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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4 >Issue 1: 1 - 2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364

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

  • 杨志成 , 1, 2 ,
  • 宋周莺 , 1, 2 ,
  • 冯靖翔 1, 2 ,
  • 刘卫东 1, 2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宋周莺（1983-），女，浙江缙云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等。E-mail:

杨志成（1999-），男，福建福清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与国际贸易。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26

  录用日期: 2024-08-3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1-02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0080100)

中国科学院海外科教合作中心部署项目(162GJHZ2022004MI)

收起

Western public opinion'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YANG Zhicheng , 1, 2 ,
  • SONG Zhouying , 1, 2 ,
  • FENG Jingxiang 1, 2 ,
  • LIU Weidong 1, 2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26

  Accepted date: 2024-08-31

  Online published: 2025-01-02

Fold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其绿色发展理念契合全球可持续发展主题，但也一直遭受西方媒体的舆论攻势。研究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有助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家环保形象的维护，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提供支撑。本文基于LDA与Word2vec模型，对西方媒体2013年以来的“一带一路”资源、环境、生态议题相关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探讨了报道主题的时空演化特征，透视了西方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及其地缘政治意图。研究发现：① 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可以分为观望期（2013—2016年）、发展期（2017—2021年）与沉寂期（2022年至今）。② 西方媒体主要关注化石能源的资源、环境、生态负面影响，清洁能源的转型、贸易、投资，以及国际环保合作与能源博弈，基础设施建设与野生动物保护也是报道重点。③ 相关报道呈空间分异特征，英国、美国关注全球环保、自身利益与中国的负面表现，法国、德国并不倾向于与本国事务相关联，加拿大、澳大利亚几乎只关注自身利益博弈，新西兰的报道热情则较低。④ 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国家角色的一致，以舆论手段对绿色“一带一路”进行了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化、妖魔化、浪漫化的话语建构，国家的舆论角色不仅取决于本国的“自我”利益与立场，也受到了“他者”预期的影响。

关键词： 绿色“一带一路”; 西方舆论; 话语建构; 主题提取; 主题演化

本文引用格式

杨志成 , 宋周莺 , 冯靖翔 , 刘卫东 . 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J]. 地理研究, 2025 , 44(1) : 1 -20 . DOI: 10.11821/dlyj020240364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ts vis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ligns with the theme of global sustainability, but has been long attacked by the Western public opinion. The study of Western public opinion'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BRI could help advance its construction, uphold China's national environmental image, and bolster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nfluence. Based on LDA and Word2vec models, this research conducts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Western media reports on BRI under the issues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since 2013 by means of text analysi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report topics are investigated, and the mechanism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geopolitical motivations behind Western public opinion are revealed. The study finds that: (1) Western media's engagement with the Green BRI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periods, namely, the observing period (2013-2016), the developing period (2017-2021), and the silent period (from 2022 to the present). (2) The primary concerns of Western media revolved arou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fossil fuels on the aspects of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rade activities, and investment dynamics of clean energy,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nd energy competition. The multiface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were also prominent topics. (3) Western media reports displayed spatially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suggesting varying levels of engagement and prioritization. The UK and the US were widely concerned over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while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ir own state interests and China's negati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rance and Germany avoided associating their own affairs with the Green BRI, Canada and Australia almost exclusively concentrated on their self-interests, and New Zealand exhibited relatively low enthusiasm for reporting. (4)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their national roles, Western countries employed public opinion tactics to construct discursive narratives around the Green BRI, which were ideological, grand narrative-driven, demonizing, and romanticizing. The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roles of countries were not only shaped by their interests and positions as "the Self", 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expecta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as "the Other".

Key words：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stern public opinio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opic extraction; topic evolution

