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冬
, 乔家君, 马玉玲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开封 475001
HAN Dong, QIAO Jiajun, MA Yuli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6-18
修回日期: 2017-09-15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2-15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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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韩冬（1989- ）,男,河南巩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E-mail:hanac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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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① 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② 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 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④ 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关键词：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Under this background, characterizing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rural geography research. Ruralit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to describe the rural space and regional type. And rurality index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veloped a rurality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the rurality at a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a region that has experience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Moreover, with the help of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method, we analyze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of rurality in Gongyi city from 2005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f rurality of macro scale, the study of micro scale could reveal the difference of rurality more subtly within the region.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ime dimension, the rurality of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declined since 2005, but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villages had become wider.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distribution showed strong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he villages with similar rurality tended to be agglomerated, and the trend of agglomeration continued to increase.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the distribution for "cold spot" and "hot spot" region of village rurality tend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hot spot" area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peripheral villages locked in the southwestern, nor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parts of the city. The distribution of “cold spot” areas exhibited a "Pole-Axis" spatial pattern, with the urban area as nuclear, the portal town in the west and east of the city as axis nodes and the national way as the diffusion axis.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iving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economic transition,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historical lock-in effect, and the driving effect of economic elite in the village were the primary factors affecting rurality and its variation of space structure. Thus, we should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y accelerat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enhancing the traffic connection, extending historical lock-in effect, and cultivating the economic elite in the village.
Keywords：
乡村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地理单元,其文化景观、经济活动、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性。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促使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这也导致乡村功能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快速工业化地区,乡村特征的转变更为明显。Rozelle在中国东部地区对农村工业化的大范围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村庄之间发展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与村庄工业发展情况有关[1]。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农村发展的本质是内生于工业化的一种微观行为[2];农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城市化进程[3],是“自下而上”城市化在特有体制与发展背景下的实现形式[4],是乡村经济转型发展的有力杠杆,亦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保证[5]。从本质上来说,农村的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带动的,是制造业、加工业出城入镇的过程[6,7]。在此背景下,如何分析乡村发展的程度,揭示乡村发展的差异就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乡村性（Rurality）是描绘乡村空间与地域类型的重要概念[8],它既可以从宏观方面来表征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又可以从微观方面来反映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组织,对于协调城乡之间的发展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资源、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来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9]。1977年,Cloke为了深入辨析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开创性地构造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测量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性程度,将乡村划分为极度乡村、一般乡村、一般非乡村、极度非乡村和城市5个类型[10]。1986年Cloke等通过对乡村性的延续性研究发现,因为研究区域、数据获取的不同,乡村性的评价指标也会发生变化[11]。此后,学者们以动态发展的视角,进一步优化和发展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Harrington等从结构性指标和人口学指标两个维度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12];Waldorf构建了多维指标评价体系,并分析了美国乡村性的时空变化[13];Woods通过对乡村性概念和定义的二次探讨,认为乡村性指数的研究不应只关注物质层面的要素,更要考虑精神文化层面的分析[14,15]。近年来,乡村性指数的研究延伸到更小尺度案例的剖析上,Ocaña-Riola等对西班牙小尺度区域的乡村性进行评价[16];Johansen等在OECD对乡村性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适合乡村规划、管理者运用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17]。
国内学者中,张小林是较早把乡村性引入地理研究的学者[8],他提出乡村概念的界定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18]。对于乡村性的判定应从区域内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出发,以城市性高低为参照物,来判断这一区域内乡村性的强弱。此后,国内地理学者对乡村性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乡村性的测评与应用方面。龙花楼等以影响乡村发展及其对社会所具有功能发挥的因素为依据,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种发展类型的乡村进行了实证研究[9];孙玉等沿用这一思路,分别对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分异以及徐州地区镇域乡村性进行了研究[19,20]。孟欢欢等依据乡村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安徽省和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县域乡村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21,22]。肖黎姗等采用相对乡村性指数,对福建省县域乡村性与农村经济集聚耦合进行了分析[23]。张荣天等从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入手,以反映城市特性指标为依据,反演出乡村性的强弱,对江苏省县域乡村性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进行了分析[24]。
综合来看,自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提出后,国内外学者通过在不同地区的实践,不断地为其发展注入新内涵。① 从研究对象看,地理学者们已经从最初的单纯评价区域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评价乡村经济状况和乡村转型发展等领域,对于乡村性概念的应用不断深化。② 从乡村性评价指标来看,由静态指标转向为动态指标,由单纯注重物质层面指标发展到物质与精神文化指标并重。③ 从研究尺度来看,由宏观尺度逐渐转向微观尺度的研究,但总体上微观尺度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尤其是国内研究成果中,从村域等微观尺度入手的研究尚不多见。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地理学研究中,以不同尺度来研究地理现象,其所呈现出的趋势和结论可能不同[25]。相比于宏观尺度的总体研究,微观尺度上的分析更能揭示乡村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26],能更好地反映乡村性在区域内部的差异,从而有利于深入地分析乡村性演变的原因,进而揭示乡村发展的根本和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以微观尺度对乡村性进行研究更能对其演化的特征进行深入剖析。而微观尺度的研究,应立足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影响乡村发展的直接因素入手来分析乡村性的强弱。在目前快速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农村工业化对农村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7],是影响农村发展最直接的因素,对于村域乡村性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以农村工业化对于乡村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从村域这一微观视角出发,探究快速工业化地区乡村性空间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和原因。
