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再野化（Rewilding）作为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的新理念、新方法，旨以通过减少人为干预的方式恢复原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已成为当前促进人与自然范式转变和生态治理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系统梳理了再野化的发展脉络及研究进展，总结现阶段研究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再野化拓展和深化的未来展望。研究发现：① 再野化理论指导实践作用有待加强，涉及学科领域逐渐拓展但缺乏统一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② 识别评估方法以构建指标体系为主，研究尺度局限于宏中观及单一静态研究，缺乏微观尺度的精细识别及连续长时序演变规律揭示；③ 再野化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分析较薄弱，多聚焦于典型案例揭示再野化发生的具体原因，社会及制度背景的影响尚未得到重视；④ 再野化效应研究侧重于定性阐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自身的影响，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区域综合效应评估及定量方法构建有待拓展；⑤ 再野化的优化治理对利益主体行为关注有待加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导向下兼顾复杂系统作用过程的再野化应用治理研究有待深入。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构建了“学理辨析→过程探析→机制解析→效应分析→优化治理”的总体框架，提出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完善中国式生态保护体系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入新思维和新方向。

古都城市保护与更新是实现历史文化传承和城市文化复兴的重要路径。基于多层结构与多尺度空间效应的双重视角，构建“个体-社区”文化环境对居民地方依恋影响的分析框架。以开封市155个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城市体检满意度调查数据、街景（SVI）数据和兴趣点（POI）等多源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与空间多尺度统计模型（Hierarchical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HSAR）探讨个体感知的文化环境及社区文化环境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 个体层面，个体感知的文化环境显著促进地方依恋：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满意度（X₁）、公共文化设施满意度（X₂）、传统风貌满意度（X₃）以及传统文化活动满意度（X₄）均显著提升地方依恋。② 社区文化环境显著增强了个体感知的文化环境对地方依恋的正向影响。③ 社区层面，社区文化环境（C₃传统风貌指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空间双重作用：直接效应表现为本社区传统风貌显著促进本社区居民地方依恋；而间接效应表现为邻近社区的传统风貌对本社区居民地方依恋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揭示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古都城市保护与更新实践的积极作用，还为古都城市体检评估、更新策略优化及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城市生命有机体理论是城市体检工作的核心理论之一，其本质是将城市视为由不同系统构成的，通过代谢过程不断进行内外环境交换的有机体。然而，当前的城市体检评估框架在代谢理论的应用上存在不足，侧重于结果性指标，忽略了过程性、尺度特征和空间范围等代谢相关的关键特征。为了提升城市体检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效果，本文系统梳理了城市代谢相关理论方法，揭示了现有体检工作中代谢理论应用的局限性；基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从“过程-尺度-空间”三维分析视角，提出了将城市代谢理念整合进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方法，构建具有全周期、多尺度、全范围特点的城市体检评估体系；并以碳代谢为例，从指标体系构建、模型建模到结果评价与反馈，系统阐述了城市体检代谢体系的可推行路径。本文深化了代谢理论在地理学科中的应用，为代谢理论在城市体检评估框架中的有效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南，对于增强城市治理能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是承载人类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探究城市街道景观对居民心理情感感知的影响，能够为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提供客观参考。本文以太原市核心城区为例，通过爬取街景图像构建数据集；运用深度学习与机器学习模型对城市街道景观与心理情感进行量化测度，通过空间统计模型辨识城市街道景观感知与居民心理情感感知的影响关联。结果表明：① 城市街道景观中人工要素的空间分布特点与城市用地格局密切相关；自然要素呈现出“中轴聚集-外围扩散”的梯度结构；交通要素中，行人-车辆因子呈现空间互补特征，与人行道因子间表现出空间相似性。② 心理情感指数（PEI）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③ 在城市街道物理要素各自变量中，对居民心理产生正向影响的要素排序：道路>天空>树木>建筑>草地>护栏>人行道；对居民心理产生负向影响的要素排序：行人>墙壁>车辆>灌丛>指示牌。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城市街道景观感知的空间分异特征，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也为实现城市空间公平正义提供新视角。

