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辰
, 杨槿
XU Chen, YANG Jin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8-06-15
修回日期: 2019-01-29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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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徐辰（1988-）,男,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乡村治理。E-mail: 53148938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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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向乡村振兴的规划需要真正的社区参与,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划技术改进,对村民参与主动性关注不足,更受制于村民较弱的参与能力。本文从赋权理论激发弱势群体权能的新视角出发,以江苏省句容市陈庄的社区参与乡村规划试验为例,结合社区心理学行为分析的“认知-情感-互动”逻辑,构建乡村规划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从模拟参与选择、活动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三方面测度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变化。研究通过三年半共计84次跟踪调研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村民、规划团队、政府言行的全过程资料,分析得出：针对不同规划阶段社区参与的特定目的,规划采用差异化的赋权策略,对社区进行了很高程度的信息、教育和制度赋权。尽管规划中后期的实际参与率稍低于初期模拟的参与意愿,但赋权仍维持了较高的社区参与广度,且显著提升了社区参与深度,包括村民参与动机的转变以及个体学习、集体行动等参与能力的提高。赋权的作用,通过增加村民的信息与知识、增强村民的信心和责任,进而改变村民对规划、社区发展和自身的认知、情感以及互动能力这一传导路径得以实现。研究深化对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的认识,并对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villagers' needs and subjective initiatives. Thi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status quo of rural planning which lack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hile most current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rural planning are focused on the maturing of plann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motivations and abilities to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However, there are specific challenges for rur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most villagers are ignorant, diffident and lack of responsibilities to participate. The Empowerment Theory, which was proposed by 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searcher in the 1970s,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in stimulating initiatives and powers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improving their 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 of domestic relevant experimental studies. Taking the experiment in Chenzhuang Village, which has implement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its planning as a cas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rs' behaviors, this study has carried out 84 fieldworks in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nd adopte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non-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data about behaviors of villagers,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ural planners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Firstly, this research described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of Chenzhuang planning and analyzed its empowering strategies applied in different planning stages. Secondly, the study tried to measure the change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behaviors through three groups of indicators, namely situation selection of ways to participate, the width and depth of engagemen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action path of empowerment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 via mediating variables, namely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concerning actor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henzhuang planning has adopted diverse empowering methods in different planning stag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iat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goals and has achieved to implement high-intensity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on the rural community. (2) The rural residents who actually have taken step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planning are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ose who have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simulated situation; however, the rat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till keeps high at a level of 63%. In the meantime, villagers' initiatives to engage and their abilities have been promoted rapidly. They have been driven by responsibilities instead of self-interest only, which has facilitated community collective action. The depth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3) Thanks to being give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rough empowerment, the villagers set up confidence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participate, which has changed their cognition of, emotion for and interaction with community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themselves. Furthermore, this has promote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s and abilities.
Keywords：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规划先行,积极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社区参与的必要性日益得到重视 [1,2,3]。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层村民自治的治理特点,以及村民世代生活于此的空间根植性等,决定了乡村规划比城市规划更需要也更适合社区参与。乡村规划如果缺乏社区参与,往往容易脱离村民需求,不符乡村发展实际[4,5,6],也极大降低乡村应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韧性能力[7],导致乡村异化、衰落和发展的不可持续[8]。从乡村主体的需求与利益出发,是规划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前提,也是鼓励和引导村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9,10]。
