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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10: 2785 - 280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1005

研究论文

女性主义补充视角下拼装地理学的应用探索——以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的提出与夭折为例

  • 牟雅图 ,
  • 胡志丁
展开
  •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胡志丁（1986-），男，江西余干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牟雅图（1995-），女，山东烟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11-08

  录用日期: 2024-06-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1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5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40500-20104-222578)

收起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assemblage geographies from a feminist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proposal and deletion of land co-ownership policy in Uganda

  • MOU Yatu ,
  • HU Zhiding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08

  Accepted date: 2024-06-20

  Online published: 2024-10-14

Fold

摘要

拼装地理学（Assemblage Geographies）以“异质生成空间”和“后关系本体论”为基本特征构建了一种共通的解释策略，然而在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前沿分支提供启发式思维和方法论的同时，它因为模糊了内部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和权力差异性而丧失了对权力关系运作的关注，其描述性“空洞”和精确性缺乏等弱点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近几十年来，女性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地理学研究空间，其垂直性的权力关系与结构内涵可以弥补拼装地理学在关注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方面的缺失，得以解释拼装内部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关系是如何持续并抵制变革的。在女性主义补充视角下，本文将拼装地理学应用的分析框架分为“异质生成空间”“后关系本体论”“动态涌现过程”以及“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4个部分。基于此，本文以在乌干达的田野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揭示了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路径是如何具有拼装的基本特征，塑造了土地共同所有权作为一项土地法案修正案条款的提出，而正是权力差异关系的持续导致了这一条款在最后颁布时被删除。通过拼装地理学与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本文在批判地讨论西方前沿理论思想的基础上，以期为拼装思维的应用提供经验参考，并为拼装地理学增添新的解释力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 拼装地理学; 拼装; 女性主义; 差异性原则; 非洲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

牟雅图 , 胡志丁 . 女性主义补充视角下拼装地理学的应用探索——以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的提出与夭折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 43(10) : 2785 -2802 . DOI: 10.11821/dlyj020231005

Abstract

Assemblage geographies have constructed a shared interpretive strategy based on “heterogeneous generated space” and “post-relational ontology” as its basic features. While providing heuristic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as a cutting-edge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ts weaknesses, such as descriptive “emptiness” and lack of precision, are inevitably revealed. More strikingly, it loses its focus on the differential workings of power relations by blurr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its internal component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ower. Feminist theory has opened up new geographic research spaces over the decades and has focused on the fact that assemblage geographies are severely limited in their practical potential by the missing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The vertical power relations and structural connotations of feminist principles are innately connected and complementary to assemblage geographies. Within a complementary femin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ategoriz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pplied by assemblage geographies into “heterogeneous generated space”, “post-relational ontology”, “dynamic and emergent processes”, and “differential relev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power”. Based on this, using fieldwork in Uganda as empirical material, this paper reveals how Ugandan women's land empowerment pathway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basic features of assemblage that shaped the introduction of land co-ownership as an amendment clause to the land bill, and it was the persistence of differential power relations that led to the deletion of this clause when it was finally enacted. Through a dialog between assemblage geography and feminist theory, this paper critically discusses cutting-edge Western theoretical ideas with a view to empirically informing the application of assemblage thinking and adding new explanatory power and applied value to assemblage geographies.

Key words： assemblage geographies; assemblage; feminism;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African studies

