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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1: 51 - 6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20643

研究论文

GPN视角下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 陈肖飞 , 1 ,
  • 杜景新 1 ,
  • 李元为 1 ,
  • 赵梓渝 , 2
展开
  • 1.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开封 475001
  • 2.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青岛 266071
赵梓渝（1986-），男，吉林长春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网络与人口流动网络。E-mail:

陈肖飞（1986-），男，河南三门峡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2-06-17

  录用日期: 2023-10-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1-0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18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176)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24-CXRC-09)

河南大学文科优秀青年科研骨干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收起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awei′s mobile phone production network from GPN

  • CHEN Xiaofei , 1 ,
  • DU Jingxin 1 ,
  • LI Yuanwei 1 ,
  • ZHAO Ziyu , 2
Expand
  • 1.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by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Co-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6-17

  Accepted date: 2023-10-08

  Online published: 2024-01-09

Fold

摘要

全球生产网络（GPN）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地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网络结构与演化过程已被充分讨论，然而如何在经济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背景下，基于典型案例揭示其网络特征和影响因素等问题仍需探究。本文选取2020年华为手机供应商数据，依据GPN2.0框架下企业行动者角色功能，深入探讨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就华为手机而言，虽然整体上技术合作和零部件制造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角色功能的企业行动者及其产品所处的不同价值链位置，所构建的生产网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② GPN2.0框架下的企业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以及风险环境等因素虽然对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法完全解释现实经济中其高度复杂的网络等级结构和社群跨域特征，应与国家行动者角色、金融环境、劳工条件等进行交互补充和兼容整合，才能更加系统的解释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的影响因素。③ 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本土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战略耦合与区域发展需要更加契合的理论指导。本研究通过“产品价值-企业区位-城市载体”实现了与GPN侧重企业在组织上和地理上的结构特征分析的一致性，促进了城市关系由场空间向价值空间的转变，以期为GPN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提供科学实践支持。

关键词： 全球生产网络; 社群结构; 影响因素; 华为手机

本文引用格式

陈肖飞 , 杜景新 , 李元为 , 赵梓渝 . GPN视角下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研究, 2024 , 43(1) : 51 -65 . DOI: 10.11821/dlyj020220643

Abstract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process have been fully discussed.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more on foreign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relatively ignores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ese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anti-globalization and great power game, how to reveal its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ypical cases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2020 Huawei mobile phone bill of materials and supplier data, and tries to scientifically identify the types of Huawei mobile phone production networks based on the corporate actor role function and value chain theory under the GPN2.0 framework, so as to explor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Huawei mobile phone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globalized production network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lthough overall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exhibit typical global linkage characteristics, what is more noteworthy is that the production networks constructed by enterprise actors with different roles and function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value chain positions of their products, exhibit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2) Although factors such as cost capability ratio, market driver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risk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GPN2.0 framework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uawei's mobile phone production network space organization, they cannot fully explain its highly complex network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cross domai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al economy. They should be supplemented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role of national actors, financial environment, labor conditions, etc. Only then can we more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awei′s mobile phone production network spatial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3) For latecom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enterprises into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o achieve strategic coupling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s more coherent theoretical guidance. This study achieved consistency with GPN′s emphasis on analyzing the organizational and geographic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s through "product value enterprise location urban carrie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elationships from field space to value space, and providing scientific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GPN theory in China.

Key word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community structure; influencing factors; Huawei mobile phone

