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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4: 893 - 90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1082

研究论文

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与地方集群演化发展——以浙江省玉环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

  • 俞国军 , 1, 2 ,
  • 贺灿飞 , 3, 4
展开
  • 1.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杭州 311121
  • 2.中共淳安县委党校，杭州 311700
  • 3.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 4.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贺灿飞（1972-），男，江西永新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E-mail:

俞国军（1986-），男，浙江萧山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与区域发展、产业集群。E-mail:

收稿日期: 2023-12-04

  录用日期: 2024-01-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69)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24C25047)

收起

Multiple forc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local clusters: The case study of the automotive parts industry cluster in Yuhuan, Zhejiang province

  • YU Guojun , 1, 2 ,
  • HE Canfei , 3, 4
Expand
  • 1.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angzhou 311121, China
  • 2. Party School of Chun'an County Committee of C.P.C, Hangzhou 311700, China
  • 3.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4.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04

  Accepted date: 2024-01-10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2

Fold

摘要

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理解集群演化的主流理论，但有陷入知识主义的倾向，相对忽视市场和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全球知识联系纳入到解释地方集群演化的理论框架中，大大提升了其对集群演化的解释力。然而，在中国情境中，忽视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很难全面深刻地理解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过程。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维度构建了全球力量作用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并以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全球市场有利于集群规模扩大；② 全球竞争对集群市场份额造成负面影响；③ 全球知识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这些发现表明，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考虑市场、竞争、知识等因素共同对产业集群或区域产业演化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完善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集群演化理论，研究结论对中国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集群演化; 先进制造业集群; 汽车产业; 演化经济地理学

本文引用格式

俞国军 , 贺灿飞 . 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与地方集群演化发展——以浙江省玉环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 43(4) : 893 -908 . DOI: 10.11821/dlyj020231082

Abstract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s a mainstream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cluster evolution, but it tends to fall into intellectualism, which ignores the impact of markets and competition on cluster evolution. In recent years,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has incorporated global knowledge connections into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local cluster evolution, greatly enhancing its explanatory power for cluster 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fully and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local cluster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integrated effects of multiple forc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ased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 forces and local cluster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from three dimensions: global market, global competition, and global knowledge. A case study of the Yuhuan automotive parts industry cluster was conducted to empirically validate the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global market facilitates the expansion of cluster scale, (2) global competi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luster market share, and (3) global knowledge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intra-cluster enterprise structur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must consider the impact of factors such as markets, competition, and knowledge o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or regional industries. This study refined the cluster evolution theory based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have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s promo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clusters to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luster evoluti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 automotive industry;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1 引言

地方产业集群演化及其背后的全球力量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知识异质性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集群演化是一个随知识异质性变化而经历的形成、发展、成熟与衰退的过程[1,2]。然而，早期研究认为集群知识异质性变化是内生的，对来自集群外部的影响因素缺乏足够重视。批评者认为，集群知识内生论存在本地拜物教风险，应将集群外部力量纳入集群演化动力机制之中[3,4]。之后，相关文献开始关注全球知识对地方集群演化的影响，认为集群通过建立全球知识联系能够增加知识异质性以实现路径更新[5⇓⇓⇓⇓⇓⇓⇓-13]，从而提升了演化经济地理学对集群演化的解释力。问题在于，这些研究仅聚焦于全球知识维度，而忽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最近，尽管也有一些文献开始结合全球市场和全球知识分析集群演化[14]，但主要是从全球生产网络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融合的角度出发考虑，并未将经济全球化的多重力量纳入到统一框架下。
理论上，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集群演化需要系统考虑市场、竞争、知识的共同作用。因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借助生物学隐喻将生物的遗传、变异、选择转换为经济社会中的保留、多样性、选择用以分析区域经济动态演化[15⇓-17]。不难理解，对应于生物的遗传繁衍需要食物或营养支持，企业衍生同样需要市场支持；对应于生物的基因突变来应对环境变化，企业发展同样需要更新知识；对应于生物间为抢夺食物而残酷竞争，企业间同样存在因生存发展而竞争。现实中，经济全球化也确实具有多面性。它既促进技术知识全球流动，也为经济主体带来全球市场，还导致全球竞争的形成。比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广阔的全球市场，也引来了大量外资企业参与中国市场竞争，还促进了全球先进知识流入中国。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对中国地方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对于地方产业集群演化发展的整体影响。目的在于：① 更加完整地构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解地方产业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② 更加全面地挖掘地方产业集群演化发展背后的全球力量，为今后我国培育和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提供政策依据。下面，首先构建“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促进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然后照此框架分析浙江省玉环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演化发展过程，最后进行相关讨论。

2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2.1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集群演化

集群演化是指集群形成、发展、转型、衰退、消亡等一系列动态变化的过程[18]，包括集群企业及企业间网络关系、集群空间和产业集中度、集群制度等相关的一系列集群动态变化过程[19⇓-21]。广义上讲，目前已存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22]、“技术-组织-地域”框架[23]、复杂适应系统理论[18]、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1,2,24,25]等集群演化相关理论。它们各有侧重，如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侧重产业利润率、“技术-组织-地域”框架侧重资本循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侧重系统要素及其连通性、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侧重知识异质性。不同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前三种理论中同时也涉及市场变化、企业间竞争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在经济地理学“演化转向”趋势下，演化经济地理学由于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动态变化过程而成为目前理论研究的主流。故本文主要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对话，所作的理论贡献也是针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
演化经济地理学把集群演化视作知识异质性随时间变化的过程。以广义达尔文主义为基础，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集群发端于成功的企业，集群演化发展就是初代企业在本地衍生子代及其后多代企业让集群规模不断扩大、集群结构逐渐演变以及集群产业和空间集中度等动态演变的过程[2,19]。根据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解释[1,2]，集群在形成之初知识异质性程度最高；随着集群演化发展，知识异质性程度逐渐降低，进入知识高度同质化的成熟时期；最后，当出现颠覆性技术等情况时，集群因缺乏知识多样性难以应对这些变化而进入衰退期。虽然演化经济地理学对集群演化具有较强解释力，但过于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对集群发展所依赖的市场环境和面临的竞争环境关注不足，难以全面理解集群演化发展的整体过程。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地理学同样需要关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技术-组织-地域”框架、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所关注的市场、竞争维度。

