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9 , 38 (4): 971-987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660

Orginal Article

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

张圆刚12, 黄业坚3, 程静静2, 余向洋2, 陈希1

1. 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澳门 999078
2. 黄山学院旅游学院,黄山 245041
3.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The influ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deconstruction of stressors on enhancing urban residents'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ourism and leisure involvement

ZHANG Yuangang12, WONG IpKin Anthony3, CHENG Jingjing2, YU Xiangyang2, CHEN Xi1

1.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Management,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21, Anhui,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黄业坚(1973-),男,中国澳门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者行为、旅游经济。E-mail: anthonywip@gmail.com

收稿日期: 2018-07-2

修回日期:  2018-10-8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4-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40)安徽省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项目(AHLYZJ201604)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gxyq2017076,gxyqZD2017081)安徽省旅游人才培养示范基地重点项目(YYRCZD1702)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KJ2018ZD040)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8D23)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圆刚(1982-),男,安徽黄山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旅游经济。E-mail: 6349852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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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居民幸福感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往研究多是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探讨大尺度空间环境因素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合乡村旅游的角度探讨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目前还较少。运用SEM分析方法,探究处于多维压力之下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如何通过前往乡村进行旅游休闲活动提升幸福感,进行模型构建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压力源对调适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休闲参与不显著,但不同群体影响差异显著,压力调适对休闲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休闲参与对心流体验和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 心流体验对休闲效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④ 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休闲效益在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⑤ 旅游者不同背景变项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及幸福感等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关键词: 压力源 ; 休闲参与 ; 幸福感 ; 乡村旅游 ; 城市居民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large-scale space environment on urban residents' well-being by analyz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Few studie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urban residents'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SEM,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rural tourism and leisure involvement enhance well-being of urban residents who are under multidimensional stress. SEM shows that: (1) Stressor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djustment strategy, but not significant to leisure involvement. The impact on different groups is significant. Stress adju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leisure involvement. (2) Leisure involve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flow experience and well-being. Flow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wellbeing. (3) Flow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isure benefits, which the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well-being. (4) Flow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well-being. Leisure benefits have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flow experience and well-being. (5)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ress adjustment,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well-being among different tourist groups.

Keywords: stressor ; leisure involvement ; well-being ; rural tourism ; urban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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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圆刚, 黄业坚, 程静静, 余向洋, 陈希. 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J]. 地理研究, 2019, 38(4): 971-987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660

ZHANG Yuangang, WONG IpKin Anthony, CHENG Jingjing, YU Xiangyang, CHEN Xi. The influ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deconstruction of stressors on enhancing urban residents'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ourism and leisure involvemen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4): 971-987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660

1 引言

在中国,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率的不断增长,城镇人口规模已超过50%。然而高速发展的背后不仅并未带来人们幸福感的提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1,2],由于工作压力、住房压力、医疗保障等因素而引发的都市人群心理亚健康等问题接踵而来,引发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以往,学者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在众多相关幸福感的理论中,需求满足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幸福感主要来自于个人需求的满足,当需求被满足时,个体才会感到幸福,若是需求长期无法满足,则会导致不幸福感。Deci提出的自我决定论,同样在强调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幸福感[3,4]。乡村旅游依靠其质朴的空间环境氛围塑造一种独特的精神体验[5],这种由城市到乡村的空间变换,能够满足游客从快节奏、高压力的都市生活中脱离出来的目的,获得轻松愉悦的心理满足感[6],亦和本研究的出发点相一致。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暂时逃离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回归乡野宁静的心理需要,因此乡村旅游目的地已经是城市居民出游的重要选择,生活在城市的人们越来越向往自由的乡村田园生活,乡村文化体验已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出游动机[7,8,9]。然而,相比心理学和社会学而言,旅游领域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才注意到旅游、休闲活动具有促使人们身心放松的功效,可以提升主观幸福感[10]。地理学关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宏观环境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11,12,13,14,15,16],这些研究议题从区域不平衡的空间差异视角揭示了居民幸福的水平差异[1]。有学者认为那些生活在经济发展最发达的一线城市的居民并非拥有较高的幸福感[17],而通过改变体验空间的位置和范围的休闲游憩行为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的幸福感[18]。因此,从空间差异的逻辑视角尝试通过惯常环境的改变,即从城市前往乡村进行休闲放松是良好的提升幸福感途径。然而,在乡村旅游的研究中,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探讨乡村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对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19,20]。目前较少有学者从乡村旅游的角度揭示城市居民提升幸福感的影响机理,也较少有研究探讨是否处于不同压力条件下的各类城市旅游者细分群体在休闲参与方式和提升幸福感的效果等方面具有差异。

本文以在乡村地区进行旅游活动的城市居民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从休闲参与的角度,探讨城市居民在物资相对富裕但高压力的状态下,是否可以通过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获得幸福感?探索在何种机制作用下,通过乡村旅游休闲追求快乐,进而提升都市居民旅游者的幸福感?以及各类型城市居民旅游者因其压力源不同,是否对于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和幸福感存在差异?围绕这些问题,从城市居民的压力源入手,通过城市居民旅游者转变空间环境参与乡村旅游休闲的角度进行模型的构建,研究城市居民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过程。旨在为城市居民有效纾解压力和提升生活幸福感,以及为乡村旅游产业更好的满足不同压力源下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心理需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导,并以期为完善幸福感理论在乡村旅游领域的研究做一定理论贡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压力指个体对于外在环境与内在不平衡的知觉感受,当个体出现难以应付的情况时,会产生情绪和身体上的异常反应。学者曾针对压力提出不同的见解与理论,而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由Lazarus提出的三种压力模式,其中刺激及反应取向模式皆为阐述个体在环境中单向线性关系,而互动取向模式强调个体与环境的交互结果,当个体面临潜在压力源时,会主观评价是否产生压力[21]。随着压力的增加,将会逐渐产生生理困扰,进而影响到生活满意,而生活满意是反应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一项重要指标[22]

