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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4 >Issue 1: 149 - 16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350

地方性景观重构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叠加分析——以传统村落党家村为例

  • 杨阳 , 1 ,
  • 房艳刚 , 1, 2 ,
  • 李少琦 1
展开
  • 1.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 2.东北师范大学长白山地理过程与生态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4
房艳刚（1979-），男，山东曲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与乡村发展研究。E-mail:

杨阳（1993-），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乡村聚落发展与景观演变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22

  录用日期: 2024-10-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1-0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223)

收起

Structuralism and humanism superposed analysis of local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The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Dangjia village in Shaanxi province

  • YANG Yang , 1 ,
  • FANG Yangang , 1, 2 ,
  • LI Shaoqi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angbai Mountai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22

  Accepted date: 2024-10-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1-02

Fold

摘要

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的分化与重构既需要考虑人文主义式的“自我个体”诉求，更需要将其置于“家族宗祠”以及“历史文化名村”这个特定“社会结构”的时空场域中来管窥地方性景观重构的机制与结果。本文透过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叠加分析，探寻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能指”的表象重构过程，并剖析背后“所指”的深层异化根源。研究发现，党家村聚落空间表征及其重构过程具有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重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地理空间、功能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意识空间四个方面。其中，结构主义机制强调内部潜在、积极的互动实践，源自多元参与者携带的外源力量的塑造，是以经济转型、制度政策、资本竞争、阶层关系为主导的外部建构性动力；人文主义机制强调景观重构与人-地情感的内在联系，源自村民自发的经验倾向参与建构，是以恋地情节、逃避主义、强权心理为主导的内需能动性动力。两种机制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形成了“再地方化”和“去地方化”的循环叠加，共同作用地方性景观的重构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对党家村地方性景观为何?何为?以及如何重构的跨越式回应为乡村聚落景观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探讨方式和着力点，并在实践层面为保护传统村落的“文脉情长”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地方性景观; 景观重构; 叠加分析; 结构主义机制; 人文主义机制; 党家村

本文引用格式

杨阳 , 房艳刚 , 李少琦 . 地方性景观重构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叠加分析——以传统村落党家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25 , 44(1) : 149 -165 . DOI: 10.11821/dlyj020240350

Abstract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landscape should not only combine the individual demands of the humanist paradigm, but also place them in the specific places of "ancestral hall",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social structure" to study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synergistic mechanism. Through the superposed analysis of structuralism and humanism,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visible reconstructing process and the invisibl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local landscape in a traditional village.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local landscape of Dangjia villag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geographical space, functional space, social space and consciousness space.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villagers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is a local landscape with physical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e functional space shows the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angjia village, which is a local landscape that connects the needs of survival; The social space reveals the gathering motives of different villager groups, which is a local landscape that interprets social relations; The consciousness space conn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ce identity of the villagers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local landscape that reflects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se four space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landscapes include both structuralism and humanism, and the combined vectors of the two mechanism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converted forming a cyclic superposition of "re-localization" and "de-localization, which jointly interpret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local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Among them, the structuralism mechanism of the local landscape in Dangjia village is derived from the exogenous forces carried by multipl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policies, capital competi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which are all external-constructive mechanism. The humanist mechanism originates from the villagers' spontane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dscape, including topology, topophobia, and power psychology, which are all internal-demand mechanism. This study aims to coherently response to three questions: for whom? why? and how the local landscape of Dangjia village was reconstructed? which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e is to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study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and the other is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emotional sustenan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local landscape;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superposed analysis; structuralistic mechanism; humanistic mechanism; Dangjia village

1 引言

地方，是特定地点中自然与文化要素的综合[1]4。景观的地方性是记录自然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档案[2]。一个地方的物质景观要素（建筑、地形、水体）按照某种特定功能（居住、通行、防御）在流动的社会关系（文化、宗亲、精神）以及相应的空间载体（环境、格局、街巷）中排列组合而构成地方性景观，不仅蕴含着地方产物的文化内涵，还体现出地方人群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一个地方的“灵魂”[1]51。传统村落作为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场所，在长期的环境选择与社会实践中形成极具鲜明的地方性景观[3]。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承担和留存人类群体文化信念的地方性景观在建设实践中持续的发生解构与重构，出现了景观特色消亡、景观生境破碎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尤其是日常生活景观的“去地方化”更是引发了人类“乡愁无处寻觅、乡情无处寄托”的情感危机。在此背景下，本文修正逻辑框架和思维范式，讨论如何传承传统村落的“文脉情长”，并以此为指导探寻地方性景观的重构机制，不仅是响应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时代需求，也是科学指导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与效益转化的现实需求。
地理学范畴的景观研究由来已久，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既有科学描述和机制解释的成功之例，也有称得上文学艺术成就的景观描绘与勾勒。由于地方性景观隶属于文化景观范畴，学者们多将文化景观作为传统村落的切入点，对地方性景观的“在地性”与“非在地性”展开思想争鸣与学术对话。代表观点有迈尼希（Donald Meinig）的“一景十解”[4]、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的“景观语言”[5]、段义孚（Yi-Fu Tuan）的“恋地情结”[6]140以及雷尔夫（Edward. Relph）的“无地方性”等[1]219。相关研究以文化分区为标准，探究地方性景观的特征、类型、形态和分布；以历史演变为导向，解读地方性景观的产生、发展、冲击与消亡[7]。在整个过程中，地方“穿行”于人群和社会，景观“留存”于历史和空间，从文明探源、边疆考古到流域古镇、民族走廊等多角度探索[8,9]，以结构主义揭示产生现象的机制世界的语言逻辑和规律[10,11]，也以人文主义探索人在地方的主观意念及其基本含义[12,13]，影射出对自然规律、社会秩序、文化组织的洞察与反思。总体来看，地方性景观重构的实证研究真实且丰富，多从具体案例探析景观的地方性表征、形成肌理和生成机制[14⇓-16]，但是却“长于事实而短于理论”，尤其对景观重构的关联机制关注较弱，出现了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相脱离的局面，难以指导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的自身建构及效益转化。
事实上，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的分化与重构既需要考虑人文主义式的“自我个体”诉求，更需要将其置于“家族宗祠”以及“历史文化名村”这个特定“社会结构”的时空场域中来管窥地方性景观重构的机制与结果，即从地方性景观重构机制的单一性路径分析，转向瞄准特异性及综合破解之策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式研究。鉴于此，本文聚焦案例地“可见对象”的形式表层，深挖地方性景观重构的深层结构力量与人文因素根源，将景观重构的机制分析提升到逻辑自洽的高度，在目前收集到的文献中尚少见此方面的研究。