人户分离、家庭离散化与破碎化是当前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相悖”。本研究逻辑思辨提出中国式以人为本县域城镇化的内核与最终归宿在于家庭城镇化（此处家庭特指直系亲属核心家庭，父母←家庭户主夫妇→儿女），并据此依据“家庭成员多元需求-县城多样化空间供给”达成供需均衡的目标逻辑关系，围绕“家庭成员之全面发展：充分就业-充分发展-充分生活”与“县域提供多样化空间机会：就业创业环境-建成环境-消费环境”辨析与架构新时代中国式以人为本县域城镇化的时代内涵、理论框架与推进逻辑。研究指出：① 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象化，以西方语境为主要表征的世界发展历程整体呈现出由“物本位”转向“人本位”发展的时代性与阶段性特征；中国在此过程中大体可以划分为“户籍人口城镇化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阶段→以人为本城镇化阶段Ⅰ即物本位阶段→以人为本城镇化阶段Ⅱ即人本位阶段”四个阶段，当前正处于“人本位”的初期阶段；② “城市人”在西方语境中蕴含“进入城市→完成城市化”闭环发展的内在逻辑，但这个“舶来”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更贴近“家庭城镇化”的本土化阐释；③ 立足“县城供给”满足“家庭需要”的目标逻辑关系，新时期落实中国式以人为本县域城镇化面临供给动能不足、供给水平低、供给保障能力弱和供给制度安排不完善等层面的现实困境；④ 据此从目标设定、方式方法、发展理念、治理逻辑和配套政策制定等层面提出具体的推进逻辑与策略。本研究是对以人为本县域城镇化的中国本土化思考，研究结果可望为新时期落实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以热浪等为特征的极端天气给世界各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威胁，分析城市热风险时空分异格局并诊断其障碍因素，对应对热环境灾害及建设气候适应型韧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例，本文首先构建了“暴露-危害-敏感-适应”的四维热风险评估框架，然后计算了2000—2020年热风险指数，进而利用Mann-Kendall检验、加权标准差椭圆等时空统计方法分析热风险时空分异过程，最后基于热风险结果诊断其主导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热风险指数呈现“核心高，外围低”的分布格局，以中风险和较低风险为主，且热风险等级基本按照圈层结构从中心向外围递减。② 95%的城市热风险水平在时间上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且各城市热风险在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存在较大波动，热风险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北-东南”方向性且具有较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③ 热敏感和总体人口密度分别为首要障碍度的维度和指标，且热敏感维度与总体人口密度指标对热风险增长的抑制效果均随时间减弱。

科学合理的乡级行政区划设置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城镇化视角构建了乡级行政区划设置演变的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江苏省长时序的实证研究，总结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演变过程及其城镇化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成为乡级行政区划设置演变的基本动力。1984—2023年，江苏省乡级行政区划总量下降了45.5%，但镇和街道等城镇型行政区的数量显著增加。政区结构也经历了以乡为主体到以镇为主体、再转向镇与街道并重的演变过程。② 城镇化与行政区划的矛盾及其动态调适塑造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产生及路径演替。小城镇蓬勃发展与以乡为主体的政区设置的矛盾推动了撤乡设镇的适应性调整；而小城镇集约发展与乡镇数量过多的矛盾以及建制镇设置难以全面带动农村发展的矛盾催化了以乡镇撤并为主、撤乡设镇为补充的引导性调整；建制镇布局与县域城镇体系优化要求不一致的矛盾以及各级城市地域亟待实行城市管理体制的矛盾又带动了乡镇撤并的继续开展与撤乡镇设街道的全面实施。③ 城镇化战略与行政区划政策、县域城镇化与布局优化、大都市区发展及管治体系重构、开发区建设与体制转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优化提升综合驱动着乡级行政区划的设置演变。研究成果对乡级行政区划的优化设置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碳排放脱钩，是高质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算和碳排放数据，采用Tapio脱钩、空间自相关和RF-SHAP模型分析了两者脱钩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89个县域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县域整体脱钩呈现出持续优化与加速跃升的趋势，脱钩程度较高的县域空间分布格局由“分散式”向“集中式”演化，区域辐射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增强。② 县域脱钩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区域迁移与分异趋势，高-高集聚区由浙西北向浙东南转移，低-低集聚区则由浙西向浙东北转移。③ 在不同时间段，新型城镇化指标对于脱钩的影响差异显著，2007—2012年以环境城镇化为主导，2012—2017年以经济城镇化为主导，2017—2022年以人口城镇化为主导。④ 不同阶段的主导因素对脱钩的影响存在特定阈值，合理区间内可有效促进脱钩，脱钩程度较高与较低县域的主要影响因素数值区间存在显著差异。

厘清国土空间功能的城乡梯度分异规律，分析“城市核心区-城市拓展区-乡村”功能的空间溢出效应，梳理城乡差异形成机理，可为中国推进城乡融合提供理论支持。论文以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功能梯度性为基础，构建国土空间“三生”功能测度体系，并以南京市为例，探究其2012—2022年“三生”功能的城乡梯度差异和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① 城市核心区生产功能优于城市拓展区与乡村，生活功能沿城乡梯度递减，生态功能反向增强，综合功能均值差距正在缩小，梯度内各项功能水平也有所不同。② 整体“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日趋均衡、有序。③ 单一功能对综合功能空间溢出作用存在差异。生产功能正向影响强度沿城乡梯度递减，拓展区生活功能直接效应较强，乡村生活功能空间效应微弱，生态功能空间效应呈现边缘强于核心的梯度特征。综上，本文认为增强城市核心区生态功能供给、促进城市拓展区功能转型升级、挖掘乡村发展内生驱动力是促进“三生”功能优化，助力城乡融合的重要方向。

深化国际专利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交流传播的有效途径，亦是加快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方式。基于PATENTSCOPE数据库，利用Mann-Kendall趋势分析检验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本文着力探讨1990—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合作网络演化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合作大致历经缓慢增长（1990—1995年）、快速增长（1996—2012年）、转型提质（2013—2021年）3个阶段；专利合作网络整体密度较低，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新加坡、韩国、意大利、俄罗斯等为次核心的网络结构形态。②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限于同类型技术合作，跨领域的交叉合作尚待强化，IPC技术合作主要集中在H04W、H04L、H04B和A61K等领域；合作频次和强度大致呈“东南亚>东欧>东亚>西欧>西亚和北非>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中美洲>大洋洲>中亚”的空间差序格局，洲际国家间专利合作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中国本土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企业主体数量均有所增长，科研院所和其他类型占比有所缩减。③ 选择32个样本国家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具有代表性，经敏感性分析说明相关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稳定性，研发支出占GDP比重、R&D研究人员数量、居民专利申请量、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出口、知识产权使用费等因素对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利合作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使用费、人口规模、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教育公共开支占GDP比重、人均GDP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与中国首都的距离等因素交互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

