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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7: 1627 - 164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0797

论文

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及其对冲战略响应——以菲律宾与中美为例

  • 富宁宁 , 1 ,
  • 牛福长 1 ,
  • 葛岳静 , 1 ,
  • 刘菊梅 1 ,
  • 彭飞 2 ,
  • 叶帅 3
展开
  • 1.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师范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大连 116029
  • 3.江苏理工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常州 213001
葛岳静（1963-），女，北京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富宁宁（1994-），男，甘肃天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区域国别地缘环境。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11

  录用日期: 2024-03-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7-0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53)

收起

Geo-setting and hedging strategy responses of small states in an area of strategic interse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FU Ningning , 1 ,
  • NIU Fuchang 1 ,
  • GE Yuejing , 1 ,
  • LIU Jumei 1 ,
  • PENG Fei 2 ,
  • YE Shuai 3
Expand
  • 1.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2.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 3.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Jiang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1

  Accepted date: 2024-03-27

  Online published: 2024-07-05

Fold

摘要

后冷战时代，位处大国战略交汇区的小国地缘环境敏感而多变，其对外战略行为往往表现为对冲战略特征。本文基于跨学科交融互鉴的理念，构建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及其对冲战略响应分析框架，解析中美战略交汇区菲律宾地缘环境要素特征，分析冷战后菲律宾对中美对冲战略实践的演变及地缘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国别地缘环境可作为解析一国战略行为的情景视角，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是跨尺度影响对冲战略的地缘变量，两者共同作用于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实施差异化战略。② 菲律宾独特的地缘区位和自然地理环境及漫长的被殖民史是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理基础。不同时期中美菲三角地缘关系的不对称性、及区域地缘结构的二重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亚太区域权力关系和结构的不确定性是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缘驱动因素。③ 后冷战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导致菲律宾的区域地缘环境体系压力增大，并压缩其对冲空间，菲律宾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并趋于追随美国。同时，菲律宾的国内治理问题和领导人认知决定其不同时期战略实施的具体手段。本文旨在探究大国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对小国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缘驱动因素，以期为中国制定对周边小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地缘环境; 对冲战略; 战略交汇区; 小国; 菲律宾; 美国;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富宁宁 , 牛福长 , 葛岳静 , 刘菊梅 , 彭飞 , 叶帅 . 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及其对冲战略响应——以菲律宾与中美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 43(7) : 1627 -1643 . DOI: 10.11821/dlyj020230797

Abstrac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mall states located at the strategic intersection of great powers are faced with heightened sensitivity and variability in their geo-setting, consequently, their foreign strategic behaviors are characterized as hedging.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underpinned by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geo-setting and hedging theories to reveal the rationale of strategy responses of small states in the strategic intersection. Taking the triple-relation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the US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unpack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setting elements of the Philippines as a strategic intersection, the evolution of its hedging strategi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US after the Cold War, as well as the geopolitical driving factor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The diverse strategies of small states in strategic intersections are influenced by national geo-setting, systemic pressure, and national strategic preference. The national geo-setting function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ontextual perspective in analyzing strategic behaviors, while the other two can be regarded as geo-variables that play their cross-scale roles regionally and nationally. (2) The strategic response of the Philippines is deeply based on and driven by geographical, and relation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e hedging strategy of the Philippine is geographically grounded by its unique geo-location and physi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its long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Propelled by the uncertainty of power relations and structur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hedging strategy of the Philippine evolves with the dynamics of the asymmetric triangular geo-rel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US-China, and the duality and instability within this region. (3)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the ever-intensify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s exerted regional geopolitical pressures on the Philippines, thereby shrinking its hedging space. The Philippines has forged hedging strateg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concomitantly alig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ean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influenced by domestic governance issues and the perceptions of leaders. This study aims to interrogate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small states' implementation of hedging strategies in strategic intersections of great powers, 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illuminative insights for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towards neighboring small countries.

Key words： geo-setting; hedging strategy; strategic intersection area; small states; the Philippin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1 引言

