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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42 >Issue 10: 2622 - 264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0308

研究论文

文化廊道视角下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空间整体性构建研究

  • 王海英 , 1, 2 ,
  • 陶犁 , 1, 2 ,
  • 李云涛 1, 2 ,
  • 黄逸凡 1, 2
展开
  • 1.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 2.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旅游研究院，北京 100048
陶犁（1966-），女，云南昆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发展与管理。E-mail:

王海英（1997-），女，江西赣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3-04-27

  录用日期: 2023-08-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0-23

基金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GLA004)

收起

Research on spatial integrity construction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rridor

  • WANG Haiying , 1, 2 ,
  • TAO Li , 1, 2 ,
  • LI Yuntao 1, 2 ,
  • HUANG Yifan 1, 2
Expand
  • 1.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Beijing 100048, China
  • 2.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Capital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4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4-27

  Accepted date: 2023-08-10

  Online published: 2023-10-23

Fold

摘要

当前，线性文化遗产的实践与研究中多聚焦于遗产单体和廊道线路等遗产要素，较少关注线性区域尺度下聚落体系整体及其与遗产本体之间的关联性，对沿线聚落与遗产本体相互联系并共同构成完整系统的内在规律有待深入挖掘。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文化廊道体系的空间整体性构建机理，明确将关联聚落纳入到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开发中的价值和意义，并借鉴文化廊道的空间识别和关联模型，探讨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线性文化遗产空间整体性的构建。研究表明：① 涵盖城乡聚落系统的文化廊道体系，有利于实现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完整性和主题文化延续性。②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对流经区域影响相对较广，聚落影响范围的区域占比为30.15%。运河与沿线聚落的整体关联值具有以遗产本体为中心向周围递减的趋势特征，并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且在相同文化传播力假设条件下乡村聚落关联值相对优于城镇。该研究关注到文化廊道由内部空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所决定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线性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可为京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范围的界定、整体性保护和开发及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借鉴和决策依据。

关键词： 文化廊道; 京杭大运河; 聚落; 整体性构建; 线性文化遗产

本文引用格式

王海英 , 陶犁 , 李云涛 , 黄逸凡 . 文化廊道视角下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空间整体性构建研究[J]. 地理研究, 2023 , 42(10) : 2622 -2643 . DOI: 10.11821/dlyj020230308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nd cultural belt strategies, the significance of holistic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principles for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emerged as an urgent issue to be addressed in the practice and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carrier. The towns situated along the route and the linear heritage ontology represent significant nodes within the realm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in academic circles that integrated and holistic conservation approaches can unlock the value that surpasses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However, the curr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 on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predominantly focus on individual heritage units and corridor routes, while studies on settlements along the route tend to concentrate more on the settlement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he overall settlement system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core heritage at the linear regional scale. There is a need for a deeper exploration of the intrinsic laws governing the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settlements and the core heritage along the route, as well as their collective formation of a complete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for constructing spatial integrity within the cultural corridor system. It emphasizes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incorporating associated settlements in the holistic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Additionally, it utilizes the spatial identification and association model of the cultural corridor to investig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patial integrity in the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ltural corridor system, encompassing both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 systems, contributes to the spatial integrity and thematic cultural continuity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2)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 has a relatively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urrounding region, and the affected area of settlements accounts for 30.15% of the total area. The overal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nal and the settlements along it exhibits a decreasing trend centered on the canal's heritage core, form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greater strength in the east part and smaller in the west part. Moreover,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equ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power, rural settlements demonstrate relatively strong association values compared to urban tow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orridor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n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It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to some extent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defining the spatial scope, implementing holistic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corridor;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holistic construction; lineal or serial cultural heritages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文化公园实质是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丰富文化遗产概念、遗产规模及其复杂性的新趋势[1]，如何对其进行整体有效的保护与利用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自当下国家文化公园和文化带等策略提出，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利用理念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成为以线性文化遗产为载体的相关实践建设所亟待解决的问题[2]。
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研究自20世纪末以来，多基于遗产廊道或文化线路等保护理念，提出多样化的保护及开发措施。如西班牙的遗产保护机制[3]以及加拿大学者基于完整性和真实性原则提出的限制遗产开发规模[4]；Harkness等认为遗产点间连通度影响廊道的整体效应，建议设计游道串联遗产[5]；Barrett提倡考虑“人”这一要素，认为廊道空间是自然、文化、历史景观的结合体[6]。国内相关研究发展较晚，俞孔坚从宏观尺度构建国家线性文化遗产整体网络，为形成连续完整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格局提供借鉴[7]。除强调基于遗产资源的整体编制保护规划[8]，也有学者提出将线路本体和沿线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者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保护模式[9]，并有研究基于缓冲区方法划分了运河文化带的整体游憩范围及其保护层次[10]。基于中国国情，国内学者提出了如“文化廊道”[11]和“廊道遗产”[12]等中国化保护理念，愈发重视以文化为主题、依托旅游实现遗产整体性保护开发与文化传承。此外，遗产与其所依托文化背景共同构成具有相同地缘和文化特征的完整景观[13]，聚落能彰显遗产景观特色，学界对线性文化遗产沿线聚落的研究侧重于城镇历史变迁[14]、街巷与建筑风貌特征[15]、聚落形态类型[16,17]及空间特征[18]等。
已有研究对线性遗产空间研究以及整体性保护策略具有较大借鉴意义，“整体统一规划，分区合作参与”是学界认可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原则[19]，是防范文化割裂、延续文脉的通用做法[20]，但现有研究在一些方面仍有待增强。① 研究内容及尺度上，既有研究更多关注遗产本体特征及其保护，对沿线聚落与遗产本体相互联系并共同构成完整系统的内在规律有待深入挖掘。沿线聚落研究中多聚焦于聚落自身，且多以微观角度遴选单个[15,18]或典型聚落[16,21]进行分析，较少关注线性区域尺度下聚落体系整体及其与遗产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较缺乏对地域空间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线性空间的整体刻画。② 研究视角上，由早期注重遗产实体的保护建设，趋向于廊道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并存格局，对依托旅游实现遗产保护性开发的理念愈加重视，但对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传承发展的实践方式与内涵机理探讨相对不足。③ 研究方法由以田野调查[21]、历史分析法[8]等定性为主，转变为定量分析如层次分析法[22]，混合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空间分析、共词分析与地理分区相结合方法[23]。
聚落对文化记忆的溯源有重要意义[24]，对于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的整体性保护发展至关重要[25]。1987年《华盛顿宪章》已表明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拓展至沿线城镇，有利于文化保护和区域发展等多目标的实现[26]。沿线城镇与运河本体共同属于运河遗产重要节点[8]，统筹兼顾、整体保护有助于实现“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且依托城市作为运河遗产保护的支点[27]，能更有效发挥其文化、社会及经济等价值。因此，将聚落纳入遗产保护体系中是实现线性文化遗产区域化保护、文化延续及综合价值最大化的关键环节。亟需从更多理论视角和案例情境，对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及其机理进行实证探索，深化对地域空间与文化交互作用下线性空间体系的整体性、定量化认识，改进因未能较客观地识别出关联聚落、导致线路遗产整体保护有一定偏差[28]的不足，为识别整体性空间范围、明晰聚落关联关系以及后续统筹分配保护资源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
由于文化廊道是以实体交通线及相关文化点为基础，包含沿线城乡聚落及其辐射域面，将线路历史文化和地域空间整合成跨时空的动态系统[29]，强调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特质。借助文化廊道视角探索以线性文化遗产为基底的现阶段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建设，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践依据。
京杭大运河受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北京是大运河的终点城市，京杭大运河（北京段）蕴含巨大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以此为案例地对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研究具有一定典型性。本文基于文化廊道视角，探讨文化廊道空间整体性构建机理，明确沿线城乡聚落纳入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实现方式。并借鉴文化廊道空间识别和关联模型，构建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空间，以期对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性保护建设提供一定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2 文化廊道空间整体性构建的机理分析