1 引言

20世纪中后期开始，来自北美、欧洲等跨国企业通过内部组织管理外部化、生产网络组织碎片化、地理空间特征分散化等过程，逐渐形成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的新范式[1,2]。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美国企图在全球分工中“边缘化”中国，其对华为的制裁充分体现了基于中国新实践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研究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序幕的拉开到“孟晚舟被拘事件”，再到2019年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华为近几年的国际发展遭到了严重威胁。虽然华为通过在国外建立研发机构、子公司或签订合同的方式来降低研发的风险成本以及保证正常运行，但是由于对国外芯片的依赖以及国内技术不成熟，仍可能面临供应链的中断和相关供应商市场大幅短缩等。美国初始通过直接制裁华为实施霸权主义，但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华为已经成为电子信息通讯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需求端（美国市场）对华为进行攻击并不能达到完全封锁华为的战略目的，后来美国转向针对华为生产网络的制裁，限制甚至阻止国外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与华为进行交易。因此，如何在经济全球化逆流、中美贸易摩擦等复杂情境下，探讨中国本土领先企业全球生产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具有现实迫切性和重要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之后，本土企业逐步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产品联系、技术交流、社会网络等方式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3,4]，使得中国本土企业出现了两次明显的产业重构过程，这不仅是中国本土制造业从全球化“边缘”跃升到“核心”的过程，也是全球化、区域化与地方化等多个过程综合影响与平衡的结果[5,6]。目前中国经济已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也被许多GPN研究者作为主要案例进行探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实施改变了全球生产网络，其开始向内地延伸，出现了“义务式嵌入”的新现象，进而也促进了本土产业空间重构和生产方式调整[7⇓-9]，一汽-大众通过以集群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参与到生产网络的区域分工协作中，知识技术共享、规模经济效益和企业组织强化共同驱动了模块化方式下汽车制造业由集群向集群网络的空间组织重构[10]。本土服装纺织企业则是在以中国市场为主导的生产网络中提升了在网络中的位置与权力，从欧美品牌贴牌加工制造商转变为自有品牌制造商和分包商，实现了网络重构与功能升级[11]。跨国零售企业通过改变采购方式、采用专业批发商、借助新型物流与信息系统、发展自有品牌等途径逐渐渗入鲜奶和大豆油的销售活动，本地供应商和专业经销商所拥有的技术领先资源，品牌营销领先资源和供应链管理经验领先资源影响供应链中话语权的转移，进而影响供应链的转型重构[12]。总之，以往研究对本土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建构重“过程”轻“机制”，主要原因在于解释变量之间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解释机制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使其一直以来作为一个“黑箱”而存在。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典型企业的生产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13,14]，然而在生产组织的空间逻辑中，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却未被充分理解。因此，以Coe等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重点关注企业内、企业间和企业外的关系网络以及网络在组织和地理上的结构特征[15]，并通过价值、权利、嵌入性3个解释变量捕捉跨国生产在全球尺度下变动的机制与原理[16]。2015年，Yeung等进一步提出了GPN2.0框架，归纳总结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和风险环境四个解释变量，并从网络行动者视角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行动者策略，揭示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17]。GPN2.0框架研究视角最初主要集中在领先企业，通过分析领先跨国企业的战略选择探讨价值的创造、增加和捕获过程以及产生的结果[18]。然而近些年由于全球化进程放缓，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强烈变化，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宏观经济地理特征不断被重塑[19]，GPN2.0框架又进一步指出其应与国家、金融、劳工、环境和发展五个重要领域展开对话，以更好揭示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逻辑[20]。同时，Yeung提出可以通过生产过程的地理分割和跨区域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公司间发展建立区域外联系合作关系[21]。
在此影响下，中国学者基于本土案例如汽车[7]、家具[8]、电脑[22]、服装[23]等做出了鲜明的理论和实证贡献：第一，揭示了国家制度安排对战略耦合的影响，展示了国家制度与企业策略如何决定企业“地方-全球”网络的结构与演化[5]；第二，分析了国内市场是中国本土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取有利位置的特殊优势，探讨了国内市场与跨国公司形成的战略耦合新模式及机制[24⇓-26]；第三，研究了中国典型案例的特殊性，建构了本土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解释了其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缘由[27]。虽然已有研究指出解释变量之间以及解释变量与企业内部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并不清楚[20,28]，但不可否认的是，GPN2.0明确提供了一个由动态因子与行动策略构成的因果机制体系，不仅能更好地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提供更强的因果解释，而且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时期，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国内本土企业如何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寻求替代方案，这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应用和创新提供了新实践机会。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① 案例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有何特征?② 基于GPNs理论如何分析案例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建构的具体因素?本研究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尝试在GPN2.0框架的基础上，从“国家、金融、劳工、环境和发展”分析“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风险环境”等因素对典型案例全球生产网络建构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增强GPN理论对中国企业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另一方面，GPN研究强调的全球性和网络动态是解读华为案例的关键，在中国新实践特征情景下，华为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和战略实践也必将成为GPN研究的经典案例，为中国本土企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体制、增强抗风险能力和谋求独立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引导价值。

