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发现:(1)中国各省区的人口老龄化演变阶段差异很大,但基本没有出现"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发展,这既与经济转型、开放经济等有关,也符合全球人口老龄化演化的一般规律;(2)勾画中国各省区人口老龄化演变特征,可将其划分成四类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类型,其演变历程的地域推移与地域集聚现象十分明显。就目前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有明显相关性,经济发展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综述和研究框架构建
DOI:10.18306/dlkxjz.2015.12.001
[本文引用: 1]
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复杂,地理学与老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亟需从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思考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填补老龄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题,即:①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②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③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④老年人的空间行为;⑤养老服务的空间组织与规划,并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对老龄化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体系和理论方法建构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为从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提供一个研究框架。
A review and frame-work setting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ing in China
China is going through a very special era characterized by rapid population aging, abrupt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nd widespread restructuring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s. With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ging proces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integration of geographic research on aging with geront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is indispensable, and it is time to examine the direction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Based on an in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extracts five themes from existing geographic studies on aging in China, that i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social and spatial impacts of aging, interactions of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s,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elderly people, and spatial planning of senior services. Comments are made on existing studies along these lines respectively.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with regard to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policy needs, and research foci, key issues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ing in China are raised, including academic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s. Future research emphases are discussed,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China's aging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我国地区间“未富先老”现象研究
地区间“未富先老”现象,即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文章从此内涵出发,构造了地区间“未富先老”现象的测度指标,并量化描述了我国地区间“未富先老”现象; 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考察了此现象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发展趋势以及形成原因。结果显示: 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格局已经发生本质改变;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地区间“未富先老”现象的严重程度由“不严重”变为“严重”,并有向“极其严重”变化的趋势; 流动人口数量剧增、年龄选择性以及大量向发达地区集中是我国地区间“未富先老”现象日趋严重的原因。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China: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of“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in China is framed by the comparison in population ageing between less developed and more developed areas. Basing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phenomenon,this paper constructs measurement indexes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quantitativelyand analyzes the severity,trends and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while trends in population ag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across China are broadly consistent with regional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patial patterns of ageing have been changing. The inter-regional trend of“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The reasons why the phenomenon becomes increasingly serious are the dramatic growth in migrant population,which is highly age selective and concentrated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Difference analysis of regional population ageing from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 A case study in China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形势及其影响研究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impact
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
Migration transition in China
Familiz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2011 and 2015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surveys
China's changing internal migration: Toward a China variant of Zelinsky's transition thesis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DOI:10.11821/dlxb201504005
[本文引用: 2]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Uneven landscap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n urbanization
China has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urbaniz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urban population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rural areas, of which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driving forces, and multidimensional effects have been scrutinized and evaluated by voluminous empirical studies. However, the urba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has been reshaped by the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processes and the socioeconomic space has been restructured as a consequence. How ha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evolved against these backdrops? How has the evolution been driven by the interaction of state and market forces? What have been the contributi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to the urbanization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reg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 system? The latest national censuses conducted in 2000 and 2010 offer the opportunity to systematically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comes to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remained stable over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Three coastal mega-city regions, namel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ere major concentration areas. As the emergenc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other coastal mega-city regions, the coastal concentration are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ended to geographically united as a whole, wherea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within each region variegated significantly. (2) Floating population gradually moved into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other big cities in interior regions and its distribution center of gravity moved northward around 110 km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3) Compared with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intra-provincial migrants had higher intention and ability to permanently live in cities they worked in and thus might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coming decades. (4)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shaped jointly by the state and market forc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While the impacts of state forces have been surpassed by market forces in the country as a whole, they are still important in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5) The massive mobility of population contributed a large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of urbanization levels of both origin and destination regions and reshaped China's urban system in terms of its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198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特征
DOI:10.18306/dlkxjz.2017.11.006