地区经济增长愈发依赖产业协同集聚，政府产业基金这一新兴投资模式对其促进作用举足轻重。本文从理论层面深度剖析政府产业基金驱动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效应及传导机制。在实证层面，以2011—2021年城市尺度面板数据为基础，借助双重差分模型、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政府产业基金影响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效应、异质性特征、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政府产业基金对城市产业协同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下依旧成立。② 政府产业基金对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呈现出多维异质性特征，在中部城市、外围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政府产业基金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③ 政府产业基金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提升城市创新创业活力发挥着显著且正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④ 政府产业基金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可提升试点城市及邻近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本文为政府产业基金推动城市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企业区位研究大多建立在“企业实体位置与注册地址一致”的设定上，然而两者分离现象愈发普遍，并促使了企业区位内涵和标准的分化。本研究基于“企业实体（总部）-注册地址”二元区位理论分析框架，考察2001—2023年A股上市公司总部和注册地址跨城市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总部与注册地址迁移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与注册地址相比，总部跨城市迁移频次更多，且以上行迁移（由经济欠发达地区迁往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但总部平均迁移距离明显低于注册地址平均迁移距离。② 按注册地址统计总部迁移数据存在显著偏差，公司数量、迁移频次、迁出城市数和迁入城市数的误差率分别为22.34%、27.75%、16.30%和13.95%。③ 企业因素对总部与注册地址迁移的显著性和影响方向（正负）均一致，但对注册地址迁移的平均影响系数比总部迁移高38.87%，且不同迁移组合模式会显著改变自变量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部和注册地址的区位迁移特征、区位因子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结果可能导致目前采用注册地址开展总部相关研究的诸多文献存疑，未来学界应重视二者的差异。

水稻作为全球50%以上人口的主食来源，贡献了约10%的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其种植面积的时空演变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短时间序列或局地尺度，缺乏全球范围内长时间序列的水稻时空格局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本研究基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1961—2020年的全球水稻种植面积数据，采用趋势分析、突变点检测和驱动力分解等方法，系统揭示了过去60年全球水稻种植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阶段性特征及其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格局和区域主导性上，2020年全球水稻种植面积达16,309×10⁴ hm²，亚洲地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全球水稻种植面积的85.56%），其次为非洲（9.41%）和美洲（3.64%）。② 长期趋势方面，1961—2020年间全球水稻种植面积呈现波动上升趋势（69×10⁴ hm²/yr），累计增幅达4,773×10⁴ hm²。其中，增长核心区集中于印度与非洲低收入发展中国家。③ 区域转型和拐点差异方面，水稻种植面积的年际突变点呈现显著空间分异，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拐点集中于2000年前后，而美洲国家则提前至1990年前后。④ 在驱动因素方面，劳动力成本（以农村人口占比表征）和预期收益水平（以人均GDP衡量）对水稻种植面积变化起主导作用。同时，资本性投入（以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反映）的影响力呈现持续增强趋势，而气候风险因素对种植面积的影响相对较弱。本文研究结果为全球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双重压力下的粮食安全风险评估、低碳农业优化布局以及可持续土地管理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科学支撑。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半湿润农业区与半干旱牧区的交汇地带，生态环境脆弱，明确该区域植被恢复能力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于深入了解生态适应性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以2016年农业部划定的北方农牧交错带重点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核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kNDVI）数据集，结合同期气象数据，采用一阶自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对2001—2023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重点区域植被恢复力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重点区域植被整体呈增长趋势，但植被恢复力呈现此消彼长的波动性特点。② 植被从西南至东北呈递减趋势，显著增加区域集中于西段，植被恢复力明显提升区域集中于中段和东段，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极显著负相关为主（43.43%），23年间两者的变化并不总是保持一致，亏损与增长长期并存。③ 气候因子存在明显的时空阈值，温度是植被恢复力发生波动性变化的主要指示气候因子，这与生态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适应能力有关，需警惕全球气候变暖对该区域带来的挑战，两者的非线性阈值效应提示不应将植被恢复能力的提高简单归因于温度和降水量。本研究为理解区域生态韧性、监测评估与研究范式、适应性管理解析框架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干旱事件作为影响陆地植被生态系统固碳的重要胁迫之一，对植被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产生巨大影响，监测生态系统碳汇对干旱事件的抵抗性和恢复性对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ERA5-Land数据，利用游程理论、弹性评估等方法，探究1982—2019年间中国生态系统碳汇对干旱事件抵抗性和恢复性。结果表明：① 中国生态系统近40年整体碳汇区（NEP>0）超90%，主要分布于南方湿润植被茂密区，华东、东北为主要碳源区（NEP<0），但在干旱事件影响下，仅不到40%呈正距平，且主要位于南方湿润植被茂密区。② 植被抵抗性较强区域主要集中于北方耕地、南方林地，而天然草地、南方耕地抵抗性普遍较弱，干旱事件对生态系统碳汇抵抗性累积影响最大的时间尺度为SPEI-1。③ 植被恢复性较强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耕地、南方林地，恢复性较弱区域主要分布京津冀、东部沿海。干旱事件对生态系统碳汇恢复性累积影响最大的时间尺度为近短期干旱。本研究为理解中国生态系统碳汇对全球气候变暖、干旱事件的响应提供科学支撑，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持。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亟待深化创新。伴随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持续推进，乡村现代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新趋势与新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阶段性演进脉络与重点领域，解析了城乡关系变迁中乡村结构性障碍及其破解路径，探讨了就近城镇化与乡村数字化对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重塑机制。同时，锚定全球乡村现代化实践的比较视野，进一步审视了中国在乡村梯度分工、多元化发展路径选择以及农业产业体系革新等方面的本土化探索。在制度与治理层面，本文聚焦农村土地流转与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现实瓶颈与机制创新，并围绕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展开深入探讨。研究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产业升级滞缓、治理效能不彰与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挑战。未来研究应在理论层面强化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大国小农”等本土特征，突破西方理论依赖，形成自主理论范式，其研究框架应围绕理论创新与空间重构、人地协调与城乡融合、动力转换与治理创新等核心维度展开，系统阐释乡村现代化的内涵、机制与路径。在方法层面推动跨学科范式的集成创新，在实践层面注重政策的精准适配与落地效能，以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并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乡村产业转型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然而乡村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现代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基于2010—2022年中国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集，定量刻画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并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乡村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 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均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在研究时段内呈逐渐减小的变动特征。从空间分布上看，乡村产业转型高值区从江苏、山东、河北及辽宁南部向长三角收缩，形成以苏南为核心的“单极集聚”格局，而乡村现代化高-高集聚区在广东、福建、浙江、辽宁南部和湖北东部等地稳态锁定。② 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具有正向积极影响，在直接效应上，效率化、市场化、融合化、绿色化和科技化五个转型维度均显著为正，在间接效应上，效率化、市场化显著为正，融合化则显著为负。③ 乡村产业转型从不同维度对乡村现代化的影响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乡村产业转型的发展建议。