2 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选择

华为创立于1987年，是全球领先的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华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崛起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和跨国公司演化的典型标志，已经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群体性、大规模、快速崛起的典型事件。本文以华为手机供应商行业分析报告以及市场调研机构的拆机报告和物料清单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利用各公司官方网站以及“天眼查”对该行业报告进行核查，最终整理出华为手机供应商名录以及在全球各城市及地区的分布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华为虽然通过离岸外包进行跨国界生产，但生产过程并没有导致空间分布均衡化，反而生产高度集中在地方化的地理集群之中。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参与智能手机全球生产网络的规模与程度增加，分工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手机全球生产网络的布局和重构就此开端，当前生产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异和空间等级性，零部件实现了全球分散化生产，已形成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网络。

2.2 数据来源

选取2020年华为手机供应商行业分析报告（https://xueqiu.com/9919963656/137200474）、拆机报告（https://www.fashaoyou.net/）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利用各公司官方网站以及“天眼查”对该行业报告进行核查，最终整理出华为手机供应商名录以及在全球578个城市及地区的分布情况。GPN2.0将企业行动者划分为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专业供应商（产业指定的）、专业供应商（跨产业的）、普通供应商、代工组装等类型。同时参考以往文献[29]，利用兴业证券公司给出的华为手机相关零部件价值和《世界知识产权报告2017》（https://www.useit.com.cn/thread-18319-1-1.html），依据企业行动者的角色功能，将领先企业和策略合作伙伴归并为研发型企业，主要生产高价值环节零部件（5~60美元）；专业供应商（产业指定）和专业供应商（跨产业）归并为专业化生产企业，主要生产中等价值零部件(0.5~5美元）；普通供应商包括标准化生产和代工服务企业，主要生产低价值零部件（0.5美元及以下）以及进行组装、代工服务，这种划分更加贴合生产实践，以期为分析企业行动者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作用和价值提供基础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将低价值标准化零部件供应商与代工/组装厂商划分为两类的主要原因是这两个环节选择供应商的条件存在明显区别（表1）。
表1 基于成本价值和功能的华为手机零部件等级代表企业

Tab. 1 Representative enterprises based on value and function

零部件分级 零部件类型 代表企业 主要产品 总部位置 分支机构位置
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5 ~60美元） 系统芯片、基带芯片、
内存芯片、闪存芯片、显示屏（背光模组、显示面板、玻璃基板、显示芯片）、射频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快充管理芯片、WiFi/BT芯片、相机模块、分立器件、触控芯片等		 恩智浦半导体 NFC芯片 埃因霍温 渥太华、长春、北京等
京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幕 北京 深圳、台北、新加坡等
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芯片 新竹 深圳、新加坡、班加罗 尔等
海力士 内存、闪存 利川 圣何塞、奥斯汀、无锡等
中等价值专业化零部件(0.5 ~5美元） 射频收发器、CPU供电器、基带供电器、电源管理器、音频解码器、快充管理器、前端模块、加速剂、陀螺仪、传感器、放大器、PCB、充电器、精密组件、晶振、声学元件、电源组件、磁性元件、稳定器
等		 瑞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声学元件 深圳 常州、圣何塞、库比蒂诺
等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PCB板 昆山 昆山、黄石等
台湾晶技服份有限公司 石英振荡器 台北 横滨、深圳、法兰克福等
低价值标准化零部件（0.5美元及以下） 金属外壳、塑胶、铰链、玻璃盖板、包装/
印刷、连接器、射频
开关、指纹控制器、
电子罗盘等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后盖 长沙 东莞、湘潭等
广濑电机集团 连接器 东京 槟城、达拉斯、苏州等
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金属中框 深圳 台北、惠州、芝加哥等
代工、组装厂商 OEM、OBM、ODM、CEM、EMS 富士康集团 组装 台北 深圳、北京、郑州等
中芯国际 晶圆代工 上海 无锡、东莞、西安、香港 等

