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缓解区域差异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京津冀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城市间功能协同存在的问题，据此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设计对改善城市间功能协同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有分工、缺协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产业链中游部门相对薄弱；②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强度和辐射范围不足；③ 产业链空间网络不均衡，空间融合程度低。产业链空间网络分析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针对京津冀城市间功能协同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向与对策，但在补强产业链中游的加工制造环节、增强首都圈增长极作用和强化石家庄南部支点作用等方面，应加以完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优化乡村国土空间的重要实践活动，既是人为土地利用的重要碳源之一，也对缓解土地利用碳排放具有积极作用。为解析其与“双碳”目标的互馈机制与耦合关系，剖析其对实现“双碳”目标的贡献作用，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碳效应的学理研究问题与实践应用路径。结果表明：① 与传统土地整治相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具有更强的战略性、综合性和系统性，作为面向全要素全空间的土地实践活动，其价值导向和实践方式更多元，与“双碳”目标联系更密切，固碳减排可操作性更强；② 基于文献计量研究发现，面向“双碳”目标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在碳效应影响因素解析、碳核算体系构建、空间布局优化等方面开展学理研究和关键问题探索；③ 研究提出了综合规划引领、工程建设和建后管护的实践应用路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调整技术方法体系、优化规划编制和实施等各环节，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研究为面向“双碳”目标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理论研究视角和实践参考，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借鉴。
遗产价值评判的立场与标准隐含了遗产话语权的角逐以及价值观传播的问题。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评定受制于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特别是在入境遗产旅游这一文化外交的前沿阵地，现行遗产实践按照西方标准来展示中国文化传统，有可能预设了国际游客的遗产价值评判立场与标准，反而丧失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场优势。“共同价值”为遗产价值评判提供了指引，如何借力入境遗产旅游的现实情境，证实并传播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是遗产实践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以大运河苏州段遗产地为例，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理论视角，解析国际游客与大运河遗产地的互动过程及其感知评判遗产价值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国际游客从微观与中观两个层面来与遗产地互动，并通过移情性理解与自反性建构两种具体路径，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协商；这一过程中，国际游客能动地感知评判着大运河遗产的价值，跨越了所谓“普遍价值”所预设的狭隘僵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达成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文明交往实践，成为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的国际群众基础。文章引入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来尝试破除西方普遍价值论背后的霸权主义行径，对争取世界遗产话语权、推进文明间平等交往、弘扬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香港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掌握疫情期间游客出行的时空变化特征，对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9年和2020年社交媒体的旅游评论数据，采用时序统计、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疫情前后香港旅游网络的演化特征，并结合旅游目的地语义刻画游客出行规律。结果表明：① 游客出行规律呈现出一定程度变化，与疫情前相比，游客在一次出游行程中所访问的旅游目的地数量大幅下降；② 热门目的地仍然在香港旅游网络中承担着连接其他目的地的重要作用，而围绕热门目的地形成的旅游网络社区由疫情前的空间显著集聚转为相对稀疏分布，但网络社区内部目的地的空间分布较疫情前变得更加集聚；③ 在游客选择出行目的地方面，热门目的地访问量急剧减少，而以往游客较少且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目的地，在游客出行目的地选择时变得更被关注，但产业目的地始终是香港旅游中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类型。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贸易重要增长点，国家和地区间的能源贸易依赖关系也随之变化。基于2011—2020年世界能源、经济及创新指数等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贸易情况，探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过程，使用 QAP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化石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2011—2020年，化石能源贸易的稳定性较高，而可再生能源贸易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展现出更高的整体依赖程度，其对化石能源贸易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替代作用。中国既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也要加强与能源大国的贸易合作，从而与世界建立更加稳固的双向能源贸易合作的网络关系。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未取得流入地户籍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成为各地竞相引进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精细刻画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揭示其空间选择机制。结果发现：①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不断集聚，形成以京、沪为核心的流动网络；各城市流出的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特征，但各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分异较小；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依赖性显著，呈现出城市群的雏形。② 在机制方面，个体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影响更大；其普遍表现出近距离、跨级别向上流动的倾向；学历越高、户籍所在地行政等级越高、5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才越倾向于流入一线城市。③ 城市特征变量中，经济因素变量如工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等和地方品质变量如公共服务、高等教育、空气质量等均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科学参考。