压力源是促发压力反应的重要因子,且具有累加性,当向个体提供满足其期望的机会时,属正向压力,反之则属于负向压力[23]。压力源主要有良性压力和非良性压力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压力源会导致不同的结果[24]。Sarason和Iwasaki分别将压力源具体细分为个人生活压力、人际问题、经济问题、工作问题、家庭问题及婚姻问题等方面[25,26]。本文根据学者提出相同的压力指标,采用个人压力、人际压力、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五个方面来衡量城市居民旅游者的压力源。

当人们遭遇压力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适当的调适行为来响应这个压力[26,27]。休闲可以舒缓并降低压力,是调适压力与维持健康的一种重要方式,故当压力提高时,人们会去寻求休闲调适策略[25,28],有效的调适可以维持正向的自我感受,产生幸福感[29]。Iwasaki在研究中提出个人休闲调适理念,同样认为休闲是压力调适的基本途径,且被视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参与休闲活动可提升正面情绪或减少负面情绪[30,31,32],反过来,压力程度的高低与压力调适的方式影响人们休闲的选择方式[31,33,34]。人们在压力较大时向往短暂的脱离惯常环境并回归自然,而乡村旅游则是都市人群通过追求健康养生与慢生活理念暂时脱离生活压力的集中体现[16],在乡野间的休闲活动可以达到放松心情的目的[6]。因此,乡村旅游被视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休闲参与方式。

依据上述,当个体面临压力时,经评价判定后采取调适需求方式会倾向休闲参与,压力高时个体趋向休闲参与的倾向度也较高,提出以下假设。

H1:压力源对压力调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压力源对休闲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压力调适对休闲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心流体验指个人完全沉浸于某项活动中,注意力集中,忽略与活动不相关的知觉,不关注其他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这种体验会给个体带来正向情绪,而使其愿意付出额外的代价。心流体验具有行动与意识相融合、注意力高度集中、丧失自我意识、控制感、清晰目标、准确反馈、内在目的性、时间扭曲体验、挑战-技能平衡九大特征[35,36,37]。本文所指的心流体验是指个体完全沉浸在休闲过程中产生的心理状态,忘记所有的压力,专注于休闲活动本身。

在旅游及休闲研究中,学者们根据心流体验理论,将旅游或休闲活动视为心流体验所产生的特定活动。人们出于缓解压力的目的决定前往某地从事特定旅游休闲活动,有了实质行动才会使个体达到心流体验[38]。另一方面,不论旅游者参与行为的特性有何差异,但休闲需求却具有一致性,已有学者验证了休闲参与可以有效提升幸福感。旅游者脱离惯常环境,在旅游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日常难以获得的闲适享受,获得享乐体验,调整自身情绪,加强人际交流,甚至提升思想境界,从而提升幸福感[14,39]

心流体验是一种情绪体验,会产生自我增强的机制,经历心流体验会产生正面情绪,幸福感将会增加,心流体验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即人们对某个活动的心流体验程度越高时,越容易产生幸福感[40,41,42,43],Rogatko等也证实心流体验是获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44,45,46]。以往关于心流体验的研究多集中于体育休闲方面[38],但事实上,旅游者在参与乡村旅游或任何类型的旅游休闲活动时只要达到忘我的沉浸状态,也都可以获得积极的情绪,从而提升其兴奋感、充实感、幸福感[47]。供给-需求契合度愈高的旅游者,其心流体验也愈高,所获得的幸福感也越高,在此过程中心流体验扮演中介效应的角色[48,49,50]

幸福感是个人对于生活认知、情绪与身心健康状态的主观经验感受,是评价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51,52]。已有学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就城市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认为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53],对于久居大都市的居民来说,需要适时通过旅游休闲改变惯常空间环境,激发愉悦情绪[8,9]。在旅游研究中,已有研究证明休闲活动或旅游活动,有助于提升旅游者幸福感,并尝试探讨旅游幸福感如何构成[40]。Cheng等认为幸福感可以划分为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两部分组成[39]。本研究中亦采用Cheng的建议,从生活满意、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三个方面对幸福感进行测量。旅游休闲作为城市居民获得幸福的途径之一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承认,由于旅游的本质属性之一即是寻求愉悦体验的经历[39],旅游者在旅游活动的过程中一般处于积极情绪状态,可以体验到与日常生活中不一样的幸福体验[54]。另外,受到Neal、Gilbert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以生活满意作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的影响[55,56],一些研究以生活满意或生活质量替代幸福感以城市居民为对象进行相关研究[57,58],同样证实了旅游者参与以旅游度假为主的休闲活动会满足其某些心理需求,因此激发旅游者的积极情绪或主动产生的消极情绪,进而对提高生活满意或生活质量产生显著作用[59,60,61]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休闲参与对心流体验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H5:休闲参与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H6: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7: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人们为了预防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寻求各种方式来进行压力调适。休闲对人的身心健康、纾解压力、社会关系建立等具有正面影响,是压力调适与健康保护的重要手段[62]。在社会快速变迁的年代,人们常借助适当的休闲活动来纾解压力,若能够在休闲过程中产生心流体验并获取休闲效益,将进一步增加幸福感[41,43,45]。谭家伦等学者提出,人们处于缓解日常压力的目的而产生乡村旅游这一休闲调适行为,可以获得正向调适结果,帮助旅游者维持心理健康[63]。由此看出休闲活动能帮助人们调节负面压力并产生正向的调适结果,增加幸福感,维持身心健康暂时获得解脱。这里面隐含两个条件,第一,旅游目的地能否达到休闲的目的;第二,休闲活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7,28,30]

休闲效益指个体在休闲过程中将环境、时间、活动和态度等融合,产生了生理、心理、社会、经济和环境上的影响,经个体价值和主观判断后产生的知觉效益,这种知觉效益包括生理、心理、社交、教育、放松及美学方面的效益[64]。学者研究休闲效益多使用此分类,但放松和美学效益会因不同研究对象而进行修正,认为休闲效益主要包含改善情境、维持情境需求以及获得心理满足,可概括为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65,66]。本文的休闲效益是指在个体在休闲过程中,帮助个体改善身心状态或满足个体需求,休闲效益功能偏重活动中或活动后的内心满足。休闲效益被学者广泛应用于探索个体参与休闲活动时所感受到的活动本身、外在环境及内在变化,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生理效益、心理效益及社交效益都被认为是有益于自身,皆可增强其幸福感[28,67,68]。余勇等通过对骑行旅游者的研究中发现,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并不直接等同于时间、金钱、精力的投入,而是在于休闲效益因素,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休闲效益能够有效地预测旅游者的幸福感[69]。心流体验产生时,这种体验会带给个体满足感,使其乐于继续从事此项活动,对休闲效益和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心流体验的感受愈强烈,参与活动的休闲效益越高,幸褔感愈强,同时心流体验经由休闲效益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果[70,71,72,73]。依据相关研究得出,休闲参与者心流体验会影响休闲效益,心流体验越高,获得的休闲效益越高,越容易获得幸福感,提出以下假设。