3 生产网络的空间特征

在GPN2.0框架下，跨国公司的全球行动使得经济活动具有更为灵活的地理整合空间，企业可以选择将特定环节内部化或外部化。在后福特主义趋向下，尤其需要关注企业全球活动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以跨国公司和国家之间关系为内涵的“全球-地方”联系，而“全球”与“地方”的互动联系具体表现为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从而造成各要素加速流动与整合。

3.1 供应商的空间分布

华为手机供应商的全球分布一方面呈现出在东亚、西欧、北美地区高度集聚的空间特征（图1）。如东亚地区的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首尔大都市圈，西欧地区的伦敦、布鲁塞尔、慕尼黑，北美地区的洛杉矶、旧金山和波士顿等。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凭借毗邻港澳、靠近东南亚的区位优势，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使得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零部件主要制造基地。长三角地区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龙头，较强的经济实力以及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长三角地区逐步发展为中国电子信息中高端制造基地；另一方面，不同类型零部件供应商的集聚程度存在差异。其表现在，中、低价值和代工组装供应商在东亚地区的高度集聚，而高价值供应商集聚区除了东亚之外，还有西欧与北美部分地区。中、低价值和代工组装偏向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其供应商的空间选址在考虑产业集群、总部效应的同时，也需要满足人力资本、劳动力保障。例如，珠三角地区主要承担了手机芯片的代工生产制造，长三角地区主要负责华为手机通讯模组的代工制造，台湾省由于富士康公司成熟的生产线和熟练的技术制造，承担着华为手机的封装生产。此外，部分专业零部件生产技术的不成熟也是影响华为供应商全球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例如大阪是华为通信器件以及部分精密结构件的主要供应地，同时是华为手机高能效电源转换高压集成电路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集聚地。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商的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国家/地区的科技教育中心或经济中心（图1a），例如圣克拉拉和圣何塞地区作为美国高新技术区，是华为公司先进知识技术的重要来源地。
图1 华为手机供应商全球空间分布格局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5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1 Glob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ppliers

3.2 生产网络的关联特征

在供应商全球布局的影响下，华为生产网络呈现出全球链接的空间特征，并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以及东、南亚地区，同时各地区分工存在差异性，进一步影响了华为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图2）。东、南亚地区相较于西欧和北美，无论是技术联系还是材料流动关系，都具有较强的内部联系，主要原因在于华为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地理临近性以及成本资源绝对优势使其控制着网络中信息资源的流通，同时由于20世纪80—90年代崛起的老牌竞争对手思科之类等对该区域市场的控制并不强，使得华为得以在当地市场上占有绝大优势。中、日、韩等凭借显示屏、处理器等研发优势，为其他区域包括西欧、北美等技术中心提供一定支持。泰国、马来西亚等则借助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建立华为代工厂，专注低价值标准化零部件生产，而新加坡作为离岸金融中心，拥有优惠的税收政策和良好的运输基础，从而在全球生产网络发挥重要作用。
图2 华为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欧盟、东盟及北美）

注：圆内比例依据关联企业的数量划分。

Fig. 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f suppliers (EU, ASEAN, and North America)

华为的海外市场扩展，嵌入重心主要在欧洲，主要原因在于欧洲不仅是华为网络、商业和消费终端的重要市场，而且还可以提供训练有素的员工来参与研发活动，同时作为制定电子通讯标准地点的中心，其卓越的移动技术、标准的制定机构和成熟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具备制定技术标准过程所需的市场规模、工业基础、机构和经验。华为在西欧主要通过制造工厂产生区域内部联系，主要通过将研发中心和资源中心高效协同运作起来，如瑞典无线系统研发中心、英国安全认证中心、英国5G创新中心等。华为在欧洲的战略路径，通过以客户为导向，在欧洲运营19个联合创新中心，以维持与主要客户沃达丰、英国电信等的合作，注重联合应用程序的开发，同时直接促进了西欧地区各国家之间的联系。华为在北美的联系相对较弱，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导致与美国相关的企业不再供给华为零部件，使其在北美的制造以及产品进口受到严重打击，只有部分创新中心和企业仍在供给华为，技术转让相当有限。总体来说，区域政策以及资源相对优势导致了各地区内部联系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华为的技术合作和零部件制造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

