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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6: 1522 - 153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024

居民绿色空间接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动态地理情境：研究进展与分析框架

  • 马睿 , 1, 2 ,
  • 张敏 , 1, 2
展开
  • 1.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 210093
  • 2.江苏智慧城市研究基地，南京 210093
张敏（1976-），女，江苏盐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规划、文化地理学与城市文化空间研究。E-mail:

马睿（1998-），男，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绿色空间与居民健康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1-08

  录用日期: 2024-03-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6-0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30)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3_0183)

收起

Dynamics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mental well-being impacts of residents' green space contact: Research progres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 MA Rui , 1, 2 ,
  • ZHANG Min ,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 2. Jiangsu Smart City Research Base, Nanjing 21009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08

  Accepted date: 2024-03-22

  Online published: 2024-06-06

Fold

摘要

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具有突出重要性。地理情境以及居民与地理情境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居民能否以及如何接触绿色空间，进而影响心理健康。相对身体健康效应，绿色空间引起的心理健康效应通常具有更突出的微观时空敏感度和个体差异性，由短期心理健康出发考虑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开展更为细致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基于既有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影响研究中不断深入的空间意涵理解，考虑居民日常生活的主体性与动态地理情境，依据个体的一般决策和行动过程提出绿色空间接触经历的地理情境“链”，将复杂的地理情境分为“自我选择”“到访途中”和“绿色空间参与”3个彼此关联的部分；旨在构建基于动态地理情境的居民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分析框架，以更加系统准确地评测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居民如何从绿色空间获得实际的心理健康效应；对解决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提供新的启发，为绿色空间心理健康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 绿色空间; 城市绿地; 心理健康; 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 地理情境

本文引用格式

马睿 , 张敏 . 居民绿色空间接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动态地理情境：研究进展与分析框架[J]. 地理研究, 2024 , 43(6) : 1522 -1538 . DOI: 10.11821/dlyj020240024

Abstract

Numer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green space for mental well-being. Geographical context and residents' interactions with this context largely determine whether and how residents engage with green spaces, subsequently influencing mental well-being. In contrast to the physical health effects, the mental well-being impacts of green spaces often exhibit more pronounced micro-level spatiotemporal sensitivity and individual variability, making it essential to conduct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starting from short-term mental health. Building upon the increasingly profound spatial implications in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reen spaces on mental well-being, this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subjectivity of residents' daily lives and 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and draws on individuals' general decision-making and action processes, proposing a geographical context “chain” for the experiences of contacting with green spaces. This framework divides the intricate geographical context into three interconnected components: “self-selection” “paths to visit” and “engagement”, aiming to construct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mental well-being effects of residents from green space based on geographical context. To syste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assess how residents obtain actual mental well-being effects from green spaces in real daily live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piration for solving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and contributing to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 practical approach for researching.

Key words： green space; urban greenspace; mental well-being; geographical context;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日益显现。2015年，联合国提出“促进健康与福祉是至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1]；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2]。大量研究证实，绿色空间在缓解压力与焦虑、恢复注意力和增强人与自然情感连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4]。目前，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行为学、心理学、生态学、风景园林学、公共卫生学等领域，所关注的空间尺度及其要素各不相同。地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5,6]，但是地理学的视角在揭示整合既有研究方面的潜力尚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缺乏对居民日常生活中绿色空间接触这一行为的动态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理环境要素的综合考虑[7,8]。
在考虑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效应中，地理条件与特征不可忽视，例如绿色空间可达性、绿色空间分布与异质性[9]。但是，鲜有研究系统地分析地理要素的综合影响。居民能否从绿色空间中获得心理健康益处，不仅取决于绿色暴露（exposure）时长和参与（engagement）深度[10,11]，还取决于绿色空间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和可获性（availability），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中对不同绿色空间的需求与选择。而这三方面均需要放在具体的地理情境（geographical context）中加以评析。所谓地理情境，是地理空间中的特定物理环境条件、特征的综合；是地方关系中的人对于日常生活谋划、决策和行为的基础[12]。随着研究的深入，亟需考虑心理健康效应的即时性和时空敏感性，以及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时空非均质性对地理情境分析的影响。基于地理情境的分析，就是将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放在日常生活中，考虑居民如何在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利用绿色空间以提升健康福祉。唯有这样才能获悉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实际效应，了解地理情境条件与限制，找到提高绿色空间健康效应与均衡性的关键地理因素，为面向居民健康福祉的城市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优化建议与对策。
本文在回顾相关领域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动态地理情境的分析框架，旨在探讨个体从城市绿色空间获得心理健康益处过程中，究竟受到了哪些地理情境要素影响，以及受到了怎样的影响。首先，阐明城市绿色空间及心理健康的概念和内涵，简要概述多学科研究聚焦的方向与进展；其次，引入地理情境视角，进一步思考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的处理，以及个体和地理情境的互动；随后，基于居民主体视角，从居民的决策与行为过程出发，提出绿色空间接触的地理情境“链”，主要包括“自我选择”“到访途中”“绿色空间参与”3个多尺度交互的情境，整合多学科的研究，构建基于动态地理情境的城市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研究框架。

2 概念界定与文献选取

不同学科对城市绿色空间和心理健康的定义不同，内涵也有别。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心理健康表述为mental health或mental well-being[13]，但他们是两个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mental health是健康和福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括情绪、心理和社交等方面；mental well-being是一种广泛的自我意识与认知；是具有一定时空连续性的、积极的心理状态。有研究认为mental well-being是mental health积极方面，mental health是mental well-being的一种前提[14]。当身处自然环境时，绿色空间、体力活动和自然体验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mental well-being。本文认为心理健康（mental well-being）是一种城市绿色空间带给人的积极心理影响。
绿色空间（green space）一词常代表着非密封的、可渗透的、“软”表面（草、灌木和植物）组成的土地[15]。在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的研究中，绿色空间通常指城市绿地，也就是在城市规划用地中种植有绿色植物的区域，具有改善与保持生态环境、美化市容市貌、提供休闲游憩场地，以及卫生、安全防护等多种功能[16]。从生态学角度，城市绿色空间包含于生态空间内，为城市提供生态、游憩、文化、历史、景观等生态系统服务[17]。本文关注城市居民日常接触的绿色空间，主要涉及居民可以进入活动或观赏的城市绿地，不包括农田水域。
利用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知网（CNKI）数据库，以绿色空间（green space，urban greenspace，green exposure，nature contact；绿色空间、绿地、街景绿地、城市绿地、城市绿色空间、生态空间、自然接触）和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mental wellbeing，mental well-being，psychological health，psychological wellbeing，psychological well-being；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福祉、健康福祉、心理健康福祉、身心健康福祉、精神健康福祉）为主题，截止到2024年2月份，搜索到相关文献3631篇（其中英文3445篇），涉及生态与风景园林学、公共环境卫生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环境行为与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方向（表1）；从中筛选出绿色空间影响心理健康的论文645篇（其中英文557篇）；基于此回顾相关研究进展，并构建基于地理情境的城市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框架。
表1 国内外文献检索结果相关学科分布