[本文引用: 1]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network during 1985-2015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th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Migr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itie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matrix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1985-2015,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network and the role of each no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etwork density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experienced a slow decline in 1985-2000 and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2000-2015. The concentrated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from the northwest, southwest, and central regions to the eastern developed area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development. (2) The inward center potential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network rapidly increased in 1985-2005 and gradually declined in 2005-2015. It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important population moving areas were increasing gradually (such as Tianjin and Fujian), towards a "multi-polarization" development. The outward center potential was always at a low level and exhibited a trend of fluctuation. The inward center potential was clearly larger than the outward center potential. It indicates that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a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and the population emigration area is relatively dispersed. (3) The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network can be divided into 5 groups: Northeast-North China population linkage area, Central Plains-Yangtze River Delta population linkage area, Middle South-Pearl River Delta population linkage area, southwest population linkage area, and northwest population linkage area. Among them, the Central Plains-Yangtze River Delta population linkage area was the most closely linked between and within group; Middle South-Pearl River Delta population linkage area had the highest total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Northeast-North China population linkage area had a stronger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only strongly linked with the northwest region externally. (4)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alysis, the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net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as including eigh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Guangdong, Zhejiang, Beijing, Jiangsu, Shanghai, Tianjin, Fujian, and Xinjiang); population balanced areas including six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Hainan, Inner Mongolia, Tibet, Qinghai, Ningxia, and Liaoning), and population net emigration areas including 17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cluding Sichuan, Henan, and so on. (5) Based on the centrality analysis and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contributions of the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to population migration was very different. In the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network, a few core nodes had strong control over the total amount and path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bout 25-30% core provinces controlled 70-80%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path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ontrol power continued to rise. Among these provinces, Guangdong and Beijing had overall control significance. Jiangsu, Shaanxi, Sichuan, and Zhejiang were largely among the core control nodes. The role of Shanghai, Tianjin, Inner Mongolia, and Fujian as core areas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role of Henan, Hubei, Hebei, and Xinjiang as core areas had declined. The overall migration path of the country is northward.
对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的思考
Thoughts o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空间转移和规划应对: 基于人口流动的视角
Spatial transfer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of urban-rural aging population reversed in China: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287 cities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birth and death, migr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ag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especially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and low mortality in China. Drawing upon data from the fifth and six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of 28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its trends from 2000 to 2010 in China. We further examined how the large-scale internal migration was related to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the changes of aging by using multivariate quantitative models.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elder cities (i.e. proportion of individuals aged 65 and above to total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7%) increased from 50% to 90% in the total 287 cities within the decade. We also found that regional imbalances of population aging have changed since 2000 in China. The gap of aging level between East zone and the other three zones (i.e. West, Central, and North-east) has considerably narrowed down. In 2000, Eastern region had the greatest number (65) of and the largest proportion (74.7%) of elder cities among all four regions. By 2010, the proportion (87.4%) of elder c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Central (91.4%), Western (88.2%) and North-east sectors (91.2%). Results from multivariate quantitative models showed tha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ging appear to be affected much more by the large-scale internal migration with clear age selectivity and orientation preference than by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Population aging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in China, which will in turn exacerbate regional imbalances. Policies and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to face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divergent aging population may present in China.
县域尺度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
DOI:10.18306/dlkxjz.2016.08.001
[本文引用: 1]
2000年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新常态与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县域尺度出发,基于2000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应用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10年间中国2283个县域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模式多样,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以均质化、轴带特征为主;而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则呈现出核心—外围的分布特征。②2000-2010年间,人口老龄化均值从6.7%增至8.7%,表明中国县域全面进入老年型社会,步入老年型的县域多集中于内陆、东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10年间人口老龄化总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但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差异显著。③人口老龄化在“胡焕庸线”两侧、不同地域类型间、城乡间、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间、贫困与非贫困地区间存在差异,且差异变动的方向并不一致。④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因素为各区域往期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序列人口比重、人口流出的比例等。
Spatial pattern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unty scale
Population ageing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China has entered into the ageing society since 2000. Based on the county-scale data in the 2000 and 2010 censuses and using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geing.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Population ageing varies spatially. Population ageing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usually shows an even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ageing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China usually shows a center-periphery type of distribution and coastal-inland contrast. Second, the mean value of aged population proportion increased from 6.7% to 8.0% between 2000 and 2010. By 2010, China had become an aged society. The counties that had high percentage of aged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in the interior, the Northeast, and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regi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ageing is relatively stable,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ageing change. Third,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opulation ageing of China,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reas and the countryside,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nd other regions, and poverty-stricken region and non-poverty areas. But the direction of change is not consistent. Las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population ageing level of counties, mainly including population ageing of the year 2000,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natural conditions, emigration r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geing change.
