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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4 >Issue 1: 129 - 14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354

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机理探究——兼论人才政策的调节效应

  • 郑玉
展开
  • 郑州轻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郑州 450002

郑玉（1985-），女，河南信阳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24

  录用日期: 2024-08-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1-02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JY061)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2021-CXTD-12)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2022-CXTD-05)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2024-CXTD-04)

收起

Impact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alent policies

  • ZHENG Yu
Expand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24

  Accepted date: 2024-08-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1-02

Fold

摘要

人力资本集聚能够影响产业链现代化，且受制于技术创新、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以及不同类型人才政策的调节作用。但现有文献缺乏有关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机理的探讨。笔者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技术创新、消费需求对该影响的中介作用，不同类型人才政策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证实：人力资本集聚正向影响产业链现代化；技术创新和消费需求分别从供需两侧对该影响发挥着中介作用；不同类型的人才政策发挥着调节作用，其中发展型政策的调节效应最大、保障型政策次之、引进型政策调节效应最小。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且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来自人力资本集聚的新解释，并拓展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为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把握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人力资本集聚; 产业链现代化; 技术创新; 消费需求; 人才政策

本文引用格式

郑玉 . 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机理探究——兼论人才政策的调节效应[J]. 地理研究, 2025 , 44(1) : 129 -148 . DOI: 10.11821/dlyj020240354

Abstract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to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can affect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which is subject to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sumption demand,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talent policies. However, there is no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industrial economic theory, the author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1 to 2022, and builds a multi-dimensional fixed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sumption demand,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talent policies on the impa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Specifically, th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increases by one unit that will promote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by 0.091 un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sumption demand play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impact from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on the supply sid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forms production effec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pushes industrial chain to advanced and modern types of chains; On the demand sid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forms consumption effect through consumption demand, which pulls industrial chain to advanced and modern. Different types of talent policies play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mpact respectively, of which the development policy has the largest moderating effect, the security policy follows, and the introduction policy has the leas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patial lag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and the effect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impact, the spatial lag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we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eastern regio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rom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licymakers to better grasp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nsumption demand; talent policy

1 引言

产业链现代化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1]，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2]。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质是产业拥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大协同性等特征。产业链现代化作为产业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学者们主要围绕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及发展路径[3]、产业链现代化的测度[4,5]等方面展开研究，也有学者从数字化[6]、工业互联网[7,8]、对外直接投资[9]、统一大市场[10]、“四化”同步[11]、产业政策[12,13]以及新质生产力[14]等视角考察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因素。现有研究为“如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洞见。但上述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因素过于宏大或宽泛，尚未深入关注产业链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基础因素。事实上，人力资本是一切知识、技术的载体，是创造力的源泉[15]，近年来，人力资本集聚逐渐成为产业链现代化的蓄水池，成为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因此，研究产业链现代化不可忽视人力资本集聚的重大作用，进一步厘清人力资本集聚这一基础性、关键性因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有利于对相关研究做出有益补充。将人力资本集聚引入产业链现代化的研究框架中，能够为理解产业链现代化提供来自人力资本集聚的新解释。这一理论贡献也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把握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长期以来，嵌入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受到重视，相对忽视人力资本为支撑的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16]，以及以我为主、自主可控产业链价值链体系的构建[17]。新一轮工业革命对人力资本、关键技术等高级要素的需求得以强化[18]，“卡脖子”技术缺失、“创新焦虑”加剧[19]，对人力资本为载体的高级要素的争夺日趋激烈。助力争夺人力资本的人才政策也相继出台，以期促使人力资本的规模、结构与产业发展形成相互匹配的共轭状态。因此，深化人力资本集聚的相关规律探究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对产业链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是亟待探讨的学术问题，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是个综合复杂的过程，影响过程通常受制于其他因素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能够产生生产效应[12,15]，通过收入增长能够形成消费效应[20]。因此，本文认为，在供给侧，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推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在需求侧，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拉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受到特定政策情景的激活或削弱[21]，人才政策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政策情景[22]。因此，在探讨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的过程中需要分析不同类型人才政策的调节作用。此外，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地理邻近性和区域差异性是产业协作与发展的决定因素[23]。由此可见，研究产业链现代化，亦不可忽视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采用200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理论框架层面，从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链现代化关系方面拓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与产业经济理论的应用边际，揭示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机理。第二，实证检验层面，本文识别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技术创新、消费需求对该影响的中介作用，不同类型人才政策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第三，在拓展分析层面，探讨了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以期全方位评价人力资本集聚的经济效应，为地方政府合理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人力资本是创造性思想、专业技能等高级要素的重要载体[15]，人力资本集聚势必对产业链现代化产生十分重要的推动力。具体来说，首先，人力资本集聚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锻“长”补“短”的支撑。锻“长”补“短”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一环[24]，锻“长”补“短”的开展适宜于嵌入至人力资本集聚水平较高的空间之中，以便人力资本能够在搜索、试错成本相对较低的情景下构建默会知识传播网络、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高效嵌套网络，为产业链各环节的循环畅通以及产业链的完整和价值链的增值提供支撑[25]。其次，人力资本集聚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枢纽联通效应。价值链实现增值、企业链分工有序、供需链富有效率、空间链合理布局[26]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人力资本集聚引发各类生产要素在空间中汇聚融通，为产业链式聚合提供多样化多功能的空间平台，为产业技术经济联系提供多元化多尺度的纽带关系，产生促进产业链分工的集聚效应以及枢纽联通效应，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价值、塑造产业链形态[11]。再次，人力资本集聚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产业链+创新链”共融共舞保障。长期以来，中国创新链升级速度滞后于产业链升级速度[25]，创新链存在对美过度依赖的现象，随着美国技术霸凌主义的实施，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提升造成巨大冲击。作为生产函数中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人力资本集聚能够释放出能量巨大的创新效应，推动创新链更好地支持、服务于产业链，为创新链和产业链共融共舞提供保障。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人力资本集聚正向影响产业链现代化。