Tab. 1 Disciplinary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search results

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学科分布 Web of Science文献检索结果学科分布
研究方向 文献数量（篇） 占比（%） 研究方向 文献数量（篇） 占比（%）
生态与风景园林 81 42.86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cology		 1933 55.50
建筑学 36 19.05 Psychology 1832 52.60
城乡规划学 26 13.76 Public Environmental
Occupational Health		 1653 47.46
林业 12 6.35 Behavioral Sciences 1504 43.18
地理学 10 5.29 Health Care Sciences
Services		 1246 35.77
公共卫生学 8 4.23 Sociology 734 21.07
体育 4 2.12 Geography 729 20.93
社会心理学 2 1.06 Psychiatry 691 19.84
旅游 2 1.06 Urban Studies 656 18.83
生物学 1 0.53 Demography 562 16.14

注：知网研究方向由文献来源归纳，若文献来源为大学学报，则由第一作者单位归纳。此表仅列举前10学科分布方向，其占比计算方法为研究方向的学术期刊文献数量比总学术期刊文献数量。

3 既有研究对“空间”理解的不断深入

既有研究对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空间”认知不断深化。在空间范畴上表现为从聚焦绿色空间本身，到关注居民和绿色空间的静态联系，再到考虑居民日常活动的复杂动态与绿色空间的关系（图1）。在空间内涵上表现为对空间质量和要素理解的不断深入和细化（表2）。20世纪90年代前后，环境行为心理学以及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首先证明了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的心理健康有直接影响[18,19]，验证了绿色空间有益心理健康的理论假说。生态学、园林景观学、公共卫生学更细化了绿色暴露和人在绿色空间内的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地理学则更关注居民与绿色空间的空间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其中，为了更加准确刻画日常生活中居民与绿色空间关系，引入了时间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居民活动空间或个体的出行时间与流动路径中的绿色暴露。近年来，随着对空间意涵理解的深化，研究焦点已经从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是否影响”转向“如何影响”，对影响机制的探讨从暴露转向更为复杂时空关系与中介因素的探讨[11,20]。
图1 不同空间视角下的研究路径

Fig. 1 Research pathways from different spatial perspectives

表2 相关学科的研究要点

Tab. 2 Research priorities in relevant disciplines

相关学科 空间意识 研究视角 作用机制 影响因素
环境行为学与
心理学		 绿色空间本身 静态空间 暴露/自然接触 视觉景观质量、自然连接（亲环境行为等）
生态学与园林
景观学		 绿色空间本身 静态空间 暴露 绿色空间的数量、质量
公共卫生学 绿色空间本身 静态空间 参与 中介因素（体力活动、社会凝聚力等）
地理学 居民与绿色空间的空间关系 静态空间 可获性、可达性 绿色空间分布、居住区的绿化覆盖
行为地理学 居民日常活动空间或行进路径 动态地理
情境		 动态暴露 行为、活动、时间、路径

3.1 聚焦绿色空间本身：自然接触、暴露和参与

在城市绿色空间促进心理健康方面，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21]与压力缓解理论（Stress Reduction Theory，SRT）[22]被认为是指导性理论。Markevych等将这两个理论归结为修复力路径（restoring capacities），即绿色空间通过缓解精神压力，恢复注意力，改善情绪等促进心理健康[23]。同时，提出了另外两条路径，即减轻环境压力路径（reducing harm）和建设力路径（building capacities）。前者指绿色空间对噪音、空气污染、热岛效应等环境压力源的吸收与缓解作用；后者指绿色空间对体力活动、邻里互动、社区凝聚力的鼓励与促进作用[23,24]。
基于上述理论和路径，相关领域聚焦于绿色空间本身及其特征，探究绿色空间带来的心理健康效应（图1a）。环境行为学与心理学表明长时间暴露在高绿视率（Visible Green Index，VGI）环境下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25]。随后引发了街道、风景道的视觉景观质量（Visual Landscape Quality，VLQ）研究范式，以及对方法的创新[26]。近年来，基于百度/谷歌等街景数据，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算法，实现对行人角度的绿色空间模拟[27]，为街道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定量化研究提供可靠数据来源。
生态学与园林景观学基于绿色暴露，探讨绿色空间数量、质量与心理健康的关联[28,29]。通过计算区域内结构化绿色空间（如公园）的面积与个数作为数量的替代指标，或通过调查问卷评估居民感知的绿化程度，发现大规模绿色空间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9]。绿色空间的暴露剂量成为一些量化研究的焦点。例如，研究认为频繁且长时间的（每星期120分钟）绿色活动伴随着积极的心理健康[30]。但仅由暴露剂量并不能完全解释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影响，一些研究逐渐转向绿色空间的质量。质量的评估被细分为物理生物各个维度的要素（如照明设施、鸟类丰富度）或指数（如吸引力、香浓多样性），结合邻里绿地工具（Neighborhood Green Space Tool，NGST）等评估工具，实现质量的客观测度[11,29,31]。质量的主观测度方面，大多通过调查问卷或面对面访谈获取居民对绿色空间质量的满意程度[32]。研究发现，多层次景观、高生物多样性、安静的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益处更显著[29,33]。
有质量的暴露以及什么样的绿色空间有助于提高暴露的质量，成为了深入探讨的方向。这就引出参与（engagement）绿色空间的研究。公共卫生领域立足绿色空间的参与，关注个体与绿色空间的互动机制，及其中介因素在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中的调和作用[20]。De Vries等首次将压力缓解、社会凝聚力加强以及体力活动促进作为绿色空间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纳入分析[3]。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身体活动本身并不是中介因素，关于中介因素以及城市绿色空间影响心理健康的机理远没达成共识[20,34]。心理学的研究使用自然接触（nature contact）这一概念代替绿色暴露与绿色空间参与。强调人对自然世界的情感依恋，即考虑自然连接（nature connectedness）对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影响[35,36]。研究发现，审美感知、亲环境行为、观看自然纪录片等自然连接因素在绿色空间与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尤为重要[35,37]。
总体而言，着眼于暴露、参与以及自然接触的研究大多关注绿色空间本身，聚焦在城市绿色空间中更加细微、特定的方面[29,38]，侧重于在绿色空间范围内构思和说明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较少涉及绿色空间以外的地理环境，缺乏对居民所处城市空间要素的综合考虑。

