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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2: 505 - 51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0867

学术论评

地缘政治学诞生的时代背景与创建的学理基础

  • 胡志丁 , 1, 2 ,
  • 赵玉洁 1 ,
  • 赵路平 , 3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 2.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上海 200062
  • 3.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赵路平（1978-），女，山东青岛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全球化与政治传播。E-mail:

胡志丁（1986-），男，江西余干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国别地缘环境解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10-07

  录用日期: 2023-10-3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2-04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20&ZD138)

收起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 HU Zhiding , 1, 2 ,
  • ZHAO Yujie 1 ,
  • ZHAO Luping ,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Global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3.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07

  Accepted date: 2023-10-31

  Online published: 2024-02-04

Fold

摘要

地缘政治学的新进发展变得异常活跃，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学科分支领域。但是由于其发展路径的问题，使其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大大影响了学科的社会影响力。鉴于此，本文结合地缘政治学的百年发展，特别是不同古典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归纳出地缘政治学诞生的三大时代背景，即地理探险和海外殖民掠夺的终结、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和相互依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同时，结合地缘政治学的最新进展，探讨了地缘政治学科创建的三大学理基础，即地理空间分异与地理的社会建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和地理复杂性与地理想象。因此，地缘政治中的地理是一个包含多层含义和不同理解的概念，不仅仅只是希腊语中的“地球”。地理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有力地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但是也为地缘政治的预测功能和政策导向带来了困境。在地理复杂性和地理与政治相互建构之下，未来地缘政治首要任务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通过跨尺度耦合、跨领域互动和多元地缘体博弈理解地理的作用。

关键词： 地缘政治学; 地理空间分异; 尺度社会建构; 空间修复; 地理想象; 地理复杂性

本文引用格式

胡志丁 , 赵玉洁 , 赵路平 . 地缘政治学诞生的时代背景与创建的学理基础[J]. 地理研究, 2024 , 43(2) : 505 -518 . DOI: 10.11821/dlyj020230867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eopolitics has recently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a series of new disciplinary branches. However, due to issues with its development path, the scientific validity of its research results has been questioned, greatly affecting the discipline's social influenc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hundred-year development of geopolitics, particularly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classical and modern geopolitical theories, to summarize the three major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geopolitics: the end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and overseas colonial plunder, the competition for space fix and mutual dependence in capitalist cri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ic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discipline, which are geographic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y, the territorial logic of power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geographical complexity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Thus, geography in geopolitics is a concept containing multiple layers of meaning an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not just limited to the Greek term "earth". Although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geography has strong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opolitical discipline, it has brought difficulties to the predictive function and policy orientation of geopolitics. Under the complexity of geography and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y and politics, the primary task of future geopolitics i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geography through cross-scale coupling, cross-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geopolitical gam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geopolitic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cale social construction; spatial fix;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geographical complexity