1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推动了民心相通，汇聚了全球共识[1]。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尽管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但仍稳步发展，取得了沉甸甸、实打实的成效，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2]。国家形象是新闻报道所呈现与塑造出的对于一国的整体印象与国际舆论反映[3]，虽然客观上取决于国家的内在品质，但人们解读空间的过程受到个人经验与公众话语体系的影响[4,5]，媒体在公众接受信息、形成印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6]。
批判地缘政治学关注各类传播媒介中包含的地缘政治隐喻，强调文本对地理意义的建构，通过话语分析理解地理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其与政治权力博弈的内在联系，从而解构权力不对称关系在空间上的映射[7]。现有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对报纸、杂志、电影等文化媒介进行了广泛探索[8⇓-10]，强调地理的主观能动性，地理知识生产的主观性与话语权密切相关[11,12]。福柯认为，话语是社会权力的最根本源头，权力通过控制主流话语的生产得以实现[13]。国家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也藉由话语生成自身的权利义务规范，构建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与利益[14]。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不仅是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也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渠道上形成了内容与手段的双重霸权，垄断了国际社会舆论。西方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时，往往将中国视为“他者”，在西方“普世价值”与国家立场投射下对中国形象进行建构，通过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弱化中国声音、强化西方话语，把中国当作西方国家面对民众质疑时的挡箭牌，掩盖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成效与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体现[15]。若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不匹配的状况持续下去，国家形象建构将落入失语的困境，“一带一路”建设也将面临更多压力。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稳定的核心要素之一。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提出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4月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系统阐述了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标志着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顺应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16]。当前，绿色“一带一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共建国家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基础、传统发展模式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等。同时，绿色议题也是西方国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维护权力格局，不遗余力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舆论攻讦重点之一。因此，为了把握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有针对性地为维护国家形象提供支持，亟需对相关媒体报道进行分析。
国内学界对“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语境设置、语言标识符、消息来源、情感倾向等方面对西方媒体的“一带一路”相关报道进行了全面剖析，发现西方媒体报道集中于国际关系、资源流动、生态环境影响等议题，反映了西方精英话语的对华认知[17,18]。王丹与郭中实发现，“一带一路”的媒体报道呈现出地理邻近性特征，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多采用宽泛而抽象的高解释水平[19]。同时，许多国外学者从当地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出发，对“一带一路”在本国的舆论形成与公众响应机制进行了研究，如澳大利亚[20]、孟加拉国[21]、匈牙利与斯洛伐克[22]等。Yang等对六个国家的政治媒体话语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中外政治媒体精英之间的差异，以及外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立场的连续性变化[23]。此外，亦有文献涉及绿色议题。例如，陈涛涛等发现国际社会最为关注“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是否遵循国际环保标准[24]；高泽发现海外媒体聚焦于绿色“一带一路”与本国战略的协同对接以及中国的环保承诺[25]；Liu等探讨了不同国家媒体报道绿色“一带一路”时所使用的语义结构与词汇风格[26]。整体而言，“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研究理论与方法已渐成熟，但其绿色议题的舆论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研究多以综述归纳为主，而基于话语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展开的语料库研究较少，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同时，现有研究视角多专注于一至两个国家，而对多个国家的综合对比研究并未深入到媒体报道风格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不足以反映这种话语建构背后的地缘政治意图，难以提供有效的区域国别见解。
在此态势下，本文拟采用LDA与Word2vec模型，对2013年以来西方媒体的“一带一路”资源、环境、生态议题相关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提取各国媒体关注的报道主题，刻画报道主题的时间演化特征与空间分异格局，透视西方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及背后的地缘政治意图，以期弥补绿色“一带一路”舆论研究与中国环保形象经验研究的不足，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撑。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Factiva（https://global.factiva.com/）是用于媒体研究的主流新闻数据库之一，收录了来自200个国家与地区、32种语言的新闻与企业数据，涵盖了从传统行业到新兴行业的诸多领域。本文采用Factiva进行数据收集，以“Belt and Road”为关键词，基于数据库的特点与检索框架，将分类中与绿色议题相关的“自然环境、自然灾害、气象”设置为检索主题，除去专注于股市的企业与工业新闻，筛选出所有西方国家（北美洲、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主流媒体2013—2023年的英文报道，共758篇。为保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还将其中的重复报道、外宣报道以及对绿色议题着墨不多的综合分析文章予以剔除，仅筛选出围绕资源、环境、生态议题展开的报道，最终得到262篇分析样本。

2.2 基于LDA的主题提取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文本主题提取的统计语言模型，能够通过描述文档的主题混合比例和主题的词语混合比例来模拟文档产生过程，在识别大规模文档集中的潜在主题时效果良好[27]。已有研究将LDA用于“一带一路”的国内外舆情监测中，证明了该方法有助于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社会发展的动态监测[28⇓-30]。
在主题提取前，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文本预处理。基于Sketch Engine语料库从报道中筛选出与绿色议题直接相关的语句，进行了词干化处理，并构建了停用词表，以剔除生成的主题词中无区分度的词汇。使用Python的Gensim库进行LDA主题提取，将模型迭代次数设置为30次，每个主题均由10个主题词构成。为了确定每个年份生成的主题数目，本文选用困惑度（Perplexity）指标进行辅助判断，相比起追求模型的最大化拟合，该过程以易于人工解译为目标，从而实现对模型结果的实质性解释[31]。

2.3 基于Word2vec的主题演化分析

Word2vec是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其原理为依据上下文信息将词语映射为能够反映出语言规律的词向量，把文本处理简化为向量运算。采用Word2vec将由LDA生成的主题词进行向量空间映射，可以计算出主题之间的余弦相似度，诠释主题的演化关系。本文构建了主题之间的10×10主题词相似度矩阵，计算方法为：
S i m i l a r i t y A B = ∑ i = 1 n ∑ j = 1 n a i b j s i j ∑ i = 1 n ∑ j = 1 n a i b j
式中：ai与bj分别是主题A第i个与主题B第j个主题词生成主题时的条件概率；sij为两者的余弦相似度；n=10。为排除主题内部各主题词之间相似度的影响，还需如下计算：
S i m i l a r i t y A B _ F i n a l = S i m i l a r i t y A B 2 S i m i l a r i t y A A × S i m i l a r i t y B B
为了呈现相邻年份报道主题之间的演化关系，本文以桑基图的形式进行了可视化，采用主题之间余弦相似度超过历年平均值的程度来评价主题之间的演化关系，即若某对主题之间的相似度高于平均值，则可认为两者关系较为密切，发生了主题的传承与演化。

3 西方舆论的总体演化特征

3.1 媒体报道分布

总体来看，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报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13—2016年的观望期，2017—2021年的发展期，以及2022年以来的沉寂期（图1）。2019与2021年的报道相较其他年份显著增加，是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关注的两个高峰年份。
图1 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

Fig. 1 Number of Western media reports on the Green BRI

3.1.1 观望期

2013—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尚处于设想与准备阶段，并未吸引到西方政界、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2015年，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西方社会开始了对“一带一路”的长期关注，但早期仍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国际秩序等方面。