地理区位是影响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1]，位处大国战略交汇区的小国具有特定的战略价值并面临着潜在地缘风险[2]。菲律宾作为典型的“边缘地带”国家，是美国长期地缘政治想象建构的“第一岛链”中的关键一环，一度成为美国霸权介入中国周边海域的桥头堡[3]。正如地缘政治学家Cohen所言，菲律宾位处“中美皆可染指的亚洲大陆地缘战略辖区”范围内[4]。后冷战时代，随着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博弈和权力转移加剧，众多东南亚国家陷入选边站队或对外战略调整的困境[5]，菲律宾与中美构成了战略三角关系并影响着其战略选择[6]。为了规避大国博弈和权力转移形成的区域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东南亚小国普遍采取多元而灵活的对冲战略[7]。菲律宾已然成为审视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特殊地缘环境的重要场域，亦为认识普遍意义上的战略交汇区小国的战略行为逻辑提供了有益启示。
顺应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需求，国别地缘环境已经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议题[8,9]。目前，关于国别地缘环境的解析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多从地缘环境要素构成、尺度耦合、地缘体博弈、领域互动等视角和路径切入，涉及的国家多以大国为主，诸如美国[10]、印度[11]、日本[12]等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或将地缘环境作为视角解析特定区域国别问题，比如对约旦河跨境水冲突[13]，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地缘环境解析[14]。这些研究尝试将地缘环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角，探讨地缘环境如何影响地缘体行为，但并未生成地缘环境与国家对外战略决策双边互动的普适性理论解释框架，亦未从理论化的地缘环境视角解释国家对外战略行为的差异性，即较少响应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通过全球视角分析某一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处的国内外地缘环境态势进而明确国家的战略行为”的研究思路[15,16]。此外，近年来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到国家战略行为情景分析的重要性[9]，比如Flint等认为解读一国的利益关注点和战略方向，需要了解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情景[17]，Smith认为小国在设计外交政策和战略时，须对其所处的地区地缘政治环境有清晰地了解[18]。不难看出，国别地缘环境研究视角为一国战略决策的情景分析提供必要的分析思路。然而，已有国别地缘环境研究对不同类属国家的划分考虑不足，其一是研究重心偏向于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10⇓-12]，其二是仅以地缘区位作为划分依据，将研究对象划分为海权国家、陆权国家[19]、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家等[2]。这些研究未能充分重视区域国别地理研究中小国类属的特殊性，亦相对缺乏对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战略行为的一般化和理论化解释。
国家分类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国别地缘环境和国家战略行为研究的重要前提。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战略行为是一个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多因素的高度复杂认知对象[20]，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等不同类属国家的战略行为具有差异性。国际关系领域的小国研究可追溯到1959年，Fox的《小国的权力》被视为小国研究的开创之作[21]。其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不同流派在不同时期均关注到小国战略行为问题[22]。小国研究视角和内容较为丰富，尤以小国的脆弱性问题最为典型[23]，并对小国的脆弱性进行分类研究，主要包括政治地理脆弱性[24]、国家安全脆弱性[25]、地缘脆弱性[26]，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脆弱性[27]等方面。因此，小国也曾长期被概念化为难以根据自身实力做出积极的对外战略选择的行动者[28]，即在面对权力转移或体系压力时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战略选择[29]。然而，事实上小国并非完全为体系压力所操控，大国为了达成“更广泛的战略目标”也会向小国妥协，大国博弈也会赋予小国以“弱者的权力”，进而为小国战略选择创造空间和灵活性[30]。
由于传统的国家战略行为研究受限于“非敌即友”意识形态影响和存在对小国能动性关注不足的缺陷，对冲战略作为一种战略行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逐步实现理论化[31]。20世纪90年代末，Sutter和Manning等将金融学中的对冲概念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32,33]。2004年，Art在关于冷战后欧洲国家战略选择的研究中，首次将对冲战略运用于分析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34]。目前，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对冲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冲战略内涵、行为体、实施条件、驱动因素等方面。第一，关于对冲战略内涵，学术界尚无定论。Kuik认为对冲战略本质上是国家的一种避险行为[35]；Goh认为对冲将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中间立场作为追求目标，以此避免选边带来的不确定性[36]。周方银认为对冲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相互对立的对外战略实践以此抵消权力转移带来的风险[7]。第二，关于对冲战略行为体，相对于大国而言，小国固有的脆弱性意味着其更容易面临广泛的地缘风险，小国作为对冲战略施动者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对象[37⇓-39]。小国在面对大国地缘博弈和权力角逐时，更倾向于实施对冲战略以规避风险。一般会采取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以此保障自身安全，尤其对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的小国，灵活而多元的外交战略更能保障其国家利益[40]。第三，关于实施对冲战略的动因，学者们认为小国面临区域地缘环境不确定性会实施对冲。如普遍采取对冲战略的东南亚国家面临：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区域影响以及中美博弈加剧形成的更广泛的区域不稳定性[41]。第四，关于对冲战略的驱动因素，融合国际和国内变量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方法论成为解释对冲战略实施的有力工具[42]，其有效整合了体系压力（例如中美博弈）和国内干预变量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小国如何对冲以及为什么以不同方式对冲。
本文通过构建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及其对冲战略响应分析框架，解析中美战略交汇区菲律宾的地缘环境要素特征，进而分析冷战后菲律宾不同总统任期下对中美对冲战略响应的演变，尝试回答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情景如何影响对冲战略选择的科学问题。以期丰富和细化国别地缘环境研究，为明晰战略交汇区小国对大国的战略行为提出理论化解释。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2.1.1 地缘环境

地缘环境是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地理位置及其所附属的地理要素的时空结构和地缘关系，一国地缘环境分析涉及国内和国际尺度[8,43]。地缘环境研究需要跨学科知识体系，具有融合地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优势[9]。地缘环境要素解析是明晰国别地缘环境和战略行为的基础性工作，故梳理案例国家的国别地理概况、国别史、区域史、全球史等集成地缘环境分析信息集[12]。在此基础上，将地缘环境信息集视为分析和制定一国在特定时期的对外战略的情景，而对外战略的实施又反作用促成新阶段地缘环境态势的形成。

