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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

2024 , Vol. 43 >Issue 12: 3265 - 328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177

研究论文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共同演化及其市民化效应

  • 周闯 , 1, 2 ,
  • 郑旭刚 , 1 ,
  • 杨苘菲 3
展开
  • 1.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大连 116025
  • 2.东北财经大学劳动就业与人力资本开发研究中心，大连 116025
  • 3.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成都 611130
郑旭刚（1999-），男，山西太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镇化、数字经济与劳动力市场发展。E-mail:

周闯（1983-），男，辽宁昌图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收入与城市融合问题。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04

  录用日期: 2024-08-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09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99)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23BJY020)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4WZ030)

收起

Co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citizenization effect

  • ZHOU Chuang , 1, 2 ,
  • ZHENG Xugang , 1 ,
  • YANG Qingfei 3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of Labor Employment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 3. Institute of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04

  Accepted date: 2024-08-08

  Online published: 2024-12-09

Fold

摘要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是加速市民化进程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共同演化视角，利用2008—2022年中国274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总体态势和时空过程，以及两大战略共同演化对市民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新型城镇化拥有先发优势，其发展更具相对优势；两大战略的重心偏离度整体呈现波动收窄态势，空间匹配程度有所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两者协同质量不断提升。②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贡献相对较小。③ 从市民化效应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能有效推动市民化进程，并且市民化效应在具有较强市民化意愿和能力的跨省流动、家庭规模小和城市居住时间长的农业转移人口中更明显。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 市民化效应; 共同演化; 耦合协调度

本文引用格式

周闯 , 郑旭刚 , 杨苘菲 .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共同演化及其市民化效应[J]. 地理研究, 2024 , 43(12) : 3265 -3288 . DOI: 10.11821/dlyj020240177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erves as a pivotal approach to advance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and realiz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overall trend, spatio-temporal process of co-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their combined impact on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using panel data from 274 cities in China spanning from 2008 to 2022.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irst, new urbanization holds a first-mover advantage, exhibiting relatively superior development dynamics. The overall deviation in strategic focus between the two initiatives has fluctuated but narrowed, indicating an enhanced spatial alignmen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generally shows trends upwards, reflecting an improving synergy between the two. Second,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ir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have gradually diminished, with the overall variance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while intra-regional disparities contribute less significantly. Third, in terms of the urbanization effect,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with strong urbanization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particularly those engaging in cross-provincial migration, having smaller family sizes, and residing in cities for extended period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itizenization effect; coevolu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1 引言

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矛盾和乡村空心化等现象，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形成了亟待解决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1,2]。为此，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两大战略具有互融共生、包容互补的一致性[3]。目前，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与乡村振兴初步实施的衔接期，如何协调二者发展水平并凝聚发展合力，成为现阶段需关注的重要问题[4]。2016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理念；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随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印发，也表明新型城镇化战略进入快速推进的关键时期。这一政策逻辑表明，未来中国将更加注重城镇与乡村的统筹规划，积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障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难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市民化问题源于城乡要素流动障碍所导致的生产要素城乡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农业转移人口的空间身份权利和福利配置问题[5]，他们无法平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市民身份转变。随着城镇化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内容[6]。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他们能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后顾之忧，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能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共同演化格局的形成及其对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关系的探讨，已有研究聚焦于以下三大方面。其中，第一方面的文献侧重于考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间的内在逻辑。其实质是对城市和乡村发展模式的探讨，主要有以城带乡、以乡带城和城乡融合发展三种观点。早期城市偏向理论中城市工业部门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而农业部门则处于被动地位，因此，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规模经济明显的城市部门，以促进经济增长，再通过扩散效应促进乡村发展，最终实现城乡融合[7]。然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产生了愈发明显的乡村空心化问题，为此，Friedmann和Douglass提出了乡村城市发展战略，主张以乡村为主体、以减贫为核心，平衡城乡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建立更加和谐的城乡关系[8]。与前两种发展模式相比，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受到更多关注。该模式强调城乡互惠式发展，并努力探寻城乡均衡发展的规律和影响因素[9,10]。诸多学者从马克思乡村城市化理论、恩格斯城市融合理论[11]、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区域空间现代结构理论[12,13]，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14]等方面探寻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内涵，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城乡发展中的挑战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方面的文献侧重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量化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水平。从已有研究来看，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省域数据测度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15,16]，但这类文献主要基于脱贫攻坚时期的数据展开，可能无法真实反映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最新状况。另一类则主要针对甘肃省、浙江省等特定地区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3,17]，但基于特定地区所得结论无法有效推广，难以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参考。当前，仅薄文广等在地级市层面进行了指标体系的构建，克服了省域层面分析掩盖地级市差异的局限[18]，但受地级市层面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他们在构建评价指标时未能有效度量政府治理能力，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第三方面的文献侧重于探寻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路径，包括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13]、推动城镇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19]、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20,21]和构建城乡统一要素市场[22]等。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中，耦合协调度模型已成为常用的分析模型[15,18]，该模型内涵丰富，但仍需从理论上探究其内在交互机制[23]。在生物学中，共同演化概念被用于描述紧密联系的物种间的交互模式[2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同演化思想与路径依赖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前沿理论，为动态分析区域发展模式提供了新视角[25]，并有文献以该理论为基础探讨个体与个体、系统与系统以及个体与系统间不同层级的相互影响[26]。一些文献通过耦合概念分析了共同演化问题，但未进行量化测度，还有一些文献进行了定量测度，但未能揭示其共同演化特征[27,28]，鲜有文献能同时做到既有耦合定量测度又包含共同演化的理论分析。虽然已有研究在地级市层面测度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18]，但他们仅根据各年耦合协调度均值从整体上进行阐述，没有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协同状态和空间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此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已有研究未对两大战略协同发展所产生的市民化效应给予充分关注。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文针对“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这一重大问题，考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共同演化过程，并分析其对市民化进程的影响，以期为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政策参考。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 已有研究在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指标时缺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量。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文本分析技术为构建直接、准确的政府治理能力指标提供了可行性。本文基于政府工作报告，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政府治理能力指标，并将其加入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为政府治理能力的度量和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改善提供了新思路。② 已有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并没有深入考察二者的协同演化关系。本文使用多种指标综合反映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协同关系和空间分异特征，深入分析两大战略的时空演化过程和交互机制，为进一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③ 已有研究考察了新型城镇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然而，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尚未探讨。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为推动市民化进程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2 理论分析