3.2 考虑居民与绿色空间的关系：可获性与可达性

地理学的研究考虑到居民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居民与绿色空间的地理联系，探讨绿色空间可达性（accessibility）、可获性（availability）与心理健康的关系[39,40]，将居民和绿色空间的关系置于真实的地理环境中（图1b）。
绿色空间可获性是指居民所处区域内的绿地总量，也被描述为累积机会指标，即附近越多的绿地为居民提供越多的接触机会[39]。可获性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多基于社区单元构建缓冲区，利用中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如Landsat 5-9 TM/ETM+/OLI、Sentinel MSI/OLCI、SPOT-5 HRV）获取植被归一化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与植被覆盖率（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FVC）的值，探究其与心理健康关联[10,39]。可以分析绿色空间可获性达到什么水平有利健康，例如有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超过20%植被覆盖率[41]、附近500 m2 [42]的绿地越多的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更好。
在空间上，可获性提供了个体与绿色空间的初步联系，可达性则进一步刻画个体环境暴露条件。相关研究聚焦于优化可达性测量方法，目前主要从路径刻画和居民需求角度拓展。① 从路径的角度拓展。将社区到最近绿地的距离作为可达性的衡量标准[32]。从简单的使用直线距离（欧氏距离）[43]，如有研究表明居住地到绿地的距离在300 m内能有效促进心理健康[39,44]；发展到考虑实际道路网络、出行方式[45]，以及考虑选择路径时的建成环境或其他因素所带来的阻力或促进[44]，如交叉口密度、土地利用组合、人口密度、公共交通站点密度等[46,47]，更加真实地模拟出行时的绿色空间可达性；② 从居民需求角度出发。进一步考虑供需关系的匹配，采用两步移动搜寻法[48]，通过综合考虑供给（绿色空间）和需求（潜在用户区）因素并叠加二者的权重，使得绿色空间可达性评估更加全面。此外，有部分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等方法测度居民主观感知的绿色空间可达性，发现主观感知更好地解释了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的效益[28,49]。相对而言，居民的主观感知，更主要地反映了个体和绿色空间的互动结果[40,49]，客观测量指标更多体现绿色空间的物理存在。
可获性与可达性的研究通常立足社区，包括将绿色空间扩展到社区周边等邻近区域，以此来构建心理健康效应模型，拓展了研究视角和框架，深化了对居民与绿色空间关系的理解。这类研究着重考虑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在空间上表现为以社区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圈。但是，随着对不同群体多样化生活方式的考虑，会发现一些居民的日常生活范围通常穿越社区边界，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更精准地测量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50]。于是，从居民日常活动以及活动空间角度讨论居民与绿色空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

3.3 考虑日常活动中的居民与绿色空间关系：时空间动态中的暴露

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和绿色空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形。以居住社区为锚点的日常生活的绿色空间暴露是假定人们对特定环境做出一致性反应，忽略了一部分并不以社区为日常生活重心的城市居民，以及日常生活空间范围超出居住社区的群体[51]。基于居住区的静态空间视角忽视了居民与绿色空间关系的多样性、时间性与流动性，可能难以准确测量居民的绿色空间暴露以及评估真实的健康影响[52,53]。
在打破上述静态空间视角的局限性上，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新的启发，显示出一种动态的地理情境视角（图1c）。一些研究从关注单一居住社区的环境暴露转向同时考虑居住和工作地点，乃至多个空间下的环境暴露。Wang等对比流动路径、居住地、活动场所和以前住宅区的绿色暴露，表明心理健康受居住地绿色暴露的影响更大，与工作场所周围的绿地无关[52]。吴佳雨等分析居住地和工作地绿色景观影响的差异性，发现工作地中多样的植被色彩有助于缓解焦虑，而居住地的绿色色彩比例更为重要[54]。相关研究进一步考虑了环境暴露的时间性与流动性[7]。在时间性方面主要考虑：① 时滞性的影响，如环境暴露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在回忆时更加凸显[55]；② 瞬时性的作用，如短暂的环境暴露以及环境的瞬时变化可能引起的剧烈情绪变化[56]，尤其表现在与绿色空间的互动和体验方面[57]；③ 长时间的累积暴露，如心理健康结果受长时间或一生总暴露时间的影响，有研究发现搬迁至绿化程度较高住宅区的居民在三年内心理健康均得到持续改善[58]，童年时期居住地的绿色暴露对成年后的绿色暴露乃至与自然的连接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36]。在考虑流动性方面，主要通过优化动态暴露测度来提高准确性，通常运用多源数据，如GPS、POI、可穿戴位置感知设备、活动日志等，叠加遥感影像或街景图片[52,59]，捕捉复杂时空结构下的地理情境与居民连续活动和出行信息[5,60]。其中，日常流动性的绿色暴露成为重要探讨方向[59]。有研究引入时间加权的方法，通过构建个体活动路径与经停时间相对应的缓冲区，叠加时长因素，更细致地刻画了动态空间下的居民绿色暴露[5,61]。Kwan提出由基于地点的视角转向基于人的视角，以时空活动中的人为核心建立理论框架，整合了居民与绿色空间关系的多样性、时间性和流动性[7]。行为地理学基于人的行为活动视角，时间地理学有关时空间关系的认识，促进了相关研究从居民环境暴露的时空动态角度，对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做出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真实状况的解释[53,62]。

4 地理情境视角的引入

针对个体是否确实暴露在了绿色空间中，以及怎样暴露和哪些因素影响其暴露等问题，现有研究致力于更加精细地刻画人与绿色空间的关系，但是仍然在较大程度上将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客观化了，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简化了人与地理情境的互动。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进一步考虑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UGCoP）的影响，以及个体与地理情境互动，以完善动态地理情境视角下的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关系分析框架。

