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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0 >Issue 4: 958 - 97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0282

迁徙中的承袭、交融与分异——广东客家建筑与聚落形态时空发展解析

  • 杨希 ,
  • 马航 ,
  • 张力智 ,
  • 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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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深圳 518055

杨希（1985-）,女,辽宁铁岭人,博士,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化机制。E-mail: xi-

收稿日期: 2020-04-07

  录用日期: 2020-07-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6-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90816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0A1515010681)

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JCYJ2019080614340347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45001028)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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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fusion, and variation during migration: An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Guangdong Hakka architecture and settlements

  • YANG Xi ,
  • MA Hang ,
  • ZHANG Lizhi ,
  • SONG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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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Shenzhen 51805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4-07

  Accepted date: 2020-07-27

  Online published: 2021-06-10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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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客家是一支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流迁状态的民系。在其迁徙过程中,宗族组织化的群体自身的文化惯性对撞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客家民系对于生存空间关系的处理呈现多样的态度。为厘清广东主要客居地内不同传统客家村居形态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发展脉络,本研究从类型学角度,分别在微观建筑形态与中观聚落格局两个层面,依据关键空间属性来划分空间形制的基本类型,并整理比较建筑类型与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而后,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挖掘客家民系在广东省内的流迁历程,并顺沿多条流迁动线分别探讨不同建筑类型、不同聚落类型之间的承袭、交融与分异关系,进而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建筑”与“聚落”两个尺度层面上的空间营造活动中,建筑形制决策倾向于依附民系内生文化,聚落模式决策倾向于呼应局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② 在沿迁徙路径的时空推移过程中,主要建筑类型沿主干河流由上游向中下游传播承袭,韩江水系和东江水系之间的支线水陆途径促进了建筑类型在规模、围合防卫程度、聚合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渐变过渡;③ 相对于客家文化核心区,“广府-客家”“福姥-客家”文化锋面上客家建筑“中轴”对空间组织的主导力发生急剧弱化,意味着宗族组织出现扁平化的变化态势,主要表现为该地带宗族“房系”发达度下降,以及宗祠的经济文化凝聚力衰退;④ 从空间概念的历时性承袭与发展视角来看,空间形态控制性基因应为明确的“属性”化因子,而非具象化要素,聚居空间的基因分析,应当分别基于“人”“地”的不同线索,探索不同尺度人居空间形态的控制因子。

关键词： 广东客家; 建筑形态; 聚落格局; 承续性; 过渡性; 分异性

本文引用格式

杨希 , 马航 , 张力智 , 宋科 . 迁徙中的承袭、交融与分异——广东客家建筑与聚落形态时空发展解析[J]. 地理研究, 2021 , 40(4) : 958 -976 . DOI: 10.11821/dlyj020200282

Abstract

Hakka, categorized as a subclass of the Han majority, was in a state of migration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During their migration, the cultural inertia rooted in the clan-based group collided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which has made the Hakka people's different attitudes in the decision-making for living space. To clarify the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akka villages in the main residential areas of Guangdong,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village types,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differentiated basic spatial types based on key spatial attributes in two aspects of micro architectural form and meso settlement layout. The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patial types in the two aspects was marked and compa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Hakka's migration course within Guangdong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fusion and variation among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forms and settlement layouts were explored through the clues of Hakka's migration routes in Guangdong. Som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In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n different scales of architecture and settlements, the decision-making for architectural forms was subject to people's endogenous culture, while settlement layouts tended to echo the local condition of society, econom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2) In the spatio-temporal process of Hakka's migration, the main building types spread and inherited from the upstream to the middle and downstream along major rivers, and the tributaries and routes between Hanjiang River system and Dongjiang River system promoted the gradual transition of building types with respect to the architectural scale, the degree of defense, and the pattern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3) Compared with the core area of Hakka culture, the domination i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axis of Cantonese-Hakka and Chaoshan-Hakka architecture which is at the culture front has been dramatically weakened, which indicates the mutation in the clan organization towards a delayering trend with the recession in the clan branches, and in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hesion of the ancestral hall; (4) From the point of the diachronic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patial design concept, the control genes of spatial form should be attributed factors rather than concrete ones, and the exploration for morphological control genes o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should be based on different clues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Guangdong; Hakka; architectural form; settlement layout; inheritance; fusion; variation