2.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内在机理

尽管城镇与乡村呈现经济社会功能的分异，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有机整体。新型城镇化建设聚焦于经济、社会、生态和人口城镇化4个部分，与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4个维度相呼应。两大战略在共同演化的过程中，构建起城乡间产业、社会、生态和生活融合的共同演化多维框架，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产生影响，具体逻辑机理关系可见图1。
图1 逻辑机理图

Fig. 1 Logical mechanism diagram

从城乡产业融合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经济城镇化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强劲引擎。经济城镇化通过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引导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要素流向乡村，这不仅能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条件，而且能引领乡村产业的发展方向，推动诸如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的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并增加附加值，最终使乡村实现产业兴旺[29]。另一方面，乡村产业兴旺是经济城镇化的稳定支撑。以多元化、立体化模式推动乡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不仅为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资源要素，夯实了经济城镇化的基础[29]，还使农产品开发与工业加工环节紧密衔接，培育了城乡互动的产业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城镇化的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以经济城镇化为引擎带动乡村实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为抓手夯实经济城镇化的基础，两大战略由此构建起城乡产业融合的共同演化格局。
从城乡社会融合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社会城镇化为乡风文明创造了人文条件。社会城镇化旨在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公共服务下沉至乡村，使村民在养老、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享受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不仅能向村民普及新思想和新理念，提升他们的基本文化素养，还能保障村民的各项基本权益，为乡风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29]。另一方面，乡风文明为社会城镇化注入了文化底蕴。乡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乡风民俗、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不仅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历史底蕴和地方特色，还通过思想教育建设增强了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他们融入和适应城市提供素质保障[30]。因此，新型城镇化以社会城镇化为基础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振兴以乡风文明为底蕴助力社会城镇化发展，两大战略由此构建起城乡社会融合的共同演化格局。
从城乡生态融合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生态城镇化是乡村生态宜居的有力保障。生态城镇化强调经济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不仅通过发展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减弱城市对乡村环境的负面影响，还通过普及绿色、低碳理念为乡村生态宜居指明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乡村生态宜居是生态城镇化的关键要素。生态宜居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绿色农产品和生态空间，促进城市居民消费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从而为生态城镇化增添活力[3,30]。因此，新型城镇化以生态城镇化为动力引领生态宜居，乡村振兴以生态宜居为依托推动生态城镇化，两大战略由此构建起城乡生态融合的共同演化格局。
从城乡生活融合的视角来看，一方面，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乡村生活富裕的有效途径。通过持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乡村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人均资源拥有量，促进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增加村民收入。此外，农业转移人口也会以资金回流的方式帮助乡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使村民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乡村生活富裕是推动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动力。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村民市民化意愿逐步增强，更倾向进入城市追求优越的生活，这会推动人口城镇化的发展[29]。因此，新型城镇化以人口城镇化为先导引领乡村生活富裕，乡村振兴以生活富裕为基石推动人口城镇化，两大战略由此构建起城乡生活融合的共同演化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过程中，需要顺应乡村“空心化”的趋势，要意识到乡村振兴是整体上的振兴，并非每个村庄都要振兴。随着乡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部分村庄因人口流失和资源匮乏等原因处于自然消失的境地。对人口流失严重的村庄，在遵从村民意愿的前提下，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或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将地域相近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自然村合并，引导村庄自然消退。坚持村庄搬迁撤并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相结合，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村庄分类分区规划，整合各村庄人口和要素资源，在优化乡村布局的过程中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共同演化。