1 引言

地缘政治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国际关系学早20年左右，因为国际关系学一般被认为起始于1919年[1]。1897年拉采尔在《政治地理学》[2]中奠定了国家有机体理论的基础，马汉在1890—1905年间相继完成了被后人称为“海权论”三部曲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4]《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5]著作，而麦金德则是在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奠定他的“陆权论”基础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6]。1899年，契伦创造“地缘政治”一词，并一直沿用至今[7]。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地缘政治与纳粹德国对外侵略扩张之间的某种不确切的联系以及核武器的出现，军事、通讯、运输技术的进步等导致地理重要性降低而致使地缘政治学短暂衰落，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地缘政治就迎来了复兴[8]。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的阐述中对“地缘政治”一词的大量使用，这不仅促进了“地缘政治”一词的流行，还复兴了对全球战略的地缘政治视角的思考[9]。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对冷战的反思，特别是对美国安全话语的解构，导致地缘政治研究的话语转向[10⇓-12]。由此形成的批判地缘政治学旨在解构地缘政治话语，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成为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情感因素和去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促进了21世纪前十年情感地缘政治、流行地缘政治、女性主义地缘政治等细化研究领域的发展[13⇓-15]。但是，研究主题的多样化导致的不充分研究使得批判地缘政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身份认同危机[16]。安西·帕西（Anssi Paasi）将从远处和脱离背景的观察和话语解构称之为“地缘政治的遥感”，以此表达对批判地缘政治的不满[17]。在寻求变革的过程中，批判地缘政治学加强了民族志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理论等在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应用[18⇓-20]。这些基于实地调查的方法，特别是民族志方法，和跨学科的理论很好地丰富了批判地缘政治学的研究[21]。
显然，批判地缘政治的出现、发展与对冷战反思和美国冷战话语解构息息相关，然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也直接降低了军事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由此导致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起[22]。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当代世界的特征也正在从地缘政治社会转向地缘经济社会，但是地缘经济仅仅是重塑而不是取代地缘政治博弈[23]。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表现出复杂的辩证纠缠关系[24]，经济力量的地缘战略使用须以明确的地缘政治分析为前提[25]。而地缘经济使用的有效性则不仅与发起国有关，还与目标国相关，牵涉到政府-企业-市场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26]。这就使得地缘政治研究（同时包括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将不再区分国内与国外、政治与经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等，而国家内部的领土/空间安排也变成国际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27]，地缘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拼装”与“复杂性”[28]。
从以上非常简要的发展脉络梳理可知，地缘政治学在过去的1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展出一系列诱人的研究分支，甚至还包括反地缘政治（Anti-Geopolitics）分支和庶民地缘政治（Subaltern Geopolitics）[29,30]，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理论见解。然而，地缘政治学却是一门发展不够成熟的学科。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的多样性虽然促进了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但是也使其失去了研究内容的核心。时至今日，地缘政治中的“geo”是什么都仍在争论[31]，更不用说如何理解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本身[32]。因为当前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总是以一种新理念替代旧理念，即由强调自然地理要素等物质性的因素转向话语、地理想象等非物质性因素，而不是在学科研究的内核上深化和扩展。其总是在寻找影响国家间地缘博弈的不同要素，而不是选择探讨哪些要素影响最大。这必然导致对学科理解的困惑和模糊。同时由于其发展路径的问题，使其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大大影响了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本文显然也无法解决以上全部问题，但是却希望通过对学科诞生的时代背景的阐述，解释地缘政治学为什么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之前的时代背景如何促进了当时学者对地缘政治的思考?它的研究理念和研究内核是什么?而之后的世界发展和当代现实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又有何启示?然后，结合地缘政治学发展出的各个分支的最新研究进展，特别是围绕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内核，归纳总结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以此理顺不同分支之间的联系，促进彼此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分离，借此化解学科的困惑和模糊，进而推动当前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发展。

2 学科诞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启示

结合麦金德、马汉、拉采尔等人的著作、论文，以及有关对正式和非正式帝国主义地理学的讨论[33]，我们将地缘政治学学科诞生的时代背景归纳为3点，即① 地理探险与海外殖民掠夺终结，② 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③ 相互依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需要明确的是，以上三大时代背景仅仅是地缘政治学科诞生的时代背景，而非地缘政治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背景。对学科诞生背景的挖掘和提炼有助于理解学科建立的理念和研究内核，以及深化对已有地缘政治理论内涵的理解。