3.1.2 发展期

《巴黎协定》通过后，气候问题在全球愈发受到关注。2016—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一系列重大事件让“一带一路”的国际关注度迅速上升。中国于2017年5月提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而美国于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环保意识日益提升的国际社会惊扰起一阵争议的波澜。于是，2017年开始，学界关注起“一带一路”相关的碳排放、能源消费、环境污染、生态足迹等主题，西方媒体相关报道也呈现出数量快速增长、话题不断发散、讨论愈发深入的态势。

3.1.3 沉寂期

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及其带来的欧洲能源危机，使媒体的关注点迅速转移，相关报道数量急剧下降。欧洲各国不得不将过去的环保承诺暂且搁置，开始重新启用或加大投入煤炭等高污染的化石能源，西方政界与媒体由此失去了质疑“一带一路”资源、环境、生态影响的正当性。
从媒体分布上看（图2），主要可以分为《卫报》《纽约时报》等综合媒体、《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财经媒体，以及法新社、德国之声等官方背景的通讯社与广播电台。这些主流媒体有着庞大的读者群体与较高的发行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流观点。从国别分布上看，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七国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占总体的97.7%，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关注情况。其中，英、美、加、澳、新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五眼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之一，也是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攻势的主要发起者。英国媒体是绿色“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主要贡献者，报道数量占总体的42.7%。法国、德国两个非英语国家的媒体报道则反映出二者作为世界大国以及欧盟“话事人”对于全球事务的重视。
图2 报道绿色“一带一路”的主要西方媒体

Fig. 2 Main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the Green BRI

3.2 主题演化特征

纵观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报道的主题（图3），2016年针对兰州新区的一篇报道拉开了这场舆论浪潮的序幕。2017年开始，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进入发展期，舆论场上逐渐形成了三条新闻脉络，即化石能源的资源、环境、生态负面影响，清洁能源的转型、贸易、投资，以及国际环保合作与能源博弈。这三条新闻脉络贯穿始终，逐渐交叉、融合，演化出后续一系列报道主题，撑起了舆论发展的主轴。
图3 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报道的主题演化

Fig. 3 Topic evolution of Western media reports on the Green BRI

3.2.1 化石能源

主要关注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水资源消耗、温室气体与有害物质排放，以及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负面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建设的煤矿、煤电与工厂项目导致的污染转移、环境破坏、民生问题等均受到了西方媒体的集中报道。作为绿色议题产生的根源，化石能源是演化关系最显著的一条新闻脉络。西方媒体结合中国是当前世界最大碳排放国的事实，批评中国“要经济不要环保”，描绘了一个全球环保危机当前，不顾他国利益，一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向外输出本国模式的邪恶形象。西方媒体还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宣布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中国的境外煤电项目正在逐渐关闭，而规划中的工厂预计也只有四分之一能够落地。当2021年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之后，西方媒体又对中国如何处理已经得到批准或尚处于建设阶段的煤电项目表达了担忧。然而，随着2022年欧洲能源危机使得各国开始重新启用或加大投入化石能源，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只得偃旗息鼓，化石能源相关主题也不再显著，显露出西方发展模式面对环保承诺时的脆弱性。

3.2.2 清洁能源

主要关注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建设、技术合作，以及与清洁能源产业相关的铜、钴、锂等金属矿物和液化天然气、氢气等清洁燃料的国际贸易。一方面，西方媒体视中国为“环保的先行者与推动者”，对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绿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等进行了积极评价。随着中国政府从2019年开始降低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和投资，西方媒体开始质疑中国的环保意志，但也有媒体认为这是中国正在趋近产业成熟、“绿色飞跃”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快速扩张的海外影响力亦令西方国家感到紧张，G7集团于2021年峰会上提出的面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工业革命”，就被西方媒体视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马歇尔计划”。由于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相关报道难免涉及环境影响的对比与能源绿色转型等内容，两条脉络几乎相伴相生，反映了绿色议题面向过去和未来的一体两面。

3.2.3 环保合作与能源博弈

全球环境问题当前的权力交锋与利益博弈反映了中西方之间激烈的环保话语权之争，真正体现了西方舆论场话题的丰度与深度，折射出各国复杂立场下对于绿色“一带一路”的理解与期待。在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深远影响下，国家领导人峰会等多边互动机制为西方媒体提供了议程设置的机会，使得中国环保责任这一主题被不断强化，“国际环保合作引领者”的重担被托付给了中国，世界对于绿色“一带一路”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期待不断加深。
2019年，随着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无果而终，加之民间环保力量的活跃，气候问题成为了这一年的热点，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进入第一次高峰。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海平面上升威胁与北冰洋上的“冰上丝绸之路”备受关注，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与中俄在北极航道上的活跃令西方国家心存芥蒂。西方媒体认定中国是南太平洋与北极地区局势紧张的导火索，对西方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产生了充分威胁。2021年，世界地球日领导人气候峰会、COP26、G7峰会、G20峰会等接连召开，缔造了空前的全球舆论环境，标志着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关注达到第二次高峰。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西方舆论场上埋下了一块有利于国家环保形象塑造的基石。2022年以来，虽然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近乎集体噤声，但对气候变化下的国际局势仍保持了一定关注，西方国家的态度已由最初的质疑、批评转向了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既有成果的反制、抗衡，绿色“一带一路”已然被深度绑定于世界环保议程之上。