H8:心流体验对休闲效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9: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0:休闲效益在心流体验对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依据以上假设,构建压力源对幸福感影响机理的模型(图1)。

图1   概念模型图

Fig. 1   Conceptual model

2.2 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设计包含在乡村参与旅游的城市居民的基本信息、人口统计学特征和问卷主体量表。主体量表内容包含压力源、压力调适、休闲参与、休闲效益、心流体验和幸福感,同时结合国内外学者关于压力对幸福感影响过程的因素研究。压力源和压力调适的衡量项目来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中被广泛应用的经典量表,幸福感的衡量项目亦采用以往关于休闲行为对幸福感影响研究中被中西方学者大量使用的量表,休闲参与、休闲效益、心流体验三个变量均以成熟量表为基础,在以往学者研究个体通过休闲行为提升幸福感的基础上,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进行改进。各变量的衡量项目均采用Likert的5点尺度予以衡量,对应的量值为1~5(非常不同意为1,非常同意为5),反向题目则反向记分,依序给予5~1分数值标记。其中压力源的问项采用Sarason等研究改编,共计19个问项[25,33];压力调适的7个问项参考Iwasaki等设计的量表[27];休闲参与的5个问项参考Fritsch等设计的量表[34];心流体验的5个问项参考Novak等设计的量表[36,50];休闲效益的8个问项参考Bammel等的量表[65];幸福感是个人的整体满意的感知评价,包含存在的积极情感及消极情感的缺失,各维度的问项参考Cheng等改进的量表[39,73,74],共计13题。

2.3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的西递、宏村和徽州区的徽州文化旅游区为主,上述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良好,游客接待量庞大,具有较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由于探讨压力源的多重因素,所以调研对象界定为参与乡村旅游且已经工作的城市居民。调研小组于2017年8月9—19日、11月16—21日两个时间段在这些地区进行实地问卷发放。由于问卷主体内容包含压力调适、休闲效益和心流体验等游客在填答时不太容易理解语句含义,调研小组成员在游客填答问卷时需详细解释问卷的内容,确保游客充分了解问卷的内容后再进行填写,以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上述两个时间段共发放问卷500份,其中第一阶段发放300份,回收279份,有效问卷254份;第二阶段发放200份,回收179份,有效问卷151份,两个阶段有效问卷共计405份,有效率为81.0%(表1)。

表1   样本描述统计表(N=405)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N=405)

变量类别数量百分比(%)变量类别数量百分比(%)
性别22154.6职业公务员7518.5
18445.4企事业工作人员8521.0
婚姻已婚25462.7专业/文教人员11829.1
单身15137.3服务销售人员6516.0
子女18244.9其他6215.4
22355.1月薪(元)20005814.3
年龄(岁)30256.22001~500011628.6
31~40146365001~700010325.4
41~5013232.67001~100005613.8
5110225.2100017217.9
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6516.0逗留天数(天)118645.9
专科12129.92~315638.5
本科14936.8>36315.6
硕士及以上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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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样本来源于不同的时间段和地点,因此在合并这些资料时,应先进行样本同质性检定,亦即要有相同的变异数,若一致,则可将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合并分析,若不一致,则表示调查样本过程中可能导致样本缺乏代表性,应重新抽样。本研究问卷同质性检定采用性别、婚姻、有无子女、年龄、教育程度、月平均收入及职业做卡方检定,最终检定结果P值均大于0.05,不拒绝原假设,因此性别、婚姻、有无子女、年龄、教育程度、月平均收入及职业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段抽样时并无不同,可以合并进行分析。

3 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SEM分析方法。由于SEM是多变量的分析方法,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需要避免各变量之间的高相关情况出现。但实际上,各变量之间的高相关可能是测量误差造成的,产生共同方法变异(CMV),导致变量相关的膨胀。采用William等建议的ULMC(Unmeasured Latent Method Construct)进行CMV的检定[75,76],此方法并不排斥CMV存在,而是检定当CMV存在时,是否对数据造成测量误差。假设:H0=CMV对模型估计的参数没有产生影响。检定结果:△χ2=92.195,CMIN=3.996,P=0.109,P值大于0.05,表示模型在考虑了CMV的影响下,对原始模型的估计参数并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模型不受CMV的影响,因此,CMV并未对本文收集的数据造成测量误差。

3.1 测量模型分析

为保证研究的整体信度和效度,使用AMOS 21.0软件,采用最大概似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从各变量的拟合指标判定模型 构建是否满足本研究。删除因素负荷量(λ值)小于标准值0.5的问项[77,78],最后用于研究的测量项为48个。48个测量项的偏态值介于-0.665~0.132,峰度值介于-0.919~1.989,满足偏态系数绝对值小于3,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10,符合Kline提出的题项数据常态分配检定[79]

压力源的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删除因素负荷量低于0.6的人际压力维度,残差均为正且显著,无违反估计的现象存在。压力源的二阶因子可由个人压力、家庭压力、经济压力、工作压力4个维度表示,通过表2可以看出二阶因子模型的配适度在χ2/df=2.565最低。根据Doll的目标系数T算法,T值是以一阶完全有相关的卡方值除以二阶CFA卡方值,越接近1,表示二阶模型越能取代一阶模型,能够使结构模型估计更精简[80]。通过计算T值为0.978,亦即二阶CFA模型解释了一阶有相关模型的97.8%,因此本研究二阶压力源维度符合理论模型的要求。幸福感的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中,残差均为正且显著,无违反估计的现象存在,幸福感的二阶因子可由生活满意、积极情绪、消极情绪3个维度表示,通过表2可以看出,幸福感可由生活满意、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来测量。幸福感二阶因子模型的配适度在χ2/df=2.897最低,T值为0.958,符合理论模型的要求。