2.1 地理探险与海外殖民掠夺终结

地理探险推动了西方地理意识（空间意识）的发展，而地理探险和地理空间意识则是西方早期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力。因为地理发现就是向“物质的航行”，地理探险标志着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地理扩张则意味着物质上的繁荣昌盛[34]。地理探险大致包括两个阶段，一是1430—1770年海上探险的阶段，也是最为辉煌时期；二是1770—1870年陆上探险与科学考察阶段。在此期间，国家逐渐发展出为争夺海外贸易权、航运权以及领土等而划分地理势力范围的地理空间意识。例如，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托尔德西亚条约》，条约规定在西非的佛得角往西370海里处，从北极到南极划出一条子午线，该线以西归属西班牙王国支配，该线以东归属葡萄牙王国支配[35]。该条约具有典型的地缘政治意义，标志着全球视野或世界体系的开端。而1526年两国再次签订《萨拉戈萨条约》，以规定两国对岛屿、海域等的控制权[35]。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外空间的政治控制以及由此建立的商贸网络引起了英国和荷兰的不满。国家间对海路贸易航线支配权的争夺和海外殖民地争夺，推动了国家海权的发展。这为第二阶段海外殖民掠夺奠定了物质层面的可行性基础。
整体而言，直至17世纪上半叶，西方海外领土掠夺的范围相当有限，但是俄罗斯（沙俄）在欧亚大陆的扩张则异常的迅速。此后，西方加大了对海外殖民的掠夺，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奠定了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基础，拥有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国家更加关注国际市场的开拓[36]。而海外殖民掠夺对国家发展和国际市场开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带来国家间冲突的加剧。例如英国1665年出台的《航海条例》就明确规定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所拥有和制造的船才可以运装殖民地的货物，而其他国家的制造产品，必须经由英国本土，而不能直接运销殖民地[37]。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其殖民地的重要商品诸如烟草、棉花等只能销往英国本土，并且规定价格和质量，殖民地所需的工业制品只能从英国本土采购[37]。由此可知，殖民地不仅为宗主国提供工业用品的原材料，还是重要特定产品的供给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
然而，随着地理探险的深入，至18世纪末，地球上留待探察的海岸线已所剩无几；而至19世纪末，全球海外殖民地也已瓜分完毕[38]。因此，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的开篇中指出：“在哥伦布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对这种事实的某些意识，就会最后使全世界所有地区的政治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到比较生动的斗争上来”[39]。美国虽诞生于1776年《独立宣言》的通过，但是直到1783年与英国签下《巴黎条约》才真正独立。美国内战结束后，经历了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才使得美国在1870年以后一跃成为世界最强的工业国家。面对国内工业品生产的激增和生产过剩，唯有向海外进取才能化解国内产品生产剩余危机。而此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殖民地成为殖民国家的专属原料、特定商品的供应地和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马汉就明确指出：“至少有1/3的机械和农产品超过我们的需求，必须输出这些产品，或者驱逐生产这些产品的人”[3]。德国的情况与美国大体相似，统一于1871年的德国，随后其工业和军事工业得到惊人发展，其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超英法两国，仅次于美国，成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新兴工业大国。同时，其人口也增长最快，在西欧12国中人口的体量最大，但是资源短缺问题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发展，而整个世界几乎被英法等老牌强国所殖民[40]。由此，拉采尔在1896年的《国家空间的成长法则》[41]和1897年《政治地理学》[2]中为德国谋出路，提出国家有机体论。
综上所述，虽然英国、美国和德国国情有所差异，但是地理探险的终结和海外殖民地的瓜分完毕由此导致的国家间的斗争与冲突的加剧就成为地缘政治学学科诞生的重要时代背景之一。这显然与国际关系学学科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显著的差异，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场面推动了国际关系学学者思考权力与安全，或者战争与和平的永恒主题。国际关系学首要的出发点就是探讨如何基于权力维护国家安全，而地缘政治学更多的是思索地理或空间对国家间政治竞争的影响。

2.2 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

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作为推动地缘政治学学科的诞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早期地缘政治被理解为探讨地理对政治影响的学科，在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文本中挖掘最多的知识就是地理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政治，特别是自然地理。但是马汉、麦金德、拉采尔等古典地缘政治学家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国家的经济问题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国家间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竞争才促使这些地缘政治战略家思考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经济安全的问题在当时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为了化解经济危机而实施的空间修复竞争。但是对资本主义危机下的空间修复与地缘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直到哈维的一系列有关资本、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著作出版才变得逐渐清晰。
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国家内部主要依靠暴力侵占生产资料使资本剩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同时依靠“圈地运动”迫使许多人成为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而在国际层面则主要依靠武力的海外殖民掠夺，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全球传播。面对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哈维在《资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中对其核心特征已经阐述的非常详细，为理解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原因与内在逻辑做了全面的理论阐述[42]。国内国际生产资料侵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输出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更是为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全球扩张提供了技术保障。至1840年左右，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到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逐渐向外传播，影响到法国、美国、德国、俄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工业革命。随后在19世纪中期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更是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垄断组织开始出现，各国为争夺海外市场和世界霸权的地缘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对此哈维在“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一文中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活的地缘政治后果进行了详细的论证[43]。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破坏了其持续增长的能力，资本主义将会定期且不可避免陷入危机状态。为了化解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性危机，有且只有两种方法，即空间替代和时间替代。时间替代主要指通过长期投资来化解，使用银行信贷和虚拟资本将剩余资本投资于周期较长的社会基础设施或从一个领域流动到另一个领域，且实现把长期的循环过程转变成年度收益率。空间替代则是指通过资本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走出资本主义的内部困境，即“空间修复”。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空间组织的生产克服空间障碍。然而，要想新投资地更好地吸收剩余，就必须使新地区发展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这个新经济体最终也必将生产出自身的剩余。最后，该新地区将不得不寻求自身的“空间修复”，在世界市场上加入到原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中。因此，对“空间修复”的寻求转变成了国家间恶意竞争和暴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的重组和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间竞争已经开始出现白热化。
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资本的海外输出已经具有全球性质，当时资本输出的国家主要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家，英国占据了绝对优势，其次是法国和德国（表1）。根据当时的海外殖民和海权发展情况，英国不仅占据全球最多的海外殖民地，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海上运载能力[44]。这为英国化解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和实施资本全球扩张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市场和物质保障，因为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几乎是完全垄断的。然而，俄国的对外扩张却极大地威胁到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和资本输出，因此麦金德在最初构建心脏地带时主要指俄国的威胁。法国则由于殖民地在非洲和东南亚，暂时避开了与俄国的冲突，而1865年内战后的美国以及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剩余问题。因此，马汉和拉采尔的出发点就是在当时的大国竞争下为各自国家的原料、产品和资本找到出路。对日本而言也是如此，王如绘在《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一书中就直接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对其大陆政策的形成并付诸实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45]。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这些急剧增加的产品。因此，开辟大陆的市场，对日本的棉纺织业来说极为重要。然而，日本是后起的工业国，资本弱小，技术低劣，无法和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抗衡，只能通过军事占领而形成排他性的贸易圈[45]。
表1 资本的早期全球输出