2 理论嵌入与应用分析

2.1 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理论嵌入

结构主义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性景观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流等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输入-输出的大系统，能够提供大量的信息以及事物发生的状况[17]。结构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性的重构机制强调内部潜在、积极的互动实践[18]，是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相互关联的功能需要，深层结构由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社会过程所构成，结构主义主要是寻求并识别这一过程，并把这些过程与结构中的各种表现形式联系起来[19]。
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性景观反映了两个基本要素，展望（寻求生存手段的需要）和庇护（避开他人威胁的需要）[20]，这与段义孚所强调的“恋地情结”与“逃避主义”具有一致性[21]。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或对一个地方有所成就的积累与沉淀，从此内心便建立起与这个地方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系[22]，行动、思想、感受总是在这个地方的景观上深刻依附，并赋予地方性景观浓厚的强权心理与象征意义。所有这些表明，恋地情结、逃避主义以及强权心理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一以贯之的情感基础[21,23]，也是地方性景观重构最根本的人文因素根源。
从本质上讲，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关于地方性景观空间化解释蕴含的阐述和研究中产生了逻辑分歧。结构主义总体强调资本循环和制度建设等外力因素对景观空间演变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人的内需能动性，但是人的主观情感、认同、参与建构以及空间抗争也是景观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动力因素[24]。因此，本文试图抛开流派范式的边界局限[25]，将景观重构的诠释与结构主义和新文化地理学合流，通过更广阔的叠加视角（图1）把考察对象当作“体系”，研究各部分关系而非孤立的某个部分，对整体和系统的强调以及对路径的析毫剖厘来探索现象意义的背后规律（深层支配），并以此揭示各结构主体与地方性景观的互动机制（逻辑解释）[26]。
图1 党家村地方性景观重构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

Fig. 1 The structuralistic and humanistic mechanism of local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in Dangjia village

2.2 理论应用与研究框架

“东方建筑文化在中国，中国民居建筑文化在韩城”[27]，韩城党家村传统民居聚落是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典型代表，其空间秩序和几何形式在逻辑构成上表现出极具理性主义的细胞式的组织模式。一方面，借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分析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的统摄关系，破解景观有机体的深层结构及其异化根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景观在建造时对于要素间关系的超前认知，以及资本积累之间的权益让渡形式。另一方面，利用人文主义方法论可以拓展出党家村原生村民与“家”，与建筑环境乃至村落万物的情感联系，并以此来阐释景观重构中理性主义所带来的人文主义式微的问题[28]。在文化景观特征明显变迁的后消费时代，地方性景观隐含的行动逻辑和因果链条只有在特定的多维驱动机制下才能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基于此，本文选取陕西省党家村传统聚落作为典型样本，基于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叠加视角，尝试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分析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流派融合对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研究的适用性；二是诉诸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空间结构演变及其重构过程；三是厘清党家村地方性景观重构的双向动力因素；四是发掘这两种动力机制背后的主体实践路径。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以期为中国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的理论实践提供新的探讨方式和着力点。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1 案例地概况

党家村位于陕西省韩城市东北方向的西庄镇境内，东临黄河，南绕泌水，西北临塬，所处地段呈“宝葫芦”形状，东南为口，西北为腹，属于川塬谷地型村落。全村现存四合院125院，321座，四合院完整率达83.4%，其中，文星阁、节孝碑、看家楼等特色建筑保存完好，门楣家训、惜字炉、福字墙等景观小品古朴自然，堪称“世界民居之瑰宝”，被评为全国首批重点保护利用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并入选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是陕西省著名旅游风景区。党家村由老村、上寨和新村三部分构成（图2），老村始建于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上寨兴建于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距今已有元、明、清680多年的历史，共占地约1.6 km2；新村系20世纪80年代为保护古村落完整，由政府牵头按照1至5组划分宅基地向北塬周围陆续搬迁所建，占地面积约2.9 km2。全村现有党、贾两大同族，户籍在册430多户，1600余人。其中，有311户居住在新村，49户居住在上寨，仍有30余户居住在坡下老村。党家村作为中国北方传统村落的杰出代表，整个村落设计布局紧凑、建筑做工精细、风貌古朴典雅。老村、上寨和新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筑建而成，地方性景观重构过程明显，演变肌理鲜明，对研究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重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图2 党家村空间分布示意