聚焦聚落与遗产本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历史文化空间，强调以遗产要素为主体的历史空间关系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动态过程，有利于在线性空间内形成文化交融的统一整体。据此，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多元、时空动态演变及跨度大等特性，其整体性保护不仅包括空间上遗产要素的完整，同时应关注遗产的当代发展与文化延续。
因此文章基于文化廊道空间完整和文化延续的属性，明晰该体系通过要素整合，强调聚落纳入在空间和文化两方面对于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深刻影响，并以其两大属性为主线，使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被视作一个空间组织整体、不断适应外界环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2.1 文化廊道的空间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的整合机理

关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研究，主要依托的相关概念体系不断发展（图1）。国际上主要表现为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两种形式[30]。遗产廊道主要是由美国提出的一种区域化遗产保护战略，廊道沿线集聚了众多特殊文化资源的线性景观，其资源完整、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经济中心、发展蓬勃的旅游业[31]。文化线路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提出，是基于某特定具体的文化交流所形成的文化遗产[32]，注重保护历史价值内涵。两种理念虽都以线路本身及其文化意义为基础，并强调线性遗产的保护，但对遗产保护的侧重点不同。美国重视遗产廊道景观和游憩功能的打造，更多以通过资源保护、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33]。欧洲侧重于线路的文化影响、交流与对话，突出历史文化的挖掘与原生保护，强调线路的文化意义，这种区别根源于各自起源的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34]。为适应中国国情，国内学者起初主要借鉴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思路开展研究，或拓展出关于线性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衍生概念，如文化廊道概念[11]。文化廊道的主题文化鲜明、具有动态演变特征，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起源、发展，并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是一种地理复合体。其空间构成复杂，由交通通道、沿线城乡聚落和文化景观集中区等形成的文化节点及其辐射域面，以一定关系相连接并组成协调系统。相较遗产廊道对线路文化历史真实性要求的宽宥及对线路文化主题的统一不做要求，文化线路的研究中将区域性文化保护平台的建立放在首位且强调欧洲特征文化的原生保护与传承，文化廊道概念体系的核心是文化在时空扩散、进而影响该廊道空间组织及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实现文化的动态延续。
图1 文化廊道空间要素整合

Fig. 1 Integration of spatial elements of cultural corridor

聚落具有文化时序的完整性，是历史文化景观的博物馆[35]，不仅是文化的显性载体，还容纳了作为重要文化主体的居民，其对文化延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对线性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应考虑到与遗产本体相关，且具有承载和传播文化功能的沿线聚落。
文化廊道理念（图2）兼顾线性遗产空间要素复杂性与系统性，重视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的耦合。其核心要素是线路文化，除对遗产单体和线路关注，对聚落等承载主题文化的廊道其他要素及整体性空间的系统性研究较为注重。该理念强调空间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以构建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的整体性。文化廊道这种包含空间、时间、活态利用等多元功能组合的整体性，最终目的是将线性文化遗产视作有机统一的大型文化遗产体，进行区域旅游保护性开发。
图2 文化廊道整合空间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的机理分析框架

Fig. 2 Mechanism analysis framework of cultural corridor integration of spatial integrity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文化廊道突出将遗产本体元素以及与之互动关联的聚落，共同纳入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建设范围。从遗产实体和文化基因视角看，利于维护遗产区域时空结构的完整，实现遗产保护向完整性转变。同时基于文化廊道视角下区域保护性开发目的，能使线性文化遗产物理空间内具备文化的关联融合，并通过旅游活化利用促进主题文化的延续发展。文化延续发展的结果也是在建设遗产时空结构的完整性内涵、实践新的线性文化遗产空间完整性的塑造过程。该理念体现文物保护、资源利用和文化传承相统一，能为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利用研究提供较好的分析框架，并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一定参考[36]。