然而,传统规划方式,难以解决村民“主体性”问题,社区参与大多停留在象征性参与或被动参与阶段[11],存在制度与文化困境、程序性与技术性障碍[12,13,14]。不少学者认为乡村规划编制应转变“自上而下”的传统思路[15],并积极探讨参与架构下村庄规划编制方法[16],倡议改变规划事后参与特点,提出了“过程式参与模式”[17],在横向过程的“决策-规划-实施”、纵向过程的“调研-目标-规划-实施”的各个关键阶段适当听取村民意见,探索社区态度表达的合适方法[18],如广泛征询、村民会议,并采用村民容易理解的形式展示规划,以推动村民全方位、全过程参与乡村规划[19]。近年来,借鉴乡村社区营造理念,采取共同缔造工作坊等形式的参与式规划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20,21,22]。实证研究认为,从村民的实际需求和贴身的公共事务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如公共空间营造、环境整治等做起,有利于提高社区参与热情[1];同时,培育社区规划师、构建激励制度、组建农村合作社以及提供一定的制度性条件等,有助于建立规划各主体间联系与促成发展共识[1,23]。
已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的规划技术改进、制度建设层面寻求破解社区参与难题之道,很大程度提高了对社区参与必要性的认知,但社区参与,不仅要求权力从原有的决策者转移到公众[24],更需要公众识别自身需求、调动自身资源并采取行动参与以实现自身的诉求[25]。而已有研究较少从参与主体行为视角寻求相应改进措施。受注重风险防范、关注眼前利益的行为逻辑的影响,加之,缺乏规划相关信息与知识,村民往往较为封闭,且习惯于政府“包干一切”,缺少主动参与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26,27]。这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乡村社区参与水平的主要障碍。故而,从社区参与行为视角切入,探讨如何让村民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到规划过程是必要的。
西方1970年代的赋权理论认为,通过供给信息、教育、制度等外部干预和帮助,能够重新唤回边缘群体对自身知识和能力的自信并重建其自尊[28],增加社会资本和促进社区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建立起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参与发展决策的合法权力框架[29,30]。其中,信息供给赋权,能解决参与过程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等问题;教育的批判性赋权,能提高居民发现“内在权力（inner power）”的能力;国家和地方政府供给的制度赋权,能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权益[31,32]。虽然已有实证研究旅游发展、消费者赋权等参与获利明显的公共事务[33,34,35,36],但面对知识水平不高、自信缺乏且小农意识较强的村民群体,尤其在乡村自组织水平随着社会原子化而弱化的特定情境,西方赋权理论及相应赋权方式是否适应我国乡村社区?乡村规划中需要什么样的赋权才能有效提高社区参与能力、促进社区参与行为?本文以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陈庄的社区参与乡村规划试验为例,在构建赋权和社区参与行为测度标准基础上,评价乡村规划的赋权过程及其社区参与行为成效,以期为社区参与乡村规划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研究以赋权理论为基础,分析乡村规划对社区的赋权过程及其特点;借鉴心理学赋权研究的社区参与行为量表[37],测度赋权作用下的社区参与行为转变;在此基础上,探讨赋权对社区参与行为的作用路径。其中,针对我国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存在村民信息与知识有限、责任与自信缺失的特定问题,重点关注赋权在增加村民信息、知识、责任、信心等方面的效果;并借鉴社区心理学观点,即参与是指个体或一个组织团体基于对公共事务的认知和情感的行为体现[38],进一步探讨赋权对村民关于规划、社区发展、自身的认知、情感,以及个体参与技能、集体行动力等互动能力的影响,以揭示赋权对社区参与动机和能力进而对其行为的作用（见图1）。
图1 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
Fig. 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mpowerment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具体地,以规划所采用的信息、教育、制度三种赋权的强度评价,解读规划赋权的过程及特点。各赋权程度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无赋权和实现初步赋权、较强赋权、很强赋权,相应赋值为0、1、2、3（见表1）。信息赋权程度评价主要根据规划信息双向流动程度以及沟通的有效性;教育赋权程度评价标准为村民是否有获取知识技术的渠道及其有效性;制度赋权评价则根据政府部门保障社区参与所提供的组织和机制的丰富度及其有效性。
表1 赋权程度评价标准
Tab. 1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mpowerment
| 无赋权（0） | 初步赋权（1） | 较强赋权（2） | 很强赋权（3） | |
|---|---|---|---|---|
| 信息赋权 | 没有信息交流 | 信息由决策者单向流向村民,村民无反馈渠道 | 村民有反馈渠道,规划信息初步双向流动 | 信息在村民与规划师、地方政府间多向流动,村民反馈信息得到规划回应 |
| 教育赋权 | 村民没有获取知识、技术的渠道 | 规划师向村民简单介绍部分发展新理念与知识 | 为村民提供参加知识教育和技术培训机会 | 为村民生产实践提供个性化指导 |
| 制度赋权 | 不提供参与渠道 | 只按规范要求,提供最基本的社区参与渠道 | 提供组织与机制,拓宽社区参与渠道 | 认可社区参与制定的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并将其正式化 |
而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变化的测度,则选择村民在模拟情境的参与选择（A）、规划活动的参与程度（B）以及社区组织的参与情况（C）三个潜在变量（表2）,分别指示村民参与意愿、实际参与行动、社区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并涉及参与广度和深度两层面。其中,变量A表示村民是否试图采取行动改变现状,通过规划初期村民问卷“是否愿意参与乡村发展”和“希望以何种方式参与乡村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调研数据获取相应观察变量A11和A21的值;变量B的参与广度（B1）,采用村民会议参与率（B11）、村民培训参与率（B12）以及其他社区活动参与率（B13）的平均值①(① 规划相关活动的平均参与率,根据案例地实际开展的、面向全体村民的、共计4次村民会议（B11）、4次村民知识教育培训（B12）以及1次规划试验活动（B13）所记录的村民参与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同时,根据规划不同阶段所开展的村民会议、知识教育培训的村民参与率的变化衡量活动参与广度的变化。)进行衡量,参与深度（B2）则以村民实际参与的主动性（B21）作为评价标准;变量C的参与广度则以社区组织的村民参与率（C1）来衡量,具体采用愿意加入“村庄生产组”和“村庄发展联盟”的农户占比来获取相应观测变量C11和C12的值,同时,以是否产生“社区精英及领导力（C21）”以及“村民自发合作行为（C22）”评价变量C的深度,即社区自组织水平（C2）。其中,潜变量的观测变量为单一者,如A1、A2、B2,后者在测度前者时所占权重为1;观测变量为两个者,如C1、C2,各观测变量所占权重均为0.5;而在B1的测度中,鉴于观测变量B12对提高村民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且其反映村民学习态度的转变,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社区活动（B13）分开分析,故B12与B13均分0.5的权重为0.25。
表2 社区参与行为评价指标
Tab. 2 Evaluation index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 潜变量 | 观测变量 | 权重 | |
|---|---|---|---|
| 模拟情境的参与选择（A） | 广度（A1 ） | 有参与意愿的村民占比（A11 ） | 1.00 |
| 深度（A2 ） | 选择的参与方式（A21 ） | 1.00 | |
| 规划活动的参与程度（B） | 广度（B1） | 村民会议参与率（B11） | 0.50 |
| 村民培训参与率（B12） | 0.25 | ||
| 其他社区活动的参与率（B13） | 0.25 | ||
| 深度（B2） | 村民实际参与的主动性（B21） | 1.00 | |
| 社区组织的参与情况（C） | 广度：社区组织的村民参与率（C1） | 参与村庄生产组的意愿（C11） | 0.50 |
| 参与村庄发展联盟的意愿（C12） | 0.50 | ||
| 深度：社区自组织水平（C2） | 是否产生社区精英及领导力（C21） | 0.50 | |
| 是否出现村民自发合作行为（C22） | 0.50 | ||
参与广度的测度,按照参与率0~20%、20%~40%、40%~60%、60%~80%、80%~100%划定等级并分别赋值为1、2、3、4、5,分别指示参与率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和很高;村民参与深度的测量,按照参与主动性从低到高划定等级并赋值1、2、3、4、5,分别指示冷漠不关注、围观但无实际参与行动、有实际参与行为但方式被动、有实际参与行为且积极主动、自主学习或自组织参与（见表3）。
表3 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评价的赋值标准
Tab. 3 Evaluation criteria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 等级赋值 | 1 | 2 | 3 | 4 | 5 |
|---|---|---|---|---|---|
| 参与率（P） | p ≤ 20% | 20%<p ≤40% | 40%<p ≤60% | 60%<p ≤80% | 80%<p ≤100% |
| 参与广度评价 | 参与率很低 | 参与率较低 | 参与率一般 | 参与率较高 | 参与率很高 |
| 参与深度评价 | 冷漠不关注 | 围观但无实际参与行动 | 有实际参与行为但方式被动 | 有实际参与行为且积极主动 | 自主学习或自组织进行参与 |
研究案例地为陈庄,位于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风景区管委会李塔村,距离周边大城市南京约一个半小时车程。该村并不具备丰富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尚无旅游开发。村庄风貌未经整治,保留传统的自然空间肌理与建筑景观,道路交通、供水、污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全村共有80农户、267户籍人口,无外来从业者,约34.8%村民外出打工。本村生产以小农经营的苗木种植为主,兼有茶、油、果树种植与羊、猪、鸡、鸭、鹅等畜牧养殖,家庭年均收入约4万元,是血缘与地缘交织的传统普通农村社区。2013年12月,受风景区管委会委托,规划团队选择该村进行社区参与乡村规划及运营试验。规划团队倡导“引导村民自始至终地参与到乡村规划与建设过程,最终使其成为乡村发展运营的主体”的理念,而地方政府则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试验环境,保持了规划团队的相对独立性。