2.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对市民化影响的机理

2023年底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8.3%，中国仍有近半数人口是农民，市民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正处于深入推进期[6]。需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探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推拉理论是分析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其将人口迁移解释为流出地推力、流入地拉力以及流动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1]。可行能力理论认为个人福利应包括个人的生活状态即功能性活动，以及个人在生活中拥有的机会和选择自由即可行能力，并且可行能力改善比功能性活动改善更为重要[32]。鉴于此，本文基于推拉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视为在乡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综合作用的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可行能力提升的过程，以此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拓展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和生活的选择空间，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可行能力。户籍制度改革削弱了户籍身份产生的壁垒效应，减缓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就业歧视，这种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能获得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更易实现高质量就业。高质量的就业使农业转移人口更有机会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这又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进行就业选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业转移人口能平等地享受城镇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社会保障使他们能充分享受城市生活，增强身份认同感，并最终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生产现代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提供了支撑，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可行能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宅基地制度等改革使农村劳动力能保有农村财产权益，解决他们进城的后顾之忧[33]。财产权益的有效保障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成本，也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农业生产现代化提升了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力需求，改变了农村居民固守家园的思想观念，这不仅能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30]，也能使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增强城市长期居住意愿，并使其最终实现市民身份转变[6]。
新型城镇化的“拉力”使农业转移人口能获得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享受城市社会保障，乡村振兴的“推力”不仅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提供了一定物质基础，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使其更愿意在城市生活，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增强了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推动了市民化进程。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标的构建

3.1.1 指标体系设计

目前，学术界对新型城镇化的衡量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观点。狭义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此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34]。但这种衡量方法所涵盖的信息量较小，无法全面刻画新型城镇化水平[35]。与之相对，广义观点则认为，新型城镇化具有多维特征，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对其加以衡量，需要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全面评估新型城镇化水平，这种观点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为此，本文采用广义方式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参考薄文广等的研究，从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4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18]。《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以及“注重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17]，现有指标缺少对政府治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量。因此，本文加入城市治理指标考察政府治理能力，加入经济目标考察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本文构建了包含4个维度，24个具体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主要参考薄文广等的研究，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三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指标[18]。最终，本文构建了包含3个维度，9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中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具体指标 单位 指标分类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人口发展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正向
城市人口密度 人/km² 正向
三、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 % 正向
社会城镇化 基础设施 每万人公厕 座 正向
供水普及率 % 正向
燃气普及率 % 正向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km/km² 正向
公共服务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 正向
每万人拥有医生人数 人 正向
每万人图书馆藏书量 册 正向
城市治理 城市基层治理关注强度 次 正向
农业转移人口关注强度 次 正向
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 夜间灯光强度 lm/m² 正向
人均GDP 元 正向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正向
三、二产业产值占比 % 正向
经济目标 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 / 负向
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 / 正向
生态城镇化 绿色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² 正向
环境治理 PM2.5浓度 μg/m3 负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每万人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 辆 正向
污水处理率 % 正向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生产能力 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 mw/hm² 正向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hm² 正向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t/hm² 正向
生产效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 元/人 正向
生态宜居 绿色发展 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 t/hm² 负向
生活富裕 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城乡居民收入比 % 负向
消费结构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正向
生活条件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m² 正向

3.1.2 指标权重设计

为确保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需对各指标赋权。本文先对各价值量指标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影响。为消除指标间量纲差异对权重分配的影响，将指标分为正向和负向，分别进行Min-Max标准化处理。关于赋权方法的选择，学术界已有许多成熟的方法，包括熵值法[17]、主成分分析法[35]、专家打分法以及变异系数法等。为提高评价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薄文广等的方法[18]，分别选择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具体指标权重，并以三种方法权重的均值赋权，合成新型城镇化原始指数和乡村振兴原始指数。由于两个原始指数是不同的综合性指数，无法直接进行对比，并且两者的取值范围并非是[0,1]间的均匀分布，因此，再次进行Min-Max标准化处理，将两个原始指数转换为处于[0,1]间的标准指数，得到最终的新型城镇化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

3.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指标设计部分数据主要来自三部分：① 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一系列官方统计年鉴和数据库平台，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Wind数据库以及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缺失的数据，本文使用插值法进行处理，以保持数据的完整性。② 地理信息数据，主要包括PM2.5数据和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PM2.5数据来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提供的0.01°×0.01°逐月PM2.5栅格数据，以各月平均PM2.5浓度衡量当年PM2.5浓度。夜间灯光数据来自哈佛大学数据公开网站，该数据是采用“伪不变像素”方法对S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进行矫正后，得到的类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36]。③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数据。这部分数据来源于274个地级市在2008—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工作报告文本进行分词、去除停用词，并统计其中与基层治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词汇所出现的频率，以度量城市治理能力[37] ① 。参考余泳泽等研究，根据地方政府政府报告宣布增长目标时采用的副词设定变量，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副词则认为存在硬约束，采用“左右、上下、之间”等副词则认为存在软约束，分别设定两个体现经济目标的虚拟变量[38]。
市民化效应分析部分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调查方法为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调查结果对全国和各省具有代表性。该调查自2009年开始至2018年结束，是目前中国流动人口方面规模最大、信息最全面的调查数据。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 由于被解释变量的信息仅在2016—2017年的调查中出现，因此仅采用这两年的数据进行分析；② 保留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不含农转居户口）的流动人口，即保留农业转移人口样本；③ 通过绘制箱型图剔除样本中的异常值；④ 剔除“五一”节前一周没有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和家庭收入缺失且小于零值的样本；⑤ 删除开发区、新区、矿区和管委会等非行政区划单位的样本，最终得到两年206641个农业转移人口的混合截面数据。