4.1 进一步思考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

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主要指在统计分析中由于地理空间单元的划分和使用的不恰当而引起的偏差。其产生的原因是缺乏对影响个人行为或结果的环境因素的精确时空配置[8]。UGCoP的提出，推动了从静态、固定空间的研究视角转变为考虑个体或群体行为多样性与动态空间分布的研究视角。
在居民绿色空间暴露及其健康效应方面，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为消除UGCoP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理论和方法从个体角度出发，较为精准地刻画了暴露的时空边界和范围，但是没有进一步考虑在个体的日常生活历程中，不同情境下的单位时间和空间本身存在效应差异。相较于一般的健康问题，心理健康受环境影响的瞬时变化更强[56]。一般的健康（如身体健康）更多体现为时间累积效应，通常考虑较长时间尺度和稳定空间范围。例如，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与长期居住的社区绿化水平相关[63]，心血管疾病患病率的变化可能需要长期而持续的绿色空间活动才能显著显现[64]。在城市环境中，短暂接触自然可以迅速缓解精神压力，激发积极情绪[4]，体现了瞬时环境刺激对短期心理健康的突出影响[65]。而且，普遍认为短期绿色暴露对心理健康的累积效应可以作为解释长期心理健康的重要路径之一[66]。然而，这种影响的边际效益却可能随时间推移递减[58]，说明存在效应的不稳定性。鉴于长期和短期心理健康效应形成机制存在差异，以动态地理情境视角分析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时，需要对应考虑更为复杂的短期心理健康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索绿色暴露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对短期心理健康的效应及其差异性，需要对目前主要建立在“均质”时间和空间基础上的框架做进一步优化。因此，致力于更好地解决UGCoP并理解绿色暴露带来的心理健康效应，本文纳入时空间非均质性的思考。① 考虑时间效应的非均质性。个体积极情绪状态下对空间的体验远远高于消极情绪状态下对空间的体验[67]。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内，个体对同一绿色空间的感知与体验会因其情绪的不同而变化。如下班途中，个体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积极暴露）更容易关注绿色空间并获得心理健康益处[57]。相比之下，消极情绪状态（消极暴露）则更难以关注绿色空间。这就需要辨别地理情境在不同时间片段与个体在积极/消极暴露影响下的扩张与收缩[68]。② 考虑空间效应的非均质性。绿色空间带来的情绪价值和心理健康益处与所嵌入的环境背景以及反差有关。例如，当绿色空间与周围社区特征和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时，更可能成为对抗城市生活压力的场所，增强绿色空间的心理健康效益。除此之外，人们对绿色空间的解读与经历的生活环境和所在组织等有关[57]，例如童年的经历或文化价值观[36,69]。

4.2 个体与地理情境的交互

个体与地理情境不断交互促成决策与行为，对交互性的考虑是理解UGCoP的重要维度。交互性体现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深度和结果，例如熟悉程度[70]。而熟悉程度通过影响人对环境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影响人的心理健康[69,71]。因此，交互性影响人对环境的感知进而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此外，交互性还能够通过影响人的行为来影响心理健康[27]。人与绿色空间接触往往体现了主动选择[72]，即便是简单的绿色暴露也往往内含着人的决策和行为。因此，考虑个体与地理情境的交互在绿色空间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尤为必要。
本文将个体与地理情境交互下的决策具体化为人的自我选择。自我选择不仅影响居民对环境的选择，如居住地的选择[73,74]，也影响人们对绿色空间的选择。实际上，已有学者提出应重新关注个体能力和倾向，有助于深入了解人们如何选择和利用不同绿色空间[72]。但除了考虑个体自身情况，还需要考虑个体与地理情境的交互。人们根据自己的出行能力、需求和偏好选择是否前往和前往哪个绿色空间，部分基于以往环境和资源的认知、评估与权衡。同时，绿色空间的距离、数量、质量等因素对个体出行决策进行再次塑造[33,75]，促使了居民有意识地前往并参与到特定的绿色空间中。
由此，本文基于环境心理学解释框架，考虑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在行为地理学对绿色空间暴露的细致刻画基础上，重点纳入时空间非线性影响以及自我选择过程，得到新的分析框架（图2）。该框架将固定的活动空间变为个体可以选择的活动空间，即在给定的日常生活空间范围内，居民可以选择不同的绿色空间和前往路径。为此，需要将绿色空间选择的概率、前往路径的概率、心理健康效应的时空非质性纳入考虑，从既定绿色空间或静态空间的分析转向赋有权重后的动态地理情境的分析。
图2 地理情境与人的能动性视角

Fig. 2 Geographic context and perspective of human agency

5 居民绿色空间接触的地理情境“链”

本文以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次完整绿色空间接触经历（episode）为单元，将绿色空间接触的地理情境进一步细分为自我选择的地理情境、到访途中的地理情境和绿色空间参与的地理情境。这三重地理情境构成了一次绿色空间接触经历的情境“链”，通过对情境“链”的解析，将居民到访绿色空间经历中与地理情境的互动情形加以剖析，梳理所涉及的主要地理情境要素，为进一步构建定量化理论模型、开展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机制解释奠定基础（图3）。
图3 一次绿色空间接触经历的地理情境链及其解构

Fig. 3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chain and deconstruction of green space contact within an “episode”

5.1 自我选择的地理情境

居民在选择访问绿色空间时受到一系列地理要素影响，将这些地理要素的综合称为自我选择的地理情境。时间地理学指出，自我选择从出行背后的目标与意图和对以往活动的反思等主观层面引导个体路径的走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决策和行动的重要动力[76]。个体的绿色空间出行选择，一方面受其本身的偏好、价值观和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个体与自其所处地理情境互动的结果，包括个体与绿色空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企业和家庭）的互动。

5.1.1 绿色空间对决策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周围的绿色空间可获性不仅仅关系到其对自然环境的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参与自然的意识[69]。例如，居民住在靠近公园等绿地的地方，可能对自然环境有更加切身的了解，养成经常在绿地活动的习惯并从中获益[77]。

5.1.2 组织对决策的影响

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会对绿色空间的出行选择产生影响，社区网络、社会角色和组织政策等因素会塑造个体的出行模式和路径。社区网络越强，群体联系程度越高，邻里凝聚力越强，居民选择社区绿地为主要活动地点的可能性越大[78]。社会角色（家庭构成与家庭生命周期）在居民选择时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陪同老年人出行时人们可能会优先挑选具有便利设施的绿色空间[79]，而刚生育后不久的女性出于对孩子成长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关心，更注重家周围的高质量绿地[80]。

5.1.3 其他个体对决策的影响

个体行为易受到他人的建议、经验分享和社会规范的影响，个体彼此之间的社交互动和信息传播也可以影响其出行决策和行为[69,81]。例如，个体的社会网络可能影响其选择绿色空间的自由度。个体的社会网络越发达，选择绿色空间距离相对较远，选择自由度相对较低[8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对自我选择的地理情境给予关注[57,72,79]。新时间地理学通过发展企划的概念以及对“企划-活动”的系统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主客观互动行为机制的认识[76]。从自我选择的地理情境出发，可以综合考虑人的主观因素、社会关系和环境约束，从而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个体绿色空间到访行为。

5.2 到访途中的地理情境

居民前往绿色空间途经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居民的出行选择和体验，将这一过程抽象并提炼出来，即为到访途中的地理情境。居民途中的物理环境特征、社会文化空间特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个体行为的最终决策和具体实施。将到访途中这一地理情境回溯到日常生活所建构的时空和社会文化网络中，挖掘居民到访绿色空间的行为特征与模式，辨析影响居民到访路径的因素，提升城市绿色空间的利用程度。

5.2.1 物理环境的影响

物理环境包括途中所能够感知到的自然景观、声音、建成环境等。一般而言，到访途中的自然浓度越高，引导人们进入绿色空间的机率越大，但过高的植被覆盖率会加强对人的压迫感，又可能削弱人们前往的意愿[82]；在建成环境方面，可达性与可步行性起到重要作用。例如交通网络完整、公共交通便利，能够提高绿色空间的可达性，但过多的交叉路口可能减弱居民到访绿色空间的意愿[46]。此外，行经道路两侧的城市设计与风貌、人口密度、车流量大小、噪音水平等也会影响个体到访绿色空间意愿和体验[26,83]。