3.3 生产网络的社群结构特征

20世纪中后期模块化生产方式开始大规模应用于制造业，空前强化了不同区域制造业集群的空间联系，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由集群向集群网络演化，一方面形成了由研发中心城市、区域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各集群之间存在密切的生产关联，导致全球生产网络呈现社群结构。社群分类突破了国家界限，零部件模块化生产是社群产生的主要原因。对此，基于生产网络中城市节点的联系强度，利用社群探测算法识别网络社群结构，计算得到每个供应商网络的模块化指数均大于0.3，表明生产网络存在社群结构且社群内部非均质性较强，无标度网络特征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开始形成（图3）。首先，高价值研发生产网络形成以深圳、上海、北京、香港为核心的社群结构。以上海社群为例，主要负责华为手机半导体的设计制造，成员主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创新中心，例如东京、圣何塞以及慕尼黑等城市，从侧面显示出城市主体性质会使节点之间产生趋同联系，容易形成基于“关系临近”的跨国网络社群，但由于客观存在的地理距离、专业化分工、行业技术“黑箱”等差异，企业之间很难形成规模性的产业集群；其次，中等价值专业生产网络形成了以深圳、香港为主要核心的网络社群，但发育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网络节点的中心性和等级性差异较小，基本上不存在绝对核心节点，城市节点之间存在更多的生产要素交流与合作情况，企业可以通过专业供给联系在相对核心及外围城市形成生产集群，并通过“点-线-面”的网络式布局建立基于“地理接近”的产业集群；再次，低价值标准生产网络和代工服务型生产网络形成了以苏州、深圳、上海为主要核心的社群结构，由于通用零部件生产制造技术的扁平化，形成了同种生产模组在同一社群内的现象，因此该生产网络社群结构的中心性更加显著，更容易形成网络社群。但是由于产品技术附加值较低，在地域生产环节上没有太多的限制性要求，同时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政策管控措施升级，一些代工厂商瞄准了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泰国、越南等国家，布局于生产成本更低的城市，使其逐渐成为了手机代工的主要聚集地。因此，低价值标准生产及代工/组装生产较难发育出成熟的产业集群，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通过低成本战略在全球寻找城市进行标准化生产，通过“世界工厂”形成散点式社群结构。
图3 华为手机全球生产网络社群结构

注：PageRank值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对华为零部件生产网络中城市进行的重要性分级排序，联通值表示网络中不同企业间的联系程度/强度。

Fig. 3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4 生产网络的影响因素

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代表企业，从最初做交换机的公司发展为如今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新企业，在全球设立了多个运营中心和资源中心，奠定了华为全球生产网络建构的基础①(①华为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成立本地董事会和咨询委员会的行政中心，加强与高端商界互动；建立新加坡财务中心、香港财务中心、英国全球财务风险控制中心，防范财务风险；设立英国5G创新中心、美国新技术创新中心、印度软件研发中心、日本工业工程研究中心等，有效利用全球智力资源；设立匈牙利欧洲物流中心、巴西制造基地、波兰网络运营中心等，提高全球交付和服务水平。)。华为通过“国外+国内研发、国内制造”“国内+国外组装代工” “农村包围城市”“合资企业融资共管”等方式，充分利用了全球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实现了生产网络的全球空间建构和生产网络社群组织重构，这一过程深度契合GPN2.0分析框架下四种解释因素。需要说明的是，GPN2.0虽然提出了4个解释因素，但无法完全揭示华为手机全球生产网络中高度复杂的关键因子。近年来，以Coe等[15]、Yeung等[17]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者提出，GPN2.0分析框架应与国家、劳工、金融、环境、发展等要素建立对话，其中国家等都是作为非常关键的非企业行动者因素。华为作为中国的电子行业巨头，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扶持与制度作用，国家行动者作用对于华为的发展起到基础性与战略性作用，这也是华为与三星、苹果等欧美日韩领先的跨国公司生产网络驱动因素的不同之处。因此，在影响因素研究中，本文将国家行动者角色、金融环境、劳工条件等与GPN2.0框架下的4个影响因素进行交互补充和兼容整合，力求更加系统解释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的建构因素（图4）。
图4 华为手机全球生产网络建构影响因素