注：该图根据党家村平面图作者自绘。

Fig.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Dangjia village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要真正了解传统村落的地方性景观，除了依据其外部表征外，还应了解其深刻的内在成因，诸如历史的、自然的、人为的等因素。本课题组于2022年3月、2023年5月对党家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获取了当地历史沿革、社会关系、建筑形制等一手资料，并借助半结构式访谈和文本照片等方法对党家村各主体，包括本地居民、商业户和外地游客等进行面对面交流，以获得研究所需的深度事实和复杂细节。首先，通过走访村委会、村史馆、韩城市博物馆对预调研的“摸脉”情况进行逐一核实；其次，通过访谈了解党家村地方性景观宏观与微观的多尺度演变肌理，重点关注不同个体对其景观变迁的空间认知和情感态度；最后，对居民、游客和商户的空间行为进行参与式观察，了解不同主体嵌入过程中对地方文化景观的表征。其中，受访者共计36人，年龄24~81岁，以初中学历为主，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平均分布，平均访谈时间30~90 min不等（表1）。通过熟人介绍和滚雪球的方式，注重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以保证访谈样本的可比性和成果外推的可靠性。
表1 深度访谈样本构成情况

Tab. 1 Sampl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编号 年龄 身份信息 学历 编号 年龄 身份信息 学历
F01 60 村委会妇联主任 高中 F19 50 农家乐老板 高中
F02 57 村委会会计 初中 F20 55 村委会前任会计 大专
M03 59 停车场收费员 初中 F21 56 一组村民 小学
M04 77 翰林院家主 小学 F22 56 农家乐服务员 初中
M05 34 农家乐私营司机 大专 F23 58 晋源小院保洁 小学
M06 37 民俗农家乐老板 高中 F24 65 老村导游 高中
F07 65 文星阁商店老板 小学 F25 67 老村保洁员 初中
M08 42 芮国博物馆馆长 本科 M26 71 天津游客 大专
M09 58 农家乐老板 初中 M27 33 山东游客 本科
M10 59 晋源小院老板 小学 F28 67 西安游客 高中
M11 59 党家村瓦工 初中 M29 24 西安游客 本科
M12 59 族谱编纂者 初中 F30 27 铜川游客 研究生
M13 60 二组村民 初中 M31 31 富平游客 本科
M14 63 三组村民 初中 F32 66 麻将馆老板 初中
M15 64 农家乐老板 高中 F33 49 幸福小院厨师 小学
M16 71 上寨村民 初中 F34 53 医疗室医生 大专
M17 75 四组村民 小学 F35 45 早餐店老板 初中
M18 64 龙门有限责任公司保安 初中 M36 81 幸福小院抗美援朝老兵 小学

注：Female（F）代表女性，Male（M）代表男性。访谈地点：党家村管委会、景区停车场保安亭、樱桃采摘园入口、晋源小院农家乐、麻将馆、景区入口观景台、党祖祠、贾祖祠、节孝碑前、福字墙前、惜字炉前、中日友好广场、新村休闲广场、幸福小院、双旗杆院、文星阁前、翰林院、老村家风广场、泌水河岸、泌阳堡、党家村村民家里等。

从半结构化访谈信息可知，党家村作为一个“地方”包含多个景观层面：一是与外在环境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景观；二是原住居民或游客在心中树立的空间景观。在对“地方”的表述中，一部分人以结构主义为特征，这一地方文化本质是以党家村的历史、区位、资源等为特别的价值，映射出地理空间、功能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意识空间为一体的杂合空间，是以地方性景观构成出发定义的地方；另一部分人以人文主义为驱动机制，倡导以道德、情感、想象等核心要素为特征，注重一切的诠释皆基于人的感知、经验与思想，是以个体出发定义的地方。简而言之，党家村聚落景观既体现出结构主义机制形成的地方性，也体现出人文主义机制形成的地方性，这在党家村地方性景观重构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4 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空间表征及重构过程

对不同形式的空间意识进行分类，能揭示出地方意义的广阔性，以及景观意义的多样性。本文受已有地理学“四层一体”的圈层本性[29]和界定知识的启发，将党家村划分为以下四种空间表征类型：结合自然基底与历史变迁的地理空间；满足村民居住、安全活动的功能空间；演绎某种宗亲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社会空间；反映聚落群体共同信仰和行为规范的意识空间。其中，地理空间将村民与自然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记录了文明产生时的选址条件，是表征物质环境的地方性景观；功能空间呈现了党家村发展历程中就势应时的选择适变，是链接生存需求的地方性景观；社会空间能让人归属于党家村的社会文化的体系之中，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聚合动机，是演绎社会关系的地方性景观；意识空间判别了村民自我身份认同与村落文化景观的形意关系，是彰显文明意志的地方性景观。这四种地方性景观空间互相嵌套，围合成重层结构的党家村统一的地方性景观形态（图3）。
图3 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空间表征图片合集

注：图片皆来源于作者调研期间自摄。

Fig. 3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ve photographs of local landscape in Dangjia village

4.1 地理空间：表征物质环境的地方性景观

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文明诞生的位置绝非偶然，村落的选址与历史地理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党家村始建于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由党家第一代族人迁徙至西庄泌水河畔东阳湾处定居，所处地段依塬傍水，向阳背风，土地肥沃，符合聚落选址“藏风聚气，天人合一”的风水格局。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党氏姻亲贾氏迁居至此，合族而居，村落人口增多，门户发展壮大，促使村落规模向泌水河东段农田持续扩张，受地带性因素影响，形成早期独特的靠山窑穴景观特征。公元1758年，党、贾两族外出经商并创立“合兴发”商号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巨贾富商，佣耕庙田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变为农商兼并的经济业态。在近百年的建设鼎盛时期，党家村由最初单一分散的农田瓦舍发展成为复杂的集聚成核，祠堂、私塾、涝池等公共建筑景观合理布局，木构架、青砖墙、屋瓦面的“全欢四合院”鳞次栉比，其建筑形态、街巷肌理和装饰构件等景观细节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自此，党家村表征物质环境的地方性景观基本形成。