表2   压力源二阶验证因素模型配适度指标

Tab.2   Two order CFA model fit index of the variable stressor

压力源(幸福感)的二阶验证因素分析χ2χ2/dfGFIRFICFIRMSEA
Null model3219.219(3018.917)16.895(15.723)0.321(0.319)0.121(0.197)0.192(0.185)0.321(0.354)
一阶一因子分析1219.321(1021.977)5.754(5.723)0.686(0.640)0.548(0.517)0.785(0.717)0.121(0.191)
一阶四(三)因子模式(因素之间无相关)1295.985(1209.121)5.982(6.117)0.695(0.656)0.595(0.532)0.795(0.745)0.119(0.182)
一阶四(三)因子模式(因素之间有相关)448.891(179.656)2.986(3.054)0.898(0.919)0.838(0.912)0.945(0.978)0.054(0.071)
二阶因子模式458.989(187.566)2.565(2.897)0.896(0.934)0.839(0.905)0.941(0.963)0.054(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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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3可以看出,各问项的因素负荷量范围为0.709~0.919,均大于0.7,且显著,达到理想状况;题项信度SMC范围为0.503~0.845,均在0.5以上;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56、0.898、0.865、0.821、0.901、0.854、0.889、0.885、0.895、0.819、0.885、0.856、0.845,均在0.7以上,说明各题项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组合信度(CR)分别为0.919、0.905、0.871、0.912、0.914、0.946、0.920、0.942、0.933、0.872、0.910、0.908、0.864,符合良好标准值0.7以上的要求,表明模型使用的量表可以对潜在变量进行可靠的测量,问卷量表的信度得到了保证;各变量平均变异萃取量(AVE)分别为0.653、0.760、0.692、0.776、0.727、0.746、0.794、0.699、0.735、0.632、0.716、0.713、0.678,均在0.5以上,符合Anderson建议的标准[77],说明相关的指标可以解释潜在变量的大部分变异,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表3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Tab. 3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变量指标标准化因素负荷量SMCt-valueCronbach's aCRAVE
个人压力工作时间长0.786***0.618-0.8560.9190.653
休息时间不足0.808***0.65312.686
工作时间不定0.832***0.69212.452
饮食习惯改变0.819***0.67111.096
工作倦怠0.795***0.63211.865
忧心个人健康0.809***0.65410.985
家庭压力子女相关问题0.854***0.729-0.8980.9050.760
与家人相处0.865***0.74813.232
家中生活改变0.895***0.80111.754
经济压力投资风险大0.832***0.692-0.8650.8710.692
拥有财务压力0.845***0.71415.334
经济状况0.819***0.67112.086
工作压力与同事相处困扰0.892***0.796-0.8210.9120.776
工作环境0.875***0.76610.696
工作排班0.876***0.76712.889
变量指标标准化因素负荷量SMCt-valueCronbach's aCRAVE
压力源个人压力0.809***0.654-0.9010.9140.727
家庭压力0.839***0.70411.136
经济压力0.862***0.74313.021
工作压力0.898***0.80612.395
压力调适工作上问题是别人造成的0.884***0.781-0.8540.9460.746
以发脾气等方式来调适自己0.897***0.80510.354
将问题抛给别人帮忙解决0.919***0.84513.654
与面临相同情境者交换意见0.786***0.61812.897
凡是皆能迎刃而解0.808***0.65312.098
从家人或朋友处寻找安慰与支持0.879***0.77316.175
休闲参与参与乡村旅游体能活动0.898***0.806-0.8890.9200.794
参与乡村旅游社交活动0.909***0.82611.321
参与乡村旅游让心灵平静活动0.865***0.7489.787
休闲效益乡村旅游休闲对身体健康有帮助0.856***0.733-0.8850.9420.699
乡村旅游休闲对减轻疲劳有帮助0.892***0.79612.492
乡村旅游休闲对纾解压力有帮助0.812***0.65910.831
乡村旅游休闲让我忘却烦恼0.834***0.69615.885
乡村旅游休闲认识新朋友0.798***0.63712.695
乡村旅游休闲增加朋友对我的认同感0.805***0.6488.955
乡村旅游休闲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0.852***0.7269.121
心流体验我感觉完全被当地景色迷住了0.832***0.692-0.8950.9330.735
乡村旅游休闲时间似乎过很快0.849***0.7219.545
乡村旅游时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0.912***0.83213.365
乡村旅游时,我不会特意去注意时间0.858***0.73614.545
乡村旅游让我有美好的体验0.832***0.69215.652
生活满意我的生活状况很好0.892***0.796-0.8190.8720.632
我已经获得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0.732***0.53612.356
若生活重新开始,不会有变化0.709***0.50310.986
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0.832***0.69213.565
积极情绪过去三个月经常有幸福的感觉0.865***0.748-0.8850.9100.716
过去三个月经常有快乐的感觉0.845***0.7149.898
过去三个月经常感到满意0.856***0.73312.932
过去三个月感觉很享受0.819***0.67110.956
消极情绪过去三个月里经常感到悲伤0.859***0.738-0.8560.9080.713
过去的三个月经常感到不快乐0.862***0.74312.656
过去的三个月经常感到愤怒0.838***0.70210.545
过去的三个月经常感到焦虑0.817***0.66712.785
幸福感生活满意0.821***0.674-0.8450.8640.678
积极情绪0.835***0.6977.009
消极情绪0.815***0.66411.535

注:***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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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效度的检验主要是依据Fornell的研究,以平均萃取变异量(AVE)来进行衡量,若潜在变量的AVE值大于该变量与任一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则证明该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78]。通过计算符合此检定标准,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的AVE值皆大于该潜在变量与任一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相关系数矩阵见表4