3.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测度方法

借鉴黄剑锋等的方法[28]，本文综合运用多项指标，研究2008—2022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① 本文使用相对发展度和重心偏离度量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对发展差距和空间匹配程度，用以反映两大战略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以此判断未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的时空态势。② 使用耦合协调度测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质量，用以反映两大战略共同演化的协同状态，其中，由于传统耦合度模型C值不是[0,1]之间平均分布函数，为此本文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39]。修正后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将C值尽可能地分布在[0,1]之间，更合理地反映耦合协调关系。③ 使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两者的空间分异特征，反映两大战略共同演化的空间差异。Dagum基尼系数是对传统基尼系数的拓展和深化，它不仅关注总体收入差距的不平衡程度，还进一步探究了不平衡的来源和构成。通过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地区内差异贡献、地区间贡献以及由地区间样本重叠引起的不平衡贡献（即超变密度）。具体计算步骤见表2。
表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测度方法

Tab. 2 Measuring the co-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分析维度 测度指标名称 测算指标计算公式 测算指标公式释义 测算结果分析意义
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 相对发展度D D = U a / U b Ua、Ub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发展指数 (0.0,0.8]为乡村振兴超前、新型城镇化滞后，(0.8,1.2]为同步发展，[1.2, ∞)为新型城镇化超前、乡村振兴滞后
重心偏离度Gd G d = θ × A a - A b 2 + B a - B b 2 Aa、Ba分别为新型城镇化重心经、纬度，Ab、Bb分别为乡村振兴重心经、纬度，经纬度距离与平面距离转换系数 θ设为111.111 结果越大，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重心重叠性越低。
共同演化的协同状态 耦合度 C = 2 U a × U b ( U a + U b ) 2 Ua、Ub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发展指数 结果越大，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交互作用越强，耦合度处于(0.0,0.3]为分离阶段，(0.3,0.5]为拮抗阶段，(0.5,0.8]为磨合阶段，(0.8,1.0)为耦合阶段
综合发展度 D c D c = α U a + β U b Ua、Ub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待定系数 α、 β分别设定为0.5、0.5 结果越大，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整体效益越大
耦合协调度H H = C × D c C为耦合度，Dc为综合发展度 结果越大，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质量越高，(0.0,0.5]为低度协调耦合，(0.5,0.6]为中度协调耦合，(0.6,0.8]为高度协调耦合，(0.8,1.0]为极度协调耦合
共同演化的空间差异 Dagum基尼系数Ge G e = G w + G n b + G t Gw为地区内差异的贡献、Gnb为地区间差异的贡献、Gnb为超变密度的贡献 结果越大，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状态的空间分异越明显

3.4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市民化效应的回归分析

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C i v i c t = β 0 + β 1 D c t + β 2 μ 1 , c t + β 3 μ 2 ,   c t + β 4 X i c t + β 5 Z c t + γ c + τ t + ε i c t
式中：i为个体；c为城市；t为时间； C i v i c t为c城市t时期的农业转移人口i的市民化意愿；Dct为c城市t时期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μ 1 ,   c t是c城市t时期的新型城镇化指数； μ 2 ,   c t是c城市t时期的乡村振兴指数； X i c t是个体层面控制变量；Zct是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为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因素以及对所有城市都有相同影响的宏观经济因素，回归中加入城市固定效应 γ c和年份固定效应τt。εict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同一年份同一城市内个体的随机扰动项可能潜在相关，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 β 1为本文关注的系数， β 1 0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
参考已有研究[40,41]，本文使用落户意愿衡量市民化意愿，根据问卷中“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这一问题进行变量设定，若被调查者的回答选项为“是”，赋值为1，回答选择为“否”或“没想好”，赋值为0。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家庭规模。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经济集聚 ② 、经济状况、财政支出状况、平均工资，政府城乡事务关注度 ③

4 共同演化关系分析

4.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在结构、功能以及侧重方向等方面并不相同，因此两者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相对差距，从而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进程。两大战略的结构关系是研究共同演化的基础。由表3的新型城镇化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可知，2008—2022年之间，两个指数都呈现上升趋势，标志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建设都取得了一定成就。由表3给出的相对发展度可知，2008—2022年间，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领先于乡村振兴，呈现出新型城镇化超前、乡村振兴滞后的发展模式。主要原因是，长期的城市倾向发展政策使资源更多地向城市集中，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但乡村经济发展受到了限制，造成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
表3 2008—2022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测度结果

Tab. 3 Measuring the co-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2008-2022

