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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

2024 , Vol. 43 >Issue 10: 2511 - 252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20063

观点与争鸣

“社会-技术协同”视角下的智慧城市转型研究与中国启示

  • 郭杰 , 1, 2, 3 ,
  • 汪坤 , 1, 2, 3 ,
  • 许吉黎 1, 2, 3 ,
  • 张虹鸥 1, 2, 3 ,
  • 叶玉瑶 1, 2, 3
展开
  • 1.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 510070
  • 2.广东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重验室，广州 510070
  • 3.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广州 510070
汪坤（1990-），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事废弃物地理学、政治生态学、后结构地理学。E-mail:

郭杰（1987-），女，甘肃兰州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数字化转型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2-01-19

  录用日期: 2024-06-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1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2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6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012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07)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23A04J1532)

广东省科学院发展专项资金(2023GDASZH-2023010101)

收起

Research and issues on China's smart cit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technical synergy”

  • GUO Jie , 1, 2, 3 ,
  • WANG Kun , 1, 2, 3 ,
  • XU Jili 1, 2, 3 ,
  • ZHANG Hongou 1, 2, 3 ,
  • YE Yuyao 1, 2, 3
Expand
  •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China
  • 2.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and GIS Application, Guangzhou 510070, China
  • 3. Guangdong Public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Guangzhou 51007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19

  Accepted date: 2024-06-06

  Online published: 2024-10-14

Fold

摘要

智慧城市转型成为新时期学术界和城市管理者最为关心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一种“技术决定论”或“知识（社会）决定论”二元对立的倾向，缺乏对智慧城市转型过程中技术-社会互构关系的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社会-技术互构视角和“社会-技术系统”思想，对技术创新与社会关系重组的共生性展开讨论，旨在揭示作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智慧城市，如何在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和技术创新的同步演进下发生渐进转型。研究通过采用“社会-技术系统”的多层级分析方法，从微观利基、中观体制、宏观景域3个层面提出“社会-技术协同”的分析思路，以期为中国智慧城市转型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关键词： 智慧城市; 社会-技术系统; 互构论; 多层分析方法

本文引用格式

郭杰 , 汪坤 , 许吉黎 , 张虹鸥 , 叶玉瑶 . “社会-技术协同”视角下的智慧城市转型研究与中国启示[J]. 地理研究, 2024 , 43(10) : 2511 -2522 . DOI: 10.11821/dlyj020220063

Abstract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greatest concern to academics and city managers in the new era.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till follow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or adopts a knowledge (social) determinism perspective, lacking a discussion of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smart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ens of technological-social interactions. In view of this, the study draws from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theory of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 thought of the social-technological system to examine the symbiosi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aim is to reveal how the smart city, as a socio-technical system, undergoes gradu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tudy draws on the multi-lever perspective approach (MLP) of the social-technical system. It builds a “social-technical synergy” framework and points out the analysis ideas at the three levels of micro-niche, meso-system, and macro-landscape.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s for smart city transformation studies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mart cities should consider the country's unique socio-economic context,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urban development realities. In the niche-level analysis, it is crucial to focus on the dynamic nature of multilevel government involvement. The study should delve into government-led urban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concerning local leadership, institutional motivation, entrepreneurial initiatives, and more. Besides, examining the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their contextual embeddedness is essential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s well. In the regime level analysis,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hina's socio-institutional context. The emphasis should be on understanding how China's specific state-market dynamics,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nd market mechanisms either enable or hinder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When examining the landscape level, atten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exploring the interplay among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contexts, as well as factors that drive smart city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se different scales. Drawing on sustainable transition geography and MLP approach, and honing in 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ocial-institutional system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China's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his approach not only offers theoretical direction but also provide policy rationale for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smart citi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ility within urban socio-technical system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mart city; socio-technical system; STS;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pproach