5.2.2 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到访途中的社会文化空间特征会促进或限制居民的到访行为。社会文化空间特征会通过环境舒适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吸引与排斥来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和体验[84]。例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区域往往伴随着更舒适的公共环境品质和休闲设施，促进居民的到访[85]；也会由于社会文化的排斥，如途径某些特殊文化区（少数族裔区），对个体的行经或到访带来心理上的限制[86]。

5.3 绿色空间参与的地理情境

绿色空间参与强调个体与自然更深层次的互动，是实现个体与自然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体现为一种感知性和能动性的结合。绿色空间参与的地理情境主要包括环境特征、活动和自然体验，影响个体在绿色空间中的社会交往、与自然的互动等。

5.3.1 环境景观特征

高质量、多层次的环境景观不仅塑造了个体对自然环境的感知，还有利于减少心理压力与恢复注意力[87,88]。生物多样性成为研究绿色空间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了评估绿色空间结构差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多变量、立体式的组合因素成为研究热点。通常使用专业设备测算公园内噪音水平[89]、专家打分法评估公园内色彩丰富度与植被三维结构[90]。目前，环境景观特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可就城市绿色空间季节性变化、植被群落结构与组合等因素纳入考量，以更精细地描述绿色空间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5.3.2 设施、功能与活动

居民活动方式、频率和时长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因素[3]。拥有更多娱乐设施的公园通过提供多样的活动方式，增加居民绿色空间参与的频率与时长，增加社会凝聚力，提升心理健康[91]。可将设施功能分为便民基础设施，如卫生间、座椅等；娱乐设施，如游船等；运动设施，如跑步步道、健身器材等[33,46]。通过构建虚拟变量，定量化评估小范围绿色空间的功能与设施，并关联居民行为活动，以探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5.3.3 地方感与自然体验

地方感可具体化为审美、环境的文化意涵与自然体验。人们对环境的直接反应往往是审美性的，审美体验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被认为尤为重要且具有恢复效果[92]。环境的文化意涵可以体现在绿色空间参与时产生的文化联想，或绿色空间本身就是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场所。当居民的文化价值观与绿色空间文化元素一致时，会增强对绿色空间的情感联系，提升心理健康[93]。若绿色空间不符合部分种族/文化群体的审美，则会降低绿色空间的心理健康效益[86]。自然体验往往是研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即使在关注绿色空间与人们日常生活和对需求满足的研究中也没有进行充分的探讨[94]。自然体验作为生活中绿色空间参与最直观的表现，可以减少焦虑、负面情绪，并保留积极情绪[95]，应当纳入研究范畴中。Nisbet等提出自然相关性（Nature Relatedness，NR）概念，开发了评估个人与自然联系方面的量表，来描述个体与自然界的关联程度[96]。通过将以往抽象的自然体验进行量化，进一步明确了自然体验在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

5.4 三重地理情境的多尺度与交互关系

自我选择、到访途中、绿色空间参与三重地理情境所对应的物理与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各不相同。自我选择的地理情境所对应的空间范围相对复杂。其中，物理空间主要涉及居民做出决策时所处的位置及其周边区域，即瞬时决策所考虑到的一般空间范围。其大小取决于个体的空间认知，可以用个体的意境地图表示，通常和其日常生活空间一致。时间地理学常用可达范围以及基于时间地理学所拓展的潜在路径区域（Potential Path Areas，PPA）表示日常生活空间[76,97]；行为地理学则使用更加精细的活动地及活动地之间的路径表示日常生活空间。社会文化要素具有一定的弹性，对应的空间范围可能是多尺度的。例如，社会背景涉及家庭、社区和非特定空间的社会网络等不同的空间范围，文化观念涉及家庭、社区、地域等不同的尺度（图4a）。
图4 空间范围多层次、重叠与互换性

Fig. 4 Space hierarchy, overlap, and interchangeability

到访途中的地理情境范围具体为个体到访途中的路径及其周边区域，一般在居民的日常生活范围内，地理情境的物理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空间范围相当。
绿色空间参与的地理情境一般在绿色空间边界内。物理要素主要涉及居民所到访的城市绿色空间。其空间范围可以是整个小型的口袋公园，也可以是大型公园中的特定区域、跑步步道或者绿道等。社会文化要素主要涉及居民社会活动或文化体验，范围大小与物理要素空间范围相当。
三重地理情境之间存在重叠，也可能相互转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在特定条件下，到访途中的地理情境能够激发环境感知和体验，转化成为绿色空间参与的地理情境（图4b）。如良好的到访路线能够让居民和环境形成较为深度的连接，即在到访绿色空间途中就获得了良好的感受，实现了情感和体验上的投入，转化为参与。因此，绿色空间参与的地理情境有可能扩展至到访途中的地理情境。当居民的活动以社区为主，或聚焦社区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时[43]，三重地理情境的空间范围往往重合，一般采用社区大小或以社区为中心的缓冲区作为研究范围（图4c）。

6 结论

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效应及机制受到多学科的重视。然而既有研究未能充分关注心理健康效应的个体性、即时性与空间敏感性特征，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为了填补这一不足，本文提出需要从个体与动态地理情境的关系出发，分析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居民如何从绿色空间获得心理健康实际效益。为此，本文在回顾相关学科对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效应研究的基础上，从能动性的居民个体出发，进一步考虑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通过绿色空间接触经历的地理情境“链”解构复杂情境，构建基于地理情境的居民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分析框架，以期更加系统准确地评测居民如何从绿色空间获得实际的心理健康效应。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① 不同学科所立足的空间视角存在差异，多学科共同推进下，对空间意涵理解不断深化。空间范畴上表现为从聚焦绿色空间本身，到关注居民和绿色空间的静态联系，再到考虑居民日常活动的复杂动态与绿色空间的关系。空间内涵上表现为对绿色空间质量和要素理解的不断深入和细化。② 需要进一步考察动态地理情境方法中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所带来的谬误，提出短期心理健康效应具有时空间非均质性特征，以及考虑个体与地理情境的互动。③ 以居民日常生活中一次完整的绿色空间接触经历为单元，将绿色空间接触的地理情境细分为“自我选择”“到访途中”“绿色空间参与”3个多尺度并具有交叠与交互关系的地理情境。通过对不同地理情境要素的辨析，将复杂的地理情境进行解构，为构建地理情境要素指标体系与定量化模型提供理论基础。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为消除不确定地理情境问题提供新的见解，为研究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机制提供理论支撑。未来，应加强本土化的地理情境内涵的辨析，提取地理情境关键要素及其阈值。在多学科融合基础上创新城市绿色空间对健康影响评估工具[98]，为空间规划、景观设计等提供决策支持。考虑长短期心理健康之间，以及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进一步应对慢性病、精神健康等问题，促进健康福祉高质量城市建设。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专家对本文语言表达、文献综述、理论框架等方面提出了非常专业而细致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https://china.un.org/zh/sdgs/3, 2024-02-23.