科学评价并揭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变化规律有助于指导乡村建设活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本文构建包括生产基础、生活设施、公共服务、卫生环境和农业环境5个维度21个指标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对2010—2020年全国、区域及省级尺度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及比较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年以来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卫生环境两个维度贡献率最大，农业环境维度贡献最小。② 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低；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快于其他地区，公共服务维度改善最为明显。③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格局呈现“T”字形，东部沿海和长江沿线省份水平高，中西部大多省份在乡村生活设施和卫生环境维度存在短板。各省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卫生环境维度缩小最为明显。从强化与社会需求结合、补足区域发展短板和协同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建议。
随着中国乡村旅游产业迅速发展，乡村旅游投资加快增长，给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和空间格局带来了深刻变革。本研究从“人-地-业”协同视角，在认识乡村旅游投资内涵及其“主体-要素-对象”体系基础上，剖析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作用的“投资-产业-空间”传导过程，理论化构建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的二阶梯级模式，探索性揭示乡村旅游投资目的地空间作用过程与机制。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作用是目的地“人-地-业”系统环境影响投资主体区位选择与决策，引起产业投资要素流动和投资对象布局变化，造成当地产业发展空间不均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三生”功能格局演化的结果。以期，研究发现从微观尺度深化旅游投资与旅游地空间作用理论，拓展乡村旅游地空间演化理论内涵，为指导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旅游地高水平建设与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城市老工业园区更新中的空间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博弈与产业用地发展权重构问题，是当下城市研究的重要学术议题。本文以转型理论中多层次视角的形势、体制与利基为立足点，深层次挖掘城市更新中空间治理转型创新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制，提出一种不同层次多种因素间相互作用、动态演化下理解中国老工业园区更新空间治理的方法。该解释框架被应用于上海上钢十厂园区更新转型中，通过关注2004年后两次更新转型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上钢十厂的更新转型是由宏观外部形势、空间利基创新、空间体制转型三个层次互动而实现的，上钢十厂两个阶段的更新均在产业转型、城市发展需求变化等宏观形势下诞生创新“新奇”，政府、社会团体或企业等空间治理行为主体共同参与推动“新奇”合法壮大并形成利基，在空间资本积累、产业类型转换中，驱使空间体制成功转型，其本质是利基层的空间创新“新奇”在宏观形势或空间体制要素的影响下解构重塑空间体制的过程。城市更新促进了老工业园区产业转型，提高了环境品质、土地利用强度和经济效益。多层次视角能结合城市更新中空间治理的外部环境、内在驱动因素和演变过程等多方面，有助于从动态演化维度理解城市更新空间变迁及转型治理的内在机制。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与合作是引领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前技术创新与合作对城市/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尚不明晰。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区域，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6—2018年间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以及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能力以及绿色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均显著提升，同时在群间和群内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下游城市群及高等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水平。② 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呈“U”型关系，而城市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则呈显著正相关。③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整体实现了区域绿色协同发展，但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大多数城市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在科技创新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城市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均对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群体效应，而发展中的城市群应努力度过创新的“黑暗期”，尽早跨过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门槛值”，并大力提升对外技术合作水平。