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选择陈庄为例。首先,陈庄参与式乡村规划试验至今已持续4年多,积累较多言行,是考察乡村规划赋权特点及社区参与行为转变的难得案例;且作者至始至终参与其中,过程了解深入细致,与村民、地方政府互动良好。其次,该村的规划试验,能够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力量针对社区参与行为特点,进行乡村规划供给改革,提高参与式规划实践效果提供借鉴;也能够为广大的、经济以小农经营的农业种植为主、人口以本地村民为主、自然与文化资源普通、物质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一般的普通农村,如何借助规划等外部发展干预以提高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促成社区集体行动、培育内生发展能力提供一定的启示。
数据来源于笔者在案例地开展的长达三年半、共计84次的实地跟踪调研,包括2014年2月15日—2014年5月13日对全村80户家庭进行为期约3个月的问卷调研与入户访谈,以及在2014年6月—2017年10月期间进行的每月2~3次的跟踪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非结构式访谈、问卷调研等方法,研究收集了陈庄规划中社区参与的全过程一手资料。其中,问卷调研涉及村民社会经济特征、生活满意度、村庄改造意愿、村民参与意愿与需求等。参与式观察与非结构式访谈,主要对村民、政府工作人员以及规划团队的言行进行观察,并通过影像、录音和文本等方式详细记录过程信息,收集行为主体对社区参与的期望、态度以及行为的相关数据。
调研阶段,社区参与目的在于深入了解村庄和村民,辨识并确定规划需求。该阶段,陈庄规划开展了入户访谈、生态调查、环境监测和定期回访等村庄调研,采用了沟通式规划方法,建立回访制度。期间,规划师保持每月2~3次与村民面对面交流,为村民提供反馈渠道并进行回应,建立了以规划师为桥梁、村民与地方政府多方对话平台,提高了信息交换的密度、频率和广度,有效地促进规划信息的及时、双向流动,对社区进行信息赋权。与此同时,规划师与村民经过长期交流,建立了互信关系,得以向村民传递且使其接受乡村发展的新理念和知识,改变村民信息封闭状态;此外,结合邀请村民协助调研等方式,提高村民对乡村资源价值的认识,从而,转变村民此前“城市比农村好” ②(② 参与式观察日志记录（2014年2月）。)的认知,对社区进行教育赋权。
方案沟通阶段,社区参与的意义在于形成规划共识。陈庄规划采取与产权人沟通需求、编制规划方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和表决方案的方式,对社区进行制度和教育赋权。具体地,建立了村民议事制度,由村民集体协商并参与规划决策,协商内容涵盖乡村发展愿景、具体规划方案、村民参与选择等议题。期间,由地方政府部门牵头,与村民代表、规划师组成的推进小组,为举行村民会议、上传下达方案沟通结果提供了组织保障;并且,地方政府对村民会议决策的认可与支持,有效地保障了村民在规划中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对社区进行了制度赋权。以村民参与房屋翻修为例,村民在规划师的协助下制定、并由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陈庄房屋修建要求与流程规定》（简称房屋翻修约定）,其执行有赖于地方政府行政力的保障。同时,这也是对社区的教育赋权过程,村民习得一定的规划专业知识,增强对参与责任的认识。一方面,针对村民普遍存在“政府为我们老百姓修路是应该的,路没修好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你（规划师）的责任” ③(③ 参与式观察日志记录（2015年7月）。)的心态,规划师向村民强调“这里是你们的家园,需要你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引导村民树立参与的责任感;另一方面,通过房屋翻修约定等村规民约和舆论,约束村民无序参与行为。从而,在调研阶段给予村民新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赋予村民“家园建设要靠自己”、“兼顾集体利益”等参与责任,扩大了教育赋权的内涵。
针对村民“我们想跟着你们来做,但我没有多少知识,怕自己做得不好” ④(④ 访谈记录（2014年2月,2015年7月）。)的不自信状态,陈庄规划进一步开展了规划试验和教育培训。以村民最关心的产业发展和环境改造为切入点,在2014年3月,陈庄规划开展了面向全村村民的“一家一道菜”试验;并于2015年12月,对村民夏家的池塘进行生态化改造试验。同时,根据村民发展自然农业的意愿,规划团队组织了4次“有机和自然农法”村民知识培训,并为3户实践自然农法的村民提供实训辅导。该阶段对社区进行很强的教育赋权,通过规划试验项目,以示范效应激发村民对发展和参与的信心;通过向村民传授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并进行实践辅导,提高村民参与的实际技能。期间,也辅以一定的制度赋权,政府、村民多方主体参与的乡村发展运营组织的构建,提高村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提升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
尽管不同规划阶段的主要赋权方式有差异,但信息、教育和制度三种赋权贯穿了规划全过程。对照表1赋权程度评价标准,陈庄规划对社区进行很强的制度赋权。规划团队协助社区建立了村民议事制度,通过村民大会制定了规范房屋翻修参与行为的村规民约;同时,政府部门行政力提供了组织、机制保障,认可并支持村民会议决策,确保了村民有效行使其参与权利。其次,陈庄规划对社区进行了很高等级的信息赋权。陈庄规划改进传统规划信息供给方式,根据村民实际需求进行信息供给,解决了以往信息供给与公众期待存在系统性偏差即“公布的信息不需要,需要的信息不公布”的问题,也丰富信息供给的数量与类型;同时,实现了规划信息在村民、规划师和地方政府部门等多方主体间的多向流动,规划及时获取村民的真实反馈并进行回应;此外,规划团队还向村民传授自主获取更多信息的多元渠道。最后,陈庄规划对社区进行了很强的教育赋权。规划不仅向村民传递规划知识、发展理念,提高村民对乡村发展前景和本地资源环境价值的认识,激发了村民自主学习精神与能力,还赋予社区参与的责任,并向村民传授参与乡村发展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提供个性化的实训辅导。总体上,信息、教育、制度赋权的等级赋值皆为3（见表4）。
表4 陈庄规划赋权的评价结果
Tab. 4 The results of empowerment evaluation
| 方式 | 制度赋权 | 信息赋权 | 教育赋权 |
|---|---|---|---|
| 程度（等级赋值） | 很强（3） | 很强（3） | 很强（3） |
规划团队、地方政府等外部赋权保障了村民参与的权利,村民则借助外部赋权为自己发声并寻求现状的改变,实现初步的自我赋权。在信息赋权方面,村民审慎对待规划团队传递的信息,通过收音机、电视、网络等媒介和外出返乡村民反馈等渠道,结合规划试验的效果,审视规划师传递的信息、知识的可信度与科学性,从而进行选择性吸收;教育赋权方面,村民习得并掌握了获取信息、知识的多元渠道和技能,如互联网、微信等,改变了信息和知识单向发布、传递的状态,村民主动搜索、获取自身所需的规划与乡村发展相关信息与知识;制度赋权方面,村民充分利用村民会议为自己发声,也在日常交流中对规划团队、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与反馈。这类社区自我赋权行为的出现,既是外部实施很强赋权的体现,也保障了社区参与的独立性。
根据表2和表3,结合案例地村民的具体参与行为对社区参与程度进行评价（表5）。规划初期模拟情境的参与选择（A）中,超过85%的受访农户“愿意参加”乡村发展计划,只有6户村民表示“年纪较大,培训不太可能” ⑤(⑤ 访谈记录（2014年2月—4月）。)或因身体原因无法参与,故其对应观测变量A11赋值为5。规划中后期,村民普遍关心并采取实际行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2014年11月—2016年8月,陈庄规划召开了4次规划方案村民意见征询会,农户的参与率⑥(⑥ 村民参与率按出席会议的村民户数与陈庄常住67户之比计算。)分别为60%、40%、50%和90%,平均为60%,观测变量B11对应赋值为3。并且,村民初步展现出学习的积极性。2015年9月—2017年1月,陈庄规划开展了4次“有机农法”村民培训课,农户参与率分别为70%、40%、35%和40%,平均为46%,相应观测变量B12赋值3。在与规划相关的其他社区活动方面,“一家一道菜”规划试验的农户参与率超过85%,对应的观测变量B13赋值5。总体上,规划活动的村民参与广度B1的测度值为4。
表5 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及其转变的测度结果
Tab. 5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 潜变量 | 测度值 | 观测变量 | 赋值 | 社区参与行为表现 | |
|---|---|---|---|---|---|
| 模拟情境的参与选择 | 广度 | 5 | A11 | 5 | 超过85%村民选择“愿意参与” |
| 深度 | 3 | A21 | 3 | 超过90%村民选择“配合”,参与方式被动 | |
| 规划活动的参与程度 | 广度 | 4 | B11 | 3 | 4次平均参与率为60% |
| B12 | 3 | 4次平均参与率为46% | |||
| B13 | 5 | 1次的参与率超过85% | |||
| 深度 | 4 | B21 | 4 | 主动参与、承担规划监督责任,初步形成共担社区发展责任的意识;利用规划提供渠道并寻求其他方式参与 | |
| 社区组织的参与情况 | 广度 | 4 | C11 | 3 | 46%的农户申请加入 |
| C12 | 5 | 超过95%的农户申请加入 | |||
| 深度 | 5 | C21 | 5 | 出现了以自身参与带动并组织村民参与的社区精英 | |
| C22 | 5 | 村民合作进行农产品销售,共享发展利益 | |||
对比A1 与B1的测度结果,尽管在参与广度上,村民参与率有所下降,但是,有参与意愿的多而实际行动的少,符合正常行为逻辑,且村民实际参与率仍较高。进一步分析同一变量在不同阶段观测值的变化,以B11为例,在规划征询会中,“污水处理与道路建设”、“池塘生态化改造”等主题的村民参与率明显低于“乡村转型发展规划与运营说明”、“村民参与产业发展和乡村运营组织意愿征询”。前者主要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与社区集体利益明显相关但与个人眼前利益的直接关联较弱的主题,而后者多为与村民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主题。也即,村民参与率的变动同活动主题及其与村民个体利益的相关性有关。其次,同一主题活动,村民参与率又具有随着投入成本增加而减少的变化趋势。如在“有机农法”的村民培训活动（B12）中,初期理论课的村民参与度较高,而在中后期实训课,村民参与广度则有所下降。
规划初期,尽管村民参与意愿很高,但意向的参与深度（A2 ）“一般”,倾向于“配合”等被动参与方式,超过90%的村民选择“积极配合接受培训、进行房屋改造、垃圾分类和接受工作分配”,只有低于10%的村民主动提出其他参与方式,如“自家房间较多,愿意用来做民宿,也可以出钱” ⑦(⑦ 访谈记录（2014年2月—4月）。),故对应观测变量A21的赋值为3。规划中后期活动的参与深度方面（B2）,村民参与的主动性显著提升,不仅大部分村民积极参与各类规划活动,而且出现个体愿意为社区集体利益而退让个人利益的多个事例。如,村里一户周姓村民,在规划初期坚持不拆除违建,但在一年后,主动跟规划团队保证,“如果我们全村子能吃上水,我们自己就把多建的那个小车库给拆了” ⑧(⑧ 访谈记录（2015年7月）。);又如,张姓村民,为了保障全村饮用水水质以及乡村规划顺利开展,愿意放弃在自家承包地（全村饮用水库周边）养殖鸡鸭和鱼的计划。此外,大部分村民通过知识教育,认识到自身某些习以为常的做法对村庄生态环境、自身健康具有长期负面影响,开始改变自身的不良行为,因为村民“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继续在这里生活” ⑨(⑨ 访谈记录（2015年8月）。)。如,村民了解了过量使用农药的负面性后,自觉减少农药的使用。村民初步形成共担社区发展责任的意识与行动。并且,与规划初期“不知如何参与”相比,村民采取的参与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不仅充分利用规划提供的、与规划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还主动寻求其他方式参与,如通过电话、QQ和微信等多种途径与规划师沟通其参与设想与建议等。在参与深度层面,村民参与的主动性与参与技能显著提高,相应的观测变量B21赋值为4。