2.2 技术创新、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

现有相关研究认为，人力资本集聚能够促进技术创新[12,27]，而技术创新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5]。因此，本文认为人力资本集聚形成的技术创新效应能够从供给侧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具体而言，首先，人力资本集聚通过影响地区的技术选择战略，作用于产业链现代化的进程。人力资本是知识、经验和技能的载体，能够不断推动各类技术的消化吸收并诱发创新，从而推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最终左右着产业链现代化的进程与方向[28]。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较低时，与人力资本禀赋相匹配的创新能力就有所不足，则该地区的产业链现代化进程就偏慢[29]。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较高时，该地区适宜于选择超前的技术创新战略，从而会自发地加快该地区的产业链现代化进程[25]。其次，人力资本集聚通过影响创新链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强度，作用于产业链上“0-1”环节以及“1-N”环节的衔接。人力资本的配置功能通过更高的学习能力、更强的领导能力以及更专业的决策能力，将人力资本合理嵌入产业链各环节进行深耕细作[15]，同步提升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能力和附加值创造能力，以此破解中国关键产业链“泥腿巨人”的现象。比如光刻机是中国产业链“卡脖子”问题的典型代表，必须同步提升光刻机产业生态圈的协同创新能力，才能保证光刻机产品精度，实现光刻机产业链“卡脖子”问题的突破[8]。再次，人力资本集聚通过影响技术更新速度，作用于产业链现代化的迭代效果。人力资本的集聚功能通过增加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跨行业交流的机会，促进多样化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并诱发技术迭代升级和知识快速更新。例如，作为产业链“卡脖子”问题的关键领域，半导体行业遵循摩尔定律，不断寻求质变。这就对人力资本支撑的技术创新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本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能够及时更新知识；人力资本集聚产生的马歇尔外部效应以及雅各布斯外部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知识交互和碰撞，改变知识结构、提升创新质量，从而打通产业链堵点、消除产业链痛点、提高产业链韧性[30]，实时动态地解决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31]。据此，提出假设2a：
H2a：人力资本集聚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集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并形成新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对产业链现代化具有导向作用[32]。因此，本文认为人力资本集聚形成的消费需求效应从需求侧拉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具体而言，首先，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提高消费需求质量拉动产业链现代化。人力资本集聚有利于树立现代化消费观、提升消费层次与品质，引致消费需求质量升级[33]。产业链上下游具有关联效应，市场需求质量提升通过最终品生产企业，沿着产业链条层层向上游传递，诱致上游企业提供质量更优、价值更高、种类更丰富的中间品。终端需求质量通过上下游企业的紧密联系和实时互动，拉动产业链现代化的实现[25]。其次，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提高消费需求规模拉动产业链现代化。人力资本集聚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高收入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34]，促进消费潜力的释放，增强产业创新的获利空间，并通过价格机制影响产业链上游企业的选择，影响产业链各环节的创新活跃度，影响产业链新业态的迭代速度[25]。再次，人力资本集聚通过增强消费需求互补拉动产业链现代化。人力资本集聚改变人的认知能力，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辨别能力以及选择、决策能力[35]，使其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能够引领消费潮流[33]。随着人力资本的集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不断演进和变化，从最初的生存型消费转向耐用品消费，并发展为享受型消费。目前，服务要素深度嵌入制造产品，需求偏好结构向智能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以及绿色化制造转变。消费需求对生产端和供给侧的产品生产和产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从而引致产业链向高级化、绿色化、智能化变迁[36]。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可以得到假设2b：
H2b：人力资本集聚通过引导消费需求，拉动产业链现代化。