1 引言

“客家”是中国一支具有独立文化意义的汉族民系的称谓,该民系的形成受到唐、宋、元交替时期中国移民运动的影响,其文化核心处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区域的山地丘陵地带[1]。明清两代,这一民系受到政府的流民镇抚举措以及文化核心外沿地区战后招垦行为的驱动,由核心部向南、向西辐射跳跃发展。大约至清中后期,这一民系在与粤地其他民系的交锋中逐渐形成自我文化意识,使“客”称谓逐渐脱离了单纯户籍意义上的与“土户”“主户”相对的泛称,而成为这一支具有相似方言、习俗、流迁经历、聚居形式的群体的文化专称[2,3]。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粤东地区客系知识分子对客家身份的建构以来,这一专称逐渐在赣闽粤地区的客系民众中取得认同[4]。
与广东地区的广府、福姥民系相比,客家民系在明清乃至近代的发展伴随着较高频率的流迁,因而我们很难从静止的视角来理解其聚居空间较为复杂多样的形态与地理布局模式。仅以今日深圳（清时期属于广州府新安县、东莞县与惠州府归善县交接区域）为例,在这个客家陆上迁徙的南端,大致由银瓶山和凤岗南门山余脉为界线,东侧诸客村主要分布围堡式围楼,西侧诸客村主要呈现排屋式围村。从聚落形态尺度来看,围楼之间的距离较远,通常达到几百米甚至上千米,而围村表现出较明显的多村团体的集聚性,村落群占地面积常常达到清代集镇的规模尺度。同一民系在同一地级行政区呈现迥异的聚居单元类型和村落空间组织模式,并各具势力范围,地理界限清晰,是一种不易理解的人居地理现象,而类似的现象在今日惠州、揭阳等客家迁徙的端头性区域亦为普遍。
同一民系同域聚居空间的异化现象对我们的既有认知产生冲击。是何种因素影响着村居形态的空间决策?部分学者侧重从内生文化角度进行解释。张杰等从村落地形、轴线、尺度与视域角度四方面分析“礼”文化对中国传统村落规划的普遍影响[5]。与其相对,王昀更强调村落形态的个性特点,在《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中基于大量的案例观察提出“不同的民族即使是处于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建造的聚落形式也不相同……相同的民族建造相同的聚落”,这一切源于同民族人群内部相对独立于外民族的“空间概念”,并将聚落的核心形态要素归纳为住居的面积、间距、朝向三方面[6]。汉地风水文化、家族文化、民族文化等内生文化因素固不可忽视,不过更多的传统村落研究在内生文化之外着重兼顾了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王晓薇等在针对山西古村形态的研究中关注了建筑、聚落两个尺度上的空间特点,并分别以住宅风水、家庭结构、产权配置等因素解释建筑的尺度、房间布局朝向,以风水、礼制文化、安全防御、社会产业、用地限制、交通条件等因素解释聚落形态的自由度、规整度[7]。周政旭等在对贵州布依聚落的研究中主要从安全防御角度解释屋寨的围合形式,并从文化心理、耕地资源条件、水源条件等角度解释聚落所处的地形地势、聚落规模、间距,聚落与山水林田等自然要素的对位关系[8]。杜佳等针对非分散性的集村,从地形地貌条件、安全防御以及农地资源条件等角度解释屯堡聚落的整体规模、长宽比、形状指数,以及聚落内部建筑密度、朝向和公共空间分维值[8]。综合来看,既往传统村落研究对空间形态的描述常采用相似的指征,如用尺度、格局、外围合元素描述建筑形态,用地形地势、间距、方位朝向以及与周边环境资源要素的距离关系等描述聚落形态,如果聚落布局紧凑,还会采用特别的指数来衡量形态的复杂程度。在此基础上,从内生文化、外部自然社会环境等多个角度对空间形态的成因予以解读。
客家建筑与聚落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属于较为独特的一支。一方面,其建筑常为各种尺度的围居,大型围居甚至可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村。围居间小聚集、大分散,并无定式,但围居以外通常无街巷等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客家属于迁徙性民系,对于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流迁状态的民系而言,“空间概念”的绝对统一化较难实现,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民系间的文化碰撞等因素使“空间概念”的演化成为必然。此外,客家是宗族化的组织群体,纵然迁徙频繁、空间演化,同一家族在聚居空间营造与经营方面仍然可能具有文化发展的连贯性。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迁徙路径与空间模式的地理分布之间应存在一定的互证关系,迁徙之上源差异以及迁徙路径上的外部刺激可能成为寻求空间概念演化之解释的方向。
本研究基于以上认识,以广东省域内主要客住区及其边缘地带为空间研究范围,鉴于建筑形式与聚落模式对应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各自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从类型学角度,在微观建筑单体形态与中观聚落群体格局两个层面划分各自所包含的类型,整理各类型的地理分布,并基于此分析两层面类型间是否存在地理上的对位关系。而后,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挖掘客家民系的省域流迁历程,并顺沿多条流迁动线探讨不同聚居类型之间在空间组织与环境经营方面的关系,从而探寻村居“空间概念”之影响因素。
客居地理空间研究范围的选择首先参考近年学者对广东省各区域客家人口的比例调查[10]。调查数据显示,韶关东部和河源、梅州两市的大部分区县,客家人口占户籍人口的90%以上,可视为客住核心区域。如果用梯度色标识省内各区域客家人的占比等级,可见随地理空间由客文化核心区向东南沿海部、向西南方向推移,客家人口的占比逐渐下降,并且在西南部出现一些断续分布的低人口比值孤岛（图1）。这些低值孤岛地区的客家移民多受清时期定点移民垦荒政策招徕,清后期因较严重的土客冲突,在政府的安排下又向今广西、海南等地大量迁徙[11]。鉴于孤岛地区客人分布零散、人口占比低,文脉连贯性较弱,故与乳源、连南等少数民族自治县一并不纳入本研究的空间对象范围。
图1 2012年广东省客家人口分布比例分级图