年份 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 乡村振兴
发展指数		 相对发展度 重心偏离度 耦合度 综合发展度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2008 0.1569 0.0926 1.6942 124.68 0.9263 0.1245 0.3396 低度耦合协调
2009 0.1649 0.0957 1.7227 120.43 0.9239 0.1303 0.3470 低度耦合协调
2010 0.1712 0.1016 1.6845 98.31 0.9373 0.1364 0.3576 低度耦合协调
2011 0.1905 0.1099 1.7320 118.94 0.9392 0.1502 0.3756 低度耦合协调
2012 0.2016 0.1168 1.7257 116.65 0.9422 0.1592 0.3873 低度耦合协调
2013 0.2234 0.1245 1.7946 54.76 0.9421 0.1739 0.4048 低度耦合协调
2014 0.2669 0.1336 1.9985 50.30 0.9264 0.2003 0.4307 低度耦合协调
2015 0.2845 0.1423 1.9995 47.18 0.9263 0.2134 0.4446 低度耦合协调
2016 0.3055 0.1496 2.0417 81.16 0.9222 0.2276 0.4581 低度耦合协调
2017 0.3449 0.1580 2.1823 40.30 0.9169 0.2515 0.4802 低度耦合协调
2018 0.3464 0.1681 2.0615 40.00 0.9217 0.2572 0.4869 低度耦合协调
2019 0.3857 0.1791 2.1537 83.51 0.9136 0.2824 0.5079 中度耦合协调
2020 0.4162 0.1897 2.1940 50.80 0.9139 0.3030 0.5262 中度耦合协调
2021 0.4585 0.2024 2.2648 31.61 0.9089 0.3305 0.5480 中度耦合协调
2022 0.4889 0.2203 2.2190 43.86 0.9098 0.3546 0.5680 中度耦合协调
由图2可知，2008—2022年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对发展度阶段跃迁现象较为明显。2008年，超过半数城市处于新型城镇化超前、乡村振兴滞后的阶段，2015年，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陕西、河南、福建、山东等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处于新型城镇化超前、乡村振兴滞后阶段的地级市数量不断增加。2022年，研究区域内大部分样本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得到较快发展，西安、淮南等部分地区进入同步发展阶段，零星城市处于乡村振兴超前、新型城镇化滞后阶段。总体来看，中国地级市整体呈现新型城镇化超前于乡村振兴发展的演变趋势，且两者的相对差异进一步突显。
图2 2008—2022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对发展的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2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2008-2022

空间重心偏离程度可考察互动主体共同演化过程中的空间匹配程度，有助于明确两大战略空间作用的合力点和轨迹变化特征，是影响互动主体演化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空间重心模型刻画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轨迹，并计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重心的空间距离。如图3所示，2008—2022年新型城镇化重心主要分布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境内，重心变动范围不大；乡村振兴重心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周口市境内，呈现向西南方向迁移的趋势。从整体来看，两者重心变迁趋势呈现乡村振兴重心逐步接近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状态，两者重心距离逐步缩小。由表3的重心偏离度结果可知，2008—2022年之间两大战略重心偏离度波动幅度较大，但呈现出波动收窄的趋势，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衔接，两大战略重心偏离度的波动程度逐渐降低。总体来看，后期重心偏离度低于前期，空间匹配程度不断提高，说明在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正逐渐形成。
图3 2008—2022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空间重心的演化轨迹

Fig. 3 Spatial gravity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2008-2022

4.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协同状态

互动主体演化的协同状态是共同演化研究的核心。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协同状态。耦合度用于衡量系统各部分间的相互依赖和影响程度，耦合度越高，表示系统各部分联系越紧密，相互影响程度越大。由表3给出的耦合度结果可知，2008—2022年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始终处于良性共振的耦合阶段，但耦合度在数值上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说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相互影响程度呈现减弱态势，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城市倾向性政策占据主导地位，城镇化推动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使乡村发展面临人口流失和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导致乡村振兴推进缓慢，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难度增大。未来需要重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增强两大战略的交互作用，释放更强的政策合力。
与关注系统各部分相互作用程度的耦合度不同，耦合协调度强调系统各部分相互作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更关注各部分的协调发展状况。由表3给出的耦合协调度结果可知，2008—2013年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在2014年之后上升趋势加快，主要原因是，在2014年之前地方政府更注重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使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乡村生产要素持续外溢，乡村发展速度受限，从而导致两大战略协同质量提升缓慢。需要强调的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在2019年由低度耦合协调阶段步入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明确了政策导向，并且其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形成了衔接和配合，促进了城乡发展的互动与协同，推动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从而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质量明显上升。
图4给出了利用ArcGIS软件绘制的2008年、2015年和2022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在研究期内，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说明随着政策的倾斜和资源的投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日益完善，从而有效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图4 2008—2022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2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ed coordin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2008-2022

此外，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中西部地区虽有所提升，但整体上仍显滞后，意味着东部地区凭借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及政策扶持的优势，更能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实现协同发展。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现状对整体耦合协调度提升形成了制约，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亟待给出有效激发中西部地区内在潜力的解决方案。总体而言，尽管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未来应聚焦于加速推进乡村振兴，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促进全国范围内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4.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空间差异

考虑到共同演化的地理嵌入性和空间维度，分析协同状态的空间特征是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重要内容，能揭示互动主体间的空间分布差异。作为评估地区差异的重要方法，Dagum基尼系数在收入差距、地区均衡发展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采用中国四大经济区域 ④ 的划分方法，测算区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结果。由表4可知，2008—2022年，总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始终处于指数等级低的阶段，表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空间差异较小，并且整体空间均衡性呈现改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差异贡献较小。因此，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发展政策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各区域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制约。为解决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问题，需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发展优势产业、实现城乡要素双向等价流动等措施，有针对性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超变密度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率有所上升，说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质量较低的城市没有产生明显的“后发赶超”趋势，城市个体差异逐步扩大，加剧了空间分化现象。因此，在缩小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空间差异的过程中，仅通过减少地区间差异可能不足以显著降低总体差异，还需减少地区内部城市的个体差异。
表4 2008—2022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分解贡献率

Tab. 4 Contribution of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of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new urbanisation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in China, 2008-2022