利用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站点与精细尺度人口分布数据，构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全过程出行链，分析充电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及充电后的步行活动累积机会。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与累计机会法，运用空间自相关聚类，解析新能源充电站点的供需匹配程度，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六环内充电桩的可达性显现中心集聚特征，呈现同心圆圈层结构，且随距中心距离增加而递减。② 公共充电站点分布与人口、道路网络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③ 北京市车均公共充电桩可达性为0.09个；以四环线为界，充电设施空间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在五环至六环区域存在供给缺乏区域。基于出行链视角的充电可达性研究同时考虑了充电供需匹配程度以及充电站点位置对车主的吸引能力，为进一步优化新能源公共充电设施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
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使餐饮店经营模式与空间分布发生巨大变化，餐饮店空间分布现象与机制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将餐饮店分为仅提供堂食服务的传统店和同时提供堂食与餐饮配送服务的外卖店，利用核密度、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半变异函数、标准差椭圆、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广州市中心城区传统店与外卖店的空间分异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2020年传统店主要集聚于自荔湾区多宝街道东至天河区石牌街道；外卖店呈多中心分布，以天河区天河南街道、冼村街道、海珠区江南中街道和赤岗街道为核心；二者在越秀区中部、天河区西南部、车陂街道、海珠区西北部等有多处高高集聚区。② 两种餐饮店空间分异较明显，易受随机性因子影响；外卖店较少分布在越秀区和荔湾区，整体分布范围较小，仅有很弱的空间自相关性，更多呈零散分布特征。③ 餐饮店空间分布受人口密度和餐饮店集聚的正作用；但受教育程度、路网密度、邻近高等院校、公交站、商圈等因素能提高外卖店比例，外卖店有更高店铺付租能力，更邻近地铁站和低经济密度地区，传统店则与其相反。
遥感降水产品种类繁多，单一遥感降水产品难以满足所有气候区的降水估算。多源遥感降水融合方法可弥补这一缺陷，进而提高降水估算精度。本研究选择四种全球典型遥感降水产品（CHIRPS v2.0、CMORPH v1.0、PERSIANN-CDR、TRMM 3B42V7），利用集成模型输出统计（EMOS）进行数据融合，并与均值（MME）对比分析，阐明遥感降水产品和EMOS，在不同气候区的基本统计性能（BIAS、RMSE、r和KGE）、等级性能（POD）和水文性能（NSE）。结果发现：① 四种遥感降水产品均能捕获多年降水的空间分布格局，但EMOS改进了遥感降水产品整体低估现象。相对于MME，EMOS显著地（P<0.05）减小了4个气候区的BIAS，减小全国降水BIAS和RMSE分别为36.9%和10.2%。全国尺度而言，EMOS提高r和KGE分别为18.2%和71.4%。② PERSIANN-CDR中寒旱区微量降雨的POD高于其他三种产品，但是对大雨的POD低于其他产品。EMOS对微量降雨POD的提高出现在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对中雨POD则在过渡区和湿润区，而对小雨则适用于全国各气候区。③ TRMM 3B42V7的径流模拟能力优于其他三种遥感降水产品，表现最差的为CHIRPS v2.0产品。相对MME而言，除过渡区外，EMOS均提高了其他气候区的水文模拟性能，且在青藏高原、干旱区和湿润区的NSE分别提高26.3%、8.5%和2.2%。研究结果不仅为遥感降水产品在不同气候区数据源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而且为多源遥感降水数据的融合和应用开拓了新思路。
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要求在不挤占三大主粮的前提下提升国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已有关于马铃薯种植空间布局的研究缺少定量支撑的相关优化证据。本文结合统计数据分析中国马铃薯的消费结构及其消费量的变化趋势，应用ARMA模型预测中国2022—2040年马铃薯年均需求量。结合耕地空间分布数据和马铃薯县域种植面积数据，应用GAEZ模型以适宜性等级作为优先级对未来中国马铃薯种植布局进行县域尺度空间推演，提出未来中国马铃薯县域尺度的种植空间布局优化方案。结果表明：① 1961—2019年，中国马铃薯的总消费量由1290万t增加到了9152.5万t，其中食用消费结构变化最为显著。② 2022—2040年，中国马铃薯年均需求量为1.10亿t，基本适宜及以上程度马铃薯种植区域共计5423万hm2，种植其中532万hm2可满足相应消费需求。③ 基于适宜度指数的未来中国马铃薯最优生产布局为东北一季作区、华北一季作区、西北一季作区和西南一二季混作区（包含55个县级区域）。建议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的原则，推动马铃薯种植布局优化升级。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制定和马铃薯种植空间布局提供理论参考。
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及其演化轨迹对区域生态服务管理至关重要，但目前研究多基于历史时期或单一时间节点，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簇进行情景分析的研究还较为欠缺。本文以宁夏平原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CA-Markov模型对宁夏平原地区土地利用进行多情景模拟，然后使用价值当量因子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核算，最后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法分析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使用K-Mean聚类分析及稳定隐射变化轨迹法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及其演化轨迹。结果发现：不论是历史时期还是未来各种情景之下，宁夏平原土地利用面积转化及空间转置集中在林地、湿地与建设用地当中；除生态保护情景下宁夏平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由116.75亿元增至135.25亿元，其余各情景以及历史时期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在历史时期以及未来多情景下，宁夏平原各类型服务价值之间大部分呈协同关系，优势簇以食物生产为主导功能，且常年以此类型服务簇为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地理学科建设需要做好“四个面向”，其中本科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至今，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已有120年的发展历程。回顾历史，在时代的驱动下，北师大地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不断适应国家社会需求、主动求变，经历了史地一体、独立设系、强调师范性、多元化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以及拔尖人才与“四有”好老师并重的发展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作为“双一流”建设学科，以全面提升育人水平和推动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为首要任务，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探索差异化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和特色化的培养模式，争取适应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对地理学本科人才的新需求。