Fig. 1 Classification of the proportion of Hakka population of Guangdong in 2012

本研究所针对的县市空间为客家人口占15%以上的相互接续的区域,即图1中五级红梯度色标识的连片区域（乳源、连南瑶族自治县除外）。具体到镇区级别,在进行村居采样时,由于广东较少出现同镇、同区多民系混居的现象,所以除对图1所示一级纯客住区进行直接采样以外,对其他各级区域依据广东客家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记录[12,13]来界定局域客住镇区范围,进行空间采样,并作类型标记。各样点标记的类型定义主要依据样点周边约20 km2范围内（相当于1~2个行政村的空间尺度）的主要空间形态类型,并不对应区域内出现频率极低个别特例。在建筑尺度层面,如果设定范围内呈现多种主要类型,则用多类型记号密集标记于该范围。

2 两种尺度层面的类型学分析——建筑与聚落

广东一地是客家在大陆地区南向迁徙的端点,此地客家建筑与聚落的形态在其既往类型的基础上又出现较为丰富的变体。本节将聚居空间形态析分为微观建筑单元与中观聚落群体两个层面,分别进行类型挖掘与空间分布定位,并探寻两层面之间的关系。
类型学可以定义为按照相同的形式结构对具有特性化的一组对象进行描述的理论[14]。类型即一类事物的普遍形式,可以将具有相同本质的多种表现形式进行统一表达[15]。从这一点出发,类型学为我们指出了一种认知复杂事物的降维思想。类型学将事物的复杂维度降低,抽取其本质,通过限定类属间的区别性因素来进行类型的划分,根据类型之间各要素属性的异同关系探讨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而研究类型的可变性与过渡性问题[14]。本研究意在对省域范围内客家民系的多样性的建筑与聚落形态进行关系解析,类型学的抽象降维思想及其对事物在本质层面的关系性探讨与本研究的目的相契合。
类型的划分逻辑也是各类型特性的描述逻辑。在本研究中,形式分类的核心目的是探索类型之间的关联,串联类型发展的脉络。因此,本研究并未采用某种具体的形态名称,而采用由形态整体拆分开来的一系列空间属性来描述各种类型。为有效辨析类型之间的差异和关联,所采用的空间属性脱离了具象的形态而强调高度抽象的空间组织结构。对于任意两空间形态样点,如果各项属性一致,即为相同类型;如果不低于50%的属性相一致,可视为相似类型;如果不低于50%的属性不同,则视为相异类型。针对任意一组空间上连续分布的样点群,可根据各点类型的相同、相似或相异的关系,辨析空间发展的承袭性、交融性和分异性。

2.1 单元形态——各类建筑形制及其地域分布

受宗族组织模式和社会安防环境影响,广东传统民居多呈现格局规划严整的合围组团建筑形式,陆琦等在《广东围居》一书中将“围居”的模式归纳为围屋、围村、围寨、围楼四类[16]。这四类围居为广东全域传统民居建屋形制的概括,在3支主要民系（广府、福姥、客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类型对应关系。在针对客家民居研究中,学者吴庆洲将广东客家建筑划分为杠屋、堂屋、围龙屋、围楼、城堡式围楼、围村、碉楼、自由式围屋等八类建筑形式[17]。
无论是从无民系差别的宏观视角所进行的围居分类,还是针对客家一系所做的具体建筑形式分类,其类属间的界线均较为明确,不易表达空间演化过程中类型间的关联与变异。因此,本研究对民居单元的类型划分采用属性集合定义形式,而不对应为特定的固化形态。综合广东各地客居的形态模式表现,选取以下建筑属性对其进行形制模式定义：a为相对规模（大|中|小）、b为组织结构（规则|不规则）、c为中轴（实轴|虚轴|无轴）、d为轴边侧建筑或合院的出口与中轴的对向关系（垂直|放射|平行）、e为围合体（有|无;高|低;墙体|建筑|混合）。
由以上属性的不同特性组合,可对广东客家建筑单元形态进行分类（表1）。各类建筑的地理空间分布见图2。
表1 广东主要客住区传统建筑单元类型