2.2 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与集群演化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下面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三方面构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解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

2.2.1 全球市场与集群演化发展

集群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其演化发展与集群企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捕捉能力密切相关[26]14-21。企业价值创造是企业组织生产资料生产商品的过程，是就生产供给侧而言的。企业价值捕捉是企业将商品销售给客户并取得经济回报的过程，是就市场需求侧而言的。容易理解，价值捕捉是生产成本、产品价格、销售数量的函数。因此，从市场端看，企业提高价值捕捉可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或增加销售数量实现。企业通过开拓新的市场区域可以提高销售数量，通过开拓新的利基市场可以提高销售价格，进而强化价值捕捉[26]21-26。从企业拓展到地方集群层面，虽然理论上地方集群可以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生态系统，但正如Bathelt等指出的，不与外部市场建立联系的集群不可能存在[27]。建立外部市场联系是集群实现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集群中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生产活动都依赖于特定的市场环境[28,29]。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地方集群建立全球市场联系尤为重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开展跨国贸易，地方集群企业能够扩大价值捕捉，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企业规模扩张，进而推动所在集群规模扩张。然而，演化经济地理学很少将外部市场纳入理论框架中，直至最近才零星地被一些研究所关注[14,30]。值得指出的是，与集群文献所认为的外部（知识）联系有助于集群知识更新与路径突破不同，纯粹的外部市场联系反而会导致集群路径依赖与锁定，即外部市场促进现有知识的开发运用而非对新技术知识的探索研发[31]。这意味着，全球市场主要促进了集群规模扩张，而非路径创新。如1970年代美国IT产业巨大市场需求拉动了印度班加罗尔地区IT产业集群规模扩张[32]。由上可知，全球市场有别于全球知识，是影响集群演化发展的独立维度，主要影响集群现有路径扩张，拉动集群规模扩大。

2.2.2 全球竞争与集群演化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引来了大量外资进入，使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在中国国内展开激烈的全球竞争。根据相关研究，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存在挤出效应[33⇓⇓-36]。如：外资企业为占据价值链主导权会制约本土供应商创新升级[26]135-142；外资企业在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市场影响力等方面优于本土企业，会抢占本土企业的市场[37]。2001年之前，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低，本土集群企业受全球竞争者的影响也较小。改革开放后集中形成起来的本土集群，起步时间、技术水平、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均相近，特定产业集群的市场话语权主要依赖于集群的先发优势或所在地区的资源优势。2001年之后，大量资本实力雄厚、技术水平先进的外资进入中国，导致本土集群的竞争环境发生“断裂式”迁移[38]——从国内竞争转变为与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全球竞争。故此，随着外资持续进入，本土集群企业的市场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市场空间被迫压缩。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角度来看，外资进入使本土集群企业的生存竞争环境恶化，限制或抑制了本土集群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的速度。综上，可以推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竞争者大量进入将使资本积累较薄、技术和管理水平较弱的本土集群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也将导致本土优势集群的市场竞争力相对减弱。随着全球竞争者市场规模的扩张，本土集群的市场份额必将受到挤压。

2.2.3 全球知识与集群演化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创新越来越依赖各种知识的复杂融合。演化经济地理学高度重视全球知识联系对集群演化的影响。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全球-地方知识联系如何影响集群整体的发展路径创新[4⇓⇓⇓-8,39,40]。然而，集群并非铁板一块，集群内不同企业受到全球知识的影响不尽相同。第一，集群企业联系全球知识的方式不同，受到的创新影响也不同。比如，有研究指出，企业上游或下游国际化并不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只有那些与外部设计师、研究中心或大学有合作互动的全球知识联系才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正向促进作用[41]。第二，集群企业在集群网络中的位置不同，受到全球知识联系的影响也不同。位于集群网络边缘或网络中心的企业与全球知识互动更频繁[42,43]。尽管外部知识可以通过这些企业传导给其他企业[44]，但是在位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会限制创新知识的溢出[45]。第三，企业的吸收能力影响全球知识的吸收效果。只有具备良好吸收能力的企业才能更好地吸收外部知识[46]。第四，集群企业的战略和受压不同，其寻求外部知识的动力也不同。只有感知到竞争压力、有国际化倾向的企业才更可能受到外部知识的影响[47⇓-49]。因此，全球知识联系虽然有助于集群整体层面的知识更新，但深入集群内部，只有那些与全球外部有明显知识合作互动、具备良好吸收能力、具有国际化倾向的企业才更容易学习全球知识。据此认为，全球知识联系能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那些持续与全球知识建立联系并吸收外部知识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会加强，进而提升其在集群中的竞争地位；那些与全球知识联系不强或对全球知识吸收能力不强的企业，在集群中的地位可能边缘化，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出局。