乡村人口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其规模和结构的转型深刻影响着中国耕地的种植结构。探究乡村人口转型对耕地非粮种植的作用机制，有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耕地非粮种植治理策略。本研究从数量、家庭、结构和质量四个维度，在全国省域尺度揭示了乡村人口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并基于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中国乡村人口转型对耕地非粮种植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20年间，中国乡村总人口和农业就业人数加速减少，农户规模显著缩小，乡村老龄化水平加速提高，受教育年限增速放缓。根据乡村人口转型特征的区域差异，全国可被聚类为乡村就业非农化区、乡村人口老龄化区和乡村教育普及化区。中国耕地非粮种植比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北东南高、东北华北低，西北西南增、东北华北减”的特征。时间上，耕地非粮种植比在2015年之前有下降趋势，在2015年之后每年以0.44个百分点的速率显著增加，尤其是乡村教育普及化区的增加趋势更为明显。中国耕地非粮种植演变的时空格局受乡村总人口、农业就业人数、总抚养比、乡村老龄化的显著影响，且表现出时空差异性。乡村总人口的减少、总抚养比的增加、乡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耕地的非粮种植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会加剧耕地的非粮种植，特别是在乡村就业非农化区和乡村教育普及化区。因此，建设由村集体统一管理的耕地流转平台、提高乡村养老金、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近兼业机会将能够有效缓解耕地的非粮种植趋势。