Tab. 1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ypology in Hakka's main living area in Guangdong

类型 属性描述 模式图示 实际样例 主要分布区域
a
相对规模		 b
组织结构		 c
中轴		 d
对向关系		 e
围合体
A 大 规则 虚轴 放射 有|高|建筑 梅潭河上游、凤江（黄冈河）上中游
B 大 规则 虚轴 放射 有|低|混合 梅潭河上游、凤江（黄冈河）上中游
C 大 规则 实轴 垂直 有|低|混合 韩江上中游、宁江流域、石窟河流域、梅江流域、梅循道
D 小 规则 实轴 垂直 无 汀江流域、韩江上中游、梅江流域、平远县、梅循道
E 中 规则 实轴 垂直 有|高|建筑 宁江流域、梅循道、新丰江流域、东江上中游、西枝江-淡水河流域、紫金县、龙门县
F 大 规则 实轴 垂直 有|高|建筑 新丰江流域、东江上中游、西枝江-淡水河流域、榕江上中游
类型 属性描述 模式图示 实际样例 主要分布区域
a
相对规模		 b
组织结构		 c
中轴		 d
对向关系		 e
围合体
G 大 不规则 无轴 - 无 北江上中游、增江上中游、东源县西、翁源县
H 大 规则 虚轴 平行 有|低|混合 榕江上中游、韩江中下游
I 大 规则 虚轴 平行 无 北江上中游、增江上中游、东江中下游、石马河流域、寒溪河流域、洋涌河流域
J 小 不规则 无轴 - 无 琴江流域、东源县西、博罗县、翁源县

注：“实际样例”截取自Google地球（2020年6月30日）。

图2 广东主要客住区传统建筑类型的地理分布

Fig. 2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ypology in Hakka's main living area in Guangdong

由建筑类型的地理分布来看,南北向相对连续分布的空间样点主要呈现建筑类型的承袭,如自韶关东至深圳西一线,东江上游至深圳东一线等。而东西向相对连续分布的空间样点主要呈现建筑类型的交融过渡,如东江、梅江、韩江流域之间。局部地带展现明显的分异,如南部相对近海地带。

2.2 群体形态——各类聚落空间组织模式及其地域分布

客家群聚性的居住模式使每个建筑单元常达到小型村的规模。此节所分析的群体形态指的是由多建筑单元所构成的自然村的形态。聚落形态应通过何种属性区分界定?我们需要认识到群体的形态控制属性究竟决定了什么。它决定着在既定的自然环境基底内,新增建筑单元的环境区位,以及新增建筑单元与附近原有单元的几何空间关系。环境区位属性表征为位点与方位、地形、水源、主干交通途径等要素的对位或距离关系,单元间的几何关系属性则表现为单元间的最近距离关系[18]。为使聚落形态类型的划分不过于细碎,本研究选择既往聚落研究较为常用的,且在研究区域具有较强区分度的3个属性：方位（a为单元有无特定朝向）、地形（b为单元所处地形特点）、单元间的最近距离关系（c为单元间距）。用三种属性的不同特性组合来区分不同的聚落类型。聚落的生长实为在某种原则控制下因环境条件而自行塑造其特定形态的过程。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跳脱纯粹形态几何表象的迷惑,避免既往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根据“团块式”“条带式”“散点式”等纯形态化判别标准而将同性组织原则的聚落类型误识别为异性,或将异性组织原则的聚落类型误识别为同性的情况（图3）。
图3 单纯依据直观形态而导致的聚落类型误判情况