Tab. 1 Early global export of capital （单位：亿卢布）

时期 主要国家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俄国 日本
1862年 14 - - - - -
1869—1872年 58 39 - - - -
1880—1882年 85 58 - - - -
1890—1893年 162 77 - - - -
1899—1904年 239 123 48 10 - -
1914年 367（45.0%） 221（27.2%） 166（20.3%） 53（6.5%） 5（0.5%） 4（0.5%）

注：此表数据来源于张芝联等[38]89,134,135。

2.3 相互依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地理探险为国家、地区间相互依赖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为地理探险的前两个阶段，即1430—1770年和1770—1870年，其主要目标是为发现自然资源以及香料、糖和烟草等商品[34]。这自然为国家和地区间互通有无提供了可能。同时，地理探险也推动了全球政治观念的发展，典型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托尔德西利亚条约》《萨拉戈萨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以及《海洋自由论》《封闭海洋论》等论著的发表[35]。这些条约的签订以及基于国家利益的论著发表显然推动了全球海外殖民的掠夺并且加剧了大国的地缘争夺。而殖民地无论是作为宗主国的原料和特定商品的供应地，还是作为宗主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地，都推动和增进了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依赖。这种趋势伴随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和生产技术的显著提升，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推动下的空间修复，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投资资本要想获得更多的回报，需要帮助投资地建立更加完善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显然进一步推动了国家间的投资与商品贸易。
资本的空间修复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其发展历程体现了残酷的不同“体系”间的竞争。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始于西欧，即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形成，它不像帝国、城邦或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因为体系内部分之间相互联结的基础是经济[46]。这显然得益于海外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武力扩展。因为为了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家必须在劳动力、原料和市场等方面相互竞争，而伴随竞争盛衰消长导致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过剩危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这种全球层面不平衡的扩展将世界区分为三种相互关联的地区，即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47]。三种地区的竞争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正式的帝国主义和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正式的帝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大国对殖民地争夺，参与国家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等；而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对政治策略、经济运行机制的竞争，特别是贸易政策，涉及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法国、德国、美国、苏联、日本等。
最终地理探险的终结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几乎都在19世纪末，这必然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和学者思考。英国作为当时的霸权国家和海外殖民最多的国家，麦金德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英国霸权，确保海外殖民地不受其他大国的威胁，由此提出陆权论。而美国作为后来者，伴随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GDP迅速增加，甚至即将超越英国；同时也面临着大量产品的生产剩余和海外贸易的激增。因此，马汉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推动美国剩余产品的海外销售和确保海上运输的安全，由此提出海权论。德国在被拿破仑分裂后，直到1871年才统一为德意志帝国。此时世界几乎已经被英国、俄国、法国等国家瓜分完毕，如何避免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危机和现实德国的强大就成为拉采尔思考的问题。由此，拉采尔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德国提出国家有机体论[48]。但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长久发展都严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要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且需要有全球视野。