2.3 引进型、发展型、保障型人才政策的调节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受到特定政策情景的激活或削弱[21]，人才政策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政策情景[22]。不同类型的人才政策对人力资本集聚的规模、结构以及质量都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且在激发人才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上也迥然不同。因此，不同类型人才政策在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也必然不同。借鉴乐菡等[37]、孙鲲鹏等[38]以及杨永聪等[22]的研究，本文根据人才政策的内容不同，将人才政策分为引进型、发展型和保障型三类。其中引进型人才政策主要通过一定的补贴、津贴将人才引进来；发展型人才政策主要通过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为人才潜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保障型人才政策主要通过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为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基本保障。通过分析和比较各类人才政策，发现地方政府出台发展型人才政策主要为了吸引具有特定技能的高学历人才或产业发展急需人才。这类政策通常能够为人才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和晋升通道，能够充分激发人才潜力[37]。保障型人才政策为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解除了人才工作生活的后顾之忧，对人才能动性的发挥具有一定影响。而引进型人才政策通过补贴、津贴将人才引进来，这类政策较为短视，既未充分调动人才的持久性创造潜能，还因挤占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而产生拥挤效应[22,39]，从而对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效应最小。综上，本文认为人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且发展型政策调节效应最大，保障型政策次之，引进型政策调节效应最小。据此，提出假设3：
H3：人才政策正向调节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从政策类型来看，发展型政策调节效应最大，保障型政策调节效应次之，引进型政策调节效应最小。

2.4 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人力资本集聚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其通常经历从集聚到扩散的发展阶段[40]。当人力资本集聚发展至一定程度时，势必会产生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主要通过知识溢出、产业置换升级、集聚资源扩散等渠道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41,42]。然而，空间异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本集聚数量、质量及其结构性匹配的差异，导致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扩散效应存在差异[43]。只有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扩散所产生的前沿思想、前沿技术能够带动邻近地区变革生产及管理模式，推动资源不断由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推动资源要素逐渐向新兴产业及高端产业转移，促使资源要素与产业发展形成相互匹配的共轭状态时，才能驱动邻近地区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
空间滞后作为一个地理经济学概念，强调一个地区的发展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23]。所谓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指的是一个地区从周边相邻地区获取的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由于中国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在人才、技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乃至对中部邻近省份和地区的资源要素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44]，从而使中部邻近省份和地区相对稀缺的人力资本等资源要素对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此外，东部地区走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最前端，内部各省份均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由此限制了核心技术知识共享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得东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的空间滞后效应不明显；中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弱于东部地区，产业正加速向高水平层次迈进。但中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态势还难以对东部地区构成竞争威胁，较弱的竞争关系，增强了中部地区与东部邻近省份之间的知识共享程度，从而有利于增加对东部邻近省份和地区高科技中间品的进口和新思想、新理念的采用。同时，中部地区各省份为了加快发展步伐，均对标东部发达省份，内部各省份之间齐心协力，进一步加强产业技术分工、合作与交流，以此促进前沿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再创新[40]，促使创新资源与产业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匹配、螺旋上升的共轭状态，推动中部地区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反观西部地区，虽然人力资本等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明显不如东部和中部地区[44]，但西部各省比较重视人才，不仅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而且充分利用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溢出红利，邻近省份之间通过相互聘请高技术人才进行产业技术帮扶、产业技术培训等方式，不断汲取邻近地区人力资本集聚所产生的前沿思想、先进理念，促使资源要素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聚，推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由于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尚处于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广阔，其产业链现代化受邻近省份人力资本空间溢出的潜力和势能最大，成为推动西部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渠道。由此，提出假设4：
H4：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正向影响产业链现代化，从影响程度来看，西部地区从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中获得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不明显。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人才政策信息主要来自北大法宝数据平台（https://www.pkulaw.com），通过人工阅读的方式，识别人才政策的类型，以此作为本文的调节变量；其他数据来自国研网（https://www.drcnet.com.cn）、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https://www.cnrds.com）、世界品牌实验室网站（https://www.worldbrandlab.com）、EPS数据平台（https://www.epsnet.com.cn）。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填补[23]。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多，剔除西藏地区样本，最终得到中国30个省（区市）2001—2022年的样本数据。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因变量是产业链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复杂的进程，有关产业链现代化的测度尚未达成共识，但却一致认为：一是决定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产业链基础是前提[26]；二是服务于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目标，产业链创新是支撑[25]；三是顺应于“断链脱钩”的大国博弈，产业链韧性是基础[4]；四是满足于降本增效的产业变革趋势，产业链数字化是保障[25]；五是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求，产业链可持续是根本[24]；六是适应于产业链网络化发展的链维对接，产业链协同是关键[3]。借鉴张虎等[4]的研究并基于指标构建的简明性原则，本文从产业链基础、产业链创新、产业链韧性、产业链数字化、产业链可持续以及产业链协同六个维度共13项指标构建产业链现代化评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以此测度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中，产业链基础主要选取公路里程数、宽带接入端口数2项指标；产业链创新主要选取发明专利授权量、技术市场成交额2项指标；产业链韧性主要选取高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数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3项指标；产业链数字化主要选取电商销售额、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2项指标；产业链可持续主要选取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工业一般固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2项指标；产业链协同主要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外部支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EG指数 ① 2项指标。