Fig. 3 The misjudgment of settlement types simply based on intuitive shapes

基于“单元形态”一节的村落样本选点,经逐点观察,各村的聚落空间组织模式展现出几种类型（表2）,各聚落类型的地理空间分布如图4。
表2 广东主要客住区传统聚落类型

Tab. 2 Traditional settlement typology in Hakka's main living area in Guangdong

类型 属性描述 模式图示 实际样例
a
单元有无特定朝向		 b
单元所处地形特点		 c
单元间距(m)
A 无 山麓 100~350
分布区域：东江上游定南水流域、石窟河上游、凤江（黄冈河）上游山区、梅江中游、增江上中游
B 有（偏南） 山麓 <50
分布区域：梅潭河流域山区、梅江下游
C 无 山麓 <50
分布区域：梅县西山区、梅江上游、琴江流域、梅循道、五华山区、东江上游山区、秋香江中游
D 无 山麓+平地 <50
分布区域：梅江上游五华盆地区、秋香江上游
E 有（偏南） 山麓+平地 <50
分布区域：梅潭河流域、韩江下游
F 无 山麓+平地 50~100
分布区域：韩江上中游、梅江中游、新丰江上游、梅循道、紫金县
类型 属性描述 模式图示 实际样例
a
单元有无特定朝向		 b
单元所处地形特点		 c
单元间距(m)
G 无
 山麓+平地 100~350
分布区域：东江上游寻乌水流域、凤江（黄冈河）上游、梅江中游盆地、石窟河流域、榕江上游、东源县西、西枝江-淡水河流域、石马河流域丘陵区
H 无 平地 <50
分布区域：韩江中下游产溪盆地、榕江上游、陆河上游、东江中下游博罗段
I 无 平地 100~350
分布区域：梅江下游、宁江流域、梅循道、新丰县西部山区
J 无 山麓+平地 150~500
分布区域：东江上中游、西枝江流域、淡水河流域、石马河流域、寒溪河流域、洋涌河流域
K 有（偏南） 平地 150~500
分布区域：北江上游、连平河流域

注：“实际样例”截取自Google地球（2020年6月30日）。

图4 广东主要客住区传统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GS(2019)333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4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typology in Hakka's main living area in Guangdong

相对于建筑类型在地理分布上表现出的南北承袭性和东西交融性,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关联性偏弱,表现为：在地理上相邻的类型,两两之间一致的属性数量大多未超过50%,相似程度并不高,同类型聚落的地理分布亦呈现为分散化的小组团,无明显的空间连续性。

2.3 建筑类型与聚落类型在空间分布原则上的差异性

如果将建筑单元类型与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叠合观察,可进一步发现两个尺度层面类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图5）。其一,同类型建筑在聚落组织上表现为多种类型,例如E类建筑主要对应C类、G类、I类、J类聚落;其二,同类型的聚落之中可涵盖多种建筑类型,例如H类聚落主要对应C类、D类、F类、H类、I类、J类建筑;其三,具有双向类型对应性的“建筑-聚落”并未出现,仅出现两对单向对应性的类型,包括H类建筑单向对应H型聚落,F类聚落单向对应C类、D类建筑,而这种对应并不可逆。
图5 广东主要客住区建筑类型与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比较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GS(2019)333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5 Comparation of differen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ypology and settlement typology in Hakka's main living area in Guangdong

类型分布比照显示出建筑类型与聚落类型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相异的倾向。空间营造中,建筑属性展现出人们在某种社会经济和安防条件下对家族内部关系的处理,聚落属性展现出人们对人与地的自然关系,以及家族单元之间、不同家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处理。无论哪种关系的处理,可以选择保有或部分保有某种文化模式,也可以选择跟随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变通。广东地形除南部珠三角地区和沿海狭地较为平坦之外,其余大部分区域多为山地丘陵。山、谷交错,将宜居空间切割为零散的小区域。因对外交通条件的差异以及与重要墟市、商贸口岸的空间距离差异,各区域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程度较不均衡。由客家聚落类型在地理分布上呈零散小组团的形势来看,客人的聚落组织较为侧重外部环境的约束,并不执着于某种特定模式。与其相对,体现一定的南北承续性和东西交融性的建筑类型地理分布表明建筑形制的决策受到外部条件的约束相对较小,在空间形制的控制力方面,其环境属性很可能弱于其内在文化属性。

3 迁徙路径上的形制继承与演化

3.1 迁徙路径

除非受到极高强度的外在刺激,通常情况下族群文化不会发生绝对的断裂,而会顺应某条线索逐步发生衍化,这一线索即为文化的源流,亦为民居形态的源流。从广东客家建筑类型的地理分布来看,属性相似度较高的聚居类型在地理布局上亦存在接续性,表现为南北轴向的承续与东西轴向的交融。那么,地理上相邻的建筑类型之间是否存在衍生关系,类型间的发育时序又是怎样的,不妨从广东省域内客家的迁徙路径入手寻找答案。
客家迁徙常具有连带性特点,即兄弟携家口结伴而迁,乡邻之间亦常因循先行者经历经验,陆续以相似的途径向新地迁移。基于这种行为特征,大姓宗族的迁徙行踪可在一定程度上标识出区域范围内客家迁徙的总体趋势。因此,族谱研究成为挖掘客家迁徙历史的有效途径,学者罗香林在20世纪前中期所作的客家迁徙源流考证即采用这一方法[19]。但必须指出的是,人们在编撰族谱时往往出于标榜家族地位的需求,将家族起源刻意附会于名门福地,或与著名历史人物乃至神话人物建立关系,因此族谱研究中的信息辨伪筛选工作较为必要。就广东遗留的大多客家系族谱来看,其所记录的明代以来的信息大体具体且可信。据罗香林考证,广东一地的客家迁入主要有4个入口,分别为与江西交界的南雄、和平两县,以及与福建交界的蕉岭（旧称镇平）、大埔两县。江西迁入者在广东省内主要单向南迁,最终到达珠江三角洲边缘地带,偏西的一支更由珠三角地带流向广西、海南等省;福建迁入者先集中流向梅县（旧称程乡）附近地区,而后分头向南流向潮汕地区,向西南流向珠三角地区,向西北流向广西、湖南等省（图6a）。
图6 广东主要客住区及其周边客家迁徙路径的历史考证与再修正示意图