随着试验的开展,社区参与的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2014年底,46%的农户申请加入村庄生产协作小组,其中,分别有16%、15%、9%和6%的农户选择“民宿”、“餐饮”、“有机耕种”和“生态导览”等不同组别,故观测变量C11赋值为3。而到了2016年9月,超过95%的农户申请加入由村民、政府、运营机构多方组成的陈庄发展联盟,对应观测变量C12赋值为5。尽管初期社区组织的参与广度不高,但就社区参与的组织化趋势而言,随着试验效应初显,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社区发展相关组织。整体上,社区组织的平均参与度超过70%。更为重要地,社区自组织水平有了质的提升,社区内部开始出现自组织的集体行为。村民张CH⑩(⑩ 张CH,为陈庄张姓村民姓名的简写。)一家不仅自身主动参与到规划相关活动、主动学习提升生产经营技能,而且逐渐成长为带动周边村民参与的社区精英。同时,社区精英通过自身示范、与其他村民共享乡村发展利益等方式,带动并组织其他村民进行农产品生产与销售,提高了村民间的合作程度,对应观测变量C22赋值为5。
根据图1赋权作用的分析框架,探究陈庄规划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具体路径（见图2）。首先,信息赋权增加了规划信息供给,制度赋权则为规划师、村民和政府多方沟通提供了组织和机制保障,确保了规划信息的双向、及时流动。信息供给增加,使村民获得更多与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一定程度上提高村民的理性选择能力。长期、反复的信息交流,增加了“谎话”被识别的概率,从而减少了双方的投机行为,有助于增加村民与规划师之间的了解,进而促进相互信任。这是村民愿意给出真实反馈的前提。规划师也在反复沟通中,获取了地方性知识,并且辨识出村民的真实需求与动机,这是规划方案符合乡村特点从而取得村民认可的基础。其次,教育赋权,传递知识、建立信心。知识的增长,拓宽了村民视野,有助于村民正确认识乡村价值,进而强化社区自豪感与归属感;知识教育也提高了村民参与生产经营的技能。村民逐步建立起对自身参与乡村发展的信心,改变了以往“自己没有知识不懂怎样做”的“无力感”。与此同时,信息赋权和制度赋权为村民参与提供了保障、对社区需求作出及时回应,村民感受到尊重,强化对自身作为“乡村发展主体”的认知,激发了学习热情。此外,教育赋权向村民传授正确的权利和责任观念,进一步深化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理解,赋予了村民参与乡村发展与建设的责任;结合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引导,约束村民参与行为,提高社区内部协作能力。总体上,各赋权方式共同作用,增加了村民的信息、知识、自信和责任,并进一步改变了村民对规划、发展和自身效能的认知、情感以及互动能力。
图2 赋权对村民认知、情感与互动能力的作用路径
Fig. 2 Function of empowerment on the villagers' cognitions, emotions and abilities
村民对规划、社区发展、自身地位与能力的认知、情感转变,激发了社区参与的动机（见图3）。一方面,对规划的充分了解与认可,提高了村民对规划有用性的感知;对乡村价值的认识与未来发展的信心进一步强化了该类感知,这是社区参与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知与自身能力的信心提升,增强了村民的自我效能感;加之,因主人公角色认同和社区感增强而激发的共担乡村发展责任的参与意识,共同作用于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论基于“经济人”假设抑或“社会人”假设,村民参与的动力都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沟通、表达、理性选择等个体参与规划能力的提高,生产、经营、管理等个体参与发展的技能提升,以及社区精英的领导能力、社区组织协作能力的提高,增强了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个体参与和发展能力提高,尤其是村民习得的学习技能,以及集体协作行动力增强的共同作用,提高了社区参与能力。
图3 认知、情感与互动能力变化对参与动机和能力的作用路径
Fig. 3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villagers’ cognitions, emotions and abilities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基于国内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赋权对村民能力建设的适用性研究不足,结合我国乡村规划村民参与存在的特定问题,本研究构建了赋权和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总结了案例地乡村规划的赋权过程与特点,并以“认知”、“情感”和“互动能力”为中间变量,探究不同赋权方式对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为：
（1）规划不同阶段,社区参与目的有差异,需采取不同赋权组合。调研阶段,以信息赋权为主、教育赋权为辅,促进村民与规划师的相互了解;方案阶段,制度赋权和教育赋权并行,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协商促成共识;规划试验阶段,教育赋权为主、制度赋权为辅,提高村民参与信心、加强社区协作程度。以此,陈庄规划对社区进行了很强的信息、教育和制度赋权。
（2）赋权作用下,社区参与行为转变呈现参与广度有所下降、参与深度显著提升的特点,且赋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了社区参与的深度与组织化程度。其中,村民参与率和活动主题及其与个体利益的关联度、参与成本有关。但同时,随着村民主动性提高、动机由“物质激励”向“责任激励”转变,以及个体参与技能、学习能力和社区组织、协调、集体行动能力提升,社区参与由“不知如何参与”向积极主动、自主学习、自组织参与等高水平参与阶段进级。
（3）赋权激发了社区参与乡村规划的动机和能力,改变了社区参与行为,且信息赋权是基础、教育赋权是关键、制度赋权是保障。信息的透明化、知识的增长,开阔村民视野、建立了相互信任,使村民对规划、乡村价值及其发展前景有充分认知,提高村民对规划有用的感知,激发村民的社区感与自我效能感,为社区参与提供效用激励。制度赋权保障了村民参与权,并与教育赋权共同强化村民的主体认知与责任意识,使村民产生共担责任的参与动机。同时,教育赋权,提高了村民参与规划所需的沟通、表达技能,以及参与乡村发展所需的生产、经营、管理技能以及学习能力;制度赋权构建的参与规范和社区组织,提高社区协作能力。个人参与技能和集体行动力的提高,使村民有能力充分利用规划提供的渠道并进一步拓展多样化渠道参与。
对于缺少信息、知识、技术等发展要素的广大乡村而言,通过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倡导的参与式规划的赋权,提高社区参与的主动性与能力从而提升社区参与行为是可行的。乡村规划的赋权为社区参与提供了行动的初始驱动力,在激发村民自我效能感、参与效用感知、强化参与责任意识,以及提高村民个体参与技能、集体行动力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同时,案例地的实践也揭示了几个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尽管通过外源式的现代知识和本土知识的交织混合,生产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本地发展与管理技术[39,40]。但是,在借力规划师、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培育内生参与意识与能力的过程中,乡村社区如何保持参与的独立性?陈庄规划实践为协调规划师自身知识结构与价值立场同地方性知识与村民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① 辨识村民需求时,不以规划师自身的价值评判为导向,而以“是否符合乡村地域特点”和“是否符合社区集体利益”为原则;② 建立村民议事制度,由村民大会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表决,并将村民意见反馈给地方政府;③ 建立多学科技术团队组成的规划咨询团队,以拓宽解决规划问题的外源选项,并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但该类机制的效果及其优化措施有待进一步研究。
（2）实践中往往出现公共事务参与不足与个人利益相关事务过度、无序参与并存的社区参与悖论现象,对此,陈庄规划采取的防范机制可归纳为：① 根据村民行为逻辑,通过社区舆论、村规民约、乡村精英示范与引导等方式,规范村民的参与行为。如陈庄规划通过村民会议制定了规范陈庄村民参与房屋翻修行为的村规民约。② 教育与制度赋权,要赋予村民责任,并通过构建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与政府规章等正式制度相结合的规范,对村民参与行为进行管制。③ 保持规划的弹性。规划方案的弹性,有助于降低村民对规划涉及特定乡村空间的垄断,降低因村民“不遵守约定”、“出尔反尔”等无序参与行为而导致的负面影响。④ 建立规划试验机制,通过规划试验的示范效应激发村民参与动机,并有助于提前发现并应对规划及其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社区参与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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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04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2)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3)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4)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04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2)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3)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4)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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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规划: 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 .
