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旱灾呈现增长态势，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迫切需要开展旱灾风险预警研究，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经济稳定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本文在系统阐述预警内涵与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回顾了旱灾风险预警方法与实践应用，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的展望。研究表明：① 当前干旱指数预警法已逐渐趋向于多指标、多指数，以及融入社会经济要素的综合应用，基于干旱指数、动力学、数理统计、机器学习、风险评估等模型预警法在解释性、准确性等方面具有优势。② 国内外旱灾风险预警系统及应用取得了较好成果，但旱灾灾害链预警研究有待加强；考虑社会经济因子在内的干旱风险预警较为缺乏，旱灾风险预警精度有待提升。③ 未来旱灾风险预警应加强干旱灾害链和综合风险预警、精细化旱灾风险预警分级以及多尺度旱灾风险预警研究。
专业村集聚结网作为农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其演化特征和影响机制对于理解乡村特色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河南省焦作市37个怀药专业村，基于2022—2023年的多次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深入探讨了怀药专业村集聚结网的阶段特征、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研究发现：① 怀药专业村在空间上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倾向于沿河流、道路和行政边界分布。② 在组织联系方面，生产技术联系最为紧密，协作分工联系相对松散，而产品销售联系明显增强。③ 专业村集聚结网发展过程中，集聚程度与结网联系并不是持续增强，而是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④ 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共同推动了专业村集聚结网的形成和发展，其中资源禀赋和生产传统是空间集聚的历史基础，知识溢出和模仿衍生是组织结网的主要方式，示范带动和市场竞争则是推动集聚结网演化的关键动力。本研究尝试探究中国中部农区专业村集聚网络的一般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其他地区乡村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持。
纵观历史长河，新疆农业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不仅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与经济持续增长，更在维护边疆地区稳定与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构建时空融合的研究框架，以千年屯垦史为主线，深入剖析了新疆农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及要素作用下农业系统的重构过程，阐明了农业活动对绿洲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农业经历了从小规模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这一过程中，水、土、能等要素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优化及要素间的协同演化共同推动了农业系统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的转变，同时对绿洲的空间格局、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农业发展初期，主要依赖天然绿洲有限的水土资源，经济效益较低，生态相对稳定；随着农业扩张，天然-人工复合绿洲逐步形成，这一过程加剧了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进入现代农业时期，人工绿洲占据主导，在政策引导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协调。本研究不仅展示了新疆农业在干旱区资源利用中的特有智慧，还揭示了农业系统与绿洲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干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并为未来新疆农业与绿洲的科学规划与管理提供了实践参考。
本研究关注香港居民在内地城市跨境活动，尤其是深圳前海山姆会员店建成所引发的跨境消费现象。旨在探讨跨国品牌如何与城市管理者及本地机构协同合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内多样化的消费群体需求，推动香港居民跨境消费的移动性供给策略优化调整。研究综合考察了项目建设开发记录，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等多元方法收集与分析资料，借助厄里的“移动性理论”研究成果框架，深入剖析政府、市场及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对跨境消费趋势的响应与适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前海山姆会员店不仅有效迎合了香港居民的跨境消费需求，更体现了国际零售品牌在边境区域市场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实践。聚焦多方主体通过技术监管、商业运营与社会中介等关键维度所构建的移动性供给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移动性供给理论，并为解读当今边境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及其经济互动性，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与理论支撑。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深化是资本“跷跷板”运动驱动下边缘地区“流空间转向”的最直观空间显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流动资本不断突破空间壁垒，致使越来越多的县域面向区域化、全球化发展，这引发了县域内部的不平衡发展。据此，本文构建了基于流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县域聚落体系演化理论框架，通过1984—2019年江阴市外资及其股权关联企业的投资关联建立投资网络，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探讨投资网络与县域聚落体系的关系，尝试厘清县域聚落体系在流空间影响下的不平衡发展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地方空间的“流空间转向”是一个多尺度嵌套过程，流空间是资本运动的地理工具，天然带有不平衡发展特质。② 研究期间，江阴市县域聚落体系呈现不平衡发展格局，高等级聚落节点集中于“一轴一带”区域。③ 外资及其股权关联企业向“一轴一带”区域集聚，投资网络在资本与权力的共同建构下呈现不平衡发展特征。④ 投资网络与聚落等级结构存在正相关性，其牵动了县域内部资本和人口等要素的结构变化，县域聚落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是地方空间向流空间转变的既定结果。