1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化、人口爆炸式增长以及自然资源的急剧减少等环境问题，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城市经济增长停滞、内部交通拥堵、犯罪率激增、社会日益隔离、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对城市发展模式与治理手段的创新提出了迫切需求[1]。在这一背景下，智慧城市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推进全球城市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破解大城市病、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以及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发展目标的关键选择[2]。
在全球信息技术企业的推动下——如IBM等，西方主要城市如纽约、伦敦、新加坡、阿姆斯特丹等相继启动了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智慧城市建设成果[3]。中国于2012年开始启动首批智慧城市试点项目，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的推动和政策支持，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900多个智慧城市试点。2023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投资规模为28.6万亿元。尽管中国成为全球智慧城市试点最多的国家，但城市建设出现繁荣且混乱的局面[4]。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过于注重数字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投资，而忽略社会层面的治理机制、制度支撑与政策保障的关注。这导致智慧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等与地方现实与社会需求脱节[5]。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性思维，智慧城市建设呈现“碎片化”特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应用仅限于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特定领域。这导致城市业务功能单一，部门间缺乏联动，城市运作效率低下，系统韧性不足，缺乏持久动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与转型发展[6]。
针对上述问题，中央政府在2014年所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及《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促进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的战略目标，并倡导从制度、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维度协同推进城市的智慧化转型。站在新一轮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起点以及“十四五”规划的开端，学术界和实践界需紧密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状况，深入反思过去智慧城市建设中过度依赖技术驱动、忽视“以人为本”理念的倾向，以及单纯追求“信息化”而忽视管理学视角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和问题。同时，需要超越传统的社会-技术二分法视角[7]，全面把握城市内部的技术生态与人文社会的相互关系[8]。通过将智慧城市视作一个复杂的“异质系统”，并融入社会-技术系统的思想，以理解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城市如何通过社会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展现出“智慧化”的空间特征和功能[8]。这种深入的反思与审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城市智慧化转型的核心本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智慧城市从技术中心主义向人本主义研究范式转变的历程。研究将对现有智慧城市转型的三种驱动机制进行解读，并对其局限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运用社会-技术互构理论，结合可持续转型地理与多层次分析方法（multiple-level perspective，MLP）[9]，从微观利基、中观社会技术体制、宏观景境3个层面，构建中国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旨在明确中国智慧城市转型的研究议题，并为推动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

2 智慧城市转型研究与评述

2.1 智慧城市的概念内涵

近十年来，智慧城市的可持续转型成为国内外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学术界针对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的驱动机制，从技术中心和知识中心两个维度展开了深入讨论。技术中心主义的学者们着重强调ICT技术、硬件设施以及大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他们认为智慧城市是一个基于实时数据集成与信息处理而自发运转的复杂系统[4,6]。人本主义研究则更加关注技术赋能的社会主体能动性，以及社会主体就城市问题、治理决策、技术方案等方面的知识创新和治理互动[7]。人本主义学者认为，单纯将ICT技术纳入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并不足以使城市变得智能，而人力资源、社会资本、文化制度等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关键[2,10]。通过将智慧城市的概念扩展至社会学习与知识创新层面，他们进一步将智慧城市定义为：具有高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空间[11⇓-13]。
近期研究表明，单纯从技术或社会角度的二分法解读，忽视了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塑造过程[14]，未能深入揭示城市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演进的本质[15]。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其构成涵盖了ICT技术与应用生态系统、社会组织、物理基础设施网络、制度保障体系以及自然资源等多元要素[16]。将数字技术带入社会不足以提高城市韧性与可持续性，需要通过互补行动与制度设计以支撑技术创新与社会技术的系统性转型。

2.2 智慧城市转型的驱动力研究

基于智慧城市的内涵界定，地理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学者对智慧城市转型展开讨论，并从技术驱动、知识驱动与社会-技术协同等视角，对城市转型的驱动机制展开探讨。

2.2.1 技术驱动视角

技术中心主义学者主张，ICT技术是推动城市智慧化转型的主导力量（图1），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为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城市治理的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持，进而促进城市功能的智慧化转变[1]。从技术驱动的角度看，智慧城市是一个通过实时数据集成与信息处理，自发实现运转的复杂系统[4]，在这个系统中，ICT技术占据核心地位，通过自动化的常规流程辅助城市决策、规划和管控，以推动城市的高效运行[17]4。因此，城市的智能性取决于数字信息网络（神经）、无处不在的嵌入式智能（大脑）、物理传感器（感觉器官）、软件系统（知识储备与认知能力）的有机结合[17]50。
图1 技术或社会决定论的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echnological or social determinism