2.1.2 小国与战略三角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小国概念已形成了体系取向、物质取向和认知取向三大界定流派，既是一个客观描述过程，又是一个主观认知过程，更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44]。小国的战略决策受国际体系和国内因素的双重影响。其一，小国因战略纵深有限，承受外部压力和地缘风险的能力不足，其战略决策表现出不稳定和易变的特点[26]；规模缺陷和外交资源匮乏亦是小国多边外交倾向的现实原因，其多边合作是其缓解脆弱性和应对双边争端的基本手段。其二，小国战略决策的内部因素众多，包括地理区位、国土轮廓形状甚至领导人特质等都会影响小国战略。
“战略三角”理论（strategic triangle approach）是由美国学者Dittmer于1981年首先提出[45]，多应用于三方的地缘战略博弈[46]。“战略三角”理论内核突出权力结构和区位价值两大要素，权力结构要素体现在需要至少有两个全球性的大国参与，区位价值体现在小国必须基于其特殊的战略区位而拥有足够的地缘政治分量[6]。位处大国战略交汇区的小国会受到竞争大国“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影响，战略三角关系可以解释小国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选择。

2.1.3 对冲战略

对冲战略（hedging strategy）源自国际关系领域，并在具体研究中形成多样化理解。但一般来讲，对冲战略具有三个属性：① 坚持不偏袒任何一方或被锁定在僵硬的联盟中。② 试图采取相反或相互矛盾的举措，以抵消跨领域（安全、政治和经济）的多重风险。③ 倾向于多元化和培养后备立场。对冲战略是指国家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避险行为，旨在防范潜在风险，并试图抓住可能的收益[47]。小国实行对冲战略的预期目的是与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建立牢固的关系（努力实现最佳结果），培养最大程度的保护以抵消不确定性下的多种风险（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并最终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所有选择的开放性[39]。本文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结合国际关系领域对冲研究的共性认识，聚焦本文研究问题，将对冲战略界定为：在大国博弈的不确定地缘环境态势下，小国为降低或避免地缘风险，保持在大国之间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而采取的多元化战略行为。此外，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对冲理论，将地缘环境国内和国际要素加以结合，以解释小国的战略决策行为[49]。

2.2 分析框架

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及其对冲战略响应分析框架融合地缘环境、小国与战略三角理论、对冲战略等多学科理论，其构建的底层逻辑是从国别地缘环境情景解析到国家对冲战略选择（见图1）。将地缘环境视为小国对冲战略的决策情景与信息集，小国对冲战略则是地缘环境变化的战略响应与外部表征。具体思路包括2步：其一，根据案例国家实际情况从小国本底的脆弱性、认知的多变性、关系的不对称性、结构的不稳定性解析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的脆弱性属性，以探究小国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缘驱动因素；其二，探究不同地缘环境信息集或情景下小国所采取的战略选择，以表征小国对冲战略演变受地缘环境的制约，即小国对冲战略演变是对其所处地缘环境变化的响应。
图1 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及其对冲战略响应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o-setting and hedging strategy response of small states in an area of strategic intersection

（1）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情景解析。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分析涉及国内和国际2个尺度，地缘环境包含地理环境、地缘想象、地缘关系、地缘结构4个构成要素，大国和小国二类地缘体。国际尺度受到关系要素中的战略三角关系和结构要素中的大国博弈和互动影响，国内尺度主要受国家地理环境本底要素和领导人战略认知要素的影响。① 地理环境要素由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以及国家安全环境构成。② 小国因其规模有限，国内治理体系的层级较少，国家战略决策受领导人地缘想象影响较大[20]。③ 地缘关系要素受到因果作用机制和建构作用机制的共同影响，既体现在小国与大国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历史渊源所产生的因果关联，也体现在小国与大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主观建构形成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地缘关系。位处大国战略交汇区的小国，一般会与不同大国形成不对称的战略三角关系。三角关系中，大国之间进行权力博弈和经贸合作，小国对大国具有地缘依附性，大国对小国具有地缘影响力。④ 地缘结构要素中小国受制于大国地缘结构。小国地缘结构应分析小国与大国因地理位置所形成的空间结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实力不均所形成的物质结构、地缘利益集团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而建构的理念结构、以及各种结构再组合的过程结构及所有结构的地缘效应[2]。
（2）小国对冲战略演变是对其所处地缘环境变化的响应。使用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这两个因素来解释小国与大国的战略互动行为，小国的对冲战略是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的共同结果。体系压力受到地缘环境国际尺度的地缘结构和地缘关系要素的影响，国内战略偏好受到地缘环境国内尺度地理环境和地缘想象的影响。从国际尺度看，体系压力源于区域大国地缘互动和战略博弈形成的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决定着小国在“依附性”和“自主性”间权衡的战略空间。小国面临三种不同类型的体系压力：① 对抗性竞争：区域地缘结构剧烈变动，大国之间地缘关系紧张，具有较高的冲突风险。小国很难置身事外，必须选择支持一方，只能采取制衡或追随的战略。② 包容性竞争：该体系地缘结构变动缓慢，大国之间地缘关系缓和，冲突风险可控。小国没有必要选边站队，通常会采取对冲战略。③ 不存在竞争：大国之间地缘关系密切，小国倾向于寻求自主性。从国内尺度看，国家战略偏好指小国在几种主要战略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是其国内治理和领导人意向等的集中体现。比如假若小国领导人更看重经济繁荣对于维持国内治理的作用，便会倾向于与能够提供巨大经济利益的大国合作。