2.2 文化廊道空间完整性

2.2.1 完整性内涵

自200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操作指南》中指出完整性对于评判自然与文化遗产具有普适性[34]，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认可度逐渐提高，内涵认知日趋丰富。随遗产整体性保护原则的提出并强调纳入利益相关者活动[37]，标志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文化遗产对人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主导制定的如“北京文件”①(①2007年5月24—28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遗址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经过考察北京的世界遗产地，会议讨论了亚洲地区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与完整性，以及国际普适的保护准则在东亚地区的适用性等重大课题，形成并通过了旨在推动遗产地保护和地区间合作的“北京文件”。)等也强调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setting）的完整性[38]。文化遗产完整性内涵除注重遗产本体保护，其与遗产的历史文脉或精神的整体统一不可忽视。当地社会，尤其是传统文化群体，与场所精神的保存与传承有密切关联[39]。遗产界对完整性的理解由视觉空间与文化构成层面，继而拓展至社会功能完整性，呈现出体系化趋势和“以人为本”的转变，也增进了公众对遗产承载地方文化的功能理解[40]。
完整性已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共识，对于国家文化公园这类大型线性遗产管理尤为重要[41]。

2.2.2 文化廊道的“空间完整性”实现

文化廊道强调城乡聚落的纳入，认为遗产本体与聚落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在建设实践中需联合看待，以更好实现线性空间内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由完整性内涵可知，文化遗产的空间完整性包含实体资源完整性和文化价值完整性[37]。在此以京杭大运河为例，拟从遗产的物质本体（资源完整性）和文化景观基因（文化完整性）角度分别阐述文化廊道对于遗产空间完整性提升的价值和意义。
在遗产实体方面：① 直接关联：文化遗产是一个复杂系统，不仅有古建筑与遗址等遗产实体，也包括本体相关联的周边环境[13]。遗产实体与周边景观相辅相成，联合呈现遗产的突出价值[42]。因此以线路为载体的文化廊道整体保护成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微观上要聚焦于遗产本体，宏观视角上还需关注与遗产本体相关联的景观环境。在历史进程中，城乡聚落空间与遗产元素动态依存，维系了线性文化遗产这一跨时空动态系统的整体性。依托廊道线路，将分散孤立的遗产点与聚落空间串联，构成“点－线－面”结合的廊道系统，促成线性文化遗产相对稳定的组织和结构格局，二者相互耦合适应，最终形成结构完整、内部协调的文化廊道遗产体系。如在京杭大运河内，聚落与运河体系在空间上彼此镶嵌，聚落的动态演变是与周边环境不断适应的过程，运河的自然、文化、航运交通等综合属性渗透影响聚落空间，而相关聚落也是运河传统风貌和历史文化格局的重要组分与载体，聚落地位变化能影响运河的发展变迁。② 间接关联：在文化廊道视角下，聚落是空间内各遗产要素的中间地带，将其融入遗产区域的文化生态构成中有利于联合沿线遗产。一方面，结合系统思维，聚落空间能联结分散的文化要素，形成具有形态连续性、视觉完整性的廊道空间，避免了线性区域内遗产点要素的碎片化保护。另一方面，聚落空间的融入使得文化点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缓冲地带，以使文化要素免受人类活动和资源滥用的直接影响，同时保持视觉完整性和沿线遗产点的美学价值[43]。
在文化基因方面：① 注重历史空间的时空连续性。一般情况下，遗产的价值体现如文化记忆、象征意义和场所精神等无形文化要素，与历史环境背景下的有形要素相互交织[13]。文化基因是文化廊道的核心，而沿线聚落空间是文化景观的载体，能映射区域文化特色[44]。聚落积淀了各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35]。从文化产生和播衍的角度看，文化廊道体系内的聚落，可实现将文化基因与相关的历史空间载体紧密联系，能够在时间纵向维度上有效表征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相联系的现实文化空间[35]，呈现时空动态下遗产的文化记忆的完整保存。这和城镇聚落与历史文脉融合发展的当代美好愿景相契合。② 强调文化扩散与文化关联。在横向上，文化的起源、空间传播与当代发展，主要依托于聚落空间内人与人、人与空间的多元互动，显示出聚落与地域文化基因的相互依存关系。随着文化廊道空间内长期的文化互动，各个聚落的单体遗产之间建立文化关联，逐渐生长演变、扩散，并与其他地方文化类型互动融合。一方面，促使沿线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联结，从单体遗产到线性遗产体系的区域融合过程中，区域的规模效应能有效提升遗产整体影响力，使其文化价值得到广泛认同。另一方面，线性空间内拓展形成多元文化相互交织、融合共生的地域性文化圈，文化廊道区域整体的多样性特色得以彰显。廊道历史演进过程中，作为载体的聚落和主题文化相辅相成，从微观到宏观构建起完整的线性文化遗产的区域性空间体系，二者正向循环反馈利于形成具有文化景观基因完整性的线性空间。
综上，基于遗产实体空间的完整性，并结合历时性的主题文化和连贯性的文化空间的完整性，二者交互发展成为推动文化廊道实现空间完整性的关键。文化廊道强调廊道物理空间内、相关聚落与京杭大运河核心遗产的共同关注，利于强化线性遗产实体格局的完整和特色文化要素的完整性。

2.3 文化廊道文化延续性

2.3.1 延续性内涵

“延续性”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宣言和宪章中的重要原则之一。文化延续性也译作文化延续力（cultural continuity），是一种使文化意义与物质载体共同延续至未来的能力，被认为是通过维护集体记忆而呈现的动态现象[45]。遗产的保护早先多关注其原生保护与客观保存，将完整地把遗产信息进行传承作为目标[46]。当下则愈发注重遗产保护中“文化身份表达”的创造性成就，强调遗产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47]。文化延续性的关注度提升，被视作是连接遗产与时间、社会的纽带。
人作为廊道空间内文化实践的主体，是文化精神起源、文化传播、保护与传承的主体。随着遗产界对“人”主体地位的日益重视，以及发现“人”“精神”“情感”等对于遗产价值建构的重要性，延续性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活态文化持续、身份认同等方面显现出重要意义。线性文化遗产注重跨区域整体文化意义的保护，具有时空连续的特点，文化延续性对于线性区域历史文脉的传承和活化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2.3.2 文化廊道的“文化延续性”实现