1 引言

在过去的20年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与“新”唯物主义的出现从根本上扩展了简单的唯物主义分析，超越了传统上对结构和“宏观”层面的关注，成为社会科学中越来越重要的分析路径，这也吸引了人文地理学的巨大兴趣[1]。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过程与互动的Deleuze唯物主义和本体论在众多理论研究中大行其道，尤其是其强调“成为”（becoming）而不是“存在”（being）的哲学伦理取向在拼装（assemblage）这一概念中得以保留[2]。拼装最直接的含义是描述不同的实体（entities）聚集在一起形成某种关系（relations），并作为临时整体（wholes）运作的过程[3]。拼装本身也可视为一种元理论和方法论，用以描述捕捉与描述异质要素间相互作用和关系动态变化的过程，形成一套符合全球化和流动性背景的思潮[4]。
拼装为地理学家提供了具有开创性的思想与方法论，用来描述一系列的社会空间秩序和过程问题，从利用拼装理解一系列地理现象，如城市地理中的城市化问题[5]、边界研究中“边界拼装”的形成[6]、社会和文化地理学中的社会运动[7]，到对具体政策或行为的描述，如欧盟的养猪实践[8]、地缘政治研究中战略位置形成[9]、新西兰的创意产业政策[10]、环境研究中的政策管理[11]等研究。Anderson和McFarlane将地理学中对拼装的使用分为三类：作为描述符（descriptor）、概念（concept）和社会思潮（ethos）[12]。随着拼装在地理学领域应用的广泛以及案例研究的丰富，一种共通的解释策略已经形成，有学者通过追溯详细的文献综述将这一领域的研究称为拼装地理学（Assemblage Geographies）[13]。由于拼装地理学不能根据一套统一的研究领域、理论框架及其方法论来简洁地概括，因此国外已有研究均使用复数的“geographies”来描述这一研究分支。
拼装地理学的快速发展，使其缺点也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最主要的批判集中在缺乏概念或方法的精确性，换句话说，随着拼装的用法越来越多样化，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14,15]。更重要的是，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拼装地理学在思想上对女性主义原则的忽视与脱节，即拼装地理学的平面本体论因模糊了其内部组成部分的相对差异性和相对重要性，而丧失了对权力关系差异运作的关注。女性主义地理学认为主流理论框架中忽略了围绕性别、性和差异重要性的讨论，开始关注性别和地理如何相互产生和转化，以及这种性别带来的差异性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并与其他社会领域互相交织，这种原则主要体现在差异的产生、运作和持续[16,17]。由此，我们得以从女性主义补充视角，尝试解决拼装地理学的应用缺陷：如果一切都同等重要，拼装如何在现实问题的解释中发挥作用，并如何描述权力在其中的运作与影响?女性主义差异性原则的运用可以体现出研究议题中社会差异的相关性，使得权力的差异运作变得可见，并可以质疑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关系是如何持续并抵制变革的，从而为拼装地理学提供更强有力的解释性。
尽管拼装在地理学领域已得到广泛使用和拓展，当前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对其应用还不充分，仍处于“拼装”概念的引入与理论讨论的阶段。作为一种“分析策略”、视角或方法论，拼装以异质要素和关系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and relational-oriented ontology）为基础，既可以是一个理论（theory），也可以是一种思维（thought）或方法（approach）[18,19]。由于拼装在国内学界的叫法尚未统一，本文用“拼装思维”一词作为对拼装地理学应用探索的视角。在批判地讨论西方前沿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梳理了拼装的特征及拼装地理学在应用中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女性主义与拼装地理学的先天联系性。本文通过融合女性主义差异性原则，将拼装地理学应用的分析框架分为“异质生成空间”“后关系本体论”“动态涌现过程”以及“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4个部分，以期为拼装思维应用提供经验参考。本文研究案例主要源于2018年8—9月在乌干达进行的田野调查，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并借助相关历史地理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辅以公开的数据，应用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 approach）对田野调查搜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围绕着土地、土地所有权的文本记录等物质要素，在穆塞韦尼总统政府、国际及乌干达非政府组织、地方当局与部落长老等多方行为体博弈下，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条款被列在了《1998年土地法案》修正案的议程中。然而，穆塞韦尼总统在最后一刻否决了该条款。过时的土地所有制度以及凌驾于成文法的传统社会规范严重影响了女性的土地权利，这在非洲国家的女性土地赋权过程中具有鲜明的典型性，这一案例不仅符合探索拼装地理学应用的实践价值，还具有重要的非洲国别研究意义。

2 拼装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构建：基于女性主义补充视角

2.1 拼装及其思维特征

作为一个通用的概念，拼装被视为一种超越了自然-文化、身体-技术和物理-政治等现代主义二元论的描述性概念[20,21]。Deleuze强调他的拼装思维“就像一个工具箱”，鼓励其他学者适应和改变他的方法，以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22]。拼装在地理学中的应用挑战了长期以来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范畴和空间想象，在讨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式下，拼装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内涵被归纳为“异质生成空间”和“后关系本体论”两方面[23]。基于Deleuze唯物主义和本体论，综合现有文献关于拼装的核心线索，拼装思维通常包含四个特征：首先，拼装强调“异质要素的构成”，即一种超越人类的视角。拼装通过捕捉事物过程中人与物质的任意要素，如人类、动物、物体、环境以及他们的能动性，以成为一个异质要素构成的临时生成空间[24]。其次，拼装及其各要素都遵循“平面本体论”的特征，即对关系本体论的承诺，指拼装依赖人类和非人类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来解释物质对象和人类主体的共同创造能力[25]。拼装中各部分要素的性质不是由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定义或穷尽的，这些要素还保留了超出这些特定关系的可能[26]25。第三，拼装以欲望为标志，即“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潜力[27]10。欲望也指的是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一种关于非精神的和非个人意志或权力增加的动力，能够不断地将连续的、零散的和碎片化的部分耦合在一起[27]10。最后，拼装呈现动态性和过程性的特点，持续表现为一种开放的、临时的和不断变化的状态[9]。拼装中的异质要素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被拼装成一个“整体”，与此同时，“整体”也会随着所有要素的参与而改变，形成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拼装“整体”[28]。这说明由偶发或涌现过程驱动的拼装总是在被（重新）拼装（领域化），在保持开放变化的同时（去领域化），也倾向于特定秩序的稳定（再领域化）[26]3。