年份 总体基尼系数 各部分贡献率（%）
地区内差异 地区间差异 超变密度
2008 0.139 24.08 49.88 26.04
2009 0.132 23.96 48.11 27.92
2010 0.114 23.63 50.16 26.21
2011 0.111 23.36 52.60 24.04
2012 0.109 24.20 43.91 31.89
2013 0.114 23.76 47.61 28.63
2014 0.114 24.25 44.78 30.97
2015 0.111 23.16 45.88 30.96
2016 0.101 24.49 39.92 35.59
2017 0.108 24.61 41.07 34.32
2018 0.104 24.27 40.71 35.02
2019 0.097 24.70 40.15 35.16
2020 0.078 24.75 38.30 36.95
2021 0.075 24.71 38.77 36.52
2022 0.069 25.02 33.99 40.98
从表5中的地区内差异来看，2008—2022年，各区域内的空间分异程度均呈现波动缩小趋势，基尼系数均值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分布不均以及产业特色各异，这导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质量在地区间存在明显断层，集中体现在四川、重庆等地区协同发展质量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甘肃等地区形成显著的高低位差，造成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因此，西部地区要将缩小地区内部发展差距视为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目标，通过加强产业分工、区际利益补偿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措施，完善区域内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从表5中的地区间差异来看，2008—2022年，地区间基尼系数逐渐降低，说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区域间差距正逐步缩小。东-西地区差异较为明显的原因与早期东部沿海与内陆腹地差异化的发展模式相关，差异化的区域政策有效推动了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也导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长期存在，造成早期较大的基尼系数。随着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政策的实施，东-西地区间和中-西地区间的基尼系数呈现缩小的趋势，表明两大战略的协同质量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从2022年基尼系数的绝对值来看，东-西地区和东-东北地区间的基尼系数仍相对较高，说明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
表5 2008—2022年中国四大经济区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差异的细分结果

Tab. 5 Breakdown results of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in fou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 2008-2022

年份 地区内差异 地区间差异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中 东-西 东-东北 中-西 中-东北 西-东北
2008 0.109 0.111 0.173 0.075 0.128 0.192 0.124 0.156 0.096 0.138
2009 0.102 0.101 0.166 0.083 0.118 0.181 0.125 0.148 0.096 0.133
2010 0.098 0.075 0.135 0.076 0.110 0.160 0.112 0.116 0.076 0.115
2011 0.094 0.074 0.126 0.078 0.100 0.158 0.111 0.117 0.078 0.112
2012 0.091 0.083 0.126 0.081 0.099 0.145 0.105 0.118 0.083 0.112
2013 0.098 0.084 0.122 0.081 0.104 0.155 0.114 0.121 0.086 0.111
2014 0.097 0.088 0.125 0.088 0.106 0.149 0.119 0.118 0.092 0.111
2015 0.080 0.088 0.126 0.094 0.106 0.146 0.114 0.115 0.092 0.116
2016 0.080 0.084 0.113 0.096 0.088 0.121 0.113 0.108 0.100 0.107
2017 0.084 0.092 0.124 0.085 0.098 0.131 0.116 0.115 0.096 0.108
2018 0.081 0.080 0.125 0.096 0.087 0.130 0.112 0.114 0.096 0.113
2019 0.080 0.083 0.106 0.083 0.089 0.111 0.120 0.098 0.097 0.100
2020 0.069 0.063 0.079 0.081 0.071 0.092 0.088 0.077 0.076 0.081
2021 0.062 0.068 0.073 0.077 0.070 0.086 0.083 0.075 0.075 0.076
2022 0.061 0.059 0.070 0.065 0.064 0.079 0.079 0.069 0.068 0.068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相互影响过程呈现非同步、互促共进以及空间异质的共同演化规律。① 非同步。由于政策导向的差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并非完全同步，而是由同步阶段逐渐过渡到新型城镇化为主导的阶段，呈现出具有强弱对比的动态演化过程。② 互促共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显著上升，协同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在共同演化过程中，两大系统互促共进，不仅为对方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借助对方力量实现了自身发展，最终，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以及各自发展水平都得以持续提升。③ 空间异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共同演化受到特定地域环境的影响，两大系统在不同地域间的共同演化过程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城市间的空间异质性和多样化的演化格局。

5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效应分析

第四部分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耦合协调度不断增大，协同质量明显提升。在此部分，本文进一步分析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能否有效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此，本文基于公式（1）的回归方程，分析耦合协调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表6给出了回归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6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for key variables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市民化意愿 打算落户=1，否则=0 206641 0.314 0.464 0.000 1.000
耦合协调度 公式计算所得 206641 0.505 0.080 0.208 0.623
新型城镇化指数 见表1 206641 0.426 0.185 0.036 0.892
乡村振兴指数 见表1 206641 0.169 0.047 0.046 0.299
受教育年限 接受教育的年限 206641 9.754 3.069 0.000 19.000
性别 男性=1，女性=0 206641 0.514 0.499 0.000 1.000
民族 汉族=1，否则=0 206641 0.934 0.249 0.000 1.000
年龄 调查年份减出生年份 206641 35.431 10.085 18.000 65.000
婚姻状况 已婚、同居=1，否则=0 206641 0.901 0.299 0.000 1.000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1，否则=0 206641 0.488 0.500 0.000 1.000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 206641 3.128 1.157 1.000 10.000
经济集聚 单位土地面积的城镇就业人数 206641 4.921 6.428 0.189 28.862
政府支出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 206641 0.172 0.072 0.073 0.916
经济状况 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206641 17.663 1.059 14.244 19.540
平均工资 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 206641 11.185 0.231 10.564 11.813
城乡事务 工作报告词频的自然对数 206641 4.264 0.303 2.565 5.142