巩义市为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总面积约1041 km2,地形为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巩义市经济发展总量显著,2015年全市GDP为640.49亿元,人均GDP为77729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8
巩义市的工业化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引导的。巩义市被誉为乡镇企业的发源地,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村办企业,被誉为中国民办工业的典范。改革开放以后,巩义市的乡镇企业崛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西部唯一的百强县。21世纪以来,巩义市的乡镇企业陆续转型升级,成为活力强劲的民营企业,自下而上的民营资本持续主导巩义市的工业化进程。
综上所述,巩义市在中国中部地区属于经济发展总量显著,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地区。此外,巩义市的工业是以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工业化为主导,工业对于农村特征的改变作用最为显著。因此,选取巩义市作为研究区域来研究快速工业化影响下的乡村性空间分异及演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1 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Cloke等认为,研究尺度不同,可获取的资料不同,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11]。国内学者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多基于县域尺度,并不完全适用于村域尺度,如村域数据的收集就与县域有很大差别。Waldorf参考人类发展指数提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四大原则,进而构建了适用于不同尺度研究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13]。本文将据此构建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性实质上表示了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的程度,反映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功能变化趋势,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则对农村的发展和改造有着最为直接的作用。此外,从微观视角来揭示乡村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就需要从乡村发展最基本的人、土地、产业这三个要素着手[28,29]。因此,本文以农村工业对这三要素的影响为出发点,从工业化对农村经济结构、土地结构、生活水平和区位条件影响的四个维度来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快速工业化使得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随着工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村的主导产业也逐渐由农业让位于工业。因此,本文选取反映农村工业化水平高低的农村一次产业比例、人均工业产值来代表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经济结构维度。而工业化必然会导致农村的土地性质发生转化,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城镇用地的变化最为显著[30]。根据已有研究结果,巩义市全域村庄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主要由耕地转化而来[31]。因此,从数据可获得性方面考虑,选取人均耕地面积来代表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土地结构维度。此外,工业化让农民得以就地实现收入的增加,这也是农民改善生活条件,进而改变其周边环境的重要方式。因此,选取人均收入来代表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生活水平这一维度。在县域空间内,乡村与城市、乡村之间的物资、人员等联系内容主要通过公路来连接。因此,通过等级以上公路的覆盖程度,来判定乡村与外界的联系程度,表述为交通区位,并以此来代表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区位条件维度。
表1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Indicators of rurality evaluation at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 评价维度 | 代表性指标 | 计算方法 | 指标特性 |
|---|---|---|---|
| 经济结构 | 人均工业产值 | 工业产值/总人口 | 逆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弱） |
| 第一产业比例 | 第一产业产值/村庄总产值 | 正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强） | |
| 土地结构 | 人均耕地面积 | 耕地面积/总人口 | 正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强） |
| 生活水平 | 人均收入 | 按可比价格计算 | 逆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弱） |
| 区位条件 | 交通区位 | GIS软件计算乡村等级以上公路的覆盖程度 | 逆指标（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弱） |
2.2.2 数据来源 地图数据来自规划部门提供的矢量地图,各个村庄人均收入、村庄产值、村庄耕地面积等数据来自巩义市统计年鉴,而区位条件分析则由GIS软件在矢量地形地图上计算每个村庄在不同年份拥有的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这些等级以上公路密度得来。后续用于分析的城市规划区范围、产业类型等数据主要通过实地调研获取。
2.2.3 评价方法 采用熵权法[32]对上表中的各个指标进行权重测算,并采用极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用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式中：Si为各指标标准化值;Xi为第i指标数值;Xmin和Xmax分别为该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i=1,2,…,5。由此得出各村的乡村性指数为：
式中：wi为指标的权重值;Si为标准化后各个指标值;RI值越大则说明乡村性越强。
采用ArcGIS软件,通过Global Moran's I,Getis-Ord Gi*指数来测度全局和局部的空间关联特征[19],进而对巩义市乡村性的分布进行空间探测。
（1）Global Moran's 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33],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0;n为区域单元数;Xi和Xj分别为i区域和j区域的观测值;
（2）Getis-Ord G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与上一公式相似,wij为0、1空间权重矩阵;X为区域j的观测值。若Gi*值显著为正,表明位置i周围的乡村性指数高于全域乡村性指数的均值,属于高值簇区,即乡村性的“热点区”;反之,则i周围区域即为乡村性的“冷点区”。
基于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到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巩义市287个村域单元的乡村性指数RI②(② 巩义市现有288个行政村,其中寺沟村2010年和2015年的数据缺失,故剔除。)。通过乡村性得分的频率分布来表征2005-2015年巩义市287个村域单元乡村性分布整体的时序特征（表2）。
表2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指数频数分布特征
Tab. 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t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 年份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峰度系数 |
|---|---|---|---|---|---|
| 2005 | 0.85 | 0.33 | 0.45 | 0.07 | 6.55 |
| 2010 | 0.83 | 0.25 | 0.43 | 0.09 | 4.26 |
| 2015 | 0.83 | 0.14 | 0.40 | 0.10 | 1.37 |
3.1.1 总体特征 从总体上来看,2005-2015年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0.5以下,并且由2005年的0.45下降到2015年的0.40,巩义市全域村庄的乡村性强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表明巩义市全域村庄整体的乡村性较低且发展趋势良好。
3.1.2 内部差异 乡村性指数的标准差介于0.07~0.10之间,说明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指数与均值的离散程度较小,样本整体的差异不大,但样本间差异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各个年份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悬殊的区间,并且这一差距值由2005年的0.52增长到2015年的0.69,说明在局部地区乡村性有较大差异。3个研究年份的峰度系数分别为6.55、4.26、1.37,表明频数分布较正态分布由陡峭逐渐转向平缓,说明乡村性较强的行政村所占比例逐步减少。
3.2.1 总体空间分布 采用ArcGIS中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依次划分为弱乡村性（RI为0.14~0.40）、较弱乡村性（RI为0.40~0.45）、中等乡村性（RI为0.45~0.53）、较强乡村性（RI为0.53~0.67）和强乡村性（RI为0.67~0.85）五种类型。
分析图1可知：乡村性较强和强的村庄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巩义市南部及西北部地区;中等乡村性村庄主要分布于巩义市西南部、东南部及东部地区;乡村性较弱和弱的村庄主要集中于城区周边及西部与东部两个门户城镇,以及中部大部分区域。总体呈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空间格局,并且较弱和弱乡村性村庄逐步扩散,较强、强和中等乡村性村庄则越来越集中。
图1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布图空白区域是数据缺失的区域,为站街镇寺沟村、黄河滩区、涉村镇东部林场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t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3.2.2 全局自相关分析 通过Global Moran's I指数可以描述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全局空间集聚特征,进而揭示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格局的总体分布特征。通过分析表3可知：总体上来看,3个研究年份Global Moran's I指数全部为正,在正态分布假设下,对I指数检验的结果也高度显著（Z值越大说明相关度越显著）。这说明巩义市各个行政村的乡村性存在着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表明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总体上趋于空间集聚。从年际变化看,2005-2015年间Z值持续上升,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集聚不断增强。
表3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的Global Moran's I 指数
Tab. 3 Estimation of Global Moran's I of rurality at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 年份 | Moran's I | Z score |
|---|---|---|
| 2005 | 0.3121 | 10.6904 |
| 2010 | 0.3555 | 12.1140 |
| 2015 | 0.4131 | 13.9883 |