2.2.4 重塑地方集群演化发展背后的全球力量

上面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方面分别就多重全球力量进行了逐一分析，并提出其对地方产业集群演化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下面，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中国情境，建构一种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影响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整体理解。在演化发展阶段，集群经历着规模扩张、市场集中度变化、内部企业结构调整等演化过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全球市场拉动作用下，集群规模快速扩张。与此同时，拥有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跨国公司也逐步进入中国，与本土集群企业在资源要素、销售市场等方面展开竞争，并抑制和挤出本土集群企业，导致本土集群的市场集中度下降。在参与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的过程中，集群企业也开始强化全球知识学习，努力提升市场竞争力。然而，集群企业的战略不同、知识吸收能力不同、对外联系强度不同，所受全球知识的影响也不同。那些能够接触并消化吸收全球知识的企业创新能力强，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反之，不能够接触或消化吸收全球知识的企业创新能力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随着时间推移，集群内逐步形成强中弱多层级企业规模结构。

3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对地方集群演化发展影响的过程机制，因此选择案例研究是合适的。案例研究主要通过面对面访谈、统计资料分析、文本分析等开展。① 案例选择过程。根据调研进入的便捷性，确定汽车产业作为本文研究案例。2018年8月13—18日，先对浙江省台州市下辖的玉环市、临海市、路桥区的17家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进行调研，整体了解当地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面上情况。调研发现，玉环市作为中国民营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源地，在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具有典型代表性和纵向观察价值，遂确定为本研究案例[50]。② 深入调研及资料获取。2019年12月23日至2020年1月21日，经看门人（gatekeeper）介绍，对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驻扎式调研，以开展访谈、获取资料和感受产业氛围。面对面访谈对象有玉环市汽摩配行业协会、玉环市商务局和汽车零部件企业等单位和机构的相关知情人士。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围绕集群演化发展和企业发展过程展开。相关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玉环统计年鉴》和“天眼查”。文本资料来源于历年玉环市汽摩配行业协会工作报告（2003—2018年）和公开或不公开的重要研究报告、玉环市汽摩配行业协会网站、2005—2015年玉环百强工业企业名单等。

4 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演化

4.1 集群概况与演化发展特征

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端自1966年，改革开放后该集群内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并形成了原材料配送、铸（锻）造、冷墩、精加工、热处理、电镀、装配、包装、产品运输等各个环节衔接完整的产业集群，产品包括重、中、微、轻、农用、专用及摩托车全系列车型的6000多种产品。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该集群在1966—2000年的30多年里发展较为缓慢。比如，2000年该集群产值为52.7亿元( 本文中提到的汽车零部件产值包括摩托车零部件产值，后者占比很低。)，自集群形成以来首次超过50亿元；2001年为57.7亿元，较2000年增长9.5%左右。而自2002年开始，该集群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并表现出3个明显的演化特征（图1）。第一，2002—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该集群年均产值增速达到了22.4%，实现第二、第三、第四个50亿元分别仅用了4年、1年、2年时间，即2004年113亿元、2005年158亿元、2007年224亿元。第二，虽然该集群规模持续扩大，但其占全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市场份额却不断下降。比如，2000年该集群占全国汽车零部件总产值的比例为8.6%，而到了2005年、2010年、2015年该比例分别下降至6.0%、4.8%、3.6%。第三，该集群内企业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一是规模以上企业的地位日渐突出。1999—2010年，集群内销售收入超1000万元的企业的产值占集群总产值的比例从20.0%上升到64.2%；2011—2018年间，销售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企业的产值占集群总产值的比例从42.1%上升到47.5%②(②部分年份缺失数据由估算得出。)。二是集群内企业位序经历着深刻调整。从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玉环百强工业企业排名情况来看，在2000—2005年间，一批重点企业退出（包括注销或吊销）百强企业名单，而另一批企业进入了百强企业名单，类似位序变动同样也发生在2005—2010和2010—2015年间。那么，是什么导致该集群自世纪之交开始经历如此明显的演化发展过程?
图1 1999—2018年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产值及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玉环统计年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统计资料整理。

Fig. 1 Changes in the output value and proportion of Yuhuan automotive parts industry cluster from 1999 to 2018

4.2 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演化发展分析

4.2.1 全球市场与集群规模演化

1978—2000年是国内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崛起时期。当时，由于中国尚未全面接轨全球经济，玉环汽车零部件销售市场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这一时期，国内汽车及零部件市场规模较小，比如，2000年中国汽车产量为206.82万辆，仅占当年全球汽车产量的3.6%，对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拉动有限。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加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为该集群突破国内市场“天花板”，走向广阔的全球市场提供了重要条件。因此，从全国层面来看，2001—2002年便成为中国汽车及零部件产品出口增长的分水岭。2001—2008年间，中国汽车及零部件产品出口额从34.6亿美元上升到521.8亿美元，年均增长57.2%；出口对中国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贡献率从33.3%上升到70.1%，拉动产值从859.1亿元上升到5171.3亿元。这表明，全球市场对中国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规模扩大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在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层面，与全国情况相似，该集群自营出口额从几乎为零开始爆发增长，2003—2008年自营出口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4%，对集群产值贡献率从2003年的6.3%上升到2008年的10.4%，并进一步上升到2018年的14.1%（图2）。2017年，玉环市还被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授予“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共建基地”。据上可知，全球市场对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规模扩大具有明显拉动作用。
图2 玉环汽车零部件自营出口额及其占集群总产值比例

资料来源：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

Fig. 2 The self-operated export value of automotive parts and its proportion to 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the cluster