文化延续力的强弱取决于文化空间中所包含的主体和客体[45]。作为主体的人是当地遗产文化传承中的最基本力量，而作为客体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文化载体，也是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智慧结晶。
从文化主体（人）的视角阐述文化廊道体系：① 能够激发居民的本地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聚落是人聚居与活动的场所，线性遗产沿线除了类型各异的文化遗产，还分布有习俗类型多样的聚落居民。依托于线性文化遗产载体所形成的文化廊道，其空间内文化内涵完整鲜明，利于明确居民的遗产主体身份，并通过遗产的外在文化符号，强化居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提升文化复兴意识，以维护遗产地的主题文化延续发展[48]。遗产认同是价值实践的有效途径，只有对遗产价值有较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本地居民，才能自觉维护其特有的文化遗产，并能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延续地方传统文化。② 激励线性文化遗产旅游者尊重地方文化。旅游者与居民的良好社会互动和资源互换关系可以实现二者间的价值共创[49]。居民作为线性空间内地缘意义上的主人，其在旅游发展过程的参与行为能影响游客对独特地域文化的感知。居民和游客的有效互动能激发游客的积极情感，由此增强游客对线性遗产的文化认同，并促进其对于遗产的价值传播和保护行动[50]。旅游者的文化认同行为反向引发居民关注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深化居民的文化认同，这种循环反馈能有效助力于地方文化传承[51]。③ 涵化新迁入人口对遗产的认同。由于新迁入人口对廊道所经区域的地域（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具有滞后性倾向[52]，相较原著居民，迁入群体的文化延续力相对弱。通过群体间长期交流融合，在社会记忆因素（居住时间、社会距离和本地居民支持等）作用下，外来人口与遗产地建立起持续性关联，对遗产地空间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广泛提升。该过程中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延续力也随之增强。
从主题文化的视角阐述文化廊道体系：① 聚落空间与文化关联发展。一方面，从动态演变维度看，在人地互动与变迁背景下，聚落是现代文明和线性遗产文化交融联结的中介，能赋予文化遗产以新的形式，并经活化利用使其成为线性区域文化构建的重要组分，实现遗产意义的再生产和遗产的当代发展，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对沿线遗产的连续性保护使得线性空间内非遗产区域（人为划定的线性空间区域，文化关联相对较弱）的主题文化日益增强[53]。这类地区与线路的物质文化遗产无直接联系，或与线路历史价值不完全一致。但其空间的独特文脉要素在聚落实践活动的影响下，获得线路文化意义，进而能激发其在传述历史与文化记忆、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潜在作用，利于文化传承延续。② 保持人-自然-文化之间协调共生与可持续性发展。人与自然、文化的协调发展是维护线性主题文化延续性发展的先决条件，延续性发展（意识）则保证了人-自然-文化整体系统和谐共生的目标方向。线性文化遗产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适应的历史产物，兼具文化与自然双重属性，且遗产地空间包含有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因此，自然环境、文化与人在线性空间中交互关联。在整体系统中，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且文化与聚落相互依存，主题文化的延续及其适应性变化离不开居民主体的积极响应与现实调适。这种基于环境背景，从遗产到人、又由人反馈至遗产的价值传递的循环过程，利于推动主题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因此，人的意识建设是系统优化调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人类合理的实践行动能够引领并维持三者的协调共存态势，主题文化的延续性发展与自然环境以及人的活动实践不可分割。
文化主体（人）的参与互动是遗产当代发展和文化意义延续的重要基础。线性文化遗产最初营建的目的是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便利，当下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建设目的在于文物保护、资源利用和文化传承的统一协调。借鉴文化廊道理念，将聚落要素融入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通过统筹和发动各类社会群体参与，避免了遗产与人文依存关系的割裂，利于实现和维护人-自然-文化系统整体的和谐共生，使遗产的文化内涵得到创造性转化及延续发展。
综上，对文化廊道体系整合机理的分析表明：线性遗产本体与沿线城乡聚落是相互耦合关联的“生命体”，而涵盖聚落要素的文化廊道体系突出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特质，有助于实现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开发。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京杭大运河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存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图3）主要是元、明、清时期开凿疏浚的，本文确定以元通惠河（包含白浮泉引水沿线、积水潭、玉河及故道、今通惠河至通州）、坝河和白河（今北运河）一线河道作为京杭大运河（北京段）遗产保护的主线，除现存可确定河道外，由于河段断流、历史久远等因素，其中白浮泉引水线所经的昌平、海淀段是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推测线路[54,55]。运河线路主要沟通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等区县，文化廊道概念强调文化的时空扩散，因此与明清通惠河（西城区段）空间邻近的丰台区也纳入本文研究区。北京地形整体相对平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故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沿着西北向东南极缓的坡度转入城中。由于贯穿不同历史时期，运河承载的不仅是自然与生态景观，更为重要的是流动的历史文化。
图3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研究区

Fig. 3 Study area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

北京作为大运河的终点城市，运河文化也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分。元代为提高南货北运的效率而开凿了通惠河，使得行船漕运可以直达积水潭，预示运河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清时期延续了元代运河的线路，线路走向基本一致。明代仅北京城内的运河河道由于皇城改建而发生变化，漕运行船在城内无法通航。清代扩建昆明湖，增加通惠河上游水源。清末随城市水源不足以及现代铁路的兴起，漕运开始走向衰败，至宣统年间消失。在历史进程中，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廊道区域内遗存了河道、桥闸、码头遗址、石刻、沿岸粮仓、科学知识和传统技艺等众多价值极高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运河对于沿线聚落的起源与兴衰演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一定运河地域文化特色的聚落。可以看出，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整合了不同历史时期基本走向一致、重要文化节点大致相同的线性空间。它对区域间经贸和文化交流等做出重大贡献，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和旅游价值。

3.2 数据来源与数据预处理

本研究中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文化遗产资源数据主要来源于《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12—2030）》[56]，并结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实地勘察和调研后所遴选补充的北京运河遗产资源[55]，本文最终确定了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现存体系遗产构成要素共63项。采用百度地图API坐标拾取工具，对63处资源进行逐一检索并校准，建立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位置参考其发源地或其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位置。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相关的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数据分别选用202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数据中的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斑块作为基础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数据平台（http://www.resdc.cn）。从土地利用数据中提取出城乡聚落分布矢量数据及其面积属性数据。并基于ArcGIS软件的相关工具（data management tool和fishnet）创建1 km×1 km格网，并统计得到各个格网内的聚落面积、运河河段长度和格网内遗产点分布情况。