3.2.2 自变量

自变量是人力资本集聚，借鉴郑玉[21]等学者的研究，采用区位熵系数Hi=(EAi/Ei)/(EA/E)度量人力资本集聚，其中EA、E分别指人力资本 ② 数、就业人口数，i表示省份。区位熵系数越大，表示集聚水平越高。

3.2.3 控制变量

借鉴郑玉[21]、许家云[45]、吴振华[46]以及柳志娣等[47]的研究，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Rgdpit）、固定资产投资（Kit）、对外开放（Opeit）、政府干预（Govit）、基础设施（Infrait）以及城镇化（Urbanit）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Rgdpit）采用地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示；固定资产投资（Kit）、对外开放（Opeit）、政府干预（Govit）分别采用经名义GDP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 ③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表示；基础设施（Infrait）采用各省份国土面积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交通密度 ④ 测度；城镇化（Urbanit）采用地区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衡量。

3.2.4 中介变量

借鉴吴振华[46]等学者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检验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中介机制，并分别采用技术创新（Tecit）和消费需求（Consuit）作为主要度量指标，其中技术创新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的自然对数表示；消费需求采用人均GDP进行标准化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测度。

3.2.5 调节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人才政策类型对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链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借鉴乐菡等[37]、孙鲲鹏等[38]以及杨永聪等[22]的方法，按照人才政策的内容将人才政策分为引进型（Imp）、发展型（Dev）和保障型（Gua）三类。其中引进型政策涉及货币补贴、住房补贴等方面；发展型政策涉及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发展等方面；保障型政策涉及落户、子女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如果某地区的某类人才政策在政策有效期内则相应的政策类型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0。
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lated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产业链现代化 Indcm 0.343 0.117 0.073 0.868
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集聚 H 1.180 0.831 0.025 5.74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Rgdp 11.752 0.584 9.516 13.189
固定资产投资 K 0.638 0.269 0.242 1.536
对外开放 Ope 0.311 0.387 0.027 1.795
政府干预 Gov 0.256 0.220 0.081 1.409
基础设施 Infra 0.869 0.573 0.036 2.787
城镇化 Urban 0.582 0.155 0.239 0.928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 Tec 8.816 1.877 1.948 13.625
消费需求 Consu 0.393 0.076 0.230 0.651
调节变量 引进型人才政策 Imp 0.329 0.368 0.000 1.000
发展型人才政策 Dev 0.214 0.435 0.000 1.000
保障型人才政策 Gua 0.275 0.414 0.000 1.000

3.3 模型设定

3.3.1 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为了验证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本文结合Lucas[48]、Fujita等[49]、郑玉[21]以及吴振华[46]的研究设计方法，设计如下计量模型：
I n d c m i t = α + β 1 H i t + λ X i t + μ i + γ t + ε i t
模型（1）中：Indcmit表示产业链现代化；Hit表示人力资本集聚，其回归系数β1如果显著为正，代表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具有正向影响；Xit为其他可能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控制变量；各变量的下标i、t分别表示省份、年份；α表示常数项；μi、γi和εit分别表示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借鉴郑玉[21]、吴振华[46]、刘晴等[50]以及柳志娣等[47]的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Rgdpit）、固定资产投资（Kit）、对外开放（Opeit）、政府干预（Govit）、基础设施（Infrait）、城镇化（Urbanit）。

3.3.2 技术创新、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

本文主要从供给和需求层面探寻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中介机制，其中技术创新（Tecit）主要从供给侧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而消费需求（Consuit）则主要从需求侧拉动产业链现代化。本文借鉴Baron等[51]、余泳泽等[52]以及温博慧等[53]的研究，构建如下并行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技术创新和消费需求在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链现代化关系中的并行中介效应：
I n d c m i t = F ( H i t , X i t )
T e c i t = F ( H i t , X i t )
C o n s u i t = F ( H i t , X i t )
I n d c m i t = F ( H i t , T e c i t , C o n s u i t , X i t )
模型（2）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基准模型，用于检验人力资本集聚（Hit）与产业链现代化（Indcmit）之间的相关关系；模型（3）用于检验人力资本集聚（Hit）与技术创新（Tecit）之间的相关关系；模型（4）用于检验人力资本集聚（Hit）与消费需求（Consuit）之间的相关关系；模型（5）用于检验人力资本集聚（Hit）、技术创新（Tecit）、消费需求（Consuit）与产业链现代化（Indcmit）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模型（5）的技术创新（Tecit）依然显著，且人力资本集聚（Hit）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较模型（2）降低或显著性下降，则认为技术创新（Tecit）中介效应存在。消费需求（Consuit）的中介效应判断方法同理。