技术驱动视角体现了“技术官僚主义”的社会变革愿景，它强调技术干预对于城市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单向效应，却忽视了社会动力[18]。这一观点遵循技术的自然主义哲学观，假设技术是客观世界的自然产物，缺乏对技术变革中的主体和社会文化关联的思考，同时低估了社会公民参与城市规划、管理与决策的作用[19]。

2.2.2 知识（社会）驱动视角

人本主义视角强调城市空间兼具自然和人文属性，并呼吁关注人力、教育、知识资本等因素在推动城市智慧化转型的作用[20]（图1）。持该视角学者指出，技术作为赋能的工具，本身不足以创造智慧的人居环境；相反，政府机构、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公民团体等围绕如何利用技术解决社会需求与城市问题，以及围绕治理决策与技术创新的协作互动是城市转型的根本动力。智慧城市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创造和共享知识的授权空间，也是一个以提升社会经济水平、环境承载力、要素流动性、城市竞争力为目标的知识密集型产物[21,22]。因此，在建设智慧城市时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推动ICT技术融入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时，增强对人力资本与无形资源的投资。通过鼓励多方社会主体参与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决策，激发社会在技术创新、学习和应用等方面的潜力，从而实现城市对外部资源（物质、人力和企业）吸引力的提升[23,24]。
知识驱动研究认为社会因素（人才、知识和政策等）是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该视角基于技术的建构主义哲学观，强调这些因素的单向作用[25]。建构主义思想将技术视为社会对象，而非物质客体，从而否定了技术的自在性。然而，它也低估了技术对社会发展和城市物质空间转型的媒介与调节作用。

2.2.3 社会-技术互构视角

为消除“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近期有学者从人地关系系统的视角出发，将智慧城市重新界定为一个由物质环境和人力社会深度交织而成的复杂非线性耦合系统。在这种理解下，城市人地系统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微小变动，都有可能引发整个系统内部各要素的重大变革[26]。该视角下的城市（空间）被认为是一个由社会关系网络和技术生态系统共同组成的异质性集合体[14]。城市是由人造物（基础设施网络）构成的系统与非人造物（社会组织、关系网络、制度框架等）构成的系统之系统；其发展轨迹受到社会、技术异质主体组成的关系网络的调控[16]。
社会-技术互构论突破了决定论思维，提出了演化式技术发展观，强调技术与社会组织关系及治理机制演化的共生性，以理解城市转型的驱动过程与复杂机理[27]。本质上，智慧城市转型是不同取向的社会主体对技术形态和应用方式的建构，以及技术变革和知识创新对社会组织关系网络和治理机制的逆向建构过程。因此，理解智慧城市转型需关注社会-技术的相互构成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与技术研发路径”的同步演进[7]。在承认ICT技术是城市人地系统的重要组成和创新驱动力的基础上[26]，思考ICT技术作用下城市人地系统内部社会活动及物质环境等要素的互动耦合关系与协同演化过程，特别是ICT技术应用对人类活动方式、地理环境及其耦合关系的影响与调控作用[24]。

3 智慧城市转型的“社会-技术协同”分析框架

3.1 智慧城市作为社会-技术系统

智慧城市是由技术与社会多要素按特定社会-技术秩序拼装（assembling）而成的复杂系统[28,29]。城市系统的功能性源于社会与技术要素的相互依赖和影响[30,31]。作为社会-技术系统，智慧城市的发展轨迹受到社会和技术异质主体关系网络的调节[16]。一方面，技术如智能电网、应急管理系统、智能交通等源于社会关系互动。技术变革的逻辑、惯例和路径由多元社会主体（围绕治理问题的识别、策略制定、知识创新、博弈合作的）的集体行动和关系互动决定[26]。其认知偏好、行动逻辑与合作方式等受到特定的制度安排、组织机制、认知惯例、交互模式等构成的“锁定机制”（lock-in mechanism）的制约[16]。另一方面，技术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优化。新技术进入社会会引发“与之互补”的集体行动，进而形成与之相应的治理机制和制度安排[27]。在技术研发与治理应用中，行动主体的技术构想、合作预期、行动方式与合作网络等均发生改变，形成与技术发展轨迹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形式[7]。可以说，智慧城市转型是在特定背景下，运用新型数字技术，优化社会组织关系与治理机制，提升城市社会-技术系统可持续性的过程。其中，城市系统的动态性和稳定性，以及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源于技术创新的微观社会互动、技术与行动规则的形成、以及外部发展环境[32]。