3.2.3 冷热点演化特征分析 为了能充分描述研究区域内所有单元之间的空间联系模式,进一步测算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的局域Gi*统计量,运用Jenks最佳自然断点分类法将287个村庄划分为五种类型：冷点区、次冷点区、温和区、次热点区和热点区,生成“冷热点”分布图（图2）。
图2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冷热点”分布图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cold spot" and "hot spot" regions at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从总体上看,2005-2015年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的“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总体较为稳定,局部发生变化。其中,冷点区和热点区相对稳定,冷点区主要集中在市区周边,以及巩义市西部与东部的门户城镇周边,且呈现连续分布的状态;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巩义市西北部、西南部和东北部区域。次冷点区与次热点区主要分布于冷点区与热点区外围;在巩义市南部地区,2005年分布有大片次冷点区,随着时间推移,南部的次冷点区逐步被温和区与次热点区替代;温和区主要集中在巩义市域的中部区域,且逐步向南部偏移。
从冷热点各类型村庄数量变化看（表4）,2005-2015年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的冷点区和热点区均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温和区与次热点区也持续增长,而次冷点区逐步下降。说明自2005年以来,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冷点区和热点区集聚态势不断增加,结合乡村性时序变化特征可知,虽然在全市区域层面上巩义市的乡村性指数整体下降,但内部各个村庄的乡村性差距则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表4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冷热点数量统计
Tab. 4 "Cold spot" and "hot spot" regions at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 年份 | 冷点区 | 次冷点区 | 温和区 | 次热点区 | 热点区 |
|---|---|---|---|---|---|
| 2005 | 61 | 76 | 83 | 44 | 23 |
| 2010 | 65 | 72 | 84 | 44 | 22 |
| 2015 | 70 | 50 | 86 | 52 | 29 |
从冷热点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来看（图2）,巩义市区周边冷点区面积范围较大,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以市区近郊村庄为外围的冷点区分布集中区。巩义市西部与东部两个门户城镇作为工业化发展的先行区,其周边逐渐形成了范围较小的冷点集聚区,成为乡村性冷点区分布的两个较小的集中区。此外,市区周边以外的冷点区全部沿国道分布,并且东部冷点区、城区冷点区和西部冷点区也在逐渐沿国道来扩散,到2015年,国道两侧村庄基本全部转变为冷点区或次冷点区。由“点—轴”理论[34]可知,在区域发展的初始阶段,发展要素会首先向城区、镇区等这些空间上的“点”集聚,这些点之间通过公路、铁路等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随着区域的进一步发展,点会向外围扩散形成集聚区或者极核。由此可见,巩义市乡村性冷点区形成了以市区为极核,西部与东部两个门户城镇为节点,国道为轴线的“点—轴”分布态势,并且乡村性冷点区域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
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反映了不同时期巩义市乡村发展水平及乡村功能变化趋势,表现的是巩义市不同时期乡村发展的结果。探究乡村性时空分异的原因,则重在分析乡村发展的过程,从中找出影响其乡村性变化的因素。因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5]并结合实地调研中了解到的巩义市乡村发展实际,对巩义市全部村域经济发展轨迹进行初步归纳,总结出巩义市乡村发展的主要模式,并分析不同乡村发展模式与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的关系,以此为根据,找出影响其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乡村发展建议,促进巩义市村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4.1.1 巩义市乡村发展模式分析 乡村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以产业为载体,生产、生活行为中的物质和非物质元素之间发生各式各样交互作用的过程[36]。因此,本文以统计数据中村域主导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为主要依据,结合实地调研中获取的城区范围、产业主要类型等关键信息③(③ 作者曾于2014年至2015年参与《巩义市新农村建设规划2015-2025》编制工作,对288个行政村逐一进行了实地调研,写作过程中又对重点区域如乡村性一直较弱的巩义市西部片区和东部片区,以及一直较强的巩义市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等区域进行了重点调研。) ,将巩义市乡村发展归纳为六种模式（图3）。
图3 巩义市乡村发展模式分布图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rural developmental patterns in Gongyi city
（1）城市带动型村庄。主要是指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所保留的依然传承农业社会特征或未加以彻底转变的农村社区聚落。该类村庄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来自城市化的推动,非农产业所占村域经济的比例日益提升,并占绝对优势。就巩义市而言,处于城市规划范围内,并且被巩义市政府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的村庄有22个④(④ 此部分数据来源于《巩义市城乡总体规划2014-2030》。),占全部行政村数量的7.67%;主要分布于城区周边。
（2）传统农业型村庄。主要是指以传统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村庄。该类村庄大多数农户以从事传统农业为主,养殖为辅,农闲外出务工也占重要地位。就巩义市而言,此类村庄共有32个⑤(⑤ 此类与特色种植（养殖）村庄首先根据统计数据筛选出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村庄,然后对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后具体分类。),占总数的11.15%;此类村庄绝大多数位于市域边缘地区,并且远离国道、省道。
（3）特色种植（养殖）型村庄。主要是指拥有特色种植或养殖业,并且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已收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村庄。该类村庄一般处于特定的自然或社会环境之中,且村庄中从事特色种植（养殖）的农户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巩义而言,此类村庄共有18个,占总数的6.27%;主要分布在市域西北部邙岭和东北部黄河滩区。
（4）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村庄。主要是指以生产资料型工业（如金属加工、配件制造、机械制造、电线电缆、耐火材料等）为主导产业的一类村庄。此类村庄的形成通常与经济环境、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的分布息息相关,乡村能人的带动作用也至关重要。巩义市属于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快速工业化地区,农村整体工业化水平很高,此类村庄数量也最多,为157个,占总数的54.70%;主要分布于城区外围以及国道、省道两侧,形成了城区外围、西部和东部两个门户镇周边三个集聚片区。
（5）采掘业带动型村庄。主要是指以煤炭、石料、矿物等自然资源开采及买卖为主导产业的村庄。此类村庄一般都处于山区矿带之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户多以矿产开采及买卖为主要收入来源。巩义市矿产资源丰富,矿业开发历史悠久,主要矿产分布于南部山区与东部丘陵区两条矿脉之上。巩义市采掘工业带动型村庄也主要分布于这两条矿脉所处片区,共54个,占总数的18.82%。
（6）旅游业带动型村庄。主要是指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村庄。该类村庄一般都具有较好的环境基质,如丰富的历史遗迹、优美的自然风景以及良好的农村风貌等。巩义市旅游资源丰富,既有人文景观也有自然景观,近年来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休闲旅游也发展较快,但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目前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村庄只有位于南部山区两个景区内部的4个村庄,占总数的1.39%。
4.1.2 乡村性时空分异及其演化与乡村发展模式关系分析 从3个年份乡村性指数RI均值和冷热点区域平均占比来看（表5）,城市带动型村庄的RI均值最低,其次为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采掘业带动型、旅游带动型,传统农业型和特色种植（养殖）型村庄均值最高;绝大多数城市带动型村庄属于冷点区;大部分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村庄属于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大部分采掘业和旅游业带动型村庄属于温和区;而传统农业型和特色种植（养殖）型村庄则多属于次热点区和热点区。
表5 乡村发展模式与乡村性分异关系表
Tab. 5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al pattern and rural differentiation
| 城市 带动型 | 传统 农业型 | 特色种植 （养殖）型 | 生产资料 工业带动型 | 采掘业 带动型 | 旅游业 带动型 | |
|---|---|---|---|---|---|---|
| RI均值 | 0.37 | 0.53 | 0.55 | 0.40 | 0.43 | 0.49 |
| 冷点区比例（%） | 72.73 | 0.00 | 0.00 | 30.79 | 1.23 | 0.00 |
| 次冷点区比例（%） | 6.06 | 7.29 | 1.85 | 31.63 | 23.46 | 0.00 |
| 温和区比例（%） | 18.18 | 32.29 | 25.93 | 22.93 | 49.38 | 66.67 |
| 次热点区比例（%） | 3.03 | 37.50 | 27.78 | 11.89 | 17.28 | 25.00 |
| 热点区比例（%） | 0.00 | 22.92 | 44.44 | 2.76 | 8.64 | 8.33 |
从3个年份乡村性指数RI和冷热点区域变化趋势来看（表6）,城市带动型村庄乡村性指数下降最多,其次为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和旅游业带动型村庄,采掘业带动型和特色种植（养殖）型村庄下降速度较慢,传统农业型村庄的乡村性指数不降反增;城市带动型和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村庄“降温”趋势明显,即这类村庄主要变化趋势为由相对较“热”的区域转向相对更“冷”的区域;特色种植（养殖）型和旅游业带动型村庄变化趋势是“有升有降”,即有些区域由“冷”变“热”、有些区域由“热”变“冷”;而采掘业带动型和传统农业型村庄则呈现出明显的“升温”趋势。
表6 乡村发展模式与乡村性演化关系表
Tab. 6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al pattern and rural evolution
| 城市带动型 | 传统农业型 | 特色种植（养殖）型 | 生产资料 工业带动型 | 采掘业带动型 | 旅游业带动型 | |
|---|---|---|---|---|---|---|
| RI平均减少 | 0.06 | -0.01 | 0.03 | 0.05 | 0.03 | 0.05 |
| 冷点区变化趋势（%） | 0.00 | 0.00 | 0.00 | 5.10 | 1.85 | 0.00 |
| 次冷点区变化趋势（%） | 4.55 | -9.38 | -5.56 | -7.01 | -24.07 | 0.00 |
| 温和区变化趋势（%） | 4.55 | 0.00 | 0.00 | -0.64 | 11.11 | -50.00 |
| 次热点区变化趋势（%） | -9.09 | 3.13 | 27.78 | 0.00 | 1.85 | 75.00 |
| 热点区变化趋势（%） | 0.00 | 6.25 | -22.22 | 2.55 | 9.26 | -25.00 |
通过分析乡村发展模式与乡村性演变的关系,结合乡村发展模式形成的原因,得出影响快速工业化地区乡村性演变的主要因素为以下几点。
4.2.1 城市发展的带动 即使是在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快速工业化地区,城市发展对于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仍然最为显著。巩义市的城市带动型村庄,其乡村性指数和冷点区比例两个指标都远好于其他类型的村庄,而且这两者的变化趋势也都好于其他类型的村庄。相比于其他村庄,城市带动型村庄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处于绝对领先的状态。