4.2 功能空间：链接生存需求的地方性景观

该村地处晋、陕、豫三省要冲，是西部和北部民族的交界地带，自古以来战事频繁，冲突不绝，为有效防御农民起义及土匪流寇的战乱波及，村落空间构成由生活与防御两大机能所规定。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党家村在村东塬地势较高之地建造了泌阳堡（上寨），形成“住防合一、村寨结合”的景观格局。并且，户均密度为25.4户/hm2，人口密度为104人/hm2，且多为一层四合院落，属于高密度集聚型村落，这也与防御体系的强化直接相关。全村东西主巷道宽3 m，南北小街宽2 m，尽端小路仅保留1.2 m，幅宽趋向窄狭，交汇路口一律采取“T”字型或“卐”字型的样式，给人予密闭、安定的空间感受，这种相对内聚的建筑风格营造出生活气息的场所感和归宿感。街巷空间由各院落的门房、门楼及厢房、厅房的背墙所组成，路面石墁铺砌，两侧房屋青砖一色，临街的墙体和入口虚实交替，宽窄多变，提升了景观空间的私密和交往功能。街巷布局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统一，既符合地形排水条件，又满足宅基地的合理划分，再加上黄土层围合的防风优势，构筑了党家村理想的人居生活环境，链接生存需求的地方性景观开始多样化发展，向生产、生活、防御等多种功能转型。

4.3 社会空间：演绎社会关系的地方性景观

在宗祠制度的影响下，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是党家村最为显著的社会空间特征。宗祠是村落结构的俯视中心，也是整个村落的文脉核心。全村围绕党祖祠、贾祖祠等重要景观节点形成同心内聚型景观形态，再以规模化的居住院落和象征礼法的景观元素搭建了同族同恤、尊卑有别的秩序化景观格局，通过叠合、错落、对比等不同营构方式，体现出党家村权力与职能、文明与信仰单元间的协同关系以及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20世纪前半叶，家族宗亲关系因社会不稳定而松懈，解放以后，由于土地关系的剧烈运动，阶级地位的重新调整，党家村宗亲关系与居住领域的划分也逐渐趋于模糊，村落规模持续向外扩张。20世纪80年代，党家村开始撤销公社、大队及生产队建制，经济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村民陆续开始加盖新房，在北塬下郭路乡道（Y304）两侧按照“祖遗地”原则划分宅基地（庄基）联排而建，但仍保留着分组扩建、代际流动的礼制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现代有机生长的欧式几何学的形态特点，界域明显，道路宽阔，使得地理上的障碍明显弱化。但是，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限制了党家村的基本格局和演变方向，社会空间基本保持不变，体现出一定的传承轨迹。

4.4 意识空间：彰显文明意志的地方性景观

伴随着物理空间的转换，彰显党家村文明意志的地方性景观逐渐从村民日常生活的平衡点，上升到旅游展演的调节器。本研究在调研中发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耕读第”的道德根基，“志裕光前、心存裕后”的责任担当，“鹿鹤同春”的生活追求已经深深嵌入在党家村的日常生活空间当中。党氏家训刻于青砖，门额题字高悬于街，这些都集中反映出党家村先民对传统人文思想的精神内蕴和价值坚守。这些观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精神支撑，慢慢沉淀为党家村原生村民的共同信念，为其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是非观涂上了相同的“底色”，这些文化底色依附于景观载体，形成了非物质的地方文化与信念。但是在新时代的文化冲击下，这种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正在为新的观念所替代。1992年5月，党家村作为“旅游产品”正式对外开放，原本最真切、重复程度最高、对景观记忆影响最深刻的活态化景观反而被忽略，诸如捏面塑、土织布、耍社火、踩高跷等行为方言没有明确纳入政策保护的管理范畴，随着社会价值观、空间环境以及居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而消亡，这些彰显文明意志的非物质地方性景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综上所述，党家村传统村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穷到富、从务农到经商、从封闭到开放的缓慢发展历程。其地方性景观是以“天人合一”的物质环境形态为基础，以“礼制思想”的文化传承为惯习，以“农商并济”的产业结构为特征，并在长期发展中通过宗族血缘、文化意象、社会结构组织传承下来的独特的文化景观类型。与之对应的地理空间、功能空间、社会空间和意识空间揭示出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的重构过程：在单位时间内，由资本、权力、阶层等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以地方性景观作为底板、介质、或者产物进行各系统的交织耦合，对“四层一体”的圈层空间重新塑造的过程。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与重构通过对景观的转译、更新和替代，运用具象和抽象的手法，不仅传其形，亦承其韵，既反应有封建社会之共性，又表现出其显著之个性。从屯垦以驻的独立单元汇聚成街巷凝聚的网络拓扑景观，从解决生存的农田瓦舍发展成雕梁画栋的建筑艺术景观，从修身齐家的门庭家训衍生为乡风文明的文化遗产景观，妥善的解决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繁与简、主与从的诸多矛盾。最后，老村、上寨和新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筑建而成，逐渐演变成三部分大小不同、功能有别、环境各异的聚落景观有机体，并依次呈现出团块形、网状形和条带形景观形态，共同组成党家村的景观格局现状。