5.1 基准回归

表7给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第（2）列是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结果，第（1）列没有控制城市层面变量，第（2）列加入城市层面变量。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二元变量，第（3）、第（4）两列给出了基于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此外，由于农业转移人口是否在城市落户是其根据自身特征、城市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中仍可能存在诸如眼界、性格等无法度量的变量，造成估计偏误。考虑到选择偏误对结果的影响，第（5）列给出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综合各列结果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提升能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助其实现市民身份转变。因此，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助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表7 基准回归结果

Tab 7.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OLS Probit Logit PSM
（1） （2） （3） （4） （5）
耦合协调度 0.512**
（0.204）		 0.578***
（0.201）		 0.673***
（0.220）		 0.708***
（0.227）		 0.418***
（0.124）
新型城镇化得分 -0.177***
（0.067）		 -0.201***
（0.064）		 -0.230***
（0.068）		 -0.239
（0.069）		 -0.022
（0.017）
乡村振兴得分 0.597
（0.699）		 0.855
（0.725）		 0.990
（0.737）		 1.083
（0.752）		 0.055
（0.131）
受教育年限 0.014***
（0.001）		 0.014***
（0.001）		 0.013***
（0.001）		 0.013***
（0.001）		 0.016***
（0.001）
性别 -0.017***
（0.003）		 -0.017***
（0.003）		 -0.017***
（0.003）		 -0.017***
（0.003）		 -0.016***
（0.003）
民族 -0.010
（0.014）		 -0.010
（0.014）		 -0.008
（0.014）		 -0.009
（0.014）		 -0.009
（0.014）
年龄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婚姻 -0.012*
（0.007）		 -0.012*
（0.007）		 -0.012*
（0.007）		 -0.012*
（0.007）		 -0.010
（0.007）
流动范围 -0.053***
（0.008）		 -0.053***
（0.008）		 -0.052***
（0.008）		 -0.052***
（0.008）		 -0.051***
（0.008）
家庭规模 0.010***
（0.002）		 0.010***
（0.002）		 0.010***
（0.002）		 0.011***
（0.002）		 0.011***
（0.002）
经济集聚 0.006
（0.004）		 0.005
（0.004）		 0.005
（0.004）		 0.005
（0.005）
政府支出规模 -0.268
（0.210）		 -0.045
（0.227）		 -0.013
（0.235）		 -0.143
（0.206）
经济状况 0.091
（0.060）		 0.089
（0.067）		 0.097
（0.070）		 0.076
（0.054）
平均工资 0.319***
（0.077）		 0.398***
（0.085）		 0.422***
（0.093）		 0.308***
（0.069）
城乡事务 -0.025**
（0.011）		 -0.028**
（0.011）		 -0.029**
（0.012）		 -0.039***
（0.011）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R²/伪R² 0.111 0.112 0.091 0.091 0.113
样本量 206641 206641 206641 206641 206641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5.2 进一步验证

理论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能使农业转移人口实现高质量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业转移人口能充分享受城市的福利保障，这对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转变形成了“拉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生产现代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使其更愿意在城市生活，这对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转变形成了“推力”，不管是来自新型城镇化的“拉力”，还是来自乡村振兴的“推力”，都会使农业转移人口主动融入城市生活，形成市民身份认同感，增强他们在城市的居留意愿。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状况、在城市的住房状况、身份认同感和居留意愿的影响，从而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所产生的市民化效应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 ⑤ 。
在就业状况上，本文考察耦合协调度对农业转移人口所获劳动合同类型的影响。劳动合同类型不仅体现了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状况，也体现了劳动者就业权益的保障状况。根据CMDS中“您与用人单位签订何种类型的劳动合同”这一问题，设定劳动合同变量，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的回答选项为“无固定期限”或“有固定期限”，变量赋值为1，如果为其他类型的劳动合同，变量赋值为0。在住房状况上，2017年CMDS对农业转移人口所面临的困难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一项是“您在本地是否面临买不起房子的困难”，根据这一问题设定“购房困难”变量，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的回答选项为“是”，变量赋值为1，回答选项为“否”，变量赋值为0。此外，2017年CMDS也对农业转移人口在本地是否购房进行了调查，依据这一问题设定“本地购房”变量，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的回答选项为“是”，变量赋值为1，回答选项为“否”，变量赋值为0。表8第（1）~第（3）列给出的回归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使农业转移人口更多地签订“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合同，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住房困难，增加他们在流入地购房的可能性。
表8 机制分析结果

Tab. 8 Mechanism analysis result

变量 劳动合同 买不起房子 本地购房 身份认同感 居留意愿
（1） （2） （3） （5） （4）
耦合协调度 0.092*
（0.051）		 -0.335**
（0.160）		 0.537**
（0.207）		 0.199*
（0.118）		 1.716**
（0.8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否
调整R² 0.145 0.017 0.090 0.065 0.060
样本量 206641 101306 105335 101306 105335