因此,巩义市这类快速工业化地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城镇化的发展,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二者协调发展,实现产城互动、城乡互通。
4.2.2 经济转型的影响 经济转型是通过影响村庄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区域内村庄乡村性的分异及演化。从乡村性指数均值上来看,以生产资料工业和采掘业为主导产业的村庄差距不大,仅次于城市带动型村庄,好于旅游业带动型村庄。但从发展趋势上来看,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和旅游业带动型村庄的乡村性指数和冷热点变化趋势都好于采掘业带动型村庄。那些没有转型的采掘业带动型村庄,已经陷入发展乏力的困境⑥(⑥ 通过对巩义市的实地调查发现,经历过两次经济危机之后,巩义市的采掘类工业不断萎缩,有一定规模的93家矿石开采企业,其中40家已经停产,7家正在进行停业整顿,小规模的采掘类企业已经被全面叫停。)。说明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对于乡村性分异与演化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
工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趋势,而巩义市乡村主导产业的发展也应顺应这一趋势。传统农业型和特色种植（养殖）型村庄,需要利用其受外界干扰较少的有利条件,结合自身农业特色,促使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发展乡村旅游和农产品加工业。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村庄,要顺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延伸工业产业链条,促使主导产业转型升级。采掘业带动型村庄,更应加快产业转型速度,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村庄,可以延长产业链条,向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乡村转型;对于环境较好的村庄,可以恢复生态,开展旅游业,向旅游业带动型村庄转型。
4.2.3 区位交通因素的影响 区位交通条件,特别是城市位置、交通干线（国道、省道）对于乡村性的强弱有较强的影响。发展水平最高且发展趋势最好的城市带动型村庄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发展相对较好的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村庄也主要分布于城市外围和交通干线两侧。而发展水平较弱的传统农业型和特色种植（养殖）型村庄则主要分布于市域边缘,并且远离交通干线。
高等级公路使得沿线区域间交流成本大大降低,促使沿线地区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也有利于外部资金、劳动力等优质资源的集中,进而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发展。同时,城市的影响力会随着高等级公路向乡村地区扩散,农民的思想意识、乡村的社会结构会随之发生改变,乡村特征逐步转化为城市特征,乡村性逐渐减弱。因此,需要改善区域交通便捷程度,逐步提升现有道路等级,加强区内村庄之间、村庄与城市的联系,从而提升区域整体的发展水平。
4.2.4 历史锁定效应 历史发展基础对村域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也必然引起乡村性的分异及演化。巩义市西部的门户城镇——回郭镇,虽然远离城区,也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其有着较好的商业历史发展基础⑦(⑦ 回郭镇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早在清末民初便出现了纺织厂等民办工业。1949年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回郭镇在20世纪60年代开创了村办集体企业的先河,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这种历史发展不断积累,使得回郭镇商业气息活跃,主导产业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逐渐升级,形成了现在以电线电缆、高端铝加工为主的生产资料型工业,也成为巩义市农村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片区。),使得这一区域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工业带动型村庄为主的村域经济体系,并且村庄乡村性整体较低,形成了冷点集聚区。
对于此类有一定历史发展基础的乡村,应该利用这种历史积淀,引导村庄进一步发展;同时,应加强此类乡村和周边村庄的联系,引导其向周边区域输出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理念,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4.2.5 经济能人的带动 人力资源条件的优劣对于地方发展有重要影响,农村地区也不例外,其中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最为突出。位于巩义市最东端门户城镇——米河镇,正是因为农村经济能人的带动,才使得其产业得以顺利转型⑧(⑧ 米河镇在发展初期以采掘类企业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在米河镇小里河村经济能人张春旺的带领下,小里河村建成了全国第一家村办铝厂,由此拉开了米河镇产业转型的序幕。米河镇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铝加工为主、装备制造业为辅的主导产业,乡镇企业活力强劲。),此区域也形成了村庄乡村性整体较低的冷点集聚区。
可见,乡村发展的变化带来的乡村性的改变与村庄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关系密切。因此,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培养农民的专业技能,开阔农民的视野;此外,还需加强外部人才的引进,从内外两个方面培育一批经济能人,可以有效推动村域经济的发展。
基于巩义市村域尺度数据,以农村工业化为切入点,分析了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了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在时间维度上,快速工业化地区整体的乡村性较低且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内部各个村庄的差异有扩大趋势,乡村性较强的村庄个数及所占比例均有所下降。② 在空间维度上,村域乡村性分布总体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乡村性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现集中分布,并且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格局,大量的中等乡村性村庄转化为弱及较弱乡村性村庄。③ 在时空演变特征上,村域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乡村性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市域西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外围村庄。乡村性冷点区沿市域主要交通线逐渐扩散,形成了以市区为极核,以市域西部与东部门户城镇为节点,国道为轴线的“点—轴”分布。在冷点区“点—轴”区域以外的次冷点区逐步被温和区和次热点区代替,温和区穿插于热点区与冷点区之间,并逐步向南部扩展。④ 在影响因素上,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都会影响到村庄乡村性空间格局的演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快速工业化地区村庄发展效果,需要加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促使工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内交通联系;还需扩展历史锁定效用,培育村域经济能人。
与国内已有的宏观尺度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所揭示的乡村性总体发展态势与之类似,即区域总体乡村性的强度都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并且都呈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的态势都在不断加强。但微观研究能更进一步的揭示出区域内部乡村性的差异性：首先,区域乡村性整体下降的同时,内部各个单元的乡村性差异却在逐渐扩大,说明虽然村庄发展的整体趋势较好,但村庄的发展越来越不均衡,村与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将会产生较大的社会问题。此外,乡村性冷点区与热点区集聚态势都在加强,靠村庄自发的改变其自身乡村性强弱的难度较大。因此,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在鼓励优势村庄发展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弱势村庄的发展,避免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变乡村性热点区的乡村性强度,必须要施加一定的政策优惠、资金投入等外界干预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村域这一微观单元入手,对快速工业化地区的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更进一步深入探讨,如对村域乡村性时空演化的机理及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由于微观尺度的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更为复杂多样,除了大环境的影响外,还有偶然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其演化机理的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但该研究对于促进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进一步加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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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Emerging patterns in China′s reforming economy. https://doi.org/10.1006/jcec.1994.11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goal is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equality trends during the postreform period in China. It uses a rigorous, inference-based procedure to demonstrate that inequality among the counties in an east coast province regist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s between 1984 and 1989. Decomposi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particular, policies that increased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in the economy led to a reduction in inequality; those that stimulated the expansion of rural industry gave rise to greater inequality. One explanation is that barriers keep outputs, inputs, and information from flowing among regions, leading to higher inequality. J. Comp. Econom., December 1994, 19 (3), pp. 362-391.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94305-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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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评述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China's rural urban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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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工业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 对我国7个建制镇的实证研究 .A case study on the role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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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嬗变与“自下而上”城镇化 .The evolu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from bl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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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中国乡村工业化及城镇化研究回顾与省思 .On review of research for the Chines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recent 20 yea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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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几个误区 .