3.3.3 引进型、发展型、保障型人才政策的调节作用

用于检验不同类型人才政策调节效应的模型如模型（6）所示，其中Hit×Modit表示人力资本集聚与调节变量 ⑤ 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β3如果为正，表明某类人才政策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链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I n d c m i t = α + β 1 H i t + β 2 M o d i t + β 3 H i t × M o d i t + λ X i t + μ i + γ t + ε i t

3.3.4 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地理邻近性和区域差异性是产业创新、产业协作与发展的决定因素[23]。因此，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滞后效应将对产业协同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检验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借鉴张英浩等[23]以及韩爱华等[54]构建如下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 ⑥ ：
I n d c m i t = ρ ∑ j = 1 n w i j ⋅ I n d c m j t + β 1 H i t + β 2 ∑ j = 1 n w i j ⋅ H j t + λ 1 X i t + λ 2 ∑ j = 1 n w i j ⋅ X j t + μ i + γ t + ε i t
模型（7）中：ρ为产业链现代化的空间自回归系数，表示邻近地区产业链现代化对本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空间溢出效应；wit为地理邻近性权重矩阵；β1、β2分别表示本地区、邻近地区人力资本集聚对本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λ1、λ2分别表示本地区、邻近地区控制变量对本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表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检验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和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后，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仍具有正向影响。具体来说，人力资本集聚提高一个单位，将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提升0.091（t=4.25）个单位。为假设1通过检验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即人力资本集聚有利于促进产业链现代化。
表2 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Tab. 2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变量 （1） （2） （3） （4） （5） （6）
Indcm Indcm Indcm Indcm Indcm Indcm
H 0.158*** 0.139*** 0.124*** 0.110*** 0.106*** 0.091***
（6.97） （4.88） （5.73） （6.18） （5.64） （4.25）
Rgdp 0.104*** 0.096*** 0.092*** 0.083*** 0.079***
（7.52） （4.29） （3.95） （5.07） （3.80）
K 0.398*** 0.336*** 0.270*** 0.233*** 0.206***
（4.17） （3.42） （6.21） （3.08） （2.97）
Ope 0.109** 0.118** 0.093** 0.088**
（2.35） （2.39） （2.32） （2.26）
Gov 0.216*** 0.198*** 0.171***
（5.18） （6.07） （2.85）
Infra 0.115** 0.098**
（2.40） （2.37）
Urban 0.156***
（5.79）
常数项 1.426*** 2.039*** 0.835*** 0.719*** 0.652*** 0.593***
（3.92） （7.63） （5.74） （3.55） （2.83） （2.89）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60 660 660 660 660 660
R2 0.379 0.486 0.557 0.532 0.571 0.604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5%和1%水平上显著；表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加入解释变量H，列2加入解释变量H和控制变量Rgdp、K，列3加入解释变量H和控制变量Rgdp、K、Ope，列4加入解释变量H和控制变量Rgdp、K、Ope、Gov，列5加入解释变量H和控制变量Rgdp、K、Ope、Gov、Infra，列6在加入解释变量H和控制变量Rgdp、K、Ope、Gov、Infra、Urban的基础上控制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Rgdpit）对产业链现代化具有积极提升作用，与吴振华[46]等学者的研究一致。固定资产投资（Kit）、对外开放（Opeit）以及政府干预（Govit）对产业链现代化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与郑玉[21]等学者的研究一致。基础设施（Infrait）以及城镇化（Urbanit）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与许家云[45]等学者的研究一致。

4.2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4.2.1 内生性检验

人力资本集聚和产业链现代化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使用IV-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
（1）滞后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借鉴唐晓华等[55]、谢伟丽等[56]的方法，采用滞后一期、二期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作为当期人力资本集聚水平的工具变量，考察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见第138页）的列1、列2所示。第一阶段KP-LM检验的P值为0.000，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P-F统计量为141.503，显著大于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同时，第二阶段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集聚的回归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核心结论稳健可靠。
表3 IV-2SLS的估计结果