注：a图根据《客家源流考》[19]中客家迁徙路线图信息绘制。

Fig. 6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revisions of Hakka's migration routes in Hakka's main living area of Guangdong

罗香林的考证大体贴近客人在广东省迁移的总体趋势,但在一些空间节点的定位上存在误差。
其一,根据多姓族谱记载,客家人由赣闽向粤的迁移,先期大致发生于两宋交替之时,大规模迁徙主要发生于明初至明中期。至明中后期,赣南闽西等地亦接收大量的粤北客人的回流[11],这一时期,赣闽粤三省交界附近的客人流动并不定向。
其二,据民国《大埔县志》的氏族调查,大埔一地据汀江、韩江之利,为闽赣与潮汕之间的“交通孔道”,居于此地的客家人多迁自饶平、永定、上杭、宁化、长汀,人口流出的方向主要为潮州、汕头[20],因而在客家东线迁徙路径中,大埔亦为一重要起点。
其三,珠三角地区为各路客家汇集区域,通过调查该区域及其周边区域内的客系族谱（《坑梓黄氏族谱》《惠阳叶氏族谱》《石岩镇官田村黄氏族谱》《广东宝安观澜松原厦陈氏族谱》）、地方志书与老人口述,发现在“广府-客家”文化锋面（即“清远-花都-从化-增城”一线）以东,客人迁移主要呈现“蕉岭-梅县-兴宁-五华-紫金-惠阳”“龙川-东源-惠阳-龙岗（或东莞）”“梅县-五华-东莞-宝安”“南雄-始兴-从化-东莞-龙华“兴宁-增城-花都”等几条主线[19,21-23]。其迁徙源点基本包括了客人由赣、闽入粤的各个起点,各线流向初始较为明确、较少交错,但在珠江三角地区边缘（如新丰、紫金等地）和内部（惠阳、宝安、东莞）经常出现汇聚或交错迁移。罗香林先生对蕉岭、梅县起源的三线的刻画与上述记载较为相似,对龙川起源的主线刻画得似有偏差,对沿海地区的多向性迁徙以及南雄起源沿“广府-客家”文化锋面向珠三角东部的迁移有所疏漏,而主要析出向珠三角西部流向一线。然而西南向一线所覆盖的客人迁徙规模非常有限,多属零星迁移[24],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客家人口分布情况调查中亦得以证实[10]。
综合以上信息,客家在广东省内的主要迁徙流线的补充修正见图6b。
根据现居惠阳东莞一带的客家人描述,迁徙中的客人经济条件较为有限,常常选择经济成本较低的水路。在主要客住区,由粤赣闽交界至南粤大概由三条主干水路完成南北链接。
东路由交接于大埔三河坝的“汀江-韩江”一线,向北沟通福建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向南通往潮汕地区。中路成“丫”状,西分支起自汀梅循道,顺东江而下,东分支起自筠门岭道,顺石窟河至梅江,梅江上游与东江上游在龙川区域由蓝关（今龙川205国道附近）沟通[25],由东江而下直至惠阳东莞等地。西路起自大庾岭山道,至南雄珠玑巷,“下浈水（即北江上游浈江）循北江南下番禺”[24]。
如果将水路与客家迁徙流线叠合观察,可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图7）。
图7 由水路承载的迁徙流线

注：基于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粤S(2019)03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7 Migration routes carried by waterways