4 研究方法

4.1 文化廊道空间整体性构建方法

基于遗产地理空间层面的保护格局构建是确保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有效实施的关键步骤[57]。文化廊道具有“识别廊道文化基因、判别文化元素、基于元素关联扩散特征界定文化廊道空间”的线性空间宏观保护策略[51]，强调文化时空关系的构建与区域整体保护性开发相统一。鉴于此，以线路文化为核心确定廊道的元素资源，界定廊道空间范围，整体评估聚落与线路本体元素的空间关联性与文化关联性，是以文化廊道理念构建线性文化遗产空间整体性的方法。
具体而言，针对线性文化遗产具体性质及线路本体与沿岸聚落关系特点，自然与人文综合的研究思路，对遗产区域整体性保护与文化延续性发展很有必要：遗产元素确认与聚落判别是呈现线路基于文化辐射形成的完整文化景观结构的关键，挖掘聚落与线路本体的空间和文化关联关系是聚落判别的依据。故解析廊道空间的层次性及聚落的关联评估是整体性空间构建的基础内容。
本文以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为案例地，依托文化廊道概念体系，研究主要围绕：① 借鉴文化廊道空间界定模型，定量识别和界定运河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边界；② 修正耦合关联模型，运用至运河聚落关联关系上，判别与运河文化遗产存在空间依存和文化关联的城乡聚落系统；③ 构建具有空间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整体性空间。这对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2 研究单元划分

基于不同大小空间单元的分析，所揭示的地理事物空间差异性详尽程度不同[58]。根据京杭大运河（北京段）辐射区县及聚落斑块矢量数据，经比较分析构建1 km×1 km格网单元（共计4182个网格），作为最小空间尺度单元，确定聚落与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整合关联关系。相比直接用遗产与聚落空间分布图叠加分析，网格法避免了因各聚落面积大小差异而导致计算结果可比性较弱的问题。

4.3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Buffer）分析是以特定的点、线、面等要素为中心，并在其周围建立具有一定宽度和一定数量的缓冲区图层的空间分析方法。将缓冲区图层与原图层叠加分析可以判识要素的空间邻近性，也可以用来揭示地理要素的影响或服务范围[59]。

4.4 CCSPM模型方法

基于文化廊道空间界定模型——CCSPM模型[60]客观识别出大运河文化旅游空间。CCSPM（cultural corridor spatial pattern model）模型是基于景观信息链理论，按照识别文化基因、确定文化点、模拟廊道空间的过程，并结合阻力模型及原理，从文化点对大运河廊道文化的传播重要性、文化点的区域影响力、各文化点的空间关系以及自然环境对文化传播的约束等4个方面进行构建，能相对客观科学界定文化廊道文化影响的空间范围。本文运用该方法界定大运河文化廊道的文化传播范围，因考虑到文化影响的距离衰减规律，将各文化点在格网内缓冲面积的叠加作为该单位格网的文化影响面积。此外，鉴于北京地势平坦，故不考虑地形因素的约束。
U i = W i × E i × D i × ε s
式中： U i为各文化点文化传播半径； W i为各文化点的重要值权重，可依据评价分值得出； E i为各文化点区域影响力权重； D i为各文化点距离权重； ε s为文化传播半径标准值（单位为km）；i为各文化点编号（i≥1）。具体如下：
文化传播半径标准值 ε s。基于ArcGIS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中心点以1 km为间隔逐一建立系列缓冲区，识别随缓冲半径增加而所覆盖文化点增量稳定为0的最小半径值，作为文化中心点传播半径（ ε m），且将各个中心点传播半径的平均值作为各文化点传播半径标准值（ ε s）：
ε s = ∑ ε m / m
式中： m为文化中心点的数量 ( m ≥ 1 )； ε m为第m个文化中心点的传播半径。
文化点区域影响力权重 E i。能评价文化点对其周围文化点产生的影响力。
首先确定各点文化标准扩散半径（ R i）： R i = W i × ε s ；
其次，根据各点 R i传播范围内文化点覆盖量（ N i）与区域整体最大文化点覆盖量（ N m a x）的比值来确定文化点区域影响力权重（ E i）：
E i = N i / N m a x × 100 %
文化点距离权重 D i，表征目标点与其他文化点联系程度：
D i = h m i n / h i × 100 %
其中 h m i n  为区域整体范围内所有文化点两两之间最小平均距离； h i为   i点与其它各点两两之间距离的平均值。

4.5 空间关联模型

相关研究为分析聚落与自然要素等的空间组合关系，提出了聚落渠系比与聚落耕地比的耦合模型[61,62]。本文基于文化廊道视角，借鉴该类模型并结合实际作适当调整，在格网尺度下，从空间关联和文化关联维度综合判别运河与沿岸聚落整合关系的强弱（关联值K）及廊道内部空间分布特征，从而实现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空间整体性构建。其中，空间关联主要是指聚落与大运河遗产本体的空间邻近程度，文化关联主要是指聚落与运河功能关联程度，或是与运河历史文化的关联程度。模型具体如下：
空间相关维度上： K 1 = L 运 河 / S 聚 落
K 2 = Q 遗 产 点 / S 聚 落
K 空 间 = 0.5 × K 1 + 0.5 × K 2
文化相关维度上： K 文 化 = S 文 化 / S 聚 落
运河聚落综合关联值：依据文化廊道概念体系，以及大运河文化遗产构成等实际状况，本文认为文化相关和空间相关对于大运河廊道构建的重要性相当，因此权重值均为0.5。K值越大，表明大运河与该沿岸聚落的关联值大，聚落与运河文化廊道的关系密切，两者之间相关性大。反之，聚落与运河文化廊道的关联性越小。
K 总 = 0.5 K 空 间 + 0.5 K 文 化
式中：S聚落为单位格网的聚落面积；L运河为单位格网内的运河河道长度；Q遗产点为单位格网内的遗产点数量；S文化为单位格网的运河文化影响面积（由式1 CCSPM模型得）； K 1和 K 2均为空间维度上的指数； K 1是河道长度与聚落比指数； K 2是遗产点数量与聚落面积比指数；K空间为空间维度的运河聚落比指数(因为河道和遗产点均属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体系，具有同等遗产属性，故权重值均取0.5)；K文化为文化维度上的运河聚落比指数。为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对 K 1、 K 2、K文化标准化处理后再分别代入计算。