3.2 基于可持续转型地理与多层级方法的分析框架

智慧城市转型的驱动机制研究，需要关注技术研发与知识创新的微观社会互动，即技术的社会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技术异质关系网络，即社会-技术体制 ① 。同时，需要分析创创新实践嵌入的多尺度外部环境[16]。对此，研究采用多层级法（MLP），建立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的分析框架。MLP多被用于分析（能源、交通、产业等）单一城市职能的分析。近年来，有学者将MLP引入到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的研究中，以揭示社会-技术要素交互作用下的城市系统转型机制，但尚未形成科学、可行的分析框架[32]。根据MLP框架，我们认为：城市转型不是由单一因素和动力导致的变革，也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产物，而是来自不同地域空间、不同尺度的社会、技术、文化、经济等多元异质要素，在微观利基（niche）、中观体制（regime）、宏观景域（landscape）3个层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图2）[33,34]。由于智慧城市转型是一个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参与的复杂过程，为深入理解其转型的动力机制，需要围绕关键领域，如政务、交通、文化、经济、教育、医疗等，探讨各领域的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过程与机制[35,36]。
图2 城市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的多层级互动机制

资料来源: 根据Geels等[9]整理。

Fig. 2 Multi-level interaction mechanisms for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ocio-technical systems

鉴于对MLP缺少地理敏感性的批判，研究尝试将地方、尺度和空间概念纳入至分析框架，以突出智慧城市转型的多尺度建构过程、语境敏感性和空间多样性。
“利基”是知识（技术）创新的重要场所，其中技术创新通过多元主体在具体城市问题上的知识交互、利益交换和权力博弈等互动关系产生，并调节社会关系网络和互动模式[37]。它为智慧城市技术孵化和社会主体合作网络搭建提供了多尺度互动空间。利基创新发生在地方层面，同时是一个涉及多尺度的社会建构过程，受跨尺度互动关系的影响[32]。
“体制”作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核心，是指导社会主体对特定尺度、特定区域（如城市）社会-技术系统要素进行（再）生产的稳定组织。社会技术体制包含三类相互联系的要素：行动者和社会群体网络、正式与非正式规则（如制度、政策、标准、规范）、物质和技术要素[38]。体制是由社会行动主体及其组织关系、技术产品及其生态系统、物理基础设施网络、相关技术规范、社会行动准则与制度保障体系等共同组成的“异质”网络[39,40]。
“景域”是影响社会-技术体制变化与利基创新的深层次结构背景，包括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全球气候变化、国家制度与文化、社会与经济结构、地域生态环境等多尺度结构性情境[41]。景域层的动态变化给体制层带来变革压力，同时也给利基的技术创新带来机遇与挑战。因此，分析景域层的结构性背景有助于了解城市社会-技术系统转型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多尺度交互压力[36]。
智慧城市的“社会-技术系统”转型是3个层面相互作用与协同演化的过程（图3）。宏观景域的改变对城市社会-技术体制造成压力，打破体制稳态，为利基的技术创新提供机遇。技术发展和行为主体的力量积累形成了新技术路径和创新生态，挑战线性社会-技术体制。在“景域变化”和“利基发展”的双重压力下，体制经历了渐进调整，最终形成适应新技术发展的社会-技术体制[37]。这一过程具有地理敏感性，即转型发生于特定地域空间（如特定城市），同时嵌入在多尺度语境之中，受跨尺度关系互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40]100。
图3 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的分析框架