系统刻画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探讨其旅游经济效应，这对于凝聚城市韧性合力，扩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网络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研究以2006—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将城市韧性空间关联网络与旅游经济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在测度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水平的基础上，多角度刻画城市韧性空间网络特征，并分析个体网络节点对旅游经济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与异质性特征。主要结论如下：① 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相对稳定，整体呈现东部水平突出，南北两翼城市韧性水平薄弱的格局；旅游经济水平呈现先增长后平稳下降的趋势。②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向复杂化、稠密化过程持续演化，网络结构中的“领导者”“接近者”“中介者”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城市。③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的影响要高于直接效应的影响。④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经济前十名城市、高人口规模城市的度数中心度对旅游经济的正向影响更为突出；经济非前十名城市、中低人口规模城市的中介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对旅游经济的正向效应更明显。最后，讨论了强化城市群空间关联以及政策保障对区域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意义。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韧性与旅游发展效应的关联内涵，回应了城市韧性空间关联网络与旅游经济复杂关系的学术关切，为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
西方学者认为休闲制约并不总是阻碍或减少休闲参与，人们会努力使用各种协商策略促进休闲参与，但这一结论缺乏中国案例检验。基于西方学者验证认可的休闲制约协商影响模型的7个命题，以1,065位广州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老年人休闲体育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其制约协商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对老年人休闲体育参与具有非常显著负向影响的制约因素依次为休闲机会、人际制约、知识技能、环境制约和个人制约。② 老年人休闲体育制约对其制约协商呈现弱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老年人面对休闲体育制约的弱协商性。③ 虽然老年人多选择“认知改变”“时间调整”协商策略，其次是“经济预算”“人际协调”策略，但这些协商策略对其休闲体育参与的影响关系并不成立，表明老年人休闲体育参与不取决于其对休闲体育制约的协商结果。④ 老年人休闲体育协商效能越大，休闲体育动机越强，其休闲体育参与度越高，且休闲体育协商效能对休闲体育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休闲体育动机中介来调节，研究支持了社会认知、协商效能和休闲动机理论对休闲体育制约协商过程的解释作用。⑤ 老年人休闲体育参与的制约协商是休闲体育制约、协商效能与动机相互影响的一个动态结果，是老年人主动选择不逾越休闲体育制约障碍，不是“迎难而上”，而是“接受现实，顺其自然”的协商过程。研究结果支持了西方休闲制约协商影响模型的5个命题，另外2个命题未获得支持，验证并拓展了西方休闲制约类型维度及制约协商模型在中国老年群体的适用性，为增进中国老年人休闲体育参与及健康促进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空间传播与旅游转化机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提出“非遗旅游廊道”概念，并构建自然环境、文化空间、交通设施和旅游服务四大类共13项因子组成的综合阻力面。运用随机森林回归模型识别非遗旅游影响机制，融合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潜在廊道。在此基础上，从“结构-功能”视角出发，运用空间句法方法对廊道进行分级，并依据非遗类型的聚集特征完成廊道的功能分类，系统刻画非遗旅游廊道空间格局。研究发现：① 地形因子（高程53.91%，坡度6.80%）主导空间阻力格局，青藏高原东缘地形突变区阻力值最高，显著限制文化流动。② 非遗旅游廊道空间适宜性呈现“东密西疏，梯度分异”特征，东部和中部分别形成稠密网状和分散网状结构，西部沿河谷呈“单线串珠”格局。③ 廊道网络形成“3+5+N”梯度结构，廊道等级整体呈现从高值区域向四周衰减的“树枝状”分布模式。④ 非遗类型分布呈现“等级梯度递减，类型密度分层”规律，3条一级廊道沿长江干流构成跨省综合性文化走廊，5条二级廊道构建区域性主题廊道，多条三级廊道构成专项文化路径。研究结果为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方法创新与规划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全球经济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主干网络是保障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体系功能运行的重要支撑。本文构建2009—2021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通过视差滤波算法提取主干结构，借助复杂网络方法剖析主干网络拓扑特征，在不同扰动情景下测度其网络韧性水平，并识别对网络韧性具有关键影响力的主干节点。研究发现，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中约15%的优势连边占据约90%的投资规模，构成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主干网络。该主干网络呈现整体规模扩张、局部空间集聚的演化态势，网络稠密程度和传输效率持续提升，欧洲、北美及加勒比和亚洲的少数国家（地区）对主干网络具有核心支撑作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主干网络在随机扰动下表现出较强韧性，但对蓄意攻击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弱，韧性水平呈现先显著提升后略有回落的变化趋势。