[United Nations.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s://china.un.org/zh/sdgs/3, 2024-02-23.]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新华社, 2016-10-25.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te Council.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Xinhua News Agency, 2016-10-25.]

[3]
de Vries S, van Dillen S M E, Groenewegen P P, et al. Streetscape greenery and health: Stress, social cohes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as mediator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3, 94: 26-33. DOI: 10.1016/j.socscimed.2013.06.030.

[4]
Kondo M C, Fluehr J M, McKeon T, et al. Urban Green Space and Its Impact on Human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3): 445. DOI: 10.3390/ijerph15030445.

[5]
Zhang L, Zhou S H, Kwan M P, et al. Assessing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exposure derived from the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context and its impacts on mental health. Health & Place, 2021, 71: 102655. DOI: 10.1016/j.healthplace.2021.102655.

[6]
谢波, 谭徐媛. 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及分层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1): 110-124.

DOI

[Xie Bo, Tan Xuyuan. The causal effect of urban green spac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using stratified analysi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43(1): 110-124.] DOI: 10.18306/dlkxjz.2024.01.008.

[7]
Kwan M-P. From place-based to people-based exposure measur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9, 69(9): 1311-1313. DOI: 10.1016/j.socscimed.2009.07.013.

[8]
Kwan M-P. 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102(5): 958-968. DOI: 10.1080/00045608.2012.687349.

[9]
Wood L, Hooper P, Foster S, et al. Public green spaces and positive mental health-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ss, quantity and types of parks and mental wellbeing. Health & Place, 2017, 48: 63-71. DOI: 10.1016/j.healthplace.2017.09.002.

[10]
辛昱铮, 陆伟, 孙佩锦. 基于公众心理健康视角的绿色空间研究与展望. 风景园林, 2022, 29(3): 79-85.

[Xin Yuzheng, Lu Wei, Sun Peijin. Research and prospect of gree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 29(3): 79-85.] DOI: 10.14085/j.fjyl.2022.03.0079.07.

[11]
Zhang J G, Liu Y H, Zhou S, et al. Do various dimensions of exposure metrics affect biopsychosocial pathways linking green spaces to mental health?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Nanjing, Chin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2, 226: 104494.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2.104494.

[12]
Kwan M-P. Beyond Space (As We Knew It): Toward temporally integrated geographies of segregation, health, and accessibil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3, 103(5): 1078-1086. DOI: 10.1080/00045608.2013.792177.

[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Mental health.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ental-health-strengthening-our-response, 2024-02-23.

[14]
WARWICK. What is Mental Wellbeing?. https://warwick.ac.uk/fac/sci/med/research/platform/wemwbs/mentalwellbeing, 2024-02-23.

[15]
Swanwick C, Dunnett N, Woolley H. Nature, role and value of green space in towns and cities: An overview.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1978), 2003, 29(2): 94-106. DOI: 10.2148/benv.29.2.94.54467.

[16]
杨赉丽. 城市园林绿地规划 (第3版).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2: 25.

[Yang Laili.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Third Edition).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2012: 25.]

[17]
王甫园, 王开泳, 陈田, 等. 城市生态空间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2): 207-218.

DOI

[Wang Fuyuan, Wang Kaiyong, Chen Tian, et al.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urban ecological spa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2): 207-218.] DOI: 10.18306/dlkxjz.2017.02.007.

[18]
Ulrich R S. View through a window may influence recovery from surgery. Science, 1984, 224(4647): 420-421. DOI: 10.1126/science.6143402.

PMID

[19]
Shanahan D F, Fuller R A, Bush R, et al. The health benefits of urban nature: How much do we need?. Bioscience, 2015, 65(5): 476-485. DOI: 10.1093/biosci/biv032.

[20]
Triguero-Mas M, Dadvand P, Cirach M, et al. Natural outdoor environments and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Relationships and mechanism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5, 77: 35-41. DOI: 10.1016/j.envint.2015.01.012.

PMID

[21]
Kaplan S. The restorative benefits of nature-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5, 15(3): 169-182. DOI: 10.1016/0272-4944(95)90001-2.

[22]
Ulrich R S, Simons R F, Losito B D, et al. Stress recovery during exposure to nat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1, 11(3): 201-230. DOI: 10.1016/S0272-4944(05)80184-7.

[23]
Markevych I, Schoierer J, Hartig T, et al. Exploring pathways linking greenspace to healt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7, 158: 301-317. DOI: 10.1016/j.envres.2017.06.028.

PMID

[24]
刘晔, 何嘉锐, 王若宇, 等. 城市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研究进展与展望. 热带地理, 2023, 43(9): 1747-1759.

DOI

[Liu Ye, He Jiarui, Wang Ruoyu, et al. The impact of urban green space on mental wellbeing: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commendations. Tropical Geography, 2023, 43(9): 1747-1759.] DOI: 10.13284/j.cnki.rddl.003733.

[25]
肖希, 韦怡凯, 李敏. 日本城市绿视率计量方法与评价应用. 国际城市规划, 2018, 33(2): 98-103.

[Xiao Xi, Wei Yikai, Li Min. The method of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visible green index in Japan.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8, 33(2): 98-103.] DOI: 10.22217/upi.2015.547.

[26]
齐君, 白钊成, 吕光耀, 等. 基于人眼视域图像识别的风景道视觉景观质量评价. 地理学报, 2022, 77(11): 2817-2837.

DOI

[Qi Jun, Bai Zhaocheng, Lv Guangyao, et al. Visual landscape quality of scenic road: Applying image recognition to decipher human field of view. Acta Geographcia Sinica, 2022, 77(11): 2817-2837.] DOI: 10.11821/dlxb202211009.

[27]
Lu Y. Using Google Street View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reet greenery and physical activit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9, 191: 103435.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8.08.029.

[28]
Zhang L Q, Tan P Y, Richards D. Relative importance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spects of urban green spaces in promoting health.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1, 213: 104131.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104131.

[29]
孟令爽, 康宁, 宫宸, 等. 生物多样性水平对心理健康与福祉的影响系统性综述. 中国园林, 2022, 38(11): 82-87.

[Meng Lingshuang, Kang Ning, Gong Chen,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effect of levels of biodiversity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wellbeing.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 38(11): 82-87.] DOI: 10.19775/j.cla.2022.11.0082.

[30]
White M P, Alcock I, Grellier J, et al. Spending at least 120 minutes a week in nature is associated with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Scientific Reports, 2019, 9:1-11. DOI: 10.1038/s41598-019-44097-3.