中国老年人口分布的集疏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DOI:10.11821/dlxb201710003
[本文引用: 1]
中国已全面进入快速老龄化社会,研究老龄人口空间集疏格局及形成机制,不仅是开展老龄人口空间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面向老龄化社会城市更新问题的关键所在。选取地级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五普、六普老年人口数据,采用老龄化率、集聚度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分析2000年和2010年全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的集疏格局及空间关联。研究表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总体处于老龄化中期水平,城市间老龄化空间分异较大,老年人口密集区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稀疏区城市则均位于胡焕庸线以西,这与总人口分布状况基本一致;高密区城市基本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密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山东半岛、成渝和京津冀地区,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老年人口集聚区;城市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状况有所增强,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表现出以热点区为中心,逐渐向外围过渡的“中心—外围”结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城市化建设、人口环境等是导致老年人口集疏格局的关键形成因素。
The spatial pattern of ag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its generating mechanism in China
China has stepped into a rapid aging society. The 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patial research on aging population, but also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upgrading of aging society. This study selected administrative units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as subjects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association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ities in 2000 and 2010, based on data of the fifth and sixth censuses and the methods like aging population rate, aggregation degree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ities above prefecture level all over the county are generally in the middle stage of aging, agi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s greater among cities, cities in densely aging-populated areas are mainly located to the east of Hu Line, and cities in sparsely aging-populated areas are all found to the west of Hu Line, which coincide with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Most of the cities with high density are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cities with medium density are mostl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Central Plains, Shandong Peninsula,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which dominate the aging population areas. There is an obvious positive spatial association in aging population among cities, the spatial aggregation is further enhanced,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aging shows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with the hot-spots as the center and gradually spreading to the outskirts; natural environment, economic conditio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like ar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Spatial differences in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perspectives of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Migration, population ag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effect of migration on the mean age of population: An application of Preston's mean age of population improvement model
城镇化和乡城转移对未来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China's future rural and urban age structure
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
DOI:10.11821/dlxb201706005
[本文引用: 1]
老龄化和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综合应用地理探测器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清晰地刻画了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审视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7.32%,其中12个城市群的人口属于成年型,到2010年时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已上升为9.00%,除珠三角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外,其余18个城市群均步入了老年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升级与类型替变态势。② 老龄化高值、较高值区域不断向内陆城市群跃迁。③ 城市群老龄化的增量和增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老龄化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增量少、增速慢,而较低值、中值和较高值区增量多、增速快。总体上表现出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老龄化速度递减的态势。④ 在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表现出隆升—塌缩并存的现象。国家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从隆升结构向塌缩结构转变,城市群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降低;而地区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则从均质结构向隆升结构转变,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⑤ 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基期老龄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替变和人口流动性是主导性因素。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性抬升是城市群老龄化升级与类型替变的关键,低龄人口迁入到城市群对人口老龄化则起到“稀释作用”,城市群发育阶段不同引致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对老龄化则起到诱导作用。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ging and urbanization are two major population issues currently facing the world.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n advanced form of urbanization that encompass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ities within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area, and in which the process of aging differs from that in other regions. Based on county-specific data from population surveys in 2000 and 2010, we determined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of aging populations in 20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using geographical detector-based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s. We also examined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aging variability.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n 2000, older people accounted for 7.32%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demographic structure, with 12 of the 20 urban agglomerations defined as adult-type populations. In 2010, however, older people accounted for 9.00%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except for thos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Ningxia area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ll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entered the elderly population stage. Moreover, high-age and moderately high-age regions expanded towards inl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population aging increasing obviously and population type changing from adult to aging. In addition,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cremental 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older people and growth rates of the aging populations existed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Low-age and high-age regions had smaller increments and growth rates, whereas moderately low-age, mid-age, and moderately high-age regions had greater increments and growth rates, indicating a declining aging rate in the order of regional, national, and local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in each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ging showed the coexistence of uplift and collaps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ging within nat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 changed from an increasing to collapsing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aging in central China reduced. Conversely, reg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 changed from a homogeneous to an increasing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central region increased. Population aging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was the resul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ith changes in base period ag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fluidity being the predominant factors. Universal uplift of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wa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aging and population typ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Furthermore, low-ag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into urban agglomerations had a "diluting effect" on population aging, and aggregation and diffusion effects caused by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aging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中国人口老龄化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