表4   AVE区别效度分析

Tab. 4   Analysis of AVE discriminant validity

AVE压力源压力调适休闲参与休闲效益心流体验幸福感
压力源0.7270.727
压力调适0.7460.2950.746
休闲参与0.7940.2210.3350.794
休闲效益0.6990.1660.1850.2750.699
心流体验0.7350.1120.1650.3960.3120.735
幸福感0.6780.1910.1780.4150.3980.3860.678

注:下三角为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平方,对角线为AV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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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构模型分析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效度后,进一步对结构模型进行分析。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采用以下三种类型作为配适度的评定,分别为绝对配适度指标、相对配适度指标和简约配适度指标。绝对配适度指标GFI=0.919,符合大于0.9的建议,均方根残差RMR=0.032,小于接受值0.05,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65,满足小于0.08的建议。相对配适度指标中,规范配适度指标NFI=0.945,非规范配适度指标NNFI=0.965,比较配适度指标CFI=0.966,均大于接受值0.90。从简效配适度指标来看,简约配适度指标PNFI=0.632,PGFI=0.565,大于接受值0.5以上。χ2/df=2.654,小于接受值3以下,经由表5分析显示本整体模式可以接受。

表5   整体模型配适度评估

Tab. 5   Assessment of measurement of the model fit

评价指标拟合指标指标要求研究结果
绝对配适度指标配适度指标GFI>0.90.919
均方根残差RMR<0.050.032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80.065
相对配适度指标规范配适度指标NFI>0.90.945
非规范配适度指标NNFI>0.90.965
比较配适度指标CFI>0.90.949
简效适配指标简效规范配适度指标PNFI>0.50.632
简效良性配适度指标PGFI>0.50.565
规范卡方(Normed chi-square)χ2/df<3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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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检验的结果(图2),压力源正向显著影响压力调适(ß=0.416,t=11.395,P<0.001),压力源对休闲参与影响不显著(ß=0.105,t=1.465,P=0.086),压力调适正向显著影响休闲参与(ß=0.619,t=16.656,P<0.001),支持H1和H3,不支持H2。

图2   结构模型分析结果

Fig. 2   Results of SEM

休闲参与正向显著影响心流体验(ß=0.456,t=10.995,P<0.001)和幸福感(ß=0.632,t=16.565,P<0.001),心流体验正向影响幸福感(ß=0.321,t=10.556,P<0.001)和休闲效益(ß=0.296,t=8.932,P<0.001),休闲效益正向影响幸福感(ß=0.556,t=12.221,P<0.001),从而支持H4、H5、H6、H8、H9。假设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结构模型路径检验

Tab. 6   Path analysis of SEM

假设路径关系标准化路径系数tP检验结果
H1:压力源→压力调适0.41611.395***支持假设
H2:压力源→休闲参与0.1051.4650.085不支持
H3:压力调适→休闲参与0.61916.656***支持假设
H4:休闲参与→心流体验0.45610.995***支持假设
H5:心流体验→幸福感0.32110.556***支持假设
H6:休闲参与→幸福感0.63216.565***支持假设
H8:心流体验→休闲效益0.2968.932***支持假设
H9:休闲效益→幸福感0.55612.221***支持假设

注:***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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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模型的内生变量的解释程度,压力调适的总效果为0.545,休闲参与为0.456,心流体验为0.496,休闲效益为0.432,幸福感为0.619,均达到中等以上的解释效果,模型构建符合要求,可以看出模型用于分析参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具有良好的预测力和解释力。

3.3 中介效果检验

Sobel检定法是用于检验中介效果最常见的方法[81],但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和挑战[82,83]。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此法建立在常态分配的假设基础上,但对于中介变量的路径效应ab,a×b的抽样分配往往非常态分配;其次,Sobel检定的第二个问题是统计检定力不足,在诸多估算间接效果的方法中,Sobel检定的检定力往往最低[84,85]。Hayes和Preacher建议使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定,运算过程中至少抽取1000次以上,最好5000次[82,86]。本研究利用AMOS 21.0软件,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在原始数据(N=405)中,随机抽样5000次,且设定误差修正置信区间为95%。

表7结果显示,在95%的置信区间,休闲参与对幸福感和心流体验对幸福感两个模式的间接效果的信赖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不论在百分比信赖区间(Percentile CI)及偏差值信赖区间(Bias CI)皆不包含0,因此,可以确定间接效果显著存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和心流体验对幸福感两个模式的直接效果的信赖区间同样不包括0,表示直接效果存在,表明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休闲效益在心流体验对幸福感中得到同样的结论,支持H7和H10。

表7   模型直接、间接与总效果分析表

Tab. 7   The result of direct, indirect and total effect in the model

路径点估计值路径乘积关系Bootstrapping 5000次
Bias-Corrected 95% CIPercentile 95% CI
标准误(SE)ZLowerUpperLowerUpperP
间接效果
休闲参与→心流体验→幸福感0.4960.0826.0490.2170.6650.2120.656***
心流体验→休闲效益→幸福感0.3320.0655.1080.1540.8090.1520.805***
直接效果
休闲参与→幸福感0.4660.0568.3210.1950.6560.1850.645***
心流体验→幸福感0.2170.0326.7810.1320.7170.1210.705***
总效果
休闲参与→幸福感0.9620.04919.6320.4950.9860.4920.985***
休闲参与→幸福感0.5400.04512.2000.4450.8650.4320.859***

注:***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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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旅游者特征参数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参与乡村旅游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和幸福感的差异,本研究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方法,探讨上述特征在游客性别、婚姻、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变量之间的差异。通过表8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出游的压力调适受到性别、婚姻、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及月薪等人口特征的影响,其中男性、已婚者显著较高,31~40岁、专业/文教人员及月薪7001~10000元组显著高于部分其他组。休闲参与则受到性别、婚姻、子女、年龄、职业及月薪等人口特征影响,其中女性、单身、无子女者显著较高,而31~40岁组较低,月薪7001~10000元者显著高于其他组。幸福感则受到性别、婚姻、子女、职业、年龄、教育程度及月薪等人口特征影响,女性、单身、无子女、公务员显著较高,而31~40岁、41~50岁及月薪10001元以上者显著高于其他组。

表8   人口因素变量与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心流体验与幸福感差异比较

Tab. 8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effect on stress adjustment, leisure participation, flow experience and well-being