[31]
Knobel P, Dadvand P, Alonso L, et al.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green space quality assessment tool (RECITAL).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21, 57: 126895. DOI: 10.1016/j.ufug.2020.126895.

[32]
Akpinar A. How is quality of urban green spaces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6, 16: 76-83. DOI: 10.1016/j.ufug.2016.01.011.

[33]
Zhu W, Wang J J, Qin B. Quantity or quality?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ublic open space and mental health in urban Chin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1, 213: 104128.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104128.

[34]
Dzhambov A, Hartig T, Markevych I, et al. Urban residential greenspace and mental health in youth: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esting multiple pathways yield different conclusion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8, 160: 47-59. DOI: 10.1016/j.envres.2017.09.015.

PMID

[35]
Gu X, Zheng H, Tse C-S. Contact with nature for emotion regulation: The roles of nature connectedness and beauty engagement in urban young adults. Scientific Reports, 2023, 13(1): 1-11. DOI: 10.1038/s41598-023-48756-4.

[36]
Li H, Browning M H, Cao Y, et al. From childhood residential green space to adult mental wellbeing: A pathway analysis among Chinese adults. Behavioral Sciences, 2022, 12(3): 84. DOI: 10.3390/bs12030084.

[37]
Martin L, White M P, Hunt A, et al. Nature contact, nature connectedness and associations with health, wellbeing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20, 68: 101389. DOI: 10.1016/j.jenvp.2020.101389.

[38]
Ha J, Kim H J, With K A. Urban green space alone is not enough: A landscape analysis link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to mental health in the city of Chicago.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2, 218: 104309.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104309.

[39]
Ekkel E D, de Vries S. Nearby green space and human health: Evaluating accessibility metric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57: 214-220.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6.06.008.

[40]
Leslie E, Sugiyama T, Ierodiaconou D, et al. Perceived and objectively measured greenness of neighbourhoods: Are they measuring the same th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5(1-2): 28-33.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09.11.002.

[41]
Cox D T C, Shanahan D F, Hudson H L, et al. Doses of neighborhood nature: The benefits for mental health of living with nature. Bioscience, 2017, 67(2): 147-155. DOI: 10.1093/biosci/biw173.

[42]
Nutsford D, Pearson A L, Kingham S. An ecological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cess to urban green space and mental health. Public Health, 2013, 127(11): 1005-1011. DOI: 10.1016/j.puhe.2013.08.016.

PMID

[43]
李红, 塔娜. 不同类型社区绿地规模和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热带地理, 2022, 42(12): 2031-2041.

DOI

[Li Hong, Ta Na. The effects of green space scale and structure on mental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ighborhood differentiation.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12): 2031-2041.]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93.

[44]
Barbosa O, Tratalos J A, Armsworth P R, et al. Who benefits from access to green space? A case study from Sheffield, UK.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 83(2-3): 187-195.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07.04.004.

[45]
Comber A, Brunsdon C, Green E. Using a GIS-based network analysis to determine urban greenspace accessibility for different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8, 86(1): 103-114.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08.01.002.

[46]
Liu K, Siu K W M, Gong X Y, et al. Where do networks really work? The effects of the Shenzhen greenway network on supporting physical activiti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 152: 49-58.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6.04.001.

[47]
Sarkar C, Webster C, Pryor M, et al. Explor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urban green, street design and walking: Results from the Greater London borough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5, 143: 112-125.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5.06.013.

[48]
Dai D. Racial/ethnic and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urban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Where to interven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102(4): 234-244.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1.05.002.

[49]
Dadvand P, Bartoll X, Basagaña X, et al. Green spaces and General Health: Roles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social sup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6, 91: 161-167. DOI: 10.1016/j.envint.2016.02.029.

PMID

[50]
Kwan M-P.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averaging problem (NEAP): An elusive confounder of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9): 1841. DOI: 10.3390/ijerph15091841.

[51]
申悦, 柴彦威. 基于GPS数据的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 地理学报, 2013, 68(4): 506-516.

[Shen Yue, Chai Yanwei. Daily activity space of suburban mega-community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GPS data. Acta Geographcia Sinica, 2013, 68(4): 506-516.] DOI: 10.11821/xb201304006.

[52]
Wang R, Feng Z, Pearce J, et al. Dynamic greenspace exposure and residents' mental health in Guangzhou, China: From over-head to eye-level perspective,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1, 215: 104230.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104230.

[53]
Li D, Deal B, Zhou X, et al. Moving beyond the neighborhood: Daily exposure to nature and adolescents' mood.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8, 173: 33-43.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8.01.009.

[54]
吴佳雨, 王诗奕, 李红, 等.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植被色彩感知与焦虑关联分析. 地理学报, 2023, 78(4): 1044-1056.

DOI

[Wu Guiyu, Wang Shiyi, Li Hong, et al.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nt color perception and anxiet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cta Geographcia Sinica, 2023, 78(4): 1044-1056.] DOI: 10.11821/dlxb202304017.

[55]
Garrett J K, White M P, Huang J, et al. Urban blue space and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Hong Kong: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older adults. Health & Place, 2019, 55: 100-110. DOI: 10.1016/j.healthplace.2018.11.003.

[56]
Yoo E, Rudra C, Glasgow M, et al. Geospatial estimation of individual exposure to air pollutants: Moving from static monitoring to activity-based dynamic exposure assessm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5, 105(5): 915-926. DOI: 10.1080/00045608.2015.1054253.

[57]
Bell S L, Phoenix C, Lovell R, et al. Using GPS and geo-narrative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for understanding and situating everyday green space encounters. Area, 2015, 47(1): 88-96. DOI: 10.1111/area.12152.

[58]
Alcock I, White M P, Wheeler B W, et al. Longitudinal effects on mental health of moving to greener and less green urban area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technology, 2014, 48(2): 1247-1255. DOI: 10.1021/es403688w.

[59]
Wang B, Xu T, Gao H, et al. Can daily mobility alleviate green inequality from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1, 214: 104179.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104179.

[60]
Kwan M-P. How GIS can help address 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nals of GIS, 2012, 18(4): 245-255. DOI: 10.1080/19475683.2012.727867.

[61]
Zhang L, Zhou S H, Kwan M P, et al. Impacts of individual daily greenspace exposure on health based on individual activity space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10): 2323. DOI: 10.3390/ijerph15102323.

[62]
Yang M, Wang D G. How do spatiotemporally patterned everyday activities explain variations in people's mental health?.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3, 113(8): 1781-1799. DOI: 10.1080/24694452.2023.2201631.

[63]
Chen H, Burnett R T, Bai L, et al. Residential greennes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cidence, readmission, and mortality.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20, 128(8): 087005. DOI: 10.1289/Ehp6161.