Fig. 3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of smart cities

4 “社会-技术协同”框架下的中国智慧城市转型研究议题

智慧城市涵盖社会、经济、监管和环境等领域。根据《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报告（2020）》，中国智慧城市重点发展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安全、智慧教育、智慧生活、智慧经济、智慧环境七大领域[41]。在探讨中国智慧城市转型时，需研究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社会建构过程、具有地方特点的“社会-技术体制”及创新互动的多尺度背景；在此基础上，分析三者互动与协同演化，揭示智慧城市转型的深层机理。

4.1 利基层分析：技术创新的社会建构过程

利基层作为新技术的“孵化室”，为城市问题识别、治理决策制定、技术方案设计等提供创新空间，并为智慧城市社会-技术系统的演进提供了“种子”。分析智慧城市利基时，应关注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技术企业等社会主体共同识别城市问题，进行技术研发与应用试验，探索解决方法，提出政策和保障措施的社会建构过程[42]。
研究对象应重点关注中国智慧城市试点项目。自2012年起，多个部委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900个智慧城市项目涵盖290个城市。这些项目是新技术想法的孵化器，涉及多方合作[43⇓-45]。这些试点项目是新技术手段的实验和孵化器，旨在确定最佳实践和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复制。利基分析需选取典型案例，如北京、深圳、杭州等国家试点项目，对关键技术-社会系统展开分析，探讨智慧城市转型地方化路径。
研究内容应聚焦试点实验的技术研发与治理实践，包括智慧政务、交通、安全、教育、生活、经济和环境等领域[46]，同时关注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技术企业、社区组织等跨空间尺度的多元行动者围绕“治理问题识别，技术方案设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与保障机制制定”的微观互动，揭示技术创新的社会建构过程与多尺度互动的结果[7]。一方面，考察多元社会主体如何围绕这些领域进行知识联合生产，并通过“目标衔接、知识融合、利益互换、权力博弈等”交互作用而提出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城市治理思路、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制度保障与政策法规等[47]（图4）。另一方面，考察技术需求如何逆向调节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多元社会主体如何在目标冲突和利益竞争中改变治理目标、治理角色、行动逻辑与合作理念等，并在协商中重构合作关系网络与互动模式等[7]。
图4 利基层的技术创新与治理实践

Fig. 4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the niche level

4.2 体制层分析: 社会-技术配置的“锁定机制”与“重组机制”

社会-技术体制是社会-技术系统演化的核心架构，由主要技术、组织、规制、标准、知识等异质要素构成[37]，其稳定性由社会行动者网络，规则体系与制度框架，城市物质和技术网络共同决定。体制层的社会-技术配置对利基层创新有锁定效应，而利基层的创新突破也会对体制层带来转型压力。
研究对象应关注：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与应用治理的多元社会主体及其关系网络；影响协同治理的技术标准、政策规范与制度框架、市场准则与约束机制等；城市基础设施网络与技术生态系统。
研究内容应关注：中国特定城市的“社会-技术配置”如何形成“锁定机制”，对智慧政务、交通、产业、环境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治理实践造成“路径锁定”（图5），并带来地方化的城市建设方案、治理决策偏好、技术研发路径等。特别是，中国集中式监管体制与市场机制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活动，技术标准与行动准则的形成，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如交通、能源和通信网络）的开发与建设等，形成智慧城市转型的“地方化”锁定机制[47]。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实践中的微观交互作用，如何突破既有的社会-技术配置，使技术演化偏离既定路径（图5），并对既有的社会-技术配置施加变革压力，促使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城市运行模式、技术研发标准、产业结构与技术生态系统、相关政策法规等发生重组或转型。
图5 社会-技术体制的锁定与重组