DOI:10.11821/dlxb201910015
[本文引用: 1]
人口老龄化的度量包括数量(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比)和质量(人口预期寿命)两个方面。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和历年统计年鉴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Sullivan健康预期寿命测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刻画了1990-201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数量”与“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总体上,人口老龄化“数量”与“质量”的发展并不协调,存在空间差异性。② 从“数量”上,“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老龄化程度高于西北半壁,但增速变化存在阶段性特征。老龄化水平存在高值和低值集聚区。高值集聚区由沿海向内陆扩展,位于西北地区的老龄化低值集聚区则逐渐萎缩。③ 从“质量”上看,“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人口预期寿命优于西北半壁,东部沿海省市远高于其他地区。④ 老年人口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发展并不同步,存在性别差异与区域功能缺损扩张效应。相比中西部,东部地区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均占优势。⑤ 从形成机制来看,“数量”格局的形成受人口自然变动与机械变动共同作用,其中,出生率为主导因素;对于“质量”而言,自然环境差异、社会环境发展不协调等是影响预期寿命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发展与卫生医疗事业进步是寿命延长的主要推动力。
Pattern evolution and formative mechanism of ag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and annual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the paper characterizes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variation features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na's aging and its mechanism over the past 30 years or more by us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ullivan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measurement model, and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Overall,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ty" of aging is not coordinated with that of "quality", and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2) In terms of "quantity", the figure of aging in the southeast half of "Hu Huanyong Lin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west half, but the change of growth rate has a phased feature. There are high and low value agglomeration areas at the aging level. The high-value agglomeration area expands from the coastal area to the inland area, while the low-value agglomeration area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is gradually shrinking. (3) In terms of "quality", the figure of the southeast half of "Hu Huanyong Lin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northwest half, and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enjoy far higher figures than other regions. (4) In terms of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ed by life expectancy, the figure of the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re not synchronized, and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morbidity expansion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eastern region has higher life expectancy and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formation of the "quantity" pattern of aging is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and migrating population variations, with the birth rate being the major element. As for "quality", difference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vironment are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life expecta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progres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greater longevity.
1990—2010年福建省县域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DOI:10.11820/dlkxjz.2014.05.002
[本文引用: 1]
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研究,以福建省为例,分析1990-2010年间县域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导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人口老龄化的总体空间格局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集聚有所减弱。② 热点区(高度热点区)由沿海向内陆演进,属跃迁式突变;边缘区发展方向刚好相反,属收缩式渐变。③ 总变异中随机性因素增大,结构化分异减弱;区域空间差异愈发显著,主要体现在西北—东南方向上。④ 各类因素对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但在空间上按一定的方向产生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分化。总体而言,死亡率和每千人拥有病床数对人口老龄化贡献为正,出生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及迁入率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均GDP对人口老龄化既有推动也有抑制作用。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in population aging and driving mechanism at county level i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1990-2010
Currently, the studies on domestic population aging mostly focus on the demographic effects and social effects, where the present st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auses and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have been widely discussed from a non-spatial perspective. However, a growing number of studies shows that population aging also has significant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as important a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pec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scribe regional disparity of population aging process 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e., regional spatial heterogeneity. With this objective, we collected the census data of Fujian in 1990, 2000 and 2010 and various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of corresponding years from the Fujian Statistical Yearbook. A population aging geographical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se data and the sub-county level administrative map of Fujian Province using ArcGIS9.3.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methods as well as Moran's I, Getis-Ord <i>G</i><sub>i</sub><sup>*</sup>, function of variogram, and GWR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were applied to examine population aging disparity in Fujian since 1990, aiming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and the underlying dynamic mechanism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county level population aging distribution. The result provides further insight into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unty level population aging distribution of Fujian Province shows a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with a downward temporal trend. (2) The spatial structures of hotspot and cold spot distributions also have clear differences. The hotspots moved from the coastal area to inlan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hile the cold spots shift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presenting reversed gradients. (3) In the overall variation, the influence of random factors has increased and structural difference has de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regional spatial differences have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northwest-southeast direction was the primary contributor to the widening population aging regional disparity. (4) All factors that were considered affected population aging, but in different areas the direction and degree of influence varied considerably. In general, mortality rate and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per thousand peopl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pting population aging, while birth rate, schooling years per capita, and immigration rate have an inhibitory influence on population aging. Per capita GDP affected population aging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All in all,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county level population aging in Fujian Province has been extens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examined in this study from a spatial variability perspective. Admittedly, what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re far from complete, especially the population aging evaluation indexes—different evaluation indexes and variables may lead to some differences in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evaluation result.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indexes for evaluating population aging.