2.4 当代现实与启示

以上三个时代背景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揭示了思考地理与政治互动的不同层面。地理探险与海外殖民掠夺终结主要展现的是地理环境（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对政治的影响，不同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推动了大国间殖民掠夺与竞争。但是这并不是导致地缘政治学建立的全部，而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间为化解危机而所做的空间修复竞争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拥有较多人口和较大市场的国家自然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地区。以上两个原因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确保资源获取和市场的稳定就成为摆在大国面前的一道必须解决的难题。这就需要不断推广，甚至完全同化所殖民的国家，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地缘政治研究的全球视野。维系体系在第三国的运行与完善以及如何在体系中维护国家的利益也就成为了地缘政治学科诞生的第三个背景。
当今海外殖民掠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非正式的帝国主义竞争却更加激烈。这激起了研究者对源自1990年鲁特瓦克（Luttwak）提出的“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22]。显然这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伴随经济全球一体化下的资本、商品、人员、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加速流动，导致国家间以军事冲突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渐落下帷幕，经济权力的作用和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构成中的地位则相对变得越来越重要[49]。当前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越来越面临着激烈的地缘经济竞争，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科技战等无不体现了资本空间修复下的矛盾与冲突。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既需要大量的海外资源，也需要海外市场，特别是伴随最近20年以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内部产能过剩下的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然而军事冲突并未完全消失，第二次苏丹战争、第二次刚果战争、第二次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达尔富尔冲突、黎以冲突（2006年）、格鲁吉亚战争（2008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缅甸内战、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战争依然构成当今最真实的现实。在此背景下，国家资本主义[26]、城市区域主义[27]、庶民地缘政治[29]、双层博弈[50]、拼装与复杂性[28]等一系列新词和新领域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热点，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了地缘政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推动了地缘政治学与当今现实的接轨。地缘政治最近10年的发展为深化对地缘政治学科的理解和全面总结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素材[31⇓-33]。

3 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

在对地缘政治学百年发展脉络的简要梳理以及对地缘政治学诞生的时代背景详细阐述后，我们现在可以集中探讨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早期地缘政治被理解为探讨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地理主要是指自然地理环境；而现在地缘政治则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探讨地理与政治的相互建构。地理不再仅仅被理解为政治的“背景”，也不仅仅是一套决定论的观念，而是包含了空间与政治的相互建构[51]。由此导致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结合地缘政治学百年发展脉络，特别是最近10年地缘政治最新研究以及对学科建立背景的阐述，我们将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归纳概括为3点，即地理空间分异与地理的社会建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和地理复杂性与地理想象。

3.1 地理空间分异与地理的社会建构

区域研究是地理学悠久而重要的传统，并已发展成为地理学的区域学派，区域学派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地域分异的科学[52]。作为一门学科，地理学需要研究地域分异特征和揭示地域分异规律，但是地球表层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环境及其组成要素的空间分异却是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重要学理基础之一。全球首要的地理空间分异显然是海陆分异，正是由于海陆分异导致形成以依托海上权力（海权）为主的国家和依托陆上权力（陆权）为主的国家。马汉海权与陆权的划分导致的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二元对立几乎奠定了盎格鲁-萨克逊的地缘政治流派的核心[53]。在此基础上，麦金德通过分析全球陆地上资源、矿产、山川、湖泊、沼泽、森林、地形地貌等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异，进而划分出“力量的自然位置”，由此构建出心脏地带理论[39]。地理空间分异对政治影响的理念在地缘政治学科中形成，显然得益于地理探险和海外殖民掠夺的时代背景。
但是，太过于强调地理本底要素及其空间分异对政治的影响显然容易滑入地理决定论，这正是批判地缘政治学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之所在[12]。然而，今天对地理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地理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背景”或固定和相对永久的自然特征，而是社会的建构[51]。在地缘政治学中，则主要变化为地理与政治的相互建构，即地理影响政治，政治反过来也塑造地理[54]。政治对地理的塑造过程主要是通过国家间对地理实体的争夺而导致地方区位价值、地区间社会网络、区域环境等的改变。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这种变化帮助和推动了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并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地理空间分异，这反过来又作用于国家间政治斗争[47]。因此，初始的地理空间分异以及由于政治斗争下的地理社会建构导致的地理空间分异就成为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最为根本的学理基础。
地理探险揭示了全球地理空间分异，海外殖民掠夺和资本的空间修复则加剧了对地理实体的争夺，人为地改变了原有地理空间格局。国家间相互依赖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使得地理要素空间分异具有了全球政治、经济等意义，对地理实地的争夺也赋予了全球视野，而不仅仅局限于地区和国家层面。