3 中美战略交汇区菲律宾地缘环境情景解析

3.1 菲律宾是中美战略交汇区的太平洋岛国，具有孤立性和脆弱性交织的地理环境

菲律宾具有战略交汇区的地理区位，兼备小国和岛国的国家属性，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漫长的殖民历史共同赋予其种族众多、文化多元、宗教复杂的地理环境本底。菲律宾位处太平洋与南海之间的战略要冲，连接东亚和东南亚，是海上十字路口，从古至今都占据重要的地理区位。历史上，长期殖民统治对菲律宾社会结构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521年，麦哲伦探险队航海抵达菲律宾群岛，随后又被西班牙人于1565年至1571年陆续占领，统治时间长达300多年。19世纪末，经历了对西班牙革命、美西战争及美菲战争后，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并在二战期间又被日本占领，直至1946年才获得独立[50]。菲律宾也因此成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西班牙、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移民迁居的交汇地和东西方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等融合区。菲律宾独立至今，在多元复杂的社会构成和宗教文化背景下，政局动荡、社会不安、宗教冲突，贪污问题等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其国内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进而牵动着其外交战略决策。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岛长期存在伊斯兰极端势力，不断进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严重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甚至衍生出恐怖袭击，成为菲律宾国家治理的重大挑战和影响其对外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冷战后，菲律宾逐步成为了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力量延伸碰撞的交汇区，既是中国从近海走向远海的必经之地，也是美国介入“第一岛链”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但作为海岛国家的菲律宾面临有限的生存空间，四面环海的群岛具有孤立性。菲律宾历史上遭受了多次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因而其地缘想象中带有天然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也具有寻求多向度外交合作的地缘政治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岛国具有“小岛国、大海洋”的地缘优势，周边开放的海洋地理环境为其提供了多向度调节和多元开放的外交空间和条件[51]。这正是菲律宾能够倚靠美国在南海不断向中国提出领土诉求的地理基础，也是其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的地理优势。总体而言，对小国而言，生存与安全是小国追求的基本目标[52]。菲律宾的首要国家目标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安全，孤立和脆弱的地理环境本底特征是菲律宾选择在大国之间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理基础。

3.2 中美菲形成不对称战略三角地缘关系，其演变发展呈现不稳定性

中国与菲律宾隔海相望，具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宋朝时期便有中国的商贾与工匠漂洋过海，把商业和手工业等引入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20世纪以来，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形成盟友关系并延续至今。冷战后，菲律宾成为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延伸交汇处之一[53]。只有回顾中美菲双边地缘关系的历史经纬，明晰中美菲三角关系的特征，进而明确菲律宾对冲战略在国际尺度的地缘驱动因素。
冷战后，中国和美国双边地缘关系发展呈现显著的波动特征，具有不确定性。随着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不断调整，中美两国地缘关系在战略层面经历了“消极—积极—消极”的演变历程[54]（见表1）。1993—2000年，克林顿时期中美地缘关系呈现波动特征，从早期的消极逐渐转为趋向积极。随着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为了防范新的战略竞争对手出现和推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再度成为美国重新防范的目标。此后，1996年美国形成了“重视并接触中国”的跨党派共识，促成克林顿对华“全面接触”政策的实施，使中美地缘关系总体趋向积极。进入2001—2008年的小布什时期，中美地缘关系整体发展相对平稳。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认知是“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崛起”，认为两国间的分歧不应妨碍中美之间的合作[55]。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贸合作加强助推了两国经济的进步，中美地缘经济关系随之迅速升温。然而，到2009—2016年的奥巴马时期，中美地缘关系又从平稳转向波动。在中国综合国力崛起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蓄意挑起南海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等[56]。正如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沃勒斯坦当时所述：对美国来说，中国既是“战略合作伙伴”又是“战略竞争对手”[57]。2017—2020年的特朗普时期，中美地缘关系出现急剧和系统性恶化。2017年1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列为五大外部战略挑战的首位。随着全球滞胀格局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中美地缘经济关系中的竞争性逐步取代互补性，贸易摩擦领域扩大。
表1 冷战后中美地缘关系演变整体态势

