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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42 >Issue 10: 2779 - 279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0123

研究论文

共同演化视角下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以华南G镇为例

  • 程子浩 , 1, 2 ,
  • 朱竑 2 ,
  • 郭隽万果 , 3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 2.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州 510006
  • 3.南安普顿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系，英国 南安普顿 SO17 1BJ
郭隽万果（1992-），女，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地理学。E-mail:

程子浩（2000-），男，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2-20

  录用日期: 2023-06-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0-2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4)

收起

Development path of e-waste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G town in South China

  • CHENG Zihao , 1, 2 ,
  • ZHU Hong 2 ,
  • GUO Junwanguo , 3
Expand
  • 1.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Southampton SO17 1BJ, the United Kingdom

Received date: 2023-02-20

  Accepted date: 2023-06-12

  Online published: 2023-10-23

Fold

摘要

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特殊性体现在循环利用的资源再生性与拆解污染的破坏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中。研究依托路径依赖理论，围绕集群与政府两者交互所构建的共同演化关系，将知识的生产与对新知识的选择作为划分集群演化阶段的参照，对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集群演化机制进行探究。研究发现：G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路径形成之初，企业在对新知识的探索和保留中强化联系，形成了产业链完整的拆解集群。随后当新知识再次出现并且需要较高迭代成本时，源于利益驱动的企业选择采用新知识的积极性有限，表现出内部的自我强化。当集群陷入锁定，僵化的认知使集群难以依靠自身实现路径解锁。外部行政力量的介入，刺激并加速了集群新路径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实证研究，同时为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参考。

关键词： 演化经济地理学; 路径依赖; 共同演化; 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

本文引用格式

程子浩 , 朱竑 , 郭隽万果 . 共同演化视角下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以华南G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23 , 42(10) : 2779 -2795 . DOI: 10.11821/dlyj020230123

Abstract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waste industry are reflected in the contradictory unity between the resource regeneration of recycling and the destructive nature of dismantling and pollution. Based on the path-dependency theor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e-waste industry cluster in G town by focusing on the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aking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election of new knowledge as the reference for classifying the evolutionary stages of the cluster. This study finds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e-waste processing industry path in G town, enterprises strengthen their tie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retention of new knowledge, forming a dismantling cluster with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Subsequently, when new knowledge re-emerged and required high iterative costs, firms stemming from profit-driven incentives to choose to adopt new knowledge were limited, exhibiting internal self-reinforcement. When clusters become locked in, rigid perception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achieve path unlocking independently. The intervention of external administrative forces stimulates and accelera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aths for cluster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 and provides a certain research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waste industry.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ath dependence; co-evolution; WEEE industry

1 引言

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简称电子拆解业）是指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回收、拆解，并从中提取金属件、塑料等作为原料或燃料进行再次售卖的行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业发展落后，一些地区与行业面临能源与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包括电子垃圾在内的“洋垃圾”大量进入中国，并催生出如浙江台州、广东贵屿等电子垃圾集散与拆解聚集地。这类集群多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精细化拆解方法，建立了涵盖五金加工、塑料造粒回收、废旧电器、电路板与电缆电线拆解等多门类、专业化的分工格局，形成从回收、拆解，到提炼加工与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对电子垃圾极高的回收利用率[1]。
由于电子废弃物处理兼具资源再生与环境破坏的特殊性，因而受到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主要涉及回收体系与管理方法[2]、污染量分析与成本核算[3]，以及资源化技术[4]等研究话题。在地理学领域，应用土壤地理学方法探究污染物的空间分布与迁移特征是国内学者主要的研究热点[5]，此外，GIS也被作为重要方法用于研究回收网络体系的建立与优化[6]。国外在对污染物空间分布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还将全球电子垃圾生产网络（GWNs）[7]，以及电子垃圾全球转移的公正性等作为研究话题，多从经济、制度和文化地理等角度深入探讨[8]。然而，以往对电子废弃物的研究多集中在产业本身，对其在地方形成的产业集群的分析研究相对较少[9,10]。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在党的十八大后成为国内重要的发展目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亟需向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化。同时，现有的部分产业集群，因过去对环境的忽视而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目前也正在寻求从粗放到规范、非正规向正规的演变路径[11,12]。对这类集群发展路径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产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并对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开发“城市矿山”，指导其他同类低端、粗放型产业集群的升级、转型具有一定价值。
近年来，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视角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力与发展路径的研究已成为集群研究的热点之一，其动态的、演化的、具有地方特性的视角弥补了不少传统集群研究的不足[13]。因此，本研究立足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引入知识驱动下共同演化的观点构建分析框架，以典型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集群——广东G镇为例，探究当地拆解集群的形成和演化路径，以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适应与调节机制。以期在丰富国内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实证研究的同时，为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定的研究参考。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综述