2.2 拼装地理学的缺陷

地理学者利用拼装思维对自己领域的方法论和理论概念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将拼装在地理学中的应用提炼到子领域“拼装地理学”的范畴中[13]。然而，拼装地理学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众多质疑。从广义内涵而言，对拼装思维的批判首先集中在概念或方法的精确性，即拼装地理学研究依旧浮于表面的描述，尤其是认为它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语境下，意味着它可能无法解释一切，且更难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29]。学者们在运用拼装思维时有一种强烈的“过度描述性”倾向，导致分析变成一种“简单的连接联系”，或者说变成一种对各种零碎现象“单薄”且“无休止”的描述[12]。Brenner等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弱概念化”（weak conceptualization），很难提出有效的解释性或规范性的观点[30]。Flint从结构和能动性的视角出发，认为用拼装来关注“小”事物可能会让我们无法解释“大”事物的持久性与运转，并主张在更宏观层面的背景和结构之间建立联系，以挖掘拼装地理学如何在探索偶然性的同时寻求更广泛的解释[31]。
其次，拼装地理学在应用领域被批判为缺乏关注差异性。拼装地理学的平面本体论抛弃了尺度等珍贵的社会空间概念，尽管其“异质要素构成”的特征包含了差异的内涵，但也同时模糊了其内部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或权力的相对差异性，忽略了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人与非人、物质与语言、权力与意义之间的传统垂直关系[14]。拼装思维在强调“成为”的过程中承认各要素本身的不同属性，且要素在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自身的参与能力（capacity）[32]。然而，源于Deleuze根茎（rhizome）哲学思想的“权力意志”难以窥见权力的运作过程，并且无法解决拼装中差异如何持续与影响的问题[32]。Saldanha称其为一种形而上学平等主义，如果拼装中任何要素都同等重要，拼装运作的现实结果或现象将难以解释[14]。拼装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传统的社会类别概念，而正是权力的运作才得以产生相对差异性。尽管Dittmer在地缘政治研究中指出，通过观察权力在众多行为者之间的分配，拼装思维避开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分析，从女性主义视角避免了只有“精英”才重要的声音[25]。但这并没有在解决微观层面拼装过程中各异质要素的差异问题，也没有完善其方法论以增强其应用性。如Meehan与Adey都关注到拼装过程中忽视了结构性暴力问题，并认为拼装地理学缺失了对不同“身体”（body），尤其对真正“有血有肉”的身体的关注，而不是仅仅关注抽象的人[31]。拼装思维的这两方面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即不关注差异性是其模糊性与解释性有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差异性原则缺失的问题正与后现代思潮中的女性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内涵相契合。

2.3 女性主义与拼装地理学的先天联系性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西方社会大动荡时期，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内涵的深化以及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女性主义地理学超越了“对女性的研究”本身，聚焦表现性别差异影响的演化和动态过程，以及这些表现和身份如何构建和改变其与空间和地点的关系[33⇓-35]。女性主义在地理学研究中主要包含三条研究路径：首先，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文化、经济、政治和环境领域中男性和女性不同生活经历的空间维度展开；其次，将性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分析，尤其强调“父权制”是一种空间和历史上特定的社会结构；三是考察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被赋予特定意义的方式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影响[36,37]。与拼装地理学中异质要素构成和平面本体论的主要特征不同，从女性主义在地理学中的应用来看，女性主义理论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尤其包含垂直性的权力关系与结构的成分[38]。
虽然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仍然质疑德勒兹-瓜塔里（Deleuze-Guattari）的哲学思想，但他们承认拼装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空间，并指出理论化的拼装思维有可能为女性主义理论目前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32]。具体而言，女性主义原则通过社会差异类别和身份的产生来关注权力的运作，需要将种族、性别、性相关的物质流、政治话语、社会公共健康情况等内容进行整合，因而拼装有潜力成为一种对此有效的分析（图1）[39,40]。
图1 女性主义原则与拼装地理学的联系与补充

注：图中圆圈的大小体现了不同要素的差异性，双向箭头的大小体现了不同关系的差异性。

Fig. 1 Connection and supplement between feminist principles and assemblage geographies

第一，拼装思维天生关注性别及性别差异。Deleuze认为拼装由“跨年龄、性别和统治的关系”组成，并将其统一性视为一种共生关系[41]。德勒兹-瓜塔里主义深化了性、地球、时间等要素相互作用的概念，为物质以外的文化、政治等载体组织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42]。拼装思维中的身体与其说是一个物质实体，不如说是一套活生生的关系，身体不能完全脱离其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43]。第二，女性主义认为不应该回避或忽视以拼装为代表的Deleuze哲学思想，并从中获得对过程理解有意义的补充。《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Deleuze and Feminist Theory）一书中肯定了Deleuze思想与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兼容性，并指出拼装思想关注的“成为”的问题可以补充“成为女性”（becoming-woman）的议题[44]。通过借鉴拼装思维，Grosz将“成为女性”理解为女性身份的不稳定性[45]，Flieger则将其描述为“改变一个人的观点、改变一个人的本质、改变一个人的身份的典型事例”[46]。由此，作为异质要素在共生和不断转化中的“拼装”也可以被理解为与“成为”之间的联系，即两种状态之间连续过程的连接[47]。第三，拼装思维与女性主义的联系性还体现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中。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交叉性通常被定义为性别、种族与个人生活、社会实践、制度安排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各差异类别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在权力方面的结果表现[48,49]。然而交叉性产生的身份差异更多的是一种试图静止和相对平息的变化过程，可能会忽视研究对象的流动性及其影响[50,51]。因此，拼装思维中对过程性的强调以及领域化、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特征与女性主义的交叉性概念具有互补性，得以描述该类别也总是在“成为”的过程中。