Tab.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IV-2SLS

变量 IV1 IV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L.H_IV1 1.104***
（13.29）
L2.H_IV1 0.958***
（8.77）
H_IV2 1.172***
（9.53）
H 0.092*** 0.125***
（5.69） （6.14）
Rgdp 0.076* 0.089*** 0.122*** 0.081***
（1.85） （6.53） （5.81） （4.72）
K 0.034* 0.178*** 1.859*** 0.191***
（1.90） （2.93） （3.77） （4.05）
Ope 0.065* 0.098** 1.016** 0.104**
（1.89） （2.31） （2.29） （2.37）
Gov 0.053 0.182*** 1.041* 0.149***
（1.15） （3.56） （1.90） （3.38）
Infra 0.070* 0.092** 0.901** 0.089**
（1.86） （2.33） （2.37） （2.20）
Urban 0.054* 0.089*** 0.106*** 0.095***
（1.79） （4.42） （3.70） （4.18）
常数项 0.763* 0.329** 4.814*** 0.572***
（1.79） （2.16） （3.70） （3.29）
KP-LM 89.842 53.671
[0.000] [0.000]
KP-F 141.503 118.025
{16.38} {16.3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00 600 630 630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IV1以人力资本集聚的滞后一期、二期为工具变量，IV2以Bartik为工具变量；[ ]中括号内是工具变量检验的P值；{ }大括号内是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10%水平的临界值。

（2）份额移动法构建Bartik工具变量。赵奎等[57]、陈楠等[58]认为，使用单元初始份额和整体增长率计算历年单元估计值的Bartik工具变量法，能够减弱反向因果、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Bartik工具变量法的计算公式为H_IVit=Hi,t-1×（1+Hgrowth t），其中Hi,t-1代表i省t年期初人力资本集聚水平，Hgrowth t代表t年全国人力资本集聚增长率，构造的工具变量H_IVit代表i省按照全国人力资本集聚增长率得到的预测值。全国人力资本集聚变化率不受单个省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因而满足外生性要求；与此同时，基于初始人力资本集聚的预测值与本省份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具有密切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的列3、列4所示。第一阶段的KP-LM和KP-F检验分别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采用Bartik法构建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第二阶段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集聚的估计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表明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具有稳健性。

4.2.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集聚正向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稳健性，表4（见第139页）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表4 稳健性检验

Tab. 4 Robustness test

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缩短数据区间
H 0.098*** 0.092*** 0.105***
（4.71） （4.06） （3.37）
Rgdp 0.082*** 0.078*** 0.089***
（3.65） （4.19） （5.26）
K 0.164*** 0.173*** 0.160***
（5.02） （4.80） （2.94）
Ope 0.105** 0.088** 0.097**
（2.16） （2.35） （2.40）
Gov 0.149*** 0.136*** 0.162***
（3.51） （3.82） （4.09）
Infra 0.092** 0.071** 0.054**
（2.28） （2.13） （2.39）
Urban 0.144*** 0.152*** 0.161***
（5.10） （6.75） （4.08）
常数项 0.290*** 0.158*** 0.257***
（2.86） （4.10） （3.8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60 660 270
R2 0.637 0.566 0.628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5%和1%水平上显著。

（1）更换解释变量。在计算人力资本集聚指标时，借鉴刘诗濛等[59]的研究，采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者衡量人力资本，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列1中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依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更换被解释变量。由于产业链现代化的研究刚刚起步，学术界对产业链现代化的测度尚未达成统一标准，本文借鉴郑玉[5]测度产业链现代化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列2中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依然具有稳健性。
（3）缩短数据区间。过长的数据区间易纳入干扰因素，且考虑到2020—2022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将数据区间缩短为2011—2019年，列3的回归结果依然支持假设1的理论预期。

4.3 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理论分析，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会形成强大的推力和拉力，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条渠道促进产业链现代化。从供给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形成生产效应，能够加速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从需求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集聚能够提高居民收入、形成新的消费需求，促进区域消费需求的升级换代，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导向作用。表5的列1至列4分别是模型（2）至模型（5）的回归结果，检验了在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过程中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发挥的并行中介作用。
表5 并行中介效应检验

Tab. 5 Parallel mediating effect test

变量 （1） （2） （3） （4）
Indcm Tec Consu Indcm
H 0.091*** 0.264*** 0.110*** 0.042***
（4.25） （5.17） （4.87） （4.36）
Tec 0.218***
（3.04）
Consu 0.073***
（3.11）
Rgdp 0.079*** 0.083*** 0.091*** 0.069***
（3.80） （3.92） （5.82） （3.84）
K 0.206*** 0.198*** 0.145*** 0.170***
（2.97） （3.55） （5.79） （2.98）
Ope 0.088** 0.102** 0.118*** 0.061**
（2.26） （2.40） （4.68） （2.39）
Gov 0.171*** 0.179*** 0.152*** 0.135***
（2.85） （4.61） （5.38） （2.82）
Infra 0.098** 0.120*** 0.114*** 0.090**
（2.37） （5.49） （2.90） （2.24）
Urban 0.156*** 0.147*** 0.151*** 0.162***
（5.79） （4.28） （5.09） （2.91）
常数项 0.593*** 0.315*** 0.258** 0.276**
（2.89） （4.73） （2.14） （2.2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60 660 660 660
R2 0.604 0.747 0.626 0.639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5%和1%水平上显著；表5的列1至列4分别是模型（2）至模型（5）的回归结果。