在城市向存量发展转型、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背景下，城市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众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为重塑城市社会活力与促成公众参与，研究提出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的参与式规划实践：以公众参与为核心，构筑政府、公众和规划师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平台，并结合在厦门城中村、旧城区和乡村社区的实践中解析如何从公共空间营造、激励制度的构建以及组建农村合作社引导群众参与到规划的多个环节中，促成各社会主体间联系的建立与发展共识的达成。
Participatory planning: jointly create a better environment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
在城市向存量发展转型、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背景下，城市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众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为重塑城市社会活力与促成公众参与，研究提出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的参与式规划实践：以公众参与为核心，构筑政府、公众和规划师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平台，并结合在厦门城中村、旧城区和乡村社区的实践中解析如何从公共空间营造、激励制度的构建以及组建农村合作社引导群众参与到规划的多个环节中，促成各社会主体间联系的建立与发展共识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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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技术策略与过程模式 .
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误区中反思,坚持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文明"为目标,以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并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多方面需求为切入点,指出当前新农村建设亟须视角转换,并建构了基于"价值观-- 技术--机制"逻辑的村庄规划技术策略与规划过程新方向.
Technical tactics and process model of village plann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ryside .
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误区中反思,坚持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文明"为目标,以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并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多方面需求为切入点,指出当前新农村建设亟须视角转换,并建构了基于"价值观-- 技术--机制"逻辑的村庄规划技术策略与规划过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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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 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3.06.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化转型的战略任 务,城市规划学科也迫切需要拓展对乡村地区发展和乡村规划的研究.从乡村发展角度,分析乡村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提出保护乡村地区活力是城镇化健康 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取向;围绕现行规划体系转型和乡村规划的地位,提出需要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和乡村地区规划整体内容的区域规划,实现规划体系由城镇规划 向区域规划、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的多级体系的转变,并进一步讨论乡村规划的特殊性和地域性,以及规划研究、规划实践及规划教育等方面亟待拓展的领域.
Urb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ning system: A rural perspectiv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3.06.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化转型的战略任 务,城市规划学科也迫切需要拓展对乡村地区发展和乡村规划的研究.从乡村发展角度,分析乡村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提出保护乡村地区活力是城镇化健康 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取向;围绕现行规划体系转型和乡村规划的地位,提出需要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和乡村地区规划整体内容的区域规划,实现规划体系由城镇规划 向区域规划、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的多级体系的转变,并进一步讨论乡村规划的特殊性和地域性,以及规划研究、规划实践及规划教育等方面亟待拓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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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主体视角的乡村建设思考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51113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试图从“乡村建设主体”这一视角来思考乡村建设中的问题。对中国乡村建设主体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访谈、相关媒体资料收集整理的方式，对安徽黟县碧山乡村建设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展现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下的乡村建设历程。研究表明，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建设主体的缺失是乡村衰败的主要问题；在当前国家权力依旧占据主导的乡村建设中，包括第三方、地方精英以及市场的非正规主体正在兴起；而非正规主体由于其具备更好的知识、技能等，能够在乡村建设中取得更好的作用。因此，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乡村建设平台，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是应对当前乡村不断衰退的重要路径。
Thoughts on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subjects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51113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试图从“乡村建设主体”这一视角来思考乡村建设中的问题。对中国乡村建设主体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访谈、相关媒体资料收集整理的方式，对安徽黟县碧山乡村建设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展现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下的乡村建设历程。研究表明，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建设主体的缺失是乡村衰败的主要问题；在当前国家权力依旧占据主导的乡村建设中，包括第三方、地方精英以及市场的非正规主体正在兴起；而非正规主体由于其具备更好的知识、技能等，能够在乡村建设中取得更好的作用。因此，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乡村建设平台，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是应对当前乡村不断衰退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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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恢复力研究进展及其地理学研究议题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1.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深,灾害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恢复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恢复力研究的范式也由早期的生态恢复力逐渐转向社区恢复力的研究。现有的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探索、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客观指标和基于行动者感知的社区恢复力测度等方面。迄今尚未形成公认的可接受的社区恢复力理论框架;对普通乡村社区研究较多,对特定资源依赖型社区恢复力研究较少;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多,对其他灾害和危机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少;社区恢复力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仍待加强;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社区恢复力的主要议题,包括社区恢复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动态演变过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人地关系的社区恢复力感知量表以及具有尺度效应的社区恢复力测度指数等。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mes of geography on community resilience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1.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深,灾害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恢复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恢复力研究的范式也由早期的生态恢复力逐渐转向社区恢复力的研究。现有的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探索、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客观指标和基于行动者感知的社区恢复力测度等方面。迄今尚未形成公认的可接受的社区恢复力理论框架;对普通乡村社区研究较多,对特定资源依赖型社区恢复力研究较少;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多,对其他灾害和危机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少;社区恢复力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仍待加强;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社区恢复力的主要议题,包括社区恢复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动态演变过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人地关系的社区恢复力感知量表以及具有尺度效应的社区恢复力测度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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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From beautiful village to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villag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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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redicament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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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乡村转型历程与可持续发展展望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对国内外文献梳理总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乡村人口、就业、粮食产量、公共服务角度,系统解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乡村转型发展的历程,揭示了世界发展由乡村社会逐步向城市社会转型、由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转型、发展效率与公共服务质量逐渐提升的演化特征。研究指出,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地区人口持续、快速减少,加剧了乡村发展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导致乡村衰退,严重影响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强调全球城市化进程中亟需高度重视乡村衰退问题,要积极推进村镇化,形成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城乡地域发展格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来指导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有序实施异地搬迁,鼓励和引导民众"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构建乡村发展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要科学把控乡村转型发展过程,识别并培育打造乡村振兴极,不断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应对外界发展、环境变化与挑战的弹性。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and prosp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对国内外文献梳理总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乡村人口、就业、粮食产量、公共服务角度,系统解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乡村转型发展的历程,揭示了世界发展由乡村社会逐步向城市社会转型、由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转型、发展效率与公共服务质量逐渐提升的演化特征。研究指出,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地区人口持续、快速减少,加剧了乡村发展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导致乡村衰退,严重影响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强调全球城市化进程中亟需高度重视乡村衰退问题,要积极推进村镇化,形成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城乡地域发展格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来指导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有序实施异地搬迁,鼓励和引导民众"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构建乡村发展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要科学把控乡村转型发展过程,识别并培育打造乡村振兴极,不断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应对外界发展、环境变化与挑战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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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中全方位村民参与方法研究: 来自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实践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41207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庄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农村土地的摸查与梳理,这离不开村民 的参与和支持;实现村民参与是畅通其表达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村庄自治的基石.但在以往村庄规划中,由于长期生搬硬套城市规划的方法模式,村 民参与大多流于形式,成为仅有知情权的“伪参与”,村民只能“被动式”接受.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以“全方位”村民参与为突破,探索从参与对象、参与流程、 参与内容和参与表达等方面对传统村民参与进行改进和完善,并建议从规范参与程序、提升参与质量、提高参与能力和强化村庄自治等四个方面构建相适应的配套机 制.