2.4 女性主义差异性原则对拼装地理学分析框架的补充

拼装地理学的实践潜力受到了女性主义的批判，而女性主义对拼装地理学的理论补充使得社会差异的相关性得以显现，权力的差异运作变得可描述，并有潜力分析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是如何持续和抵制变革的。本文借鉴Kinkaid[3]提出的女性主义从社会类别、权力关系和伦理政治对拼装地理学的理论补充，主要从拼装作为描述符、概念和社会思潮3个方面，将差异性原则引入拼装地理学应用的分析中。
首先，女性主义方法论中的社会类别可以补充拼装地理学对差异产生的关注。“社会类别”简单来说可以指将复杂和动态的过程“固定”成稳定的、可以参照的形式[52]。作为描述符的拼装（assemblage-as-descriptor）强调的是作为一种描述社会空间秩序的方式，即描述这一正在形成的、历史偶然的、异质的和临时的过程[53]。这种涵盖过度宽泛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可能会遗漏或否定像种族、性别和阶级这种传统的社会类别，甚至可能被随意地“解构”为“抽象类别”[54]。女性主义认为拼装地理学对社会类别的忽略，本质上是忽视了这些跨越个人的“无形”力量如何又归属于或反作用于个人身上，这种否定可能使社会差异的形成进一步隐形化。社会类别不应该被视为既定的，而是一种需要解释的事项和特定形式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可以理解和描述这些社会差异是如何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中被调动和形成的，因此可以弥补拼装地理学中差异产生的缺失。从拼装的视角来看，社会类别通过组织、汇集一系列“抽象”要素产生了必须加以解释的符号和物质差异，而社会类别的抽象性和非物质性同样可以用拼装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差异的体现使拼装的分析更有意义[55]。
其次，女性主义的权力关系分析可以增强拼装地理学对差异关系运作的解释。作为概念的拼装（assemblage-as-concept）指的是更明确地使用概念和来自拼装思维的术语，尽管在应用层面与前文作为描述符的拼装可能存在重叠，但作为概念的拼装强调在具体分析研究中使用这些概念，而不是简单地使用拼装作为空间想象来描述给定的问题或现象[25]。拼装思维并没有预先确定等级制度或社会秩序，所有实体，包括人类、动物、事物和物质，都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即一种平面本体论[56]。基于福柯的思想，权力也被解读为一种“多重共存”，拼装意味着权力不是中央统治也不是平均分配，而是一种不断变革的多元化权力[12]。这种权力指一种偶然的和多重的力量，与之对应的是“拼装”的创造（made）和再制造（remade）[7]。然而这些围绕权力的表述仍然停留在本体论层面，对权力本身的解释十分有限。女性主义理论的权力关系同样来源于福柯思想，但与拼装地理学不同的是，女性主义必然与差异性原则紧密相连，关注差异的产生如何形成一种权力的运作[3]。通过考察性别符号、身份和物质价值的差异分布“编码”，更好地认识和解释社会空间秩序中内部权力关系的运作，揭示不同形式的制度化不平等和暴力[57]。因此，将女性主义原则融入拼装地理学分析中，权力的多重和差异运作可以变得可见，从而弥补了拼装平面本体论对权力问题关注的不足。
最后，女性主义中的立场性与反身性概念使拼装有潜力分析差异的持续与变革。作为社会思潮的拼装（assemblage-as-ethos）源于拼装的哲学基础，暗示了与世界接触的某种精神，表现为对可能性和变化的关注，强调开放性、偶然性、可塑性和不确定性[58]。“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分析轴向同样体现了拼装这一变化过程的内涵，它既包含其要素的稳定以及强化其边界的“领域化”过程，同时也具有因内部及外部要素的出现、消散及相互关系作用，而涌现出对既定状态的改变和创造新实体“去领域化”的可能[7]。然而，这种转变的可能性是从本体上预设的，不是基于具体的、上下文情境的调查，不包含对历史上特定的或被调查过的社会物质关系的考虑，因此难以确定这种转变可能会受到的限制或具体变化的轨迹。以种族问题为例，拼装难以说明哪些身体被赋予不同的流动性，以及什么形式的特权会导致种族问题持续存在并仍有力量抵制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可以通过其伦理政治中的立场性（positionality）与反身性（reflexivity）概念来弥补拼装的不足[3]。立场性强调要关注所处的主体地位影响我们所生产的知识的途径，因而需要对不同的身体/物质所处的环境与社会系统进行核算，以及关注核算结果如何影响着对主导的社会秩序的看法[59]。反身性则强调对立场性的批判性反思，致力于审视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和在权力关系上的潜在共谋，借此可以更充分地说明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含义[60,61]。通过反思权力关系中的可能性条件和实践行为，女性主义原则有机会形成对差异性持续与变革的启发性解释，弥补拼装思维对“领域化”和“去领域化”过程描述模糊的局限性[62]。
综合现有拼装地理学文献，基于拼装的4个主要特征，即异质要素的构成、关系本体论、欲望为标志和动态性与过程性，并借鉴女性主义差异性原则对拼装地理学的补充，本文将“异质生成空间”“后关系本体论”“动态涌现过程”以及“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作为分析的逻辑框架，研究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的提出与夭折的案例（图2）。
图2 女性主义补充视角下拼装地理学应用的分析框架

Fig. 2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pplication of assemblage geographies from a feminist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