演化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不同于当时主流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均衡、最优以及同质性的超越，从生物学中汲取思想，认为非均衡是事物的常态，强调多样性与差异化对创新过程的重要性[14]。到90年代，完成文化、制度和关系转向的经济地理学开始基于演化思想来发展新概念，关注并解释经济景观的不平衡发展和转变的历史过程，演化经济学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出现的重要基础[15]。有关广义达尔文主义[16]、路径依赖理论[17]和复杂系统科学[18]的相关著作也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者的思想来源，逐渐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中路径依赖被称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首要法则”，被广泛运用在产业集群演化研究之中[19]。路径依赖是通过时间与历史来解释产业集群经济的发展，认为经济系统演化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可以有力的解释经济活动中次优选择的普及。作为经典理论的提出者，David和Arthur对路径依赖理论特征的论述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早期偶然性历史事件对经济系统的演化轨迹具有一定影响；二是路径依赖是一种状态，对历史路径的“锁定”，也是一种过程，即演化的不可逆性与非线性；三是强调系统演化中的时间因素，即经济系统一旦进入某个临界点便会进入锁定状态，出现自增强现象并且难以脱离现有路径[20]。以空间为初始条件，依托紧密的本地人际网络，初创型企业完成创业，其经验成为早期知识同惯例一起被选择，成为集群路径形成与演化的起点。此后，由于早期技术与市场门槛较低，本地人的纷纷效仿推动同类企业的快速衍生，知识得以在本地扩散，加速了企业结网集聚并使集群成为基于联系与结构的知识共同体。在此过程中，集群的网络联系和弹性的制度与监管环境，诱发形成地方特有的各种形式的收益递增与网络外部性，推动集群自我强化走向本地依赖。根据路径依赖的状态，锁定可以是有效的，也可以是无效或低效的。积极锁定体现在企业的集聚效应，即知识与信息共享和外溢的外部经济等。消极锁定则会使集群因过度的本地嵌入而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本地企业网络逐渐僵化，导致企业功能性锁定、认知锁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锁定。锁定的集群需要出现重大变化，如网络重组、创新惯例或引入外部技术等，才能将路径解锁，以实现旧路径的升级或新路径的创建（图1）[20⇓⇓-23]。
图1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模型

注：根据Martin[23]修改绘制。

Fig. 1 Path-dependence model of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演化经济地理学为一些经济地理学核心主题提供了创新性的视角与见解，其研究议题也愈发广泛，在集群、网络[24,25]和区域[26,27]等多个尺度以及组织、系统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做出重要学术贡献。在网络的研究层面，Broekel等认为地理、认知与关系等邻近性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参与者的合作并推动了网络演化，但并不代表邻近关系必然会提高企业间的合作绩效[24]；Grabher指出长期本地化学习形成的高度认知邻近与网络中企业间的组织邻近会使集群网络渐趋固化与内向，增加了其陷入锁定的风险[25]。在有关区域的研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了区域怎样通过发展新增长路径来实现持续增长，因此关于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尤其是相关与非相关多样化的讨论成为重要的课题[26,27]。除实证分析了相关与非相关多样化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外[28]，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对区域多样化的过程性描述，将区域发展视为一种分支现象，认为新产业的出现有赖于区域相关产业所提供的知识与资源，即区域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性[17]。在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解释了“为什么空间中存在产业集聚”这一经济地理学的经典问题[29]。一些学者认为，成功企业的拆分与衍生，以及衍生企业对知识、技术的继承是集群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成功企业的出现则通常与当地的相关行业与知识基础密切相关[30,3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历史过程或初始条件对新产业路径出现，以及企业间关系对集群形成的重要性。

2.2 集群的共同演化与知识驱动

不同于路径依赖理论以时间为视角对集群演化进行连续性的描述，共同演化理论则是以关系的视角深入集群演化过程的截面，探究特定时段内主体间相互适应与影响的关系。作为演化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共同演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涌现的种群（populations）之间相互因果、相互适应的关系。其本质是相互影响的动态认知过程，要求种群双方或各方存在或多或少的同时性以及互为因果的关系[32]432。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探讨企业、产业、技术、制度以及环境等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通过构建比如“企业-网络-制度”或“技术-组织-制度”等分析框架，结合路径依赖、路径锁定等概念来解释集群发展路径[33,34]。如朱纪广等以农业产业集群为案例，实证了农户与企业、产业网络、技术、制度以及地域空间等的演变具有协同作用，特定因素与集群网络的交互使集群进入不同阶段[35]。Hwang等对比了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案例，提出将产业发展的差异归因于包括企业组织、产业结构和公共部门在内的技术与制度环境间相互演化作用上[36]。另外，共同演化理论也颇受管理学学者青睐，李大元等认为借助共同演化独特的分析工具与强有力的新逻辑可以实现对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跨时期、多层次研究[37]。整体上看，集群的共同演化受到企业能力、制度环境以及网络组织等动态交互的影响，而其在管理学中的研究也可启发我们在将其引入集群研究中时，需要关注微观、中观与宏观各层次的多向因果关系，以及即时、交互、时滞与嵌入等多种效应。
除了对演化过程的描述与主体交互的分析外，共同演化还需要解释集群新奇与惯例产生并扩散的过程，这是对集群演化机制的关键性回答。Menzel等建立集群的生命周期模型，总结出公司技术的异质性以及企业的学习与模仿在集群出现、增长、衰落与更新中所发挥的驱动型作用[38]。在该研究中，知识被置于了核心的地位，多样化的知识与技术是集群发展或更新的重要来源。而知识的出现有赖于多种渠道，包括企业自主研发、本地的交互学习、外部集群的知识溢出以及全球管道的建立等。根据知识的正规化程度与存在形式，可划分为编码知识（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隐性知识）。Metcalfe等认为，知识由私人向社会的转变是发展为集体理解（collective understanding）的过程，需要依赖于能体现规则与社会认同的制度[39]。这一过程是由有共同文化认同与制度约束的企业对知识的吸收、传播与再创造所主导的。集群的知识系统同时也受到企业的影响，企业对知识的获取与创造以及内外连接的关联网络塑造了其整体架构[40]。现有研究中共同演化用于集群的研究多集中于个案分析，在充分考虑到集群地方特性的同时忽视了对演化机制的解释和政策建议的普遍性[13]，且部分研究对演化机制的分析仍停留在各主体交互的描述上，对于推动集群演化深层机理的解释相对模糊。因此，将知识驱动引入到解释共同演化中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入理解演化的内外机理。