正所谓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产业、资本、市场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工业的发展必然促使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城市化滞后的现状不但阻碍了
Some erroneous ideas on Chinese urbanization.
正所谓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产业、资本、市场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工业的发展必然促使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城市化滞后的现状不但阻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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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5656.2003.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化不能停留在已有的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意义上,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即进入突出城市功能的城市化阶段.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向城市聚集构成了城市化的新内容.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强化城市的市场功能与提高城市中服务业比重相关.这一轮城市化,进城主体主要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服务业进城.制造业出城进入城镇导致新的意义的城镇化.现代的城市化不仅是要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
Urbanization in its functional sense and corresponding industrial support.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5656.2003.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化不能停留在已有的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意义上,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即进入突出城市功能的城市化阶段.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向城市聚集构成了城市化的新内容.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强化城市的市场功能与提高城市中服务业比重相关.这一轮城市化,进城主体主要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服务业进城.制造业出城进入城镇导致新的意义的城镇化.现代的城市化不仅是要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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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
乡村性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深入剖析乡村性的研究进展，从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尺度关联和应用层面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乡村性研究的重点方面，主要集中在乡村性概念的模型构建、微观尺度的分析、社会化的转向和时空过程研究等。加强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拓展乡村地理的研究视角，丰富乡村地理学在乡村性研究的深层次内涵，有助于更深入破解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A review and trend of rurality.
乡村性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深入剖析乡村性的研究进展，从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尺度关联和应用层面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乡村性研究的重点方面，主要集中在乡村性概念的模型构建、微观尺度的分析、社会化的转向和时空过程研究等。加强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拓展乡村地理的研究视角，丰富乡村地理学在乡村性研究的深层次内涵，有助于更深入破解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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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4.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RI<0.5)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大部分地域(42.7%)乡村性弱,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接近半数(45.8%)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的乡村发展模式,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同类地区差异较大,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4.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RI<0.5)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大部分地域(42.7%)乡村性弱,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接近半数(45.8%)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的乡村发展模式,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同类地区差异较大,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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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https://doi.org/10.1080/095952377001850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loke P. J. (1977)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Reg. Studies 11, 41 46. Rurality is defined in terms of selected discriminating variables, from which an index of rurality is formulat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Distributions of four classifications of rurality are presented and both problematical remote rural areas and those suffering extreme urban pressure are identified. Data generated by the index formulation is found to be both a useful tool for studies involving comparison or contrast between rural areas, and an aid to the possible standardisation of planning solutions in areas with similar problems. An insight is also offered into patterns of rural chang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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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https://doi.org/10.1080/0959523860018527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Cloke P. and Edwards G. (1986)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Reg. Studies 20, 289--306. In a previous issue of Regional Studies a methodology for an index of rurality was develop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n selected variables reflecting rural or non-rural characteristics in 1971. The results of this indexation procedure represented a rudimentary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rurality, but have been widely used by various rural researchers. This paper replicates the 1971 index using 1981 data. Problems concerning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units, changing census format, and indee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itself are fully discussed. However, these limitations are overcome sufficiently to permit the construction of a 1981 index at the post-1974 district level. The 1981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1971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t the district scale, and spatial changes in rurality classification 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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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1981 rurality index. https://doi.org/10.1111/1467-9523.000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sets out to create rurality indexes for 222 non-urban Local Authority Districts (LADs)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replicating the earlier work of Cloke (1977) and Cloke and Edwards (1986) for 1971 and 1981 respectively. The same technique is employed to generate the rurality indices for 1991 as that used by those previous researchers. The results for 1991 are then compared to those for 1981, illustrat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rurality index. Despit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urality index, it was felt that too much of the variation in rurality was left unexplained by the previous construction. Therefore,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two new dimensions of rurality: Structural Rurality and Demographic Rurality.