阐明并把握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的互馈关系对于理解乡村地域系统内在运行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发展政策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构建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互馈的理论框架，其次分别建立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的指标体系，再次运用联立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两者的互馈作用。结果表明：① 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之间存在直接正向交互，即耕地利用转型与农业转型之间、建设用地转型与二三产业融合转型之间存在正向相互作用。耕地利用转型水平每提升1%，将促进农业转型水平上升0.559%；农业转型水平每提升1%，会带来耕地转型水平上升0.594%；建设用地转型水平每提升1%，导致二三产业融合转型水平上升0.560%；二三产业融合转型水平每提升1%，带来建设用地转型水平上升0.190%。② 土地利用转型对产业转型存在间接作用，耕地利用转型间接影响二三产业融合转型，中介效应大小为0.138，建设用地转型间接影响农业产业转型，中介效应为0.231。乡村发展要善于运用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的互馈关系，促进两者良性互动，优化互馈路径，把两者互馈作用转化为乡村发展转型内在动力，助力乡村振兴实践。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人口作为推动乡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主体，其流变研究不仅关系到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更是高效推进乡村建设的核心议题。旅游开发导向下的乡村人口正受到多重流动要素影响，表现出主体多元化、结构多样化、分布多态化等流变现象。通过系统梳理和回顾国内外乡村旅游地人口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当前缺少流变学视角的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理论框架，且多源数据融合的精细尺度人口流变时空化、定量化表达薄弱。基于人口流变的科学内涵与发展趋势，将流变学、计算社会科学等相关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研究，从社会、时间、空间三个维度出发，融合多源异构数据，构建了包含规模相、结构相、素质相、趋势相在内的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研究理论模型与框架，提出了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的多维分异与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与演化模式、动力机制与引导策略等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实现乡村旅游地人口结构优化、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探索新时期中国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与组织化机制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中国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中乡村地域功能演变与组织化特征的基础上，界定了乡村组织化的概念内涵，探讨了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化需求逻辑，并深度剖析了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分割与二元化确立、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加剧、城乡统筹与一体化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四个阶段；乡村地域功能相应呈现出服务工业优先发展的农业生产单一主导功能、依托城乡要素流通的功能分化、响应城乡统筹的功能多元化转型及面向城乡融合的功能复合化协调发展的特征演变；伴随城乡互动加强，乡村组织化程度也对应表现为高度组织化、去组织化、传统组织体系弱化以及亟需再组织化的特征。② 乡村组织化是为满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与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多类型行为主体将乡村分散的个体或资源整合成有结构、有秩序的体系，实现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与结构重塑；国家、市场和乡村内部的多元力量通过整合利用城乡要素、重塑乡村地域结构和解构重组空间组织加速了乡村组织化的实现；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化需求逻辑体现在对城乡要素进行跨界重组与优化配置，以及提升乡村组织化程度以适应乡村地域内外环境的变化。③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生产主体联合强化乡村地域基础功能、产业链延伸提升乡村地域经济功能、产权制度创新挖掘乡村地域特色功能，以及多元主体共治推动乡村地域功能协调发展，共同构成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核心机制。乡村组织化重塑了城乡要素交换的界面关系，推动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和城乡双向价值循环。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催生了“住在城市、职在乡村”的城乡逆向通勤现象。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基于手机信令等多源时空数据，利用SVM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功能-角色”分类体系，提炼城乡逆向通勤人群的典型模式和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① 广州市城乡逆向通勤群体规模接近35万人/日，约占农村就业的12.30%，城乡逆向通勤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通勤类型。② 城乡逆向通勤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但仍具有规避极端通勤的倾向；其流动空间呈现出以近郊和远郊圈层内部流动为主、中心城区流向近郊农村和近郊城市社区流向远郊农村为辅的空间特征，少有远郊城市社区向近郊农村跨圈层流动的情况。③ 乡村产业多功能转型和城市居住舒适性是促成城乡逆向通勤现象的主要原因，通过建立“功能-角色”的分类框架，利用SVM算法识别出五类城乡逆向通勤人群：乡村性消费经营者型、乡村性消费服务者型、工业企业经营者型、工业企业服务者型、公共服务保障型。④ 城乡居住偏好差异凸显公共服务差距，需精准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乡村转型应以乡村性消费产业为主导，同时推动工业向城市集聚，促进城乡产业协同；针对逆向通勤问题，需优化职住空间配置，实现城乡要素高效流动。研究揭示了城乡人口逆向通勤的新特征规律，对其典型模式和形成原因进行解析，并结合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从职住空间优化、乡村功能转型和公共服务配置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三生”空间的分类与博弈是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空间问题。本文结合2023年精细POI数据、高精度土地利用数据、农业企业密度等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突出的河南省鄢陵县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分布及其协调水平展开分析，并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的影响动因。研究发现：① 鄢陵县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呈现以县城为中心的放射状圈层结构，其中生产空间功能形成“一心多点”布局，生活空间功能表现为圈层递减特征，生态空间功能呈现全域高值分布趋势；② 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呈现“圈层式”协调分级特征并表现出空间分异的特点；③ “三生”空间功能与其协调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其中生产与生活空间功能高度融合，且与协调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生态空间则呈显著负相关，表现为离散特征；④ 距中心城镇的距离、道路密度、人口密度、夜间灯光指数、农业企业分布对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并表现出多尺度地理分异作用机制。总体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村域“三生”空间功能的精细分类和机理分析，为微观尺度土地高效利用和“三区三线”划定提供科学参考。

专业村镇作为乡村地区产业集群的微观载体，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关键抓手。河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其专业村镇的发展实践为探索农区产业空间集聚机制提供了典型样本。然而，当前河南省专业村镇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全局性驱动因素及其线性影响关系，对区域间空间异质性与非线性作用机制的识别仍显不足。为此，本文以河南省254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与XGBoost机器学习方法，系统探究专业村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河南省专业村镇整体呈现以省会郑州为核心的“缺口环带状”集聚格局，高密度区集中于许昌、漯河、开封等市交界地带，集聚强度呈现由环带区域向省会中心及外围边缘双向递减的梯度结构。② MGWR模型结果表明，驱动因素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高程在平原地区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且抑制强度自西向东递减；社会经济因素则在豫中、豫北等经济发达区产生抑制效应，而在豫东南欠发达区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③ XGBoost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关键变量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其中省会距离为核心驱动变量，与专业村分布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距省会适中的城乡过渡地带为最佳集聚区；且多变量交互构成的“最优发展界面”界定了专业村集聚的适宜区间。