5 党家村地方性景观重构机制分析

在全球信息化、城镇化的现实背景下，流动运作的社会实践催化了景观系统的新陈代谢过程，地方性景观重构看似表面杂乱无章，但实际上却受制于内部深层结构的统一支配或规定，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的分化与重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历时态的演进过程，与文化分层的历史、空间脉络相照应，一方面源自多元参与者携带的外源力量的塑造，一方面也源自村民自发的内需动力参与建构，体现出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本文基于人文地理学方法论与实地考察，提出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重构的叠加合力，是以结构主义（经济转型、阶层关系、制度政策、资本竞争）主导的外部建构性动力机制和人文主义（恋地情节、逃避主义、强权心理）主导的内需能动性动力机制，两种机制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共同作用党家村地理空间-功能空间-社会空间-意识空间的景观重构过程。

5.1 结构主义：外部建构性动力机制

5.1.1 经济转型：决定性结构动力

经济转型是党家村地方性景观形成、发展及重构的决定性动力因素。党家村建村初期以农耕经济为主，全村仅有二三十户和少许简陋房屋，形成村落单一、分散的洞穴式景观雏形。建村中期，党、贾两族联合外出经商，生意兴隆，经济空前发展，经济结构开始由农转商。“党氏掌门人多从事农业，二门人经商，三门人读书”（M14）。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自上而下的经济扩散促使全村开始大规模建设，新建宅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口增加和分户的需求，景观营建水平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工艺复杂，营造精美，聚落民居质量和美学价值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这一片儿（大巷两翼）的房子是在乾隆、嘉庆年间翻修新盖的，那时候村子有钱，属于正儿八经的四合院，那一片儿（泌水河岸）是民国时期加盖的，村里经济不景气，房子质量明显不行，比不上这老房的工艺”（M04）。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活动范围的加大，景观空间逐渐担负起社会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职能，村民居住空间开始发生演变，聚落形态从东西巷道的“带状”到南北“团聚状”的格局延展。建国后，乡村社会经济水平回升，党家村村民开始小范围、渐进式地对聚落景观功能进行有机提升，在祖宅的基础上改造翻修，或加盖阁楼或建造多层平顶式现代建筑，虽与古村落传统景观风貌极不协调，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村民生产、生活水平。近40年间，党家村户籍人口持续增多，人口数量已远超土地资源的实际承载力，为平衡人口分户与古村落规划保护的现实矛盾，村政府开始另辟新区，在耕地、集体建设用地的基础上划拨新的宅基地，一是在塬下老村延东西主干道继续向外延长；二是在上寨以北的耕地中扩张；三是在塬上下郭路乡道（Y304）两侧建设新村。据村民回忆：“当时（2006年）只需要1000元就可以在自己组的耕地上买一块（0.3亩）新庄基”（F01）。“想要新房的人很多，村委会只能靠抓阄决定，现在新的宅基地已经没有了，只能靠自己去县城里面买楼房”（F24）。新庄基的快速扩建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党家村原有的耕种面积和河滩景观，迫使传统村落原生空间向塬上北部、泌水河两岸延伸，村落地方性景观风貌发生明显变化。

5.1.2 制度政策：主导性结构动力

乡村管理制度与政府政策支持对景观地方性重构起主导作用。2003年党家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格局保护就成为党家村传统村落的一个“规定动作”，韩城市政府定期组织检修民居瑰宝，通过延续街巷肌理，修复地标建筑、控制景观风貌等具体措施对地方性物质文化景观进行传承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村民“保护补偿”。党家村景区管委会每年需向党家村支付“托管费”200余万元，其中户籍在册的村民每人每年可从中获得1000元的景区代理费（补偿费）：“我们村民按人头分红并不算多，但是全家按户口可以累计，无关年龄和性别，所以一个家庭平均下来基本都在5000左右，村民还算满意”（F20）。
2013年，党家村被列入全国六大重点保护古村落，开始承办研学、团建等多种文教活动，成为陕西省著名的文旅打卡地。与此同时，党家村古民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龙门有限公司有效介入，在政府的支持参与下创建4A级旅游风景区，并于2019年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期间，党家村在老村东南处投资上亿元打造了北奥民宿演艺项目以及水上游乐设施，为村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增收。但是网红流量的开发模式间接导致了地方性景观的“去地方化”，古色古香的传统村落开始出现“容貌焦虑”。不少游客曾表示：“人文景观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特色，不能一味追求游客数量，也不适合赚快钱”（M29）。于是，韩城市政府针对这些违建强制拆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原住居民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对政府管控理念的领悟，以及在此体系中形成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争夺体验，支配着党家村经济、文化、意识等地方性景观的重构。另一方面，政企合作，互惠共赢的旅游开发模式为党家村提供了政策便利与资金支持。例如，旅游开发前，村民用水的主要来源是老村的7口公用古井，旅游开发后，党家村修建了水塔，大部分家庭开始使用自来水，交通和通讯功能方便快捷。塬上新村居民改造自家房屋承办农家乐，政府组织修建停车场、迎宾广场、柏油路等现代化的设施配备，党家村地方性景观进一步向现代化水平演变。

5.1.3 资本竞争：推动性结构动力

地方作为一种权力场所，其组织和结构越来越被认为是资本竞争的需要和产物，他们以攫取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对传统村落进行包装重塑的过程中以霸权的力量推动着地方性景观的结构性演变。现如今，党家村已全面卷入旅游开发带来的市场化网络之中，曾经以显性剥夺为特征的城乡关系已经体现出一种隐晦的侵蚀，利益团体的有效介入促使党家村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得到大幅度增强，景观作为调节人们行为的杠杆，沦为资本权力调控市场经济的有力工具。在采访中发现，“党家村之前是古民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管理，2022年改革后由龙门有限公司和村委会共同代理，其本质是由村委会人员的经营权代替管理，实行政企不分家的管理方式”（M18）。由此表明，在党家村以“地方”对资本产生吸引的过程中，制度不是作为常态的一种共同遵守的“规范”，而是作为吸引资本的特殊权利，为投资者的进驻提供各种可能的便利条件。资本与权力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党家村的“属地化”经营，不同的组合模式带来不一样的利润。在此逻辑下，为迎合旅游发展需求，资本及相关利益团体往往会借助传统物质景观特有的符号或意象作为吸引游客参观的载体，导致地方性景观逐渐失去文化语境被迫从具体场域中隔离和抽取，以“脱域”的形式被分化、重组到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加剧了村民日常生活景观的多元并置，这一切致使党家村地方性景观转向了更为商业化、世俗化的旅游景观形态。