Fig. 4 Influencing factors deduc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4.1 成本-能力比率

华为通过制造外包、研造分离以及技术外溢等方式进行生产，主要目的在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研发能力，进而获得更优的成本-能力比率。1997年，华为首先在俄罗斯成立合资公司，迈出了契约式开放合作的第一步。华为首先选择进军俄罗斯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行业巨头投入力量较薄弱，通讯设备奇缺，导致市场需求旺盛而管制较松，并且当时俄罗斯经济发展陷入混乱，各大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虽然进军俄罗斯比较顺利，但实际上直至2006年，华为才与欧洲沃达丰在西班牙创立首个联合创新中心，至此华为的技术联盟正式成立，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开始逐渐明确。华为在欧洲的市场拓展最先开始于德国杜塞尔多夫，但是由于德国传统电信厂商的排挤，华为的产品和实验室的建立进程都十分艰难，但由于当时沃达丰想攻克西班牙市场，而华为低廉的报价以及迅速的执行速度成为了沃达丰的合作伙伴，由此西班牙成为了华为最先打开的市场。与此同时，沃达丰决定在西班牙马德里与华为建立创新联合中心，共同致力于无线产品的研发，这些联合中心改变了行业对华为的印象，从行业追随者成为了领导者，此后，华为成功进入德国、意大利和英国，成功开拓了华为的欧洲供应商网络，降低了华为在欧洲的生产成本。在提高研发能力和研造分离的同时，华为也注重通过制造外包等方式，优化全球供应链管理，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随着电子产品更迭周期不断缩小，为了拥有更高的利润，华为将服务外包地区锁定在台湾、印度、东南亚等地，新竹社群（新竹、桃园、高雄、首尔等）、乔治社群（乔治、海得拉巴、曼谷等）成为了华为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地，目前总体实现了国际化与本地化的一体化管理，其研发和制造合作关系呈现全球化网络特征。
“我目前在供应链部门工作，自从我调到供应链工作后，参加了一系列顶级协会和会议论坛，也与顶尖专家建立了咨询通道和沟通机制，学习、引入、吸收如德国、日本、美国和韩国的先进经验，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能力”（华为苏州C公司供应链负责人W，2023年4月）。

4.2 市场动因

华为多年一直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发展战略，以低成本的方式迅速抢占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并利用各种信息适应市场变化，积极建构全球生产网络，因此随着华为在国内奠定了领导者地位之后，国内有限的市场空间迫使企业转向海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华为前期扩张不追求市场成功和销售额，只为让更多海外客户更多了解华为品牌，同时探索适宜华为品牌扎根的“土壤”。
“华为在海外前十年都属于野蛮扩张，红旗插满全球，并没有看盈利来自哪里。我们只有收入地图，并没有盈利地图。我们应该要找到愿意跟华为一起发展的客户，签高质量的合同”（《华为访谈录2》叶晓闻，2017年3月）。
然而随着企业海外市场战略的转变，华为开始从被动嵌入转向主动嵌入。本土公司向跨国公司转变，在品牌、服务、技术、质量等重要领域进一步积累，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积极进行品牌宣传和建设，从“技术被引导”到“技术整合创新”，使客户认可华为实力。特别是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华为在国外正处于战略嵌入不断深化过程中，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下，印度成为了华为的新兴市场，华为开始在班加罗尔、新德里等地建厂投资，形成了以深圳、新德里为核心的深圳社群。总体而言，华为在基于市场导向基础上，通过建厂投资、合同签订、创办研究所等方式将不同国家和地区逐步纳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并在这种生产网络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空间异质性较强的全球“核心-节点”的生产组织模式。
“近些年为什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那么多生产组织，主要原因就是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哪些地方有了新客户，我们就需要派人安营扎寨，客户的声音就是我们行动的命令”（华为河南片区负责人L，2023年3月）。