正如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工作报告指出：“伴随着中国汽车、摩托车工业的发展，国内零部件企业迅速成长，已经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中国劳动成本低，使中国产品成本相对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并且国际车价竞争激烈，降低零部件成本成为生产商、经销商赢得竞争的必然选择。在这三重作用的推动下，国际制造商、经销商纷纷把零部件采购的重心向中国转移”（来源：2003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工作报告），“随着国外汽摩配采购重心向中国转移，出口持续增长，将进一步拉动国内汽摩配产业的发展”（来源：2004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工作报告）。
再如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在访谈中指出：“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8年，中国汽车产业处于井喷式发展阶段。国外市场打开后，因为我们这边是沿海，很快就融入了国际市场。原先在国内做后市场的那帮人觉得国内生意不好做，而国外市场只要你报个价他都说‘OK’，因为我们的价格跟国外的差了好几倍。国外采购商当时在那边拿到的价格都是三十到四十块，而我们的价格是九块、十块，所以你报什么价，他们都说‘OK’。那个时候都是有信用金的，一开始就有30%的定金过来。有了这30%的定金，开模具什么的都已经可以了。然后，产品只要入中国的仓库，把那些入库相关复印件传给外商，剩下的70%也就打过来了。那个生意很好做，所以都去做国外生意了。所以，国外市场打开以后发展非常快”（访谈时间：2018年8月14日）。
上面正向分析了全球市场对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规模的拉动作用。反过来看，全球市场拉力减小也会导致集群规模缩小。比如，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玉环汽车零部件额出口下降（图2），导致该集群2009年产值增速较上年明显回落③(③据2008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年会工作报告，尽管2008年和2009年产值有所增加，但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实际产值是下降的。)（图1）。通过以上正反两方面分析，可以得出，全球市场与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规模演化存在正相关因果关系，即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规模随着其拓展全球市场越广而越大。

4.2.2 全球竞争与集群市场份额演化

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是国内最早的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有“我国南方最大的汽摩配生产基地”之称，并于2004年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授牌中国首个“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曾在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经济全球化带来广阔市场同时，也为资本全球流动创造了条件。大量汽车零部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对该集群构成严峻挑战。通过图3所示，可以发现，2001年以后在华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与之相反，该集群产值占全国的比例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8.6%下降到2015年的3.6%④(④ 由于数据获得限制，仅统计到2015年。据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年会工作报告，到201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低于2%。)。因此，在华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数量与该集群在全国的市场集中度呈现负相关。究其原因，是由于2001年以前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相对封闭，又因该集群起步较早且嵌入当时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的零部件配套产业链，在产业地位与技术水平上都居于国内较高水平。但是，随着2001年以后技术、设备、管理、资本等各方面都强于该集群企业的外资企业不断进入，该集群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优势受到严重削弱。根据调研获取的信息，相关情况可整理成以下逻辑理路。
图3 在华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数量与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竞争地位演化

资料来源：根据天眼查、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相关信息整理。

Fig. 3 The evolution of the number of foreign-funded automotive parts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the Yuhuan automotive parts industry cluster

设玉环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为T环，将国内非玉环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分为T高和T低两部分，进入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平均技术水平为T外，且T外>T高>T环>T低。那么，2001年之前，玉环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国内较高技术水平零部件企业的技术差距为D1=T高-T环，落后国内较高技术水平的相对值为D1'=D1/T高；与国内较低技术水平零部件企业的技术差距为D2=T环-T低，这种差距相对国内较高技术水平而言为D2'=D2/T高。2001年之后，玉环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国内较高技术水平零部件企业的技术差距为D3=T外-T环，落后国内较高技术水平的相对值为D3'=D3/T外；与国内较低技术水平零部件企业的技术差距为D4=T环-T低，这种差距相对国内较高技术水平而言为D4'=D4/T外。显然，D3'>D1'，D4'<D2'。这表明，在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进入后，玉环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与国内最高汽车零部件企业平均技术水平的相对差距增大了，而对平均技术水平较弱的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相对优势削弱了。因此，高技术水平的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进入较低技术水平的中国汽车零部件竞争市场，压缩了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优势，导致该集群产值占全国的比例不断下降。
历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工作报告指出了外资进入对该集群带来的深刻影响。如2007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我们本土企业面临大军压境。名列世界500强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已经全部进入中国建厂。这些企业跟着整车企业进入中国，不仅占据了国内配套的绝大部分市场，而且已经向国内售后市场拓展，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将会急剧萎缩，大有被边缘化的趋势”。2010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国际零部件巨头德尔福、博世、日本电装、伟世通等企业，2006年销售都在几百亿美元以上，国内零部件最大企业万向集团仅300亿人民币，差距有10倍。从增长幅度看，玉环上几年平均维持在26%左右，明显低于国内30%以上的平均水平，今年增幅22.5%，虽高于去年，但总体下滑趋势明显。这说明我们的优势在弱化……具有外资背景的汽车零部件产量占据国内整个配套市场的70%，外资控制了多数市场份额。当前零部件的关键技术基本上被外资垄断，国内零部件企业只能在有限份额的低端市场进行内拼式的抗争”。
综上所述，全球竞争者的进入，特别是资金实力和技术、管理理念等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外资进入，对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该集群在全国的市场竞争地位逐步下降。