3.2 建筑形制的承袭与演化

通过水路串联各客住区域,梳理客家建筑形制演化的时序关系。
东路包含主副二线,主线为“汀江-韩江“流域,副线为饶平域内的凤江（亦称“黄冈河”）流域,主副线之间由东西流向的梅潭河沟通。主线展现C类型和D类型,副线展现A类型和B类型。A类型主要为闽地客居的基本模式,副线的B类型与主线C类型较为相似。受到梅潭河的沟通作用,C类型可视作B类型与D类型的结合产物。主线副线在下游段逐渐融合,均向G类型、H类型转向。
中路是三条路径中较长、分支较为复杂的一路,呈“丫”形路径。“丫”形路径的东上线（即梅江一线）与前述东路由梅江链接了梅县、大埔县两个重要节点。据县志记载,两地商业往来甚密,亦存在人口双向迁移现象[20]。一定数量的大埔县人由梅江所系,过梅县、兴宁,远至龙川县老隆、蓝口等地经商,同时,部分梅县人亦顺梅江过大埔入韩江而下,至潮汕地区发展。因此,中路东上线建筑形制与东路主线上的较为相似,均以C类型和D类型为主。“丫”形的西上线（即东江上游）以E类型为主。东西上线类型的差异使“丫”形路径的连接部（兴宁、五华、紫金、龙川交界处）的建筑类型较为多样,表现为C类型和D类型逐渐消遁,其中D类型消隐得较早,而E类型逐渐增多。由“丫”形路径连接部沿东江下行,在龙川、东源域内以及其西部相邻的连平、新丰域内开始出现F类型,呈E类型和F类型并行状态,该状态在博罗段被中断,而在东江下游惠阳、龙岗区域又重新恢复。
西路主要沿北江流域东侧的丘陵山区推进,主要为I类型,且保持较为稳定。在上游区域多间杂G类型,在下游区域多间杂J类型。
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确定：首先,广东客居建筑形制在南北向主干流域通常保持连贯相似,只是在河流下游地区会发生一定的类型转向,如果不出现外界干扰,东线上的A类型、C类型,中线主干上的F类型,西线上的I类型,很可能沿主干流域保持稳定延展;其次,河流支流和陆路要道的链接,使建筑类型在由东线到中线的较长的腹地区域出现相向渗透,表现为过渡类型B、D、E的大量衍生,A类型~F类型间顺次两两相似,每种类型几乎都可视作其前后类型之间的形变媒介,顺沿迁徙空间时序观察A类型~F类型的演变,渐次表现为围合防卫程度的先渐弱后渐强,中轴由虚转实,单元由放射组织转向垂直于中轴组织,建筑规模先减缩后膨大;再次,前述两点体现河谷地建筑形制在南北向的承袭性与东西向的交融性,然而,建筑类型在粤南、粤西谷地平原交接区域,出现相对跳跃式的分异,这一交接区域也恰是客家民系与广府、福姥民系的文化锋面地带。
定义各类型建筑所采用的属性具有相应的社会内涵：“相对规模”对应宗族经济实力、“组织结构”对应宗族组织程度、“中轴”对应宗族房系发达度、“对向关系”对应宗祠的经济文化凝聚力,“围合体”对应防御强度与对外关系。建筑类型沿迁移路径的承袭、交融,以及在迁移尽端的分异,实际上体现的是宗族内部经济文化组织关系的延续或转变[26]。从时空发展关系来看,在纯客住区内,客家家族内部的经济文化组织关系较为稳定,在外部条件变换的情况下亦可缓和过渡。而在“广-客”“潮-客”文化锋面地带,外部环境刺激明显,引发家族内部的经济文化组织关系的突变。

3.3 聚落组织的在地化分异

在各个具有不同环境特性的小流域,聚落呈现不同的组织模式,这种现象暗示了迁徙民系的聚落建设具有客体融入生存环境的“在地化”倾向。
如果顺沿迁徙路径观察,例如中路的“大埔-梅县-兴宁-龙川-东源-博罗-惠阳-龙岗”一线,聚落依次呈现F-I-G-C-I-C-F-I-J-G-H-J-G的类型变换,其中除却“I-G”“J-G”为邻接的相似类型之外,大多数相邻类型为相异类型,类型之间的交融演化现象并不明显。以上中路所展现的聚落类型多突变分异现象亦展现在东路（变化类型：B-F-H-E,无邻接相似型）和西路（变化类型：K-J-I-F-J-A-H-J-G,仅“F-J”“J-G”为邻接相似型）上。亦因此,同型聚落不一定对应同型建筑。
聚落类型在发展时序上无明显承续或过渡关系,那么它是否与所处的环境相关?首先,同型聚落所处自然环境的相似性较为明显。例如H类型聚落,其分布区域主要为韩江中游支流谷地平原、榕江上游支流谷地平原,以及东江中下游支流谷地平原,均为空间较为开敞的小冲积平原。另如C类型聚落,其分布区域主要为梅县、五华、龙川、紫金等地的山间狭长谷地地带。其余类型不一一枚举。其次,在经济环境方面,周宏伟在《清代两广农业地理》一书中根据作物种类、区域粮食自给状况、农业商品化程度等因素将清代广东农业划分为7个主要区域[27]。将该分区界线叠合入广东客住区传统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可发现该经济分区界线与一部分聚落类型界限重合或近似重合（图8）,体现出聚落模式与社会经济环境的相关性。更进一步,从单村动态发展角度细究,在聚落内部,一旦宗族经济依托发生转变,那么聚落的空间生长逻辑也会相应改变。例如梅县侨乡村,在19世纪发生经济依托由农资转向侨资后,该村新生建筑与原有建筑相比,在空间选址上对旧日的依山节地原则便不再着重考量[28]。
图8 广东主要客住区的农业分区（清）以及传统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GS(2019)333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8 Agricultural zoning in Qing Dynasty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typology in Hakka's main living area in Guangdong