变项组别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幸福感
平均值t值或F平均值t值或F平均值t值或F
性别4.2193.655***2.822-4.212***2.806-5.932***
3.5652.9853.119
婚姻已婚4.1515.432***2.821-7.196***2.851-6.421***
单身3.8083.1543.156
子女4.1951.5492.712-6.321***2.768-5.716***
3.9953.0523.195
年龄(岁)304.0217.332*2.9196.395*2.8217.956***
31~404.1192.7422.786
41~503.8952.9952.954
513.8942.8963.419
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3.9855.245*2.8641.3922.9544.354*
专科4.0452.8212.865
本科4.1962.8652.821
硕士及以上4.4153.2193.095
职业公务员4.1216.954* 3.1867.499* 2.8491.695
企事业工作人员4.0863.4192.854
专业/文教人员4.0193.0722.889
服务销售人员3.7213.3562.909
其他3.2092.9092.895
月薪(元)20004.0457.165*2.6546.852**2.9885.891**
2001~50004.0212.8562.895
5001~70004.0862.9582.809
7001~100004.1213.1452.485
100014.0152.7723.054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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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务员和专业/文教人员的压力越高,对于追求健康、放松、社交、追求刺激的倾向越低,但却有越高的家庭活动参与倾向,即工作压力和个人压力显著高于家庭压力和经济压力。研究中还发现在此两类群体中,心流体验的解释能力低,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类群体无法做到真正的沉浸在休闲活动中,但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中,大多数会优先选择乡村旅游地。在企事业工作人员中,对于管理者,愈高的压力,有愈高的放松倾向和愈低的社交及追求刺激等倾向,工作压力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压力。对于一般的员工,压力越高,社交及家庭活动需求也随之越高,但以放松为目的的倾向较之其他职业的人群更低,经济压力最显著。在服务销售人员中,愈高的压力,产生愈高的社交及挑战等倾向,和愈低的健康等倾向,经济压力和个人压力较高。将样本分类进行分析得出,压力源与休闲参与会呈现显著正和负影响,但对于不同类型压力与休闲参与关系亦各有不同。其他不同背景变项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及幸福感等维度亦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其中男性、已婚、担任重要职务者压力调适需求显著较高,女性、单身、无子女者休闲参与显著较高,而女性、单身、无子女、无重要职务者幸福感显著较高。若要减轻城市居民通过休闲参与的方式减轻压力,增加休闲参与及幸福感,可从不同背景条件介入,理解高压力、低休闲参与与低幸福感的关键所在。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对城市居民的压力源进行多维解构,运用SEM研究方法,以正在进行乡村旅游的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从休闲参与的角度进行模型的构建,研究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通过计算模型的内生变量的解释程度,可以得出所有内生变量均达到中等以上的解释效果,模型构建符合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旅游者不同背景变项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及幸福感等方面的差异。主要结论有:

第一,压力源是压力调适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压力对压力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经济压力、个人压力和工作压力。从结构模型可以看出,积极情绪显著高于消极情绪,由此得出通过休闲活动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第二,压力调适显著正向影响休闲参与,压力源对休闲参与影响不显著,但将样本进行分类分别进行回归时,却得出不同的结果,出现正负显著相关两种情况。不同背景条件变项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和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差异。第三,休闲参与正向显著影响心流体验和幸福感,休闲效益对幸福感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心流体验和休闲效益分别在休闲参与和心流体验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部分中介角色。心流体验正向显著影响休闲效益和幸福感,且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4.2 讨论

本文探讨不同压力源下的城市居民如何通过参与乡村旅游提升幸福感,证实了城市居民通过乡村旅游休闲改变其惯常空间环境是一种有效的解压途径,并理顺了其作用机理,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幸福感理论在乡村旅游领域中的研究,给予了压力源对城市居民从乡村旅游中获得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相对完整的理论解释。同时,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1)对乡村旅游产品设计与营销而言,由于不同类型压力源对不同类型城市居民旅游者的影响不同,因此识别不同压力源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来说十分重要,并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的设计旅游产品和制定营销策略。例如,对于公务员和专业/文教人员的高压力群体,开发以家庭为单位的旅游活动项目,同时还要兼顾到企事业单位一般员工的经济压力较大这一特征对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带来的影响;对于企事业工作的管理者,则更倾向于安静的环境,乡村旅游目的地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性别、婚姻和有无子女等不同背景变项亦是乡村旅游开发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同时应注意的是,根据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乡村旅游开发并未达到公务员和专业/文教人员的旅游要求,需要在未来产品设计中对这一类人群多加思考。

(2)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规划设计而言,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居民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缘由就是期望脱离充满压力的惯常空间环境,通过地理空间转变这一途径,从乡村旅游中收获休闲体验或效益,这个过程影响着心流体验的重要功能价值,从而感受到愉悦的情绪,最终获得幸福感。可以说,乡村旅游地区别于城市的淳朴天然的空间环境可以使人远离日常带来的压力或令人烦心的事物,唤醒了城市居民在旅游过程中对幸福的感受。城市居民旅游者会优先选择乡村旅游地说明他们对通过参与乡村休闲排解压力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也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了方向。因此,在乡村旅游地前期规划设计的环境塑造过程中,应充分顺应城市旅游者的休闲需求,还原乡村质朴自然的环境,旅游设施、接待设施与基础设施的设计风格上与整体环境相融合,营造一种放松的舒缓情绪。

(3)对乡村旅游项目的体验培育而言,由于当旅游目的地能够满足城市居民旅游者的休闲需求时,人们便会融入休闲活动中,通过心流体验的产生提高休闲效益,获得幸福感,而幸福感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又多层次的主观心理体验[49],因此,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让城市居民从乡村休闲活动中感受到益处,沉浸在旅游体验中。换言之,当乡村能提供符合旅游者活动需求的良好条件或满足个人目标时,旅游者就会专注于活动中、掌控情境并进入心流状态。这就要求乡村旅游业者应提升其旅游项目的体验层次,设计趣味多元的休闲活动。同时,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让城市居民在参与旅游的过程中舒缓疲惫感及压力,忘却时间的流逝,调动积极情绪,获得幸福感。