Migration in China: A cohort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past and future trends
Changing migration rates in England and Wales over a 40 year period: Is mobility declining?
乡村人口老龄化与乡村空间演进: 乡村微观空间视角下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探究
文章从乡村微观空间视角分析乡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进展及其影响。利用乡村层级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目前,全国有超过78%的乡村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乡村的深度老龄化和超级老龄化急速发展的现象非常突出。利用泰尔指数的测度结果显示:乡村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区域内部差异比其区域间差异更加突出,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地区的乡村老年人口分布呈现比较分散的状态。研究指出:老龄化、乡村老年人口分布与乡村发展是乡村人口老龄化空间作用机制的3个关键因素,伴随着乡村老年人口分布的演进和深度老龄化与超级老龄化的进展,应密切关注收缩型乡村的老龄化进程,关注深度老龄化和超级老龄化乡村的发展,前瞻性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乡空间经济冲击。
Rural ageing and rural spatial evolution: Spatial developments in ageing of rural China at township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micro-spa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the ageing of rural China and its possible impact. Based on the rural township data, it finds that more than 78% villages have become an ageing society. What is striking is that many villages are experiencing deep and even super ageing. Using the Theil Index, it shows that ageing of rural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a bigger intra-regional than inter-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general,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 population in most rural areas is more scattered. It argues that the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the degree of age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elder population, and the rural development are critical to the spatial effect of rural agei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elder popul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the villages, policy-mak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geing process of the shrinking vill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s with deep or super degree of ageing, in order to better plan and deal with the spatial-economic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rural ageing process.
Exploring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hina's migr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using census data of 2000 and 2010
人口流动对中国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floating on the region aging of China
乡城流动人口对大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分析: 以京、津、沪为例
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
流动人口不同归属情景下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形势
Provincial population aging situ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loating people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
DOI:10.18306/dlkxjz.2020.12.008
[本文引用: 3]
人口迁移流动形式是构成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中后期后,准确判断和把握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论文基于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考察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进程和特点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与挑战。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已发生转变,并突出表现为人口回流现象不断增多、省际和省内人口迁移流动此消彼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城—城流动显著增加,人口的城-城间流动将渐成常态化;流动人口户籍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其城乡两栖生计的重心向城镇转移;住房驱动下的流动人口就地、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等。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人口回流推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性不足;城—城流动向东部少数省市聚集的态势明显;以户籍城镇化主导的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面临多重障碍等问题与挑战。最后,从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构建、城市治理方式转变、中西部小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Changes in the for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China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sponses at the late-intermediate stage of urbanization
The for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constitutes a key ele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Since China has entered the late-intermediate stage of urbaniz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While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been generated and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China's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nd its determinants, an important inadequacy of relevant research are often focused on rural to urba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neglec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form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lat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m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nd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Report on Monitoring and Investig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nd relevant statistic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ocess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ms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China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arising therefro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China, and such changes mainly manifest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increase in return migration and short-distance migration; Second, inter-urban migration has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Thir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rural-urban transfer of their hukou has started to accelerate, and their rural-urban multiple livelihoods has increasingly shifted towards the urban end; Fourth, there has been a developing trend of urbanization driven by housing purchases in both migrants' places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d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m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cluding: First, there is a lack of sustainability in in situ urbanization promoted by return migration; Second, urban-urban migration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a few provinces of the eastern region; Third, there are still many obstacles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based on their hukou transfer.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level spatial system of urbaniz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mod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中国城市人口户籍迁移的估算及时空特征: 新型城镇化的落户政策导向
DOI:10.13249/j.cnki.sgs.2021.04.001
[本文引用: 2]
基于户籍人口自然与机械增长的分解,估算2011—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迁移人口,对比分析户籍迁移和人口流动的时空特征,评估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按规模等级引导城市落户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户籍迁移日趋活跃,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空间格局高度耦合;迁入热点区主要集中在沿海三大城市群,迁出地较为分散,以长江中游和东北地区迁出最多。特大城市对流动人口落户的吸引力最强,一线城市户籍迁移持续活跃,新兴二线城市的迁入规模快速提升;而即使普遍没有落户限制,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仍十分有限,户籍迁出趋势持续强化。