5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构建分析

5.1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与城乡聚落的空间关联态势

从空间维度看，基于关联关系模型（6）和模型（7）得到运河聚落比与遗产点聚落比，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由公式（8）得到格网尺度的聚落与运河的空间关联关系，并借助ArcGIS软件，采用自然间断点方法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分级，绘制空间关联态势图（图4）和统计表（表1）。其中，关联值由低类到高类依次划分为5个等级。K空间=88表示格网中有聚落但无运河经过，也没有运河文化遗产点的分布，且在运河文化影响范围之外。K空间=99表示格网中无聚落，但该格网内部分布有运河河道或者是运河文化遗产点。而K空间的最小值被归为一类（I等级），该类型格网有聚落且处于运河文化影响内，但无运河相关要素分布（此处为使得后续各个格网的综合关联值K的计算具有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对K空间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图4 研究区单元格网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与沿线城乡聚落的空间关联态势空间分布

注：K空间的“88”“99”类型分别表示格网中“有聚落但无运河遗产实体”“有运河遗产实体但无聚落”。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 and coastal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study area

表1 研究区单元格网聚落-运河的空间比、文化比、总关联比值统计结果

Tab.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patial ratio, cultural ratio and total association ratio of cell net settlement canals in the study area

聚落运河关联等级 K空间 K文化 K总
分级 格网数 比例(%) 分级 格网数 比例(%) 分级 格网数 比例(%)
I -0.126 685 22.99 -0.359~-0.063 608 20.37 -0.245~-0.119 505 16.92
Ⅱ -0.125~0.117 142 4.77 -0.062~0.208 192 6.43 -0.118~0.140 275 9.20
Ⅲ 0.118~2.102 60 2.01 0.209~0.678 53 1.78 0.141~0.647 73 2.45
Ⅳ 2.103~5.224 7 0.23 0.679~2.678 30 1.00 0.648~1.853 25 0.84
Ⅴ 5.220~12.133 3 0.10 2.679~21.229 12 0.40 1.854~10.550 17 0.57
88 - 2073 69.57 - 2073 69.45 - 2073 69.45
99 - 10 0.33 - 17 0.57 - 17 0.57
- 总计 2980 100.00 总计 2985 100.00 总计 2985 100.00
结果表明：① 空间关联值反映了聚落与运河的空间依存关系。由图4可看出，除通州段的东部有少量格网关联类型为99（有运河空间元素但无聚落）、数量仅占空间关联格网的4.5%，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相关元素其余流经区域几乎有现代城乡聚落的分布，表明整体上北京段大运河与聚落之间存在空间关联。② 一般而言，既有河道又有运河遗产点分布的格网、或是遗产点分布密集地区，聚落与运河的空间相关性相对大。但也有少量分布在县城周边的格网，关联水平相对周边高，由图2可看出，该类型主要分布于海淀西北部以及通州中部和西北部的乡村聚落，单元格网中聚落相对运河资源少，故空间关联性相对较高。③ 研究区内聚落与运河空间关联度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小，无明显异质性。有少量高关联区域的聚落相对集中在通州段的中部及西北部，仅占运河空间关联格网总数的4.1%。

5.2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与城乡聚落的文化关联态势

基于CCSPM模型构建原理及方法（公式1），界定大运河文化廊道的文化传播范围。① 本文中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文化元素的重要值权重（ W i）的确定，是参考相关文献[63]以及实际情况，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等级赋予分值，未列入的赋值为0.2，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赋值为0.4，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赋值为0.6，国家级的赋值为0.8。② 确定文化传播半径标准值 ε s。在此需先识别出文化传播能力较强并具有代表性的大运河文化中心点，使其能够成为衡量其他相关文化点传播范围的标准参考。本文以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积水潭（今什刹海），东不压桥遗址，万宁桥作为廊道文化中心点。基于ArcGIS对文化中心点以1 km为间隔逐一建立系列缓冲区，确定其传播半径分别为：ε积水潭为14 km， ε东不压桥为16 km，ε万宁桥为16 km。再基于公式（2）得到文化要素传播半径标准值（ ε s）为15.3 km。③ 由公式（3）（4）（5）分别计算各个文化点文化标准扩散半径（ R i）、区域影响力权重（ E i）和文化点距离权重（ D i），最后基于公式（1）计算运河各文化点的文化影响半径 U i，并以其为半径做缓冲区，获得各文化点文化传播理论范围；并将廊道线要素作1 km缓冲区，作为线路本身文化传播格局的基本表征。最终获得运河整体的文化传播理论范围（图5a），再经ArcGIS软件平滑处理后，可获得大运河文化廊道整体空间范围（图5b）。
图5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文化传播空间格局

注：图5b文化廊道范围是基于图5a中运河和遗产点的整体传播范围经ArcGIS平滑处理所得。

Fig. 5 Spatial pattern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

文化关联维度上，首先计算大运河河道及各文化点的文化影响范围（叠加格网内所覆盖的缓冲区总面积），再基于关联模型（公式9）计算关联值数据并标准化处理后，由ArcGIS软件及其自然间断点方法、处理并绘制格网尺度的运河聚落文化关联等级的空间分布图（图6），统计数据见表1。其中，K文化=88表示格网中有聚落但在运河文化影响范围之外。K文化=99表示格网中无聚落，但该格网处于运河文化的辐射范围内。
图6 研究区单元格网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与沿线城乡聚落的文化关联态势空间分布

注：K文化的“88”“99”类型分别表示格网中“有聚落但在运河文化影响范围之外”“在运河文化影响范围内但无聚落”。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association between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 and coastal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study area

