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历代中央政府治河施政关注的核心对象，因此成为历史文献记载和传统舆图描绘的重要主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图书馆庋藏有一幅清初长卷式黄河舆图，目前尚未见其他版本，该图工笔重彩绘制，采用传统山水形象绘法，图绘信息丰富。研究考证表明：① 该图保存完好，绘者绍兴刘士林系明末著名理学家、抗清名臣刘宗周之次孙，主要生活在康熙朝。② 该图的绘制时间约在康熙中期，体现出明朝遗民视角，视野宏阔，描绘了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三十九年（1700年）的黄河状态。③ 绘者对黄河源头和上游的认识不甚明晰，但黄河下游绘制甚详，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可以据此复原清初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以及黄河、淮河与大运河关系。④ 该图卷尾附的《治河要略论》针对黄河治理，提出了三种策略，绘者对当时治河政策持批评态度。这幅舆图除了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现实应用价值，还在科学、版本和艺术等层面彰显出多元价值，值得进一步与其他清代黄河舆图比较研究。
垂直节理发育、直立性强的黄土常形成陡崖地貌。黄土陡崖是侵蚀沟、滑坡等诸多地貌的侧面景观，是系统映射黄土地貌发育演化的重要窗口。受以往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精度的限制，黄土陡崖地貌常呈平面隐性特征，限制了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广泛性的认知精度。本研究选择黄土高原典型研究区，基于山体阴影法和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获得的高分辨率DEM数据，构建面向黄土陡崖提取的地貌元素法，将黄土陡崖地貌划分为顶坡、陡崖坡和崖麓缓坡三元素，并与坡度阈值法的提取结果对比评估黄土陡崖地貌的平面隐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样区内发现陡崖5,093个，陡崖密度为853 个/km2，其中能够被坡度阈值法发现的陡崖仅为2,145个，占42.12%，称为显性陡崖，反之为隐性陡崖；坡度阈值法提取结果与陡崖坡元素重叠面积达95.2%，主要针对陡崖坡面，而地貌元素法包含陡崖地貌三元素，当陡崖坡隐藏时，仍能通过顶坡和崖麓缓坡推测陡崖地貌的存在；显性陡崖与隐性陡崖存在显著差异性，显性陡崖面积和高度平方的相关性优于隐性陡崖，并且显性陡崖普遍面积较大、高度较高，而隐性陡崖大多面积较小、高度较低，面积10 m2以下、高度15 m以下的陡崖容易隐藏；人工作用陡崖面积和高度小于自然形成的陡崖，人工作用的隐性陡崖占比较多。黄土陡崖地貌元素的引入为黄土地区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现提供更精确的科学依据。
黄河流域是全国关键的生态屏障与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带，其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状况，对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准确预测流域陆地水储量变化（Terrestrial Water Storage Anomalies, TWSA）未来时期的动态，对于全国水资源统筹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GRACE（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及GRACE-FO（GRACE Follow-On）重力卫星观测获取的黄河流域历史时期陆地水储量变化TWSA数据，采用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VMD）方法对原始陆地水储量变化TWSA时间序列进行降噪处理，以降低其非平稳性与复杂度。之后，构建长短期记忆模型（Long-Short Term Memory, LSTM）和Transformer模型，分别对各模态子序列进行预测，并基于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和纳什系数（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NSE）等性能指标优选预测模型。实验结果表明：VMD-LSTM融合模型在各项评价指标上均优于VMD-Transformer模型预测结果；未来时期（2022—2031年）黄河流域陆地水储量呈现缓慢下降趋势，预示该地区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仍面临持续压力。
厘清乡村产业发展地理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借助“天眼查”乡村企业大数据，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历程，引入DBSCAN和K-means聚类分析方法，探析中国乡村产业典型集聚区及其空间分异机制。研究表明：① 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产业经历了缓慢积累、快速提升、高速发展和稳步推进4个阶段。② 当前中国乡村产业集聚区分为粮食种植专业型、经济作物主导型、二三产功能增强型和产业功能均衡型四大类。③ 伴随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大，乡村产业集聚区基本遵循“二三产主导→经济作物种植业占优→粮食作物种植业主导→经济作物种植业反超”的圈层结构特征。④ 中国乡村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分异本质上是生产要素在自然资源禀赋、土地用途管制、经济市场引力及农村人口迁移四维动力系统作用下通过非线性耦合形成的动态配置过程。研究结果有助于科学认知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历程、系统掌握乡村产业体系空间结构与组合模式、为科学指导中国乡村产业振兴实践提供参考。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呈现“双向流动”新特征。