美国、法国、英国、荷兰、卢森堡、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少数发达国家是主干网络的绝对核心，对网络连通性拥有稳定的高影响力；中国（数据暂未含港、澳、台等地区，下同）、中国香港、泰国、南非和毛里求斯等经济体是主干网络的关键性节点，对网络韧性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归纳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主干网络核心节点的功能类型，提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韧性提升的政策启示，以期为中国优化国际投资格局与战略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大国竞争升级、地缘冲突加剧和自然灾害突发等因素交互叠加的背景下，探究全球芯片供应链韧性有助于防范跨境供应风险与保障中国芯片供应安全。本文利用复杂网络模型和仿真模拟技术，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测算了全球芯片供应链网络与节点韧性，并进一步评估了地震灾害和贸易封锁对重要经济体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全球芯片供应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网络的结构韧性存在显著差异，上游网络“小世界”特征显著，而中游与下游网络则呈现出更广泛的地理分布。② 芯片供应链动态韧性呈现波动变化态势，且表现为“下游韧性>中游韧性>上游韧性”特征；在蓄意攻击模式下，上游芯片供应链网络崩溃的临界点仅为17%。③ 美国、中国和德国等是全球芯片供应链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对于维护芯片供应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中国的中转能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中游与下游环节。④ 日本地震和中国台湾地区地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核心经济体的韧性，CHIP4贸易封锁将对中国芯片供应链的上游环节产生严重冲击。本研究为优化中国芯片供应链布局和识别芯片供应中断风险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不确定性危机频发使得区域经济风险剧增，传统的演化韧性范式难以充分解释全球产业联系和分工不断加深且剧烈重构背景下的区域经济韧性问题，供应链韧性则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多主体参与、多地理尺度融合的内外生因果关联视角。本文借助供应链韧性视角，对2019—2022年间长三角各市的多维度区域经济韧性进行测度，进而评估2020年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后长三角区域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的总体经济韧性存在差异，其空间格局与“核心-边缘”模式大致相反；② 采用不同维度经济指标测度的区域经济韧性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格局差异；③ 对总体经济韧性解释力最强的3个驱动因素依次为居民生活水平、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和外贸依存度；④ 对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最大的3组驱动因素交互作用体现了区域内生结构性/能动性要素与区际供应链韧性要素的相互增强效应。本文证实了供应链韧性与区域经济韧性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凸显了“关系韧性”转向对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重要价值。
鉴于产业地理-网络集聚的耦合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南京市六合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利用企业价值评价体系、企业连锁网络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GTWR模型探究地理-网络集聚特征及耦合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地理集聚依托“开发区+产业园+研究机构+商圈”呈现园区集中的空间演变格局，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地理集聚特征明显，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保持“弱集聚”态势。网络联系集中在镇级、区级空间尺度，呈现“一心多点”的空间集聚特征，六合主城区主导了本地网络和外部网络的建构。② 地理-网络集聚的中度、高度耦合空间单元数量逐年增长并向六合主城区集中，除竹镇镇呈现点状扩散外，其他街道则因地理集聚、网络集聚不匹配或弱势发展处于低耦合状态。③ 创新研发、生活服务、高端生产服务、高端生产制造、区内产业联系对地理-网络集聚耦合表现出强正向作用，其中高端生产服务、区内产业联系的空间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六合主城区以外镇街，高端生产制造、创新研发则在六合主城区更强。通过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地理-网络集聚的空间交互研究框架，探讨微观尺度下二者存在的互补效应，揭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地理集聚与网络联系的空间互动逻辑，为城市内部产业布局优化及联系强化提供实证依据。
高技术产业集聚作为创新活动产生的重要途径，对助推黄河流域绿色创新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开展地理学视角下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合作的空间演化、空间差距、空间联系及影响效应分析。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水平快速提高，低专业化集聚-低多样化集聚-低绿色创新合作是流域城市主要的空间类型，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协同发展仍需深化。② 流域内绿色创新合作空间极化特征及路径依赖倾向明显，西安、青岛等城市发展相对领先，城际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具有多极化、组团性、邻近性与跳跃性特征。③ 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与绿色创新合作间的关系具有异质性，专业化集聚正向促进绿色创新合作，多样化集聚与绿色创新合作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合作模式及细分业态下存在差异。此外，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有利于加快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