4.2.3 全球知识与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

深度嵌入全球市场和严酷的全球竞争，为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提供了学习全球知识的客观条件与内在动力。加快提升技术和管理能力成为集群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变化以及在角逐中胜出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企业通过学习全球先进技术知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扩大变强，成为集群龙头型企业；另一部分企业学习能力较弱或与全球知识脱轨，成为集群边缘型企业。2005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对该集群257家规模较大企业的抽样调查发现，2004年存在研发费用支出记录的企业只占样本总数的14.4%，研发经费支出占样本企业总产值为1.44%，低于当时国内外同行企业5%的平均水平。从整体层面来看，2004年该集群总体研发投入强度远低于1.44%的水平。这说明，2004年左右该集群内各种规模的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都比较较弱。2017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又对集群内3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在玉环汽车零部件“企业普遍投不起的情况下” ⑤(⑤ 据2014年玉环汽摩配行业协会工作报告。)，2013—2016年规模以上企业率先强化技术创新，年研发投入强度逐年增强，分别为2.13%、3.20%、3.26%、4.68%。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加大与规模以上企业对该集群贡献率持续提高的趋势（图1）是一致的。
进一步分析全球知识、技术创新与集群内企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依企业规模大小调研了5家集群内汽车零部件企业，主要分析全球知识学习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并推动集群内企业结构调整。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以2020年企业员工数代表企业规模大小，分别对5家企业的全球知识学习情况进行详细访谈（表1）。由表1可知，在早期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技术水平低于美日欧等国家同类企业的背景下，企业A在设备、管理、市场等方面全方位与国际接轨，持续推动生产工艺、管理理念、技术标准创新升级，实现了发展壮大。相对而言，企业B、C、D、E在国际接轨与知识学习方面逐渐减弱，这与它们的企业规模逐渐减小具有一致性。比如，企业B主要是生产工艺、产品技术等与国际接轨；企业C主要是员工操作技能上与国际接轨；企业D主要是模仿国外产品进行逆向开发；企业E与全球知识缺乏接轨。对企业E的生产环境和生产过程实地考察发现，E仍然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的生产设备，生产任务只是按照国内客户要求生产简单的零配件，几乎不存在生产、管理、市场方面的创新（图4）。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全球知识联系已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必选项。正如玉环经济贸易局（现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在2006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发展论坛上指出的：“玉环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一定要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照体系规范的程序进行操作和管理。尤其是出口产品，QS9000、VDA6.1及TS16949等国际认证更是企业赢得出口订单的重要手段，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不难理解，越是注重全球知识学习的企业在集群中的地位愈加凸显（如企业A），反之无论企业历史多悠久都可能被边缘化（如企业E）。
表1 不同规模的企业及其全球知识学习情况

Tab. 1 Firm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their global knowledge learning

企业 成立时间 员工数(人) 产品类型 全球知识学习情况
A 1980年 2441 齿轮、传动
和驱动部件		 “2002年以后，通过大量投入精加工、检测设备，产能实现了量的变化，并逐步实现从量到质变。我们从2000年开始就买国外的设备，2010年上市之后，我们的资金基本上就以购置进口设备为主，有德国的、日本的、瑞士的、美国的，还有（中国）台湾的。与进口设备相比，我们这个行业的国产设备在精度方面还是无法比的。同时，我们还学习国外的管理模式。2004—2005年时，我们以100万年薪邀请一个日本管理专家到公司，给每个分公司上课，教授日本精益生产管理方法。我们民营企业只有创新这条路，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我们都是给世界500强配套，这使得我们始终高标准地在跟随他们创新并实现自己的创新。”（访谈时间：2018年8月13日）
B 1994年 483 悬架系统
减震器		 “2001年起开始做国外市场配套，这成为今后企业上市融资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我们从传统减震器、独立悬架系统到可调式的，从单纯的本体到组件再到总成、电感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升级的动力，除了自身原因，还有一个外因与我们总跟着国外新车型有关。因为早期国内消费者不是很成熟，特别是对产品概念理解比较落后；另外就是国内汽车制造比较滞后，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比较少，很多是根据欧美或者日本相对已经淘汰的做一些变形，但是它对悬架系统本身没有升级作用。在设备方面，不得不引进国外整条生产线，不然产品连仿制也仿制不出来。目前，一些试验设备还要从美国等进口。当然，通过这么多年出口配套的市场信息经验积累，我们现在也开始自己设计设备。”（访谈时间：2018年8月14日）
C 1988年 168 动力转向泵
及其他配件		 “那时候中国的机械工业确实是很落后……我们是给日本企业配套的，跟他们接触得很多。他们图纸拿来做一个零部件的话，起码要过来5次，一次一次地盯紧中间的生产环节。他们还会教我们怎么做，每次提三、五个问题，像如何提高效率、提高零部件清洁度等等，给一两个月时间，确定责任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工人就得到了锻炼。”（访谈时间：2018年8月13日）
D 2005年 49 车桥及配件
制造		 “我们公司早期主要是逆向开发，把国外的产品拿来解剖。后来的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了解国外的一些产品资讯，确定技术研发的方向，然后进行正向开发。在确定了技术方向后，我们再决定设备购置、人员配备等。我们拥有国内一流的车桥(变速箱总成)智能化总装流水线、在线综合性能测试台和数十台高精度四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访谈时间：2018年8月14日）
E 1999年 12 制动泵、油泵
及其他零部件		 “我们这个没什么好问的，你应该去问那些大厂。”（访谈时间：2020年1月4日）

资料来源：天眼查、企业访谈。

图4 企业E的作业环境与部分生产设备

资料来源：实地拍摄于2020年1月4日。

Fig. 4 Enterprise E's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some production equipment

综上可得，全球知识输入对玉环汽车零部件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企业通过持续学习全球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不断提高竞争力，在集群中的地位愈加凸显，而那些游离于全球知识之外的集群企业，则逐渐在竞争中被边缘化。