回流务农劳动力作为农村适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重要补充，通过土地要素再配置深刻影响耕地利用方式，其行为决策可能成为破解耕地“非粮化”困境的关键切入点。本文基于四川省1,125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2SLS等模型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回流务农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务农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中介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务农通过转入土地、相连转入和成片转入三条路径实现不同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进而抑制耕地“非粮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务农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因村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村庄地形条件而异。劳动力回流务农在社会化服务市场和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平原地区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在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和山区会显著促进耕地“非粮化”。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被动回流务农、长期回流务农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基于此，建议政府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加强社会化服务精准供给、实施地域差异化引导策略并健全回流群体分类引导机制，激活不同区域内回流务农劳动力群体的“促规模”与“稳粮”的双重潜能。
湘南传统村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对其景观基因谱系结构、形成演进规律及有机更新利用进行探索，有助于推进传统村落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基于“地理-文化”复合视域，以永兴县板梁古村为实证案例地，构建湘南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提出景观基因工程概念原理、分类编辑机制及活化更新路径。研究发现：① 湘南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受地理与文化要素及人地关系的全方位深刻影响，其识别体系包含显性与隐性两大类基因、宏中微观空间尺度及多个维度。② 板梁古村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营建智慧，村庄布局展现高度的整体性和宗族性，民居建筑受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作用形成自身地域特点，公共空间包含多种类型并呈现丰富的空间层次，社会文化呈现儒学与宗族文化景观及湘南传统农耕特色。③ 新地理与文化语境下，基于景观基因工程及触媒理论，系统研判村落基因现存问题与需求，依据不同情境构建分类编辑及表达机制，有助于对聚落基因及空间文脉的科学传承和有机更新。④ 板梁古村应基于完整性和安全性开展景观基因修复，兼顾协调性和功能性实施景观基因剪切，顺应时代性和在地性进行景观基因植入，融合具象性与灵活性进行景观基因复制显化，从而促进村落保护、活化与振兴。
揭示影响农户福祉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优化策略可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为此，本文基于大别山区2个典型乡镇的522份入户调查数据，构建ISM-BN模型，从农户生计和乡村立地条件2个系统维度探究农户福祉的影响因素，并开展多情景优化模拟。研究发现：① 在福祉测度指标中，就业满意度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农户福祉水平，其方差衰减达到12.1%，其次是生活满意度（5.31%）、基本物质保障（2.03%）和住房满意度（1.9%）。② 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收入、生计多样性和非农化程度是影响农户福祉水平的内部生计系统因素，房屋类型、超市可达性、政府依赖风险、社会保障、环境改善服务、医疗健康服务是影响农户福祉的外部乡村立地条件因素。③ 多情景优化模拟表明，风险规避情景使高福祉概率提升0.581%；乡村立地条件优化情景使农户高福祉概率提升5.31%；农户生计优化情景使福祉高值状态概率提升1.929%。基于此，提出应多形式激励农户兼业，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优化社会保障配给，弱化政府依赖风险；提升环境改善服务、促进医疗健康服务均质化，以提升农户福祉水平。
流感作为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和普遍的典型传染性疾病，其传播的空间特性与气象因素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本文构建影响人群流感发生的气象要素和人口流动交互作用研究框架，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和GAM广义相加模型探析中国气象要素和人口流动交互作用对流感发病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气象因素、人口流动与流感发生呈现显著的相关性，气温与流感发生的相关性最强。② 气象因素、人口流动均与流感发病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日照>风速>降水>气温>气压>湿度>城市间人口流动>城市内人口流动”，三种人口流动方式中长途汽车对流感发病影响最大。③ “低温和高城市间人口流动”“低湿度和高城市间人口流动”两者交互作用对流感发病影响最为明显；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关中平原、陕晋蒙甘、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是各交互组合影响程度较高的地区。本研究强化要素交互作用视角和GAM模型在传染病时空研究中的应用，为促进健康地理学多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实证检验基础，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流感预防与控制、预测预警标准制定提供重要科学支撑和政策参考。