2.3 分析框架

基于路径依赖模型对产业集群演化路径的描述，本研究借鉴吴磊等提出的产业集群演化的三层级分析框架[41]，构建集群与地方政府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对各演化阶段进行分析（图2），其中空间是承载产业集群与地方政府两大主体博弈的地理载体，但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资源与生产要素，并深刻嵌入在两者之中。对集群的影响除了反映在生产、交易与创新上，还在决定集群性质与演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集群而言，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其空间内涵上。一方面，集群是“地方-流动”的空间，集群扎根于地方空间的同时也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全球建立跨区域联系[42]；另一方面，集群既是企业在地理上集中的空间，也是经济、社会与制度因素紧密联系的多样化空间[41]；在空间尺度上，集群在关系网络的作用下可以与地方、区域和全球等多个尺度建立联系，如通过本地熟人网络吸纳隐性知识[32]120，通过全球管道学习编码知识[43]。以上关于集群空间内涵3个层面的论述，在强调空间对集群影响的同时也反映出集群的本质特征，即网络联系，依托集群网络及其组织结构所发生的企业间的交流互动推动了集群的生产与创新[44]。这种企业间的产业联系包含贸易依赖（产业上下游的投入产出）与非贸易依赖（社会关系）两类，构成了集群内聚力的基础与核心。而不同企业在知识、渠道等方面的差异化，以及主动学习、模仿的能动性增加了企业间建立紧密联系与形成合作网络的可能。
图2 集群与政府共同演化分析框架

Fig. 2 Co-evolution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government

空间所具有的地方性与其维度中的制度层面，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与决策。如具有重商传统的温州地区，地方各级干部与经济职能部门较早地接受工商致富的理念，对城乡商品经济采取“看一看再说”的策略，为人民群众营造出相对宽松的创业环境[45]。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制度全面转型，在完成向地方行政性分权的改革后，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增长的自主权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关键性资源的管控，催生了地方政府的身份转变，体现为代理人与自利者的统一。一方面，地方政府既要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传达和执行上级决策，又要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做好地方公共事务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决策与管理体现出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趋向[46]。因此，地方政府在事实上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同时也受预算约束并且经济行为行政化的“准市场主体”[47]。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依靠立竿见影的基本建设来作为实现政绩、增加政治资本的重要手段[48]。
本研究中，集群与地方政府作为交互影响的不同主体，两者在尺度上的划分略有不同。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范式，经济系统是由微观、中观到宏观，3个层级组成的分析体系，化用到集群研究中，微观即在空间上集中的企业、机构等行动者，本质是行动者间的知识与惯例；中观即由生产、社会等多重属性网络耦合形成的组织结构，本质是在组织结构之上的知识共同体；宏观即集群所处市场条件、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等与其具有多样化联系的外部空间，本质是外部知识来源。地方政府虽然也可分为省、县（市）、乡（镇）三级，但这种基于行政区域划分的层级显然与上述集群层级的划分依据不同，难以将两者置于同一尺度下分析讨论。因此，本研究并未刻意对地方政府进行尺度划分，而是着重关注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领导以及不同行政级别政府的行政权力对企业以至集群的作用与影响，故而将其统一纳入“地方政府”这一主体中进行讨论。
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经济活动的管理，包含但不限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科学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和日常巡检查处等，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到重要的监督规范作用，进而影响集群的演化趋向。同时，集群在与地方政府交互中实现演化的过程中，也会影响政府行为与决策，进而使集群未来演化产生不同的趋向。如濮院羊毛衫产业把握政府管理的宽松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快速扩张形成集群，后因质量危机使地方政府转变管理策略，建立质量监督体系，引导集群向高质量方向发展[49]。