Tab. 1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Sino-US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美国总统及任期 中美地缘关系整体特征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
克林顿（1993—2000年） 消极趋向积极 中国是美国的“改造”对象
小布什（2001—2008年） 整体平稳发展 从“战略竞争者”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奥巴马（2009—2016年） 平稳转向波动 从“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特朗普（2017—2020年） 急剧和系统性恶化 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和菲律宾双边地缘关系中，受美国对菲律宾殖民历史的深远影响，美菲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构建形成多维度的地缘关系。但菲律宾对美国单向度的依赖显著，脆弱性也是美菲地缘关系的突出特点。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结束后取代西班牙，将菲律宾纳入其势力范围，成为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殖民地和美军长期驻军基地[58]，奠定了美菲安全关系的基础。在20世纪前40年，菲律宾基本处于美国实际控制之下，培育了全方位的地缘关系。即使菲律宾独立后，驻菲美军并未撤离，并通过1947年的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确认了合法留驻和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密切的美菲关系得以延续。随着冷战结束，美苏安全竞争不复存在，美菲共同战略威胁的消失，其安全关系也陷入低谷。到了克林顿任职时期，美军于1992年撤出了其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标志着美国在菲律宾近百年的驻军史结束。1998年《访问部队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两者关系的回升。小布什时期，美菲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和提升，“9·11”事件后美菲在反恐行动上相互支持，菲律宾也被美国确立为“重要的非北约盟国”。奥巴马时期，美菲地缘关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阿基诺三世政府俨然成为美国在南海方向上遏制中国的“马前卒”。特朗普时期，美菲关系主要以地缘安全关系为主，地缘经济关系合作动力不足。
中国与菲律宾双边地缘关系具有脆弱性，一方面受美菲关系影响显著，另一方面也受南海问题的掣肘。中菲地缘关系受制于中美菲三角关系，受中美关系整体趋势发展影响显著，且宏观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步趋向。冷战后，在中美关系“消极—积极—消极”的整体发展历程背景下，中菲地缘关系呈现从拉莫斯和埃斯特拉达时期的“升温”，进而到阿罗约时期的中菲“黄金时期”，跌落到阿基诺三世时期的历史“低谷”，再到杜特尔特时期的关系调整。这一演变反映出美国作为菲律宾曾经的殖民宗主国，对菲律宾内政外交具有深远影响。也表明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区域权力结构的不确定性上升，促使小国菲律宾力图保持与美国的一致性。此外，菲律宾历届政府的南海政策波动明显，南海问题也成为中菲地缘关系的制约因素[59]。
总之，随着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关注，菲律宾因重要的战略区位价值成为中美两国拉拢的对象，不对称的中菲关系演变为中美菲战略三角关系。三角关系具有不对称性，集中表现为中美是全球性大国，作为小国的菲律宾在三边互动中具有明显的关系脆弱性。其一是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博弈形成了诸多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造成菲律宾的安全压力。其二是美菲关系和中菲关系的脆弱性，菲律宾对美形成政治和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单向依赖关系，而中菲关系同时受美国因素和南海问题的影响显著。中美菲关系脆弱性为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创造了条件。当然，中美大国地缘关系的竞争态势既给菲律宾提供了周旋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契机，高强度的竞争也会一定程度上压缩菲律宾选择“中立”的对冲空间。

3.3 菲律宾的区域地缘结构具有二重性，显性结构分化重组、隐性结构相对稳定

冷战后，亚太地区受到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等多重因素影响，该区域形成不同的空间结构、物质结构和理念结构建构特征。且不同时期地缘结构持续演进，其动态变化是菲律宾及相关地缘体之间互动的外在表现，亦影响着菲律宾对中美对冲战略的实施。
菲律宾地缘结构中的显性层面，受制于全球地缘格局和中美博弈影响而不断分化和重组。从空间结构看，冷战时期美苏形成两极格局，菲律宾从属于二元空间结构中的美国阵营。冷战后世界格局出现“一超多强”的多极化趋势，菲律宾脱离二元空间结构并获得一定的战略自主性。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中美在亚太地区地缘博弈态势的形成，菲律宾因其特殊的战略区位构建了特殊的中美菲战略三角空间结构。从物质结构方面看，冷战后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中美菲经济实力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见图2）。中国与美国GDP之比从1990年的约1:16.7，增长到2022年的约1:1.4，形成了对美国的潜在挑战。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中菲贸易依赖度的提升，导致中美菲进出口贸易结构显著变化。在中菲双边贸易和美菲双边贸易总额中，中菲贸易占比不断上升，从1992年的4.71%，增长到2022年的高达77.02%；而美菲贸易占比则持续下降，从1992年的95.29%降至2022年的22.98%。“中升美降”的物质结构变化特征显著，不仅影响着中美菲三边地缘关系，亦为菲律宾的区域地缘环境态势带来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图2 冷战后菲律宾与中美的双边贸易结构演变