基于韧性视角研究医疗卫生建设与服务水平，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价地区防范化解医疗风险的能力。本文构建了医疗服务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修正引力模型基础之上剖析中国省域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特征，并在QAP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解析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形成和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医疗服务韧性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省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等西南省区。医疗服务韧性的省际均衡性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强。② 从整体网络特征来看看，东部地区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网络较为稠密，且内部关系密切。中西部地区的内部关联相对稀疏。 从个体网络特征看，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中介中心度较高，尤其是重庆市在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中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③ 从块模型分析结果看来，净受益板块和经纪人板块以东部省区为主，双向溢出板块各地区皆有包含，净溢出板块以中西部省区为主。随时间推移，中西部地区的医疗服务韧性溢出现象明显减弱。④ 地理邻近性、城市化水平、科研禀赋和医生待遇在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中发挥正向作用，人口老龄化和医院等级发挥负向作用。不同要素通过多种机制作用于医疗服务韧性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而影响其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本研究可为推进区域医疗服务均衡发展及韧性提升提供理论借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非常态化趋势的演进以及中国“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自由贸易港逐渐成为高质量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的“前沿敏感地区”。本文基于“经济-开放-创新-社会-生态”维度视角构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障碍度模型法实证比较2012—2022年海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新加坡高质量发展水平与障碍因素异同。结果表明：① 2020年海南自贸港设立后，与香港、新加坡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差距显著缩小。② 经济层面，海南经济规模、活力相对落后，产业水平有所提高；开放层面，海南税收优惠水平提升显著，贸易、投资、金融、风险防控、人员进出与运输往来等要素水平相对较低；创新层面，海南创新投入、产出与创新环境水平与香港、新加坡仍有差距；社会层面，海南医疗水平增势较快，环卫水平不及新加坡，教育水平不及香港，文化水平与香港、新加坡差距更为显现；生态层面，海南绿化水平相对较高，资源消耗与污染减排水平与香港、新加坡差距显著。③ 海南始终为开放型与创新型障碍因子并列主导模式，国际旅游入境人数、R&D经费投入强度等开放与创新类指标为海南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据此，本文提出发展轻工业、推动旅游、物流等服务业转型升级，降低外汇管制、关税及市场准入门槛，加大科研资金与人才投入力度，借助生态优势发展特色旅游项目等促进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增长与收缩已成为东北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人口增长与收缩存在复杂且多样的作用路径，全面梳理其影响机制能够为不同类型城市提出针对性建议，加快推动城市融入区域网络，并借助网络优势改善人口收缩。基于此，本文利用企业投资数据构建东北地区城市网络，定量测度城市网络外部性，借助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人口增长与收缩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2001—2021年东北地区城市网络发育逐步完善，网络结构向多核心转变，人口增长型单元的节点培育明显优于人口收缩型单元，网络外部性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② 网络外部性对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人口收缩型单元人口规模的正向影响强于人口增长型单元。③ 除直接影响外，网络外部性通过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水平、金融发展质量、营商环境水平及居民储蓄规模间接作用于人口增长与收缩，且对人口增长型与人口收缩型单元具有不同的作用路径。