3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概况

G镇地处练江中游北岸，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区划多次变化，现隶属华南地区某地级市市辖区，与同省辖县级市搭界，总面积约52 km2，下辖8个社区、19个行政村。截至2019年人口约16万，工业企业488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8个。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国外电子垃圾的输入，当地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便随之兴起，发展至90年代末达到高峰。2003年G镇拆解产业的产值达6亿多元，到2006年增长至近12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九成以上，并为镇政府贡献绝大部分税收。到2010年前，全镇从事相关回收、拆解产业的共300余家民营企业和多达5500多户家庭作坊，从业人数达6万多人，年处理量超155万t，该产业已成长为当地支柱产业与居民主要收入来源[1,50]。但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忽视环保问题，采用粗放落后低成本的工艺，在处理过程中大量排放废气、酸液与残渣，污染自然环境的同时也严重危害了居民的生命健康[51]。有关医学研究表明，2004年G镇1~6岁儿童铅中毒率达81.8%，血铅含量显著高于相邻不从事拆解产业的乡镇儿童[52]。
直到2010年后，在多级政府联合推动下的集中整治才使当地产业集群发展方向发生转变，2015年G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建成实现了对当地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规范管理。环境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儿童铅中毒率在2009年下降至16.4%，到2014年，儿童血铅值已由2004年的153.0μg/L降低至54.0μg/L，低于铅中毒水平[53]。2017年，园区总产值达17.5亿元。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法。研究者于2021年12月和2022年5—7月前往G镇，对镇政府、循环经济产业园管委会、园区内企业、以前从事电子废弃物产业人员等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研，通过与相关负责人的深度访谈获取到有关当地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信息。研究招募并访谈了35位受访者（表1），共进行了43次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长1~2小时。其中，对政府工作人员和园区管理人员的访谈主要涉及镇区、园区管理、政策的变化与推行，以及日常工作；针对企业经营者、电子废弃物产业从业者的访谈主要涉及其创业历程、集群演变历史、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对管理者的态度等。为保护受访者信息，研究以“访谈顺序+受访者姓氏拼音首字母+受访者身份属性（政府工作人员用G，园区管理人员用P，园区企业人员用W，以前电子废弃物参与者用F代替）”为编码逻辑对访谈对象进行编码，如：01Z-W表示第一位受访者Z，其身份属性为园区电子废弃物从业者。同时，由于研究主题的敏感性，以及访谈内容包含从电子废弃物产业出现、发展、整治的各个阶段，涉及时间跨度较长，受访者可能存在记忆模糊与偏差，因此，本研究还收集了大量二级档案数据，包括政府公开调查报告与相关政策、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发布的调查报告等，来共同重现G镇电子垃圾拆解集群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演化机制。
表1 半结构深度访谈样本情况

Tab. 1 Profile of samples i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受访者社会属性 数量(人)
政府工作者 5
园区管理者 4
园区企业人员 6
以前从事电子废弃物产业工作者 20
合计 35

4 结果分析

本研究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路径依赖理论，结合实地调研以及大量访谈文本，构建出G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集群的演化路径（图3）。整体来看，集群在形成之初经历了由熟人网络主导的企业快速衍生。随后在良好宽松的空间背景下，相关产业企业数量、规模、上下产业链等迅速扩张，产业集群形成。在企业的利益导向以及紧密的族群网络保护下，集群发展渐趋稳定。稳固的内部网络促进了知识、技术在集群的迅速传播，加速了集群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促使集群应对外部冲击时的韧性较低，容易陷入消极锁定。此时的集群内部关系网络僵化，选择机制失灵，其演化路径难以转向，已有问题继续加深。但外部行政力量的介入刺激并加速了G镇产业集群路径的解锁，是在原有的技术、市场的积累下进行产业升级还是突变开启全新的产业路径，G镇仍在摸索之中。
图3 G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集群演化路径

Fig. 3 The co-evolution path of e-waste industry cluster in G town

4.1 路径形成与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00年

4.1.1 演化主体交互分析

G镇地势低洼属内涝区，当地居民难以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计，因而陷入长期贫困。初期当地农民主要通过到其他村落回收鸡毛、废旧塑料以及金属等废品来补贴家用。到20世纪80年代，当地已形成一支人数众多的废品回收大军，其人数之多在潮汕地区非常有名。
改革开放之后，深圳、汕头等地区被设为经济特区，吸引了海外的先进技术、投资和人才资源。同时，随着对外贸易政策的放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的低端劳动密集型电子产业转移，深圳成为了中国电子产业发展的先锋地，随之也带来了大量的“电子洋垃圾”。所谓“洋垃圾”是对非法越境转移的固体废弃物的统称，其品类相当庞杂，除废旧塑料、金属外，也包含废旧电器（电子设备）等。关于G镇废品回收从业者是谁率先发现废旧电器的巨大价值这一问题虽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废旧电器并未被排除在回收范围之外。“实际上他们收这种废品是随着时代进步的，从以前收的废鸭、鹅毛到拖鞋，然后就慢慢收，改革开放后，就开始收到一些电器之类”（02L-P）。
在微观层面上，电子垃圾在经过从业者常规的分拣转卖过程后，其经济价值得到市场验证。随后经由本地从业者通过亲友等社会关系的口口相传，废弃电子产品与设备成为G镇回收产业的“香饽饽”。而经济上的回报会强化正反馈，推动企业由原先多品类废品回收转变为废旧电器专收，进而向更精细化的拆解分工转变以扩大经济收益。“就是有亲戚、朋友在做这个，这个赚钱，我们也就跟着做这个了”（26Z-F）。
在空间层面上，地方文化、制度与市场环境为G镇拆解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初始条件。G镇地处沿海地区，除了有独特的地方民俗外，当地人民也继承了近海地区的重商文化与开拓精神。相对于从事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他们更倾向于从商，自己做老板，哪怕是一个小家庭作坊。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降低了从业者独立经营的心理门槛，也加速了同类企业的衍生。此外，地方政府宽松的监管与良好的经济空间也促成了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的发展。一方面，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使地方政府对待民营经济持观望态度，同时也期望借经济发展实现领导官员的政治晋升；另一方面，一些相对低端的乡镇制造业集群在G镇周边兴起，例如玩具集群、内衣集群等。由于彼时国内电子产业相对落后，从海外电子垃圾中回收可用电子元件作为原料成为一种低成本的替代方案，为G镇电子拆解企业打开了销路。
在上述条件的综合作用下，20世纪80年代末G镇涌现出许多相关拆解企业。这些企业在熟人网络的基础上建立起商业关系，实现企业层面的网络建立，加速了产业集群的出现。作为地区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宗族关系受到当地企业家的重视。G镇拆解企业间天然具有社会关系嵌入的网络性。宗族组织以血缘为纽带，具有很强的内控力、凝聚力与强制力。宗族成员普遍对内团结，对外排斥；信息资源对内共享，对外保密。本地不同的宗族势力通过信息差与技术门槛，在空间上影响了拆解业的分布，在产业链上影响了企业的分工。比如位于G镇中西部的B村以烧板拆解为主，东南部的X、L、D等村以塑料回收为主。通过亲朋好友带进“圈子”，到21世纪最初的10年，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进入繁荣时期，全镇有近大半的人从事电子废弃物产业，并形成了涵盖五金加工、塑料造粒回收、废旧电器、电路板与电缆电线拆解、冶炼金属等多门类、专业化的分工格局，形成从回收、拆解，到提炼加工与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我们这里是有完整的产业链的，来的每一个电子垃圾我们这里都有专门的人收、处理。不可能存在运到我们这里，我们搞不了需要给别的地方的。有的人是专门负责简单的分类，有的是烧板，有的炼铜炼金，那全部都有的”（23G-G）。