4.3 金融约束

在金融风险与约束的影响下，当前电信产业整合周期大体处于集中期的中后阶段，该阶段产业特征表现出明显的规模化兼并重组和市场结构的进一步集中，直接影响了华为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关注企业融资、财务管理对其战略决策和空间布局已成为前沿研究问题，而金融化带来的压力会率先冲击领先企业，迫使其发展和扩大全球生产网络。《华为基本法》提到华为在债务筹资领域主要有四种方式：集团内担保借款、信用借款、应收账款融资和公司债券。前三种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因此华为必须把银行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是截止2017年的年底，华为全部借款当中，公司债券有291.45亿元，占到华为总借款的73%，债券已经是华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了。为了发行公司债券，华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了欧拉和格拉两个全资子公司，用来发行企业债券。同时，面对国内电信器材供应商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华为决定转让或剥离所有与核心业务、主流设备不相干的产品线，把主要精力、资源集中到核心网、传输网、移动网三大领域，如2001年以7.8亿美元将华为电器的电源和机房监控业务出售给爱默生，2006年以8.82亿美元出售其在华为3COM中持有的49%股权，这为华为的国际市场拓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再次，随着一些大型代工厂的迅速发展，华为公司将一些业务转移至供应商，形成了古尔冈社群、伊斯兰堡社群、新竹社群、乔治社群、浦那社群等，通过合同签订、技术监管、准入门槛等方式与供应商建立联系，而自身专注于从自有资产（如品牌、技术和专业知识）和金融资产（如境外融资）中提取金融价值，从而实现共担金融风险的目的。
“公司做过最早的出售是将安圣电器转出去，当时卖了一大笔钱，这是公司的聚焦战略，剥离非核心业务。当时电源这一块，不是华为的核心业务，把这个业务出售以后，管理层就可以更聚焦了，同时获得了一大笔现金，可以投入发展我们的主业”（《华为访谈录2》吴钦明，2014年6月）。