3.2.4 其他

除了上述三条新闻脉络以外，还有部分报道主题未能被归为任何一类，主要包括生物入侵风险、远洋渔业、水生态环境问题等。尽管每年都有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质疑之声，但由于报道不成规模且无连贯的叙事轴线，没能形成第四条稳定的新闻脉络。其中，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巴丹托鲁水电站项目成为了西方媒体批评“一带一路”生态破坏的典型案例，相关报道接连不断，声称水电站建设将导致一种红毛猩猩濒危物种的灭绝，将中国塑造成“为了自身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野蛮推进生态毁灭项目”的形象。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展的一系列水电站与航道疏浚项目则被宣称掠夺了东南亚国家的水资源，破坏了下游地区的环境与居民生计。此外，几乎每年都有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报道出现，内容多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影响力扩大使得当地非法狩猎、交易、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现象愈发猖獗，担忧随着中医药被纳入“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领域，野生动物的市场需求将会扩大，进而造成种群威胁。

4 西方舆论的空间分异格局

为了进一步分析西方国家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舆论差异，辨别不同国家报道中的话语建构取向与舆论角色表现，关注现实中的宏观地理背景、空间规律与全球政治实践，突破批判地缘政治的文本主义桎梏，实现由话语分析向空间分析的回归[32,33]，本文选取报道数量最多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七个国家进行了具体国别分析（图4）。按照空间尺度及内容上的差异，将西方各国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报道主题进行了分类（图5，见第9页）。空间尺度上按照报道国与被报道地点的关系亲疏分为了本国、本地区（邻近国家与海域）、世界、其他地区、他国五类，内容上则分为了对具体建设项目的批评、各方势力的利益博弈、对环保议题的理性探讨、对未来环保形势的积极展望四类。
图4 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报道的分国别主题演化

Fig. 4 Country-specific topic evolution of Western media reports on the Green BRI

图5 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报道的主题分类

Fig. 5 Topic classification of Western media reports on the Green BRI

根据西方各国对不同尺度话题的关注重点，可以将七个国家分为四组舆论角色——既关注全球环保话题，批评“一带一路”项目的环保表现，又关注自身利益相关话题的“舆论造势国”（英国、美国）；关注全球环保话题，参与对项目批评，但并不倾向于将“一带一路”绿色议题与本国事务相关联的“舆论助势国”（法国、德国）；几乎只关注本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利益博弈的“舆论借势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对“一带一路”绿色议题报道热情较低的“舆论中立国”（新西兰）。

4.1 舆论造势国

英国与美国在报道主题的内容与尺度上都较为接近，视中国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视“一带一路”为中国布局全球的“地缘政治工具”，是化石能源主题的主要贡献者，体现出它们面对绿色“一带一路”高度相似的政治站位与利益取向。英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个英语国家，掌握着盘根错节、蔓延全球、高度发达的媒体网络，操纵着英语新闻的命脉并深刻影响着全球新闻走向[34]，以支撑起国际舆论，助长其政界对域外事务进行长臂管辖的野心。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工业、军事强国，在西方世界担当着领导者角色，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发展的方向。面对冷战后全球化、多极化的趋势，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由“物质、观念、机构”组合而成的霸权体系[35]，需要通过舆论造势维护西方的话语霸权。英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高度绑定，在欧洲大陆一贯扮演着“离岸操盘手”的角色，深度干预欧洲各国之间的政治议程，防止一个强大欧陆势力的出现。英美两国均关注自身的地区利益，对于《巴黎协定》、碳关税、气候赔偿等问题的关注凸显了两国作为既得利益方的一面，过去数百年间污染所带来的发展成果使它们与后发国家沟壑弥深。具体来看，英国对绿色“一带一路”相关报道数量占比接近半数，很大程度影响了西方舆论的走势，因此报道主题与演化趋势与西方媒体总体结果较为相似。美国在2021年以前聚焦于国际环保合作与能源博弈以及其他主题，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关注体现了阿拉斯加地区的地缘利益。作为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美国对绿色“一带一路”与数字金融、跨国投资、发展基金等话题的关注也远超其他国家。

4.2 舆论助势国

与英美不同，法国与德国并不倾向于将“一带一路”绿色议题与本国事务相关联，疏离于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报道内容几乎都是全球或他国话题。两国虽然不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出于国家利益考量，仍需为西方地缘政治认知目标提供协助，驱使本国媒体充当西方涉华舆论攻势的宣传机器。法国以境外煤电项目为主轴，在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之后还进行了后续跟踪报道，关注中国如何处理那些已经获批与尚在建设的煤电项目；另一条脉络则关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接连对斯里兰卡的人工岛屿与深水港口、印度西尼亚与湄公河流域的水电站、黑山的高速公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地产开发等进行了报道，体现了二战之后法国谨慎看待传统的、以二元对立概括国际形势的宏观归纳，重视区域个案分析的地缘政治思潮[36]。德国的两条新闻脉络与法国类似，一条专注于化石能源、境外煤电项目与核电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另一条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项目投资做了许多报道，体现了以中亚德意志民族为纽带的、德国在苏联解体后产生的权力真空中所占据的特殊地缘政治与能源利益。