Study of approaches of all-roun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planning: A practic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planning in Guangzhou City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41207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庄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农村土地的摸查与梳理,这离不开村民 的参与和支持;实现村民参与是畅通其表达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村庄自治的基石.但在以往村庄规划中,由于长期生搬硬套城市规划的方法模式,村 民参与大多流于形式,成为仅有知情权的“伪参与”,村民只能“被动式”接受.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以“全方位”村民参与为突破,探索从参与对象、参与流程、 参与内容和参与表达等方面对传统村民参与进行改进和完善,并建议从规范参与程序、提升参与质量、提高参与能力和强化村庄自治等四个方面构建相适应的配套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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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6.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6.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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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村庄规划公众参与的形式选择与实践 .Form selection and practic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planning in Pearl River Del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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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乡村规划农民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5.04.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使“三农”问题再次受到高度重视。针对目前我国乡村规划中公众参与不足所导致的农民主体利益诉求被忽视、切身利益遭到损害的情况，本研究对乡村规划中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梳理，突出农民在乡村规划建设中利益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提出和构建适用于新时期适合中国木土乡村规划编制、审批和管理客观诉求的农民公众参与模式。强化乡村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多途径的参与模式在决策、规划和实施三个层面来提高农民公众参与的强度和深度，确保农民成为乡村规划的主要受益者。
Research on peasantry participation model in China’s rural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5.04.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使“三农”问题再次受到高度重视。针对目前我国乡村规划中公众参与不足所导致的农民主体利益诉求被忽视、切身利益遭到损害的情况，本研究对乡村规划中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梳理，突出农民在乡村规划建设中利益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提出和构建适用于新时期适合中国木土乡村规划编制、审批和管理客观诉求的农民公众参与模式。强化乡村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多途径的参与模式在决策、规划和实施三个层面来提高农民公众参与的强度和深度，确保农民成为乡村规划的主要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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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国村庄规划范式的探讨 .
当下村庄规划大都借鉴城市规划，是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造成了诸多问题。规划本质上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主体需求的制度安排。村庄的主体结构及其行为特征都不同于城市，这将重组规划的假设和前置条件，因此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范式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范式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村庄的特质，指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并认为村庄规划是基于内生秩序的沟通规划。村庄规划应注重社会关系，促进沟通、协调和共识构建，规划师也要调整自身的角色。
A study of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and planning paradigm of villages in China .
当下村庄规划大都借鉴城市规划，是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造成了诸多问题。规划本质上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主体需求的制度安排。村庄的主体结构及其行为特征都不同于城市，这将重组规划的假设和前置条件，因此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范式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范式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村庄的特质，指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并认为村庄规划是基于内生秩序的沟通规划。村庄规划应注重社会关系，促进沟通、协调和共识构建，规划师也要调整自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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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架构下的新农村规划决策: 以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夏村村庄规划为例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6.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庄规划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科学地编制村庄规划、促进村庄整治的顺利进行成为规划工作者面对的一道难题。本文以北京房山区石楼镇夏村为案例进行剖析,探讨公众参与架构下村庄规划的新思路,把公众参与从体现规划知情权和监督实施的手段变成规划决策的依据,使得村庄规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利于规划的顺利实施。
The study on decision-making of new socialism countryside planning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cun village in Shilou town,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6.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庄规划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科学地编制村庄规划、促进村庄整治的顺利进行成为规划工作者面对的一道难题。本文以北京房山区石楼镇夏村为案例进行剖析,探讨公众参与架构下村庄规划的新思路,把公众参与从体现规划知情权和监督实施的手段变成规划决策的依据,使得村庄规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利于规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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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编制的农户过程式参与模式研究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2.09.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众参与一直是村庄规划编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保障农户"四权"权益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基于农户的"过程式参与模式",以期对村庄规划中公众参与规划的程序和技术进行探讨,以更好地落实农户权益,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
Farmers' process participation mode in village plann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2.09.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众参与一直是村庄规划编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保障农户"四权"权益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基于农户的"过程式参与模式",以期对村庄规划中公众参与规划的程序和技术进行探讨,以更好地落实农户权益,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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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保护区乡村居民景观价值感知与态度评价: 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为例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与社区相关的开发或保护活动中,社区居民主观态度直接影响着规划项目可行性。探索适用的社区态度表达方法,成为社区有效参与规划决策的关键。利用参与式制图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9个村落的243位居民景观感知价值进行调查,采用热点分析、对应分析和相容度指标分析,揭示居民感知的景观价值空间构成,景观价值与土地利用的对应关系及其与现有搬迁保护方案的相容度,在此基础上识别出4种社区态度类型区域。研究表明：①基于相容度反映的汉长安城遗址社区态度具有地点依赖性,这种态度的空间差异为社区规划管理、矛盾冲突管控提供了更细致的社会数据支持;②案例社区居民景观感知价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规律性,并与一定的物质景观基础（土地利用）相关联,这种关联性的认识,有利于解释景观变化可能产生的社会现象;③参与式制图结合景观价值的调查为感知景观的研究提供了有效方法,通过制图可视化,统计分析和指标模型构建,能够揭示景观感知价值的空间结构特征。
Landscape value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evalu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on historical protection area: A case study of Han Chang'an City Historical Sit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0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与社区相关的开发或保护活动中,社区居民主观态度直接影响着规划项目可行性。探索适用的社区态度表达方法,成为社区有效参与规划决策的关键。利用参与式制图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9个村落的243位居民景观感知价值进行调查,采用热点分析、对应分析和相容度指标分析,揭示居民感知的景观价值空间构成,景观价值与土地利用的对应关系及其与现有搬迁保护方案的相容度,在此基础上识别出4种社区态度类型区域。研究表明：①基于相容度反映的汉长安城遗址社区态度具有地点依赖性,这种态度的空间差异为社区规划管理、矛盾冲突管控提供了更细致的社会数据支持;②案例社区居民景观感知价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规律性,并与一定的物质景观基础（土地利用）相关联,这种关联性的认识,有利于解释景观变化可能产生的社会现象;③参与式制图结合景观价值的调查为感知景观的研究提供了有效方法,通过制图可视化,统计分析和指标模型构建,能够揭示景观感知价值的空间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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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村民参与乡村规划的认知与意愿分析: 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Villagers’ cognition and willingness expression of participating in rural planning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A case study of Changshu C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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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营造”视角的新农村社区规划方法探索: 以厦门市海沧区美丽乡村(社区)规划实践为例 .