4.2.4 讨论

根据所构建的理论框架指引，上面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三重力量对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演化发展的影响。首先，全球市场对集群规模扩张具有拉动作用。玉环案例表明，由于20世纪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有限的市场容量限制了集群规模的扩大。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市场向中国开放，让原本“吃不饱”的集群企业找到了新的“生存资源”，促使集群规模扩大。其次，全球竞争（外资进入）对集群市场占有率带来负面影响。玉环案例表明，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一方面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利用其在设备、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抢占国内市场，使得集群企业的生存空间相对恶化，从而导致集群的国内市场份额下降。最后，全球知识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调整。玉环的案例表明，与全球知识联系程度越深的集群企业创新能力越强，发展能力越强，在集群中的地位也越高；相反，与全球知识联系程度越浅的集群企业创新能力越弱，发展能力越弱，在集群中的地位也越低。集群企业与全球知识联系程度的差异导致集群内企业结构的变化。总之，玉环案例充分表明，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三重力量，这三重力量分别对集群规模、集群市场份额、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带来影响。
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知识异质性变化研究集群动态演化过程，但过于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本文指出，忽视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很难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集群演化的过程。玉环案例表明，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集群演化发展必须将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一并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以此才能更好地理解集群规模、集群市场份额、集群内企业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整合经济全球化的多重力量分析地方集群演化发展与相关研究紧密呼应。第一，为实现资本积累与再生产，不断开拓新市场是企业永恒的主题[51]。如广东顺德家具产业集群在遭遇国外市场萎靡冲击后开始开拓国内市场[14]；S省D市石油钻采设备集群在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开始拓展中东及中亚地区的新兴市场[52]。因此，将全球市场作为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地理政治经济学、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和实践相呼应。第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不仅仅需要考虑企业间在技术知识方面的竞争，还需要考虑企业间在市场空间方面的竞争。玉环案例中的外资进入对本土集群企业市场空间的抢夺，与相关研究得出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具有挤出效应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33⇓⇓-36]。第三，文献回顾部分已经指出，集群虽然是一个分析整体，但绝不是铁板一块，集群内不同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尽相同。反过来，经济全球化也会塑造出不同创新能力和不同规模的集群企业，以此推动集群内企业结构的演变。总之，本研究对当前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解集群演化的理论进行了完善，所提出的“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理论框架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过程，也能更好地体现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时代感。
出于理论与案例清晰匹配的需要，玉环案例的分析分别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维度展开，但正如理论构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对集群演化的影响往往是合并起作用的。比如，企业A在融入全球市场得以持续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学习了全球先进知识来提升自身能力，以适配和拓展国际市场。接受和融入全球市场也即意味着接受全球竞争的挑战，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对包括玉环在内的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构成极大的竞争威胁，并抢占本土集群的市场份额。这种竞争格局又倒逼本土汽车零部件集群加快技术创新力度，如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企业高度重视产品的出口认证等。总之，当借助理论认识真实世界时需要我们融合多种理论维度加以审视，而不是如目前演化经济地理学所取得的进展那样偏向知识主义，这也是本文提出要“重塑地方集群演化发展背后的全球力量”的初衷。
当前，中国正处在加快培育发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先进性、引领性、创新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53]，其培育发展需要区域创新网络、市场与政府、全球价值链等多种力量驱动[54]。这要求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55]，建立研发合作网络与国际合作网络[56]，通过跨界合作充分整合全球资源[57]，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58]，以提升国际竞争力。本研究从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视角，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本文的案例虽然是一个传统制造业集群，但是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升级是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一条重要路径。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知识创新角度提出传统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7,59]。本研究一方面支持这些研究从吸收全球知识角度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迈进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从拓展全球市场、提高创新能力应对全球竞争的角度为此提供了有益补充。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选择的玉环案例仍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写照。其时代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经济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因此融入全球市场才能快速拉动集群规模扩张；二是当时中国的要素价格较低，因此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成为本土集群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者；三是当时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引入全球知识才会大幅度提升本土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正经历着深刻调整。比如，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正在产业链、高科技等领域实施全面对华制裁、遏制与“脱钩”行动[60]，而中国也正在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61]。这些变局必将深刻改变本土集群所面临的全球市场空间、全球竞争格局和全球知识流向。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又将如何塑造集群演化发展需要今后持续跟踪研究。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对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影响。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集群演化过程主要聚焦全球知识，而忽视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更没有统筹考虑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对集群演化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根基——广义达尔文主义，并结合集群演化研究相关理论，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力量作用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通过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案例，得到了全球市场有利于集群规模扩大，全球竞争对集群市场份额造成负面影响，全球知识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3个主要结论。研究完善了当前具有知识主义倾向的演化经济地理学集群演化理论，所提出的“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理论框架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过程。
本研究政策启示有三点。第一，全球市场对拉动本地集群扩大规模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进一步鼓励支持企业“走出去”并积极拓展利基市场。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土集群企业需要加快拓展“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市场，以拉动集群规模扩张。第二，由于全球竞争对集群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应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加快推动集群企业开展前沿技术创新，提升集群企业竞争力。第三，全球知识联系有助于企业创新，因此政府应积极帮助集群企业搭建全球知识管道，特别是帮助知识学习能力较弱的企业加快与全球前沿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等接轨，以推动集群更好融入和引领经济全球化。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在文字表达等细节方面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Menzel M, Fornahl D. Cluster life cycles: Dimensions and rationales of cluster evolu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0, 19(1): 205-238. DOI: 10.1093/icc/dtp036.

[2]
Ter Wal A, Boschma R. Co-evolution of firms, industries and networks in space.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7): 919-933. DOI: 10.1080/00343400802662658.

[3]
Zhu Shengjun, He Canfei, Zhou Yi. How to jump further and catch up? Path-breaking in an uneven industry spac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17(3): 521-545. DOI: 10.1093/jeg/lbw047.

[4]
Trippl M, Grillitsch M, Isaksen A. Exogenous sourc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Attraction and absorption of non-local knowledge for new path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8, 42(5): 687-705. DOI: 10.1177/030913251770098.