本研究所析出的3个主要聚落形制属性——朝向、地形、间距,综合反映人们对人与地的自然关系,以及家族单元之间、不同家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处理态度。由聚落类型时空发展的地理分异情况可见,人们在进行中观尺度的空间经营时,面对山地、丘陵地、平原等不同地理环境,基于农业为主或农商结合等不同的经济模式,并未刻意追求某种固定的文化模式,而更注重随外部自然、经济、社会各种环境的基本情况（如地形水文条件,当地资源的供给量,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相对发育程度,人地比例,宗族间或民系间的关系,宗族内部析产原则等）的改变而变通调整其空间扩张模式。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针对广东主要客居地及其边缘区域,梳理分析不同类型的建筑单体和不同类型的聚落群体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并顺沿客家迁徙路径对各类型进行时空串联,在建筑与聚落两个尺度层面辨析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以下结论：
（1）民系内生文化对建筑形制的影响远超对聚落组织的影响,人们在聚落组织中更为侧重局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条件。静态表象上,建筑模式与聚落模式之间并无绝对的对应关系,而在空间上相接续的村落,其建筑模式的关联度往往比聚落模式的关联度更加明显。由此推测,迁徙中生存的客家,其民系文化与外界的环境不断碰撞磨合,在“建筑”与“聚落”两个尺度层面上的空间营造活动中,微观“建筑”模式决策更黏着于内生文化,而中观“聚落”模式决策更倾向于呼应因地而异的外在的环境。
（2）现时建筑类型的地理分布叠加民系的空间迁徙过程,展现了建筑类型的历时性文化发展脉络。韩江、东江、北江等南北向核心水脉促进了上游主要建筑类型向中下游的传播,各主水脉承载的建筑类型相互分异。韩江系建筑与东江系建筑之间由梅江、梅循道、琴江、秋香江等迁徙路径联系,建筑类型由东向西交融渐变,建筑的围合防卫程度先渐弱后渐强,中轴由虚转实,单元由放射组织转向垂直于中轴组织,建筑规模先减缩后膨大。而北江系与东江系建筑文化的交融过渡性并不明显。
（3）建筑形制历时性的演化在“广府-客家”文化锋面（清远-花都-从化-增城）和“福姥-客家”文化锋面（饶平-潮州-揭阳-揭西-陆丰-海丰）上出现了质性突变,即“中轴主导空间组织”特性的急剧弱化,具体表现为中轴精神核心建筑的消隐,以及次级建筑群组与中轴的对向性的消失。建筑类型变化体现宗族内部组织的变化,相对于客文化核心区,文化锋面上的客家宗族“房系”发达度下降,同时宗祠的经济文化凝聚力亦有所衰退。由此展现出客人进入广府、潮汕地区的边缘地带后,受异民系资本压制,家族发展受限,家族组织扁平化的变化态势。
用类型学的观点来考察空间,我们不会专注于外在建构形式,而更加关注形式内在的共同本质问题。因由本研究,亦产生以下思考。
刘沛林在1990年代提出了“景观基因”的概念,认为“景观基因”作为地域文化遗产的遗传单位,对某种文化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景观的文化因子,也是识别这种文化景观的决定因子[29]。本研究所获分析结果亦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论点,但在基因的具体指向方面产生一些新的认识。首先,从超长时空范围内特定人群空间概念的承袭与发展视角来看,空间形态控制性基因应为明确的“属性”化因子,而非具象化的要素,或模糊化的形容词汇。换言之,基因是空间“实操”的指向性准则,建筑是方或圆,材料是夯土或青砖,彩画是青或红,墙头造型是否有个性,建筑立面是否有寓意[30],聚落布列为带状还是环状[31]等,实为地域文化基因控制下的终端空间成像或对成像的主观评价,而非基因本身,难以据其辨明同民系内部或不同民系之间聚居空间的本质联系与差异。其次,由建筑类型与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特点出发,聚居空间的文化属性基因依托于人、落点在建筑,环境属性基因依托于地域、落点在聚落。因此,聚居空间的基因分析,应当分别基于“人”或“地”的不同线索,探索不同尺度人居空间的控制因子。
那么,回到研究初始我们所提出的同一地域的不同小分区内客住建筑与聚落模式的差异的问题,该情况的生成可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客人顺沿不同迁徙路径到达相邻地域,承袭不同的源头文化,进而产生建筑类型差异;另一方面,相邻地域间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具有差异,客人的空间经营因地转化,产生聚落类型差异。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论述结构与逻辑、文献综述、重要概念的界定、结论梳理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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