本文通过对多年新农村规划实践的总结和省思,借鉴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理念及行动方法,以厦门市海沧区美丽乡村（社区）规划实践为例,积极探索新农村社区规划方法的创新,提出了“驻地工作深入沟通、挖掘村庄特色价值留住记忆、转换规划角色促进多方协商、引导公众参与实现共同缔造,开展规划师帮扶行动对规划进行动态维护”等村庄规划新思路。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community building: A case of Haicang in Xiamen .
本文通过对多年新农村规划实践的总结和省思,借鉴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理念及行动方法,以厦门市海沧区美丽乡村（社区）规划实践为例,积极探索新农村社区规划方法的创新,提出了“驻地工作深入沟通、挖掘村庄特色价值留住记忆、转换规划角色促进多方协商、引导公众参与实现共同缔造,开展规划师帮扶行动对规划进行动态维护”等村庄规划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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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准备好了吗: 乡村建设系统理论框架研究 .Have we been ready for rur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construction syste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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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与”促“善治”: 治理视角下参与式乡村规划的影响效应研究 .
我国近年来乡村规划建设面临的一个棘手又紧迫的治理困境,即村民主体性的缺失。在乡村地区提倡参与式规划,通过参与实现赋权,激发村民和村庄的自主发展能力,尤为重要。本文对浙江省L村的一次实验性的参与式规划展开研究,记述了参与式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以行为研究的方式重点分析了"参与"对村庄治理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参与式规划的开展能够带来村庄治理的积极改变,成为促进善治的社会性途径。同时提出,要保障参与的有效性,需要具有一定的制度性条件为基础。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ory rura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
我国近年来乡村规划建设面临的一个棘手又紧迫的治理困境,即村民主体性的缺失。在乡村地区提倡参与式规划,通过参与实现赋权,激发村民和村庄的自主发展能力,尤为重要。本文对浙江省L村的一次实验性的参与式规划展开研究,记述了参与式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以行为研究的方式重点分析了"参与"对村庄治理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参与式规划的开展能够带来村庄治理的积极改变,成为促进善治的社会性途径。同时提出,要保障参与的有效性,需要具有一定的制度性条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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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参与式规划”的路径探索: 岜扒的实践与反思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85.2016.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庄是村民的村庄，村庄规划应该有村民的全过程参与，然而在当前政府主导下的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建设中却呈现出村民主体缺失的状态。以黔东南州从江县岜扒村为研究对象，其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具有规划编制后落地实施快的特点，因此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可检验性。通过借鉴国内外参与式规划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建构村庄参与式规划路径用以指导岜扒村参与式规划实践，并对实践中的不同境遇进行回顾，系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而对参与式规划路径进行修正与完善，并提出当前发展阶段村庄参与式规划的特点、重点及难点，旨在为未来村庄参与式规划提供借鉴。
The exploration of village participatory planning path: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in Bapa Villag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85.2016.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庄是村民的村庄，村庄规划应该有村民的全过程参与，然而在当前政府主导下的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建设中却呈现出村民主体缺失的状态。以黔东南州从江县岜扒村为研究对象，其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具有规划编制后落地实施快的特点，因此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可检验性。通过借鉴国内外参与式规划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建构村庄参与式规划路径用以指导岜扒村参与式规划实践，并对实践中的不同境遇进行回顾，系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而对参与式规划路径进行修正与完善，并提出当前发展阶段村庄参与式规划的特点、重点及难点，旨在为未来村庄参与式规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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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sed structures and contested meanings: Policies and politic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https://doi.org/10.1002/j.1839-4655.1995.tb01036.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which refers to groups that are established by health decision-makers to provide a 'community' viewpoint of health issues and services. The imposed nature of this form of participation is, however, potentially problematic in that it may not ensure that the community's views are heard. Rather, structur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ay entrench dominant interests.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District Health Forums in Tasmania, this article explores issues surrounding this form of particip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participation must be fully understood if it is to be effective. A recogni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ureaucratic and community needs and interests is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 of structur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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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rossroad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A case from Nepal .https://doi.org/10.17730/humo.48.3.d4365247493717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hile development agencies conside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vital to the success of programs the rhetoric and specific concerns of programs (such as nutrition or womens status) continue to mimic the immediate concerns about problems the Western world is experiencing itself. This holds true with the very concep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hich reflects Western values of individualism self-reliance and equality. In a sense the exporting of these value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aterial results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An example from Nepal where a social hierarchy and the value of interdependence are entrenched suggests that the adoption of these Western values may not be valid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A preliminary village study carried out during 1979-80 for the Tinau Watershed Project (which involved pilot activities in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and forest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vealed that project staff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al goal of behavioral change on the part of the villagers whereas villagers considered "development" to consist of a concrete visible structure like a school a health post or a water system. The villagers also considered that access to development occurs when the village contains enough high status members to exert the power to bring these resources home. While project staff defin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s exhibiting self-reliance villagers consider it to be making a concrete contribution of a resource such as land money or labor. As the Watershed Project got under way it used recommendations from this study to hold periodic workshops through which both villagers and project staff began to adjust their views of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new kind of participatory approach reflecting cultural 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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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缺失的历史原因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5.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中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缺失的历史原因主要是政府干预思想突出、法制建设落后和市民社会一直没有形成,而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是近代以来我国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过程。公众参与是市民主动参与城市发展决策的表现,是民主化法制化社会的一个反映,而不是自上而下赋予的一种权利。目前,对促进公众参与的研究,在宣传教育、机构设置、制度保障等方面的认识,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表现,这显然不利于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目标的真正实现。
Historical causes for the absenc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5.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中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缺失的历史原因主要是政府干预思想突出、法制建设落后和市民社会一直没有形成,而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是近代以来我国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过程。公众参与是市民主动参与城市发展决策的表现,是民主化法制化社会的一个反映,而不是自上而下赋予的一种权利。目前,对促进公众参与的研究,在宣传教育、机构设置、制度保障等方面的认识,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表现,这显然不利于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目标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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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体系构建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9.04.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利益冲突表象化,日趋多元化的行为主体要求增加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透明度,加强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力度。"公众参与不足"是我国城市规划过程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所存在的问题,本文旨在运行环境方面探索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支撑体系。
The research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urban planning proces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9.04.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利益冲突表象化,日趋多元化的行为主体要求增加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透明度,加强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力度。"公众参与不足"是我国城市规划过程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所存在的问题,本文旨在运行环境方面探索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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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8.09.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着旅游业的急速增长，作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中之弱势群体的社区，亟须予以不同层面的赋权以提高其参与能力。赋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通向更多参与、更加平等、更大影响的行动过程。本文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域社区旅游目的地的追踪研究，在赋权理论的框架下
Empowermen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ap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8.09.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着旅游业的急速增长，作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中之弱势群体的社区，亟须予以不同层面的赋权以提高其参与能力。赋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通向更多参与、更加平等、更大影响的行动过程。本文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域社区旅游目的地的追踪研究，在赋权理论的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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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增权还是消费者去权: 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重新审视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9639.2006.06.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分析了西方有关消费者增权的文献，认为西方学者所持的消费者增权模式主要是一种信息供给型模式。文章力图超越信息供给型消费者增权模式的局限，提出制度供给型消费者增权模式,并从制度供给型消费者增权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性质和路径，提出消费模式的进一步改革，必须朝着有利于消费者增权的方向迈进。而且这种增权应该是人民大众的增权，而不是少数群体的增权，更不是以牺牲人民大众的消费者权力而达到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增权。
Consumer empowerment or disempowerment: Re-examin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macro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9639.2006.06.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分析了西方有关消费者增权的文献，认为西方学者所持的消费者增权模式主要是一种信息供给型模式。文章力图超越信息供给型消费者增权模式的局限，提出制度供给型消费者增权模式,并从制度供给型消费者增权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性质和路径，提出消费模式的进一步改革，必须朝着有利于消费者增权的方向迈进。而且这种增权应该是人民大众的增权，而不是少数群体的增权，更不是以牺牲人民大众的消费者权力而达到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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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 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8.04.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
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Review on theoretical study of “Tourism Empower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8.04.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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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增权: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土地权利变革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2.02.008 [本文引用: 1] 摘要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权利失败、机会缺失与能力匮乏。对于后两者,研究者们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而针对社区居民"无权"和"去权"的权利失败状况,学术界至今缺乏应有的关注。文章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起点,结合现代产权理论,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剖析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状态及其决定的旅游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矛盾性,提出了"吸引物权"这一新型的产权权利,并指出我国农村社区参与权利失败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受限制支配、所有权主体"虚位"和吸引物权"缺位",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土地权利变革之路。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hanges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2.02.008 [本文引用: 1] 摘要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权利失败、机会缺失与能力匮乏。对于后两者,研究者们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而针对社区居民"无权"和"去权"的权利失败状况,学术界至今缺乏应有的关注。文章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起点,结合现代产权理论,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剖析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状态及其决定的旅游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矛盾性,提出了"吸引物权"这一新型的产权权利,并指出我国农村社区参与权利失败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受限制支配、所有权主体"虚位"和吸引物权"缺位",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土地权利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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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权能理论: 一个文献的综述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60X.2005.06.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激发权能”不仅成为众多学科和实践领域最为热门的话语之一,而且成为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新兴理论。从构成要素看,激发权能理论是由权力、无权、去权、激发权能等核心概念构筑而成的。在诠释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对激发权能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最后就激发权能的维度加以分析。
Empowerment Theory: A literature review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60X.2005.06.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激发权能”不仅成为众多学科和实践领域最为热门的话语之一,而且成为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新兴理论。从构成要素看,激发权能理论是由权力、无权、去权、激发权能等核心概念构筑而成的。在诠释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对激发权能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最后就激发权能的维度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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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地质公园建设的意愿调查与驱动力分析: 以华蓥山大峡谷地质公园为例 .