结果表明：文化高关联聚落区域相对少，且关联类型的区域差异显著。据图6可知，自北起点昌平至通州段，中高等级文化关联值的出现频率大致沿运河方向（即NW-SE）递增。高等级文化关联值（Ⅳ、Ⅴ等级）主要分布在：通州西北部及中西部，占文化关联格网总数的3.73%，主要有运河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及张家湾古镇等文化相关元素分布；朝阳区东部，占文化关联格网总数的0.44%，具有孙河乡（孙河古镇）以及东坝休闲公园等运河文化元素；海淀区中部地区，分布有黑龙潭村与龙王庙等运河旧址，也出现了少量文化高关联值，占文化关联格网总数的0.22%；昌平区中高等级的关联聚落较少，仅北起点白浮村附近具有高等级文化关联值。而东城与西城均无高等级关联值格网，中等级关联值分别占文化关联格网总数的0.44%、0.55%。
整体而言，运河与聚落的文化关联程度呈现较强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运河文化影响区域内，关联值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圈层递减规律，低关联值区域（Ⅰ、Ⅱ等级）主要分布在运河文化辐射区域的外围，运河基底线外侧区域聚落的文化关联性较内侧小。

5.3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与城乡聚落的整体关联态势

基于空间关联和文化关联维度，将上述标准化处理的K空间、K文化值，代入公式（10）计算得到聚落与运河的整体关联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图（图7，表2），其中，K总=88表示格网中有聚落、位于文化影响范围之外。K总=99表示格网中无聚落，但该格网处于运河文化的辐射范围内。以此关联关系作为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空间整体性构建的基础表征，同时结合表1可分析出：
图7 研究区单元格网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与沿岸城乡聚落的整体关联态势空间分布

注：K总的“88”“99”类型分别表示格网中“有聚落但与运河无关联”“与运河关联但无聚落”。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verall correlation situation between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 and coastal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study area

表2 各区县单元格网聚落-运河的总关联比值统计结果（Ⅰ~Ⅴ等级）

Tab.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otal correlation ratio of settlement canals in cell networks of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V grades)

区县 K总
Ⅰ级(个) Ⅱ级(个) Ⅲ级(个) Ⅳ级(个) Ⅴ级(个) 总量(个) 占比(%)
昌平区 42 9 2 0 1 54 6.03
海淀区 150 28 10 0 0 188 21.00
西城区 21 24 2 2 0 49 5.47
东城区 4 28 8 1 0 41 4.58
丰台区 12 0 0 0 0 12 1.34
朝阳区 157 70 9 3 2 241 26.93
通州区 119 116 42 19 14 310 34.65
总计 505 275 73 25 17 895 100.00
综合空间关联与文化关联看，研究区内聚落与运河存在整体关联的格网占总量的30.15%，一定程度上说明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对其流经区域聚落的影响占比相对较大。主要分布在通州、朝阳、东城、西城、海淀和昌平等运河直接流经区县，其中通州区段运河的辐射宽度和范围较大，在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文化廊道中的相对占比约为34.65%，辐射强度也较强。其余空间邻近区县中，仅丰台区受到运河文化微弱辐射影响，具有少量的最低等级关联格网。
运河与聚落整体上存在关联。运河空间及文化关联区域内，大量格网内均存在聚落，仅通州中部和东部（京津交界处）少量（占比1.86%）格网内无聚落分布（格网值为99）。这些无聚落格网主要有北运河流域水源分布，属于河道管理范围。而在该流域周边的聚落，与运河的关联性大：其中榆林庄（植树固护堤防）、杨堤村（堤防建设）和杨家洼村（具有闸等水利设施）等位于流域附近的乡村聚落，依托地理位置和运河文化辐射，与运河有着较高关联性。
运河本体元素的周边聚落关联度相对高于外围区域，整体呈现圈层式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这与文化廊道是以文化中心为核心向周围扩展，且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规律相符合。
运河聚落整体关联的区域差异显著，具有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特征。位于都城东部的城乡聚落关联性相对强于西边，整体上越靠近运河末端的城乡聚落的文化关联相对较低。其中，通州区聚落与运河的关联格网数量最多（占比34.65%），且其高强度综合关联格网的数量最多，高值区（Ⅳ级、Ⅴ级）格网占总的高值格网的78.57%，其次是朝阳区11.90%，西城区4.76%，东城区、昌平区均为2.38%，且昌平区的中等级关联（Ⅲ级）的聚落格网数量也相对最少。结合历史发展进程和运河遗产元素看其原因：一方面，通州地区遗产资源数量多、价值高。历史上通州曾是最重要的皇家码头，作为漕运进京的门户，自元代起便成为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水陆要会”，是京杭大运河北起点上重要的漕运集散中心。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津铁路通车，北京通惠河漕运停止。该区段运河通航时间长，漕运及商贸活动频繁，运河航道设施的整修治理相对完善，因此河道、桥闸、码头遗址、沿岸粮仓等代表漕运文化的遗产资源丰富且留存较好，区域聚落关联性较强。另一方面，历史上大运河的漕运终点码头最北至积水潭和后海（西城区），而昌平区白浮瓮山河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段，是为解决通州至皇城内的漕运问题，而于元代修建的循西山山麓、由昌平白浮泉至海淀瓮山泊的引水河道，直至明代其不再作为北京大运河水源。河道断流时间较早且随历史更迭，留存的遗址相对较少。该段位于京城以西的位置，以及其主要作为引水河道的功能，该区段的漕运和经贸活动较少，运河相关的文化元素也相对匮乏。加之河道流经地循西山山麓顺坡下行的地势地貌特征，聚落的交往活动相对较少。故该区域聚落受运河漕运、经贸等综合功能文化的影响较小，聚落与运河的关联性相对低。
城镇聚落和乡村聚落与运河的整体关联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在同等文化传播能力的前提下，乡村聚落相对于城镇聚落的关联值大。如位于通州区城镇聚落南部的张家湾村域，相对城镇聚落而言，其与运河元素相距较远，但呈现与运河较强的综合关联性。综合实际考虑，乡村聚落的发展规模较小、且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小于城市聚落，因此其运河传统文化特征较为鲜明，关联性相对较大。
总体上，依托运河本体与聚落的基于文化基因的系统性关联，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文化廊道形成了由点线面多维架构的综合线性空间格局。具体来说：运河本体元素的走向及其空间分布影响了沿线聚落与其关联作用的空间格局，并直接决定廊道文化关联扩散的基本空间形态及结构。从区域尺度看，通州区运河本体元素分布、及其与聚落空间文化关联态势的程度均最高。城乡聚落与运河的整体关联性存在一定差异，运河本体与周边区域的相互作用差异使得廊道空间内城乡聚落主题文化的发展留存具有多元化方向。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立足于文化廊道视角，兼顾遗产单体与廊道整体及其内部的要素关联，深入解析文化廊道体系的空间整体性构建机理，提出将沿线聚落纳入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的重要性。依照该理念框架，定量识别了与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存在空间依存和文化关联的城乡聚落系统，并构建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整体性空间。所得结论如下：
（1）涵盖城乡聚落系统的文化廊道体系，有利于实现遗产完整性和主题文化延续性，为大尺度、跨区域、多要素且主题鲜明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文化廊道体系强调廊道的跨时空动态系统特性，形成具有文化景观基因完整性的线性空间，避免线性文化遗产文化延续的破碎化和间断化。包含人这一文化主体的文化廊道，益于激发居民文化自觉意识，强化其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旅游者尊重地方文化，且能够涵化新迁入人口对遗产的认同。人-自然-文化协调共生，使线性文化遗产区域旅游保护性开发过程中显现出更强的文化延续性。
（2）基于文化廊道理念框架，以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为研究对象发现，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与聚落存在较强的整体关联性但空间异质性明显。宏观上，北京段运河文化廊道对流经区域的影响相对较广，聚落影响范围的区域占比为30.15%。微观尺度上，聚落关联空间格局显示出东强西弱的特征，东部通州区聚落整体关联性相对较强，辐射范围较大（在北京段大运河文化廊道的占比为34.65%），强度较高（高强度等级的区域占比为78.57%），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空间整体性构建的核心区域，而西端的昌平海淀等区关联范围和强度均较小。
（3）案例中城乡聚落体系与运河的整体关联关系存在空间分异。整体上大致呈现以遗产本体为中心向周围递减趋势，符合文化廊道文化传播距离衰减的特征；城乡内部视角而言，相同文化传播能力前提下，乡村聚落与运河的关联值相对优于城镇，运河本体与周边区域的相互作用差异使得廊道空间内城乡聚落主题文化的发展留存具有多元化方向。也一定程度验证了基于文化廊道的空间构建方法具有一定可行性，结果也相对合理。