Fig. 2 The evolution of bilateral trade structure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从理念建构的角度看，菲律宾基于地缘想象建构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身份认知，这些隐性结构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连贯性。首先，菲律宾围绕南海问题构建了共同利益集团身份，通过积极外交纵横，联合南海争端其他声索国、拉拢美日等“第三方”介入南海争端。其次，菲律宾围绕美菲军事同盟关系建构了共同战略利益的身份。美国通过全方位援助增强了传统盟友关系，提升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提供支持[60]。此外，从经典地缘政治角度看，美菲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海洋国家”与“大陆边缘地带国家”对抗性的国家身份认知差异。而美菲达成同属“海洋国家”的共识，在南海积极对抗中国[61]。
总之，菲律宾所处区域的地缘结构具有显性结构分化重组和隐性结构相对稳定的二重性，造成亚太区域权力关系和结构不确定性，成为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的关键动因。后冷战时期，菲律宾脱离了二元空间结构中的从属关系，由此获得一定的战略自主性是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的重要前提。而随着“中升美降”的物质结构变迁，菲律宾与中美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出现此消彼长态势。但理念层面美国与菲律宾已形成深层次利益集团身份认知，导致菲对美始终存在某种“路径依赖”。总体而言，中美战略交汇区的菲律宾地缘环境态势日趋复杂，在区域地缘体互动日趋交织复杂和区域地缘结构不断分化重组，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菲律宾对外战略的具体选择。

4 后冷战时期菲律宾对中美对冲战略的演变

菲律宾不同时期对冲战略演变是其对自身所处国内外地缘环境态势响应的结果。菲律宾自1946年宣布独立以来基本奉行追随美国的对外战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承认、不往来的政策。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有助于小国战略选择范围的扩大，菲律宾与美国在延续特殊盟友关系的同时，也在寻求对外战略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从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到杜特尔特，菲律宾的国内治理问题严重困扰着菲律宾政府和社会，领导人的个人执政风格也有鲜明特征，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菲律宾政府的对外战略选择。因此，以冷战后菲律宾不同总统任期为界，将菲律宾对中美战略实践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明晰菲律宾对中美的具体战略实践和对冲原则使用，并从国际和国内尺度的地缘环境要素分析和验证菲律宾战略实践的演变（见表2）。
表2 后冷战时期菲律宾对冲战略演变

Tab. 2 The evolution of hedging strategies in the Philippines after the Cold War

阶段 1992—2001年 2001—2010年 2010—2016年 2016—2022年
菲律宾
总统任期		 拉莫斯、
艾斯特拉达		 阿罗约 阿基诺三世 杜特尔特
体系压力
（国际尺度）		 中美地缘关系波动；区域权力结构“一超多强”形成 中美地缘关系平稳；区域权力结构延续“一超多强” 中美地缘平稳趋向波动；区域权力结构“中美战略竞争”形成 中美地缘关系急剧恶化；区域权力结构“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对冲空间 初步形成 空前巨大 逐渐缩小 进一步缩小
国家战略偏好
（国内尺度）		 美国削减对菲律宾经济援助、撤出军事基地；菲律宾民众长期积压的反美情绪释放 阿罗约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重点，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菲律宾南部诸岛反恐有求于美国 阿基诺三世代表军方利益，强化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挑衅；菲律宾在经济和防务方面均有求于美国 杜特尔特推动的菲律宾国内反毒问题遭美国的人权话语攻击；菲律宾有求于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具体战略选择 减少对美国安全依赖；接触中国，开启中美对冲战略 延续中美对冲战略；实施大国平衡，多边外交 倾向于对美国选边；追随美国，并制衡中国 调回中美对冲战略；后期趋于追随美国
对冲原则使用 不偏袒任何一方 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多元化追求 对冲原则使用不明显 不偏袒任何一方；多元化追求

4.1 拉莫斯/艾斯特拉达时期（1992—2001年）：从制衡中国、追随美国转向中美对冲战略

1992—2001年，拉莫斯和艾斯特拉达时期，菲律宾逐步放弃了冷战时期追随美国，并制衡中国的战略。开始利用中美在亚太相对克制的战略空间，以不偏袒任何一方或锁定在僵硬联盟的对冲原则，从追随美国转向在中美之间寻求战略平衡，采取中美对冲战略。
从国际尺度的体系压力来看，这一时期中美地缘关系在波动中发展，区域地缘结构初步呈现“一超多强”格局，中美从冷战时期的对抗性竞争转变为包容性竞争。中美大国竞争态势较为缓和，双方产生安全利益冲突时，积极寻求缓解方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冲突升级。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有助于扩展小国战略选择的范围，菲律宾也有寻求对外战略自主权的愿望，又具有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的地理基础和区位优势，中美包容性竞争环境也为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创造了战略空间。
从菲律宾的国家战略偏好来看，国内治理上，菲律宾国内长期积压的反美情绪在这一时期得以释放，导致美菲关系有所疏离。菲律宾国内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军在菲律宾的驻军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也爆发了一系列反美活动。美国减少对菲律宾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后，作为长期依赖美国援助的菲律宾在经济方面首先受到巨大冲击。为此，拉莫斯政府转而积极发展与中国等国家的经济贸易，试图以经济外交政策缓解国内经济困境。在此背景下中菲贸易额从1992年的3.64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13.06亿美元。埃斯特拉达就任总统后继续推行经济外交政策，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成为其工作重点，中菲的经贸合作也进一步加强。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历了从相对疏离到升温，而中菲关系接触与摩擦并存，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开启了对冲战略。