4.1.2 演化过程机制

从演化深层来看，本阶段可以理解为企业在对新知识探索和保留中强化彼此联系，形成产业链完整、分工明确、劳动密集型电子废弃物拆解集群的演化进程。在G镇初始条件下存在大量同质化的家庭作坊式回收企业，而“洋垃圾”的出现为原有回收业提供了转型的契机，原先同质化的企业开始了向差异化分工转变。在微观层面，企业对废旧电子设备商业价值的探索是本阶段形成新知识的重要过程。电子设备的硬件由集成电路、晶体管、电子管等电子元器件以及印刷电路板等组成，其本身良好的可拆解性在降低企业拆解的技术门槛的同时也为企业分工提供了依据，如按家电类型、电子元器件型号、生产厂商等。企业基于旧有知识经验与自身特点，以市场反馈为依据，结合其他企业共享交流的信息，逐渐在对电子设备的拆解与识别、回收与转卖等方面形成新的知识与经验。
在中观层面，原先同质化的企业基于自身特点逐渐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与专长，并通过贸易与非贸易渠道紧密联系，形成针对电子设备的专业回收拆解集群，集群的回收拆解工艺在本阶段奠定（以贵金属为例的回收工艺流程如图4所示）。多样化的外部空间为集群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来源，这得益于此类技术的低门槛，相关工艺通过多种渠道进入集群并被快速推广，企业无需支付太多学习成本便可投入使用，例如“烧板”工艺是将电路板置于烤炉上加热，待锡点熔化取出零件进行回收。因此，本阶段诸如此类的新知识、新技术在集群完成了采用与保留，集群在中观层面上成为基于联系与结构的知识共同体。在宏观层面，与电子设备拆解相关的新知识与技术在企业间的推广，使G镇经历了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不协调期。在此过程中，由于新知识的门槛低、回报高，旧有经验与知识在新知识的推广中被摒弃，企业接受并采用新知识。同时，社会亲缘关系介入到企业结网中，使集群建立起以人情为内核的组织结构。因此，集群较快的由不协调过渡到内部结构稳定、具有集群组织惯例和知识基础，外部与空间适应的全局性协调状态。
图4 电子废弃物贵金属回收工艺流程

注：根据贝新宇等[54]修改绘制。

Fig. 4 The e-waste precious metal recycling process

与废旧电器拆解有关的知识与技术促成了G镇原有同质化且组织松散的一众回收企业向生产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集群转型。在此过程中，集群对新知识的保留仅代表了新知识的盈利性而非合理性。集群所使用的拆解、提炼技术，无一不会产生严重二次污染。如火法冶金，其原理是利用冶炼炉高温加热剥离非金属物质，使贵金属熔融于其他金属熔炼物料或熔盐中再加以提取，其加工过程会排放大量有害气体，产生浮渣等固体废弃物。由于地方政府采用宽松管理策略，并未介入行业规范与标准的树立以及企业成立与资质的鉴定，因此为企业留下了粗放发展的空间。虽然产业帮助当地积累了大量财富，摆脱了贫困，但也留下产业单一、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为日后集群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4.2 路径锁定阶段：2001—2011年