Estimat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a's Hukou migration under the strategy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is a process that involves not only floating to destinations but also settling down there by gaining local Hukou. The second step, in particular, has become the primary concern of the recent new-type urbanization. But, important as it is, our knowledge about this particular step is severely restricted due largely to data limitation, and this article tries to overcome the restriction. In the article, we first estimate the number of Hukou migration at the 277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not including Sanya, Danzhou, Haidong, Hulunbuir, Bayannur, Wuhu, Bengbu, Zhengzhou, Pingdingshan, Nanyang, Huangshi and cities of Xinjiang, Xizang, Hong Kong, Macau, Taiwan) between 2011 and 2017; We then compare its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with thos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ver the period, and we further evaluate the impac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on its patterns. Results show that Hukou migr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spatial patterns are highly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Popular destinations are primarily situated in the three coastal regions, whereas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origin is much less clustered, with the highest out-Hukou-migration being found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and Northeast China. Mega-cities are where the local Hukou is most pursed, first-tier cities maintain a persistent attraction for Hukou migration; and the emerging second-tier cities have seen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intake of this migration. Small and median-sized cities, by contrast, are very uncompetitive, despite that all the restrictions on Hukou transfer have been removed there. These cities have even seen an increasing out-migration of their Hukou-holders. The results revealed here are the basis on which our advice for policy makers are made. The advice is not simply on the issue of Hukou reforms, but also touches the topics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duced urban inequality. The results also highlight the exciting research prospect of both Hukou migr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a prospect that requires both creative imaginations and vigorous investigations of China’s prospect of both Hukou migr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a prospect that requires both creative imaginations and vigorous investigations of China’s migration.
The laws of migratio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规律的理论认知与地理学贡献
DOI:10.11821/dlxb201804005
[本文引用: 1]
城市群是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形成发育过程是一个各城市之间由竞争变为竞合的漫长自然过程,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已进入21世纪引领全球城市群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城市群研究与建设的经验模式正在被全球城市群建设所效仿和借鉴。本文从理论上梳理并提出了城市群形成发育遵循的自然规律,包括城市群形成发育的阶段性规律、城市群多尺度空间集约利用传导规律、城市群空间晶体结构组合规律、城市群自然生长的育树成林规律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梯度爬升规律。地理学家遵循这些发展规律,从学术理论、技术方法、决策支持和规划实践等方面为中国城市群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主要包括提出并科学界定了城市群概念,提出了城市群空间范围的识别标准,创建了城市群空间集约拓展与布局仿真决策支持技术链,研制了城市群空间集约拓展与布局仿真决策支持系统软件链,提出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组织的“5+9+6”新格局,研制出国内第一部《城市群规划技术规程》,编制完成了全国多数城市群发展规划,转化为国家决策的重要依据。未来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与研究中,地理学家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地理学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使命,应责无旁贷地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引用大数据、智能决策支持技术等新手段解决城市群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一如既往地为城市群发展吸纳众智、献计献策,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refers to a highly integrated city and town group. It comes into be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o the advanced stag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 long natural process, which is transformed from competition to cooperation. China is in a new stage of urbanization transition, and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leading the global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model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accepted by global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as reference. In this paper, the natural law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s proposed, including developmental gradual law, multi-scale transmission law of space intensive utilization, the combination law of spatial crystal structure, the natural growth of the breeding tree, and the gradient upgrade la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se laws, Chinese geographer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which focuses on academic theory, technical method, decision support and planning practice. We developed and scientifically defined the concep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first adopted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pace. We established the spatial intensive development and layout simulation decision support technology chain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ed related software chain. We laid out the new pattern of 5+9+6 i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formulated the first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technical regulation. We completed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most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future, geographers will play a growing role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agglomerations. We should combin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use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technology to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ause.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ese geographers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中国五大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及变动趋势
DOI:10.11821/dlxb202106002
[本文引用: 2]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Changing spatial patterns of internal migration to fiv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has presented a series of new characteristics recently. The secondary migration and spatial re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migrant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the future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s (UAs) have long been the major destination of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They are also appointed as the main form of future urbanization in the recently released national planning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Five major UAs were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including three coastal ones, namel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TH), and two inland ones, namely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MYR) and the Chengdu-Chongqing (CC) region. Based on data of the latest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five major UAs,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in-migran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of destination, origin, and distance of migration. The trends and urbanization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the destination and origin were then assessed by comparing the settlement and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s of migrants with different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oexistence of common and