[5]
Dyba W, Stryjakiewicz T, De Marchi V. Knowledge sourcing and cluster life cycl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urniture clusters in Italy and Poland.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20, 28(10): 1979-1998. DOI: 10.1080/09654313.2019.1701996.

[6]
Isaksen A, Trippl M. Exogenously led and policy-supported new path development in peripheral regions: Analytical and synthetic rout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93(5): 436-457. DOI: 10.1080/00130095.2016.1154443.

[7]
Mudambi R, Mudambi S, Mukherjee D, et al. Global connectiv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From tires to polymers in Northeast Ohio.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7, 61: 20-29. DOI: 10.1016/j.indmarman.2016.07.007.

[8]
Perri A, Scalera V, Mudambi R. What are the most promising conduits for foreign knowledge inflows? Innovation networks in 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7, 26(2): 333-355. DOI: 10.1093/icc/dtx004.

[9]
Belussi F.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evolution of cluster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8, 26(9): 1796-1814. DOI: 10.1080/09654313.2018.1492059.

[10]
Berman A, Marino A, Mudambi R. The global connectivit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Italy: A core-periphery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2020, 54(5): 677-691. DOI: 10.1080/00343404.2019.1672865.

[11]
Nilsen T. Firm-driven path creation in Arctic peripheries. Local Economy, 2017, 32(2): 77-94. DOI: 10.1177/02690942176914.

[12]
Wu Di. Forging connections: The role of ‘boundary spanners’ in globalising clusters and shaping cluster evolu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2, 46(2): 484-506. DOI: 10.1177/03091325211038714.

[13]
吴磊, 张可云, 李贵才. 多样化联系空间与集群发展: 基于“中观轨迹”的演化分析. 中国软科学, 2021, (4): 71-81.

[Wu Lei, Zhang Keyun, Li Guicai. Diversified connection space and cluster development: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based on “Meso Trajectory”. China Soft Science, 2021, (4): 71-81.]

[14]
Fu Tianlan, Yang Chun, Li Lixun. Market imperative and cluster evolu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Shunde. Regional Studies, 2020, 54(2): 244-255. DOI: 10.1080/00343404.2019.1673329.

[15]
Essletzbichler J, Rigby D. Exploring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7(5): 549-571. DOI: 10.1093/jeg/lbm022.

[16]
Grabher G. Yet another turn? The evolutionary project in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85(2): 119-127. DOI: 10.1111/j.1944-8287.2009.01016.x.

[17]
Frangenheim A, Trippl M, Chlebna C. Beyond the single path view: Interpath dynamics in regional contexts.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96(1): 31-51. DOI: 10.1080/00130095.2019.1685378.

[18]
Martin R, Sunley P. Conceptualizing cluster evolution: Beyond the life cycle model?.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10): 1299-1318. DOI: 10.1080/00343404.2011.622263.

[19]
Boschma R, Frenken K.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Clark G, Feldman M, Gertler M, et al. The New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13-229.

[20]
Gancarczyk M. Enterprise- and industry-level drivers of cluster evolution and their outcomes for clusters from developed and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 23(10): 1932-1952. DOI: 10.1080/09654313.2014.959811.

[21]
Staber U. In: Boschma R, Martin R.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221-238.

[22]
Markusen A. Profit Cycles, Oligopol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85: 27-50.

[23]
Storper M. The Regional World: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7: 26-56.

[24]
Maskell P, Malmberg A. Myopia,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luster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7(5): 603-618. DOI: 10.1093/jeg/lbm020.

[25]
Potter A, Watts H. Evolutionary agglomeration theory: Increasing returns,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the industry life cycl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3): 417-455. DOI: 10.1093/jeg/lbq004.

[26]
Coe N, Yeung H.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Theor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
Bathelt H, Taylor M. Clusters, power and place: Inequality and local growth in time-space. Geografiska Annaler, 2002, 84(2): 93-109. DOI: 10.1111/j.0435-3684.2002.00116.x.

[28]
Bathelt H. Cluster rela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y: Exploring the ‘distanced neighbour’ paradox in Leipzig.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 105-127. DOI: 10.1080/0034340052000320860.

[29]
Jeannerat H, Kebir L.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markets: What economic system of valuation? Regional Studies, 2016, 50(2): 274-88. DOI: 10.1080/00343404.2014.986718.

[30]
Martin H, Martin R, Zukauskaite E. The multiple roles of demand in new 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A conceptual analysi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19, 51(8): 1741-1757. DOI: 10.1177/0308518X19863438.

[31]
Njøs R, Jakobsen S, Rosnes V. Market-driven organizational lock-in: A case study of a former first mover.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 2016, 70(3): 140-151. DOI: 10.1080/00291951.2015.1116601.

[32]
Täube F, Karna A, Sonderegger P.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merging market clusters: A co-evolutionary study of local and non-local networks in Bangalo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9, 28(5): 1-12. DOI: 10.1016/j.ibusrev.2018.03.011.

[33]
Aitken B, Harrison A.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3): 605-618. DOI: 10.1257/aer.89.3.605.

[34]
Hu A, Jefferson G. FDI impact and spillover: Evidence from China's electronic and textile industries. World Economy, 2002, 25(8): 1063-1076. DOI: 10.1111/1467-9701.00481.

[35]
季颖颖, 郭琪, 贺灿飞.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空间效应及其变化: 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12): 1614-1623.

DOI

[Ji Yingying, Guo Qi, He Canfei. Spatial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its changes: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12): 1614-1623.] DOI: 10.11820/dlkxjz.2014.12.004.

[36]
石大千, 杨咏文. FDI与企业创新:溢出还是挤出?. 世界经济研究, 2018, (9): 120-134, 137.