3 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乌干达是一个位于非洲东部的内陆国家，面积为24.16万km2，人口约4725万人，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农业是乌干达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约占85%的出口收入，且约有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与多数非洲国家相似，乌干达的土地所有权实际情况十分复杂，不同省市、部落的习惯法在正式法律中同样得到承认[63]。自乌干达政党全国抵抗运动（NRM）接管政府以来，乌干达土地制度经过1995年《宪法》、1998年《土地法》和2013年《土地政策》3次修订与完善，形成正式法下的四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包括习惯保有土地、自由保有土地、租赁土地制和Mailo土地所有制。其中，乌干达绝大部分地区仍施行习惯保有土地所有制，在一些城市地区则通常是自由保有土地所有制或租赁土地所有制[64,65]。总体而言，乌干达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土地所有制为主。
本文研究案例源于2018年8—9月在乌干达进行的田野调查，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其中，实地考察持续了21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和乌干达北部古卢城区及周边展开。调研一方面以半结构化采访为主，对乌干达政府土地、住房和城市发展部（Ministry of Lands, Housing & Urban Development，GOU）官员、国家环境管理局（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NEMA）工作人员、坎帕拉首都管理局官员、古卢市政府官员、古卢大学研究人员及学生、古卢周边商业农场负责人、古卢传统部落文化机构（Ker Kwaro Acholi）长老、小型农场农民与妇女、非政府组织雇员等进行了26次深入访谈和交流。另一方面，在乌干达女律师协会（The Uganda Association of Women Lawyers，FIDA-Uganda）、全国专业环保人士协会（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ist，NAPE）、3个小型私人农场以及古卢最大的市场，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和个人交流。
定性访谈有助于揭示个人态度、价值观和意义以及“表达”可能被忽视或歪曲的人的经历[66]。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试图理解乌干达的土地政策演变以及土地共同所有权从提出到夭折的过程。正式与非正式访谈主题非常多元，并结合参与式观察，深入收集有关女性在土地共同所有权议程中的意义与影响的信息，内容涵盖该议程空间、时间、物质条件、情感等多方面。在选择访谈对象时，综合考虑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等属性，关注访谈对象的主观活动与感受，并在研究中保持学术匿名原则。此外，由于本次田野调研以英文为基础语言进行，部分部落访谈需要借助当地翻译来开展，由此在数据编码、转码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三角互证法，对现场笔记和访谈资料进行整理。三角互证法分为数据（data triangulation）、方法论（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理论（theory triangulation）、研究者（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和多重三角互证法（multiple triangulation）五种基本类型[67]。本文主要结合运用研究者和理论两种三角互证法，前者指参考具有不同背景的不同研究者的角度，用相同的方法来检查研究主题，从而更深入、更平衡地了解相关背景，而后者则使用多个理论视角来描述和解释来自不同学科的同一案例，以对信息进行三角验证[68,69]。
本文基于拼装思维的应用立场和田野调查的研究发现，结合当地媒体、宣传物材料内容，运用大量二手学术资源和历史地理文献进行交叉验证，以避免有限信息的误解。在女性主义补充视角下拼装地理学的应用框架中，本文试图完善已有研究对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和土地共同所有权的解释。

4 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的拼装路径：土地共同所有权的提出与夭折

4.1 土地共同所有权议程的形成

土地资源具有多重内涵与价值形式，它不像一个物品可以随时带走，具有鲜明的存在意义和位置属性。从拼装地理学视角出发，与土地相关的物质要素丰富多样，包括生产工具（如斧头、铁锹、犁），信息工具（如地图、卫星图像、产量指导的图表），农业生产要素（如粮食、经济作物），建筑要素（如家庭住房、祖坟、部族象征性建筑），以及土地登记文本（如地契、税务登记簿等）。这些物质要素都基于土地之上，同时又超越土地本身，共同成为行为者使用土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社会权利空间[70]。土地资源对女性赋权具有深刻意义，大多数非洲农村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突出作用，提供了近90%的农业劳动力但并不拥有家庭土地，且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土地所有权是赋予女性社会经济权力的核心之一，Agarwal将土地所有权描述为在法律上和社会上得到承认并由外部合法权威执行的主张[71]。“汗水论证”（sweat argument）指出，女性应该通过履行社会和家庭责任而非继承获得土地权[72]。乌干达女性的工作贯穿了从田地到市场的整个生产价值链，女性主张与丈夫共同拥有土地的权利，以补偿照顾整个家庭的无偿劳动[73]。即使女性不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她们也很难在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乌干达女性从事有薪酬工作的比例很低[74]。
在实施土地权登记后，只有7%的土地所有权文件中列出了丈夫和妻子共同的名字[75]。2020年在乌干达北部土地所有权试点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授予所有权登记期间，女性群体没有或很少提供意见，土地“自然”地登记在男性户主的名下，这反而侵蚀了女性根据当地习俗使用和获得土地的权利[76]。女性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与丈夫等男性亲属共同使用土地，或是通过积极参与使用土地而被视为家庭土地的所有者，也没有正式的土地所有权证明。传统法意义上的共同“所有”完全不具备法律与社会规范的认可，土地的实际利用与其所有权概念产生了分离。因此，土地所有权证明文书在这一阶段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女性赖以生存的生计保障，更是女性土地赋权的重要制度化凭证，有助于推动女性经济和政治地位进步，对维护部族和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2 将土地共同所有权纳入《土地法案》修正案的努力