全球范围内乡村发展背景日趋复杂，乡村韧性愈发受到关注。本文系统回顾了乡村韧性研究的学术脉络，并探讨其概念认知与实践内涵的差异。研究认为：① 韧性概念经历三次转变，而乡村韧性继承了韧性概念认知多元、学科交叉的复杂特征。② 乡村韧性的多元认知可根据规范性程度归约为中性认识、积极立场、话语批判三类。中性认识直接源于生态韧性，强调作为过程的韧性；积极立场受心理韧性影响，强调韧性是乡村的状态或“品质”；话语批判关注作为话语的韧性，侧重其政治经济逻辑。③ 全球乡村韧性存在社区自治型、混合驱动型、政府主导型三种不同实践。④ 空间正义、自下而上路径、多元能动性等是乡村韧性不同实践的普遍命题，围绕尺度政治、地方赋权、物质性与超越人类地理学等论点展开。乡村韧性认知的多元化与实践的差异化实质是乡村发展道路分异的体现。需要关注中国特色制度与治理实践，拓展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乡村韧性认知，在新发展道路下诠释乡村韧性，为完善乡村韧性研究学术体系与探索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衔接过程中可能引发的耕地利用方式变化，尤其是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四川省微观调研数据，立足农村产业融合视角，系统考察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后对耕地非粮化利用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程度越深，越能有效抑制耕地的经济作物化和撂荒化趋势，但也会加剧耕地的非农化与景观化转变。当耕地的种植决策权转移至融合主体时，大规模主体呈趋粮化特征，小规模主体则趋于非粮化，且土地租金上涨普遍强化融合主体的非粮化倾向；当农户保留种植决策权时，农户的融合程度通过非农收入增长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替代的协同作用抑制耕地非粮化，但其效应呈非线性特征，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种植结构趋粮化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户参与生产、加工环节时其耕地利用具有趋粮化特征，参与销售、服务环节反之；参与延伸模式显著遏制非粮化，参与拓展、渗透模式则加剧非粮化。

区位劣势与要素配置低效长期制约欠发达山区乡村发展，探索其逆势转型路径对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负向锁定”与“资源行动”理论视角，构建综合分析框架，以贵州省岩博村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其逆势转型的阶段演进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岩博村突破负向锁定的逆势转型过程可划分为逆势破局、逆势拓展与逆势跃升三个阶段，资源行动从基础性资源拼凑，到系统化资源编排，再逐步走向多维度资源协奏，形成契合地方实际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发展体系。② 岩博村的转型依托“内部资源要素整合与外部资源要素引入”的协同机制，在人才、利益、治理与外部扶持四个方面构建起资源结构优化与发展势能转化的驱动体系。③ 岩博村逆势转型的本质并非依赖单一资源的外部输入，而是一个以本土行动为基础、多元资源协同联动、发展机制渐进优化的系统过程，体现出内源整合、外部链接与协同增值的转型逻辑。研究拓展了负向锁定情境下乡村转型的理论解释路径，为类似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防范和化解相对贫困风险是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对健全农村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完善欠发达山区分层分类帮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地-业”维度构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风险分析框架，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为例，测度2013—2023年农户相对贫困风险，刻画其时空分异性和结构演变规律，剖析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并模拟相对贫困风险演化趋势。研究表明：① 2013—2023年农户相对贫困风险总体保持稳定，其中金融风险和自然风险处于较高水平，劳动能力冲击与金融风险呈现较快增长态势。② 传统务农和自主经营生计类型的农户相对贫困风险相对较高，政策保障生计类型的农户相对贫困风险增加较快。偏远中山地区农户风险水平相对较高，而高山地区风险水平呈下降态势。③ 风险结构具有异质性，以“双弱型”和“外部扰动型”风险结构类型为主，生理脆弱性、地理劣势性和市场竞争弱能性的优劣势转化推动农户风险结构转变，体现了相对贫困风险结构的动态演替特征。④ 风险间存在显著关联效应，劳动能力冲击-健康风险-金融风险、自然风险-经营性风险呈现明显传导性。⑤ 应着力降低农户的金融风险和自然风险，缓解教育压力和政策依赖风险，重点帮扶自主经营型和传统务农型农户，防范务工型和政策保障型农户风险攀升，持续强化对偏远山区农户的产业扶持和社会保障政策倾斜力度。

为探究特色农业发展能否破解山区“经济洼地-生态高地”的发展困境，本文将农产品地理标志（GI）认证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4—2021年1,373个丘陵山区县的经济社会与卫星遥感匹配数据，系统评估其对农村经济与生态状况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GI认证显著推动了当地农民收入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增效；获认证县域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高1.7%，森林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别上升10.7%和0.3%。该结论经过事前趋势、安慰剂、替换变量等6类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经济效应主要源于GI产品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与相关二三产业发展所拉动的就业增加；生态改善则得益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GI利益相关者环保意识增强。然而，该协同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与治理依赖性，经济较发达山区的经济效益更大但伴有生态风险，政府主导的GI管理模式更利于实现协同效果。上述结果证实合理设计的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可实现山区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为此，可考虑建立由县级政府主导的综合管理平台，推行差异化管理政策，强化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生产标准与数字溯源，推动产业融合，以保障此类措施发展红利的可持续性。

供应链协同是地理学领域农村电商发展与增长研究中亟需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分析等方法测度电商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电商供应链协同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电商供应链生产环节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地域分异，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批发环节高值区域与省会城市高度重叠，配送环节呈现区域异质而省内同质的分布特征。② 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显著，高协调的区域集中在以三大城市群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③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区域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稳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链协同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且在东部与西部之间存在较强区域异质性。