4.3 舆论借势国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媒体鲜少报道他国事务，对本国、本地区切身利益相关话题格外关注，显著体现为加拿大对北极地区“冰上丝绸之路”、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地区气候威胁与开发建设相关主题持续而频繁的报道，内容上也多为针对环保议题的权力交锋与利益博弈。在国内，两国对于外交、环保政策路线的抉择举棋不定；在国际上，两国对于环保合作中各国应承担的责任也略有微词，需要借助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舆论攻势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具体而言，中国与加拿大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但在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之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几度恶化。加拿大国内部分人士不希望因环保问题激化本就紧张的外交现状，因此加拿大媒体围绕本国“双碳”目标是否会削弱中加关系、国内环保政策如何抉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相比之下，澳大利亚面临着更加窘迫的现实处境。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于2017年开始逐渐走上反华的道路。澳大利亚长期将南太平洋视为自身势力范围，因此面对中国在南太平洋上越来越强的存在感，“一带一路”在澳媒笔下变成了中国用以扩大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的“债务陷阱”，投资建设项目造成了森林砍伐、珊瑚礁破坏、土地侵占等环保劣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更需要周边国家保持警惕。然而，澳大利亚的反华立场与其国家利益相悖，外交政策逻辑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澳大利亚既不能将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视作敌人，又无法忽视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担心失去其在太平洋岛国之间的领导力与话语权。同时，澳大利亚无法舍弃煤铁贸易的巨大经济收益，导致其在国际环保合作问题上也难以站稳脚跟，遭致了太平洋岛国的不满与欧美的施压。

4.4 舆论中立国

新西兰的传媒行业体量较小，但由于其“五眼联盟”国家的身份，在西方舆论场上拥有着与较弱的国家实力不匹配的曝光度与声量。尽管如此，新西兰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报道数目较少，主题零散，也没有对中国的海外基建项目进行批评。澳大利亚虽然是新西兰唯一的盟友，但两国的报道主题差异极大，可见在对待国际事务上，两国无论是官方立场还是民间舆论都有着一定的区别。这些体现出新西兰面对绿色“一带一路”时中立客观的姿态，既没有因为“一带一路”违背了部分西方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既定想象而展开舆论攻势，也没有将其与本国环保事业或国际责任进行过多关联，稀释英美一直以来希望在国际舆论场上塑造的绿色“一带一路”负面形象，贯彻了新西兰独立务实的外交政策与作为一个小国的处世之道。

5 西方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

国家舆论角色的划分并不仅是为了给国家贴上标签，更是为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舆论行为模式提供了一条可供解释的路径。社会学认为，社会角色决定了个体的行为，这种影响无需外在权威的强制，而是源于社会角色所赋予的、被广泛接受的行为规范[37]。霍尔斯蒂（K. J. Holsti）将角色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证明了该理论在探究国家行为根源、理解国家自我认知、预测国家对外行为方面的适用性[38]。借助国家角色理论，能够将关注宏观世界的传统地缘政治和关注微观文本的批判地缘政治相结合，建立国家舆论角色与话语建构机制的联系。
当国家预期清晰可循，国家行为可被预测时，国家角色一致。在国际体系中，国家角色的一致保障着社会规范的约束力，维持着国际互动的平衡；反之，如果国家的角色预期是不清晰的，其行为的可预测性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引起国内或国际冲突[39]128-131。国家角色是否一致，通常可以从三个层面衡量，即角色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地位（预期行为一致）、角色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要求（内部认同一致）、他国是否认同这种角色身份（外部认同一致）[40]。基于此，本文识别了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话语建构的三种重要机制（图6）——“预期行为一致”解释了西方国家为何需要进行话语建构，“内部认同一致”解释了西方国家如何进行话语建构，“外部认同一致”则解释了西方国家为何表现出舆论角色的空间分异格局。
图6 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机制

Fig. 6 The mechanism of Western public opinion'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BRI

5.1 预期行为一致——西方国家为何进行话语建构

国家角色的根源通常包含两个方面，内部根源在于国家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政治叙事等，而外部根源在于国际体系、国家在其中的位置以及对该位置的认知，包含国家的大小、实力、国际地位、地缘环境等[41]。

5.1.1 根本动因

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首发地位，西方国家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通过控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完成了对国际话语权的实质垄断，将自身意愿与地缘利益上升到了国际规则层面。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秩序逐渐由传统冷战对立向中西方之间的矛盾转变。在资本主义逐利本质与帝国主义历史惯性的驱使下，西方国家基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现实主义理论，试图论证中国崛起必然会伴随着冲突，因此需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同时，数百年的“东方主义”叙事也为西方社会留下了深深的思维刻印，受到异化的东方形象被预设于西方的思维体系中，使其对东方的认知止步于成见。

5.1.2 外在契机

受到全球格局“失序”冲击，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与拜登的“印太”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的拓宽与深化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与中国的全方面竞争。“五眼联盟”认定“一带一路”将促使欧洲融入中国引领的亚欧非大陆新格局中，而它们孤悬于“世界岛”之外，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霸权合法性均将被削弱。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利益再分配，不同国家的地缘政治视角决定了行为的差异，全球绿色与可持续发展舆论气氛的高涨也促成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绿色议题的关注。