[64]
Mitchell R, Popham F. Effect of exposure to natural environment on health inequalities: An observational population study. The Lancet, 2008, 372(9650): 1655-1660. DOI: 10.1016/S0140-6736(08)61689-X.

[65]
Houben M, Van den Noortgate W, Kuppens P. The relation between short-term emotion dynamic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5, 141(4): 901-930. DOI: 10.1037/a0038822.

PMID

[66]
Kuo M. How might contact with nature promote human health? Promising mechanisms and a possible central pathwa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 (6): 1093. DOI: 10.3389/fpsyg.2015.01093.

[67]
Gross J J, Muñoz R 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ental health.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995, (2): 151-164. DOI: 10.1111/j.1468-2850.1995.tb00036.x.

[68]
黄敏瑶, 张敏. 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 非表征理论与南京马拉松. 地理研究, 2019, 38(6): 1355-1366.

DOI

[Huang Minyao, Zhang Min. Cognition of place in embodied practice: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and Nanjing Marathon. Geograpical Research, 2019, 38(6): 1355-1366.] DOI: 10.11821/dlyj020180404.

[69]
Skår M. Forest dear and forest fear: Dwellers' relationships to their neighbourhood forest.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8(2): 110-116.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0.07.017.

[70]
Abass Z, Tucker R. White picket fences & other features of the sub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Correlates of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in 3 australian low-density suburb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8, 170: 231-240.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7.10.004.

[71]
Zhang T Y, Sun Y, Yuan X H. Is mixed-housing development healthier for residents? The implications on the perception of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sense of place, and mental health in urban Guangzhou.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23: 1-20. DOI: 10.1080/07352166.2023.2180379.

[72]
Bell S L, Phoenix C, Lovell R, et al. Green space, health and wellbeing: Making space for individual agency. Health & Place, 2014, 30: 287-292. DOI: 10.1016/j.healthplace.2014.10.005.

[73]
Cao X Y, Mokhtarian P L, Handy S L.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on travel behaviour: A focus on empirical findings. Transport Reviews, 2009, 29(3): 359-395. DOI: 10.1080/01441640802539195.

[74]
Bohte W, Maat K, van Wee B. Measuring attitudes in research on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and travel behaviour: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ransport Reviews, 2009, 29(3): 325-357. DOI: 10.1080/01441640902808441.

[75]
Potwarka L R, Kaczynski A T, Flack A L. Places to play: Association of park space and facilities with healthy weight status among children.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2008, 33(5): 344-350. DOI: 10.1007/s10900-008-9104-x.

PMID

[76]
张艳, 柴彦威. 转向企划-活动系统研究的时间地理学.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 53-63.

DOI

[Zhang Yan, Chai Yanwei. Development of time geography based on the project-activity system. Progress in Geographical, 2022, 41(1): 53-63.] DOI:10.18306/dlkxjz.2022.01.005.

[77]
White M P, Alcock I, Wheeler B W, et al. Would you be happier living in a greener urban area? A fixed-effects analysis of panel data.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4(6): 920-928. DOI: 10.1177/0956797612464659.

PMID

[78]
Liu Y, Xiao T, Liu Y Q, et al. Natural outdoor environm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Guangzhou, China: Comparing different measures of access.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21, 59: 127027. DOI: 10.1016/j.ufug.2021.127027.

[79]
de Vries S, Verheij R A, Groenewegen P P, et al. Natural environments - healthy environment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space and healt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10): 1717-1731. DOI: 10.1068/a35111.

[80]
Feng X, Astell-Burt T. Residential green space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symptom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15-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3897 women in postpartum. BMC Psychiatry, 2018, 18: 1-11. DOI: 10.1186/s12888-018-1926-1.

[81]
Schwanen T, Wang D G. Well-being, context, and everyday activities in space and tim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4, 104(4): 833-851. DOI: 10.1080/00045608.2014.912549.

[82]
Mak B K L, Jim C Y. Examining fear-evoking factors in urban parks in Hong Ko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8, 171: 42-56.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7.11.012.

[83]
Moura F, Cambra P, Gonçalves A B. Measuring walkability for distinct pedestrian groups with a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method: A case study in Lisbo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57: 282-296.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6.07.002.

[84]
Wang D, Brown G, Liu Y. Th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erceived access to urban park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5, 133: 53-66.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4.09.007.

[85]
Cui Q, Huang Y, Yang G, et al. Measuring green exposure levels in communities of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at different completion periods: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equ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15): 9611. DOI: 10.3390/ijerph19159611.

[86]
Rishbeth C.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nd the design of public open space: An inclusive landscape?. Landscape Research, 2001, 26(4): 351-366. DOI: 10.1080/01426390120090148.

[87]
Chiang Y C, Li D Y, Jane H A. Wild or tended nature? The effects of landscape location and vegetation density on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67: 72-83.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7.06.001.

[88]
Methorst J, Bonn A, Marselle M, et al. Species richnes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A study for German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1, 211: 104084.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104084.

[89]
Peschardt K K, Stigsdotter U K, Schipperrijn J. Identifying features of pocket parks that may be related to health promoting use. Landscape research, 2016, 41(1): 79-94. DOI: 10.1080/01426397.2014.894006.

[90]
Peschardt K K, Stigsdotter U K.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k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of small public urban green spac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3, 112: 26-39.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2.12.013.

[91]
Barton J, Pretty J. What is the best dose of nature and green exercise for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A multi-study analysi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 44(10): 3947-3955. DOI: 10.1021/es903183r.

[92]
Gobster P H, Westphal L M.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urban greenways: Planning for recreation and related experienc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8(2-3): 147-165. DOI: 10.1016/S0169-2046(03)00162-2.

[93]
Guo S, Luo Y, Cao Y, et al.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show superiority in promoting subjective mental health of senior residents: Evidences from old urban areas of Beijing.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23, 86: 128011. DOI: 10.1016/j.ufug.2023.128011.

[94]
Lymeus F. The City Mindful: Commentary on “Mindful engagement, psych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nature in constrained nature experienc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2, 222: 104403.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2.104403.

[95]
Bratman G N, Daily G C, Levy B J, et al. The benefits of nature experience: Improved affect and cognitio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5, 138: 41-50.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5.02.005.

[96]
Nisbet E K, Zelenski J M, Murphy S A. The nature relatedness scale: Linking individuals' connection with natur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9, 41(5): 715-740. DOI: 10.1177/0013916508318748.

[97]
尹章才, 康自强. 时间地理支持下的核密度估计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 64-72.

DOI

[Yin Zhangcai, Kang Ziqiang. Advances in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upported by time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 64-72.] DOI: 10.18306/dlkxjz.2022.01.006.

[98]
冷红, 李姝媛. 城市绿色空间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其启示.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18, 10(4): 35-47.

[Leng Hong, Li Shuyuan.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in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8, 10(4):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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