黄河是历代中央政府治河施政关注的核心对象，因此成为历史文献记载和传统舆图描绘的重要主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图书馆庋藏有一幅清初长卷式黄河舆图，目前尚未见其他版本，该图工笔重彩绘制，采用传统山水形象绘法，图绘信息丰富。研究考证表明：① 该图保存完好，绘者绍兴刘士林系明末著名理学家、抗清名臣刘宗周之次孙，主要生活在康熙朝。② 该图的绘制时间约在康熙中期，体现出明朝遗民视角，视野宏阔，描绘了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三十九年（1700年）的黄河状态。③ 绘者对黄河源头和上游的认识不甚明晰，但黄河下游绘制甚详，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可以据此复原清初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以及黄河、淮河与大运河关系。④ 该图卷尾附的《治河要略论》针对黄河治理，提出了三种策略，绘者对当时治河政策持批评态度。这幅舆图除了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现实应用价值，还在科学、版本和艺术等层面彰显出多元价值，值得进一步与其他清代黄河舆图比较研究。

垂直节理发育、直立性强的黄土常形成陡崖地貌。黄土陡崖是侵蚀沟、滑坡等诸多地貌的侧面景观，是系统映射黄土地貌发育演化的重要窗口。受以往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精度的限制，黄土陡崖地貌常呈平面隐性特征，限制了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广泛性的认知精度。本研究选择黄土高原典型研究区，基于山体阴影法和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获得的高分辨率DEM数据，构建面向黄土陡崖提取的地貌元素法，将黄土陡崖地貌划分为顶坡、陡崖坡和崖麓缓坡三元素，并与坡度阈值法的提取结果对比评估黄土陡崖地貌的平面隐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样区内发现陡崖5,093个，陡崖密度为853 个/km²，其中能够被坡度阈值法发现的陡崖仅为2,145个，占42.12%，称为显性陡崖，反之为隐性陡崖；坡度阈值法提取结果与陡崖坡元素重叠面积达95.2%，主要针对陡崖坡面，而地貌元素法包含陡崖地貌三元素，当陡崖坡隐藏时，仍能通过顶坡和崖麓缓坡推测陡崖地貌的存在；显性陡崖与隐性陡崖存在显著差异性，显性陡崖面积和高度平方的相关性优于隐性陡崖，并且显性陡崖普遍面积较大、高度较高，而隐性陡崖大多面积较小、高度较低，面积10 m²以下、高度15 m以下的陡崖容易隐藏；人工作用陡崖面积和高度小于自然形成的陡崖，人工作用的隐性陡崖占比较多。黄土陡崖地貌元素的引入为黄土地区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现提供更精确的科学依据。

黄河流域是全国关键的生态屏障与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带，其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状况，对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准确预测流域陆地水储量变化（Terrestrial Water Storage Anomalies, TWSA）未来时期的动态，对于全国水资源统筹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GRACE（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及GRACE-FO（GRACE Follow-On）重力卫星观测获取的黄河流域历史时期陆地水储量变化TWSA数据，采用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VMD）方法对原始陆地水储量变化TWSA时间序列进行降噪处理，以降低其非平稳性与复杂度。之后，构建长短期记忆模型（Long-Short Term Memory, LSTM）和Transformer模型，分别对各模态子序列进行预测，并基于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和纳什系数（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NSE）等性能指标优选预测模型。实验结果表明：VMD-LSTM融合模型在各项评价指标上均优于VMD-Transformer模型预测结果；未来时期（2022—2031年）黄河流域陆地水储量呈现缓慢下降趋势，预示该地区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仍面临持续压力。

厘清乡村产业发展地理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借助“天眼查”乡村企业大数据，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历程，引入DBSCAN和K-means聚类分析方法，探析中国乡村产业典型集聚区及其空间分异机制。研究表明：① 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产业经历了缓慢积累、快速提升、高速发展和稳步推进4个阶段。② 当前中国乡村产业集聚区分为粮食种植专业型、经济作物主导型、二三产功能增强型和产业功能均衡型四大类。③ 伴随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大，乡村产业集聚区基本遵循“二三产主导→经济作物种植业占优→粮食作物种植业主导→经济作物种植业反超”的圈层结构特征。④ 中国乡村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分异本质上是生产要素在自然资源禀赋、土地用途管制、经济市场引力及农村人口迁移四维动力系统作用下通过非线性耦合形成的动态配置过程。研究结果有助于科学认知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历程、系统掌握乡村产业体系空间结构与组合模式、为科学指导中国乡村产业振兴实践提供参考。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呈现“双向流动”新特征。回流务农劳动力作为农村适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重要补充，通过土地要素再配置深刻影响耕地利用方式，其行为决策可能成为破解耕地“非粮化”困境的关键切入点。本文基于四川省1,125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2SLS等模型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回流务农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务农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中介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务农通过转入土地、相连转入和成片转入三条路径实现不同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进而抑制耕地“非粮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务农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因村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村庄地形条件而异。劳动力回流务农在社会化服务市场和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平原地区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在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和山区会显著促进耕地“非粮化”。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被动回流务农、长期回流务农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基于此，建议政府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加强社会化服务精准供给、实施地域差异化引导策略并健全回流群体分类引导机制，激活不同区域内回流务农劳动力群体的“促规模”与“稳粮”的双重潜能。