5.1.3 直接动因

在根本动因与外在契机的推动下，国际体系、国家地位、地缘政治认知所塑造的国家利益观念亦被纳入国家角色预期，成为西方舆论话语建构的直接动因。受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启示，对应于其五阶段模型的“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西方的国家利益也可以被归纳为对于维持“优越主义的国族想象，单极霸权的国际秩序与西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外交，逆全球化、泛安全化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追求。
首先，对国家与民族的地理想象与价值认同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依托，现代国家通过将人文话语嵌入国家发展的时空进程，塑造共同记忆，得以完成国内群体的整合[42]。但是，这种想象与认同必须在与“他者”的对比中才能产生意义。因此，西方国家为了维持近代以来“西强东弱”的等级叙事，需要通过对于地理空间的价值分配，建构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等级制度[43]。例如，美国文化底层的优越主义心理决定了美国的扩张主义潜质，“昭昭天命”的话语建构将美国引向了大陆主义、门罗主义，以至于后世将其作为参加一战与二战、领导自由世界的民族自决背书。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性”价值观在美国政治经济崛起的助推下迅速于上层社会传播开来，并随之扩散到所有殖民历史相似的英语国家，成为了今天“五眼联盟”共同的价值认同。其次，尽管各国基于各异的建国历程、民族构成与政治背景，国族想象不尽相同，但是维护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体系与西式自由民主的正当性是“五眼联盟”一致的目标。为此，西方媒体需要从霸权视角建构话语策略，塑造竞争性认知，每言必及本国利益与外部威胁，定义敌我亲疏类别，以“修斯底德陷阱”构陷中国的抬头将成为对西方守成大国与既有国际秩序的挑战[44]。另外，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是所有国家共同的追求，也是一个国家想要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安身立命的基础。从美英法澳“潜艇订单”风波可见，西方的同盟关系在经济利益面前脆弱不堪。同时，在西方国家眼中，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拥有了对全球资源、能源、基础设施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势必成为新的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对意识形态领域敌对势力的“泛在化”又会扩大全球格局的“失序”，消解政府所代表的政治秩序，带来更多的群体性焦虑、不安与进一步高涨的安全需求[45]。
可见，为了维持自身角色预期与行为的一致，西方国家需要通过话语建构满足根源于社会底层的思想、叙事与国家利益需求，削弱中国的海外影响，巩固单极霸权秩序与西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外交，重塑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因此，认知层面上，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媒体话语固化中国的负面环保形象，巩固自身的话语霸权，从而增加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成本，削弱中国的软实力，将话语空间的不平等性延伸向地理现实。实践层面上，西方国家意欲将环保责任推卸给中国，使中国海外基建项目的规划、落地与运营层层受阻，打压中国产业的出海发展，削弱中国的硬实力。同时，避而不谈自身工业革命以来的累积碳排放与污染产业向外转移等事实，妄图在发展中国家的声讨中“隐身”，安抚国内环保团体的利益诉求及其对选举政治产生的威胁，维护政治集团的统治稳定，从而继续施行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剥削其他国家的经济与环保权益。

5.2 内部认同一致——西方国家如何进行话语建构

社会规范代表了社会成员对于国家行为符合国家角色的要求，当其被普遍认同时，国家行为的决策受到国家角色的制约，偏离社会规范的决策将会受到限制乃至抵制[46]。国家决策者的表达可以代表该国对于自身角色的认同，但很多时候，决策者与大众在地缘政治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国家角色认同的不一致。因此，为了合法化国家行为，减少决策施行时的阻力，决策者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精英阶层往往需要利用媒体话语操纵公众舆论，形塑大众的地缘政治认知，为国家宏观层面的政治理念、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提供民意支持，从而达到国家角色内部认同的一致[47]。
深入透视话语建构的具体手段，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中，为了实现自我身份与地缘政治叙事的确定性，西方国家创生出一种想象的秩序，勾勒出人为的二元边界以区分“自我”与“他者”，合法化“自我”地位与行为的同时消解“他者”的合法性[48]。西方媒体将中国置于被凝视的客体地位，通过为“一带一路”项目贴上负面的环保标签，使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被意义化，诱导读者建立起中西方之间分异的、层级化的认知，延续过去“东方主义”的话语价值取向，产生对于中国国内环境与发展模式的消极联想与刻板印象，久而久之演变为一种“共有知识”乃至“社会事实”，潜移默化中完成对中国环保形象的污名化[49,50]。西方媒体还利用锚定效应等心理学机制介入民众认知，将文本符号化为接近物质的“客观存在”，将新闻中抽象的话语映射为具象的空间感知[51]。具体而言，西方媒体主要运用了以下话语建构手法。

5.2.1 意识形态化

诉诸意识形态是冷战思维惯性之下最可行、最不证自明的二元叙事，以简化的逻辑消解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降低了民众的思维成本，强化了民众的感知。西方媒体将“一带一路”与社会主义挂钩，勾起了民众心中对红色浪潮、威权主义乃至独裁主义的恐惧，也呼唤了民众心中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记忆，产生中国必将失败的联想。意识形态化还赋予了“一带一路”进攻性与煽动性，暗示那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有可能倒向中国，削弱西方的民主根基，引发了一系列对所罗门群岛投靠中国表示警戒的报道。西方媒体试图营造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环境受害者形象，以便发出国际观照，将其拉拢向西方阵营。这些充当事件舞台角色的国家一般也都处于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地带，西方媒体意在利用当地的矛盾与冲突，将环保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将绿色议题转变为权力与利益的话语博弈[52]。

5.2.2 宏大叙事化

西方媒体通过制造夸张的印象，异化“一带一路”的建设成就，营造宏大工程与平民百姓之间的脱节，令民众对“一带一路”产生陌生、疏离感。对于兰州新区以及乳业畜牧业、混凝土建筑业、公路铁路等现代工业文明成就的宏大叙事，强调了它们“去人格化”的运行逻辑与冰冷、敌意的心理特质，令人联想到西方文艺作品中对集体主义操纵群体意志的形象塑造。在此过程中，读者与“一带一路”的空间联结从一种物理体验被转变为对文本的感知体验[53]。这些过去西方文明的造物，如今却被中国发扬光大，使得西方媒体更需要通过对感知的异化，强调“他者”与“自我”的差异。