4.3.1 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表5的列1、列2和列4用于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列1的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具有正向影响。列2表明，人力资本集聚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列4在同时加入人力资本集聚和技术创新后，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从0.091（t=4.25）大幅下降到0.042（t=4.36），但依然显著，且技术创新对产业链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218，t=3.04），实证结果说明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正向影响产业链现代化，从而从供给视角获得了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的经验证据。至此，假设2a通过了实证检验，即人力资本集聚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4.3.2 检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

上文从供给侧视角验证了人力资本集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这里进一步从需求侧视角验证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消费需求引导和拉动产业链现代化的中介机制。表5的列1、列3和列4用于检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列3表明，人力资本集聚对消费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110，t=4.87）。列4在同时加入人力资本集聚和消费需求后，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从0.091（t=4.25）大幅下降到0.042（t=4.36），但依然显著，且消费需求对产业链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073，t=3.11），实证结果说明人力资本集聚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形成强大的拉力，对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演进提供了强大的导向作用，该研究结论从需求视角提供了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的经验证据。至此，假设2b通过了实证检验，即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提高消费需求引导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因此，通过上述假设检验可以看出，在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过程中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发挥了并行中介效应。

4.4 调节效应检验

人才政策是各地区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激发人才活力而出台的各类人才法规和人才规范性文件的总称。人才政策按照内容不同，可以分为引进型、发展型和保障型三类[22,37,38]。
表6（见第141页）是模型（6）的回归结果，检验了引进型、发展型和保障型三类人才政策的调节作用。分别观察三类人才政策与人力资本集聚交互项的系数大小及其显著性可知，引进型、发展型和保障型政策均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类型的人才政策在调节效果上存在差异，其中发展型政策效果最大，保障型政策效果次之，引进型政策效果最小。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重视引进人才的同时，还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良好的晋升通道，只有将经济的发展与人才自身的发展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人才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继而实现双赢。至此，假设3得到证明。
表6 调节效应检验

Tab. 6 Moderating effect test

变量 引进型人才政策 发展型人才政策 保障型人才政策
H×Imp 0.112*** 0.054***
（4.19） （2.80）
H×Dev 0.155*** 0.093***
（7.53） （3.62）
H×Gua 0.129*** 0.076***
（3.71） （2.94）
H 0.139*** 0.061*** 0.141*** 0.059*** 0.147*** 0.063***
（4.72） （4.95） （4.39） （4.16） （5.13） （3.88）
Imp 0.078*** 0.022***
（3.25） （3.09）
Dev 0.134*** 0.065***
（5.52） （3.90）
Gua 0.108*** 0.047***
（6.05） （4.35）
Rgdp 0.084*** 0.072*** 0.081***
（4.67） （6.29） （5.41）
K 0.132*** 0.186*** 0.110***
（3.49） （3.84） （3.57）
Ope 0.045** 0.077** 0.052**
（2.40） （2.23） （2.31）
Gov 0.076*** 0.105*** 0.128***
（2.89） （3.78） （3.96）
Infra 0.096** 0.061** 0.074**
（2.25） （2.34） （2.19）
Urban 0.144*** 0.157*** 0.149***
（5.19） （5.60） （6.04）
常数项 0.548*** 0.306*** 0.592*** 0.409*** 0.515*** 0.563***
（3.19） （4.23） （3.65） （3.87） （4.72） （5.4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60 660 660 660 660 660
R2 0.432 0.568 0.501 0.637 0.519 0.584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5%和1%水平上显著；表6是模型（6）的回归结果。

5 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表7（见第142页）是模型（7）的回归结果，通过引入区域差异对比分析了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总体上，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正向影响产业链现代化，影响系数为0.044，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链现代化受邻近地区人力资本集聚水平的影响，且作用明显。但由于人力资本集聚具有空间异质性，其空间滞后效应在产业链现代化中的贡献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说：
表7 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⑦

Tab. 7 Further analysis: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space lag effect on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变量 基准回归 东部 中部 西部
SDM回归 H 0.086*** 0.105*** 0.078** 0.041*
（5.77） （6.48） （2.31） （1.75）
W×H 0.044* 0.085 0.052** 0.069**
（1.89） （0.92） （2.26） （2.11）
W×Indcm 0.090*** 0.042* 0.086*** 0.097***
（4.62） （1.85） （3.39） （4.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60 242 176 242
R2 0.749 0.764 0.728 0.707
Log L 262.184 213.019 164.522 169.105
直接效应 H 0.089*** 0.106*** 0.081** 0.045*
（3.92） （6.73） （2.19） （1.83）
间接效应 H 0.038* 0.032 0.044** 0.057**
（1.81） （1.05） （2.30） （2.12）
总效应 H 0.127** 0.138*** 0.125** 0.102*
（2.40） （2.89） （2.27） （1.90）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表7是模型（7）的回归结果。