21 世纪以来，乌干达提出土地共同修正案的国民情绪并不显著，这一议题主要来自于国际及乌干达国内组织的压力团体与穆塞韦尼总统政府两阵营的推动（图3）。首先，压力集团通常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或团队，并一定程度上具有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77]。乌干达的女性土地赋权与国际组织运动息息相关，世界银行长期在非洲广泛推动土地登记制度改革，并在乌干达资助了多个土地所有权改革项目。之后，以FIDA-Uganda为代表的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关注到女性可能会因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而失去她们有限的土地权利。由东非次区域提高女性地位支持倡议（EASSI）赞助的非洲司性别与法律改革小组（ADGLRG）召开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女性土地权利的会议，制定了相关国家和国际公约，如《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等[78]。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IDA）等对政治家与公众进行有关女性土地权利的宣传，并资助制作相关的IEC（信息、教育和宣传）材料，如电影、小册子和海报。此外，乌干达本土非政府组织和女性权利保护组织参与了社会教育工作，以提高公众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与支持。FIDA-Uganda和行动促进发展组织（ACFODE）在众多社区进行法律普及活动，并向农村女性提供有关土地权利和争端解决的信息和帮助[79]。
图3 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拼装路径中主要行为体

Fig. 3 Key actors in the assemblage of women's land empowerment in Uganda

其次，政治人物、阵营也是推动女性土地赋权的关键力量，尤其是在选举或党派更替期间[80]。穆塞韦尼总统上任以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女性的政策，包括确保女性担任政府职务、在立法机构和议会中为女性保留席位等[81]。乌干达政府还陆续加入了几项涉及到女性土地权利保障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包括《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伊斯坦布尔人类住区宣言和人居议程》《马普托议定书》等，为女性土地赋权的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已有的法律制度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乌干达女性的土地权利，《宪法》和《1998年土地法案》（第227章）规定，乌干达男性和女性拥有作为个人或与他人共同拥有土地/财产的平等权利，将土地所有权、占有和使用方面的歧视性文化、习俗和做法定为非法行为，并规定涉及家庭土地的交易必须征得配偶同意[82]。
在此背景下，乌干达土地联盟（ULA）和乌干达女性网络（UWONET）联合成为主要推动方，在政界促使议会开展对土地共同所有权修正案的讨论。再加之FIDA-Uganda和ACFODE召开了农村女性与政治家之间的公开听证会，并通过组织多次示威游行和活动来向公众宣传这一修正案。众多男性议员参与在这些成功进行的活动中，男女议员都认识到乌干达女性土地权利的不足[83]。由此，《1998年土地法案》修正案提出了土地共同所有权条款，即如果夫妻双方离婚，资产平等均分；而如果一方配偶死亡，另一方对婚姻资产享有50%的所有权，且这不属于死者遗产中需要均分给其他受益人的部分。

4.3 权力关系差异运作过程中的“夭折”

以乌干达2015—2019年第二个五年国家发展计划为标志，性别平等议程是乌干达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众多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当局、女性主义非政府组织、学者、村民和部族长老，都明确表达对女性享有平等权利的认可与支持，且女性也一定程度上具有她们可以拥有自己土地的意识。然而调研发现，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的成效整体而言仍十分有限，尤其是在传统法制度下的农村地区。根据当地报纸的报道，穆塞韦尼总统在最后一刻否决了该条款，使其在最后正式法案颁布时被删除。
首先，执政当局试图将土地治理维持在一个“灰色地带”，在制定和实施规则时保持模糊性，以达到赢得选举、维护支持力量和获得金钱的目的，政府当局仍然缺乏制定适当且具体的法律框架来保护女性土地权利的动力[84]。有男性政治家还认为，土地共同所有权可能会危及家庭和谐，破坏部族权力和凝聚力[85]。女性结婚可能只是为了获得土地，然后离婚再婚，形成一种权利的掠夺。穆塞韦尼总统的法律顾问Chibita Wa Duallo也认为，共同拥有土地可能会成为婚姻商业化的一种尝试[86]。不仅仅是男性议员，乌干达副总统和劳动与社区发展部部长等其他女政治家因其自身政治生涯诉求而阻挠或反对该条款[87]。虽然有众多行为者参与了土地共同所有权的议程设置过程，但其大多数仍难以真正接触到决策者。国际与国内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一部分乌干达公众和议会中的男性和女性政治家，但当政策窗口打开时，他们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资源和职业生涯来做出类似敏感的决定。其次，社会可执行的“游戏规则”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社会规范对可行的议程设置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88]。乌干达传统土地制度仍占主导地位，土地所有权属于部族长老，他们通常是男性，对部族管理拥有绝对权威。部族长老声称，“每个人都有土地”和“没有人有土地”在习惯保有土地中是一样的。在乌干达阿乔利（Acholi）文化中，甚至有“财产不能拥有财产”的说法，即女性传统上是男性亲属的动产，没有独立的土地权。女性的土地所有权取决于她与男性的关系，因此婚姻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寡妇的处境将极其艰难。
此外，处理土地所有权实践中的权力不平等关系持续阻碍着土地共同所有权的推动过程。《土地法案》提供了一种对传统土地所有权“证明”的方式，即在土地证书中体现所有家庭成员的名字。然而，传统的社会规范认为“所有女性都会结婚，且不会离婚”，因此女性很难在其出生家庭获得相应的土地证明。调研发现，在办理证书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一份证书的官方价格为10000乌干达先令，但如果办证想要获得“帮助”则需要在额外支付300美元。而在女性积累了足够资金购买土地的情况下，也可能遇到土地交易必须得到男性亲属批准的签名或授权书这类公然歧视的行为。
除了在土地获取途径上受到限制，女性在解决土地纠纷的实践中也困难重重。在习惯土地保有制度实行的地区，土地纠纷可以通过两个平行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来解决，其一是传统权威机构，即“Ker Kwaro”，另一个是政府的正式机构，即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LC）。对于女性而言，习惯法不允许女性参加有关土地纠纷的部族例会，她们的诉求需要男性亲属帮她们提交。而向地方理事会或其他形式的习惯法法院提起诉讼的费用昂贵，且这一过程中的手续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而言也愈发困难。即使《土地法案》规定乌干达土地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中至少有一名是女性，且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成员中至少有1/3是女性，但这说明女性仍是少数群体，她们的观点往往受到压制，而且正式法制度下的地方管理机构仍然要与部族长老机制合作管理。在权力关系的差异运作过程中，总统的否决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行为，不同行为者对土地共同所有权提出和最终否决的原因各不相同，都导致了这一条款在权力关系性别差异持续影响的过程中最终“夭折”的结果。