5.1.4 阶层关系：制约性结构动力

党家村是由党氏三支族和贾氏一支族组合形成的同族村，是典型的家族宗亲式聚落，具有明显的宗亲制约和阶层关系。随着党、贾两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各支族形成小的分支，在组团之间的缝隙饱和后，又以增加更小聚团的方式持续向外扩张。同时，受传统的祖先崇拜和代际关系的束缚，乡村文化生活与层级系统有着十分默契的对应关系。例如，村落分区、布局等空间安排总体保持着轴线和节奏的起伏，空间的疏密变化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礼教传统，村落街巷、祠堂、庙宇等景观组织增强了空间的序列感和领域感，反映出条理清晰的礼制秩序。
据了解，“党家村在解放前，村子的社会阶层构成为地主16户，富农1户，中农1户，贫农20户，还有一部分雇农和季节工”（F02）。直到目前，“全村是第二十二代人传承，由党家一门、二门、三门的族长和村长共同管理，编制族谱，维持村子的秩序”（M12）。结合上述原住村民的经典表述，本文认为，党家村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阶级互动的产物，是村民在聚落内部生产、生活的共同体，不但具有一定的组合结构和功能性特点，而且存在显著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有血缘关系的同族（组）人在同一地域聚居成乡村共同体，从事相同业务，共享相同空间，人口稍多的家庭会被分成较小的家庭单位。例如，“党氏掌门人多居住于本村东南部，党氏二门人位于中部，贾氏全族集中在村子西北部”（M36）。共同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强化着同族间的宗亲关系，导致党家村村民内部同质性和阶层性相对较高，家族情感与传统文化构建的价值内聚力相对较强，对村民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起着重大的族群认同作用。这种认同意识保守性强，缺少开拓精神，使得原住村民遵循同类相聚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党家村的地方性和排他性，反过来又制约着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的重构与演变。

5.2 人文主义：内需能动性动力机制

5.2.1 恋地情结：家园景观的精神旨归

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意象来源于周围的现实环境，人们特别重视环境中令人敬畏的、在生命历程中能提供支持和满足的文化景观要素[6]173。在党家村，党祖祠、四合院以及“天人合一”的地理形态在村民及游客心里塑造的“地方”中处于核心元素，部分游客在访谈中都表现出对老村民居的喜爱：“这个村子虽然历经了百年风雨，断壁残垣，但是不难想象它当年的雄伟面貌，这些奇思妙想和精湛技艺是我们现在农村盖房所远不可及的，很难再复制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村子”（F30）。党家村传统文化生命力强，村民在开放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保持自有文化，特别是在价值观念层面上更注重“耕读文化”的活力传承。“耕读文化”是关中地区民间文化的主要特征，讲求耕读传家，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因此，党家村四合院围绕村中的街道而建，耕地分布在村落的四周，整体结构负阴抱阳，利于耕作取水，是天、地、人和谐共融的真实写照。个人感知在景观重构上也有所体现，党家村村民遵循“周礼文化”，新、老村的院落空间多呈轴对称分布，建筑的功能及规格具有其内部的规律和秩序，在建筑尺度、形制乃至色彩、图案等也有鲜明的礼制思想。正如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所言“因人类干预而改变的景观艺术取决于人类自由意志的使用”[30]，每个人都有能力去观察并设法理解由人类撰写在自然形态中的信息，居民感在这里被内化和处理，连接自然与人文的地方景观将物质与精神体验联系起来，成为人们认知、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组成部分，例如，“明经”“登科”“耕读第”等门楣题字张显出户主人对政治、生活的精神寄托。在此情境下，地方性景观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成为党家村旅游吸引物的重要作用力。游客经视、听、嗅、味、触五感和心理、情绪、意念等获得景观感知，包括兴奋、舒畅、遐想等心理元素会刺激欣赏，产生灵感等反应[31]，并以此为中介变量影响着在党家村的旅游、公益、消费等行为。这说明感知是行为的基础，行为是感知的延伸，个体对地方性景观的认知评价受到感官接收和个体经验的影响，公众对地方性景观重构的认知和行动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
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与重构既反应有封建社会之共性，又表现出其显著之个性，其本质上是“家园感”的精神旨归。“家园感”的相对静止且比较排斥外界文化的冲击，随着时间维度的延伸，稳定的乡村文化环境造就村民根深蒂固的认同感与依赖感，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一整套约定俗成的文化结构和行为规范，在心理、文化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固化了党家村传统、集权且封闭的地方性景观特质。在党家村人的心目中，“家”是最容易产生恋地情结的地方，“家”的意义不会因为社会流动的加剧而衰微，也不会因为房屋功能的独立而被削弱，更不会因为旅游商业化的经营凸显而式微。“老村的四合院是有灵性的，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任何情况下，子孙都不能随意拆迁变卖”（F24）。即使已经更迭数代，长期生活环境下的地方依恋与景观认同致使原住村民对自己所属的地方文化凝聚了更多的智慧与力量，在情感维度催生出自身的恋地情结而不能解脱，将村民自己“锁”在了这片土地上，这也成为人们束缚景观自由的现实枷锁，是党家村老村地方性景观演替缓慢的人文因素之一。