Fig. 5 Mechanisms of lock-in and reorganisation of socio-technical regimes

4.3 景域层分析: 多尺度情景驱动下的社会-技术协同演进

景域是构成社会深层关系结构的跨尺度、多元要素集合，包括全球、国家与地方的人口分布、气候变化、政治文化、经济趋势、社会运动、制度背景、生态环境等。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外部性的发展环境，其变化为现行社会-技术体制及整个社会-技术系统带来转型的压力，削弱体制的稳定性[37]。对智慧城市转型的景域分析有助于识别社会-技术系统演化的多尺度结构性动因。
研究对象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发，分析全球尺度的经济环境、科技创新、气候变化与国家尺度的制度改革、社会经济政策、人口结构、自然资源等宏观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主体参与智慧城市核心领域，如政务、交通、安全、教育、生活与环境的技术创新，并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主体的行动动机、治理目标、行为决策和互动方式。同时，还应关注城市尺度的经济、交通、住房、环境、能源等地方性因素如何促进或制约创新实践，并引发社会-技术体制的重组[47]。
研究内容需结合中国技术创新、智慧城市建设、社会治理的全球、国家与地方语境，考察全球与地方尺度上的环境变化，如何诱发国家层面出台智慧城市发展战略与政策目标。例如，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智慧城市试点工程、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等对各地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技术应用与治理转型产生影响，及其对地方化的社会-技术配置（如技术标准、行动准则、制度框架等）构成重组压力。一方面，通过访谈、文本解析等方法，挖掘影响社会主体能动性的关键外部要素，分析这些要素如何促进或阻碍创新实践，以及导致目标冲突和行动错位的原因。另一方面，识别影响多主体协作的关键因素，探讨这些要素如何促进参与者达成一致的行动目标。进行利益互换与知识整合，推动以地方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揭示智慧城市转型背后的社会-技术协同演化机理。

5 结论与讨论

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日益重要，但现有研究在剖析其驱动机制时，普遍缺乏对“社会-技术协同”演进过程的考量。多数研究倾向技术中心或者从知识中心角度，未能全面把握技术与社会的互相形塑和共生关系。智慧城市本质上是由社会与技术要素交织而成的复杂异质系统，其转型高度依赖于社会与技术的协同演进。为全面洞悉城市智慧转型的微观机制，本文采用“社会-技术互构”视角，将智慧城市转型过程界定为：在特定城市环境框架下，通过引入并应用前沿数字技术（诸如智能电网、应急管理系统、智能交通系统、电子医疗平台等），并同步优化与重组社会组织结构与治理体系，以实现城市社会-技术系统整体可持续性的显著提升。研究认为，为深入理解智慧城市转型的历程及其驱动机制，需从“技术创新的社会建构过程”“社会-技术配置的锁定与重组机制”“多尺度情景驱动下的社会-技术协同演进”3个方面展开探讨。通过考察多尺度社会主体围绕技术创新的微观互动、地方化的社会-技术配置转型机制、及多尺度交互下的诱发机制，揭示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的微观机制。
未来中国智慧城市可持续转型研究，需考虑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制度与治理机制与城市发展现实问题。在利基层分析中，特别关注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多层级政府的能动性，并从地方领导力、制度激励、企业家精神等层面探讨政府主导的城市建设、技术创新与治理实践，分析跨尺度行动主体的合作互动模式。在体制层分析中，需关注中国社会-制度语境的独特性，探讨国家企业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劳资关系、央地关系、社会组织形式、市场运行机制等，对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与治理应用的社会互动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在景域层分析中，应关注全球、国家与地方多尺度环境交互对智慧城市转型的诱发机制。通过结合可持续转型地理理念和多层级分析方法，聚焦中国社会制度特殊性、关键行动者的地方能动性及其语境嵌入性[35-36]，可深入理解中国智慧城市转型的驱动机制，为未来提升智慧城市韧性和城市社会-技术系统可持续性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依据。
说明：由于作者根据专家意见，引入新的前沿理论与方法，对论文进行了整体调整，故造成最终见刊延迟。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的宝贵意见。专家建议优化文章结构，加强论述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及困境，结合可持续转型地理学的空间、尺度与地方思维，修正多层级法（MLP）在智慧城市转型研究中的应用。这些建议使论文在理清思路、框架构建、分析讨论与结论梳理上获得质的提升，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Batty M, Axhausen K, Giannotti F, et al.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Th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012, 214(1): 481-518.

[2]
Hollands R. Will the real smart city please stand up? Intelligent, progressive or entrepreneurial. City, 2008, 12(3): 303-320.

[3]
钱学胜, 凌鸿. 管理和技术融合视角下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反思. 当代建筑, 2020, (12), 28-30.