4.2.1 演化主体交互分析

经过十数年的粗放生产，自G镇拆解产业兴起之初便埋下的污染隐患在不断积累中显现，成为严重危害居民身体健康的威胁。2001年前后是集群外部空间剧变的开始，G镇生态污染开始走入公众视野。国内媒体的报道，将G镇生态问题推向社会舆论的焦点。由于彼时进口垃圾仍是G镇拆解产业的重要原料，其中牵扯到发达国家电子垃圾的全球转移与生产者责任延伸等话题，因而迅速引起一众国际组织与海外媒体的关注，使G镇问题具有了国际关注度。此外，同样发生剧变的还有制度环境，2000年后国内多次调整了关于回收物资进口与保存、处理等政策与法规。如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关于与进口第七类废物有关的问题的通知》、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第一次修订、2009年国务院颁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足见中央机关对规范行业的重视。
在严峻的外部压力下，企业渐趋保守，消极应对舆论风波与地方政府监管，排外心理与不安全感增加，开始寻求集群内部组织网络的庇护，因此集群内部组织联系得以强化，表现出锁定倾向。首先是认知锁定，从业者环保意识薄弱，不愿为环保成本买单，因此即使被推上舆论的风口，仍表现出对旧有生产工艺的固守，拒绝接受外部知识，甚至逃避镇政府的监管。“那些个体户敏感得很，都是‘打游击’的好手，一些污染大的转移去了山里，还有的跑到了东南亚、缅甸和越南那些地方继续搞，那些污染小的就在家里偷偷搞”（02L-P）。“最开始政府是要求每户装环保炉的，对废气进行过滤再排放，他们装是装了，但由于开环保炉需要比较高的电费，所以他们也就检查的时候才开一下，只是为了应付应付检查。当时大家的环保意识还是很不够的”（16F-G）。
其次是功能性锁定，制度法规的完善意味着原先正常或被默许的生产活动成了违法行为，这导致企业更加依赖集群内由宗亲、朋友组成的熟人网络来维持经营，如依靠熟人关系通过非法渠道走私电子垃圾来满足企业原材料需求，或依靠宗族内企业强人来解决其面临的危机。宗族势力在本阶段成为一众拆解企业的“保护伞”，在空间上影响了其分布。如民风彪悍的B村宗族，在镇政府管控下仍然能相对自由的继续烧板生意；N乡的某姓宗族，人数多势力大，曾与执法单位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电器拆解并没有因为有制度要求和政府管控而停止。因此，本阶段集群空间与内部分工发生变化，如B村和N乡继续粗放烧板、拆解电器，H村由于靠近镇政府驻地，拆解业萎缩并向北部转移。宗族势力的滋长一定程度上是由镇政府在上阶段的监管缺失所导致的，上级政府的严厉监管加速了地方政府对这一产业的整治。
制度环境的剧变使地方政府转变策略，开始关注集群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但长期的监管失位使G镇经济与拆解业发展紧密捆绑，宗族关系的嵌入以及大量的外地从业者使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这也降低了镇政府执法的积极性与行动效力。“最开始大家也没当真，管得没有这么严格，毕竟大家都是靠这个吃饭的，检查的人他们也从事这个行业，也懂的，所以以前就给检查的人一些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03G-F）。此外，由于执法力量与宗族势力在人数上的差距，执法过程稍有过激，便有可能使事件升级。因此，有心无力的镇政府难以凭自身能力解决G镇问题，开始倾向于应付上级检查，尽可能的维持现状以免损害各方利益，引起地方骚动。结果便是地方政府无力使G镇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并使自身也深陷政治锁定中。

4.2.2 演化过程机制

本阶段集群的演化机理可以理解为外部空间新知识的进入对集群已有组织关系的扰动，并使其产生内部自我强化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绿色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经济和绿色两手抓的理念奠定了本阶段外部空间的大背景。在制度与舆论环境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借助行政力量，将环保标准、生产规范引入企业生产需要遵守的规则中，并引入相关设备，如可以过滤废气的环保炉。这对集群原有知识基础、组织惯例产生冲击。在微观层面，由于镇政府影响力有限，企业对新知识的采用并非强制性，一些需要额外固定资产投入和较高学习成本的新知识对企业来说并不经济，且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与电器拆解极高的回报率使企业在心理上并无采用新知识的主动性。而在制度方面，虽然法规政策规范了拆解行业的相关标准，但留下部分灰色地带，如2000年的《关于与进口第七类废物有关的问题的通知》在禁止大部分类型的电子垃圾进入中国后，仍允许以铜铝回收的名义进口，这便为进口商留下回旋的余地。另外，G镇内错综的宗族关系与熟人网络，也可为企业在遇到政府检查等突发事件后提供庇护。因此，企业在事实上也无须接纳新知识便可继续生产。而在微观层面难以获得企业的采用便也无法上升至中观层面形成新的集体认知与惯例。
体现在宏观层面，即外部涌入新知识对原有秩序的扰动，但由于企业积极性低，新知识难以得到采用并推广。同时，镇政府监管以及外部空间的舆论与制度压力使企业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反而增强了集群内部的组织结构，使其能在本阶段的多次冲击中保持相对稳定。外部空间的剧变为集群输送了新的知识，但企业相对稳定、保守的发展态度，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以盈利为目的、投机取巧的经营习惯，使集群不断僵化陷入路径锁定。积极的锁定能稳定集群的发展，而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集群本阶段的消极锁定并不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也与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所强调的科学发展观的方向不符，G镇环境问题持续发酵。