注：第（2）~第（4）列使用单年截面数据故无法控制固定效应。*、**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在身份认同感上，2017年CMDS针对一系列问题询问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同意程度，其中有一项问题为“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回答选项分为“完全同意”“基本同意”“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四类。结合这一问题，本文设定身份认同感变量，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的回答选项为“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在居留意愿上，根据2017年CMDS中“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这一问题，设定居留意愿变量，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的回答选项为“是”，变量赋值为1，回答“否”或“没想好”，赋值为0。表8第（4）~第（5）列给出的回归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身份认同感，增强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表8给出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能够使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转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5.3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更可能使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转变，本文从流动范围、家庭规模和城市居住时间三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第一，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入地与流出地距离越远，其所付出的迁移成本越大，因此选择远距离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这种技能水平能使其获得较高的迁移收益，并且远距离迁移本身也具有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农业转移人口期望在获得较高迁移收益的同时也能实现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较高的迁移收益以及较好的人力资本状况使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强的市民化潜力，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实现市民身份转变。本文设定流动范围变量，将跨省流动赋值为1，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赋值为0，并将耦合协调度与流动范围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回归。由表9第（1）列结果可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更能促使跨省流动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
表9 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

变量 流动范围 家庭规模差异 居住时长差异
（1） （2） （3）
耦合协调度×流动范围 0.159**
(0.078)
耦合协调度×家庭规模 -0.056***
(0.007)
耦合协调度×居住时长 0.091***
(0.012)
耦合协调度 0.606***
(0.209)		 0.611***
(0.202)		 0.518***
(0.2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调整R² 0.112 0.126 0.114
样本量 206641 206641 206641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第二，农业转移人口的传统家庭观念较强，在进行迁移决策时更多考虑家庭利益的最大化[43]。规模大的家庭在农村的关系网络更加宽广，向城市的迁移成本较高，而家庭规模小的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成本较低，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实现向城市的家庭化迁移。本文以家庭规模中位数（3人）为界限，将大于中位数的样本赋值为1，小于中位数的样本赋值为0，生成家庭规模变量，并将耦合协调度与家庭规模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回归。由表9第（2）列结果可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更能促使家庭规模小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
第三，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体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的强弱。在城市居住时间长的农业转移人口通常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更好地的发展空间，更愿意在城市落户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本文设定居住时长变量，以居住时长中位数（48个月）为界，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时长大于中位数，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并将耦合协调度与居住时长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回归。由表9第（3）列结果可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更能促使在城市居住时间长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
因此，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主要促使那些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具备市民化能力的跨省流动、家庭规模小和城市生活时间长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广受关注，耦合是较常见的研究视角，但耦合的内在演化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探讨[3,15,18]。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中共同演化关系作为视角，基于2008—2022年中国城市数据，综合运用相对发展度、耦合协调度和Dagum基尼系数识别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共同演化关系，揭示耦合背后的时空演变过程和规律。此外，以多种指标为基础，从结构关系、协同状态和空间差异等方面对共同演化情况进行全面的测度和表征，从而拓展了共同演化分析方法在经济地理中的运用。研究结论如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呈现共同演化的交互动态，具有非同步、互促共进和空间异质等特征。从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来看，由于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较早，整体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乡村振兴具有起步早，发展快的优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重心呈现逐渐靠近的趋势，重心偏离度呈现波动收窄的态势，表明两大战略的空间匹配度不断提高。从共同演化的协同状态来看，两大战略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进入良性互动阶段。从共同演化的空间差异来看，两大战略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区域异质性不断减弱，地区间差异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本文使用2016—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提升能有效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主要促进了跨省流动、家庭规模小和在城市长时间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

6.2 讨论

本文结论为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进而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政策参考，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第一，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两大战略的协同作用。需进一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合力，促进二者高效高质协同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以改革为抓手，全面破除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壁垒；持续深化土地、财政、户籍等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形成更强的互促共进作用。此外，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先发优势和乡村振兴的后发优势，避免某一方长期滞后，制约整体效益提升以及形成低耦合路径。在统筹推进两大战略的过程中，既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两大战略协同发展的具体形式，也要注重各地级市之间的协调联动，防止地区空间差异进一步扩大。第二，为更好地释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合力，要着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迁移的后顾之忧。通过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使其在城市获得稳定且收入可观的工作；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在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确保他们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土地流转市场，鼓励进城村民自愿有偿流转土地，加强土地权益的确权登记工作，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解决他们进城的后顾之忧；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三，在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下，要合理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跨省流动、容易实现家庭化迁移以及在城市长时间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意愿，政策的关注点应在于尽可能促使其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省内流动、家庭规模大以及居住时间短的农业转移人口往往因迁移成本、家庭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原因具有较弱的市民化意愿，政策的关注点应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
本文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在地级市层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尽管已经最大程度地寻找了各类具体指标，但依然存在某些指标缺失的问题，可能使指标体系无法有效反映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乡村振兴水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使用文本分析、机器学习等新方法，更科学、全面地构建相关指标，从而进行更加准确的测度。其次，由于CMDS数据不是跟踪数据，基于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无法很好地解决个体异质性问题，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可使用能构建面板且具有大样本特征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理论分析、指标选取、结果分析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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