本文以量化研究为主,后续研究可增加质性研究的内容,通过对旅游者的观察、访谈,能更深入了解城市居民休闲参与者实际想法与状况,同时可进一步细化研究对象,对参与乡村旅游的城市居民旅游者进行分类,进行分群组比较幸福感获得的影响差异,然而实际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还有很多,未来可加入其他变项做更深层的研究,以及对比在研究区域上,选择乡村旅游目的地和都市旅游目的地对研究结论是否会有不同,或者在空间上对比其他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休闲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机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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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杭州市为例,对公园游憩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回归和方差分析法揭示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空间分异与社会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游憩幸福感主要由情感幸福感、认知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构成,是具有层次性的主观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空间分异性,居民主要通过城市大公园游憩获取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通过社区小公园游憩获取社会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社会差异性,收入、年龄、文化程度、职业4 个变量对游憩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为此,城市政府应以游憩幸福感为核心,根据居民游憩幸福感的感知现状及其空间、社会差异特征进行公园游憩空间的建构与游憩设施配置。</p>
[19] 韩非, 蔡建明, 刘军萍.

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地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以北京市为例

.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0, 24(11): 195-200.

[本文引用: 1]     

[Han Fei, Cai Jianming, Liu Junping.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in suburbs: A case of Beijing

.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4(11): 195-200.]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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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rival models of leisure cop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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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80/01490400306560      URL      [本文引用: 2]     

[27] Iwasaki Y, Mannell R C.

Hierarchical dimensions of leisure stress-coping

. Leisure Sciences, 2000, 22(3): 163-181.

https://doi.org/10.1080/01490409950121843      URL      [本文引用: 3]     

[28] Coleman D J, Iso-Ahola S E.

Leisure and health: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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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80/00222216.1993.11969913      URL      [本文引用: 3]     

[29] Folkman S.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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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Iwasaki Y, Mannell R C.

The effects of leisure belief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n stress-health relationships: A fiel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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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2]     

[31] Iwasaki Y.

Testing an optimal matching hypothesis of stress, coping and health: Leisure and general c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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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wasaki Y.

The impact of leisure coping beliefs and strategies on adaptive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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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80/026143603200058777      URL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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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healthy aging: The role of reserve and lifestyle factors early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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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207/153276603768344744      URL      [本文引用: 2]     

[37] Wu H J, Liang R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ite-water rafting experience formation and customer reaction: A flow theory perspective

.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2): 317-325.

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10.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38] Zheng Q, Tang R, Mo T, et al.

Flow experience study of eco-tourists: A case study of Hunan Daweishan Mountain ski area

.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7, 8(5): 494-501.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7.05.007      URL      [本文引用: 2]     

[39] Cheng T M, Lu C C.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recreational involvement, flow experience, and well-being for surfing activities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20(1): 1486-1504.

https://doi.org/10.1080/10941665.2014.999099      URL      [本文引用: 4]     

[40] 张天问, 吴明远.

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幸福感构成: 以互联网旅游博客文本为例

. 旅游学刊, 2014, 29(10): 51-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4.10.006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追求幸福是个体生存的根本动机,当旅游日益成为人们享受幸福生活的重要表达时,旅游研究有理由探讨旅游与幸福感的关系。以扎根理论为研究工具,以旅游博客的博主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旅游过程中旅游者身心感受的变化。研究发现,旅游的根本动机是寻找和收获旅游幸福感。旅游者从居住地世俗生活状态进入旅游环境,通过休闲、娱乐、教育、逃避、美感和移情过程,达到消遣、逃逸、认知、审美和移情的目的;享受从生理感知、心理变化和灵性提升不同层级的生命状态,获得深刻的人生经历,再回到居住地惯常环境的历程,实现从世俗到“神圣”再归于平凡的生命状态转换。旅游前美好期待体验、旅游中福乐体验、旅游后温馨回忆体验,成为旅游幸福感的时间构成;享受闲适生活、获得旅游福乐体验、提升积极情绪、减弱不良情绪、感受人际美好,进而提升人生境界,是旅游幸福感的重要内容构成。因此,旅游服务实际上应起始于旅游行程前,绽放于旅游过程中,延伸至旅游活动后。旅游服务必须持高度的人文情怀,以发于心、形于外的贴心关照才能给予旅游者一段幸福的人生经历。

[Zhang Tianwen, Wu Mingyuan.

The constitution of tourism well-being based on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internet travel blogs

.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0): 51-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4.10.006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追求幸福是个体生存的根本动机,当旅游日益成为人们享受幸福生活的重要表达时,旅游研究有理由探讨旅游与幸福感的关系。以扎根理论为研究工具,以旅游博客的博主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旅游过程中旅游者身心感受的变化。研究发现,旅游的根本动机是寻找和收获旅游幸福感。旅游者从居住地世俗生活状态进入旅游环境,通过休闲、娱乐、教育、逃避、美感和移情过程,达到消遣、逃逸、认知、审美和移情的目的;享受从生理感知、心理变化和灵性提升不同层级的生命状态,获得深刻的人生经历,再回到居住地惯常环境的历程,实现从世俗到“神圣”再归于平凡的生命状态转换。旅游前美好期待体验、旅游中福乐体验、旅游后温馨回忆体验,成为旅游幸福感的时间构成;享受闲适生活、获得旅游福乐体验、提升积极情绪、减弱不良情绪、感受人际美好,进而提升人生境界,是旅游幸福感的重要内容构成。因此,旅游服务实际上应起始于旅游行程前,绽放于旅游过程中,延伸至旅游活动后。旅游服务必须持高度的人文情怀,以发于心、形于外的贴心关照才能给予旅游者一段幸福的人生经历。
[41] Fritz B S, Avsec A.

The experience of flow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usic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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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2]     

[42] O'Cass A, Carlson J.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website-induced flow in professional sporting team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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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43] Noort G V, Voorveld H A, Reijmersdal E A.

Interactivity in brand web sites: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explained by consumers' online flow experience

.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12, 26(4): 223-234.

https://doi.org/10.1016/j.intmar.2011.11.002      URL      [本文引用: 2]     

[44] Rogatko T P.