4.3 路径升级探索阶段：2012—2022年

4.3.1 演化主体交互分析

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表现出党中央对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重视与强烈决心。因此，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国内针对第七类废弃物（电子垃圾）进口与电子垃圾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也发生明显变化。首先是中国环境保护部在2012年将解决G镇电子废物治理确立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三大战役”之一，强调了G镇问题的迫切性。其次是国家层面的制度法规与标准规范，2012年财政部与环境保护部共同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废弃电气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的通知》、2014年环境保护部联合工信部发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2015年版）》等，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到2018年已全面禁止电子垃圾与其他可用作金属回收的垃圾进口，除了上述规范类政策，还颁布了系列鼓励类政策，旨在依法完善行业标准与管理办法，鼓励行业健康发展。此外，G镇所在省政府编制了《G镇电子垃圾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旨在指导基层政府做好治理工作。
在此压力下，G镇所在地级市与市辖区两级政府表现出坚定的治污决心，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7位市常委或副市长任副组长的高规格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疏堵结合解决G镇电子拆解产业的问题。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拆解活动，追究法律责任，到2016年，全镇拆除非法高炉生产线6条，取缔违法酸洗、电解加工场57处，违法作坊3000多处，抓获63名涉嫌人员；另一方面，加速推进G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设，建立产学研基地，并设立园区管委会负责园区监管事务，推动产业升级。此外，还引进国内知名大企业，推动提高园区建设水平与基础设施的改善。由于企业长期从事与主流发展相悖的高污染生产使其失去对自身发展导向的话语权，因此在面对省、市、区级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时大多服从管理，集群也在本阶段表现的相对被动。“那时候规定就是不能在外面干，被发现就要被抓，大家没办法就只能进到园区里了”（01C-W）。“这个事情上级政府是很重视的，当时是成立了很高规格的整治领导小组，省委书记都都来过三次，你想啊，这么一个小地方，省委书记能来三次进行视察，这说明政府有多重视这个问题”（04L-P）。
政府通过行业类型、亲缘关系等对已纳管的小规模拆解、清洗废塑料加工的企业进行合并重组，分批向产业园区搬迁，对规模较大且具有较高效益的加工企业实施环保升级改造，确保符合验收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家庭作坊的组织形式，推动个体经营向集体化或公司化的方向转型。旧有的企业网络也在企业的转型中迎来重塑，经营者间的熟人关系虽仍然存在，但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与行业标准、行政法规的监督无疑为此类非贸易联系明确了法律的底线，原先依赖熟人关系走私进货或躲避监管已不再可能。G镇形成了镇政府监督园区外非法拆解，管委会负责园区内统一管理的治理格局，生态环境也得到有效改善。“现在就是如果要做电子废弃物拆解，那就必须搬进园区，不然就要被抓，这是硬道理，现在我们这里是成立了专门的执法大队经常性的来进行巡查的，外面已经完全没有了，找关系什么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事情很多领导都处分了”（19L-G）。

4.3.2 演化过程机制

本阶段的演化可以理解为在上级政府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下，G镇拆解集群被动完成改造重组并建立新的知识基础与惯例的过程。由于集群长期的消极锁定，企业过于依赖传统路径，在应对外部空间多样化知识时表现出排外性，难以通过自身学习与技术更新完成转型。因此在外部空间出于政治原因再次变化时，地方政府作为中央的代理人，开始真正重视起G镇问题并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考虑到G镇电子废弃物拆解行业积累了大量知识与技术基础，聚集了大量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对集群有条件的保留与改造成为本阶段突破锁定的关键。在微观层面，长期从事非法生产让一部分从业者付出代价的同时也警醒了集群内的一众企业，在面对来自省政府、市政府的压力时，即使上阶段与镇政府“掰手腕”的地方宗族也难以为其提供庇护。在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与设备更新的成本后，新知识、新技术得以在企业间推广，经由政府之手完成了微观层面企业的大规模采用。
在中观层面，集群的空间形态被重塑、网络结构被重组并建立起新的知识基础与组织惯例。在空间形态上，原先按村分工、家庭拆解的分散格局转变为在园区的集聚，由“家家拆解、户户冒烟”变为“统一规划、统一运营”。进入园区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公司制，共1461家个体户被合并为49家公司。其生产经营须遵守由管委会认定的生产标准与规范，符合环保要求，同时部分工艺的生产也受园区监管，如火法冶金的设备需向管委会报备。在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下，集群原先的组织惯例与认知基础被重新建立，企业须在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下生产，新的知识共同体形成。
在宏观层面，经由地方政府引入的生产技术与规范在企业层面的推广，使集群原先的关系网络与组织结构被重组，原有秩序被打乱，集群进入内外部不协调状态。这与第一阶段G镇拆解集群形成过程相似，二者均受新知识影响并由初期的不协调到内部稳定后的内外部全局协调。但区别在于本阶段新知识是外生性的并且未经企业选择便在政府这一外部主体的主导下完成保留。
本阶段十八大的召开将生态文明建设提上新高度，由此形成的国家制度层面的政策转向为集群解锁提供转机。基于疏堵结合的治理思想，地方政府在尊重当地人民发展诉求与产业基础的前提下，对当地拆解产业注资以完成集约化与绿色化的转型。集群有了摆脱原先锁定状态，向新方向演化升级的趋势。