3.2 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

地理空间分异与地理的社会建构仅仅提供了国家间政治斗争的基础，但是却没有揭示国家间政治博弈的动因。在这方面，国际关系学做了较为详细和持久的探索。在无政府状态假设下，国家为了实现安全就必须借助权力，依据对安全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思考，进而发展出人性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的现实主义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流派；同时，依据国家间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国际法等对权力具有约束作用发展出自由主义理论流派，依据行为体间互动下对规则、文化的建构发展出建构主义理论流派[55]。与国际关系不同，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哈维则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中推导出其地缘政治后果[56]。这种推导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地缘政治学科诞生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时代背景。
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一书中，阿瑞吉将权力的逻辑划分为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57]。权力的领土逻辑是指国家的权力一般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上；权力的资本逻辑则是指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其首要的地位，以便维护其利益和实现目标。而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地理阶段，这两种逻辑中必定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前，权力的领土逻辑一直占据主导，但是背后依然有资本力量的推动。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由于剩余资本谋取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迫使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力量竭力占领更多的领土[58]。这显然构成马汉提出海权论、麦金德提出陆权论和拉采尔提出国家有机体论的现实基础。
但是无休止的延伸、扩张和增加其权力也将成为霸权国家和帝国的阿基里斯之踵[59]。这就带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固定在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如何能够应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对外扩张的动力?要回答这一问题，就涉及到马克思、列宁、列斐伏尔和哈维等学者，这显然超出了本论文探讨的范围，相关阐述可以参阅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哈维的相关著作[42]。为了应对以上关键性问题，就必须走向一种被哈维称之为资本的帝国主义，即权力的资本逻辑[56]。时间修复的有限性加剧了大国对空间争夺，导致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因此，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并不唯一依赖地理空间分异和地理的社会建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了实现积累的长期性，化解资本主义危机而进行的空间修复下的空间争夺依然能够提供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

3.3 地理复杂性与地理想象

早期的地缘政治学主要关注自然地理要素等物质性因素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契伦、豪斯浩弗等进一步扩大了空间范围的要素，使其涵盖自然和人文要素，并强调了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及其影响[53]。但是整体而言，对地缘政治中地理的理解偏重客观物质因素。在人文地理学的空间与社会相互建构启发下，对地理的理解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30]。政治造就地理，而现有的地理有助于构建正在进行的政治行动[54]。因此，某些特定地方或区域的区位价值并不必然完全取决于地方或区域所拥有的本底要素或其相对位置，而有可能是地缘体间形成的复杂政治、社会、经济网络以及斗争的结果。詹森·迪特默（Jason Dittmer）以直布罗陀为例，很好地解释了在地理位置不变的情况下，自然地理环境、技术、经济体系等的变化如何共同作用导致直布罗陀的战略区位的演变[31]。
由此，地理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地理复杂性成为新时代地理学的核心特征之一[60]。这不仅表现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多要素的快速变化、多要素共同作用、跨领域相互影响、跨尺度的耦合等，还表现在多元地缘体互动下的社会建构。当今地缘政治学探讨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往往是探索地理复杂性对政治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地理的复杂性，推动了批判地缘政治学对地理想象的研究[61]。地理想象是社会事实也是社会建构，其中隐含的是历史、社会、政治、知识的权力关系[62]。地理想象是相对于地理作为客观物质因素存在而建立起来的，表现为多元行为体对特定地理及其影响的一种共识。地理复杂性是地理想象的基础，地理想象加深了地理复杂性。地理想象的建构既为社会实践、感知体验、认同尺度、再现方式、话语生产等所影响，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景观、空间的塑造，并最终对国家间政治产生影响。因此，即使在地理空间分异、空间修复下的空间竞争不变等情况下，仅地理复杂性与地理想象依然能够推动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也就构成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第三个学理基础。
以上3个学理基础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重要的区别。地理的空间分异是地缘政治学科建立的重要基础，但是并不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地理的空间分异导致了国家间权力的差异，推动了对特定地区的争夺。但是即使全球地理均质，由于人、国家的欲望、国家间的争夺等也会从社会建构方面推动地理的空间分异。占领较大的地方确实可以扩大国家的权力，但是地理面积过大也会削弱国家的实力。除地理之外，资本也是构成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跨越边界促进资本的永续积累就成为推动国家间竞争和对地理实体争夺的动因。地理的空间分异、地理的社会建构必然助推地理复杂性的发展，而权力依赖领土和资本，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地理复杂性，地理想象不可避免。地理决定论、大国威胁论、控制关键海上通道等等就或多或少有地理想象作用的结果。