5.2.2 逃避主义：恐惧景观的逃避摧毁

与恋地情结相对应的就是“地方恐惧”（topophobia），也称“逃避主义”。家园中的种种威胁会动摇地方在人们心中的美好想象，追求稳定“家园感”的人更倾向于主动创造保护自身的防御体系甚至是舒适圈。从“逃避主义”出发，满足自身期望的能力，减少心理恐惧和逃避主要体现在民居、居民、居住等方面。其中，在民居建设层面，党家村老村的选址是为了顺应自然资源的匮乏，上寨的修建是为了躲避战乱波及的危害，新村的扩建是为了解决房屋功能分配的混乱，现如今“幸福小院”的出现是为了消除留守老人混沌不安的状态，这些基于恐惧心理的理性自觉主宰着人类去定义、使用、支配甚至摧毁地方性景观。在居民心理层面，不少原住民在访谈中都谈及“逃避主义”，固执坚守的年长一辈为了创造自己纯化、一致的特性，企图把一成不变的刻板秩序强加到年轻人崇尚自由、追求现代的价值理念当中，这无疑在生存共处中加剧了代际间的摩擦与对抗，年轻一代更希望通过疏远来逃离潜在的不愉快。“想搬出去住除了是分占一个宅基地名额，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跟家里面的老人住不到一起，生活观念和习惯大相径庭，与其天天吵架还不如搬出去住，反正也离得不远，还能避免很多矛盾”（M16）。这种疏远助长了居住区的分离，分离又加剧了景观重构的演替。在居住质量层面，完整的新村功能体系远优于老村的生活环境，民居建筑合理化、地方空间多元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的重构特征从侧面加注了村民对新村生活质量满意度和认可度的筹码，促使村民更加依附于新村的各类生活、休闲、文化功能空间。故而，新老村交替既保留着传统地方性景观的文化秩序，也将人性化的服务设施考虑在内，这是党家村对人-地关系巧妙实践的现实表征，也是人文主义多元化情感关怀的现实脚注。

5.2.3 强权心理：景观跨越的权力征服

段义孚在其著作《制造宠物：支配与挚爱》中提出权力的不同形式与结果，并揭示了权力支配对地理空间和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32]。强权心理（power mental）从改造自然、创造聚落并利用景观空间时的思维意识贯穿始终，且在景观系统的新陈代谢中愈演愈烈。聚焦案例地来看，党家村村民基于自身的“喜好”与“恐惧”对聚落景观进行重构，小到个体空间的门楣设计，大到泌水河改道、泌阳堡修建等集体空间的跨越无不体现了村民对景观的绝对征服和强权心理。在个体空间中，单体民居景观成为展现个人意志权力的首要平台，现代化的工程材料为个体权力释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施暴”工具，他们将景观形态塑造成令人敬仰的形式，以展现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实现他们内心的规划师梦想。“村民一有钱就先盖房，盖房就是农民的头等大事，我们在建房之前都会和关系要好的乡党商量新房的设计草稿”（M11）。因此，在调研中不难发现新村与老村的景观对比有着鲜明的重构烙印，形成了当地人文景观与自然背景轮廓之间的自适匹配。新村的新中式四合院虽保持着传统四合院的外部形态和框架结构，但为了节约建房成本，方便农具摆放以及农产品的晾晒，房顶多设计为2~3层的平顶式建筑风格，房间内部陈设和细节布局存在显而易见的现代化设施。在集体空间中，新村的规划建设刻意避开老村弯弯绕绕、七拐八拐的街巷布局，反而契合村民直接的、个性化的现代风格，围绕环保、高颜值、易通行等实际需求，在尺度、进退、对景、节律等方面合理运用，使整个新村空间呈现出流畅、自然的多维立体形态。

5.3 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叠加分析

5.3.1 再地方化叠加

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是指外来的产品或意识进入地方并产生融合的过程，本文的“再地方化叠加”是指景观重构过程中几种不同的动力因素综合并置所形成的地方性景观的适应、累加效果，既强调结构主义“他者”的建构性，也反映人文主义“我者”的主体性。党家村的社会活动主要以内部交往为主，空间可达性弱，社会空间半径基本围绕本土进行，形成的社会联接纽带不但求稳、求同且具有较强的地域封闭性。因此，党家村村民具有积极的文化意识和身份认同，其内部形成并共享的集体主义、阶级团结、互相扶助等文化形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导的聚落景观重构在新村、老村、上寨的文明创建中表现出高度的同质化色彩，其建筑形态、空间格局、文化氛围和社会关系都能够看到再地方化的潜入与融合，此为党家村村民“自主创造性”的“再地方化”叠加。
伴随着党家村文化要素、族群意识复兴的文化自觉，适度的外源性结构力量带来更多的再地方化的机遇。例如，经济转型对地方的渗透使得村落内部与外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党家村因此出现了外来人口与外来文化的再地方化融合；政策制度对民居瑰宝进行保护、重构并理想化的建构“博物馆化”的过程，更多是为了迎合人文主义“家”的意向；资本竞争通过塑造旅游形象，打造地方名片，提升了党家村旅游空间的功能价值；阶层关系为维系情感纽带对符号化景观提供了保护与传承的“再地方化”力量，使得被遗忘的人文历史、场所记忆等得以再生。也即是说，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再地方化叠加从静态上描绘着资本、政府、居民等多元主体在景观重构中的权力支配方式和主体关系形式，并从动态上通过对实权的行使和运转，经由人的活动积累刺激着传统地方性景观的重构，此为党家村在“他者”与“我者”之间适应、协商、甚至是抵抗式的再地方化叠加。