4.4 传统路径升级或新路径出现：未来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建成与合并重组后企业的迁入，对于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集群来说并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曾为G镇带去数十年畸形繁荣和十数年转型阵痛的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已深刻融入G镇居民的生活与记忆中，在经历粗放到集约漫长的整治过程后，矛盾与无奈，应是当地居民对这一产业最真实普遍的态度。“现在市场没有以前繁荣了，以前这里外地人口多的时候都有6、7万，街上很热闹的。但环境也该整治了，以前确实污染比较严重。现在我们晚上还可以出去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以前都不行的”（35Z-F）。
这种对经济与生态两难的矛盾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均已迈入新阶段，兼顾绿色环保的高质量发展既是人民群众的诉求，也是历史新阶段的要求。但经历了数年外部治理与调控的G镇产业园区的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其一，集群内部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存在层级性。经过重组后的中小企业依然继承了原先的供销渠道与商业关系，在产业链上仍与其他中小企业存在分工与协作。此外，经营者间的交流也比较频繁，比如一位经营者表示自己会经常同其他老板一起喝茶聊天，交流市场行情，并且整体氛围相对轻松。而相比之下，龙头企业同中小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却并未显现。目前园区内的大型企业与其他中小企业都是各自经营，并无太多联系与合作。“大企业他们都是独立运行的，他们与我们这些小企业是不存在信息或者技术的交流的。大家弄的东西也不一样，在园区的位置都不一样，他们是在园区的另一边”（19L-G）。两类经营规模迥异企业的隔离并不利于知识在集群内的扩散，也很难称其内部是协调稳定的，因此集群远未达到中观层面知识共同体的程度。
其二，园区现有管理具有一定封闭性倾向，在为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不便的同时，也限制了集群内外部知识的交流。由于建设园区的主要目的是规范企业生产，因此园区管委会的管理模式具有“政府主导型”特点。不可否认，此模式在园区成立之初能有效杜绝企业违法行为并强化其规范生产意识，但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自主性和市场的活跃性。“现在园区越管越紧，进货出货都查好严，就连你骑摩托进园区他们都要掀开盖子检查；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把那些废品熔掉来提炼铜铝之类运出去卖，现在好多家的货都出不去，资金链周转不过来”（01C-W）。
在微观层面上，集群内部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隔离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或管委会在其中牵线搭桥，以政策鼓励的方式将本土中小企业纳入到龙头企业的生产链中，进一步深化集群内部分工来形成高度协作的本地生产网络。在管理模式方面的问题，显然“政府主导型”并不能够完全激发企业积极性，这就要求管委会与地方政府将注意力放在提升治理能力与创新政策安排上，如引入“负面清单”，给予园区企业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足够的自由，并逐步向“扶持型”与“服务型”模式过渡[55]。
上述问题的出现划分了未来集群的演化路径。① 维持现状，园区严格的管理提高了新企业入驻的门槛并且强化了老企业转移的意愿，同时，企业间的层级隔离也降低了集群抗风险能力。部分受挫而转行的经营者可能会从事其他产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G镇当地路径突破的可能，但也对镇政府的引导能力提出要求。② 转变管理模式，扶持本土企业，有条件的将知识的生产、采用与保留的主动权交由集群以提高企业主动性。通过建立由龙头领导，本土与新兴企业配套的生产合作网络来培育一批覆盖全产业链、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进而将电子废弃物拆解集群导向路径再升级，成为全国循环经济的重要示范基地。③ 与周边电子产业集群建立联动关系。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一直与周边电子市场有着产品、人员、信息上的往来，G镇可通过这些资源，通过引进新技术、新思想从而实现由电子废弃物产业向高端电子产业的升级，扩展产业集群。

5 结论

本文以G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集群为例，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出集群与政府两大主体交互的共同演化分析框架。从时间的视角出发来解释不同阶段，集群的演化过程以及适应与调节机制。研究发现，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集群在路径形成与发展阶段，空间初始条件与历史偶然事件对产业路径的形成与塑造有很大的影响，示范效应更是影响着企业初期的形成与企业衍生。进入锁定阶段后，集群依赖于本地网络与收益递增机制，在自增强中难以摆脱现有轨迹，消极锁定的影响逐渐显现，集群问题持续发酵。随着演化的推进，集群的空间背景发生了变化，这也注定了集群新发展方向不会回到先前的结构与形态，集群的演化路径具有不可逆性。此外，研究基于集群现状对未来方向的推测体现出产业集群演化的非线性特点，即经济系统的演化路径不会收敛于单一结果，而存在多重可能性。在此演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共同演化主体，对集群路径导向具有关键性影响。
共同演化的本质是相互影响的动态认知过程，本研究将知识驱动与共同演化相结合，构建分析框架：一方面，可直观的解释各行为主体彼此的交互是如何推动集群演化的；另一方面，提供了在知识驱动层面理解主体间不同决策与行为的新视角，使知识的产生、采用与保留成为解释集群演化的重要机制。集群与地方政府在各自立场下对待新知识的态度影响了其行为与决策，两者在不同时间、空间背景下的冲突便可以理解为两者在认知上的不协调。在外部空间变化的影响下，地方政府行政力量的提升强化了法律对集群的约束，集群开始接受新的组织形式与惯例。两者在冲突中相互协调、适应的演化结果便是保留拆解产业，规范集群生产。由此可见，地方政府作为管理与引导者，通过承担前期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来降低企业转型的经济成本，引导企业顺利入驻园区规范生产，刺激并加速了集群对路径升级的探索，从而促使集群从路径锁定中解锁。
产业集群是个复杂系统，基于知识驱动来解释集群演化也仅是分析这个复杂系统的一种视角，也会有学者在不同理论或视角下对同一类集群演化提出不同的见解，而这恰也正是集群研究的魅力所在。研究希望能透过G镇电子垃圾拆解集群的案例，窥见同类产业由粗放到集约所经历的阵痛，为管理者应对集群消极锁定时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经验，以期对未来国内发展循环经济、开发城市矿山提供一定启示意义。

真诚感谢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汪坤老师对本研究实地调研的帮助，以及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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