4.2 阿罗约时期（2001—2010年）：开启“大国平衡”，强化中美对冲战略

2001—2010年，阿罗约政府采取在大国间实施“大国平衡”的多元外交战略，延续并强化了在中美之间的对冲。“阿罗约时期”是其国家战略实施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的菲律宾采取的对冲战略具有典型的“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跨领域对冲特征。菲律宾与美国以反恐为契机发展军事联盟，强化美菲安全合作；另一方面，菲律宾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积极发展中菲贸易往来和经贸关系。此外，菲律宾进一步加强多元化对冲战略，积极发展与日本、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
从国际尺度的体系压力角度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外地缘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大。同年，美国发生“9·11”事件改变了其安全认知，非传统安全被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和战略重点。中美地缘关系平稳发展，地缘结构延续了“一超多强”的格局，中美采取包容性竞争。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地区影响力还在积蓄阶段，美国也还未能正式开始遏制中国的发展，宽松的区域地缘环境使得菲律宾有充裕的斡旋和对冲空间。因此，菲律宾并没有“选边站”的压力，在中美之间实行对冲战略是符合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首要选项。
从国家战略偏好角度来看，阿罗约执政期间，菲律宾经济衰退，财政赤字巨大，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成为她执政的主要议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已经是大势所趋。2005年，中菲贸易额首次超过美菲贸易额，中菲贸易额达175.57亿美元，而美菲贸易额为165.92亿美元。此外，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担当也让菲律宾认识到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菲律宾也重新认识到美国作为盟友在安全方面的重要性。菲律宾南部诸岛成立的阿布萨耶夫武装组织一直声称他们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并为此与菲律宾政府军作战。菲律宾希望美国帮助打击其国内武装组织阿布萨耶夫武装，因此积极参与到美国的反恐阵营，并成为“9·11”事件后首个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亚洲国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菲律宾美菲军事关系不断深化，中菲经济合作持续加强。

4.3 阿基诺三世时期（2010—2016年）：转为“相对平衡”，强化对美追随

2010—2016年，阿基诺三世时期菲律宾由对中美“相对平衡”转向对美“选边站”，强化了对美追随。菲律宾外交战略倒向美国，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形成配合。同时，减少了与中国的外交往来，并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制造争端，一度成为美国在南海方向上制衡中国的“急先锋”。
从国际尺度的体系压力角度来看，随着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方向发展。中美地缘关系从平稳趋于波动，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使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在该区域形成“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中美从包容性竞争转变为对抗性竞争。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使中美两国的竞争加剧，中美紧张而较为激烈的竞争态势压缩了菲律宾的对冲空间。菲律宾充当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其对外战略体现明显的对美追随性。
从国家战略偏好角度来看，2010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上台，中菲在南海问题上针锋相对。阿基诺三世代表菲国内军方的利益，操纵和激化南海问题可以为其增加军事开支，也为其推动国防现代化寻找了依据。因此，阿基拉三世将安全威胁的重点从国内转向南海。2012年，中菲黄岩岛发生对峙事件，导致南海问题急剧恶化，中菲关系急转直下。因此，阿基诺三世也向美国寻求更多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以此增强其国内治理的成效。阿基诺三世采取明确姿态，寻求美国保护以抵抗中国。美菲两国在此期间不仅建立双边防务机制，还提高了军演的强度和频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菲律宾加强对美菲同盟的依赖，并因南海争端而对中国采取疏远举措。

4.4 杜特尔特时期（2016—2022年）：调回“大国平衡”，首选中美对冲战略，后趋于追随美国

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认为对美“一边倒”的选边战略损害了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失去了外交战略上的灵活性。此前美菲同盟的加强没有让菲律宾获益，反而严重损害了中菲关系。因此，杜特尔特时期菲律宾调回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延续中美对冲战略，但其执政后期又趋于追随美国。菲律宾重新以坚持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对冲原则，并采取阿基诺三世时期相反的措施，以此减少中菲关系恶化带来的地缘风险，并寻求多样化的外交战略选择。
从国际尺度的体系压力角度来看，中美地缘关系急剧恶化，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权力此消彼长，该区域“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加剧，地缘结构趋于复杂。这一时期中美博弈加剧，呈现对抗性竞争。区域地缘环境的体系压力较大，客观上限制了菲律宾的战略实施空间，但国内战略偏好因素一定程度上又促成了其战略的回调。具体来看，为了解决国内治理问题中的基础设施落后和投资不足等问题，杜特尔特迫切希望中国能在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帮助菲律宾。其次，杜特尔特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内反毒问题后，其强有力的反毒行动难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因此转向寻求与中国积极合作。菲律宾政府主张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以在中美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尽管美菲安全关系依旧联系密切，但菲律宾也开始在安全战略方面向中国有所倾斜。显著减少了与美国联合军演的频次，也拒绝在南海问题上继续扮演美国的“马前卒”，并积极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
然而，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冲战略相对不稳定，在这一时期，中菲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例如间谍问题、南海仲裁问题、电网问题和撞船事件。同时，菲律宾国内反华势力的存在以及外部体系压力促使美菲加强了同盟关系。在区域地缘环境的体系压力和国内治理问题的影响下，菲律宾政府后期开始朝着追随美国的方向发展。然而，杜特尔特倾向于实施有限追随的策略，这与阿基诺三世政府的策略有很大区别。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菲律宾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全面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回归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但受到区域地缘环境的体系压力的影响，后期菲律宾政府又出现了追随美国的倾向。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从地缘环境情景到对冲战略响应的分析框架，通过中美战略交汇区的菲律宾小国地缘环境情景解析，分析后冷战时期菲律宾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具体战略实践、对冲原则使用，以及战略演变的地缘驱动因素。不仅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区域国别和地缘环境研究，也明晰了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战略行为的一般性规律，进而提出中国经营周边小国外交的中国方略。