4.4 风险环境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大国政治与全球生产网络博弈共同加剧了全球生产网络的风险环境，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加深，对华为全球生产网络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2018年，美国开始对华为进行技术打压，其中最受制约的便是芯片问题。作为华为芯片最主要的代工厂，台积电由于其生产线大量使用了美国技术和设备，无法去除，只能受制于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有关芯片的五年计划，不仅国家向华为进行投资，万达、阿里巴巴、比亚迪和格力集团都将与华为进行合作，共同进行芯片研发，从而减少华为的资金压力。2020年，随着美国对华为制裁不断升级以及新冠疫情蔓延，导致日韩供应链短缺、欧美供应链出现减产停工问题，为了保证供应链稳定，华为开始投资多家半导体公司如上海鲲游光电、重庆锐石创芯，同时积极建设英国剑桥华为园区、法国5G制造工厂等。总之，美国制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为购货与投资导向，华为进一步加强对国内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重视，直接导致了华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
“我们现在很清楚，自从2018年我们被制裁以后，其实感受是很清晰的。我们必须要自救，没人可以帮我们。我们初步尝试建立起全面风险管理的机制，同时也成立了分析师团队，适时发出风险及时预警，从而建立预案并采取行动”（华为深圳H公司公关负责人C，2023年4月）。
生产技术快速变革、生产过程片段化和国际外包业务的迅猛发展导致领先企业及其供应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风险。在全球业务上，由于每个地区的政治局势不同，同样面临着不同的风险环境。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基础上，华为将更多重心转移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由于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比很大，许多国家政治局势相对不稳，因此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谈判非常困难，导致了华为全球业务推进速度缓慢。然而东南亚国家由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低廉的劳动力，承接了华为部分产业链。因此，胡志明市、乔治市、曼谷等地成为了华为组装代工服务的主要承接地。同时，华为与富士康、伟创力等大型代工企业进行合作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金融风险，为业务展开提供了方便。
“东边不亮西边亮。‘一带一路’符合时代潮流，是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中坚力量。政府鼓励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就是希望营造相对安全的‘局域’营商环境，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降低风险。近几年我们也增加了在‘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华为河南片区负责人L，2023年3月）。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尽管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新兴国际劳动分工开始将处于经济边缘体系的国家整合到全球生产体系中，由此推动了全球经济向组织网络化方向发展，然而不同产业、产品及其构成的生产网络组织的空间逻辑却截然不同。全球化进程放缓，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基于华为手机的案例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和管理者理解中国领先企业全球生产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地方实践与空间逻辑。
就华为手机而言，虽然整体上技术合作和零部件制造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角色功能的企业行动者及其产品所处的不同价值链位置，所构建的生产网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例如，中、低价值和代工组装生产网络主要分布在东亚地区，而高价值零部件的生产网络在东亚地区之外，同时扩展至西欧与北美部分地区；研发型企业通过知识关联效应形成专业化网络，建立了“关系接近”的全球生产网络社群，专业型企业通过专业化供给建立了“地理接近”的跨域产业集群，而标准型及代工/组装企业主要通过低成本战略在全球形成散点式生产网络社群结构。由此可见，尽管跨国公司的全球行动使其生产策略具有更为灵活的空间选择，但经济活动与生产组织的空间格局同样受到行动者的角色功能、价值链分工、地区资源相对优势和区域政策的深刻影响，反映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极化效应背后的经济地理学逻辑。
GPN2.0框架下的企业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以及风险环境等因素虽然对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法完全解释现实经济中其高度复杂的网络等级结构和社群跨域特征。对此，本文通过将GPN2.0分析框架与国家行动者角色、金融环境、劳工条件等进行交互补充和兼容整合，以更加系统地解释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的影响因素。华为早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研发能力，进而获得更优的成本-能力比率，以构建其生产网络；随后通过建厂投资、合同签订、创办研究所等市场导向的方式扩大其全球生产网络。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华为采取的应对措施对其生产网络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华为专注于从自有资产和金融资产中提取金融价值，从而实现共担金融风险的目的；近年来大国政治与全球生产网络博弈共同加剧了全球生产网络的风险环境，华为通过对国内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重视，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直接导致了华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

5.2 讨论

随着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关键科技领域供应链的封锁，深刻影响着中国本土领先企业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因此，如何在经济全球化逆流、中美贸易摩擦与世界经济衰退等情境下探讨华为手机全球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结构及形成机制等问题具有现实迫切性。首先，积极推动本土领先企业建立全球化运营战略，进一步优化成本-能力比率，合理规避金融约束风险，通过国际贸易与对内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来整合国内资源。其次，增强国内对中间品尤其是核心零部件的设计与生产能力，着力解决“卡脖子”等一系列问题，将国外先进技术研发机构适度转移至国内以防范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通过提升内生供应能力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再次，充分依托中国本土企业，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孵化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提升生产链韧性，降低交易成本和金融风险以提升全球竞争力。最后，近年来，由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以华为为代表的本土领先企业意识到必须自行研发“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华为mate60 pro使用了华为自主开发的麒麟9000s芯片，核心部件也实现了国产化，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手机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也将鼓励其他国内品牌振兴本土产业，形成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结构主要侧重静态特征刻画，缺少动态演化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本研究供应商数据主要基于2020年华为手机供应商行业分析报告以及华为中高端机型市场调研机构的拆机报告和物料清单，从而得出了较为完整的供应商网络。但是由于华为手机的供应商与华为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并且之前拆机报告并不够完整，因此无法与前期进行系统对比。以后研究中，将寻找可靠数据源，进行动态演化分析。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引言完善、结构梳理、内容表述、结果分析、结论归纳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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