全球变暖和城市化引起的热环境恶化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作为调节热环境的重要物质空间载体，如何识别绿色空间的热环境调节服务供需关系成为城市降温研究的关键突破方向。本文基于遥感影像、建成环境和社会经济等数据，使用InVEST城市降温模型刻画热环境调节服务供给，使用风险评估框架刻画热环境调节服务需求，再通过供需差和四象限模型反映供需数量关系和匹配类型，并以西安市为例，探讨功能区视角下城市热环境调节服务的供需关系差异。主要结论：① 西安市热环境调节服务的供给整体较差，空间上表现外高内低的格局，不均衡分布的问题比较突出。水域、农业区和公园绿地的供给较强，商业区、居住区和工业区的供给较弱。② 西安市热环境调节服务的需求整体较低，空间上表现外低内高的格局，不均衡分布的问题比较突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和城中村的需求较强，水域、农业区和公园绿地的需求较弱。③ 西安市有将近一半的区域处于供给过剩或供给赤字状态，将近80%的区域处于高供给-低需求或低供给-高需求状态，数量失衡和类型不匹配的问题都比较严重，空间上表现外盈余内赤字以及外部“供过于求”、内部“供不应求”的格局，供需关系空间失衡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城中村和交通场站以负向均衡和低供给-高需求为主，公共服务区以正负均衡和高供给-高需求为主，公园绿地、农业区、水域和空地以正向盈余和高供给-低需求为主。本研究为城市热环境调节服务供需关系的刻画和认知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助于管理者或规划师开展更加精细化的热环境调节服务供需调控。
在演化的视角下，知识生产是一个累积的、路径依赖的、互动的过程，城市专利知识空间演化与其内在结构息息相关。本文基于1985—2021年中国发明申请专利数据，通过共同分类分析计算知识相关性以构造专利知识空间，探究中国专利知识空间的演化趋势，并实证检验城市专利知识空间如何实现演化与高级化。研究发现：① 中国专利知识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由松散向紧密的演化趋势，同行业的知识领域表现出较高的知识相关性，中国专利知识空间发展的重点从化学、药品和医疗行业转向电脑和通信行业。② 中国城市专利知识空间的扩张明显呈现出由个别创新中心的零散发展向各个城市全面发展的过程，以及从东部沿海城市到中西部城市、从高行政等级城市到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先后顺序。③ 知识相关性密度的提高显著影响专利知识空间的扩张，知识相关性密度是中国城市专利知识空间演化的关键驱动力。④ 知识相关性密度通过知识进入的中介传导推动专利知识空间向更高层次演进。专利知识空间整体复杂性提高，优势知识多样化发展，并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专利知识空间结构韧性提高，由随机网络向核心-边缘网络转型，由同配网络向韧性网络转型。本文以知识特征和知识间相互作用为研究的切入点，为专利知识空间演化与创新发展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证，为城市经济和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
利用颜色边多层图模型和上市公司企业网络、专利转移网络和航空网络建立起中国时序多层城市网络，以多层强度中心性指标测度城市多层网络权力，在此基础上揭示了2005—2022年中国城市多层网络权力与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城市吸收能力视角探究了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多层网络权力与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呈非均衡增长特征，平均值从2005年的0.223持续上升到2022年的0.435，同时发展差距和离散程度明显扩大。② 耦合协调度具有不断增强的空间异质性和持续的空间依赖性特征，空间模式演变总体呈现路径依赖和空间黏性，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s）方法识别了5种类型的演化路径。③ 知识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和溢出效应正向影响着耦合协调度，而人口密度和政府支出则产生了抑制效应，同时这些地方因素的影响在城市规模、资源基础和网络地位维度都存在异质性。未来政策需要着力推进城市多层网络权力与土地利用效率实现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充分关注这种耦合关系的多维度差距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高度重视城市吸收力对实现网络经济的支撑作用。
在全球化波动和“双循环”政策背景下，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与本地循环对区域经济稳定与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与港股上市公司股东投资关联数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投资网络，并利用复杂网络的自环性与抗毁性分析方法，系统刻画其自环性与韧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大湾区资本流动呈现以香港为核心、港-深-穗高度耦合的放射状结构。② 中心城市投资自环性明显，香港、深圳、广州的本地资本影响力较强，而多数非核心城市依赖异地资本。③ 在蓄意攻击情境下，本地资金联系受损会引发更快的网络衰退，显示地域性资本在冲击中更为脆弱。④ 回归结果表明，自环性对网络韧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过度依赖本地资本抑制了跨区域冗余路径，削弱了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完善核心节点风险防控机制并鼓励资本多元化投资，是提升大湾区投资网络的稳健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