5.3.2 去地方化叠加

空间是被实践的地方，地方是被表征的空间。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表征，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的组织和结构越来越被认为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在结构主义外源力量的联结下，地方政府、开发商、创业者、游客等各力量主体制造出了大众传媒运动将“地方性”与“景观”切割开来，他们借助标准化的品味与时尚的蔓延牵引着村落景观的技术与审美，居民的需求和品味都被设想的整齐划一，钢筋水泥和玻璃架构的功能与效率创造出平面的“居住机器”，缺乏老村四合院的意向深度，使得新村在视觉和经验上大都呈现相似的景观风格，这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聚落景观的“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与此同时，在崇尚消费的指引下，结构主义机制对景观重构的另类牵引也以更快的节奏负压着村民的逐利和攀比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以人文主义机制为基础的乡土意识，村民的地方意识、景观认同发生了微妙的、无意识的去地方化适应。老一辈的景观感知出现模糊，新一辈的景观记忆出现断层，秧歌、大戏、祭祀等富有民间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因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场地限制而逐渐消失，承载着地方文化的地方景观抽象为单纯的符号性存在，引发了不同尺度的景观割裂与重构。在此过程中，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力量相互叠加，或隐或显，或动或静的糅合在一起，逐步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生产。行政力量试图通过地方复兴获取政绩工程与财政收益的筹码；资本力量主要考虑在景区开发建设中的逐利逻辑；社会力量则强调在景观重构中保留对原有空间的想象和“家”的归属感；而对于原生村民而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财产权的保障是其最基本的利益诉求。不同主体的诉求差异使得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的重构过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去地方化”现象，例如老村居民空心化现象，新村经营者的空间替换现象，“党祖祠”情感依托空间被压缩现象以及“贾氏”原有的家族联接纽带衰弱化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对去地方化叠加的深层次表征。
在盛极流动性的背景下，权利与资本的合谋极大地改变了党家村既有的权力格局，参与力量与话语权的不对等影响着党家村景观重构的基本走向，不同力量主体形成的断离与融合在景观共时性层面持续地叠加运用，形成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范式共同推进的鲜明特征。这一分析范式的内涵可以表述为，外源性（结构主义）与内需性（人文主义）的疏离与张力在一定程度上生发出来的景观与空间的融合与变迁，静态上可以体现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动态上可以捕捉地方性景观的重组与关系转化。其基本逻辑为“力量主体（叠加）—（构造）地方性景观（再构造或交织）—表征空间（重构和演变）”。相对于学术界以往对聚落景观重构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范式表现出的对景观空间的描述性解释、逻辑性干预与调节是地方性景观重构分析的有效工具。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人文地理学在经历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三种主要流派的过程探索之后逐渐趋向体系化、完整化，构成了整个现代地理学的思想轮廓和学术分期[7]。其中，结构主义考察和追寻景观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权力运作和社会关系，人文主义的多数实践是探索和解释人的主观行动及其基本含义，用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系统协同思维去理解不能被直接把握的景观演变规律是对其隐含逻辑的直面解剖。本文透过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叠加的分析范式，探寻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能指”的表象构成及重构过程，并剖析背后“所指”的深层逻辑及其异化根源。结果发现：① 党家村传统村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穷到富、从务农到经商、从封闭到开放的缓慢发展历程，聚落景观有机体体现出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重地方性。② 党家村地方性景观空间表征及重构过程主要表现在“四层一体”的圈层空间，其本质是外源性（结构主义）与内需性（人文主义）的疏离与张力在一定程度上生发出来的景观与空间的融合与变迁，基本逻辑为各力量主体（叠加）—（构造）地方性景观（再构造或交织）—表征空间（重构和演变）。③ 其中，结构主义机制强调内部潜在、积极的互动实践，源自多元参与者携带的外源力量的塑造，是以经济转型、制度政策、资本竞争、阶层关系主导的外部建构性动力；人文主义机制强调景观重构与人-地情感的内在联系，源自村民自发的经验倾向参与建构，是以恋地情节、逃避主义、强权心理主导的内需能动性动力。④ 这两种机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了“再地方化”和“去地方化”的循环叠加，共同促进党家村地方性景观重构的逻辑自洽。

6.2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问题的辨析，本文得出这样的启示：地理学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交叉联系，地理学范式之间也不是一条鸿沟分割的楚河汉界。本文在借鉴方法论的同时，需要结合自身运作的机理，将其融入至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当中，更多的关注其理论延伸的问题指向，采用多学科知识以流派融合思维综合并置，系统阐述。在对景观表征静态的关注上升为对景观重构的动态研究时，不仅要以理性的视角来分析圈层空间的景观重构过程，还应以感性的姿态来探究村民个体的地方情怀，重视空间也重视地方，以及景观与地域系统的互动联系，这自然不能脱离“结构-人文”叠加辩证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体系是将景观重构的诠释与结构主义和新文化地理学合流的有力工具，也是范式融合的视域层面理据。在实践层面，“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地方性景观扎根于自己的实际土壤，是乡土文明的重要表征，未来应基于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的现实语境意涵，积极维护、顺应、延续景观载体的地方性，以流派融合的辩证思维来引导聚落景观有机体的价值溢出和效益转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传统村落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有益探索。

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中肯点评和极富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对本文的行文逻辑、结构内容与文字表达有很大帮助，同时也让此文可以更好地呈现给大家，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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