6.2 讨论

目前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学者从具体案例地研究中提炼出诸多指导性的理论成果或保护策略，如对线性文化遗产的基本构成要素与空间演化规律探讨[64]、运河品牌基因研究[23]、提倡活化传承与系统传承[48]等，或基于对相关领域的认知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或政策体系[2,36,53]。相关探索在视角与内容上各有侧重，共同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科学依据，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路径探索。
本文中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的讨论是廊道时空演变分析、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的基础。该理念较为客观地实现对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的整体性认知及其内涵拓展，关注到文化廊道由内部空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所决定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创新线性文化遗产理论体系，能提升线性文化遗产管理与利用的科学性，并促进区域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对于线性区域尺度的遗产保护研究，本文中文化廊道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对遗产自身以及内部要素关联的系统性考虑较为缺乏[65]的不足。该理念创新性地将运河线性空间整合成以相同文化基因所串联的廊道系统，揭示廊道内文化景观要素的时空互动的结构关系，强调了人、地、廊道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文化遗产区域化保护的研究视角和内涵，促进社会学、（景观）生态学与地理学等多学科融合趋势，同时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地理学思维提供方向启示。其次，文化廊道的空间识别由以往直接依循行政区选择沿线聚落[66]，扩展至突破了行政范围的界限。文化廊道理念考虑主题文化空间辐射的地域分异，识别出廊道整体性空间以及遗产聚落关联的关键区域。这可用于解决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划定空间范围[67]”的问题，保护范围的拓展与要素的空间整合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因以整体、全面角度的研究相对较少而难以形成从遗产的研究、管理到保护和利用的系统性思路的不足[68]，同时也响应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价值必须纳入更大尺度的空间环境中进行考虑[69]”的学术诉求，以及为跨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优化、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规划精准化、聚落可持续发展差异化提供构建思路和决策依据。第三，本文将以往遗产宏观保护中较多为概念性分析的定性研究[70]、拓展至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较科学直观地理解遗产要素间的关联关系及廊道整体空间，丰富了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以及跨区域关联研究的方法体系，也有助于拓展文化廊道理念在其他类型、不同尺度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的适用范畴。
但本文还存在一定局限，需在未来进一步完善细化：① 京杭大运河只是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形式之一，限于空间结构及其内部要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71]，未来需拓宽尺度层级并强化不同区域及不同遗产介质类型的实证研究，对文化廊道整体性构建理念与方法进行普适性检验。② 本文对城乡聚落的文化关联识别是基于数理模型界定文化扩散的定量研究，具有一定科学性，但由于沿线聚落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与运河文化关联的定量测量难度较大，历史时期数据、社会因子和生态环境变迁等数据选取较少。地理大数据挖掘具有时空广度大、粒度细及类型多样等优势[72]，未来可结合大数据对聚落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数据指标做进一步补充完善，提高实证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由于文化廊道最终目的是保护性开发，强调依托旅游开发实现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本文尚属对文化廊道整体性空间构建的探究性研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文化廊道遗产资源空间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复杂关系，揭示线性遗产沿线聚落的旅游发展与遗产资源的互动响应规律。同时关注并对比其在区域、市域及乡村等多尺度中展开的过程与机制，这是秉承空间视角对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推进研究，对于资源合理配置、聚落的高质量发展及国家文化公园的统筹规划等议题有较重要意义，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专家为本文的学术严谨性、研究结论梳理、引言和讨论部分的条理性及逻辑结构等方面提出的深入细致的宝贵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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