The influence of flow on positive affect in college students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9, 10(2): 133-148.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07-9069-y      URL      [本文引用: 1]     

[45] Asakawa K.

Flow experience and autotelic personality in Japanese college students: How do they experience challenges in daily life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4, 5(2): 123-154.

https://doi.org/10.1023/B:JOHS.0000035915.97836.89      URL      [本文引用: 2]     

[46] Csikszentmihalyi M, Hunter J.

Happiness in everyday life: The uses of experience sampling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3, 4(2): 185-199.

https://doi.org/10.1023/A:1024409732742      URL      [本文引用: 1]     

[47] 陈怡琛, 柏智勇.

森林游憩者旅游体验与幸福感研究: 以湖南天际岭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3): 74-78.

[本文引用: 1]     

[Chen Yichen, Bai Zhiyo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forest visitor subjective well-being: Taking Tianjilin national forest park in Hunan as example

.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017, (3): 74-78.]

[本文引用: 1]     

[48] Hu C C, Lin C C, Wu M C.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rious leisure,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flow experience for windsurfer

. Journal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Research, 2012, 7(1): 1-18.

[本文引用: 1]     

[49] Chen K Y, Ou T H, Ou J H.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erious leisure and well-being: Also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pousal support

. Journal of Tourism & Leisure Studies, 2009, 15(2): 113-140.

[本文引用: 2]     

[50] Wöran B, Arnberger A.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and mountain hikers' flow experience

. Leisure Sciences, 2012, 34(2): 95-114.

https://doi.org/10.1080/01490400.2012.652502      URL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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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93/geront/40.4.458      URL      [本文引用: 1]     

[53] Chen J, Davis D S, Wu K, et al.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izing China: The effect of city size and pathways to urban residency

. Cities, 2015, 49(7): 88-97.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5.07.011      URL      [本文引用: 1]     

[54] 粟路军, 李朝军, 夏军.

旅游属性检验: 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 旅游研究, 2015, 7(4): 1-10.

[本文引用: 1]     

[Su Lujun, Li Chaojun, Xia Jun.

A study of tourism attribute: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 Tourism Research, 2015, 7(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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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satisfaction with leisure travel/tourism services and experience in satisfaction with leisure life and overal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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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taking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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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03.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57] Chen C C, Petrick J F, Shahvali M.

Tourism experiences as a stress reliever: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ourism recovery experiences on life satisfaction

.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6, 55(2): 150-160.

https://doi.org/10.1177/0047287514546223      URL      [本文引用: 1]     

[58] 梁增贤.

旅游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评估: 检验多重差异理论的适用性

. 旅游学刊, 2018, 33(2): 38-47.

[本文引用: 1]     

[Liang Zengxi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A confirmatory study on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 Tourism Tribune, 2018, 33(2): 38-47.]

[本文引用: 1]     

[59] Nawijn J, Marchand M A, Veenhoven R, et al.

Vacationers happier, but most not happier after a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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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Nawijn J.

Determinants of daily happiness on vacation

.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5): 559-566.

https://doi.org/10.1177/0047287510379164      URL      [本文引用: 1]     

[61] Prayag G, Hosany S, Odeh K.

The role of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satisfaction in understand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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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80/01490400306563      URL      [本文引用: 1]     

[63] 谭家伦, 汤幸芬, 宋金平.

乡村旅游游客生活压力知觉、休闲调适策略与健康之关系

. 旅游学刊, 2010, 25(2): 66-7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体闲调适策略是现代人调适生活压力对健康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以台湾苗栗县南庄地区500名年满16岁以上的乡村旅游游客为对象,探讨生活压力知觉、休闲调适策略与健康之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式(SEM)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休闲调适策略具有缓冲生活压力对健康的影响,并以改善情绪式休闲及友伴式休闲的休闲调适策略效果最为显著.故未来发展与规划乡村旅游活动时,可多以具有提升正面情绪与友谊支持的休闲活动为主,来帮助乡村旅游游客因应生活压力.

[Tan Jialun, Tang Xingfen, Song Jinp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ral tourists' life stress, leisure coping strategies and health

. Tourism Tribune, 2010, 25(2): 66-7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体闲调适策略是现代人调适生活压力对健康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以台湾苗栗县南庄地区500名年满16岁以上的乡村旅游游客为对象,探讨生活压力知觉、休闲调适策略与健康之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式(SEM)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休闲调适策略具有缓冲生活压力对健康的影响,并以改善情绪式休闲及友伴式休闲的休闲调适策略效果最为显著.故未来发展与规划乡村旅游活动时,可多以具有提升正面情绪与友谊支持的休闲活动为主,来帮助乡村旅游游客因应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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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 gender, and leisur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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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segmentation of golf event spectators using leisur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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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余勇, 田金霞.

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与幸福感结构关系研究: 以肇庆星湖自行车绿道为例

. 旅游学刊, 2013, 28(2): 67-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3.02.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随着国民休闲大格局的逐渐形成,自行车正面临着功能转化。文章从过程和结构两个视角探讨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之间的结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自行车骑乘者以行为涉入为主,骑乘所带来的生理效益、社会效益显著,骑乘活动的幸福感源于3个途径:休闲涉入、休闲效益的直接影响和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在结构中,休闲效益具有中介变量的性质,虽然休闲涉入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但是经过中介变量的转换后,间接效果更为显著。</p>

[Yu Yong, Tian Jinxia.

A research on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among leisure involvement, leisure benefits and sense of happiness for bicycle riders: A case study of bikeway green corridor circling star lake in Zhaoqing

. Tourism Tribune, 2013, 28(2): 67-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3.02.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随着国民休闲大格局的逐渐形成,自行车正面临着功能转化。文章从过程和结构两个视角探讨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幸福感之间的结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自行车骑乘者以行为涉入为主,骑乘所带来的生理效益、社会效益显著,骑乘活动的幸福感源于3个途径:休闲涉入、休闲效益的直接影响和休闲涉入通过休闲效益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在结构中,休闲效益具有中介变量的性质,虽然休闲涉入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但是经过中介变量的转换后,间接效果更为显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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