[ Qian Xuesheng, Lin Hong. Reflection on China's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Contemporary, 2020, (12), 28-30.

[4]
邓毛颖. 智慧城市与智慧的城市规划.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3): 49-56.

[ Deng Maoying. Smart city and smart urban planning. Journ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 (3): 49-56.]

[5]
辜胜阻, 杨建武, 刘江日.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软科学, 2013, (1): 6-12.

[ Koo Shengzu, Yang Jianwu, Liu Jiangri. Current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in China. China Soft Science, 2013, (1): 6-12.]

[6]
孙中亚, 甄峰. 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实践述评. 规划师, 2013, (2): 32-36.

[ Sun Yazhong, Zhen Feng. Review of smart city research and planning practice. Planner, 2013, (2): 32-36.]

[7]
郭杰, 王珺, 姜璐, 等. 从技术中心主义到人本主义: 智慧城市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3): 488-498.

DOI

[ Guo Jie, Wang Jun, Jiang Lu, et al. From technocentrism to humanism: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mart city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2, 41(3): 488-498.]

[8]
甄峰, 席广亮, 秦萧. 基于地理视角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理论思考.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4): 402-409.

DOI

[ Zhen Feng, Xi Guangliang, Qin Xiao. Smart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ased on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Some theoretical thinking. Advances in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34(4): 402-409.]

[9]
Geels W. A socio-technical analysis of low-carbon transitions: Introducing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into transport studies.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2, (24): 471-482.

[10]
Roy J. Rethinking communities: Aligning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Lac Carling Government Review, 2021-7-26. www.tc.ca/end-game7.pdf, 2022-01-19.

[11]
Kitchin R. The real-time city? Big data and smart urbanism. Geojournal, 2014, 79: 1-14.

[12]
Nam T, Pardo T. Conceptualizing smart city with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New York: ACM, 2011:XXX.

[13]
Karvonen A, Cugurullo F, Caprotti F. Inside Smart Cities: Place, Politics and Urban Innov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2018.

[14]
Meijer A, Bolivar M. Governing the smart ci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smart urban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6, 82(2): 392-408.

[15]
Kummitha R, Crutzen N. How do we understand smart citie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ities, 2017, 67: 43-52.

[16]
Mora L, Deakin M, Zhang X, et al. Assebling sustainable smart city transi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21, 28(1-2): 1-27.

[17]
Graham S, Marvin 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City: Electronic spaces. London, UK: Routledge, 1996: 4, 50.

[18]
Tomor Z, Meijer A, Michels A, et al. Smart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cities: Findings from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9, 26(4): 3-27.

[19]
乔天宇, 涂真, 孙朔晗. 理解技术的不同维度: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技术观. 科学与社会, 2018, 8(4): 34-49.

[ Qiao Tianzhen, Tu Zhen, Sun Shuohan.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Technology view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cience and Society, 2018, 8(4): 34-49.]

[20]
宋刚, 邬伦. 创新2.0视野下的智慧城市. 城市发展研究, 2012, (9): 53-60.

[ Song Gang, Wu Lun. Smart city in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2.0.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2, (9): 53-60.]

[21]
甄峰, 翟青, 陈刚, 等. 信息时代移动信息社会理论构建与城市地理研究. 地理研究, 2012, 31(2): 197-206.

[ Zhen Feng, Zhai Qing, Chen Gang, et al. Mobile social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eographic research in the information er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2): 197-206.]

[22]
Dameri R. Searching for smart city definition: A comprehensive propo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 & Technology, 2012, 11(5): 2544-2551.

[23]
Komninos N. Intelligent cities: Innovation, knowledge systems and digital spaces. London, UK: Routledge, 2002: 235.

[24]
姚冲, 甄峰, 席广亮. 中国智慧城市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人文地理, 2021, 36(5): 15-23.

[ Yako Chong, Zhen Feng, XI guang-liang.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smart city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21, 36(5): 15-23.]

[25]
殷登祥. 技术的社会形成.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79.

[ Yin Denghui. The Technology of Social Shaping. Beijing: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79.]

[26]
甄峰, 席广亮, 张姗琪, 等. 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理论框架与科学问题.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9): 2187-2200.