<p>以华蓥山大峡谷地质公园为例，应用问卷调查和登门访谈的方法，对地质公园范围内原住居民在资源保护（含环境保护）、规划决策、商业经营、利益分配、社会参与保障等5 个方面的参与意愿展开调查和分析。调查表明，在资源保护和开发中社区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居民参与度低，参与机会有限，但他们有强烈的参与决策、规划、商业经营的愿望，并希望在参与中分享资源开发的利益，参与过程得到政府、企业的保障。根据分析的结果，从政府政策驱动、居民意愿被尊重、利益驱动等3 个方面，对社区参与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为中国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和开发中的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参考。</p>
The willingn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Grand Canyon Geo-park of Huaying Mountain .
<p>以华蓥山大峡谷地质公园为例，应用问卷调查和登门访谈的方法，对地质公园范围内原住居民在资源保护（含环境保护）、规划决策、商业经营、利益分配、社会参与保障等5 个方面的参与意愿展开调查和分析。调查表明，在资源保护和开发中社区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居民参与度低，参与机会有限，但他们有强烈的参与决策、规划、商业经营的愿望，并希望在参与中分享资源开发的利益，参与过程得到政府、企业的保障。根据分析的结果，从政府政策驱动、居民意愿被尊重、利益驱动等3 个方面，对社区参与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为中国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和开发中的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参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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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及影响因素: 西递、宏村、南屏比较研究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3.02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社区家庭为视角,建立基于利益导向的社区旅游参与水平测度指标,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南屏为实证研究对象,揭示了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异同及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古村落内部、古村落之间的旅游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归因为家庭微观因子与社区中观因子交互作用所致。② 通过家庭微观因子对家庭人均旅游收入影响的通径系数分析,得出三个景区相应的直接通径系数和间接通径系数,发现古村落家庭微观因子的影响方向趋同而影响程度分异,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的一致性也显示了该方法的较强解释力和潜在应用价值。③ 提高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整体水平、缓解参与度空间差异的根本途径在于"让利于民",增强社区分利能力,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角色。
Level of tourism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ncient village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Xidi, Hongcun and Nanp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3.02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社区家庭为视角,建立基于利益导向的社区旅游参与水平测度指标,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南屏为实证研究对象,揭示了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异同及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古村落内部、古村落之间的旅游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归因为家庭微观因子与社区中观因子交互作用所致。② 通过家庭微观因子对家庭人均旅游收入影响的通径系数分析,得出三个景区相应的直接通径系数和间接通径系数,发现古村落家庭微观因子的影响方向趋同而影响程度分异,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的一致性也显示了该方法的较强解释力和潜在应用价值。③ 提高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整体水平、缓解参与度空间差异的根本途径在于"让利于民",增强社区分利能力,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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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ing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https://doi.org/10.1300/J147v24n04_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n important contextual issue in empowerment theory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commonality (i.e.,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generally important for members' empowerment across different settings) and ecological specificity (i.e.,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uniquely important for members' empowerment within specific settings). This study addressed the issue by assessing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ree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a service-agency collaborative, an electoral association, and a multi-issue pressure group, and examining relationships with empowerment. Results revealed that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dimensions of empowerment to differentiate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however,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ere not related with empowerment in expected ways across groups. Findings of the stud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specificity in empowerment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administration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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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participation, perceived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https://doi.org/10.1007/BF00930023 URL PMID: 3218639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e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literature with research on perceived control in an effort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Eleven indices of empowerment representing personality, cognitive, and motivational measures were identified to represent the construct. Three studies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The first study examined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identified by a laboratory manipulation a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personally relevant or community relevant situations. Study II examined differences for groups defined by actual involvemen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s. Study III replicated Study II with a different population. In each study, individuals reporting a greater amount of participation scored higher on indices of empowerment.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sense of personal competence, a desire for, and a willingness to take action in the public domain.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es resulted in one significant dimension, identified as pyschological empowerment, tha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dership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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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modernity: Indigenous modernities and land claims after apartheid .https://doi.org/10.1111/1467-7660.003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questions some of the key assumptions of post-development and anti-development critics, who tend to prescribe a puritanical and principled rejection of 'exogenous developmen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needs and desires of the beneficiaries of development. Drawing on fieldwork research on land claims among the Makuleke, Nama and San in Northern Cape and Northern Provinces (South Afric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se beneficiaries tend to deploy hybrid and highly selective and situational responses to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These hybrid responses can be regarded as 'indigenous modernities'. Development packages are resisted, embraced, reshaped or accommodated depending on the content and context. The author also questions the statement that depoliticizing development discourses inevitably buttresses bureaucratic State power. Rather, the fieldwork findings suggest that State-led development is often a risky business that can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of governments. In addition, it is often the retreat of the neoliberal State, rather than 'the tyranny of development', that poses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to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economic survival. Responses to development are usually neither wholesale endorsements nor radical rejections of modernity. Bibliogr., notes, ref., sum. [Journal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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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resource utilisation: A case study of farmers’ ethnobotanical knowledge and rural change in Bungoma district, Kenya .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04.03.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farmers ethnobotanical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rural change, and indicates one way in which indigenous technical knowledge complemen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may be documented for use by development planners and agencies. This%paper firstly identifies plant species recognised as resources by farmers, and considers the value of these resources. Secondly, the paper documents and assesses the ethnobotanical knowledge associated with the utilisation of plant species, before turningto examine how plant resources are defined by use and culture.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ome components of ethnobotanical knowledge have potenti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lant spec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farmers have started to domesticate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plants, and new crops have been introduced associated with corresponding innovations in local agricultural systems. Since the farmers have a relatively strong tradition in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t will be possible to introduce community-based gene banks linked to formal or government faciliti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ombine and interweave modern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s to produce a more realistic and sensitive understanding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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