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new, or additional, indices of rurality may prove useful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change in rural areas of England and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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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81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umber of commentaries and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reflecting on the natur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rural geography. The introspective mood follows a period in which rural geography has been widely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resurgent, but indicates concerns about the unevenness of progress in rural geography, and about the readiness of the subdiscipline to address new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the first of three progress reports on rural geography, focuses on attempts within these interventions to rethink the boundaries of rural geography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other fields of study. First, it examines renewed debat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delimitation of the rural, including efforts to rematerialize the rural. Second, it considers the rejuvenation of work on rural-urban linkages, including concepts of city regions, exurbanization and rurbanity. Third, it discuss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engagement of rural geographers, including collaboration with physical and natural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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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sing rural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93573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cent research in rural geography has show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ways in which rurality is performed and enacted by diverse actors. Rural geographers have also demonstrated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ir own 'performances' as researchers, including their enactment of multiple roles in engaging with research subjects, funders and users. This progress report for rural geography discusses recent contributions on these two related themes, briefly summarizing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and enactment of rurality and rural identities before proceeding to review publications that have reflected on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positionality in rural research and political and policy engagement in r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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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ity index for small areas in Spain.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04-098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for “rural area” is pivotal if proposals, policies and decisions aimed at optimis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closing the gap on inequity between areas and raising standards of living for the least advantaged populations are to be put in place. The concept of rurality, however, is often based on alternative and conflicting definitions, requiring clarification of the underlying theoretical model. Traditionally a geographical area has been classified as rural by taking into account either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or population density. Two kinds of problem are raised with this approach, however, namely: it is inherently difficult to describe such a complex concept as rurality with a single variable; and reducing the concept down to a rural/urban dichotomy by setting a non-universal cut-off point does not usually provide an accurate account of real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urban continuum, this paper has devised a rurality index for Spanish municipalities based on the 1991 Population, Housing and Household Survey. The index was built on a principal components factor analysis, giving rise to a single factor that is correlated to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economic dependency, farming, livestock or fishing-related employment, habitability of housing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 score to each municipality was allocated. This index can be regularly updated thus enabl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oncept of rurality to be monitored in our setting over time and then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using the sam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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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 between the regional degree and the community approaches to rurality: A suggestion for a definition of rurality for everyday use.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1.1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territorial approach to rural development highlights the role of local actors, networks, culture, nature and landscape amenities.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efinition of rurality is, however, not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local and community definitions of rurality, which vary from study to study. In everyday life, physical planners, rural policymakers and local rural actors need a consistent definition of rurality. The reason is that structural reforms have led to larger administrative units that have less experience-based knowledge about the individual rural communities within a municipality than do local authorities. In this article, we propose a consistent definition of rurality that is easy for physical planners, rural policy makers and local rural actors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in everyday use. In addition, our definition will be able to deal with both the regional and the community approach to rurality. This definition is based on a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 that starts with land cover and geographical mapping. The definition is then applied to the case of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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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概念辨析 .On discrimination of rural defini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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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乡村性评价及时空分异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rurality in Northeast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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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Xuzhou city on town sca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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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