4.4 女性土地赋权中不平等的持续

性别差异在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议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尤其是正式法律制度还未能推翻剥夺女性平等获得和拥有土地的文化习俗和规范，且这种影响在外围的社会议题中持续。在乌干达已有的教育中，尤其缺乏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关键地位的信息普及，对于提高公众对为两性提供平等土地权的认识方面影响有限。FIDA-Uganda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女性对于是否对那些剥夺她们土地权的人采取法律行动犹豫不决。鉴于夺取土地的主要实施者是家庭和部族成员，在法庭上追求土地权对她们而言已经是冒险的行为，不仅费用昂贵，还面临着家庭暴力、被赶出家庭或部族的高风险[89]。在可以合法拥有或购买土地的法定制度下，女性仍然很难积累资金和消除土地交易中的歧视。试图获得财产权或土地权的女性会被视为恶意、阴险甚至是行为不端，想要购买土地的女性会被视为“居心叵测”，她们似乎想逃离婚姻家庭或“招待”其他男人。对于农村地区女性而言，尽管面对重重困难，土地甚至相对而言已经是最为容易获得的生计资源。如果女性离开部族搬至城市生活，她们可能不得不被贴上性工作者、“妓女”等污名标签。就算女性战胜了这些困难站在工资有保障的岗位上，她们也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问题或歧视，如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生育产假问题、工资的压榨、裁员做法等。如果她们的丈夫缺乏家庭责任感，除了自己不稳定的工作外，还要承担照顾家庭的额外压力。
虽然乌干达政府不断加大对女童教育和初等教育（UPE）的支持力度，女性的高等教育机会仍然非常欠缺，女性的观念转变和独立思考能力有限，“在丈夫做出关键决定时，她们只能在幕后”的意识依然普遍[90,91]。与男性一同在城镇工作的女性也无法真正参与丈夫对家庭经济活动所做的重要决策。在古卢最主要的市场之一，90%的商贩都是女性，其中相当大部分的女性在同时照顾孩子。一位商贩说她的丈夫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工作，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独自在这里工作的单身女性，“男人总是在经营上做决定”。

4.5 拼装路径与转变空间

综上所述，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的提出与夭折过程体现了拼装地理学分析的逻辑框架，其土地共同所有权议程的形成、条款纳入《土地法案》修正案、条款的“夭折”和不平等的持续，分别与这一拼装路径中“异质生成空间”“后关系本体论”“动态涌现过程”以及“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一一对应。物质与空间的相互构建以及人与非人的关系组成塑造了女性的土地权利意义，女性土地所有权的多个片段构成了复杂拼装的一部分。土地资源及其土地所有权证明文书对于女性的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与土地物质要素和政策空间一起，共同促使了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议程的形成（图4）。
图4 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的提出与夭折的拼装过程

Fig. 4 The assembling process of proposal and deletion of the land co-ownership policy in Uganda