distinct features in these mega regions. Although the continuous attractiveness of central cities for migrants was observed in all regions, peripheral cities in the YRD and PR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as well, leading to a moderately dispersing trend in these two pioneering coastal UAs. Moreover, the concentration leve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igrants among cities were generally stable in the YRD and PRD but continuously adjusting in the BTH and two inland UAs. The fastest growth was found in inter-county migration within province and the slowest in intra-county migration. The coastal UAs were strongly preferred by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while the inland ones could only attract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 surrounding provinces. Despite this, significant distance attenuation was found in all of them. In terms of the origins of migrants, those from central provinces had flowed mainly to the YRD and PRD, whereas those from the northeast showed a high preference for the BTH region. We can anticipate the future 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from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migrants from and to different cities. From the destination view, the advantage in public services made central cities considerably more attractive than other cities. Hence, they are expected to be continuously faced with sever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public services. In the inland UAs, however, central cities and ordinary ones are able to share the pressure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From the original view, the high-quality and equally accessible public services are important for inland regions to attract return migrants, and providing high possibility for the return-migration-induced urbanization. However, the population loss in the northeast may become a long-term trend that can hardly be reversed in the visible future.
Moving down the urban hierarchy: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aused by age structure and Hukou system
Geograph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nter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1995 to 2015: Insights from the migration centerline
Return migration and Hukou registration constraints in Chinese cities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 基于省际、省内流动的对比分析
DOI:10.13249/j.cnki.sgs.2019.12.004
[本文引用: 1]
基于2000、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对比分析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城镇化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集聚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省际流动人口表现为“聚中有散”,即集聚程度较高,分散化迹象趋于明显;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则表现为“散中有聚”,其较为分散地分布省会、地级市等大中城市,在向前1%城市集聚。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择受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的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倾向于有更多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水平的省会级城市;省内跨县流动人口更看重就业机会,更偏向地级市,财政支出对其流入地选择影响更大。③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对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分别为4.24%,2.74%,前者推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优化,后者则强化着中西部大中城市“一城独大”的态势。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impact on urban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inter- and intra-provinci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00 and 2010 China Census countie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inter-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polarization pattern of the Inter- and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is weaken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bsorbed by the top 10 cities has declined. In the trend of agglomeration, the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showed ‘High concentration while showing signs of decentralization’, that is,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was higher, and the signs of decentralization became more obvious. The proportion of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absorbed by the former 1% cit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province is characterized by “Dispersion of distribution while developing toward agglomeration”. It is more scattered and distributed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uch as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is still gathering in 1% of cities. 2) The inter-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ffected by the dual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forces. The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municipalities with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higher wages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inflow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provinc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prefers to flow to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ontrast to the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urban public service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inflow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3) The “molecular effect” of the inter-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molecular effect” of urban population chang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to urbanization reached 4.24% and 2.74% respectively in 2010. In addition, the inter-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also greatly affected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urban system.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survey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依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资料,文章对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展现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流动性减弱、家庭化进程已完成第二阶段并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流向仍呈现向沿海地区集中但已展现出分散趋势、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等一系列明显特征;流动人口面临的失业增加、社会保障缺失、子女教育、社会融入等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问题。流动人口将扎根城市并大量存在,相关法规、政策和制度制定应该以此为基础,关注新生代和流动人口子女、重视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福利、加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Major challenges for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rends and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major challenges they are facing,on the basis of the latest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iz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rapidly,their mobility intensity is weakening,migration destinations are beginning to decentralize,majority of the migrants are moving with their spouses and more and more of them are taking their young children with them,the new – generation floaters whom were born after 1980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entir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floaters are fa- cing challenges such as unemployment,lack of social security,inequality in children ’s education,and bar- </br>riers in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he problem of new – generation floaters and floating children should be addressed adequately,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or migrants.