依据乡村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建立乡村性评价指标及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对安徽省61个县域乡村性进行空间表达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①运用乡村性指数度量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②安徽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非农主导型三种类型,且各类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2.95%、37.70%和39.34%;③安徽省县域乡村性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及正向空间关联性。其中,安徽省北部地区是乡村性发展的热点区域,而南部地区则为乡村性发展的冷点集聚区。并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Rurality and a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county economic in Anhui province.
依据乡村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建立乡村性评价指标及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对安徽省61个县域乡村性进行空间表达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①运用乡村性指数度量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②安徽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非农主导型三种类型,且各类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2.95%、37.70%和39.34%;③安徽省县域乡村性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及正向空间关联性。其中,安徽省北部地区是乡村性发展的热点区域,而南部地区则为乡村性发展的冷点集聚区。并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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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发展类型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farming-pastoral ecotone in norther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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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乡村发展与农村经济聚集耦合分析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农村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研究关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沿海农村发展和趋势，以福建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的乡村性从2000年到2010年略有降低，并呈现从东南到西北增加的空间格局。本研究同时构建了区位商及其变化趋势的综合指标辨析农村经济聚集区及其动态发展特征。农村经济呈现明显的区位特征和聚集特征，非农产业聚集区出现在乡村性较弱但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福建省西部和北部农村出现了非农产业新兴区和农业聚集区，区域内农业优势变化的驱动力较强。非农产业成熟区和新兴区是福建省的主体区域。传统农业区的空间比例最小，且呈现稳态的发展轨迹，转变的驱动力较小。乡村性与区位商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但是不同农村经济聚集区的乡村性和区位商的耦合程度具有多样性。农村的非农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新的农村类型。本文最后讨论了福建省县域尺度的农村发展和趋势，并对村镇这种新的农村形态的形成与聚集区域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明确了不同形态的农村的发展区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实现提供科学的依据。
The research of coupl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y cluster in Fujian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农村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研究关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沿海农村发展和趋势，以福建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的乡村性从2000年到2010年略有降低，并呈现从东南到西北增加的空间格局。本研究同时构建了区位商及其变化趋势的综合指标辨析农村经济聚集区及其动态发展特征。农村经济呈现明显的区位特征和聚集特征，非农产业聚集区出现在乡村性较弱但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福建省西部和北部农村出现了非农产业新兴区和农业聚集区，区域内农业优势变化的驱动力较强。非农产业成熟区和新兴区是福建省的主体区域。传统农业区的空间比例最小，且呈现稳态的发展轨迹，转变的驱动力较小。乡村性与区位商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但是不同农村经济聚集区的乡村性和区位商的耦合程度具有多样性。农村的非农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新的农村类型。本文最后讨论了福建省县域尺度的农村发展和趋势，并对村镇这种新的农村形态的形成与聚集区域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明确了不同形态的农村的发展区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实现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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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 .Evolvement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ity in Jiangsu province on county sca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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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个尺度对1998—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差异测度研究表明，自199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空间格局研究表明，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China at different scales.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个尺度对1998—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差异测度研究表明，自199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空间格局研究表明，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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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区经济发展差异地理影响的小尺度分析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A township level study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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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 or stripping rural industry: An analysis of privatization and efficiency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11/j.1574-0862.2000.tb00276.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of China's Township Enterprises. Findings from a recent field survey by the authors show how far privatization has proceeded and how it has affected firm performance. The pervasiveness and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are readily apparent. The privatization in the mid-1990s was deep and fundamental. More than 50% of local government-owned firms have transferred their shares to the private sector, partially or completely. Privatization is widespread, regardless of what definition we use (share shifting, controlling interest shifting, or complete). Although we do not find any evidence in ou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at private and privatized firms outperform government ones, the private sector does appear to be beginning to manage its firms (e.g., labor and inventories) somewhat differently. Our multivariate analysis, however, finds a positiv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Efficiency of China's rural industries, including agro-industrial firms, would rise, if township enterprises privatized.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however, does not occur immediately. Transitional costs apparently reduce private firm efficiency in the year that firms are being privatized. It is possible to surmise that as privatized firms complete their ownership transition and continue to learn how to adapt to China's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the gains could rise further. However, we cannot say if the gain in efficiency is enough to make rural industries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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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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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The study on non-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o-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Rim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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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5277.2004.03.