在条款提出与推行过程中，多方行为主体围绕土地权等物质要素和权力分配等议题不断讨论与互动，体现了后关系本体论的基本特征。以ULA、UWONET、FIDA-Uganda、ACFODE等非政府组织为首的压力集团通过向议会施压、向公众普及宣传并提供必要帮助等形式，不断推动土地共同所有权进入议会议程，穆塞韦尼政府因其政治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条款打开了政策窗口。然而，在这个条款推出的动态涌现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差异运作持续发挥影响并最终导致土地共同所有权最后的“夭折”。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行为者对土地共同所有权提出和最终否决的原因各不相同，这既是他们立场所代表的“欲望”在实践中的差异，也是权力关系中性别差异持续影响的结果。
土地共同所有权在法案颁布的最后一刻被删除既是不平等差异持续的体现，也同样是未来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的转变空间。一方面，立场性原则强调研究的“视觉角度”（angle of vision）和研究在物质、社会、表征空间中的位置[92]。土地共同所有权条款提出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社会规范是女性土地权利不平等的根本立场。这种权力差异关系的持续不仅导致了条款的夭折，也体现在政策外围的众多社会问题中，如对城市中女性劳动力的歧视、女性法律意识和高等教育机会的缺失等。另一方面，反身性原则为拼装的转型与变化提供启发性解释[93]。这些不平等的持续也同样为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提供了转变的空间，土地共同所有权的夭折有可能成为转变的契机之一。
土地共同所有权条款在最后时刻的“夭折”使乌干达女性主义活动家们非常愤怒，她们组织了更激进的活动，如公共日举行抗议和纪念活动等。女性土地权利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息息相关，包括离婚制度、继承人制度、民法诉讼制度等，只有乌干达整体成文法制度的健全与有效实施，才有可能为女性土地赋权提供社会与政策环境基础。通过对这一拼装路径的批判性反思，压力团体作为主要的推动行为者应借助更广泛的女性主义运动，提高公众尤其是女性的土地权利意识，并由此向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即各级的政府当局施压，为下一次把握住政策窗口的出现奠定基础。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拼装地理学与女性主义差异性原则相联系的内涵基础上，探索构建女性主义补充视角下拼装地理学应用的分析框架，从“异质生成空间”“后关系本体论”“动态涌现过程”以及“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4个方面，分析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这一修正案条款是如何在拼装路径中依赖互动关系得以提出，而又是如何因权力差异关系的持续与运作在法案颁布的最后一刻夭折，主要结论如下：
（1）土地共同所有权与其说是一项文本条款，不如说是一套动态涌现的关系，各要素组成部分所代表的权力地位隐藏其中，且不能脱离其提出的物质资源基础要素和政策环境条件，由此表现成一条被议会纳入讨论的修正案条款。
（2）将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这一条款纳入土地法案修正案的巨大努力符合关系本体论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女性土地赋权行动中行为主体间动态关系的形成。不同的政治动机得以协调，并不断吸引新的行为主体加入，由此构建了涌现的讨论空间与实践空间，最终推动了形成这一条款的政策空间。
（3）在拼装地理学视角下，乌干达土地共同所有权作为一项法案修正案的提出展现了一种涌现的复杂性，条款的“提出”不仅仅是通过行为者与行为者间关系的参与而被“制定”，那些制定者的身份、理性和主观性也会通过这种“空间上政策变化”的过程而发生变化，从而可以被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地理过程[94]。同时，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的拼装路径受其内部的权力差异的影响。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乌干达女性在土地权利上的弱势地位在社会规范和正式制度的环境中没有根本变化。土地共同所有权条款不仅缺少推动其成功的环境土壤，在现实实践中女性也经历着多种形式的不公正对待，这种权力关系的差异运作的持续影响导致其最后的“夭折”。
（4）这一条款的“夭折”表现为土地赋权拼装路径中一个时间节点的一种结果，决策过程中显性和隐性行为者对于这一条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理解产生偏差，这种差异性的持续使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之路一次又一次受制于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社会规范与惯例，但同时也具有转变的可能。
作为人文地理学中的前沿分支，拼装地理学在地理研究领域提供启发式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也不断显现出其在应用和认识论上的缺陷。拼装地理学一方面面临描述性的“空洞”和精确性缺乏的指责，另一方面因为模糊了其内部组成部分的权力差异性而丧失了对权力关系差异运作的关注。因此，女性主义原则通过对性别、性和差异的重要性的讨论，从理论上可以补充“新”唯物主义背景下拼装思维中忽视的差异性问题。正如拼装思维不应放弃性别差异给人类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断裂、挫折与进步，拼装地理学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也不能忽视女性主义的差异性原则在日常权力关系描述、权力背景剖析、微观与宏观层面结合等方面的意义。因此，本文尝试基于拼装作为描述符、概念和社会思潮三条应用路径，通过借鉴女性主义理论中社会类别的差异、权力问题的关注和立场性与反身性概念，补充拼装地理学围绕差异的产生、差异关系的运作以及差异的持续与变革等的认识。通过拼装地理学与女性主义地理学原则的融合，在借助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对拼装思维应用的探索实践。
有学者批判拼装“像变色龙一样”，当它倾向于表示太多的东西时，可能最终表示不了任何东西。因而本文从案例分析层面，试图探索拼装思维与女性主义原则的结合，为拼装思维在地理学的应用提供一种更富有解释性力量的分析框架，弥补拼装思维因发源于哲学思维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拼装作为一种元理论和认识工具仍需要和其他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以有助于为解释人地关系开辟新的叙述空间[4]。同时，尽管女性主义为人文地理学开创了新的研究空间，在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女性主义知识仍然被边缘化。非女性主义学者往往认为女性主义研究只是关于“身份政治”或“有关女性的研究内容”，因而缺乏与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对话与结合[95,96]。尤其是在国内目前已有研究中，围绕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理论探讨与案例结合仍然有限，女性主义原则在地理学中的融入与贡献方面新意不足。
不同的理论与方法（论）往往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通常取决于所考虑的研究问题和目标。在新的学理问题和案例研究的引导下，不同理论间的对话可以迸发出理论研究的新活力，从而推动整个研究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本文作为一次创新尝试，通过拼装思维与女性主义理论原则的对话，将其与拼装地理学的案例应用相结合，以期在批判地讨论西方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探索新理论思想与方法论的应用，为人文地理研究领域提供创新性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以更好地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并得以更有效地解释中国情境。

真诚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论文评审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概念梳理、研究方法选择、文章逻辑结构、拼装思想在案例研究中的应用等方面提出的诸多具体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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