⑦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属于西部地区，但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考察样本不包括西藏地区）。

（1）东部地区产业链现代化受邻近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085，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在人力资本集聚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激烈的竞争限制了东部地区内部邻近省份之间在核心技术知识方面共享的广度和深度，有限的交流和微弱的空间溢出效应不足以对产业链现代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2）中部地区产业链现代化受邻近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052，在5%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地处内陆、东临发达省份的中部地区，不仅注重吸收东部邻近省份的人力资本空间溢出，而且重视中部地区内部邻近省份间的人力资本交流与合作，从而能够充分把握邻近地区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推动自身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
（3）西部地区产业链现代化受邻近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069，在5%水平上显著。作为经济洼地的西部地区，其产业链现代化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得益于邻近省份相互之间的人才帮扶，和潜力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使其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相邻省份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且这种空间滞后效应较其他地区更为显著。
由于加入空间效应后，采用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来判断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边际效应，可能带来误差[23,60]，需要借助偏微分的方法，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以此判断本地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及邻近地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两者之和便是总效应[61]。从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来看，总体上，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较高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有利于产业链现代化，且产业链现代化受邻近地区人力资本集聚水平的影响较强。进一步观察可知，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产业链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集聚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尚不明显；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产业链现代化的动力不仅来自于人力资本集聚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作用也功不可没；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产业链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人力资本集聚直接效用和间接效应的共同作用，且间接效应逐渐趋于主导地位。至此，假设4得到了经验支持。
此外，无论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来看，产业链现代化的空间滞后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产业链现代化离不开邻近地区的分工协同效应，且邻近地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越高，对本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提携”效应越明显。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0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其过程中技术创新、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以及引进型、发展型和保障型三类人才政策的调节效应，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人力资本集聚是正向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链现代化演进的关键阶段，促进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不仅需要投资结构的转变，也需要人力资本的配套和支撑。本文基于人力资本集聚的视角，强调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为地方政府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链现代化，通过消费需求拉动产业链现代化。实证研究发现，在供给侧，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形成生产效应，推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在需求侧，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效应，拉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本文从供给和需求视角，揭示了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中介机制，拓展了产业链现代化的理论边界，为地方政府选择合适的产业链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人才政策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且调节效应的大小与政策类型有关。实证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增强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且发展型政策的调节效应最大，保障型政策次之，引进型政策的调节效应最小。本文从人才政策视角揭示了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调节机制，为更好地推动人才政策改革，激发人才能动性，进而推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且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的区域差异形成知识技术势能的空间溢出差异，且作为人才洼地的西部地区，从相邻省份获得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由于自身在人力资本集聚方面的优势使得其很难从邻近省份获得支撑产业链现代化的溢出效应。本文从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的视角为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的中西部地区提供了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的可行路径，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6.2 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管理启示。
第一，人力资本集聚可以作为地方政府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人力资本是推动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人力资本集聚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的成效。基于此，各地区应不断创新“引才”“育才”举措，优化“用才”“留才”平台布局，持续提升地区人力资本集聚能力，将人力资本集聚作为推动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第二，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提高消费需求，从供、需两端同步赋能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变迁。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技术创新形成生产效应，从供给侧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变迁；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效应，从需求侧拉动产业链现代化变迁。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充分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同时，挖掘消费需求潜力，形成多样化消费需求，为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形成导向作用。
第三，将人才政策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合理配置政策类型以调动人力资本的创造性。根据实证研究结果，不同类型的人才政策在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变迁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相对于引进型和保障型人才政策，发展型人才政策的调节效应最显著。基于此，人才政策的制定应更关注人才的长远发展，只有将人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才能充分激发人才的创造潜力。
第四，合理关注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在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变迁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匮乏的中、西部地区，能够从相邻省份获得推动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政府部门应疏通人力资本空间溢出通道，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充分利用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以推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变迁。

6.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变迁的影响，识别了技术创新、消费需求对该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的人才政策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虽然所得结论能够为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变迁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但该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其一，产业链现代化的度量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且经济形态、技术发展快速迭代，未来可根据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构建能够全面反映产业链现代化的新指标。其二，在中介变量选取上，本文主要从供、需两侧分别选择技术创新和消费需求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中介机制。未来可以根据产业链现代化变迁的新趋势，探寻新的中介变量。其三，在调节变量选取上，本文主要考察不同类型人才政策对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变迁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根据产业链现代化变迁的新特征，从产业类型识别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链现代化变迁的调节变量。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理论分析、模型选取、边际贡献梳理、措辞与表达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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