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不同时相(1988和2000年)的遥感数据,在GIS支持下对晋江市12年来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了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研究表明:(1)建设用地(主要是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通过大量占用农用地而急剧增加,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和破碎度指数提高,优势度减小;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趋于集中化,农用地则趋于破碎化和分散化.(2)政策体制转变和侨乡因素推动的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是引起晋江市土地利用大规模变化的根本驱动力.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人口的增加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分散布局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乡村住宅建设需求增长.
An analysis on land use change and driving forces in rural industrializ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Jinjiang city, Fujia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5277.2004.03.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不同时相(1988和2000年)的遥感数据,在GIS支持下对晋江市12年来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了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研究表明:(1)建设用地(主要是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通过大量占用农用地而急剧增加,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和破碎度指数提高,优势度减小;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趋于集中化,农用地则趋于破碎化和分散化.(2)政策体制转变和侨乡因素推动的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是引起晋江市土地利用大规模变化的根本驱动力.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人口的增加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分散布局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乡村住宅建设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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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差异分析 .
基于能值理论,使用2000-2012年河南省耕地实物投入数据,对河南省耕地集约利用的整体特征和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13年间河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和各种投入要素能值整体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各种投入要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贡献发生较大变化,农业机械和地膜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化肥的重要性基本保持不变,而劳动力和农药的重要性则大大下降;(2)不同等级耕地集约利用的县域数量分布大致呈倒"V"型,即中度集约利用的县域数量最多,而精细利用和粗放利用的县域数量最少;(3)河南省耕地集约利用等级状况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较高的县域分布在河南省中部和西北部,集约度较低的县域集中于河南的整个南部;(4)河南省各县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协调程度有所增加,其中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超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集中于河南东部和中南部,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滞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集中于河南中部和西北部.最后,基于上述结论,针对河南省耕地集约利用提出几点建议.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 analysi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in Henan province.
基于能值理论,使用2000-2012年河南省耕地实物投入数据,对河南省耕地集约利用的整体特征和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13年间河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和各种投入要素能值整体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各种投入要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贡献发生较大变化,农业机械和地膜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化肥的重要性基本保持不变,而劳动力和农药的重要性则大大下降;(2)不同等级耕地集约利用的县域数量分布大致呈倒"V"型,即中度集约利用的县域数量最多,而精细利用和粗放利用的县域数量最少;(3)河南省耕地集约利用等级状况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较高的县域分布在河南省中部和西北部,集约度较低的县域集中于河南的整个南部;(4)河南省各县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协调程度有所增加,其中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超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集中于河南东部和中南部,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滞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集中于河南中部和西北部.最后,基于上述结论,针对河南省耕地集约利用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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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HP和熵权法赋权的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09.05.3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耕地整理、未利用土地开发、废弃土地复垦和农村居民点整理构建多层次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将改进AHP、熵权法与综合评价法结合起来对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进行了定量化评价。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由大到小可划分为4个等级，耕地整理潜力是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耕地整理投入产出率和林地比重提高率是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主导影响因素。同时未利用土地开发和废弃土地复垦潜力在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未利用地空间规模指数、废弃土地复垦新增园林地系数和空间规模指数也是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农村居民点整理在主城区及其周边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地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Potentialities evaluation of region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AHP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09.05.3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耕地整理、未利用土地开发、废弃土地复垦和农村居民点整理构建多层次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将改进AHP、熵权法与综合评价法结合起来对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进行了定量化评价。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由大到小可划分为4个等级，耕地整理潜力是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耕地整理投入产出率和林地比重提高率是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主导影响因素。同时未利用土地开发和废弃土地复垦潜力在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未利用地空间规模指数、废弃土地复垦新增园林地系数和空间规模指数也是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农村居民点整理在主城区及其周边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地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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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城镇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力的空间计量分析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Hena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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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 .
“点-轴系统”理论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之上,但二者的理论内容和应用目标是不同的.“点-轴系统”理论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分析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
Forma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Pole-Axis” spatial system.
“点-轴系统”理论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之上,但二者的理论内容和应用目标是不同的.“点-轴系统”理论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分析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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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 .Study on the pattern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Huang-Huai-Hai reg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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