5.2.3 妖魔化

由于“非理性主义”情感的盛行，西方媒体藉由“后真相”时代视觉化、情绪化的叙事，对绿色“一带一路”进行了妖魔化塑造[54]。通过对濒危物种与野生动物的聚焦，西方媒体将中国、中医药与野生动物相绑定，强化了“愚昧、落后、野蛮”的中国形象。对于中国在海内外修建的一系列工程所造成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西方通过联合多个国家、多家媒体进行反复报道，将一切归咎于国家制度与发展模式之间的冲突，突出了绿色“一带一路”在其他国家的不协调、不稳定，从而渲染中国“对外输出本国模式”的强权色彩，固化了“一带一路”的非理性形象。

5.2.4 浪漫化

美国国家叙事的核心便是“浪漫主义”，习惯通过浪漫元素讲述命运，定义自我身份，隐喻了西方深层文化结构中的帝国主义秩序[55]。西方媒体报道中的浪漫化，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新能源技术的大力夸赞，让世界看到依靠中国解决全球环保问题的可行性。这看似构拟出了“中国环保实绩征服西方与世界”的正面印象，但实际上通过简单化、浪漫化的叙述消解了地缘政治的严肃性，消解了西方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以及中国达成如此成就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代价。另一方面，这种浪漫化还体现在中国获得环保成就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参与和贡献——中国在阿拉斯加与加利福尼亚的环保建设合作少不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或默许，北京大学所研发的碳捕获与储存技术背后也离不开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大力资助。
可见，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化的话语解构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妖魔化、浪漫化的话语则建构了中国承担环保责任的必要性与充分性。从深层次精神内核的角度而言，这种对立统一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与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之间的并立[56]。化石能源主题强化了中国的负面形象，清洁能源主题则为中国提供了“弥补过错”的机会，满足了西方的政治正确、社会规范与对中国的“驯化”需求[57]。通过将中国同时塑造为全球环保问题的系铃人与解铃人，西方国家完成了对环保责任的规避，最大化了自身在环保话语博弈中的收益。

5.3 外部认同一致——舆论角色为何存在空间分异

国家角色实质上是一个国家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是其在长期国际互动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化映射，国家行为的意义寓于互动之中[39]134-135。国家的国际社会地位也并非静态、孤立的存在，而必须将国家角色置于动态的社会关系中，考虑他国对自身角色的预期与对自身行为的反馈。因此，国家角色不仅取决于本国的利益与立场，还受到“他者”预期的影响。为了达成国家角色外部认同的一致，国家需要调整“自我”角色预期的舆论表达，使其内化或让步于“他者”的角色预期，避免“自我”与“他者”之间因地缘政治认知差异而导致的冲突，这也是西方国家对绿色“一带一路”报道主题的偏向性与舆论角色的空间分异形成的原因。

5.3.1 舆论造势国

近年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与贸易保护主义，以单边主义的行事挑战过去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反映了美国在国家角色与社会地位上的急速转变，折射出近年弥漫在美国社会的焦虑感和受挫感，即美国已无力充当全球体系的监管者、也不愿继续受现行国际规则的束缚[58]。美国对于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执行力正在不断降低，多年来为抗衡“一带一路”而携盟友共同发起的各类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无一不是雷声大、雨点小，慷他人之慨却不见实质。随着难民危机、气候变暖、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古典地缘政治学愈发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权力斗争为基调的国家发展理念也再难站得住脚[59]。美国的霸权体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英国的基础上，而英国如今的战略利益与美国高度绑定，分而治之、离岸制衡是英国的核心地缘政治战略。因此，面对崛起的中国与潜力无限的“一带一路”倡议，英国与美国试图利用英语在全球传媒行业的垄断地位进行舆论造势，为濒临崩解的单极霸权体系粉饰舆论风向，以求实现民众认知、经贸实践与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打压，英美两国的角色预期也就成为了西方舆论场上最为重要的“他者”预期。

5.3.2 舆论助势国

法国与德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在二战之后被美国赶超，两国实际上并不满足于美国的单极霸权与单边主义话语建构，一直寻求以欧盟为抓手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重振自身的民族历史地位。两国渴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寻自我定位、追求国家利益，在不违背西方价值观的前提下已与中国开展了有限的“一带一路”合作。然而，受限于西方阵营的既得利益、北约的共同防务体系、积重难返的殖民与战争背景、紧固的东方主义思维刻印等因素，两国在客观上仍需为西方地缘政治认知目标提供舆论支撑。因此，法国与德国尽管参与了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负面媒体话语建构，符合了英美的角色预期，但也抑制了“自我”角色预期的表达，没有通过英文报道影响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未将自身纳入绿色“一带一路”负面建构的话语框架中。