边境省区县域城镇化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变及机制分析: 以广西为例
DOI:10.13284/j.cnki.rddl.002925
[本文引用: 1]
基于中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以县域为尺度对边境省份广西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时空演变和动因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且与全国均值差距缩小的同时,边境省份大部分地区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空间上看,县域城镇化呈非均衡发展趋势,中心市辖区水平高、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但分布零散。开放较早的北部湾地区和毗邻发达省份广东的桂东、桂东南城镇化水平高于桂西、桂北地区。2)县域人口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效应,且2000―2010年其空间自相关程度集聚增强,但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县域尺度人口迁移的高值区与城镇化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同步,集中于桂东南及北部湾地区。3)对于兼有国界、海岸和省界等三类影响人口迁移的边界的广西而言,后两类边界较明显地“吸引”人口向其邻近地区活跃迁移与城镇化集聚,而国界目前对人口流动仍有一定的阻碍作用。4)从影响人口流入地选择的角度看迁移的空间格局与动因,服务业的发展正成为吸纳人口迁入的主要力量,自由贸易、商贸服务、沿边通道与口岸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重塑中国西南边境地理的主要动力。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in border province: A case study of Guangxi
Based on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data of China, econometrics method and the case of Guangxi on county sca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rate of border province has witnessed rapid growth and its gap with country’s average level becomes narrowed, but the rates in most of the counties are still below the national mea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mong counties shows a trend of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enter municipal districts, which have higher urbanization level and play diffusion role, is dispersal. Those are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earlier, such as the Beibu Gulf region, and the east and southeast of Guangxi adjacent to Guangdong, a developed province, have higher urbanization level than the west and north of Guangxi. 2)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t county level in border province shows a strong trend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degree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gglomeration increased from 2000 to 2010, but the spatial pattern remained stable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Migration flow and urbanization pattern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and their high value regions are both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astern Guangxi and the Beibu Gulf area. 3)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boundaries which influence the migration in Guangxi, i.e., national boundary, coast line and provincial border. The latter two types of boundar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attracting” immi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along with them, while the national boundary is still having some shield or barrier effects on people movement.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igration destination choosing, as for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igration, service industries are becoming the main forces absorbing population to move-in. Free trade arrangements, business service, and passages or ports construction along the borders and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reshaping border geography in Southwest of China.
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确认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幅度扩大;城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度不断增强;流动人口已成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城城流动人口规模大幅度提升;流动人口仍高度集中地流向东部地区;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最快;国际移民稳健增长。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确认。
Highly active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China get further confi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7th Population Census, the siz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further grown; the urban attraction to floating population keeps increas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the leading factor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urban to urban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expande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still highly concentrated to move to the eastern region; population who live in places other than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reas has strikingly increased;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has steadily grown. In summary, highly active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China get further confirmation.
Return migration and in situ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sending areas: Insights from a survey of seven provinces in China
Reurbanisation in my hometown? Effect of return migration on migrant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户口迁移与户籍人口城镇化
户口迁移是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并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对 2013 年全年户 口迁移业务的数据分析,系统考察中国人口的户口迁移现象以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研究结果显 示: 户籍制度改革无法惠及所有人群,需要利用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来弥补政策的不足; 三类大城市 城镇户口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并呈现出精英化倾向,大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方向应当在严格控 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向中低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有序、适当开放;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口对于高层 次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为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应该将一批有潜力的中小城市做大、做强; 提高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关键环节在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妥善安排,在此过程中要防止“半城镇化”现 象的出现。
Hukou relocation and registere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migration is defined to be move with hukou relocation,which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urbanization. Over the past two years,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rbanization progress of the registered residents. A new round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was launched in 2014. Based on the data of hukou registration transition in 2013,this study examin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regis- tered pop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 of hukou statu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w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in holding back household migration. Moreover,migration to big cities is pre- ferred by elites,while the medium-sized cities and small towns are lack of attraction for these peopl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population ageing process: A formal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oland
中国人口老龄化时空变化及成因探析: 基于县域尺度的考察
A study on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ageing and its factors in China: Based on county-scale examination
Aging and migration: Micro and macro evidence from China
Post-reform China has been experiencing two major demographic changes: an increasingly aging population and an extraordinary surge of rural-urban migrants. The question we ask is: are these two demographic changes related? If yes, then, how? The standard view in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 is that the older the migrant, the lower the likelihood of migr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simple theory of temporary migration for unskilled labor to fit the context of China. Motivated by our model, we then use both cross-sectional micro data and panel macro data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aging on migration. We find that shifts in China’s age distribution have generat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ountry’s migration patterns: migration will shift to closer provinces (probably switching from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to intra-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will concentrate to a few destination provinces.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