4 结论与讨论

在学科内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依然表现出茁壮成长的态势，但在学科之外质疑之声依然不断[62]。这显然根源于对地理理解的差异以及对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背景和学理基础探讨不足。在简要梳理地缘政治学百年发展脉络，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地缘政治学对地理想象、拼装、复杂性、“geo”、城市区域主义、资本主义的时空间修复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地缘政治学学科之所以诞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源于地理探险与海外殖民掠夺的终结、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和相互依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这3个背景在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并不是均衡的出现，海外殖民掠夺的终结显然同时影响了麦金德和拉采尔的理论构建，而马汉则主要受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的影响。相互依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显然得益于地理探索、海外殖民掠夺和资本的空间修复，虽然在地缘政治学诞生之初表现得不够明显，但是却一直在地缘政治的核心-边缘等级结构模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确了学科建立的时代背景，回顾了地缘政治学发展的百年脉络及当今实现及其启示，也就能够归纳总结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这也是回应外界对地缘政治学学科质疑的最好途径。地理对权力的构成作用和制约作用造就了最初的地缘政治学。此时的地理被理解为物质性的要素，而海洋和陆地则成为影响权力投射的最大障碍。但是，地理的本底要素，即使是自然地理要素，依然受到社会建构的影响，地理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地理的社会建构是相互依赖和资本主义危机下的空间修复的结果，体现了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复杂纠缠。地理的社会建构与地理要素的快速变化、要素间共同作用以及地理范围内的跨领域互动和地理之间的跨尺度相互作用导致复杂性成为地理的第三大特征，也推动了有关地理想象的研究。虽然地理想象更多是从后真相时代的批判地缘政治学中出现，但是其现实基础依然根植于地理复杂性和地理的社会建构下的共识。由此，我们概括出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三大学理基础，即地理空间分异与地理的社会建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和地理复杂性与地理想象。
以上论述的内在逻辑具体见图1。地缘政治学探讨的核心主题是地理与政治的相互建构，地理通过构成与制约两条路径影响权力，进而作用于国家间的政治。而地缘政治学诞生的3个时代背景不仅影响着地缘政治学中的政治议题，也影响着政治如何改造和建构地理。因此，地缘政治学学科建立的学理基础就在于如下逻辑：首先初始的地理空间分异从构成与制约两个层面影响着政治，同时地理的空间分异也为政治反作用于地理，即地理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可能性和原因。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存在着内部矛盾，权力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需要国家领土的扩张或资本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但是无论是国家地理扩张还是资本的地理扩张和重组都需要国家的控制力。由地理的空间分异、地理的社会建构以及资本的空间修复等必然导致地理复杂性，对地理复杂性把握的难度和不准确性以及因政治目的而为之的地理建构强化了地理想象。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地理想象不是单个行为体或者行为体单方面的想象，而是多元行为体间的共识。因此，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创建具有极强的学理基础，不是局限于自然地理环境对政治的影响。同时，地缘政治也是与时俱进的，时代背景的变化必然影响政治的议题，影响政治对地理的社会建构。
图1 地缘政治学诞生的时代背景与学理基础

Fig. 1 The era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birth of geopolitics

由此可知，地缘政治中的地理是一个包含多层含义和不同理解的概念，不仅仅只是希腊语中的“地球”。地理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有力地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但是也为地缘政治的预测功能和政策导向带来了困境。特别是在拼装理论的理念下，已经难以界定人与非人、自然要素与结构要素等的作用大小。地缘政治更多是表现出一种事后诸葛的解释性的作用。当然，适当限定和有限范围内界定地理依然能够让地缘政治学做出解释和预测功能。在地理复杂性和地理与政治相互建构之下，未来地缘政治首要任务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通过跨尺度耦合、跨领域互动和多元地缘体博弈理解特定事件中的历史-地理情景，进而理解其中地理的影响。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专家对本文重要概念的辨析、研究思路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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