5.1 结论

（1）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及其对冲战略响应分析框架尝试理论化位处战略交汇区的大国与小国的战略互动关系。将地缘环境视为小国实施对冲战略的决策情景与信息集，小国对冲战略选择则视为对其地缘环境变化的战略响应与外部表征。区域地缘结构以及大国与小国地缘关系形成区域地缘环境体系压力，国家尺度的国内治理倾向和领导人意向等形成小国的国家战略偏好，区域和国家跨尺度的地缘因素共同作用于小国对竞争大国实施差异化的对冲战略。
（2）菲律宾的对冲战略根植于其独特的本底环境，并受亚太区域权力关系和结构演变的影响。菲律宾战略交汇区的地缘区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漫长的被殖民历史共同赋予其本底环境的脆弱性，是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理基础。后冷战时期中美菲三角地缘关系的不对称性，以及区域地缘结构的二重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亚太区域权力关系和结构的不确定性是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缘驱动因素。
（3）冷战后菲律宾不同时期对冲战略是对其地缘环境演进态势的响应。后冷战时期，中美战略竞争的地缘环境变化导致菲律宾对冲空间经历了“初步形成—空前巨大—逐渐缩小”演变历程，菲律宾在中美之间的战略趋势体现为从“大国平衡”到趋于“追随美国”。同时，菲律宾不同总统任期内的国内治理问题以及领导人认知影响菲律宾具体战略行为，这为中国扭转菲律宾“追随美国”的趋势提供了切入口。

5.2 讨论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今天“小国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引人注目”。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小国不仅会对冲两个竞争大国，其战略选择也可以是多方向的，网络视角下小国的多主体对冲研究将是笔者下一步重点研究命题。此外，在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的地区，小国对冲行为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从战略启示的角度看，中国应加大关注周边小国，做到“知己知彼”，并形成经营周边小国外交的中国方略。本文从影响菲律宾对中美实施对冲战略的作用尺度和驱动因素角度，尝试提出中国与菲律宾等小国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1）从国际尺度来看，中国应尽量处理好中美大国关系，防止中美战略交汇区的小国完全倒向美方阵营。虽然当前的中美关系处在新的调整或转型时期，战略竞争比较激烈，但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中美都意识到，中美关系是需要向前发展的。对战略交汇区小国最有利的地缘环境态势是大国战略关系适度紧张，小国便可借助充分的对冲空间施展大国平衡战略而两边获益。为防止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促使菲律宾等小国从寻求“中间站位”转为“选边站”而完全倒向美方阵营，中国应有效管控中美分歧，推动中美互利合作。
（2）从国内尺度来看，中国应关注菲律宾等小国的国内治理困境，借助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针对性地引导小国行为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小国的国家战略偏好是决定小国具体的战略行为和手段的因素。菲律宾对冲战略手段的跨领域平衡造成中菲关系的“政经分离”，菲律宾有“经济上靠中国”的现实需要。因此，中国在稳固中菲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应加强对菲地缘经济影响力以增进双边经济合作，以菲对华经济依赖制衡菲律宾在南海等敏感问题上挑衅中国。中国也应融入地缘文化手段加强文化交流，重视在菲对华友好话语权的建构，营造菲民众对华友好的民间氛围，避免小国滑向追随美国而制衡中国的不利境地。
（3）南海问题是阻碍中菲关系的敏感问题，也是影响菲律宾对冲战略实施的重要地缘驱动因素，中国应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妥善处理海上问题，深化中菲在南海低敏感领域的合作。2022年6月30日，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成为菲律宾新任总统，执政前两年其政府在南海问题上进一步追随美国行动。2023年8月发布的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政策，将南海问题列为“首要国家利益”，并不断配合域外势力在南海对中国采取对抗性行动。两年来，菲律宾已多次擅自企图向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运送建筑物资，不断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由此引发了中菲海上事态。这也印证了本文相关结论，国际尺度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菲律宾的对冲空间缩小并在南海问题进一步追随美国，国内尺度菲律宾新任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提升了南海问题在其国内治理中的战略考虑并加强了对中国的对抗行动。针对菲律宾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政府目前及未来在南海的挑衅行动，中国应妥善管控涉海矛盾分歧，处理好海上紧急事态，特别是管控好仁爱礁现地局势，并借助军事、经济等多种灵活手段，引导中菲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真诚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分析框架、战略启示、语言表达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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