[Shi Daqian, Yang Yongwen. FDI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Spillover or crowding out? World Economy Studies, 2018, (9): 120-134, 137.] DOI: 10.13516/j.cnki.wes.2018.09.011.

[37]
贺灿飞, 潘峰华. 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对北京市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中国软科学, 2006, (7): 96-104.

[He Canfei, Pan Fenghua. Spillover effects or crowding out effe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FDI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Beijing. China Soft Science, 2006, (7): 96-104.]

[38]
王益民, 宋琰纹. 基于全球产业空间疆域变迁视角的产业集群演化与升级: 以新加坡硬盘驱动器(HDD)产业集群为例.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7, (9): 84-88.

[Wang Yimin, Song Yanwen. Evolu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luster from changing global industrial territory perspective: A case of HDD industrial cluster in Singapor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07, (9): 84-88.]

[39]
Li Pengfei. A tale of two clusters: Knowledge and emerge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8, 30(7-8): 822-847. DOI: 10.1080/08985626.2018.1462857.

[40]
Guimón J, Paraskevopoulou E. Factors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connectivit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Latin American case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7, 29(9-10): 817-846. DOI: 10.1080/08985626.2017.1354400.

[41]
Bettiol M, Chiarvesiob M, Maria E, et al. Local or global? Does internationalization drive innovation in cluster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9, 27(10): 1995-2014. DOI: 10.1080/09654313.2019.1626806.

[42]
Grashof N, Hesse K, Fornahl D. Radical or not? The role of clusters in the emergence of radical innovat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9, 27(10): 1904-1923. DOI: 10.1080/09654313.2019.1631260.

[43]
Breschi S, Lenzi C. The Role of external linkages and gatekeepers for the renewal and expansion of US cities' knowledge base, 1990-2004.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5): 782-797. DOI: 10.1080/00343404.2014.954534.

[44]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31-56. DOI: 10.1191/0309132504ph469oa.

[45]
Pinkse J, Vernay A, D'Ippolito B. An organis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cluster paradox: Exploring how members of a cluster manage the tension between continuity and renewal. Research Policy, 2018, 47(3): 674-685. DOI: 10.1016/j.respol.2018.02.002.

[46]
Crescenzi R, Gagliardi L.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firms in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ternal knowledge and intern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Research Policy, 2018, 47(4): 782-795. DOI: 10.1016/j.respol.2018.02.006.

[47]
Giuliani E, Balland P, Matta A. Straining but not thriving: Understanding network dynamics in underperforming industrial clus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19(1): 147-172. DOI: 10.1093/jeg/lbx046.

[48]
Li Q, Guo J. Search within or beyond the industrial cluster?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competition and knowledge base tacitness on strategic location choices of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2020, 32(6): 711-723. DOI: 10.1080/09537325.2019.1702941.

[49]
Taira A. Beyond the cluster: A case study of pipelines and buzz in the glocal relational space of the glove-related industry of Shikoku, Japan.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9, 186(1): 45-58. DOI: 10.1111/geoj.12333.

[50]
Yin R.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4th Edition).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Washington DC: SAGE, 2009: 46-50.

[51]
Harvey D. The spatial fix: Hegel, Von Thunen, and Marx. The spatial fix: Hegel, Von Thunen, and Marx. Antipode, 1981, 13(3): 1-12. DOI: 10.1111/j.1467-8330.1981.tb00312.x.

[52]
俞国军, 贺灿飞, 朱晟君. 产业集群韧性:技术创新、关系治理与市场多元化. 地理研究, 2020, 39(6): 1343-1356.

DOI

[Yu Guojun, He Canfei, Zhu Shengjun. Industrial cluster resili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versific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6): 1343-1356.] DOI: 10.11821/dlyj020190560.

[53]
余东华.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与提升路径.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 (17): 15-24.

[Yu Donghua. Advanced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improvement approach. Frontiers, 2023, (17): 15-24.]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7.002.

[54]
冯德连. 加快培育中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 学术界, 2019, (5): 86-95.

[Feng Delian. Study on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world-clas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in China. Academics, 2019, (5): 86-95.]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5.009.

[55]
袁红林, 辛娜. 全球生产网络下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 2019, (5): 61-68.

[Yuan Honglin, Xin Na.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China'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under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tertrade, 2019, (5): 61-68.] DOI: 10.14114/j.cnki.itrade.2019.05.008.

[56]
赵作权. 世界级集群: 理论、特征与政策选择.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 (17): 68-75.

[Zhao Zuoquan. World-class clusters: Theories, features and policy choices. Frontiers, 2023, (17): 68-75.]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7.007.

[57]
吴松强, 尹航, 蔡婷婷. 嵌入性创新网络、跨界合作与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 基于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2021, 35(4): 34-41.

[Wu Songqiang, Yin Hang, Cai Tingting. Embedded innovation network, cross border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21, 35(4): 34-41.] DOI: 10.19629/j.cnki.34-1014/f.200917002.

[58]
刘志彪. 攀升全球价值链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体会. 南京社会科学, 2018, (1): 13-20.

[Liu Zhibiao. Climb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cultivate world-clas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 (1): 13-20.]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8.01.002.

[59]
赵璐, 吕利娜. 从锈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 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世界地理研究, 2021, 30(4): 802-812.

DOI

[Zhao Lu, Lv Lina. From rust belt to world-class competitive cluster: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economy.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1, 30(4): 802-812.]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534.

[60]
朱锋.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中国应对. 人民论坛, 2023, (12): 12-16.

[Zhu Feng. The great changes and China's Response. People's Tribune, 2023, (12): 12-16.]

[61]
赵可金. 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 当代世界, 2023, (10): 22-27.

[Zhao Kejin. Towa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logic of jointly advanc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temporary World, 2023, (10):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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