湘南传统村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对其景观基因谱系结构、形成演进规律及有机更新利用进行探索，有助于推进传统村落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基于“地理-文化”复合视域，以永兴县板梁古村为实证案例地，构建湘南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提出景观基因工程概念原理、分类编辑机制及活化更新路径。研究发现：① 湘南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受地理与文化要素及人地关系的全方位深刻影响，其识别体系包含显性与隐性两大类基因、宏中微观空间尺度及多个维度。② 板梁古村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营建智慧，村庄布局展现高度的整体性和宗族性，民居建筑受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作用形成自身地域特点，公共空间包含多种类型并呈现丰富的空间层次，社会文化呈现儒学与宗族文化景观及湘南传统农耕特色。③ 新地理与文化语境下，基于景观基因工程及触媒理论，系统研判村落基因现存问题与需求，依据不同情境构建分类编辑及表达机制，有助于对聚落基因及空间文脉的科学传承和有机更新。④ 板梁古村应基于完整性和安全性开展景观基因修复，兼顾协调性和功能性实施景观基因剪切，顺应时代性和在地性进行景观基因植入，融合具象性与灵活性进行景观基因复制显化，从而促进村落保护、活化与振兴。

揭示影响农户福祉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优化策略可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为此，本文基于大别山区2个典型乡镇的522份入户调查数据，构建ISM-BN模型，从农户生计和乡村立地条件2个系统维度探究农户福祉的影响因素，并开展多情景优化模拟。研究发现：① 在福祉测度指标中，就业满意度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农户福祉水平，其方差衰减达到12.1%，其次是生活满意度（5.31%）、基本物质保障（2.03%）和住房满意度（1.9%）。② 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收入、生计多样性和非农化程度是影响农户福祉水平的内部生计系统因素，房屋类型、超市可达性、政府依赖风险、社会保障、环境改善服务、医疗健康服务是影响农户福祉的外部乡村立地条件因素。③ 多情景优化模拟表明，风险规避情景使高福祉概率提升0.581%；乡村立地条件优化情景使农户高福祉概率提升5.31%；农户生计优化情景使福祉高值状态概率提升1.929%。基于此，提出应多形式激励农户兼业，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优化社会保障配给，弱化政府依赖风险；提升环境改善服务、促进医疗健康服务均质化，以提升农户福祉水平。

流感作为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和普遍的典型传染性疾病，其传播的空间特性与气象因素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本文构建影响人群流感发生的气象要素和人口流动交互作用研究框架，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和GAM广义相加模型探析中国气象要素和人口流动交互作用对流感发病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气象因素、人口流动与流感发生呈现显著的相关性，气温与流感发生的相关性最强。② 气象因素、人口流动均与流感发病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日照>风速>降水>气温>气压>湿度>城市间人口流动>城市内人口流动”，三种人口流动方式中长途汽车对流感发病影响最大。③ “低温和高城市间人口流动”“低湿度和高城市间人口流动”两者交互作用对流感发病影响最为明显；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关中平原、陕晋蒙甘、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是各交互组合影响程度较高的地区。本研究强化要素交互作用视角和GAM模型在传染病时空研究中的应用，为促进健康地理学多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实证检验基础，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流感预防与控制、预测预警标准制定提供重要科学支撑和政策参考。

基于韧性视角研究医疗卫生建设与服务水平，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价地区防范化解医疗风险的能力。本文构建了医疗服务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修正引力模型基础之上剖析中国省域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特征，并在QAP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解析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形成和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医疗服务韧性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省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等西南省区。医疗服务韧性的省际均衡性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强。② 从整体网络特征来看看，东部地区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网络较为稠密，且内部关系密切。中西部地区的内部关联相对稀疏。 从个体网络特征看，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中介中心度较高，尤其是重庆市在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中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③ 从块模型分析结果看来，净受益板块和经纪人板块以东部省区为主，双向溢出板块各地区皆有包含，净溢出板块以中西部省区为主。随时间推移，中西部地区的医疗服务韧性溢出现象明显减弱。④ 地理邻近性、城市化水平、科研禀赋和医生待遇在医疗服务韧性空间关联中发挥正向作用，人口老龄化和医院等级发挥负向作用。不同要素通过多种机制作用于医疗服务韧性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而影响其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本研究可为推进区域医疗服务均衡发展及韧性提升提供理论借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非常态化趋势的演进以及中国“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自由贸易港逐渐成为高质量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的“前沿敏感地区”。本文基于“经济-开放-创新-社会-生态”维度视角构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障碍度模型法实证比较2012—2022年海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新加坡高质量发展水平与障碍因素异同。结果表明：① 2020年海南自贸港设立后，与香港、新加坡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差距显著缩小。② 经济层面，海南经济规模、活力相对落后，产业水平有所提高；开放层面，海南税收优惠水平提升显著，贸易、投资、金融、风险防控、人员进出与运输往来等要素水平相对较低；创新层面，海南创新投入、产出与创新环境水平与香港、新加坡仍有差距；社会层面，海南医疗水平增势较快，环卫水平不及新加坡，教育水平不及香港，文化水平与香港、新加坡差距更为显现；生态层面，海南绿化水平相对较高，资源消耗与污染减排水平与香港、新加坡差距显著。③ 海南始终为开放型与创新型障碍因子并列主导模式，国际旅游入境人数、R&D经费投入强度等开放与创新类指标为海南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据此，本文提出发展轻工业、推动旅游、物流等服务业转型升级，降低外汇管制、关税及市场准入门槛，加大科研资金与人才投入力度，借助生态优势发展特色旅游项目等促进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