DOI

[ Zhen Feng, Xi Guangliang, Zhang Shanqi, et 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scientific problems of smart city man-land system.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9): 2187-2200.]

DOI

[27]
Williams R and Edge D.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Research Policy, 1996, 25(6): 865-899.

[28]
Bijker W. Technology,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Elsevier Publishing, 2015: 15.

[29]
Deakinv M. Smart Cities: Governing, Modelling and Analysing the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88.

[30]
Mehmood A. On the history and potentials of evolutionary metaphors in urban planning. Planning Theory, 2010, 9(1):63-87.

[31]
Carayon P. Human factors of complex sociotechnical systems. Applied Ergonomics, 2006, 37(4): 525-535.

DOI PMID

[32]
余振, 龚惠文, 胡晓辉. 可持续性转型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3): 498-510.

DOI

[ Yu Zhen, Gong Huiwen, Hu Xiaohui. Geography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A sympathetic critique and research agenda. Progress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3): 498-510.]

[33]
李慧. 社会-技术转型多层级视角: 形成背景、理论渊源及构成框架. 中国科技论坛, 2019, 4 (4): 42-49.

[ Li Hui.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on social-technical transitions: Background,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framework.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um, 2019, 4(4): 42-49.]

[34]
Bulkeley H, McGuirk P, Dowling R. Making a smart city for the smart grid? The urban material politics of actualising smart electricity network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6, 48(9):1709-1726.

[35]
胡晓辉, 张旭亮, 杨宇. 可持续转型的地理视角及其分析框架优化. 地理研究. 2023, 42(4): 1117-1120.

DOI

[ Hu Xiaohui, Zhang Xuliang, Yang Yu.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Towards an advanced analytical framework.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4): 1117-1120.]

[36]
胡晓辉, 董柯. 可持续转型研究动态与经济地理学展望. 地理研究. 2022, 41(1): 18-33.

DOI

[ Hu Xiaohui, Dong ke. A review o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and its research agendas in economic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1): 18-33.]

[37]
Geels F, Sovacool B, Schwanen T, et al.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for deep decarbonization. Science, 2017, 357(6357), 1242-1244.

DOI PMID

[38]
Smith A, Voß J, Grin J. Innovation studies and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The allure of the multi-lever perspective and its challenges. Research Policy, 2010, 39(4): 435-448.

[39]
Mora L, Bolici R, Deakin M.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smart city research: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7, 24(1): 3-27.

[40]
Mora L, Deakin M. Untangling Smart Cities:From Utopian Dreams to Innovation Systems for a Technology-Enabled Urban Sustainability. Amsterdam, Netherlands: Elsevier, 2019: 100.

[41]
亿欧智库. 2020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报告. https://www.digitalelite.cn/h-nd-5175.html, 2023-08-25.

[ Iyiou. 2020 China Smart C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 https://www.digitalelite.cn/h-nd-5175.html, 2023-08-25 ]

[42]
陈卓淳, 姚遂. 中国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路径探析: 基于社会技术转型思路.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2): 62-68.

[ Chen Zhuochun, Yao Sui. Exploring transition pathways for a decarbonized electricity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approach.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 22(2): 62-68.]

[43]
Wang B, Loo B, Huang G. Becoming smarter through smart city pilot project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Chinasince 2013.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22, 29(4): 3-24.

DOI

[44]
Wiig A, Wyly E. Introduction: Thinking through the politics of the smart city. Urban Geography, 2016, 37(4): 485-493.

[45]
McLean A, Bulkeley H, Crang M. Negotiating the urban smart grid: Socio-technical experimentation in the city of Austin. Urban Studies, 2016, 53(15): 153-166.

[46]
甄峰, 张姗琪, 秦萧, 等. 从信息化赋能到综合赋能: 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思路探索.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10): 2060-2072.

DOI

[ Zhen Feng, Zhang Shanqi, Qin Xiao et al. From informational empowerment to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Exploring the ideas of smart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10): 2060-2072.]

DOI

[47]
Jiang H, Geertman S, Witte P. A sociotechnical framework for smart urban governance: Urba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realm of smart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lanning Research, 2020, 9(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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