5.3.3 舆论借势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五眼联盟”中处于相对从属地位，是英美反华舆论攻势的“急先锋”，对华报道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受到英美的影响。然而，两国对待绿色“一带一路”的态度与英美有所不同，并未积极充当拥趸，而是借助舆论表达自身关切，视中国为不可忽视、需要制衡的地区性力量，媒体报道也呈现出左右逢源、多方顾虑的特点。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几乎只关注本国、本地区相关主题，强烈表达“自我”角色预期的同时轻视英美所强调的环保叙事，将盟友视作政治、经济利益面前的“他者”，反映出两国舆论角色内核中深深的角色冲突。加拿大需要保持中美之间的均势；澳大利亚也一直试图在中国、欧美、太平洋岛国之间寻求平衡，但其在气候问题上却四面楚歌，究其原因还是未能认清并摒弃这种相互掣肘的外交政策，调谐国家角色外部认同的不一致。对当今的澳大利亚政府而言，修复过去被破坏的中澳关系迫在眉睫，建立可行关系所需的对话或许正是共同帮助太平洋岛国缓解气候威胁，而绿色“一带一路”也将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平台。

5.3.4 舆论中立国

新西兰的地理位置远离世界地缘政治争端的青蘋之末，因此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偏向中立。虽然政治基本盘不允许其在涉华事务中完全表现亲华立场，但即使在“五眼联盟”中，新西兰也常与其他四国的反华言论唱反调。单就对待“一带一路”而言，新西兰并未听从英美舆论的诋毁与指责，而是从本国实际利益出发，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新西兰通过主动降低舆论声量换取了英美对其与中国合作的默许，对“自我”与“他者”角色预期均没有过多表达，在保持外部认同的一致性上，这也不失为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一直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影响着公众的信息接受以及中国形象的塑造，绿色议题是西方国家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舆论攻讦重点之一。本文提取了2013年以来西方各国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关注的报道主题，刻画了其时间演化特征与空间分异格局，透视了西方各国媒体的话语建构机制及背后的地缘政治意图。研究发现：
（1）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可以分为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6年的观望期，2017年中国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至2021年的发展期，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洲能源危机以来的沉寂期。“五眼联盟”是西方对华舆论攻势的主要发起者，英国是相关报道的主要贡献者。
（2）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报道有三条新闻脉络贯穿始终，即化石能源的资源、环境、生态负面影响，清洁能源的转型、贸易、投资，以及国际环保合作与能源博弈。基础设施建设与野生动物保护也是西方媒体的重要着力点，部分项目成为了西方媒体批评绿色“一带一路”的典型案例。
（3）西方国家可以被划分为四组舆论角色，即关注全球环保、自身利益、中国负面表现的“舆论造势国”（英国、美国），关注全球环保、参与批评中国但不倾向于关联本国事务的“舆论助势国”（法国、德国），几乎只关注自身利益博弈的“舆论借势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报道热情较低的“舆论中立国”（新西兰）。
（4）西方国家通过舆论手段对绿色“一带一路”进行了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化、妖魔化、浪漫化的话语建构，其目的是保持国家角色的一致，即角色行为符合社会地位（预期行为一致）、角色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要求（内部认同一致）以及角色身份受他国认同（外部认同一致）。西方国家的舆论角色不仅取决于本国的“自我”利益与立场，受到东方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思想的驱动，寻求维护国家利益中的“国族想象、国际秩序、外交地位、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也受到了“他者”预期的影响，“自我”与“他者”预期表达的强弱平衡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舆论角色。

6.2 讨论

自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以来，西方媒体相关报道不仅数量有连年增长之势，主题也愈发丰富深刻。需要认清，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实质上是透过绿色滤镜对“一带一路”本身的关注，究其本质还是对于中国事务的一种议程设置。以绿色议题为刃，无论中国取得怎样的发展，经由西方媒体雕琢都只能呈现出其所期待的“他者”形象。面对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国没有理由相信只要独善其身就能换来西方国家的正面塑造，必须主动参与到国际舆论与话语建构的过程当中。
（1）“一带一路”被西方媒体深度捆绑于认知、评价中国的中介地位，已然成为了西方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面镜子，越来越多报道以“一带一路”为叙事媒介，聚焦于中国其他领域的话题[60]。对此，应当加强舆情监测，建立多语种、跨平台的舆情监测系统，结合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及时获知并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与期待；建立负面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对不实报道与言论进行及时、有力回应。同时，借助“一带一路”的中介地位，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正面塑造，引导国际舆论，催生西方更新对中国的话语评价体系，解构“中国威胁论”。
（2）仅靠加强自身的外宣力度，难以突破西方国家媒体网络的国际舆论垄断地位。中国需要开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媒体合作，构建通达多样的媒体矩阵，共同制作、传播多元视角的媒体内容，让它们不再只能通过英文媒体获取讯息；加强文化、科技交流，开展与国际知名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发布联合调研报告，提升中国声音的学术权威性。近年来，自媒体和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媒体日渐式微，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质打破了信息来源的垄断，亦是挑战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有力手段。
（3）从西方媒体报道主题的空间分异可知，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相互拉扯、撕裂，有着各自的地缘政治认知与意图。基于此，需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拓展在地化信息渠道，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跨文化交流人才，从而在绿色“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过程中，辨别不同国家、媒体的舆论角色，明确媒体话语表达出的利益诉求，发掘自身与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民众的契合点，制定出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策略。
（4）即使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进入沉寂期，“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新方案，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是国际舆论绕不开的话题。可以预见，当未来绿色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某些利益集团仍将卷土重来、发起新一轮舆论攻势。面对新的媒体观点，中国不仅需要辨析其背后透露出的社会、文化、制度因素与国家利益需求，识别话语建构手段上的路径依赖，有依据地进行舆论反制，也需要对新形势下外在契机的改变保持敏感，时刻关注观点的动态变化。

真诚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分析框架、结构平衡、政策建议、语言表达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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